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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57期
发表时间:2019-06-04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57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6月4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动态因子模型在我国经济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十四五”时期世界及主要国家经济形势预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宁吉喆: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总体可控

王志军:加征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影响总体可控

要情文摘

国常会部署促进社区养老加快发展的措施

国常会部署促进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

国家级经开区有望成为改革开放新高地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一步整合共享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印发

内部报告

周天勇:土地改革突破和调水改土战略开启

李湛:房地产“调控再回归”预期增强

政策借鉴

通州武清廊坊三地推进协同创新

贵州纵深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

 

经济分析

动态因子模型在我国经济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短期经济预测是宏观管理部门和市场主体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计量经济学的重点研究领域。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的发展方式、增长动力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均会做出新的调整。同时外部环境也面临新的变化,全球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升温、金融市场脆弱性上升、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等问题愈发突出。在这种新形势下,对我国经济预测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那么如何准确判断我国未来经济走势,提前发现经济运行中的重要变化,从而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制定的前瞻性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支撑,并保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就显得格外重要。

近年来,动态因子预测模型取得了较快发展,特别是在Stock和Watson(2002)、Bai和Ng(2002、2007)、Bernanke、Boivin和Eliasz(2005)等众多学者对动态因子模型的深入探索后,动态因子模型已具备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而且由于动态因子模型能够有效降低数据维度,同时能够解决数据过多带来的过度拟合和过度参数等问题,在预测中能够捕捉大量信息,并避免结构的不稳定性。动态因子模型已成为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用于预测及政策分析的重要手段之一。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数据采集和处理效率的提升,数据在可得性、时间长度以及覆盖范围等方面有着较为明显的改善,数据的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为动态因子预测模型提供了有利的数据基础。而且,在诸多信息可获得的情况下,如果所建立的模型仅包含了少量的数据,则分析结果将有失偏颇,所得结论的可信度也将会大大降低。基于此,本文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速进行预测,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多少个因子可以基本准确的刻画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动态因子模型的预测结果是否真的优于ARMA和VAR等传统模型?以便为我国短期经济预测提供有益补充。

一、变量选取及处理

根据可获得的宏观经济数据资源,本文构建158维的宏观信息集,主要包括:(1)实际产出类,包括各行业的实际GDP、工业增加值等;(2)价格类,包括CPI、PPI、RPI、PPIRM的总指数及其分类指数等;(3)出口类,包括进口同比增速和出口同比增速等;(4)投资类,包括各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民间投资、实际使用外资等;(5)消费和零售类,包括各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居民收支变化等;(6)金融类,包括M0、M1、M2及各类存贷款增速、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与主要国家的汇率、股票市场成交额和债券发行量等;(7)财政类,包括公共财政收入和公共财政支出等;(8)劳动市场类,包括失业了和求人倍率等;(9)景气指数类,包括工业企业景气指数、制造业PMI及其细分、消费者信心指数、银行家宏观经济信心指数、经营景气指数等;(10)国际经济类,包括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消费者信心指数、投资者信心指数及经济景气指数等。所构造的样本数据集由10大类158个变量组成,样本时间维度为2005年一季度至2018年四季度。由于本文所选取的因变量为季度GDP数据,对于时间频率为月度的自变量而言,通过平滑方法将其转化成季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海关总署、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以及主要经济体统计局。所有数据均经过平稳化及标准化处理。

二、参数估计

当样本量N较小时,因子模型可以表示成状态空间形式,在假定误差服从正态分布的条件下,可利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出潜在因子。然而参数个数会随着样本量的增加而上升,从而导致参数估计变得愈发困难,特别是当样本量足够大时,为了估计参数不得不去掉一些有用的变量。Stock和Watson(2002)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估计的因子是真实潜在因子的一致估计。

得到因子估计后需进一步确定因子个数。虽然可以用累计贡献率的方法求出因子的个数,但此方法需对累计贡献率设定不同的截取门槛,所得因子个数不能被证明是最优的,对因子个数也不存在正规的检验,因此该方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尽管部分学者提出了因子个数的检验方法,但具有较为严格的检验条件,如样本量N或时间维度T是固定的、不存在序列相关及异方差等。而由于通常所用的AIC准则和BIC准则仅是N或T的函数,当样本量和时间维度较大时,利用AIC准则或BIC准则所估计的因子个数不具有一致性。Bai和Ng(2002)提出利用IC准则对静态因子个数进行估计,该准则是N和T的共同函数,而且并没有对N和T施加任何限制,并证明了即便是在异方差和弱序列相关的情况下,对因子个数的估计结果仍具有一致性,蒙特卡洛模拟结果显示该方法具有较好的小样本性。由于静态因子存在动态相关性,从而导致静态因子的谱会降秩,因此,静态因子的个数要多于动态因子个数,如果继续用IC准侧进行估计,则会高估动态因子个数。Amengual和Watson(2005)进一步将Bai和Ng(2002)的方法推广到动态因子模型,发现用改进后Bai-Ng方法估计动态因子的个数仍具有一致性。随后,Bai和Ng(2007)通过检验残差协方差矩阵或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是否达到渐进收缩边界来估计动态因子个数,同时证明了,随着样本量N和时间维度T的增大,所估计出的动态因子个数将依概率收敛于真实的动态因子个数q。

在估计出因子并确定因子的个数及滞后阶数后,可通过因变量对截距项、动态因子项以及因变量滞后项回归求出相应的系数,由此可得因变量的预测值。

三、动态因子模型预测结果比较分析

利用上述方法对动态因子模型进行估计,估计过程均由Matlab编程实现。通过Bai和Ng(2007)提出的动态因子模型个数估计方法可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可由2个因子近似刻画,这2个因子解释了数据集88%的变异情况,而且因子存在滞后4阶的动态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根据IC准侧求得的静态因子个数为6,静态因子个数明显大于动态因子个数,从而表明在因子具有动态相关性的情况下,如果继续用静态因子方法确定因子个数,则确实会存在高估因子个数的现象。

为评价动态因子模型的预测效果,本文采用一步向前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滚动预测,预测的区间为2013年一季度至2019年一季度,同时将AR模型、VAR模型以及指数平滑模型选为对比模型。模型预测效果的评判标准为均方预测误差(MSPE)方法,如果MSPE较小,则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精度。为便于比较,将AR模型的MSPE作为基准,计算其它模型相对AR模型预测效果的大小,当相对MSPE大于1时,则表明所选模型的预测精度要劣于AR模型,反之则优于AR模型,所得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预测模型的比较

 

动态因子模型

   

AR模型

   

VAR模型

   

指数平滑模型

   

 

 

MSPE

   

0.0533

   

0.2022

   

0.2393

   

0.0558

   

 

 

相对MSPE

   

0.2637

   

1

   

1.1836

   

0.2759

   

 

