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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55期
发表时间:2019-05-21 15: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55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5月21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人口老龄化成为人口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

强大国内市场及消费潜力释放的障碍分析

国常会:部署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等

刘鹤: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

新华国际时评: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是解决好分歧的前提

央行:货币政策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性

房企开启“抢地”模式 热点城市土地市场明显升温

要情文摘

我国将推动消费稳定增长、提质升级

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利用国内外市场融资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将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发布

中央财政将出资建设农产品供应链

内部报告

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营商环境建设的最高标准

政策借鉴

长三角推进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

经济分析

人口老龄化成为人口均衡发展的主要矛盾

自2007年正式提出“人口均衡发展”理念以来,人口均衡发展得到广泛的关注。根据人口均衡发展的划分,又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其中狭义的人口均衡发展要求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量、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人口分布等人口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发展,从而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反映的是人口自身的均衡发展。而广义的人口均衡发展进一步将人口内部协调发展扩展到人口与外部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匹配,即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人口的发展既不能落后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发展,同时又不能超出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外部因素所能承受的范围,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

一、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现状

就狭义人口均衡发展而言,我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一是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逐步提高。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升至76.25岁,较2000年提高5.01岁,预期寿命不仅高于72.04岁的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高于75.29岁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与高等收入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已由2000年的6.38岁降至2016年的4.12岁。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将进一步延长。二是人力资本红利不断释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8人类发展指数和指标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平均受教育年限达7.8年,较2000年上升1.3年,预期受教育年限达13.8年,较2000年上升4.2年,而2017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已提高至10.5年,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升至13.3年,随着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将进一步增加。

我国人口分布日趋合理,一是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2018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8.3亿人,较2000年增加3.7亿人,城镇常住人口比重升至59.58%,较2000年上升23.36个百分点。农村人口大量的向城镇转移以及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在令我国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对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二是人口有序流动。我国流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高峰后便呈逐步下降趋势,截至2018年底,我国流动人口达2.41亿人,虽然较2000年增加1.2亿人,但较2014年的峰值已下降1200万人,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7.27%。随着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调整、户籍制度的松动、部分劳动人口竞争力的减弱、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攀升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速回落,流动人口在城镇落户也愈发便利,从而导致我国流动人口逐渐回落,并出现跨省流动人口比例缓慢下降、省内跨市流动比例缓慢上升的现象。

经过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后,我国人口增速呈不断回落态势。虽然我国于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16年确有回升,但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尚未扭转,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2000年的7.58‰降至2018年的3.81‰,人口总量达13.95亿人,仅比2017年增加530万人,增量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我国人口已进入缓慢低速增长期。伴随着人口的低速增长,我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矛盾逐渐由数量向结构转变。

从人口结构来看,我国男女性别比失衡的状况不断好转,人口性别比总体呈下降趋势。2018年我国人口性别比为104.64,较2000年下降2.09,出生人口性别比由2006年的119.25降至2015年的113.51,随着我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深入推进,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将趋于正常。然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截至2018年底,我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66亿人,较2000年增加7800万人,老龄人口年均增速高达3.5%。同时,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已达7%,到2018年又进一步升至11.9%。“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时期,我国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令我国向深度老龄化社会加快迈进,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显示,在对我国人口预测的9个方案中,基于低方案的情景假设,我国最快将于2021年达到人口峰值,为14.1亿人左右,如果假定未来总和生育率为1.6,则我国将于2024年前后达到人口峰值,为14.2亿人左右。同时假定我国老龄人口年均增长4%,预计我国将在2024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2亿人。从老龄化社会过渡至深度老龄化社会,德国用了65年,日本用了26年,而我国将用24年左右,届时我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最快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人口结构失衡,乃至人口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原因。

二、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经济潜在增长率下行压力加大。潜在增长率主要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决定,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带来了劳动人口的减少。近年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呈不断下降趋势,所占人口的比重已由2011年的69.8%降至2018年的64.3%。与此同时,我国人口抚养比快速攀升,由2010年的34.2%的低点快速升至2017年的39.25%,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不断减弱。随着我国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抚养比的上升,特别是在1962年及以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将在2023年起进入退休年龄,我国劳动人口将进一步减少,届时我国经济增长将会因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退而减速。

二是我国储蓄率将延续下行趋势。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个人会在年轻时期储蓄,而在年老时期消费,因此,当一个社会中老年人口比重上升时,社会总储蓄将下降,而当劳动力人口比重增加时,社会总储蓄将增加。我国国内总储蓄率在2010年达到51.55%的峰值后便持续下降,截至2017年底已降至46.38%,而2010年恰好也是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占比的峰值,为74.5%,此后适龄劳动人口占比不断下降,而老龄人口占比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在2010-2017年这段时期内,老龄人口占比与国内总储蓄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二者的相关系数达-0.96,而且还存在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老龄人口占比上升是引起国内总储蓄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十四五”时期,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及老龄人口比例的攀升,我国国内总储蓄率下降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而储蓄又是投资的基础,储蓄率的下降将减弱投资和资本积累的增长动力,从而令我国经济增长承压。

三是社会保障压力上升。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一般在5000-10000美元之间,具有“先富后老”或“边富边老”的特征,而我国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仅为959.37美元,呈现出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经济起步较低增加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难度。而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令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快速攀升,截至2017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支出规模已达4.04万亿,较2000年增长了19倍之多,年均增速高达18.53%,其中2010年以来的年均增速更是高达20.86%,快于基本养老保险收入年均19.25%的增速。虽然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尚存结余,但养老金征缴收入与基金支出的缺口持续扩大问题较为突出,2017年我国养老金征缴收入为3.42万亿元,仅占支出部分的84.6%,缺口达6211亿元,养老金征缴收入的不足令我国对财政补助资金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加大了政府财政压力。而随着“十四五”退休潮的到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将进一步上升,据测算,在不考虑财政补贴或基金存量的情况下,2025年我国养老金缺口将扩大至3.8万亿元。此外,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养老精算报告2018-2022》显示,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实际缴费人数增长率将放缓,2018年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每5人中有1人不缴费,而到2022年则升至每4人中就有1人不缴费。与此同时,我国养老保险的抚养比将继续下降,养老保险抚养比由2017年的2.73:1降至2022年的2:1以下,即不到2个参保人供养1个退休人员,未来我国将长期面临养老与保障的双重压力。

三、政策建议

一是继续完善生育政策。根据我国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及时调整生育政策,完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健全生育津贴、育儿津贴、家庭津贴制度,增加幼托教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抑制生育率进一步下滑趋势。二是循序实行弹性退休制度。逐步调整退休年龄,消除退休年龄中遇到的不平等问题,增加延迟退休政策的灵活性,完善延迟退休的奖惩机制,为老年人营造友好的就业环境,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人力资源优势。三是健全医疗保险制度。完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创新医疗保障模式,加强对特殊老年群体的医疗保障力度,满足老年人医疗的基本需求。四是加快老龄产业发展。加大对老龄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降低老龄产业的融资成本,拓宽老龄产业的融资渠道,对老龄产业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加强对老年人相关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补齐相关领域的供给短板,培育和引导老年人需求,促进老龄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执笔:邬琼)

