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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52期
发表时间:2019-04-30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52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4月30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破解对外净债权但投资收益为负的中国悖论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两部门发布2019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

政治局会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盛松成:短期内不具备再次降准的条件

江小涓:多重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新机遇

要情文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聚焦补短板

“一带一路”将推动人类走向繁荣、和平之路

稳速度初见成效,调控政策适度微调

做好节水工作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部报告

黄奇帆: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

政策借鉴

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无缝对接

经济分析

破解对外净债权但投资收益为负的中国悖论

作为世界第二大对外净债权国,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常年为负,引起各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笔者通过对10个样本国的测算,以及我国与美国、日本对外资产负债结构的对比得出,产生这一悖论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高,而不是对外投资回报低。进一步分析,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是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存在对外净头寸与投资收益相悖的现象

通常来讲,一国如果是对外净债权国,其投资收益应该为正值,如果是对外净债务国,则投资收益应该为负值。日本作为世界第一大对外净债权国,投资收益常年为正,属于比较典型的情况。截至2017年年末,日本对外金融资产(即对外投资存量)1012.43万亿日元,负债(即利用外资存量或外来投资存量)683.98万亿日元,对外净债权328.45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期GDP的69.3%。2017年,日本投资收益顺差2.06万亿日元,其中,投资收益收入(即对外投资回报收入)31.23万亿日元,支出(即利用外资成本支出)5.26万亿日元。

中国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第二大对外净债权国,但投资收益却常年为负。截至2018年年末,中国对外金融资产7.32万亿美元,负债5.19万亿美元,对外净债权2.13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期GDP的15.7%。2018年,中国投资收益逆差614亿美元,其中,投资收益收入2146亿美元,支出2760亿美元。

美国的情形与中国截然相反,是全球最大的对外净债务国,但投资收益却常年为正。截至2017年年末,美国对外金融资产27.80万亿美元,负债35.52万亿美元,对外净债务7.73万亿美元,相当于当期GDP的-39.6%。2017年,美国投资收益顺差2351亿美元,其中,投资收益收入1.05万亿美元,支出7958亿美元。

对外投资收益与利用外资成本较大背离是中国悖论的成因

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投资收益差额是对外投资回报减去利用外资的成本。中国作为对外净债权国,投资收益为负,并不意味着中国损失了。因为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为不同主体,两者各赚各的钱,一方赚钱不等于另一方亏钱;另一种是,对外投资与利用外资为同一主体,但这也不意味着该经济主体就一定吃亏。因为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该主体有可能是通过利用外资,在境内赚了钱或是在出口上赚了钱,而不一定反映在对外投资上。

中国投资收益为负的主要原因,是利用外资的成本较高。2005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率平均为3.29%,在10个样本国中仅次于美国(3.83%)和日本(3.34%);而中国利用外资的成本率平均为6.34%,在10个样本国中名列前茅。在10个样本国中,4个发达国家加上韩国的对外投资收益均高于利用外资的成本(美国和法国由此都呈现对外净负债却常年投资收益为正的情形),其余5个新兴市场的对外投资收益则均低于利用外资成本(中国的二者相差3.04个百分点,为10个样本国中负利差最大者)。

对外资产负债结构是产生上述悖论的更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情况是,2004至2018年间,对外资产中,储备资产平均占到61.4%,对外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存量占比分别为11.7%、7.3%和29.5%;对外负债中,外商直接投资平均占到59.3%,外来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存量占比分别为13.0%和27.7%。

日本的情况是,1996至2017年间,对外资产中,证券投资存量平均占比45.8%,对外直接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存量占比分别为11.7%、27.4%和15.1%;对外负债中,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平均占比分别为50.6%和45.4%,直接投资平均占比仅为4.4%。

美国的情况是,1997至2017年间,对外资产中,证券投资存量平均占比44.9%,直接投资存量平均占比30.4%,对外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存量占比分别为22.9%和1.8%;对外负债中,证券投资平均占比56.9%,其他投资和直接投资平均占比分别为22.2%和21.0%。

理论上讲,跨境直接投资是股权投资,风险共担,流动性差,因此,要求得到更多的风险补偿、更高的投资回报或成本。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国际收支统计标准,投资收益项目还会进一步细化为根据跨境投融资工具细分的收支数据。据此进一步分析日本和美国的相关情况(中国目前尚无公开数据),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观察:

一是1997至2017年间,日本对外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为6.7%,为几类对外投资中回报最高的;对外证券投资收益率为4.5%;对外其他投资收益率为1.6%。但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占比仅有11.7%,与中国的水平基本相当,因此,日本的总体平均收益率仅略高于中国。

二是1998至2017年间,美国对外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7.2%,为几类对外投资中回报最高的;对外证券投资收益率为2.6%;对外其他投资收益率为2.3%;储备资产收益率为0.4%。由于美国对外资产中,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占到30.4%,因此,尽管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回报率低于日本,但美国对外投资总体回报率仍高达3.8%,为10个样本国中最高的。

三是1997至2017年间,日本对外负债中,外来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高达9.0%,为几类对外投资中回报最高的;外来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收益率分别为1.5%和1.2%。虽然日本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成本较高,但由于外来直接投资的存量占比仅为4.0%,其利用外资仍主要是以低成本的股票和债券融资,以及对外借款为主。因此,日本的总体平均成本率仅为1.7%,为10个样本国中最低;日本的对外投资收益高出利用外资成本1.6个百分点,为10个样本国中正利差最大的。

四是1998至2017年间,美国对外负债中,外来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平均收益率分别为3.0%和2.6%,外来其他投资收益率为1.7%。尽管美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较高,但由于其在美国的投资回报较低,且美国绝大部分仍是低成本的股票和债务融资。因此,美国利用外资总体成本率仅为2.4%,较对外投资回报率低1.4个百分点,在10个样本国中正利差仅次于日本。

走出对外净债权但投资收益为负的路径

第一,中国是第二大净债权国却投资收益常年为负,主要是因为对外投资是以稳健的储备资产运用为主,利用外资主要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致利用外资成本远高于对外投资收益。美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对外投资是以高回报的直接投资为主,利用外资主要是低成本的股票和债务融资,利用外资成本远低于对外投资收益,所以,美国是最大对外净债务国却投资收益常年为正。在10个样本国中,法国与美国的情形相似,净债务国但投资收益为正,因为其对外投资回报高出利用外资成本0.5个百分点。

第二,中国投资收益为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对外投资回报低。尽管在某些时点上,储备资产运用不如其他类型的对外投资回报高,但风险与收益成正比,从较长时期看,中国外汇储备稳健经营的原则得到了完美的展现。在10个样本国中,于各自观察期内,中国对外投资回报率的标准差为0.34%,仅次于印度和日本。而且,由于持有外汇储备规模较大,中国外汇储备经营采取了更加主动的投资策略,回报也就较为理想(日本持有上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但基本采取买美债、欧债的被动投资策略)。从这点来讲,虽然拓宽民间对外投资渠道,对于提高中国外汇资源使用效率会有所帮助,但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当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放开这方面的限制依然是有必要的。前期应该主要支持与实体经济关联度较强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