由计算结果可知,动态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样本外预测效果,相应的MSPE仅为0.0533,为所选模型中最小。与AR模型相比,动态因子模型的样本外预测精度要提升近75%。而指数平滑模型亦有较好的预测精度,相应的MSPE为0.0558,对AR模型预测精度的改进幅度高达近73%。由于指数平滑模型是一种加权移动平均方法,当数据较为平稳时,此方法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从我国季度GDP的波动程度看,2013年一季度至2019年一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整体呈较为稳定态势,数据的波动性明显降低,样本外区间的标准差仅为0.44,明显小于2005-2012年的2.25,由此导致指数平滑模型具有较好的样本外预测效果。此外,VAR模型的预测精度不佳,其预测效果要低于AR模型。导致此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前期VAR模型的样本量较小,但选择的滞后阶数相对较高,根据滞后阶数评判标准,此处的滞后阶数选为8,从而降低了模型的预测精度。随着样本量的逐渐增多,VAR模型的预测精度具有较为明显的改善,当样本外的预测区间为2015-2018年时,VAR模型的相对MSPE降至0.85,预测效果要优于AR模型。

四、结论

在大数据应用日渐流行的背景下,通过收集并构建高维经济数据集,利用动态因子模型对我国季度GDP增速进行预测,从而在大数据短期经济预测领域提供有益补充。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可由2个因子近似刻画,而这两个因子存在动态相关性。如果不考虑因子的动态相关性,则会高估因子个数。而且在与ARMA模型、VAR模型以及指数平滑模型预测效果的比较中,动态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样本外预测精度,所得MSPE的值最小,表明动态因子预测模型可为宏观管理部门以及经济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

季度GDP数据的公布具有一定滞后性,而部分数据的频率为月度且要领先季度GDP数据的公布,因此数据混频特性明显。将混频数据应用于动态因子模型中,从而利用实时发布的最新数据来改善宏观经济预测的时效性将是下一步研究重点。同时,本文仅将动态因子模型应用于季度GDP预测,对CPI、投资、消费等方面的预测也将是有益的尝试。此外,本文利用158个变量构建动态因子模型,那么是否说明这种大型预测模型要优于小型预测模型,是否变量越多就会改善模型预测精度,与逐步回归模型以及Lasso回归模型等模型的比较将会进一步完善动态因子模型的研究体系。 (执笔:邬琼)

“十四五”时期世界及主要国家经济形势预测

“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在中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为3.61%,略高于“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3.55%)。分年度看,世界经济增长“前低后稳”的特征比较明显。前三年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与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世界贸易投资放慢等一致。后两年经济增速基本平稳,与结构性改革始见成效、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等一致。

一、世界经济增长前景预测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后,世界经济逐渐摆脱危机阴霾,开始走向缓慢复苏阶段。但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总体仍将处于中速增长的“结构性低迷期”。在“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暗流涌动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复苏向好的基础依旧很不稳固,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和系统性风险的阴霾并未就此消散,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一是世界经济全面复苏还缺乏强劲有力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动力支撑。当前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相结合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但还没有进入到群体迸发的关键时期。2016年下半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增长改善更多地被证明是由全球资产价格高位增长带来的短期“价格现象”,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增长现象”,明显缺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动力支撑。世界范围内科技创新的研发投入较大,但突破性进展还比较少,因新技术产业化运用衍生出的新增投资并没有大规模的出现。全球范围内技术扩散效应也随着贸易争端而有所减慢。

二是经济全球化的红利释放受到了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恶化的严重冲击。2018年以来,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明显加剧,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的争端大幅增加。尽管刺激措施和直接补贴抵消了中国和美国遭受的大部分直接负面影响,但是全球贸易已经失去增长势头。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经贸关系紧张,将给全球贸易前景带来重大风险。世界经济可能受到投资放缓、消费价格上涨、商业信心下降等方面的严重影响。全球价值链也将遭到严重破坏,深植于中美贸易供应链的东亚经济体出口商首当其冲。世界贸易通过规模经济、获取投入以及从国际交往中获得知识技术为生产力增长提供支撑。长时间低迷的贸易增长也将给中期生产力增长带来压力,从而影响长期增长前景。

三是全球债务水平的普遍过高加大了世界经济增长的脆弱性。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采取的量宽等刺激性政策在驱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全球债务风险剧增等负面效应。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全球货币政策环境由宽松转向中性,或将导致一些债台高筑国家面临更严峻的债务偿还压力、资本流出隐患甚至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国家公共和私人债务水平持续上升,巨额偿债义务给政府财政带来沉重负担。基础设施差距大、现有资本退化及其对生产力的影响,使得债务的长期可持续性受到质疑。一些国家国内脆弱性严重,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高企,外部融资需求较大,偿债义务不透明,政策缓冲有限。

四是全球范围内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世界各地经济发展失衡的局面有所加剧,非洲以及西亚、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人均收入增长乏力甚至出现进一步下降的状况,这几个地区的极端贫困者占全球的近四分之一。即使在人均收入增长强劲地区,其增长多由核心工业地区拉动,外围和农村地区则远远落后。虽然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但在过去十年中,许多民众尤其是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幅很小,甚至根本没有增长。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缺乏社会保障,无法拥有体面的工作。

此外,世界范围内人口老龄化趋势愈发明显,制约了全球劳动参与率水平的上升,也深刻影响着社会活力和创新活力。局部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仍处在高发期,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美俄在东欧、中东、拉美的政治博弈仍在继续,朝鲜半岛缓和局面比较脆弱。局部地缘政治冲突风险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灰犀牛”。

综合以上分析,“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在中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速为3.61%,高于“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3.55%)。经济增速在年度之间总体平稳,波动在0.2个百分点以内。分年度看,世界经济增长“前低后稳”的特征比较明显。前三年经济增速逐步回落,与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世界贸易投资放慢等一致。后两年经济增速基本平稳,与结构性改革始见成效、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等一致。

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预测

“十四五”时期美国经济分析预测。美国经济增长的机遇主要有:一是能源独立战略成效显现,再工业化取得进展,经济结构有所优化,带动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左右。二是消费需求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的格局继续延续,经济增长的基础比较平稳。三是人口增长较为稳定,由于外来移民弥补本土居民生育率下降影响,美国人口增长情况明显好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财政货币政策层面转向正常化,政府债务压力将大幅压缩财政政策操作空间。二是储蓄率不足问题长期存在,限制了社会主体的投资意愿。三是信息技术的拉动作用开始明显减弱。预计“十四五”时期,美国经济年均增速为1.46%,低于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2.21%)。

“十四五”时期欧元区经济分析预测。欧元区经济增长的机遇主要有:一是欧元区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在国际标准尤其是绿色发展标准制定中具有较大话语权。二是欧元区主要大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发展,有望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制造业优势地位。三是欧元区内国家之间发展差距仍然存在,一体化进程将充分释放梯次发展潜力。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高福利支出模式下政府债务普遍高企,部分国家主权债务存在违约风险。二是信息技术领域相对落后于美国和中国,缺少代表性的龙头互联网公司。三是劳动力市场结构僵化,企业用工顾虑较多,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偏低。长期以来欧元区失业率都处于主要发达国家前列。预计“十四五”时期,欧元区经济年均增速为1.11%,低于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1.85%)。