强大国内市场及消费潜力释放的障碍分析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正在崛起。随着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为国内市场发展拓展空间。国内市场具有增长速度快、发展潜力大、持续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的鲜明特点。

一、强大国内市场的发展空间

潜力就是空间,差距就是机遇。强大国内市场主要体现在居民消费升级、新型城镇化、创新产业化、关键核心技术装备补短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补短板等五个领域。前二者属于消费领域,后三者属于投资领域。

一是居民消费升级将进一步激发内需潜力。我国人口数量超过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总和(2017年10.8亿人,IMF数据)。201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769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978年的155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8.1万亿元,年均增速约为15%,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自2015年以来保持在50%以上,消费能力提升带动消费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要牢牢把握居民消费升级大趋势,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大力培育新兴消费,不断激发潜在消费,就能极大地开拓和升级国内消费市场。

二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将继续释放发展势能。2018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6%,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有近1400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看,2018年,我国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6112元和12124元,两者相差13988元。这意味着,随着一个农民转变为市民,将带来的新增消费量接近1.4万元。同时,我国区域间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的省份之间,差距在4倍左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平衡过程,将释放巨大需求潜力,创造广阔市场空间。

三是创新产业化将持续形成市场动能。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将形成两类新市场,一方面,创新成果应用于传统产业,带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需求,另一方面,创新成果创造出新兴产业,带来新兴产业的从无到有。以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与渗透融合为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为我国全面优化升级产业体系、促进全产业链整体跃升提供了机遇窗口。2018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3.9%。传统产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延伸拓展,需要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全面提高产品、技术、工艺等水平。新兴产业是经济体系中最有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部分,需要大力优化环境、完善机制,促进重点领域不断突破。

四是关键核心技术装备补短板将不断创造投资需求。我国在自主创新能力上还存在不少短板弱项,不少关键技术、高端装备以及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仍依赖进口,有研发活动的规模以上制造企业占比不足30%,产品附加值不高,在国际产业链中总体尚处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环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支撑引领、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取得新突破的需求和期待十分迫切,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和发展潜力。

五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补短提质将显著增强发展后劲。当前公共服务在总量匹配、质量提升、布局完善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每千人口护士仅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4,合格养老护理人员仅为市场需求的10%,年出国留学人员超过60万人,增加托幼、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能够更好满足人民迫切需求,也可以通过减轻居民负担释放消费潜力。公共基础设施在智能化、网络化、配套连接和利用效率上改进空间很大,交通、水利、能源、生态环保、农业农村、市政、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建设需要进一步增加投入,有效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此外,生产要素领域也蕴藏着较大的投资机遇,要加强对环境、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领域投资力度,提高各类要素生产效率。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环保工艺、防灾减灾等领域建设,增强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和容纳能力。加大投资于人、科技的力度,加快推进人力资源、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建设,支持教育培训、科研创新等软投资项目。

二、影响需求潜力变成现实消费的障碍

消费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围绕消费升级的方向进行投资、创新和生产,协同推进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和创新的有效性。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从供给侧、长远视角、制度框架的角度分析制约消费的障碍,主要有:

(一)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居民消费已呈现从注重量的满足转向追求质的提升,从有形物质产品转向更多的服务消费,从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转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的趋势特征,消费升级正当其时。但是,在部分重点领域,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尚未有效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一是实物消费方面,中低端供给能力难以满足高品质消费的升级需要。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难以满足居民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消费需求。二是服务消费领域,服务消费供给能力相对不足,不能满足日益扩容的服务消费需求。我国服务消费“有需求、缺供给”的矛盾比较突出,教育、医疗、旅游、养老、健康、育儿、家政等服务消费供给不足,需求外流比较明显,这也是我国服务贸易出现逆差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是城镇消费方面,老旧小区改造、住房租赁等市场发展比较滞后,难以满足老年人群体的居住宜居需求,以及新市民的居住改善需求。四是农村消费方面,农村消费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当前农村流通网络还不够健全,特别是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的物流体系仍未完善,农村物流点对点、门到门的“最后一公里配送”相比城市物流还存在明显差距。农村流通成本过高导致农村消费、农村电商发展受阻。

(二)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随着“互联网+”向更多传统消费领域持续渗透融合,我国新业态、新模式方兴未艾,平台型消费、共享经济等快速发展,不仅推动了经济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更大大方便了群众生活。但是,新事物总是难以自动匹配老规矩,政府部门对待各类新业态新模式也缺乏“包容审慎”的态度。于是,监管部门更多用旧办法管制新业态新模式,往往力不从心,遇到发展问题便动辄采取关闭、停业等方式。对于新业态、新模式,不能简单任性,要么不管,要么管死,应采用包容审慎的原则。所谓“包容”,就是对那些未知大于已知的新业态采取包容态度,只要它不触碰安全底线。所谓“审慎”有两层含义:一是当新业态刚出现还看不准的时候,不要一上来就“管死”,而要给它一个“观察期”;二是严守安全底线,对谋财害命、坑蒙拐骗、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不管是传统业态还是新业态都要采取严厉监管措施,坚决依法打击。要给创业者提供一个能够成长的空间,给企业一个发展新动能的环境。

(三)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现代商业社会,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标准化社会,各种商品、服务都离不开标准的规范和控制。标准不仅直接决定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更关系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消费体验。我国现行的大部分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产品质量标准体系缺失老化滞后,难以满足消费提质扩容的需要。现代农业和服务业标准仍然很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刚刚起步,即使在标准相对完备的工业领域,标准缺失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特别是当前节能降耗、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电子商务、商贸物流等领域对标准的需求十分旺盛,但标准供给仍有较大缺口。我国国家标准制定周期平均为3年,远远落后于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标准更新速度缓慢,“标龄”高出德、美、英、日等发达国家1倍以上。标准整体水平不高,难以支撑经济转型升级。我国主导制定的国际标准仅占国际标准总数的0.5%,“中国标准”在国际上认可度不高。国际知名企业排除中国市场的“召回令”也屡见不鲜。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往往把产品中最好的卖给外国人,把其余的卖给自己人,这也侧面说明我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太低了。

(四)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领域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支付风险、信息泄露、霸王条款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经营者信用缺失的现状依然不容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满意度和消费信心,制约着消费潜力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不匹配、不协调、不适应的矛盾仍然突出。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尚未形成,社会成员信用记录严重缺失,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尚不健全,守信激励不足,失信成本偏低。社会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偏低,履约践诺、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等现象屡禁不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仍有待健全,消费者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相对不足,消费者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商家违法成本低于违法收益、守信收益低于失信成本的情况依然存在。网上跨境消费争议解决、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机制还存在明显短板,不能适应新兴消费的发展要求。