第三,中国解决投资收益为负问题的关键是降低利用外资成本。在继续合理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同时,应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拓宽利用外资渠道,更加积极地利用股票和债务融资方式。据测算,2005至2018年间,中国对外负债中直接投资占比与当年利用外资成本呈正比,相关性系数达到0.505。以2018年为例,如果要实现投资收益差额不为负,利用外资成本需降至4.2%以下,较实际水平低1.2个百分点以上。鉴于美国、日本正处于非常规货币政策时期,实行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水平,可预见的是,即便利用外资的结构与美日趋同,中国利用外资的成本略高于美日是可能也是可行的。

第四,改善投资收益平衡状况需要未雨绸缪。尽管经常项目少量逆差也属于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的范畴,但在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的情况下,维护经常项目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格局应该于我国更为有利。2010至2015年间,日本货物贸易出现阶段性逆差,但投资收益顺差弥补了贸易逆差,令日本保持了经常项目总体盈余。然而,如果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则在投资收益持续逆差形势下,或使经常项目更早陷入趋势性逆差。不论是拓宽民间对外投资渠道还是扩大利用外资来源,都需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才能早受益。当然,扩大资本账户的双向开放,特别是涉及波动性较大的短期资本流动,中国需要做好家庭作业,继续推进国内改革与调整,并在心理和措施上做好防范化解涉外金融风险的各项准备工作。

综上,我国对外净债权却投资收益常年为负,原因在于我国对外投资是以稳健的储备资产运用为主,利用外资主要是高成本的外商直接投资,以致利用外资成本远高于对外投资收益。因此,中国解决投资收益为负问题的关键,是降低利用外资成本,优化跨境投融资结构。对此,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探索拓宽利用外资渠道,未雨绸缪,改善投资收益平衡状况。

                       (作者: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 管涛)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养老服务。按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养老服务工作的部署,为打通“堵点”,消除“痛点”,破除发展障碍,健全市场机制,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确保到2022年在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有效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老年人及其子女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高,《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共28条具体政策措施。

一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主要包括建立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继续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通过提高审批效能解决好养老机构消防审验问题,减轻养老服务税费负担,提升政府投入精准化水平,支持养老机构规模化、连锁化发展,做好养老服务领域信息公开和政策指引等7项措施。

二是拓展养老服务投融资渠道。主要包括推动解决养老服务机构融资问题,扩大养老服务产业相关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全面落实外资举办养老服务机构国民待遇等3项措施。

三是扩大养老服务就业创业。主要包括建立完善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教育培训制度,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业吸纳就业,建立养老服务褒扬机制等3项措施。

四是扩大养老服务消费。主要包括建立健全长期照护服务体系,发展养老普惠金融,促进老年人消费增长,加强老年人消费权益保护和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整治工作等4项措施。

五是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主要包括提升医养结合服务能力,推动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持续开展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实施“互联网+养老”行动,完善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大力发展老年教育等6项措施。

六是促进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民办养老机构消防安全达标工程,实施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落实养老服务设施分区分级规划建设要求,完善养老服务设施供地政策等5项措施。

两部门发布2019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近日发布2019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包括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玉米、大豆和稻谷生产者补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以及产粮大县奖励,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奖励等。

农业农村部公布的重点支农政策,包含农业生产发展和流通、农业资源保护利用、农田建设、农业科技人才支撑、农业防灾减灾、乡村建设等六个方面。

农业生产发展和流通方面,将为农民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玉米、大豆和稻谷生产者补贴,产粮大县奖励,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等。将着力发展优势特色主导产业,振兴奶业,推广畜牧良种等。将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支持农机深松整地,试点耕地轮作休耕制度等。

农业资源保护利用方面,将发放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渔业发展与船舶报废拆解更新补助,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补偿等。开展渔业增殖放流,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支持畜禽粪污资源化处理,进行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重金属污染耕地综合治理等。

农田建设方面,2019年,在全国建设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以上,并向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倾斜。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四省(区)实施,建立集中连片示范区,集中展示一批黑土地保护利用模式。支持开展控制黑土流失、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保水保肥、黑土养育、耕地质量监测评价等技术措施和工程措施。

农业科技人才支撑方面,支持县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及农民合作社联合社高质量发展,培育一大批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农业信贷担保重点服务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小微农业企业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改革与建设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农业防灾减灾方面,中央财政对各地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及生物灾害的预防控制、应急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给予适当补助。对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强制扑杀和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工作给予补助。对水稻、小麦、玉米等给予保费补贴支持,农民自缴保费比例一般不超过20%。乡村建设方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奖励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先进县,整村推进农村“厕所革命”。

政治局会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听取2018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情况汇报,对打好脱贫攻坚战提出要求;审议《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党中央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度实施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信心明显提升,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实施,改革开放继续有力推进,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好于预期,开局良好。

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经济运行仍然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外部经济环境总体趋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这其中既有周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结构性、体制性的,必须保持定力、增强耐力,勇于攻坚克难。

会议强调,做好全年经济工作,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稳中求进、突出主线、守住底线、把握好度,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要通过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新进展巩固经济社会稳定大局。要细化“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落实举措,注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办法稳需求,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宏观政策要立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质的提升,更加注重激发市场活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

会议要求,要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做强做大新兴产业。要有效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优势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好一城一策、因城施策、城市政府主体责任的长效调控机制。要以关键制度创新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科创板要真正落实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证券发行注册制。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落实国民待遇。要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近期安全生产问题突出,要举一反三,有效防范,精准治理。

会议认为,2018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第一年和作风建设年。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开局良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是必须完成的重大任务。今后两年脱贫攻坚任务仍然艰巨繁重,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硬仗中的硬仗。要继续实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用好考核结果。对考核发现的责任落实不到位、扶贫标准把握不精准、“三保障”工作不够扎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较为突出、脱贫摘帽后松劲懈怠等问题,要高度重视并坚决整改,确保脱贫工作务实,脱贫过程扎实,脱贫结果真实。

会议强调,脱贫攻坚期内已脱贫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相关政策要保持一段时间,做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贫困县脱贫摘帽后,要一手抓剩余贫困人口的减贫,一手抓已脱贫人口的巩固提升,有效防止返贫和产生新的贫困人口。

盛松成:短期内不具备再次降准的条件

2018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金融强监管、去杠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周期性波动叠加,民营经济也出现了较大起伏,多重因素导致去年以来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时滞较长。但随着一系列稳增长、调结构政策的落实,以及对外经贸关系阶段性缓和,市场信心正逐渐恢复,政策时滞也已接近尾声。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6.4%,经济运行开局良好,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也在回升。综合考虑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经济运行状况、流动性水平和可用货币政策工具,笔者认为,短期内不具备再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条件。

首先,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适度

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曾经超过20%,这与当时对冲外汇占款被动投放的大量流动性有关。2018年4月至今,人民银行连续五次降准,累计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3.5个百分点,大型和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从17%和15%下降至13.5%和11.5%,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远低于大型银行。此外,我国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并不高,因而目前我国总准备金率基本适度。截至2018年末,我国超储率为2.4%,比去年三季度末提高了0.9个百分点,较去年一季度末(即本轮降准周期开启之前)提高了1.1个百分点。超储率提升意味着再次降准的必要性下降。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准备金率也比较适中。从总准备金规模看,目前美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加上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合计12%左右,欧洲也差不多,日本则更高一些。当然,发达国家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特别低,只有1%、2%左右,高的是超额准备金,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而在比较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准备金率时,应充分考虑我国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征和量价结合的货币政策框架。间接融资为主意味着我们仍需主要通过银行系统进行金融宏观调控,准备金率工具对中国的重要性也远远超过很多国家。对于直接融资占比高并且以价格型调控为主的国家来说,没必要维持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第二,我国一季度大部分经济数据已好转