“十四五”时期日本经济分析预测。日本经济增长的机遇主要有:一是高端制造、资源环保技术在世界上仍然具有领先优势。二是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较大,在世界生产与营销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安倍经济学”政策效应消退后的负面影响将陆续释放,政府债务压力巨大,货币政策面临长期正常化的状态。二是全球外贸投资环境有所恶化,对日本外向型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冲击。三是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十四五”期间日本人口年均下降0.35%。预计“十四五”时期,日本经济年均增速为0.49%,低于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1.02%)。

“十四五”时期巴西经济分析预测。巴西经济增长的机遇主要有:一是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制度在内的改革计划加快推进,正在形成长期利好预期。二是财政货币政策空间仍然较大。通胀率显著下降留给巴西央行更多的调控空间,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正在缓慢改善。三是铁矿石、原油等大宗商品资源丰富,出口竞争力较强。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国内政局相对动荡,腐败问题多发,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营商环境较差。二是全球范围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日益上升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巴西利用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的战略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预计“十四五”时期,巴西经济年均增速为2.36%,高于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0.72%)。

“十四五”时期俄罗斯经济分析预测。俄罗斯经济增长的机遇主要有:一是政府债务水平较低,经常账户顺差,外汇储备较多,对外债的偿付能力较强。二是俄罗斯积极推动进口替代政策,发展的自主性和抗外部风险能力显著增强。三是天然气资源极为丰富,在全球节能减排中天然气产业有望迎来更快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美国和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严重损害着俄罗斯经济发展环境。二是后普京时代俄罗斯国内政局动荡的风险较大,地缘政治风险较高。三是俄罗斯产业结构积重难返,过于倚重油气行业和部分重工业,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难度较大。四是页岩油革命、电动汽车的发展对俄罗斯油气产业形成较大负面冲击。五是人口持续下降,“十四五”期间俄罗斯人口年均下降0.16%。预计“十四五”时期,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速为1.29%,低于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1.33%)。

“十四五”时期印度经济分析预测。印度经济增长的机遇主要有:一是《印度十五年发展愿景》加快推进落实,各项改革政策顺利实施,极大改善了印度国内营商环境,成功激活了市场活力。二是印度政府大力实行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政策,加快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基础产业的投资建设。三是印度软件出口和服务外包产业具有较大的国际竞争优势,有望分享信息技术革命红利。四是印度人口年龄结构非常年轻,拥有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人口红利正在快速释放。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印度政局相对不够稳定,反对党和执政党理念存在差异,可能会对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战略产生扰动。二是印度延续2000多年的种姓制度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阶级分化,极大地阻碍着各类要素自由流动。预计“十四五”时期,印度经济年均增速为7.88%,高于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7.26%)。                                          (执笔:胡祖铨)

中共中央 国务院: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为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重大意义

各级各类空间规划在支撑城镇化快速发展、促进国土空间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规划类型过多、内容重叠冲突,审批流程复杂、周期过长,地方规划朝令夕改等问题。建立全国统一、责权清晰、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综合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因素,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是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手段,是保障国家战略有效实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做好国土空间规划顶层设计,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在国家规划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国家发展规划落地实施提供空间保障。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体现战略性、提高科学性、强化权威性、加强协调性、注重操作性,实现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二)主要目标。到2020年,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到2025年,健全国土空间规划法规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全面实施国土空间监测预警和绩效考核机制;形成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统一用途管制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到2035年,全面提升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基本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安全和谐、富有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国土空间格局。

三、总体框架

(三)分级分类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作出的安排,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国家、省、市县编制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各地结合实际编制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是指在特定区域(流域)、特定领域,为体现特定功能,对空间开发保护利用作出的专门安排,是涉及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据、相关专项规划的基础;相关专项规划要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接。

(四)明确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重点。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全国国土空间作出的全局安排,是全国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侧重战略性,由自然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由党中央、国务院审定后印发。省级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落实,指导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侧重协调性,由省级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报国务院审批。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政府对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是对本行政区域开发保护作出的具体安排,侧重实施性。需报国务院审批的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市政府组织编制,经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后,由省级政府报国务院审批;其他市县及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由省级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明确规划编制审批内容和程序要求。各地可因地制宜,将市县与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合并编制,也可以几个乡镇为单元编制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

(五)强化对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海岸带、自然保护地等专项规划及跨行政区域或流域的国土空间规划,由所在区域或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牵头组织编制,报同级政府审批;涉及空间利用的某一领域专项规划,如交通、能源、水利、农业、信息、市政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军事设施,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林业草原等专项规划,由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相关专项规划可在国家、省和市县层级编制,不同层级、不同地区的专项规划可结合实际选择编制的类型和精度。

(六)在市县及以下编制详细规划。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作出的实施性安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城乡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由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报同级政府审批;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以一个或几个行政村为单元,由乡镇政府组织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作为详细规划,报上一级政府审批。

四、编制要求

(七)体现战略性。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体现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性,自上而下编制各级国土空间规划,对空间发展作出战略性系统性安排。落实国家安全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明确空间发展目标,优化城镇化格局、农业生产格局、生态保护格局,确定空间发展策略,转变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式,提升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质量和效率。

(八)提高科学性。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城乡发展规律,因地制宜开展规划编制工作;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科学有序统筹布局生态、农业、城镇等功能空间,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强化底线约束,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加强生态环境分区管治,量水而行,保护生态屏障,构建生态廊道和生态网络,推进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坚持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城乡融合,优化国土空间结构和布局,统筹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着力完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延续历史文脉,加强风貌管控,突出地域特色。坚持上下结合、社会协同,完善公众参与制度,发挥不同领域专家的作用。运用城市设计、乡村营造、大数据等手段,改进规划方法,提高规划编制水平。

(九)加强协调性。强化国家发展规划的统领作用,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作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要统筹和综合平衡各相关专项领域的空间需求。详细规划要依据批准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进行编制和修改。相关专项规划要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得违背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其主要内容要纳入详细规划。

(十)注重操作性。按照谁组织编制、谁负责实施的原则,明确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管理的要点。明确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同时提出指导性要求。制定实施规划的政策措施,提出下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分解落实要求,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确保规划能用、管用、好用。

五、实施与监管

(十一)强化规划权威。规划一经批复,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随意修改、违规变更,防止出现换一届党委和政府改一次规划。下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服从上级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要服从总体规划;坚持先规划、后实施,不得违反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各类开发建设活动;坚持“多规合一”,不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之外另设其他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的有关技术标准应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因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重大项目建设或行政区划调整等确需修改规划的,须先经规划审批机关同意后,方可按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的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追究责任。

(十二)改进规划审批。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分级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审查备案制度。精简规划审批内容,管什么就批什么,大幅缩减审批时间。减少需报国务院审批的城市数量,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及国务院指定城市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国务院审批。相关专项规划在编制和审查过程中应加强与有关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及“一张图”的核对,批复后纳入同级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

(十三)健全用途管制制度。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制方式;在城镇开发边界外的建设,按照主导用途分区,实行“详细规划+规划许可”和“约束指标+分区准入”的管制方式。对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重要海域和海岛、重要水源地、文物等实行特殊保护制度。因地制宜制定用途管制制度,为地方管理和创新活动留有空间。