(五)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我国消费政策体系在支撑居民消费提升和预期改善方面还有较大的完善空间。收入分配制度在调节资本—劳动报酬差距、调节垄断行业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方面的力度有待提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财税金融制度在促进消费方面仍有施政空间。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可进一步向下调整,个人所得税负担也可通过提高起征点、增加专项附加扣除等实现下降。消费金融、消费信贷规模仍然偏小,在保持居民合理杠杆水平的基础上,消费信贷仍可合理增长。社会保障制度有待进一步健全完善,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而且地区间差异大,广大居民为老年阶段的预防性储蓄倾向较高,限制了消费能力。                           (执笔:胡祖铨)

国常会:部署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等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决定延续集成电路和软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更多参与和促进信息产业发展。

会议指出,目前我国共有219家国家级经开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均占全国10%左右,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占20%左右,主要指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还有很大新潜力有待释放。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加快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发挥好其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一要支持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在“放管服”改革方面走在前列。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推行容缺审批、告知承诺制等。将招商成果纳入经开区考核激励。对创业创新人员在户籍、子女入学、创业投资等方面给予便利。各地要主动作为,赋予经开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放出活力,管出公平。二要推动创新发展。经开区要率先将国家科技创新政策落实到位,成效明显的可加大政策先行先试力度。支持建设国家大科学试验装置和国家科技创新基地。区内科研院所转化职务发明成果收益给予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现金奖励,符合规定的可减按50%计入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对经开区与职业院校共建人才培养基地等加大支持。三要提升开放水平。支持经开区引入民营资本和外资开发运营特色产业园等,鼓励港澳地区及外国机构、企业、资本参与国际合作园区运营。支持设立综合保税区。支持在有条件的经开区开展资本项目收支便利化等试点。四要促进产业升级。国家重大产业项目优先在区内布局。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现代服务业优化升级行动。推动“双创”上水平。鼓励各类资本投资发展数字经济。

会议指出,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通过对在华设立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包括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实施普惠性减税降费,吸引各类投资共同参与和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发展,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更好满足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需求。会议决定,在已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按规定的不同条件分别实行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即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或“五免五减半”(即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的基础上,对集成电路设计和软件企业继续实施2011年《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中明确的所得税“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2018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也按上述规定执行。同时,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完善下一步促进集成电路和软件产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支持政策。

刘鹤: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

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于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磋商结束后对媒体表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不仅涉及两国关系,也涉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合作是有原则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

刘鹤表示,中方此次带着诚意来华盛顿磋商,与美方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同意继续推进磋商。中方强烈反对美方加征关税的做法,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整个世界,中方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刘鹤强调,双方的协议必须是平等、互利的,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中方决不让步。目前双方在很多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但中方三个核心关切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关税是双方贸易争端的起点,如果要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二是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双方在阿根廷已对贸易采购数字形成共识,不应随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尊严,协议文本必须平衡,目前仍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讨论。去年以来,双方谈判出现几次反复,发生了一些曲折,这都是正常的。在双方谈判仍在进行的过程中,随意指责“倒退”是不负责任的。

刘鹤表示,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国内市场需求巨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将带来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财政和货币政策仍有充分的空间,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在大国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曲折是好事,可以检验我们的能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共同努力,任何困难都不怕,一定能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新华国际时评:尊重彼此核心关切是解决好分歧的前提

5月9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十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牵动全世界目光。磋商期间,美方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10%升至25%。对于美方此举,中方深表遗憾,并将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同时再度重申:加征关税无法解决问题,合作和协商才是正确出路,但必须以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为前提。

贸易战没有赢家!美方再度高举关税大棒加剧中美经贸摩擦升级风险,震荡的全球资本市场发出警示:这一单边主义行为对中美双方不利,对全世界也不利。正是看清这一点,面临加征关税威胁,中方代表团依然顶着压力赴美磋商,以负责任的举动展现出继续推动磋商解决分歧的最大诚意。

中美双方经过十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已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双边贸易平衡等方面取得诸多实质性进展,但在中方核心关切问题上仍存在分歧。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磋商结束后对媒体释放出的信息,谈判并没有破裂,出现暂时的问题不可避免,中方在原则问题上也不会妥协,但双方都有意愿继续保持磋商,并同意未来北京再见面。这些积极信息让外界对双方协商解决分歧更为审慎乐观。

解决好分歧继续推动磋商,双方必须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原则下相向而行。如刘鹤所表示,中方需要有一个平等的、有尊严的合作协议。事实再次证明,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是磋商顺利推进不可逾越的“底线”和“红线”;而确保双方磋商地位平等、磋商结果双赢,更是最终能达成协议的根本保证。如果始终一方压着一方谈判,或结果只能一方得利,磋商之路注定越走越窄。据了解,目前双方在取消全部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应当符合实际以及文本平衡性三个中方核心关切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其实也是美国商界、农民的普遍诉求。美国140多家行业协会近期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出美方对华加征关税实际也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加税,会造成企业裁员、投资推迟、物价上涨等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最终未能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也意味着美国政府对美国人民“违背了承诺”。

解决好分歧继续推动磋商,双方必须辨明合作的大势所趋,拿出更多智慧寻找两国间的“最大公约数”。正如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可能倒退回一个个小湖泊、小河流,对走过40年的中美关系而言,无论前途是晴是雨,携手合作、互利共赢是唯一正确选择。平等互利的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从建交时双边贸易不足25亿美元,到如今超过6300亿美元,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全球产业链上的中美经济早已密不可分。顺应这一潮流,双方关键应保持战略定力,努力增进互信,解决好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能否在坚守原则底线基础上,照顾好彼此的核心关切,推动经贸磋商回到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考验双方团队的智慧。

解决好分歧继续推动磋商,双方必须正确看待经贸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拿出更大耐心和毅力攻坚克难。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打打谈谈或将是中美解决经贸摩擦的常态。中方坚决反对贸易战,已经做好全面应对准备,也会理性对待后续磋商。就像马拉松赛跑最后一程,接下来双方会就协议文本逐条磋商,未来也将以更大耐心、更强定力看待中美经贸磋商反复博弈的可能,保持一颗平常心,做好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充分准备。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对中国而言,大国成长过程中经历一些事情不是坏事。历经70载风吹雨打,中国既有深厚实力和巨大潜力,也有强大抗打击和抗风险能力,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未来逐梦路上,中国更坚信,唯有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强国内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应对挑战能力,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央行:货币政策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性

5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张文红、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邹澜围绕4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就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房地产金融政策、货币政策取向、民营小微企业融资等市场关心的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央行表示,面对内外部经济环境变化,我国货币政策应对空间充足,货币政策工具箱丰富,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内外部不确定性。