中国3月官方制造业PMI录得50.5%,高于预期的49.6%,较2月份的49.2%明显回升,创5个月新高。制造业PMI五大分项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升,其中新订单指数已连续两个月好转,为51.6%,比上个月上升1个百分点,是近半年高点,表明市场需求出现改善;生产指数则大幅上升3.2个百分点至52.7%,是五大分项指数中上升幅度最大的,而在手订单、进口、采购量等细分指数也全面回升。

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中,工业增加值超预期回升,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5%,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2.5个百分点;PPI同比增速为0.4%,较上月高0.3个百分点,其环比增速由负转正,为0.1%,较上月高0.2个百分点。此外,消费企稳回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5.1%,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7%,增速较1-2月提高0.5个百分点。

金融数据也大幅反弹。3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为10.7%,表外融资持续恢复。M2增速从2月的8%大幅提升至8.6%,可以说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了不少。同时,狭义货币M1已连续两个月回升,同比增速为4.6%,较上月末大幅提高2.6个百分点。

第三,目前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目前我国利率已经比去年下降较多。3月份,我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4%,比去年同期低0.32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47%,比去年同期低0.43个百分点。尽管3月份货币市场加权平均利率较2月份有所上行,但从各期限品种的利率看,仍持平甚至略低于今年1月份的水平。

当经济企稳时再降准,容易推升通胀,也容易推高资产价格。要警惕资金“脱实向需”,尤其要警惕新一轮房价上涨。最近我国房地产出现回暖迹象,1-3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降幅(-0.9%)已经比1-2月份收窄了2.7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额增长5.6%,增速提高2.8个百分点。从我国房价趋势看,2019年3月,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1.3%,环比上涨0.6%。其中,一线(4个)、二线(31个)、三线(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分别为4.2%、12.2%和11.4%。此外,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价格涨幅较高,同比分别上涨8.2%和8.4%。

即使政策严控,房价依然上涨,这也意味着未来稳定房价、防止房价进一步上涨的压力较大,调控的任务依然艰巨。因此,应力求实现资金在房地产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合理配置,防止资金再次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诱发投机行为。

第四,我国货币政策工具丰富,降准并不是解决外汇占款下降或补充流动性缺口的充要条件

外汇占款下降与否影响的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即影响的是基础货币,而降准影响的是货币乘数,后者仅改变央行资产负债表负债端的结构,将一部分法定存款准备金转变为超额存款准备金,并不影响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货币总量是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决定的。虽然基础货币少了,通过提高货币乘数也有助于增加货币供应量,但前提是,要以降准来提高货币乘数必须通过商业银行的行为,即商业银行要加大贷款力度才能提高货币乘数。如果商业银行不贷款,只是让钱趴在央行账户上,体现为超额准备金增加,那么这并不会提高货币乘数。这也是过去几年欧美央行面临的问题。

同样,“用降准来逐步置换MLF”的说法也不准确。准备金是央行负债方的组成部分,而MLF、SLF则是央行资产方的组成部分,实质上是特殊的、点对点的再贷款。MLF、SLF和外汇占款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因为它们都是中央银行资产方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MLF等工具可以弥补外汇占款减少导致的基础货币下降。而降准改变的是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的结构,事实上,通过降准增加流动性与续作MLF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且,央行也无法通过降准精确弥补MLF到期带来的流动性缺口。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适度,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经济也出现好转,因此短期内不具备再次降准的条件。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2019年第一季度例会也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抓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这可能意味着未来央行对于大、中、小银行采取不同准备金率的体系更加清晰,而未必是近期要定向降准的信号。货币政策当前宜保持稳定,多观察,走3月份主要宏观经济数据点评

3月份,受春节假期扰动、4月起下调增值税率、逆周期调节发力等因素影响,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较1-2月份出现明显改善,推动一季度经济实现平稳开局。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预计4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将有所走弱。

一、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增速超大幅提升

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8.5%,比1-2月份加快3.2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升2.5个百分点。

3月份规上工业生产较1-2月份超大幅度提升了3.2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有:一是春节因素(2月5日)导致1-2月份生产偏低、3月份生产偏高。类似的,2016年春节是2月8日,3月份规上工业生产增长6.8%,较1-2月(5.4%)提高1.4个百分点。2008年春节是2月7日,3月份规上工业生产增长17.8%,较1-2月(15.4%)提高2.4个百分点。二是4月1日起增值税率下调促使企业增加备货拉动生产。从4月1日起,制造业增值税率从16%降到13%,很多企业为了扩大税收抵扣,主动增加备货,客观上要求上游企业增加生产。三是逆周期调节政策发力,企业预期有所改善,生产积极性在提高。

当前工业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一是外贸出口仍然比较疲弱。一季度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8%,较上年同期回落2.8个百分点。二是工业产成品价格比较低迷,工业利润大幅放缓。一季度PPI仅上涨0.2%,1-2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080亿元,同比下降14.0%,剔除春节因素后仅与上年同期持平略降。三是产能过剩压力仍然存在。一季度工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5.9%,低于正常范围的下限(79%)。

高频数据方面,4月份前19天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为65.4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2.1%,低于3月份(4.2%),但高于1-2月份(-10.2%),1-3月份(-5.4%)。4月份前三周全国钢铁厂高炉开工率为69.06%,较1月份(64.75%)、2月份(65.72%)、3月份(63.81%)大幅提升。两个高频指标走势反映出4月份工业生产将边际放慢,但钢铁生产有所加快。

综合考虑春节因素消退、增值税率下调导致的备货加快因素消退、稳投资继续发力、以及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预计4月份工业增加值增速将显著回落到6.3%左右。

二、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速较1-2月份小幅提升

3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5%,较1-2月份提升0.4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建投资同比增长3.3%,提升0.8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2.0%,提升0.4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增长3.7%,回落2.2个百分点。

随着“稳投资”政策的落地实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稳步回升。一季度,地方政府新增债券发行1.18万亿元,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5187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6661亿元。去年同期这些数字均为零。考虑到2018年4月份、5月份均未发行地方政府新增债券,6月份发行3157亿元,可以预计,二季度地方政府新增债券的发行力度较上年同期也将是大幅改善的。基础设施、社会领域等补短板投资融资约束将有所缓解。

分领域看,1-3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3.0%,较2018年全年(1.8%)回升1.2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仍回落了5.3个百分点。基建补短板加快推进,年内基建投资回暖已成共识,但大幅改善的可能性较低。一方面,严堵违法违规举债后门仍是财政工作的重要内容,基建项目融资仍然受限。另一方面,2018年投资系数(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为7.1,高于2017年的6.8,表明投资效益出现恶化。客观上不允许基建再次大干快上!