(十四)监督规划实施。依托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立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实施监管机制。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对下级国土空间规划中各类管控边界、约束性指标等管控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将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督察内容。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定期评估制度,结合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规划定期评估结果,对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动态调整完善。

(十五)推进“放管服”改革。以“多规合一”为基础,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推动“多审合一”、“多证合一”。优化现行建设项目用地(海)预审、规划选址以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能和监管服务水平。

六、法规政策与技术保障

(十六)完善法规政策体系。研究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梳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多规合一”改革涉及突破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和条款,按程序报批,取得授权后施行,并做好过渡时期的法律法规衔接。完善适应主体功能区要求的配套政策,保障国土空间规划有效实施。

(十七)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由自然资源部会同相关部门负责构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体系,修订完善国土资源现状调查和国土空间规划用地分类标准,制定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办法和技术规程。

(十八)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以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为基础,采用国家统一的测绘基准和测绘系统,整合各类空间关联数据,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为底板,结合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同步完成县级以上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建设,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各类空间管控要素精准落地,逐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进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交互。

七、工作要求

(十九)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落实国家发展规划提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要求,发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的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作用,统领各类空间利用,把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坚持底线思维,立足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能力,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严格执行规划,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贯彻落实,久久为功,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大意义,主要负责人亲自抓,落实政府组织编制和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的主体责任,明确责任分工,落实工作经费,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监督考核,做好宣传教育。

(二十)落实工作责任。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大对本行业本领域涉及空间布局相关规划的指导、协调和管理,制定有利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施的政策,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形成合力。组织、人事、审计等部门要研究将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作为党政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发展改革、财政、金融、税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等部门要研究制定完善主体功能区的配套政策。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立法工作。组织部门在对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教育培训中要注重提高其规划意识。教育部门要研究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学科建设。自然资源部要强化统筹协调工作,切实负起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框架,不断完善制度设计,抓紧建立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加强专业队伍建设和行业管理。自然资源部要定期对本意见贯彻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宁吉喆: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总体可控

美方于5月10日启动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并扬言对另外约32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税。如何看待美对我新一轮加征关税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近日接受了新闻媒体联合采访。

美霸凌主义做法损人不利己

中美经贸摩擦持续一年多,人们的认识越来越客观、理性和全面。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把握:

其一,中美经贸摩擦是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摩擦。中美经贸往来是在全球自由贸易大格局下形成的,双方互利共赢,不存在谁占便宜、谁吃亏。中国对美虽有顺差,但主要在货物贸易方面,服务贸易对美还有不小的逆差;中国对美出口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收入和利润归属美方。美国高举关税大棒,搞关税壁垒、出口管制、贸易和投资保护,任意否决他国合理诉求,这类保护主义做法,违背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基本原则。

其二,中美经贸摩擦是经济全球化和单边主义的摩擦。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只有在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中解决。经济全球化要互利共赢,有问题大家商量,而不是搞单边主义,强调一国至上、本国优先,国内法大于国际法,搞长臂管辖,甚至随意制裁他国和他国企业,这与多边主义相违背。

其三,中美经贸摩擦是平等协商与霸凌主义的摩擦。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外交方针、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解决经贸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在与美磋商中,中方一直坚持通过对话合作解决。而美方在谈判过程中经常一方说了算、得寸进尺,大搞极限施压,随意提大单,甚至要求强制购买,往往令谈判无法顺利进行。这种霸凌主义做法既损人又不利己,对中国对美国都没有好处。

中方愿意本着相互尊重、合作互利的原则磋商,与美方相向而行、互利共赢,这个立场不会改变。中方的立场和做法是正义的,而正义的立场和做法是不可战胜的。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总体可控

去年3月以来,美方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党中央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各地方各部门围绕做好“六稳”工作,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从目前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影响总体可控,中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

一是经济增长稳。去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90万亿元,同比增长6.6%;今年前4个月经济运行保持稳定,其中一季度经济增长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总体平稳、好于预期。二是实体运行稳。实体经济运行指标表现强劲。4月日均发电量同比增长6.5%,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个百分点。交通运输总体平稳,全社会货运量较快增长,铁路货运增速明显加快,港口吞吐量平稳增长。天然气消费持续旺盛。三是劳动就业稳。去年中国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今年前4个月城镇新增就业459万人,达到全年预期目标的42%。4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也是5%,下降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下降。四是市场物价稳。去年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2.1%;今年前4个月,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保持在合理区间。预计今后一段时期,物价还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五是国际收支稳。去年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比上年增长9.7%,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7.1%、12.9%。在较高基数上,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同比增长4.3%,其中出口增长5.7%,进口增长2.9%。外汇储备保持在3万亿美元以上。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据有关方面初步测算,在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升级情形下,相互加征关税措施可能造成美国经济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提高0.5个百分点;如果摩擦全面升级,相互加征关税措施可能造成美国经济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提高1.5个百分点。摩擦还会影响世界经济稳定,伤及无辜。

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备充足支撑条件

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备充足的支撑条件。一是内生动力足。经过多年转型,中国经济增长已主要依靠内需拉动。201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08.6%,其中,最终消费贡献率达76.2%,今年一季度消费贡献率也在65%以上,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企业创新创业创造积极性持续提高。今年前4个月,新登记企业数日均达1.86万户。二是市场潜力大。中国有近14亿人口,超过全球发达经济体人口总和,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明显。作为发展中国家,区域、城乡发展存在差距,而差距正是潜力所在。去年中美货物贸易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七分之一,国际市场回旋余地大。三是转型升级空间广。中国产业链齐全、构成多元,具有极大弹性与韧性。制造业提质增效步伐加快,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速持续高于全部工业增速;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稳步提升,去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52.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

中国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开拓市场的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逐步增强,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市场成长性的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已经形成一些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骨干企业和跨国公司。中国持续加大科技投入,2018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近2万亿元,投入强度为2.18%,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

围绕“六稳”加快落实政策措施

面对中美经贸摩擦,目前我国正有条不紊推动各项应对工作,不断充实政策储备。下一步将围绕“六稳”加快落实一批新的政策措施。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一是稳就业。一方面通过创业带动就业,深入推进实施“双创”升级版,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强化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培训,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实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计划,实施青年就业启航计划,抓紧落实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计划。

二是稳外资。采取措施创造更加开放、友好的外商投资环境。6月底前,出台2019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负面清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还将出台2019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特别对中西部地区会有进一步鼓励政策。同时,继续开展重大外资项目服务工作,正在推进一些制造业大项目,涉及新能源汽车、新型石化等领域,项目规模从几十亿美元到上百亿美元。还将优化公平的市场环境,在准入前阶段,年底前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限制,确保市场准入内外资标准一致;在准入后阶段,确保中国境内注册的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此外,抓紧制定外商投资法配套法规,草案将按照立法程序公开征求意见。