信贷投放节奏不同于去年

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较3月份有所回落。对此,央行表示,拉长时间看,社会融资规模总体延续了反弹态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仍然较大。

1月份至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新增9.54万亿元,同比多增1.93万亿元,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比上年末提高了0.6个百分点,表明目前实体经济融资状况较2018年有明显改善。总体看,当前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增速与GDP名义增速基本匹配。

4月份社会融资规模的回落主要受季节性影响,并与今年信贷投放的节奏跟去年不同有关。今年一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8.18万亿元。而2018年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5.58万亿元。

4月末M2同比增长8.5%,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0.4%,分别为近14个月和近7个月以来的次高点,体现了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的要求。

从往年规律看,新增贷款3月末冲高后4月份往往会回落。央行表示,观察货币信贷数据的变化趋势要拉长时间窗口,在一个时间序列上不能只看一个点,一种办法是看数据的移动平均值。如果算12个月的移动平均值,4月份新增贷款1.4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1.8万亿元,跟上个月基本持平。如果看一段时间的累计数据:1月份至4月份新增贷款6.82万亿元,同比多增7912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加9.54万亿元,同比多增1.93万亿元,都说明货币信贷的数据比较好。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取向

央行表示,松紧适度的标准要看货币信贷的增长,主要是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与名义GDP增速是否相匹配,从结果上来看是匹配的,说明货币政策保持了稳健取向,同时也松紧适度。

4月份货币信贷回落趋势是否会延续?央行表示,下一步,判断货币信贷走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去年以来银行的流动性约束、资本约束和利率约束缓解,促使银行主动增加信贷,支持实体经济;二是信贷需求比较强。从供求两端分析,未来货币信贷会保持平稳增长态势,货币政策会继续坚持稳健取向,保持松紧适度。

房地产金融政策没有改变

数据显示,4月份人民币存款增加2606亿元,同比少增2746亿元,减少的存款是不是“买股票”了?而在前4个月新增贷款中,个人贷款增长较高,这些资金是不是“买房子”了?对此,央行表示,目前从统计数据上没有看到明确的指示情况。

房地产调控和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取向是没有改变的,是一贯的。今年以来,部分地区尤其是个别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苗头性变化。人民银行一直密切跟踪监测,相关主管部门也加强了对相关城市政府的指导,进一步落实城市政府的主体责任。

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增房地产贷款1.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增736亿元,同比增长18.7%,增速同比下降3.9%,占新增各项贷款的比重为31.4%。该比重较去年同期下降了7.7个百分点,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7.5%,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4个百分点。

央行将继续严格遵循“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以及“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坚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一是配合实施好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二是落实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三是会同相关部门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资金管理相关工作;四是完善相关制度,加大对住房租赁市场的金融支持和规范,促进形成“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

民企债券融资逐步恢复

数据显示,自去年央行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以来,已经支持了56家民营企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87只,金额398.6亿元,带动民营企业债券融资逐步企稳、恢复。

今年前4个月,民企发行债券2053亿元,与2017年和2018年同期相比都是较高水平。4月份民企债券发行661亿元,环比增长10%,净融资159亿元,实现了2019年以来的首次转正。在违约方面,4月份违约涉及的8家企业中,6家是已经发生过违约的,新增加的只有两家,两家中只有一家是民营企业。

从成本方面看,民营企业债券发行利率有所下行。4月份,民营企业债券加权发行利率为5.56%,与1月份相比下降了64个基点。

数据显示,一季度,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有较明显改善。小微贷款投放持续增加,截至3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10万亿元,同比增长19.1%;一季度增加5529亿元,同比多增2899亿元。同时,贷款覆盖面稳步扩大,3月末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小微经营主体2281万户,一季度增加142万户,同比多增108万户。

房企开启“抢地”模式 热点城市土地市场明显升温

自3月份以来,热点城市土地市场明显升温,尤其是热点一二线和强三线城市土地竞拍市场普遍回暖。五一小长假刚过,不少城市的土地市场便开始热闹起来。据不完全统计,5月8日,包括天津、苏州、济南在内的10余个城市共成交约32宗地块,单日成交金额近300亿元。当日拿地的既有如碧桂园这样的头部房企,也有金地、奥园等实力房企,其中更不乏像天阳、秦山等各地中小规模房企。值得注意的是,在5月8日成交的32宗地块中,除极个别地块为底价成交外,高溢价率成交地块占据多数。

房企多地高溢价“抢”地

4月下半月以来,房企“抢地”节奏明显加快。4月单月拿地金额超过50亿元的房企就多达18家,多次刷新土地市场的月度记录。进入5月份,房企的“抢地”模式进一步开启,多宗地块拍出高溢价率。江西九江两宗商住地被碧桂园、中基以5.82亿元摘得,溢价率分别为71.88%、60.05%。常州新北区以总价22.77亿元成交两宗地块,被弘阳和嘉宏房地产分别以12.4亿元、10.37亿元竞得,溢价率30%左右。苏州3宗地块成交总金额41亿元,分别被路劲、荣盛和中南以溢价率46%、68%、45%夺得。天津3宗地块被碧桂园、金地和泰达建设分别以底价、溢价率40%和45%摘得,总价达58亿元。济南以总价62.6亿元成交8宗地,被中骏、中铁及当地房企分别拿下,最高溢价率达43.65%。浙江嘉兴3宗宅地被天阳、秦山房地产以12亿元拿下,溢价率分别为50.25%和56.5%。温州鹿城区地块被隆晟16.19亿元竞得,溢价率29.83%。

业内专家表示,房企预期近两年市场将好转,为防止在市场上升阶段踏空而进行积极点布局。但从总价和溢价率来看,当前有些过热。中指数据研究报告显示,2月成交楼面价同比结束了连续11个月的下跌态势,3月同比涨幅进一步扩大,4月楼面价同比涨幅保持在20%以上,绝对价格已达历史单月次高水平,仅较2017年9月最高水平低400元/平方米。部分热点城市土地溢价率也现底部回升态势,甚至超过100%。部分大型房企短期补货意愿强烈、企业资金压力得到缓解、行业投资更加聚焦一二线热点及强三线城市、短期土地市场供不应求导致竞拍热度加剧等因素共同催热了土地市场。

进入4月后,政府推地节奏开始加快。中指数据库数据显示,4月300城宅地供应规模同比增长15.6%,环比大幅增长七成以上,但是仍不能明显缓和目前企业高涨的拿地情绪,甚至二梯队房企也加入了抢地大战。