制造业投资增长4.6%,较2018年全年增速(9.5%)大幅回落4.9个百分点,但较上年同期加快0.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转型升级投资增长态势较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4%,高出全部制造业投资6.8个百分点。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长16.9%,高出全部制造业投资12.3个百分点。但随着PPI延续低迷、工业利润大幅放缓,制造业投资延续较快增长的难度在加大。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1.8%,较上年同期加快1.4个百分点,呈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在“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政策作用下,在“因城施策”的指导下,部分城市积极推动行政性调控手段的有序退出,房地产市场边际上出现积极变化。

总体判断,当前投资增长的大环境表现在“四个边际减缓、但不会全面宽松”上,分别是:环保强约束作用会边际减缓,但不会全面宽松;地方政府债务监管力度会边际减缓,但不会全面宽松;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冲击会边际减缓,但不会全面宽松;产能过剩压力会边际减缓,但不会全面宽松。综合考虑稳投资政策效应释放、上年同期基数等因素,预计1-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将提升至6.5%左右。

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小幅提升

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726亿元,同比增长8.7%,较1-2月份增速提升0.5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增速回落1.4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6.7%。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1953亿元,增长5.1%。限上比重为37.7%。

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8.7%,较1-2月份提升0.5个百分点。分限上限下看,限上零售额同比增长5.1%,较1-2月份提升1.6个百分点。限下零售额同比增长11%,提升0.1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上汽车类消费额同比下降4.4%,降幅较1-2月份扩大1.6个百分点。

汽车类商品增速放缓是市场销售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一季度限额以上汽车类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9.4%。如果扣除汽车类商品,按照相同口径计算,一季度不含汽车类商品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7%,增速仅比上年同期低0.4个百分点。

综合考虑投资增速提升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减税降费、促消费政策逐步显效、以及上年同期基数等因素,预计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小幅回落到8.5%左右。

四、出口额当月增速大幅提升、进口额当月增速降幅扩大

3月份,出口额1987亿美元,同比增长14.2%,较上月超大幅提升34.9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升17.2个百分点。进口额1660亿美元,同比下降7.6%,较上月降幅扩大2.4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回落22.4个百分点。1-3月份货物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同比增长70.1%。

3月份外贸出口增速大幅提升,主要是春节因素。2018年春节是2月16日。春节假期导致2018年3月份出口偏弱,形成较低的基数。而2019年春节是2月5日,春节假期对3月份出口影响不大。从先行指标看,3月份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指数为50.6,与上月持平,是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低点。3月份中采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7.1,较上月提升1.9,但仍在荣枯线以下。两个先行指标表现相对疲弱,反映未来外贸存在一定下行压力。

3月份进口额降幅继续扩大,主要是受4月1日下调增值税率的影响,企业为降低进口商品价格(含增值税),推迟到4月进口。从贸易方式看,一般贸易进口从2月份的-1.8%降低到-12.3%,加工贸易进口从2月份的-16.4%提升到-3.6%,以海关特殊监管方式进口从2月份的-5.1%提升到3.0%。

相比贸易数据,海运价格的走势更有前瞻性和参考价值。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指数),2018年四季度、以及2019年1-2月、3月份指数均值分别为1357、846和680。4月份前18天,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均值为722,反映出下一步全球贸易形势仍然比较疲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4月报告指出,受全球贸易紧张、金融环境收紧、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减速。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至3.3%。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速预期从2018年的3.6%回落到3.3%,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

综合考虑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下调增值税率启动、以及上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预计4月份外贸出口额增速将有所回落、进口额增速将明显回升。

五、全社会融资规模当月同比增速超大幅提升

3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8593亿元,比上月多21563亿元,比上年同期多12744亿元,同比增长80.4%,较上月超大幅提升121.3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34.0%)超大幅提升114.4个百分点。其中,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9584亿元,较上月多增11944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8160亿元。

3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8593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12744亿元,同比增长80.4%。分项来看,一是新增人民币贷款19584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8160亿元。其中,居民户中长期贷款4605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835亿元,与3月份商品房销售向好相互印证。非金融性公司中长期贷款6573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1958亿元。二是新增表外融资有所改善。3月份,新增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分别为-1070亿元、528亿元、1365亿元,合计为823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3353亿元。三是企业债券融资保持高位。3月份企业债券新增融资为3455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1亿元,但明显高于2018年月均值(2063亿元)。企业债券融资将是年内推动直接融资发展的主要发力点。四是股票融资功能持续低迷。3月份新增股票融资额为122亿元,远不及上年同期(404亿元)。五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明显提速。3月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2532亿元,较上月增加76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870亿元。

1-3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到8.18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2.34万亿元,同比增长39.7%,较上年同期增速(-18.8%)大幅提升58.5个百分点。天量社融规模主要贡献因素是人民币贷款、企业债券、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具体的,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多增1.44万亿元,新增企业债券同比多增0.37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净融资0.54万亿元。

4月12日,央行政策委员会2019年第一季度例会指出,要坚持逆周期调节,适时预调微调,注重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可以用两句话来予以理解,一是稳增长优先于防风险,二是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二季度社融增速可能将适当回落。

综合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券加快发行、大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加快补齐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短板、上年同期基数等因素,预计4月份全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将明显回落。                                       (执笔:胡祖铨)

江小涓:多重约束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新机遇  

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我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增长速度持续缓降。人们对此趋势原因的分析有很多,诸如宏观经济的因素,人口红利消失的因素,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因素,国际环境不好的因素,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我认为,更为根本且影响权重更大的因素是经济结构变化,即服务业比重上升。从占GDP比重的角度看,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从2015年开始,服务业比重超过50%,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则超过60%。按照通用的划分方法,我们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以后,经济增长形态基本上就是一个喇叭口,一边是服务业的比重往上走,一边是经济速度往下走。而且这个趋向会一直变化到服务业比重相对稳定,与之相对应,速度的下行趋势也会停止。如此规律的表现,是由服务业的性质决定的。和制造业多年来更新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相比,服务业的特点是人对人、同时同地、个性化地提供服务,很难使用高效率的设备,所以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停滞的。例如教育服务、医疗服务、表演服务、家政服务、餐饮服务、保安服务、政府服务等,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如设计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等,也有类似表现。因此,当服务业在一个经济体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时,社会总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下降,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如此推断,中国经济或将长期处于一个相对较低并且还会持续下降的增长时期。

网络与数字技术支撑的服务规模经济极为显著

然而我们很幸运,网络与数字技术时代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期待突破先行者的模式,有更好的增长表现。网络与数字技术支撑的服务业呈现规模经济极为显著的特点,这源于许多网络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早已突破了服务业低效率特点。比如现场演出,一个乐队面对几百名上千名听众,一百多年来没有变化。现在网络上的一首乐曲,可以达到千万甚至上亿名听众,而且不论一个听众还是亿个听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听众的边际成本极低。再如教育服务,有了现代学校教育的100多年来,生师比即平均每位老师教授的学生数不但没有上升,许多国家还在下降,比如大学的生师比大约在12:1至14:1之间。现在依托互联网的慕课,一个老师可以教的学生非常多,清华大学现在大约有280门慕课,有800多万学生,一个老师可以教授3万多名学生,最多的一个慕课可以有96万学生。再如零售服务,一家大型书店最多可摆放10万本书,因此很少摆放那些很小众和过期已久成为“冷门”的书刊,但网络书店则完全不受此限制。这类服务业的效率甚至比制造业还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

网络和数字技术除了给服务业带来变化之外,对制造业也带来了质的提升,网络与数字技术都是高效率的联通技术,可以让服务和制造很好地融合。现在制造品中搭载的服务含量、数字含量、增值含量,是以前完全不可比拟的。现在的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都是制造和服务高度融合、快速成长、附加值非常高的产业。今后最有发展前景的若干产业中,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将占大多数。我国是制造业大国,网络技术、数字技术、AI技术等发展,为制造业迈上新台阶,从大至强,既大又强,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面临更多机遇。