三是稳投资。重点是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使用,目前今年5776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下达89%,可以带动几万亿元社会投资。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短板弱项,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资本金比例,推进电信、互联网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重大区域战略项目,建立健全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重点领域长效机制。同时,还要加快落实汽车、家电、信息、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促进消费政策。

四是稳预期。信心来源于实力。短期内外部环境变动可能会影响市场预期,但从更长时期看,市场信心主要与经济发展前景有关。我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态势,市场信心一定会不断增强。4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连续2个月保持在荣枯线以上,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续4个月位于54%以上的较高扩张区间,近期消费者信心指数也创多年来高点。下一步,将聚焦市场主体普遍关切,释放更加清晰稳定的政策信号,强化政策评估和沟通,加强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推介解读,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王志军:加征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影响总体可控

近日,美方启动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并以“国家安全”为幌子,突然发布针对中国华为等公司的限制交易令,这一系列行为让全球哗然。美方对我国企业和产业的“围堵”“封锁”是否会“奏效”?如何看待新一轮加征关税对我国制造业的影响?工信部副部长王志军近日接受了新闻媒体联合采访。

加征关税对我国制造业影响总体可控

据统计,对美约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占2018年我对美出口额的41.8%,但只占我对外总出口额的8%。在一定程度上,加征关税会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竞争力下降和订单减少,但目前看影响总体上是可控的。也应看到,在受到约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影响的企业中,外资企业数量约占50%。其中很多外资企业是美国企业,这些美国企业的产品很大部分的市场是美国。可以说,美国加征关税行为,影响的不仅是中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也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更危及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

当前,确实有一些企业从中国搬迁或转移到其他地区,有的是因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做出的选择,有的则是出于企业全球经营布局的考虑。我们一直尊重企业的自主选择,鼓励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决策。应当看到,中国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配套产业体系,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新技术新业务应用活跃,消费市场正在升级,前景广阔,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今年1至4月,我国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同比增长11.4%。包括特斯拉、巴斯夫在内的一些企业正加大对我国的投资力度。这充分显示了外国投资者对我国经济的坚定信心。我国一如既往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我们也将继续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实施好“六稳”政策,帮助企业解决短期内面临的困难;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大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力度,大力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芯片产业取得突破 将坚持机遇共享开放合作

自2012年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2018年全行业销售额6532亿元,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当前,我国芯片设计水平提升3代以上,海思麒麟980手机芯片采用了全球最先进的7纳米工艺;制造工艺提升了1.5代,32/28纳米工艺实现规模量产,16/14纳米工艺进入客户导入阶段;存储芯片进行了初步布局,64层3D NAND闪存芯片预计今年下半年量产;先进封装测试规模在封测业中占比达到约30%;刻蚀机等高端装备和靶材等关键材料取得突破。当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集成电路的总体设计、制造、检测及相关设备、原材料生产还有相当的差距。集成电路产业是高度国际化的产业,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立发展集成电路产业。近期美国一系列举措,粗暴干涉国际集成电路产业正常秩序,打乱了正常的国际分工体系,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发展速度,破坏了世界集成电路产业平稳发展。这些举措是对其标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大讽刺。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以安全风险为由对中国企业进行的无理打压,还中国企业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开展正常的投资、经营等活动公平、公正的环境。

下一步,我国将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生态体系。坚持开放创新合作发展,推进产业链各环节开放式创新发展。坚持优化环境、机遇共享,对内外资一视同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界共同分享中国市场带来的发展机遇。

我国工业稳中向好 中高端增长较快

随着中央部署的适时适度加强逆周期调节和“六稳”措施的效果显现,货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保持合理增长、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实施,极大增强了企业的信心,工业经济运行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主要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市场预期明显提升,实现了平稳开局。

从增速看,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尽管4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与3月相比回落明显,主要原因是4月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下调,一些企业为充分享受抵扣政策,在3月提前备货、增加生产。从前4个月情况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高于全年工业增长预期目标。从结构看,中高端制造业增长加快。4月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1.2%,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1.4%,具有较高技术含量和较高附加值的工业新产品产量保持快速增长。3D打印设备、移动通信基站设备等产品产量增速均保持在30%以上。从地区看,中部地区保持较快增长。4月份中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7%,比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高于整体工业2.3个百分点。其中,湖北、江西、湖南工业增加值增速分别达9.6%、9.5%和8.5%。从预期看,企业发展信心持续改善。全面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大幅放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标准并提高增值税起征点,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政策红利逐步释放。4月PMI已连续2个月处于景气扩张区间,企业对未来市场前景总体乐观。

下一步,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落实好减税降费举措,优化供给结构引导释放内需增长潜力,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和优质企业,实现工业经济平稳运行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将坚定不移扩大制造业开放 加强核心技术攻关

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制造业开放步伐不断加快。2018年修订出台的外商投资准入两个负面清单中,开放了飞机、船舶等重大装备,明确了汽车开放时间表,取消了稀土等矿产资源冶炼环节对外资的限制,一般制造业已全面开放。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和提升工业领域对外开放水平。一是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落实飞机、船舶、汽车、电信等领域的开放政策;二是推动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条目;三是扩大鼓励外商投资的领域和范围,推动重大外资项目加快落地实施;四是坚持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原则,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清理取消负面清单以外领域对外资的准入限制,构建“内外一致”、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此次中美经贸摩擦使我们更清醒认识到,必须持之以恒解决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工信部将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政策协同,积极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

一是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相结合,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及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引导创新要素更多投向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一批竞争力强的主导企业和“专精特新尖”的中小企业,大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二是坚持产学研用紧密结合,构建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组建产学研用联合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三是坚持深化开放合作与立足自力更生相结合,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提升科技创新实力。我们将不断拓展互惠合作的范围、层次和方式,更高层次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同时做好自力更生、自主研发,努力推动解决制约我国产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

要情文摘

国常会部署促进社区养老加快发展的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社区养老加快发展的措施,决定对养老等社区家庭服务业加大税费优惠政策支持。

【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及“4+2+1”结构的家庭数量日益增多,社会对养老服务的要求日益提高,传统的机构养老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业面临诸多困难。居家养老服务水平不高、规模不大、基础设施薄弱、缺乏统一的运作标准。筹资渠道单一,社会力量参与的极少,致使社区居家养老软硬件设施投入不足,设施不完善。服务项目单一,不能满足多层次需求,社区所支撑的服务项目还较少,服务面窄。目前,除负责老年人日间照料活动外,绝大多数无力为老年人提供所需要的康复护理服务,更谈不上心理慰藉、患病治疗等。社区养老服务缺乏统一的管理和服务标准,管理水平低下,基本无经验可循,无法充分整合社区原有资源,无法提供优质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从事居家养老服务行业的人员普遍缺乏系统化和标准化的培训,专业化程度低工资报酬低,导致许多专业人士不愿进入居家养老服务行业。