房企追高拿地或存风险

从企业角度看,土储规模的扩张并不意味着利润。按静态测算利润率的话,拿地激进的企业如果今年开盘销售,基本不赚钱。高价拿地使得利润净率降了很多,只有规模没有利润,对企业来说还是比较难受的。如5月8日,荣盛以溢价率68%、总价8.84亿元获得苏州吴中区甪直镇居住地块,成交楼面价14263元/平方米。周边房价显示,甪直镇目前在售项目价格15000元-18000元/平方米,个别高端项目价格可达20000元/平方米左右;而周边二手房价与新建住宅几乎持平。再如,浙江嘉兴海盐县一宅地被秦山房地产以4.39亿元摘得,楼面价5217元/平方米,溢价率56.50%。而目前海盐县二手房价8000元-10000元/平方米,新房价格8500元-13500元/平方米。

热点城市在“稳房价”基调下普遍实行限价、限签、限购等政策,加之房企不愿降低预期,高价拿地的项目普遍面临入市困难。同时,部分城市对高端项目需求不高,高地价项目也存在着较大的去化压力。此外,2019年起房企进入集中偿债高峰期,流动性风险仍在加剧。业内专家表示,部分房企高价拿地,未来一到两年内会存在资金流动性风险。回看2017年,高价拿地的项目入市仍然不乐观,这个时候企业还是应该吸取前几年的教训,不能盲目乐观。业内专家表示,当前企业拿地不能太盲目,需要回归理性。接下来政策层面有可能会针对这些过热的城市作出降温举措。

对于小型房企而言,也是被逼无奈,不拿地就没有储备,资金不投出去也对抗不了通胀。房企压力比较大,必须加速市场布局,否则未来没有市场份额,才是最危险的。

4月调控政策多达60次

在3月楼市出现“小阳春”,房价、地价出现波动后,4月各地楼市调控政策再次密集发布。据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4月,各地包括部委累计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措施超过60次,环比上涨300%,调控频率明显增长。其中,合肥、北京、长沙、西安、丹东等市场波动较大的城市出台了下调土地最高限价、国管公积金贷款“认房又认贷”、暂停二套房契税优惠、启动住房公积金“资金流动性风险防控一级响应”、限购限价限售等收紧政策;深圳、哈尔滨、甘肃、合肥等地对房地产市场、经纪机构、房企等乱象和不规范行为的专项整治;成都、大连、东莞、南宁等地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规范。

此外,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房住不炒”定位不动摇;住建部对一季度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对房价、地价波动幅度较大的城市进行了预警提示;自然资源部重新强调商品住宅用地“五类”调控目标;银保监会官网发文称继续遏制房地产泡沫化,控制居民杠杆率过快增长。

要情文摘

我国将推动消费稳定增长、提质升级

近日,商务部在上海召开推进消费升级工作现场会,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指出,今年是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各地要推动消费稳定增长、提质升级,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问题】近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5月10日,美国正式提高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由此,去年末稍有缓和的中美贸易摩擦再次跃入公众视野。据测算,仅考虑对出口部门的静态影响,美国对20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关税,会拖累我国GDP增速0.2—0.65个百分点。IMF世界经济展望测算显示,如果中美两国对彼此所有商品全面加征25%关税,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速0.5—1.5个百分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中,如果出口下滑,只能靠扩张内需来对冲,才能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内需中,我国消费增长潜力较大,对经济拉动作用也更为显著、持久。然而,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中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居民消费收入比过低。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居民受节俭传统观念影响,储蓄意识较强,另一方面是我国社保机制不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居民消费预期低。

其次,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协调。主要表现在农村市场的消费品供给不能满足农民个性化和高档化消费需求;由于基础配套设施的不完善,部分地区农民在交通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欲望难以满足,城市供需之间也出现了断层。 

再次,产品供给结构变化滞后于消费结构变化。产品供给结构滞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导致厂商无法依据市场需求灵活配置资源,使供给对需求的适应能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是新产品的开发、生产、使用技术条件落后,无法以适当的成本供给产品。

最后,消费环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自然环境恶化已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食品卫生、用品安全、医疗服务质量、盗牌书籍等问题凸显,严重污染了消费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某些不合理消费政策也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对策】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会议上表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也是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深入实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推动消费稳定增长、提质升级,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重点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一是提升城市消费,加快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首批试点地区要进一步健全机制,扎实推进,发挥示范作用,第二批试点地区要抓紧启动,扩大工作成效;积极推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和便利店品牌连锁化发展。

二是促进乡村消费,深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进一步完善农村流通网络,促进工业品下行和农产品上行双向流通。

三是扩大服务消费,补齐城乡服务设施短板,加快构建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健全服务消费标准体系。

四是创新流通方式,加快推动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平台经济,深入开展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加快现代供应链创新发展。

五是优化消费环境,加强商务信用体系建设,完善重要产品追溯体系。

此外,会议还就商务扶贫、进口博览会交易团组织、稳定猪肉市场供应等重点工作专门做了部署。

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利用国内外市场融资

近日,国家发改委、科技部下发《关于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指导意见》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上市融资。

【问题】绿色技术是指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改善生态,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兴技术,包括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生态农业等领域,涵盖产品设计、生产、消费、回收利用等环节的技术。由于目前我国绿色技术市场的不规范、不完善和不健全,市场条件的不确定以及利益激励机制的不完备,致使技术开发方普遍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

首先,法律法规及政策不健全。从环境法规来看.虽然我国现有全国人大制定的12部环保法律,各地也制定有多项地方性环保法规条例,但许多法规条例的可操作性差.环保机构的执法地位欠明确、执法不力等等都削弱了法律的约束力,因没有严格执行有关法规而导致的污染事故也时有发生。同时南于环境法规的约束力不强,也使企业缺乏将环境问题与企业经济行为联系起来的推动力。

其次,我国企业绿色意识严重不足。大多数企业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不考虑长远利益,对绿色技术创新关注较少,没有从战略高度来看待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企业决策者对绿色技术创新认识不够。许多企业关注直接经济利益而忽视社会利益.市场投机性强,短期行为严重,加上绿色技术又确实比较复杂,投人较多,因此很多企业采用绿色技术都严重不足。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创新组织不力,绿色技术开发中心和服务中心普遍尚未建立,技术信息网络和信息传递机制不健全。企业绿色管理薄弱,既是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微观和宏观生态经济矛盾的重要原因,也严重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

最后,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推广的市场机制不完善。绿色技术开发的周期长、费用高、风险大、利润低,加之绿色技术的市场需求不明显,推广渠道缺乏,又造成绿色技术创新预测困难.产品开发方向不清,技术开发方很难向市场提供实用系列绿色技术。因为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等一系列活动时.往往是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最高目标,进行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分析以指导决策实践的。但若市场上存在约束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的因素抑或厂商运用绿色技术提供绿色产品的市场基础不存在,企业在选择技术创新的模式和方向时,在利润最大化的约束下往往不会选择绿色技术创新方式。