我国发展服务业还有特别的优势

这个时代发展服务业,我们还有特别的优势。第一,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网络空间服务业边际成本非常低,人口多就是用户多,就是流量大,就是规模经济显著,总之是巨大优势。在我国,很多小众的、区域性的项目都可以获利。一个产品一项服务,我国有千分之一的人口感兴趣,就是100多万人的市场规模,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条件。这个特点还支撑了规模经济与竞争性、多样化的统一:一个产业中能够有多家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并存,通过相互竞争发展提高,并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第二,我国网络应用技术发达,而且中国人很热爱网络,或者说网络渗透率很高,我国人均上网时间位列全球前三,再加上我们的巨量人口,国民总上网时间谁也无法比拟,这为我国互联网相关产业群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优势。第三,我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制造业是生产性网络服务业的市场,有巨大的制造业,依托网络和数字技术的生产者服务才可能更细分工、更高效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相当部分可以借助信息技术聚合各处资源,并远距离提供给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制造企业,诸如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软件和系统集成等服务,可在不同地点分散进行,同时通过网络即时连结和同步推进,专业化和效率大大提升。

技术还增强了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我国在人口、经济体量、互联网技术、商业模式创新、移动终端普及程度等方面具有优势和特点,支持许多产业在初始阶段依托国内市场发展,就能同时取得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培育出高成熟度产业并形成较强的全球竞争力,从一个十几亿人的市场走向几十亿人的市场。

总之,我们相信,依托网络与数字技术的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出现了本质性的差异,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低效率的问题有望改变。我们应该大力推动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并对我国长期发展保持理性的乐观预期。            

 (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江小涓)

要情文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聚焦补短板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近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

【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自改革开放之初党中央提出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以来,经过几代人接续奋斗,总体而言,我国已经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工作中,要把握好整体目标和个体目标的关系,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关系,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要在科学评估进展状况的基础上,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进行认真梳理,主要是老弱病残贫困人口、深度贫困地区等方面短板明显,要切实加大工作力度。

【对策】会议强调,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还有不到两年时间,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要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把扶贫工作重心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在普遍实现“两不愁”的基础上,重点攻克“三保障”面临的最后堡垒。要解决好重点地区环境污染突出问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到2020年的阶段性目标。要加快民生领域工作推进,加大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育幼养老等方面投入,解决好部分群众急迫的现实问题。要健全社保兜底机制,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确保兜住基本生活底线。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咬定目标、真抓实干,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懈奋斗。各地发展水平有差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阶段的工作也应各有侧重。我们既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跑好“最后一公里”,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

“一带一路”将推动人类走向繁荣、和平之路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新闻发布会,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组组长肖渭明、商务部综合司巡视员宋立洪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和展望》有关情况。

【问题】经过6年的共同努力,“一带一路”建设已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和相关国家共同绘制精谨细腻“工笔画”的阶段迈进。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践行者,将在保持已有健康良性发展势头的基础上,乘势而上、顺势而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这就要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集中力量、整合资源,以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合作为重点,解决好重大项目、金融支撑、投资环境、风险管控、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形成更多可视性成果,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推动这项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行稳致远。但同时也应看到,“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仍然面临诸多难题,国际舆论正向引导也亟待破题。为此,我国编写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和展望》。

【对策】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一定会走深走实,行稳致远。为此,《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和展望》提出要走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廉洁之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一是走和平之路。和平安全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各国需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二是走繁荣之路。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共建“一带一路”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融合、发展联动、成果共享。三是走开放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坚持普惠共赢,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推动形成开放型世界经济。四是走绿色之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致力于加强生态环保合作,防范生态环境风险,增进沿线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的绿色共识及相互理解与支持,共同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五是创新之路。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共建“一带一路”需向创新要动力。六是走文明之路。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使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七是走廉洁之路。政府、企业、国际社会三方需共同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建立拒绝腐败分子入境、腐败资产返还等合作机制,通力协作斩断腐败链条、构筑反腐败防线。

稳速度初见成效,调控政策适度微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4月22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对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部署。

政策背景: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部署,国民经济开局平稳,保持在合理区间,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一季度,我国GDP为213433亿元,超过2005年全年GDP总量。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6.4%,增速与上季度持平。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的情况下,经济展现更强韧性,GDP增速连续14个季度保持在6.4%—6.8%区间,延续了近年来平稳增长的态势。从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来看,消费依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1%。新兴产业作为经济体系中最有发展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组成部分,今年以来持续发力,推动经济平稳增长。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6.7%,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增长7.8%,分别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0.2和1.3个百分点。1-2月,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3.0%,规模以上科技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2.4%,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12.4%,分别高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2.1、1.5和1.5个百分点。但同时也应看到,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基础仍不牢靠,经济增长对于货币政策依赖仍然较大,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面临诸多制约。为此,近期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要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推动国民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政策内容:会议指出,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式。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既是做好经济工作的要求,也是重大政治责任。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落实会议精神上做了大量工作,总的效果是好的。对会议提出的一些重大思路、举措要进行细化,突出抓好重点工作落实。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减税降费要尽快落实到位,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变化及时预调微调,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要打好三大攻坚战,按照既定部署,尽锐出战,确保取得重要进展。要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提升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抓住用好新机遇,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更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下功夫。

政策点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和近期的政治局会议都强调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与政治局会议相比,财经委员会会议主要强调了继续高质量发展改革路线,深化供给改革,加强扶贫攻坚和坚持逆周期调控。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宏观经济背景判断。认为虽然一季度经济数据超出预期,但展望后市经济仍面临一定的下滑压力,政治局会议和未来政策仍以积极的宏观政策为主。宏观政策强调逆周期调控,财政政策要求加快减税降费,货币政策则强调要根据经济增长和价格形势及时预调微调。中央首提货币政策制定要关注价格形势变化,货币政策要求松紧适度,但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预计货币政策短期没有转向压力,但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预期在逐渐抬升,货币政策可能在总量保持稳健的基础上,向中小银行和中小企业倾斜,结构性的向实体经济提供合理充裕的流动性。

政策建议:下一步,货币政策要做权衡好稳增长、提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各项调控目标之间的关系,既不能缺位也不能缺位,做好预调微调和预期引导。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尤其在结构性支出方面狠下功夫,做好调控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综合统筹和有机融合。

做好节水工作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水利部联合印发了《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提出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动全社会节水,全面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形成节水型生产生活方式,保障国家水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政策背景: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供需矛盾突出,全社会节水意识不强、用水粗放、浪费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要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认识节水的重要性,大力推进农业、工业、城镇等领域节水,深入推动缺水地区节水,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形成全社会节水的良好风尚,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政策目标:到2020年,节水政策法规、市场机制、标准体系趋于完善,技术支撑能力不断增强,管理机制逐步健全,节水效果初步显现。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5年分别降低23%和20%,规模以上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91%以上,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全国公共供水管网漏损率控制在10%以内。到2022年,节水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初步建立,节水产业初具规模,非常规水利用占比进一步增大,用水效率和效益显著提高,全社会节水意识明显增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2015年分别降低30%和28%,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6以上,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到2035年,形成健全的节水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体系、完善的市场调节机制、先进的技术支撑体系,节水护水惜水成为全社会自觉行动,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7000亿立方米以内,水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水资源利用与发展规模、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