【对策】会议确定了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措施:一是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有效供给。对老旧小区通过政府回购、租赁等补上养老设施欠账。新建小区按规定建设的养老设施移交政府后,要无偿或低偿用于社区养老服务。对企业、政府和事业单位腾退的用地、用房,适宜的要优先用于社区养老服务。二是放宽准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养老服务。鼓励发展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机构,在房租、用水用电价格上给予政策优惠。依托“互联网+”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服务,支持连锁化、综合化、品牌化运营。三是按规定以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大范围开展养老服务人员培训,扩大普通高校、职业院校这方面培养规模,加快建设素质优良的专业队伍。四是优化财政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支出结构,相关资金更多用于支持社区养老服务。整合高龄津贴、护理补贴等,集中补贴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费用。

国常会部署促进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决定对托幼、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加大税费优惠政策支持。

【问题】当前,我国家政服务行业供给不足与质量不高问题并存。家政服务员从业人数不能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服务质量上的供不应求是指服务员的综合素质、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等方面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服务质量上的供不应求还体现在家庭服务中高技能、高职称专门人才的缺乏。高级月嫂、高级育婴师等职业人才匮乏,难以满足消费者日益扩张的高端化需求。家政服务业由于有效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涉及各方的争议纠纷频发且纠纷协调难度大,家庭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消费者三方权益在不同程度上未能得到有效维护。服务价格混乱、服务标准不健全,家政公司的网站上都有自己的服务价格表格,但实际签订的价格和表格上往往相差很大,给消费者带来较大困扰。

【对策】会议在已出台的促进家政服务业扩容提质政策基础上,确定了以下新措施:一是鼓励本科和职业院校开设家政服务专业,对符合条件的家政类实训基地等建设优先给予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开展“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大规模培训家政服务人员包括灵活就业服务人员,所需资金按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加强家政供需对接,拓展贫困地区人员就业渠道。二是对家政企业进社区,其租赁场地不受用房性质限制;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或当年高校毕业生并缴纳社保的,给予社保补贴。鼓励商业银行探索对信用好的家政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贷款。三是提高家政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快建立岗前健康体检、第三方认证等制度,促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家级经开区有望成为改革开放新高地

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提出要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加快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充分发挥产业优势和制度优势,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政策目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目标,以激发对外经济活力为突破口,着力推进国家级经开区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升对外合作水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政策举措:《意见》提出五个方面共22项任务举措。一是提升开放型经济质量。包括拓展利用外资方式,优化外商投资导向,提升对外贸易质量等3项举措。二是赋予更大改革自主权。包括推行容缺审批、告知承诺制等管理方式,优化机构职能,优化开发建设主体和运营主体管理机制,健全完善绩效激励机制,支持开展自贸试验区相关改革试点等5项举措。三是打造现代产业体系。包括加强产业布局统筹协调,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行动,实施现代服务业优化升级行动,加快推进园区绿色升级,推动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产业创新能力等6项举措。四是完善对内对外合作平台功能。包括支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探索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开展合作,打造国际合作新载体,拓展对内开放新空间,促进与所在城市互动发展等4项举措。五是加强要素保障和资源集约利用。包括强化集约用地导向,降低能源资源成本,完善人才政策保障,促进就业创业等4项举措。

政策保障: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刻认识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重大意义,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政策建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桥头堡,更是科技创新的领头羊,是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转型,搞活、搞好经济开发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在当前国际贸易环境不利因素有所增加的情形下,更加需要充分发挥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探索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以更灵活有效的市场化机制,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一步整合共享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持续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着力提高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政策背景: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63号)要求,积极推动整合分散设立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交易平台,全国范围内规则统一、公开透明、服务高效、监督规范的平台体系初步构建,公共资源交易市场迅速发展,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明显提高,促进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仍存在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不够高、公共服务供给不充分、多头监管与监管缺失并存等突出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机制、优化服务、强化监管。

政策目标:到2020年,适合以市场化方式配置的公共资源基本纳入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体系,实行目录管理;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纵向全面贯通、横向互联互通,实现制度规则统一、技术标准统一、信息资源共享;电子化交易全面实施,公共资源交易实现全过程在线实时监管。在此基础上,再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公共资源交易流程更加科学高效,交易活动更加规范有序,效率和效益进一步提升,违法违规行为发现和查处力度明显加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健康运行,市场主体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政策内容:完善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拓展平台覆盖范围。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覆盖范围由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等逐步扩大到适合以市场化方式配置的自然资源源,制定和发布全国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目录指引。加强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系统建设,明确交易、服务、监管等各子系统的功能定位,实现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共享,并同步规划、建设、使用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相关安全技术措施,确保系统和数据安全。创新公共资源交易监管体制。深化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管理与监督职能相互分离,探索推进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监管。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电子系统及时在线下达指令,实现市场主体、中介机构和交易过程信息全面记录、实时交互,确保交易记录来源可溯、去向可查、监督留痕、责任可究。

政策建议:更好的发挥大数据的作用,在提升交易电子化程度确保准确性的同时,还要确保数据的完整性。进一步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完善公共资源交易数据共享的平台体系,形成全流程信息数据链,更好实现大数据共享。还要更好的拓展大数据服务,为政府部门宏观决策和行政监督提供数据支撑,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数据服务。通过交易的电子化、文本的模板化、流程的规范化来规范交易活动;支持智慧监管,包括音视频的鉴证、专家行为分析等;通过精准信息的推送,一网通办,降低交易成本等手段,持续优化公共服务;畅通社会的监督,比如在线质疑、投诉,全流程的公开以及信用的公示等。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印发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作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坚持需求导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适应人民群众就业创业需要,大力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面向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等城乡各类劳动者,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方案》明确,2019年至2021年,持续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提高培训针对性实效性,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三年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以上,其中2019年培训1500万人次以上;到2021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比例达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30%以上。

《方案》提出了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的政策措施。一是对职工等重点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大力开展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对就业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加大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女技能扶贫工作力度。二是激发培训主体积极性,有效增加培训供给。支持企业兴办职业技能培训,推动职业院校扩大面向职工、就业重点群体和贫困劳动力的培训规模,鼓励支持社会培训和评价机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评价,创新培训内容,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基础能力建设。三是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加强政府引导激励。支持地方调整完善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依法加强资金监管并定期向社会公开资金使用情况,将职业培训补贴政策落到实处。

《方案》强调,地方各级政府要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作为重要民生工程,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健全工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深化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放管服”改革,提高培训管理服务水平,推进职业技能培训与评价有机衔接。大力弘扬和培育工匠精神,营造技能成才良好环境。

内部报告

周天勇:土地改革突破和调水改土战略开启

众多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发展的经验,转移和利用自己便宜的劳动力,与制造业相结合,生产产品向全球出口,挤压中国的国际市场;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促使外资和跨国公司回流国内,不仅替代进口,并且还要向中国市场出口自己的制成品。中国过去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遇到了前堵后追。而我们国内则内部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形势变得错综复杂。笔者认为,需要精准深化减税、人口与劳动力流动、资金在国有与民营企业间分配、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等改革;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不放弃制造业,延长工业化;加之以实施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扩大发展空间战略。使中国在2019到2035年间,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顺利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就此形成了一个研究方案,这里摘要形成一个极简的概述,供政策研究和制定参考。