【对策】《意见》明确了发展目标,到2022年,基本建成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得到强化,出现一批龙头骨干企业,“产学研金介”深度融合、协同高效;绿色技术创新引导机制更加完善,绿色技术市场繁荣,人才、资金、知识等各类要素资源向绿色技术创新领域有效集聚,高效利用,要素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绿色技术创新综合示范区、绿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创新中心等形成系统布局,高效运行,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充分转化应用;绿色技术创新的法治、政策、融资环境充分优化,国际合作务实深入,创新基础能力显著增强。

《意见》提到,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确定绿色技术贷款的融资门槛,积极开展金融创新,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和项目融资。研究制定公募和私募基金绿色投资标准和行为指引,把绿色技术创新作为优先支持领域。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和并购市场,健全绿色技术创新企业投资者退出机制。鼓励绿色技术创新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上市融资。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支持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产品应用的保险产品。鼓励地方政府通过担保基金或委托专业担保公司等方式,对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示范应用提供担保或其他类型的风险补偿。涉及绿色金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相关试点,在国务院批复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先行先试。

《意见》明确,健全科研人员评价激励机制,增加绿色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数量、质量、经济效益在绩效考核评优、科研考核加分和职称评定晋级中的比重。允许绿色技术发明人或研发团队以持有股权、分红等形式获得技术转移转化收益,科研人员离岗后仍保持持有股权的权利。以技术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方式转化职务绿色技术创新成果的,发明人或研发团队获净收入的比例不低于50%。科技人员从转化绿色技术创新成果所获现金收入,符合现行税收政策规定条件的,可享受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高校、科研院所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绿色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受本单位绩效工资总量限制,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核定基数。

《意见》提到,鼓励和规范绿色技术创新人才流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按国家有关政策到绿色技术创新企业任职兼职、离岗创业、转化科技成果期间,保留人员编制,三年内可在原单位正常申报职称,创新成果作为职称评定依据;高校、科研院所按国家有关政策通过设置流动性岗位,引进企业人员兼职从事科研,不受兼职取酬限制,可以担任绿色技术创新课题或项目牵头人,组建科研团队。

《意见》提到,强化对重点领域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保护与修复、城乡绿色基础设施、城市绿色发展、生态农业等领域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对标国际先进水平,通过国家科技计划,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布局一批研发项目,突破关键材料、仪器设备、核心工艺、工业控制装置的技术瓶颈,推动研制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关键核心绿色技术,切实提升原始创新能力。

《意见》指出,扩大政府绿色采购范围,在现有节能环保产品的基础上增加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产品政府采购。鼓励国有企业、其他企业自主开展绿色采购。遴选市场急需、具有实用价值、开发基础较好的共性关键绿色技术,政府以招标采购等方式购买技术,通过发布公告等形式向社会免费推广应用。

职业技能提升培训需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有关情况,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行动方案确定培训重点人群是企业职工,特别是困难企业职工,以及作为劳动力市场主体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两后生”、退役军人、贫困劳动力群体,并且兼顾其他各类劳动者。

政策背景: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提高职业培训质量,增强就业人员技能。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000亿元,用于1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4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措施,审议并原则通过《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送审稿),文件即将出台。

政策意义: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既是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也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们要为国家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低技能到高技能,在这样一个扩大和提升过程中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也实现促进人的发展。从当前工作来讲,感受很明显的是就业难、招工难,就是“有人无事做和有事无人做”并存的现象比较突出,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结构性就业矛盾比较突出”。要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加强,大规模、高质量开展培训来解决这个矛盾。长远发展来讲,主要针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也就是支撑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有一批高技能人才。

政策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以需求为导向,紧密围绕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信息开展培训,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当前养老护理、婴幼儿照护、生活服务以及车工、铣工等生产制造和生产服务等领域的缺工情况十分严重,同时新兴职业不断涌现。各地方要根据当地就业和产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的情况,制定职业培训补贴目录,引导劳动者按需选择培训项目,引导培训机构按需开展开关培训。二是以提升技能为核心,同时加强通用职业素质培训,岗位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要深化校企合作,推动培训项目与市场需求相对接、培训内容与岗位需求相对接、实操实训与生产实际相对接。同时结合近年反映的问题,要着重强调通用职业素质的培养和职业道德、职业规范的培训,促进劳动者更好地适应就业需求。三是创新培训模式。要加快工学一体化教学、职业培训包、“互联网+”等培训模式,为劳动者提供更加丰富、多样、便利的职业培训服务,适应他们个性化的培训需求。

政策点评:通过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把城乡各类劳动者全部纳入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范围。通过政府的激励引导,充分调动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发挥职业院校的基础作用,发挥社会培训机构的支持作用,全方位提升各类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以适应就业工作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技能人才支撑。目前职业标准不断地在变化,所以要加快职业技能培训标准的制定和修订,用职业标准引领和带动职业培训标准的完善。特别是职业技能培训要紧密围绕市场需求和企业生产实际开展培训。前段时间,人社部会同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发布了13类新职业,这些新职业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形势下,在就业创业的新业态发生重大变化下涌现出来的。新职业对于各类劳动者就业的促进、职业的选择,以及培训机构下一步的发展方向,都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下一步,要不断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动态发布新职业,把就业量大、技能水平高、能够反映最新产业发展的新职业不断开发出来,同时,不断加强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完善,提高职业技能培训的标准化水平,全面提升各类劳动者的技能水平。

政策建议:职业技能提升的重点就是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激励,发动劳动者和各类培训主体大规模参与职业技能培训活动。要激发各类培训主体的积极性,包括企业、院校和社会培训机构。从院校上来讲,我们用政策推动职业院校不断扩大培训规模,发挥好职业院校的高质量培训作用。在核定职业院校的绩效工资总量时,提出要向承担职业培训任务的单位倾斜,鼓励院校开展培训。从企业方面看,明确提出支持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企业设立职工培训中心,鼓励企业大力兴办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对企业开展培训给予政策支持。在社会培训机构方面我们要广泛动员各类机构,特别是民办机构全方位参与职业培训。我们提出民办培训机构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面,要和公办同类机构享受同等待遇。通过就业补助资金,特别是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全力支持企业职工包括其他重点就业群体的培训工作。地方各级政府工作可以按照规定多方筹集资金,统筹使用,发挥好资金效益,把资金用好用足。