政策内容:《方案》提出了六大重点行动和深化机制体制改革两方面举措,确定了29项具体任务。提出“总量强度双控”“农业节水增效”“工业节水减排”“城镇节水降损”“重点地区节水开源”和“科技创新引领”六大重点行动,旨在抓大头、抓重点地区、抓关键环节,提高各领域、各行业用水效率,提升全民节水意识。强调机制体制改革,突出政策制度推动和市场机制创新两手发力,深化水价、水权水市场改革,结合用水计量监管,激发内生动力;推行水效标识、节水认证和水效领跑工作,推动合同节水管理,力求取得实效。

政策评价:目前,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全国正常年份缺水量达500亿立方米,水安全已不容忽视。然而,全社会节水意识不强、用水粗放、浪费严重,水资源利用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17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54,与发达国家0.7至0.8的系数差距很大;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45.6立方米,是世界先进水平的2倍;万美元GDP用水量约为500立方米,而发达国家基本在300立方米以下。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制约,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统筹推动节水工作。因此,《方案》的出台,将有助于推动产业用水结构变革,加快建设节水型社会。下一步,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并根据形势发展需求不断完善政策环境,为全面实现《方案》提出的目标提供有力保障。

政策保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加强党对节水工作的领导,统筹推动节水工作。

二是推动法治建设。完善节水法律法规,规范全社会用水行为。开展节约用水立法前期研究。加快制订和出台节约用水条例,到2020年力争颁布施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加快制定地方性法规,完善节水管理。三是完善财税政策。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重点支持农业节水灌溉、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水资源节约保护、城市供水管网漏损控制、节水标准制修定、节水宣传教育等。四是拓展融资模式。完善金融和社会资本进入节水领域的相关政策,依法合规支持节水工程建设、节水技术改造、非常规水源利用等项目。五是提升节水意识。加强国情水情教育,逐步将节水纳入国家宣传、国民素质教育和中小学教育活动,向全民普及节水知识。六是开展国际合作。建立交流合作机制,推进国家间、城市间、企业和社团间节水合作与交流。

内部报告

黄奇帆:国际贸易格局已发生根本变化

第一,三十多年来,世界贸易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三四十年前,也就是1980、1990年,国际贸易的总量当中70%左右是成品的贸易。你这个国家把拖拉机卖给我,我这儿把机床卖给你。总之,是一种产成品的交易。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做出来的产品,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产成品之间的贸易,占全世界货物贸易的比例,一般达到70%左右。

到2010年的时候,整个世界的总贸易额里面,60%的贸易量是中间品的贸易,是零部件、原材料各种中间品的贸易,比例倒了过来,60%是中间品,40%是产成品。到了2018年,如果再根据去年总贸易量里面的品种进行测度一下的话,贸易量中的70%以上,是零部件、原材料的中间品。这里面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品,已经不是由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企业把它生产出来,卖到另外一个国家,往往是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生产的上千个零部件互相组合,形成的一个产品。也就是这个产品,不是一个国家做的,是几十个国家,是几百个企业,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组合的。

这样一个过程就产生了中间品的贸易,也是这个过程产生了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这三十年,服务贸易的量,包括生产性物流、生产性服务业,产业链金融,各种各样的科研开发、研究设计。总而言之,在三四十年前,在全球贸易中,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来比的话,是5:95的关系。

现在服务贸易的总量,跟货物贸易的总量大概是30:70的关系。这里面就出现了贸易格局变化。第一个叫货物贸易中的中间品,其比重上升到70%以上。第二个叫做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总贸易量中,服务贸易的比重从百分之几变成了百分之三十。这个概念是因为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全球服务贸易始终表现为15%到20%的增长率。在中国,最近这十年服务贸易每年的增长都在25%以上。所以中国服务贸易的量是三年翻一番,全球服务贸易是五年翻一番,而货物贸易一般要十年翻一番。在这个意义上,结构变了。

世界贸易格局变了,表现为货物贸易中的零部件、原材料、中间品的比重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服务贸易的比重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整个生产力体系这方面的变化,正在影响和产生新的世界贸易规则。

第二点,由于产品交换,贸易格局的这种变化,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深刻的变化。

现在一个产品,涉及到几千个零部件,在几百个国家或者几十个国家,在形成一个游走的逻辑链,那么谁是灵魂、谁牵头、谁在管理、谁把众多的几百个上千个中小企业产业链中的企业组织在一起,谁就是这个世界制造业的大头、领袖、集群的灵魂。

比如苹果手机里面,一共涉及到500多个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零部件。全世界有几百个企业,在为苹果加工零部件。涉及到几十个国家。问题是,这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个企业各个有专利,并不是说苹果发明了手机的全部专利,然后把专利交给了这些配套企业、零部件厂、中间厂,让他们为苹果来进行制造。事实上,这个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零部件供应企业,各个有专利,各个有拿手好戏。他们的这些专利、拿手好戏,都是苹果不掌握的。但是苹果产生了标准,产生了纽带。所有供应链上符合苹果标准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你有创新、有专利、有各方面的知识,苹果就选择了你。有人说核心技术只有我有,我不卖给你,你手机就停产了。这话也没错。假如高通不把芯片卖给苹果,那苹果不就瘫痪了吗?问题是苹果是世界使用芯片最大的户头。如果苹果不使用高通的芯片,高通就死了,是高通先死,而苹果还有其他的芯片可以选择。苹果只是遇上一点困难,而高通立马就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产业巨头,产业竞争能力,不仅仅是核心技术的竞争,不仅仅是资本多少的竞争,讲资本,讲技术,更讲产业链的控制能力。

价值链是在说什么?实际当这个世界几千个零部件、组件、大大小小的部件在组合的时候,实际上都在做贸易。这个贸易的几百个企业,几千个零部件分布在几十个国家,各种各样的城市里,是不是每单之间,零部件和零部件厂,零部件和总装厂,都在做贸易,都在相互结帐?其实不是这么结的,他是一个通过互联网、通过通信系统在世界上某个自由港形成一个结算点。苹果一年产生上万亿美元总的销售值。这个销售值,所有的零部件厂平行地都跟苹果的结算中心发生网络的直接联系,然后进行结算。

这种结算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你是美元,他是法郎,他是人民币,他是韩元。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他是在一个自由港,自由港的税率只有15%,甚至12.5%。所以它的结算税收低。外汇交易是个离岸交易。离岸交易中心往往是在自由港。跨国公司的结算点,从来不是在一个点上,不是在几百个企业、几百个城市、几百个活动点上发生结算。利用这个互联网,统统在这个结算点结算,这就是结算的枢纽。

在这个意义上讲,因为自由港本身就成了离岸金融的结算点。2008、2009年的时候,中国一年有差不多三万多亿美元的进出口,其中一万八千亿加工贸易就是全球产业链布局,但我们一万八千亿美元的结算都不在中国。接近4000亿在新加坡,因为它是自由港,所得税率17%,加上一个自由港的离岸金融政策。3000亿在香港,因为香港设了自由港。然后还有3000多亿在爱尔兰,爱尔兰是英国旁边的一个自由港。还有一部分是在台湾,台湾所得税也是17%,也是一种自由港的性质。还有一部分在首尔以及东京。就是说整个接近两万亿美元的结算都不在中国。中国只是在做加工的苦力。金融结算产生税收,金融结算产生专利、版税,金融结算产生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这些都不在中国。这个意思就是说,谁掌控这个结算点,谁也是这个产业链的中心。