一、下行压力加大与经济增长预判的模糊

中期内下行压力加大:由于1999到2005年间,人口自中期内下行压力加大:由于1999到2005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8.18‰下降到了5.89‰,人口向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和老龄化变动,受20年前人口增长影响后20年经济增长的规律(我们也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验证了此规律)影响,GDP增长率有从2018年的6.6%(这个数据包含统计将研发投入2.8%调入GDP的部分)下降到2025年3.12%的压力。长期内有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风险:由于人口增长率从2006年的5.28‰下降到了2015年的4.96‰,2026年到2035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2.66%—2.42%之间。我们就此根据高收入人均GDP水平年平均增长率历史数据,判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扭转,2035年前中国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然而,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就其趋势,各有不同的看法,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认识和判断是不是靠谱,所出的招是不是可用,效果会如何?似乎都需要讨论。从要素的投入产出看,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从要素的投入产出看,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要素的投入、配置和贡献。国内外许多学者和机构大多基于索洛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增长趋势进行了各自的研究,结果和说法不一。由于索洛模型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而中国的经济运行国情和环境许多又不满足这些要求,因此这些研究计算的结果误差很大,提出的建议和方案可能针对性不强,或者有误。

对于国民经济,没有数理方法而只是定性研究,那只能是“猜测”,决策心中无数;而有一堆数据,没有科学适用的数理分析方法,或者简单套用模型,会出现偏差,用以决策,也会造成很大的失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市场在资源配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模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要素都要自由流动,要素都要通过市场交易配置,市场决定价格,要素都有价值表达,生产和供给自动创造消费和需求,不存在长期的生产过剩。这些模型的条件要求,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一系列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体制安排。

但是,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许多体制还在改革之中,还不满足索洛模型的要求。因而,发生了学者们顺向简单套用数据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误差很大,包括给中央的政策建议针对不了存在问题的现象。

对此,我及我的团队也陷入了长时间方法选择上的纠结。后来从“市场经济应该有,但是没有;应该有多少,但是实际没有那么多”的思路,用假设条件还原和反实事法,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发展和体制均二元结构转型国家,即符合中国国情的国民经济投入产出和增长的分析方法和逻辑框架,并以此为方法进行了分析。

二、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能:精准改革

这样,我们将过去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红利的定性“猜测”改变成了数量分析,用上述方法就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以释放的未来经济增长潜能进行了估计。

1.资金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增长潜能

(1)减税降费: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配置改善按照发展中国家一般标准值,宏观税负率在GDP的18%—25%之间,体制转型国家在28%左右,中国目前宏观税费为36%左右,我们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宏观税费负担率应有水平放宽在了30%,偏差为GDP的6个百分点以上。用反实事法计算,2017年高税费负担的年产出损失为GDP的1.3%左右。如果按照标准值进行还原改革,需要减税5.5到6万亿元如果按照标准值进行还原改革,需要减税5.5到6万亿元左右。一年减少,可能性不大。分三年,期间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平均为0.4个百分点左右。虽然释放增长潜能的时间短,动能也不大,但是如果不减税降费,企业会大面积关停和减少。

(2)资金国有和民营经济配置改善可能的增长潜能资金要素目前还没有做到竞争中性分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将法律上投资、创业和经营的有限责任,正在普遍地变成了企业家搭上全部家产和父债子还的无限追责。国有企业贷款成本低、资金使用效率差,净资产盈利水平不高是一个客观的实事。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错配,其损失占2017年GDP的5.84%,资金供给错配造成的损失还是很大的。目前国有经济贷款、债券占总额的60%,我们将这一结构一直到2035年按照国有企业15%和民营经济75%配置变动逐步进行还原改革,2019到2035年间这项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方案的不同,年平均为0.24到0.3个百分点之间。也可能是我们的计算需要改进,这一效果并不如一些经济学家们猜测的那样大。但是,如果国有企业不改革,甚至国进民退继续下去,将会对出口贡献大、吸纳就业多的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态势。

2.劳动力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新增潜能

人口迁移、劳动力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了户籍、教育人口迁移、劳动力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了户籍、教育及医疗不均、城镇居住成本高和难、农村土地不能退出等干扰,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同样发展阶段时的城市化水平及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偏差。我们计算2017年其造成的产出损失为55569亿元,为当年GDP的7.0%。如果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等上述有关市场经济条件还原的体制改革,未来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2019-2025年平均为0.46%,2026-2030年平均为0.20%,2031-2035年平均为0.002%,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

这一计算结果,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因为有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以为这一改革会给未来带来年平均1到2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其不一的深层次原因,一是未来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将劳动力配置改善的增长潜能抵消很大;二是人口和劳动力配置还原改革,是一个逐年释放的过程,不可能短短的数年内改革到位。虽然增长潜能不大,但不进行改革,如果没有劳动力配置改善获得的增长潜能支撑,增长下行的压力会更大。分析到这里,发现不容乐观的未来是:累积估算减税降费,迁移户籍、新市民教育和医疗、城镇住房、农村土地退出,国有企业等三大体制改革,其释放的增长潜能,加上上述20年前人口影响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数,并没有使中国2035年前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概率显著地加大。

3.土地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最大

由于对土地进行交易管制,土地的稀缺性、外部经济溢值性、投入积累性和非折旧性等经济特征,或者价值不能表达,或者表达不完全和不充分。在如不让农村各类土地交易时,土地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实际占有使用者,不能通过交易,实现其财产性收入。农村的一二三产业几乎都要以地为基础而发展。然而,农村土地只是生活和生产资料,社会和信贷资金不能进入,农民不能以地为资本进行创业,也失去了其创业收入。

每年城乡仅以0.5%的土地如果交易,但由于不让交易,或者不能够交易,城乡损失的交易收入为31170亿元,为2017年GDP的3.88%。假定改革开放以来至2017年,现有农村已经有10%的土地资产投入资本,城镇一些可交易利用率不高土地资本化率可以为1%,但是因为体制所限而没有,其以地为本创业,或者再资本投入方面的产出损失为48840亿元,为GDP的6.15%。如果对城乡土地按照要素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有价值表达、能够资本化,2019至2035年间,其改革释放的年平均增长潜能,低方案为近1.4个百分点,高方案为2.3个百分点。而且增长潜能为动态递增。

城乡土地体制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不同方城乡土地体制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不同方案,分别为上述三方面改革获得增长总潜能的71.49%和78.98%。这给中国在2035年前,通过改革支撑和保持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深化城乡土地体制改革,会拓展货币流入新流域,降低各方面负债率,形成更多良性资产,稳定货币金融体系,提振国民经济长期的利好预期。目前城乡存量土地,由于交易被管制,不能资本化,资金要素与土地要素不能优化组合,货币无法流入农村和农业,也不能流入城镇一些可交易划拨低价但闲置的土地。从现在货币投放看,工业由于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不足,过剩而投入不进去;城镇房地产因行政寡头垄断市场、行政限购限价,没有开征房地产税,一放则涨,货币大量地流入,形成泡沫;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因过去负债率太高,借新还旧,资金体系自己循环,创造利息泡沫GDP。

能不能换一种思路缓解上述问题?