推进钢铁行业超低排放将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为打赢蓝天保卫战,促进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变,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五部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实施钢铁行业超低排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政策背景:随着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燃煤电厂实施超低排放以来,火电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大幅下降。2017年以来,钢铁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电力行业,成为了工业部门最大的污染物排放源。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国,2018年粗钢产量9.28亿吨,占世界粗钢总产量的51.3%。钢铁行业产生污染的环节多,污染排放量大。2017年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量分别为106万吨、172万吨、281万吨,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7%、10%、20%,是目前我国主要的大气污染排放源之一。与国外钢铁行业以铁路和水路运输为主不同,我国钢铁行业主要依靠公路运输。我国钢铁行业货运量超过40亿吨,约占全国货运总量1/10。公路运输过程中的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非常突出,占钢铁企业自身排放的20%以上。钢铁企业排放对城市空气质量有着显著影响。据统计,我国钢铁产能居前20位的城市,无一空气质量达标,平均PM2.5浓度比全国平均浓度高28%。钢铁产业布局集中也是影响区域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我国大气污染相对严重的地区,如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钢铁产能占全国总产能的55%,其平均PM2.5浓度比全国平均浓度高38%左右。

政策意义:《意见》的实施将稳步改变我国钢铁行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降低钢铁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显著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意见》体现的是鼓励企业创先争优的导向,不强制要求所有企业必须限期达到超低排放要求,而是通过差别化的政策进行引导,不排不限、少排少限、多排多限。《意见》对超低排放要求并不是“一刀切”,对烧结机和其他主要污染源分别提出不同限值,还要求钢铁企业制定“一厂一策”治理方案,确保长期连续稳定运行等都体现了《意见》的差异化管理。

政策内容:《意见》规定,到2020年底前,力争重点区域60%左右的钢铁产能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到2025年底前,重点区域超低排放改造基本完成,全国力争80%以上产能完成改造。《意见》指出,在重污染天气橙色及以上预警期间,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烧结、球团、炼焦、石灰窑等高排放工序应采取停限产措施;当预测到月度有3次及以上橙色或红色重污染天气过程时,未完成超低排放改造的,实行月度停产。《意见》针对不同排放类型提出指标限值和管控措施,

实现全流程、全过程环境管理。比如《意见》明确,烧结机机头、球团焙烧烟气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不高于10、35、50毫克/立方米,其他主要污染源原则上分别不高于10、50、200毫克/立方米;大宗物料等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80%等。

政策点评:据初步测算,到2025年,《意见》任务全面完成后,将带动钢铁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排放量分别削减61%、59%和81%。由于钢铁行业在重点区域相对更为集中,超低排放改造将在重点区域产生更大的环境效益。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完成钢铁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任务后,将带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PM2.5浓度分别下降5.6、3.4、2.4微克/立方米,占区域平均PM2.5浓度的9%、8%、4%。

政策建议:钢铁工业是流程工业,生产工艺环节众多,其超低排放与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最本质的区别是,必须是生产全流程所有生产环节全方位满足超低排放的要求。因此,《意见》要求大宗物料产品采取清洁运输,汽车运输部分应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或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汽车,2021年底前可采用国五排放标准汽车等。《意见》提出,未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的钢铁企业,应设施升级、加强无组织排放管理等措施确保稳定达标排放,重点区域应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等。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发布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要求通过试验区建设,确保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根据《实施方案》,海南要建设成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样板区、陆海统筹保护发展实践区、生态价值实现机制试验区和清洁能源优先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提出,通过试验区建设,确保海南省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差,人民群众对优良生态环境的获得感进一步增强。到2020年,试验区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8%以上,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不高于18微克/立方米并力争进一步下降;基本消除劣V类水体,主要河流湖库水质优良率在95%以上,近岸海域水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率在98%以上;土壤生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水土流失率控制在5%以内,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2%以上,守住909万亩永久基本农田,湿地面积不低于480万亩,海南岛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60%;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5年下降10%,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2%,清洁能源装机比重提高到50%以上。

到2025年,生态文明制度更加完善,生态文明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水平。到2035年,生态环境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海南成为展示美丽中国建设的靓丽名片。

《实施方案》明确,海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突出地位,坚决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本方案提出的任务措施,加强对海南建设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指导和支持,强化沟通协作,协调解决方案落实中的困难和问题。

中央财政将出资建设农产品供应链

财政部、商务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的通知》,明确将通过中央财政出资的方式,支持农产品流通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创新应用新模式、新技术,推动农商互联互动,提升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和效率。

《通知》表示,为进一步加强农商互联,完善农产品供应链,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促进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满足农产品消费升级需求,财政部、商务部决定开展农商互联工作。通过政策引导、市场参与的方式,推动农商互联,促进农产品流通企业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全面、深入、精准对接,重点加强农产品产后商品化处理等流通设施建设,不断提高订单农业、产销一体、股权合作等长期稳定农产品流通模式在农产品流通中的比重,实现联产品、联设施、联标准、联数据、联市场,打造上联生产、下联消费,利益紧密联结、产销密切衔接、长期稳定的新型农商关系,构建符合新时代农产品流通需求的农产品现代供应链体系,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和效率。

《通知》明确,支持对象包括订单农业主体、产销一体主体和股权投资合作主体。其中,订单农业主体是指签订长期(2年以上)农产品采购协议,发展订单农业的农产品流通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销一体主体包括通过建立自有、合作生产基地等方式,向生产环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销+产”一体化经营的农产品流通企业;通过直接设立销售门店或在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等场所设立销售专档、专柜、专区等各种方式,向销售环节延伸产业链条,实现“产+销”一体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股权投资合作主体是指农产品流通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参股控股、兼并收购等多种方式形成产销优势互补、风险利益共担共享的股权投资合作企业。

《通知》指出,支持采取订单农业、产销一体、股权投资合作经营模式的农产品流通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重点围绕本地特色优势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短板和薄弱环节,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创新应用新模式、新技术,推动农商互联互动,提升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和效率。通知表示,将从加强产后商品化处理设施建设、发展农产品冷链物流、提升供应链末端惠民服务能力、提升标准化和品牌化水平和优化重点步行街的农产品供应链产销对接功能等五个方面进行支持。

此外,《通知》明确了中央财政支持政策。通知表示,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主要立足于弥补市场失灵,做好基础性、公共性工作,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对社会资本引导作用,支持农产品供应链体系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各地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农产品产后商品化处理设施和冷链物流的比例不得低于70%。

《通知》表示,对确定支持的省(区、市),每个省(区、市)支持2亿元。资金分两年安排,2019年每省(区、市)支持1亿元,2020年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再拨付剩余资金。

内部报告

 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营商环境建设的最高标准

今天的话题是营商环境,包括硬环境、软环境,一会儿要发表的指标体系,各方面的考核也十分重要,很精彩。我想结合营商环境这个主题讨论一个现在全球讨论关注的题目,就是中国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透明度提高的主题。

我国进入新时代以后,从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时代性的特征:

一个是从过去主要着力于增加出口转变为既支持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努力地降低关税以增加进口;

一个是从鼓励吸引外资转变为既鼓励吸引外资也积极地走出去投资,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这五六年我们走出去的投资7000多亿,引进来的投资5000多亿,出去大于进来,比过去40年从1979年-2012年30多年的历程当中,总的对外投资是6000亿,这5年对外投资比过去30多年还多;