第三点,由于世界贸易格局特征的变化,由于跨国公司管理世界级的产品的管理模式的变化,也就是“三链”这种特征性的发展,引出了世界贸易新格局中的一个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度的变化,就是“三零”原则的提出。

一是零关税。WTO的运转功能,已经使得在世界贸易发展中,各国关税不断下降。关税越低,越代表了一种贸易的自由化。但这个低关税在世界贸易变化的格局中也不适应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你要收3%或者5%的关税。如果我生产了一个杯子,卖到你国家,你这个国家只是在我这个杯子价值上加5%的关税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如果我这个产品,中间的环节有几十次的要经过各个国家的海关,要跨越各个国家的国界。因为是几十个国家,在共同生产一个产品,这个时候,这个国家的零部件做出来了,到另一个国家变成一个部件。部件做出来了,再到又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模组,一个系统件,系统件又运到最终总装厂,经过四个企业。如果这四个国家都跟你征5%的关税。这一部分就重复形成了百分之十几的关税,而且把劳动力、物流、运输中的这些非产品的硬件部分,都是一些服务的部分都算到了这个产品的价格上,海关征税的时候,是按价值多少来算你多少税。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必须是零关税才能适应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共同制造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又从最终生产厂又卖到全世界,零关税在这个过程是最合理的。所以第一条零关税就这么提出来的。

二是零壁垒。为什么要讲零壁垒?因为当有几十个国家,共同生产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产业链涉及到几十个国家,几百个企业,如果这几百个企业之间的营商环境不同,你这个国家在这方面是准入的,他那个国家在这方面是不准入,跨国公司在生产力布局的时候,按照资源优化配置,这部分布在这儿,那部分布在那儿,布在你这儿市场不准入,布在那儿,你又来一个侵犯知识产权。必须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营商环境,几十个国家之间才能共同生产这个产品,我们现在讲营商环境要国际化,要法治化,要公平公正公开化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涉及到,如果三个国家的制度不同,那企业要在三个国家里面布这个产业链是很麻烦的。

而且这个营商环境不仅是零部件加工厂、制造厂。还涉及到,产业链中间互相供给产生的供应链,供应链有物流企业、航空运输、铁路运输、汽车运输这些都是物流,还涉及到物流当中保税服务,仓储服务,配送中心服务,还会涉及到生产性金融企业,产业链金融以及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在许多国家,这个是开放的。但在另外有相当一些国家的这些领域中,很多是保守的。这个时候,产业链布局都会受影响。所以关于营商环境中的要求,其实就是一个壁垒,就是营商环境。如果你的营商环境会侵犯知识产权的,你实际上就是一种壁垒。如果你的营商环境里面,劳动力保护,社保制度跟世界各国都不同,是很冷漠的,很不合理的,也会有问题。如果你的生产关系里面的生态环保做的很差,也是一个问题。还有同等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市场中心、国家采购各个方面的组织方法。

三是零补贴。所谓零补贴,如果一个国家,为了争夺产业链,为了争夺企业到这儿来落户,有意给这些企业进行一定的税务补助。这个补助会使得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国的布点发生扭曲。你如果一补贴,产业链扭曲到你这儿,对别的国家也不公平。如果大家都乱补贴,到后来也会出现问题。“三零”是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

原来国家海关之间的管理规则,都是在国境线上收取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的贸易壁垒。那么现在进入三零以后,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海关显得意义不那么大了,只是在起进出口的统计,管理走私或者有些不允许的菜单。那只是在管制的,对一般的制造业来说,三零就相当于国门打开,关税壁垒消除。然后真正的国家和国家对贸易的管理,就从国门、国境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品种的管理。进入到国内,按自由贸易去协定,定下来国内区域中的营商环境的互相约束、互相管理。如果国内的贸易环境不符合国际标准,我就提抗议。反过来,他如果不符合,我也可以跟他提抗议,互相之间有一定的监督作用。

第四个,我们国家、整个世界在这样的变化趋势里面,关于三零原则的讨论、发展,现在处在什么状态?

事实上,美国还是比较先进的。2002年,他就提出了“三零”的概念。提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计划。在WTO里,他也提,在G7,也就是最主要的西方七个发达国家,工业国之间,提了一份“三零”原则实施的时间表。争取到2010年,把关税降到5%以内。争取到2015年的时候,把这个关税降到零。这件事在2002年提出来,显然当时来看整个的可能性还是有的,事实上到2010年的时候,全球WTO的主要发达国家关税基本上都降到了5%以下,基本上都达到美国设想的第一阶段。但最近七八年世界贸易“三零”走向,美国计划并没有实现。到2018、2017基本上和2010年的关税平均度差不多。主要是在WTO里面,讨论关税为零很难通过。WTO,是多边协议体系,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只要有一个国家,成员组织中的一个成员不同意就不能通过。它是有一票反对就不通过的多边体制。

最近几年,以“三零”为背景、为基础的FTA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发展还是有比较快的进度。可以看到,去年日本跟欧洲的FTA谈判已经签订协议。并且将在今年下半年生效。这一块代表多少?日本的经济差不多五六万亿美元。欧洲的经济也有十几万亿美元。加在一起,差不多二十多万亿。全球经济总共70万亿,这里面有1/3的一块就形成了。美国和欧洲的协议,各方面的条款,都谈好了,还有一部分没谈好。去年年底签了部分协定,敲定到今年六七月份希望签约,当然现在还没有签约,还在谈判,主要是为农业问题,欧洲和美国在讨论,目前还没有统一共识的现象。原来预计六七月份签约生效,可能会推到年底。第三个是美国跟日本贸易协定,已经谈了两年,目前基本上框架文字都有了,还在进行最后的讨论。另外,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了。

新世纪以来G7变成了G20。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中国没有介入到这个自贸体的贸易圈里,那么我们等于进入了WTO,却又在FTA的范围里出圈了。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进入了FTA,那么加上中国占世界经济16%的经济规模,54%+16%,就等于世界经济的70%。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贸易体了。

中国的贸易量占全球1/3,在这个意义上讲,这块加上去全球贸易70%-80%就在这个圈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讲以“三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目前这十几年的发展过程处在什么状况,中国又处在什么状况?我们因为没有去从“三零”角度去跟他们讨论,现在我们跟美国的中美贸易战也不是讨论“三零”的,是在讨论贸易顺差逆差和其他的具体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欧美、日美、欧洲和日本,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个怎么去介入的问题。

如果说过去2000年时候的入世引领中国15年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发生重要变化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事情谈好对中国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发展的贡献和作用,以及我们整个中国在2035年成为世界的现代化的大国、2050年成为强国,都会奠定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我想讲第四点,就是以“三零”为原则的FTA的谈判、讨论、区域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目前在整个世界的格局,状况。

第五点,零关税在中国实施会发生什么变化?