一个是我们国家的开放,从过去沿海为主,逐步递推到内陆,现在有重大开放的举措,不管自贸区或者新区各种开放举措,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自贸区12个,沿海4个,内陆中部有8个;

一个是过去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现在服务业、服务贸易和制造业全方位开放;

一个是我们过去的开放以商品进出、资金要素的进出为主,有关它的流量大和小,总是流量越大越好,是以商品要素的流量型的开放,今后是会进一步转化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

这五大开放的新特征是过去5年新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必将在今后几十年对中国的开放形成新的高度、广度、深度,产生重要推进作用。

分析这五个开放的新特征,有一个关键因素,有一个基本面的概念就是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没有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治化、公开化,就不会有刚才说的五个新的特征的产生。

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就是我们现在搞营商环境不简单地就是根据自己原有的基础,自我的改革,自我的发现问题,自我解决问题,不断地再根据自我的实际情况下,不断地解决问题,也不断地有所提高。这个路子没错,但是时不我待,营商环境国际化要求按照WTO改革的要求,FTA发展的要求,WTO、FTA讲国际营商环境是什么样的标准,我们就应该一步到位地把这个标准引过来,整个中国不能一下子实现,就先让自贸区,上海的4个,中部的7个,海南岛的自由港,这12个自贸区理所当然就应该以国际的营商环境的标准,合适不合适拿来先试验,所以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试什么?试的是国际营商环境内容,这些内容吃不准在中国一下子推开会怎么样,在这12个试验区里边试,每个试验区现在100多平方公里,现在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些范围如果试的可以,就是可移植、可复制、可推广。进入WTO修改以后的规则,融入FTA的规则也好,我们心里有底。签订FTA协议,就意味着整个国家和协议签订国国家营商环境大体一致。对整个国家来说,怎么让关税、壁垒等问题比较一致,这是国家层面的事。对地方来说,地方政府的行为怎么国际化、法治化的问题。这个意义上,自贸区的试验本质上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试验,就是零壁垒的试验。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更重要的还不是边境上、海关的两方的管理,更重要是边境内的规则国际化的问题,边境内的营商环境规则从FTA、WTO的要求来说,大体上涉及8个方面:

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要点不是一个企业和另一个企业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而是能不能有生存权、出生权的问题,如果不让你出生权,就没有你这个人,所以准入前国民待遇。

二是准入以后企业产生了,不同企业之间统统按照负面清单管理,法无授权政府不可以作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负面清单清楚了,所有企业在一个行动的框架中。

三是要保护知识产权。

四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五是劳动力保障,权利方面的要求。

六是同等国民待遇,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竞争中性,在政府采购、银行贷款或者其它各个方面不同所有制同样一件事有同样的游戏规则。

七是不应该有各种补贴,这是不合理的,也要去掉。

八是开放一些以前不怎么开放的领域,或者开放度不够的领域,比如教育、卫生、文化,比如服务贸易,服务业、金融业等等。

面对这么一些内容,如果我们把它给搞好了,国际化了,跟国际上基本上一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贸试验区宗旨就是要对标WTO和FTA中的营商环境国际化的要求,然后把那些国际化要求引到自贸区里进行实施,实施的过程中跟我们中国的国情有矛盾的,自贸区里做试验,总结经验教训,推广、移植,或者有些地方留点余地等等。因此,当今中国营商环境的最高的试验地就是自贸区,所有区县,地市州、各个政府都有营商环境改善要求,都有硬条件和软环境条件的要求,这些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的要求。

因此,营商环境国际化、公开化、法治化,是我们建设一切营商环境软硬件的最高标准,也是当下中国最需要、最迫切、最务实,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所需求的。通过营商环境国际化、法治化,会给我们带来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因为我们中国政府跟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怎么平衡,在营商环境国际化8个条款中只要一展开,边界和度就很清楚,就会真正形成法无授权不能为,想作为也不能为,法无禁止企业都可以做的市场和政府管理之间的一个环节。

营商环境国际化还可以倒逼我们更多开放,因为没有壁垒了,内外资融合在一起可以更健康发展。同时营商环境国际化一定会带来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环境的交流,使得我们创新驱动发展的更好。营商环境国际化会带动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完善,产业链布局更加合理,效率更加高,整个经济就能够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产品的发展。最终营商环境国际化会推动我们国家更大开放,融入国际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把这个事做好了,对我们国家应该说是有万利无一害。       

政策借鉴

长三角推进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

为共同推动长三角市场体系一体化发展,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市场监管部门近日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商定2019年9个方面的重点合作事项。

9个方面的重点合作事项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市场准入一体化建设;推动信息互通,实现市场监管领域数据共享;推动多维共治,提升网络市场监管治理能力;建立执法信息联络员制度;推动质量提升,强化检验检测认证服务平台作用;强化食品安全,推动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加强质量监管,建立产品质量共治机制;推动标准统一,促进长三角标准一体化;加强舆情处置与应急管理,提升重大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长三角地区将推进线上“一网通办”。通过区域通办网上统一办事入口,实现跨区域身份认证。构建方便快捷的网上办事通道,完善网上身份认证、电子签名、电子文书归档、发放手机版电子营业执照等功能,推行全程无纸化登记,构建从申请、审批到拿证全程无纸化登记服务系统,力争做到办理执照“零见面”。

为了落实对外开放政策,支持科创中心建设,在长三角地区将推广实施持永久居留身份证外籍高层次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改革。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三省一市相关数据规范要求,结合长三角地区各地政府部门对市场主体数据业务的需求,将整合三省一市市场监管领域信息资源,推动信息互通,实现市场监管领域数据共享。

在信息互通方面,三省一市将制定长三角市场主体数据合作共建共享方案,出台统一数据资源目录和数据接口标准,确定数据需求清单,统一采集、归集数据,制定安全策略和安全措施,明确管理权限,建立以“覆盖全区、全面汇聚”的长三角地区市场主体基础数据库。逐步实现市场主体相关资质类信息全贯通、全共享,率先实现首批试点30个企业事项服务在长三角地区“一网通办”,到2019年底在全程电子化登记系统开展深度应用。逐步完善以市场主体基础数据库为核心、其他市场监管业务为分支的数据中心,实现市场监管信息全覆盖。

此外,三省一市还将建立一批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模型。建立跨区域市场主体发展形势、市场主体活跃度、企业年龄结构、跨区域投资与迁移数据等一批大数据分析与应用模型,定期形成分析报告。

推进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平台管理规范化,联合开展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平台调研,制订出台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平台管理规范,指导、督促电子商务平台认真落实平台主体责任,提升平台治理的有效性。推进长三角地区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引领,充分发挥浙江金华、浙江宁波、上海长宁、江苏宿迁四家国家级“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示范和引领作用,总结、交流、展示各示范区创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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