有时候一讲到零关税就是国门大开,外国货冲击进来,中国的农业会萎缩,工业也会萎缩,服务业也会萎缩,这种观点在90年代讨论也多得很。到要进入WTO的时候了,早进好还是晚进好?有的人说越晚进越好。让我们自己养的大一点、肥一点、强一点,开门了,不会受人家欺负。如果关税归零了,会出现什么情况?抽象地讲容易走极端,做任何事都要具体分析,了解问题本质,才能把思维逻辑讲清楚。下面我们就分析中国经济开放,如果按零关税开放以后的几个板块的概念。

首先,大家看到中国的制造业,特别是产业链当中的零部件中间体,已经占全球零部件中间体60%。这个意思就是,在中国的进出口一年四万亿美元,然后我们这四万亿美元,进出口里面,跟全国的贸易结构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的贸易国。所以,全球的贸易特征里,中国的贸易特征是聚焦的。我们这个四万亿里面60%多,就是零部件贸易。我们已经是制造业大国了,我们每年进口一万八千亿,这个进口量里面60%-70%就是零部件。我们芯片进口,就两千多亿美元。液晶面板还进口一千多亿美元,各种都是部件。当你把工业品变成零关税的时候,我们的企业进口关税没了,成本下降了,是最大的受益体。

其次,由于关税下降,生产的成本又下降,中国在世界产业链里面,有最大的产业链集群,但是这个集群里面,我们掌控纽带的,掌控标准的,掌控结算枢纽的,价值链枢纽的企业并不多。比如华为,华为的零部件,有三千六百多家大大小小供应链上的企业。这全球的3000多个企业每年都来开供应链大会。华为就是掌控标准。他的供应链企业比苹果多两倍。为什么?苹果只做手机,华为又做手机又做服务器、通信设备。通信设备里面的零部件原材料更多。所以它掌控产业链上中下游的集群,掌控标准,也掌控价值链中的牵制中枢。

当“三零”变成零关税的时候,对于在中国形成总部,形成中枢,形成集团的龙头等各方面会有提升作用,这是第二个好处。再次,通过这样的过程,对我们中国的企业,进一步走向世界,也产生好处。就这这个意义,工业品如果把关税趋零的话,事实上对于整个制造业产业链的完整化、集群化和纽带、控制能力有好处,对整个中国工业经济的成本下降有好处。

第六,零壁垒包括什么内容?

零壁垒我开始就讲了一个定义。壁垒,就是要讲营商环境的国际化,要讲市场的开放,要讲数字贸易、服务贸易和服务业的开放。要讲我们中国的企业到海外去投资有便利性,不能跑到海外总是受到别的国家磕磕碰碰的阻拦,就是别的国家给我们很多的壁垒,如果我们签订了零壁垒,我对你没壁垒,你对我也没壁垒,中国企业走出去也方便。包括六个方面:

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有的说同等国民待遇,这讲的是你的企业,我的企业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成了。这两个生成了的企业一样的待遇。但如果我这个地方有一个规矩,你的企业我就不让你诞生,不给你注册,不让你准入,那你说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就是废话一句,我都不让你准入,你就没资格参与公平竞争或者不公平竞争,你连竞争的门槛都不能入。所以这里首先强调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就是可以不可以到你这个地方开公司,国有企业可以,民营企业可以,外资企业也可以,同等的准入前的待遇。这个定义跟后面的同等国民待遇是两个概念。

二是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管理我们有一句行话,叫法无禁止都可为。就是对这些企业必须要有负面清单,不能干的我定负面清单。我负面清单之外的你都可以干。前几年我们政府就在搞负面清单。一搞就搞了三百多条。任何一个地方三百多条负面清单,搞得企业什么都不可以。这次人代会,李克强总理报告里讲,负面清单的条目要大大的约束减少,你减少到一定的量以后,法无禁止都可行,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对政府要有一句,法无授权不可为。也就是说政府别多动症,什么都想做。法无授权,你就不能乱管三七。也就是说不能多动症。这两句话是对称。负面清单管理里涉及到这两句话的法治性的意义。

三是尊重知识产权。四是遵守有公平的规范的合理的劳动保障制度。五是生态环境保护有一套制度。六是竞争中性。竞争中性就是企业产生之后的同等国民待遇。表现在招投标的时候,政府采购的时候,在市场配置资源的时候,在银行贷款提供资金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同的所有制的企业,是同等国民待遇。不能有主观上、客观上的差异。

第七点,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我国应该怎么做?

我们国家在采取措施,中央也非常明确地积极的推进,今年很重要的任务,一边和中美贸易谈判之外,另一边积极的参与和推进双边的,和地区的FTA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在开放当中的引领作用。通过贸易谈判、通过国际贸易之间的这种合作,使得我们的国家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一个开放的、互利的、普惠的、包容的,而且是共享的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实现这个方面,实际上下一轮的贸易谈判,我个人认为是一个要以“三零”原则,为纲领的,为基础的,为前提的FTA的谈判。因为现在说的FTA谈判,里面主要的就是讨论“三零”。所以实际上“三零”这件事、FTA这件事,在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60条里,第七章第一段专门讲过中国进FTA怎么展开、怎么推进这方面的事。

国家其实想的很长远。下一轮的国际贸易谈判也好,开放过程也好,是会和“三零”原则为基础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的。在这个工作推进的时候,有五个要点要把握好。第一个,“三零”不等于全部归零,“三零”里比如说关税这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商品全部变成零关税,他有一个阶段性和趋势性。比如日本跟欧洲的贸易谈判,他的概念是什么?日本对欧洲的全部的货物贸易的品种有86%,实施零关税,也就是日本对欧洲,86%的产品关税全部归零。但还有14%的品种,用15年时间,逐步归零。也就是说它有一个阶段性、趋势性,15年为零。这是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15年以后,最终一万个商品里面,我可能会有9500个商品变成完全零关税,但还有那么500个,哪怕是一百年以后我也还是有5%、6%的关税。这也是一个概念。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利用“三零”原则中的阶段性、趋势性和某种灵活性,变成国家和国家之间谈判,你争我夺、互相较量的一种筹码,我同意你这两点,你同意我那两点,最后贸易签订了,大家遵守贸易协定。但是“三零”不等于统统归零,这是很具体的概念,这是有关“三零”的灵活性、趋势性、阶段性谈判中,实际上要把握这个东西,我们搞经济学研究的可能在这方面要研究各个国家的案例了。

(本文作者: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政策借鉴

 

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无缝对接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体经济+自贸功能”“先进产业+核心城市”的发展模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央企目光。近日,中国联通支付有限公司和华电集团燃料贸易板块两家央企相继落户天津开发区。截至目前,天津开发区已有超过70家央企设立了包括投资类企业、供应链金融企业、贸易企业、持股平台等在内的企业超过400家,总体注册资金超过3000亿元。

在天津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创新推动下,天津开发区内的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发展紧密融合,实现了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无缝对接,为各种业态的企业提供了多元化金融服务。

为金融机构和企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天津开发区通过举办产融对接会、业务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业务交流对接,探索以产业链金融为主体的产融合作模式,着力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包括风险投资、供应链融资、设备租赁、并购融资、跨境资金配置等在内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持。特别是围绕汽车、装备、大健康、智能制造等主导产业发展需求,根据其不同的产业特点和融资需求,精准对接,营造便利化的融资环境,从而为实体经济发展嵌入强劲的金融“助推器”。

同时,天津开发区通过制度创新与要素对接和流动,为京津冀产业转移协同、贸易便利化协同、创新驱动发展协同带来了便利,紧紧围绕承接北京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以产融结合试点城区为抓手,全面对接引进北京的总部、金融、科技、人才等优质资源。

下一步,天津开发区将继续着力聚集央企金融板块、法人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持牌类金融主体及引导型金融主体,重点发展产融结合、大资管、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提升跨境投融资服务平台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不断强化金融监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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