A.利用土地资产疏通货币投放和流动。加快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让货币流入基本没有价格和低价的农村470万亿元、城镇150万亿元,以及未来调水改土新增的200多万亿元土地,让土地生活和生产资料变成资产和不动产。农民在土地上获得财产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去购买工业品,就又可以通过消费,以及有需求后工业投资增加,使货币流入工业领域。

B.降低国民经济负债率。将无价值和价值很低的土地,变成有合理价值的资产,让城乡居民有更多的不动产财富,可以整体上降低居民部门的负债率;银行抵押资产中增加许多是有合理价值、可市场交易的土地资产,其贷款的质量也会提高,其不良资产的比率也会下降;一些国有企业,特别如铁路总公司,将给其划拨和低价的土地,如果能够交易,折价入资产,改革它们的资本结构,其资产负债率就会大大降低,并且这部分闲置和低利用资产由于可交易可抵押,会增强其资产的流动性。

C.提振中国经济信心。如果宣布农村和城镇土地产权、年期和市场交易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未来有800多万亿元原来没有价值的土地,现在变成资产,将会是中国货币价值稳定的一个基础;许多流往国外购置土地、住宅和建厂的个人和企业投资,将会止住并投国内,一些境外资金也会流向中国购地购房投资建厂;大大减弱人民币外流的意愿,增强外资流入中国的激励,使人民币币值坚挺和稳定;中国第三次土地改革,将使中国经济未来预期向好,股市和各种经济指数预期都得到提振。土地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是未来扭转国民经济增长过度下行的关键战役。

三、居民收入:生产与消费循环和平衡的极端重要性

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条件是: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条件是:市场可以通过要素投入和退出,通过不断地出清,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如果生产过剩,必然是衰退,增长速度趋于下行。然而,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干扰了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由于计划生育时间太长和力度太大,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应有而没有的人口最保守估计3亿左右,其中没有的劳动年龄人口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2017年为72658亿元,占GDP的9.15%;由于户籍等体制的阻碍,市民化的城市人口应当为97305.6万人,应有而没有的居民收入为79629亿元,为当年GDP的10.03%;因限制农村土地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而损失的居民收入为56853亿元,占当年GDP的7.16%。现在一些机构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近61%,这显然误差太大,不可信。按照2017年统计公报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居民总收入只占GDP的43.65%,这与我们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一般占GDP的60%,偏差16个百分点。

如果没有对人口增长、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农民土地财产和创业收入三个方面的干预和扭曲,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应当在68.94%,即使不考虑人口因素,后两项还原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也应该在60.14%。从2017年国民收入的部门结构看,居民、企业和政府各自比为44︰20︰36。国民收入部门结构和GDP部门结构大体一致。其中,收入分配中政府、金融行业分配过多;生产结构中资本装备、基础设施(交通、城市建设等)内容过多。

我们按照上述损失的居民收入,以支出法计算和还原20我们按照上述损失的居民收入,以支出法计算和还原2017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72658亿元〔干预人口增长损失〕×70.54%(全部居民收入消费率)+{79629亿元(妨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损失)+56853亿元(农民土地财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损失)}×81.55%(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率)=162554亿元。2017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人口总数,消费规模只占GDP的30%,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一般50%的比例低了20个百分点。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的改革,较快地提高居民的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即还原一定发展水平上,市场经济中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合理比例。至2035年,将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逐年还原提高到65%,居民消费占GDP比例逐步还原提高到50%。

目前农业就业比例27%左右,与同样发展阶段国家12%左右的比例相差了15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差为1︰4.14,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为1︰1.83︰3.06,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拥有财富之差更大,我们估计的为1︰12和1︰18。

在这样的数据格局中,当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正处于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压力差很大。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的农村居民5.7亿人,2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的农村居民5.7亿人,24600元的城镇非户籍居民(大部分是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工和小工商业者)2.3亿人,这8亿人中低收入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7.6%。从这些数据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没有完成,还有至少10余年的时间。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结构上政府收入增长要慢于GDP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1.8个百分点,2019-2035年间,居民收入应当翻一番半。在此期间,计算的低和高两种方案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97%和5.99%,而同期居民收入低和高方案,年均分别应当增长7.14%和8.17%,才能分别将居民收入还原到占GDP65%和50%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配方面,还是坚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偏差永远也扭转不了,产能过剩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本文开篇就提到,未来17年,中国未来出口会遇到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和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双向的激烈竞争和挤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2019-2035年间居民消费规模低方案从31.17万亿元扩大到100.41万亿元,高方案从31.43万亿元扩大到118.40万亿元,这样可能逐步从根本上平衡产能过剩,改变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保证未来17年中有一个宽松的国内消费需求环境和条件,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四、一些可能有误的提法和我们的商榷

21世纪的第2个10年中,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研究界就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对策,各有所述,观点不同。其中一些如果进入战略、定之于规划和施之于行动,可能有误。这里提出我们的看法和建议。

1.国内一些学者提出,未来经济中低速增长是常态,不应当再强调GDP跨越式增长;国外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利茨也向我们提议,不要将GDP增长看得太重。这可能有误。

一是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们也遇到了外部的制裁和内部的经济下行,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主张,并向中央提出过中国适度经济增长速度为5%为宜。后来邓小平同志没有听取此建议,而是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增长目标放在了高速水平上。

二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压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还有中高速增长的余地,关键是改革和选取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是美国这样人均GDP6.2万元美元的国家,还在强调经济增长速度,中国不到9000美元,GDP增长如果没有赶超,就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正确的提法可能是,发展是硬道理不动摇,尽可能释放经济增长的潜能,跨越式增长没有错,速度要支撑得住和快一些,同时提高效益和质量,并且追求居民收入、家庭财富和大众消费占比越来越多的GDP。

2.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工业化已经趋于结束,要去工业化。这是错误的。从中国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的收入水平和人群规模,农业就业比率,农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比较,中国人均GDP水平等方面看,中国8亿左右的人口基本和中等水平的工业社会物质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转移的压力差还很大。中国还应该有15年以上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工业化时间。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3.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经济结构升级要服务业化,未来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新潜能应当来自于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这个内容,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一个趋势,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服务业比例向60%左右变动时,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下行到中速,甚至下行到低速。工业生产的特点是大规模、专业化和标准化,劳动生产率较高;而服务业则大多是小规模、个性化和非标准化,劳动生产率较低。举例说,一个工厂,可以一天生产一万部手机,但是,无法在一个地点,在一天之内为一万个人理发。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都要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而我们却要去工业化,可能说的有点偏激。因此,服务业过于快速升级,稳不住制造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利好,很可能会使增长速度快速下行。

4.国内一些学者提出,对于经济增长速度下行,可以用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和产业创新,获得新的增长潜能,支撑国民经济并实现其新的一波中高速增长。这可能会有误。加大基础科学投入、推动技术进步、培育颠覆性技术群、实现新一轮产业革命,升级中国产业、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获得新增长潜能,是不得不推进的重大战略。但是,什么时候新一轮产业革命会暴发,并会突然发力推动国民经济实现一波中高速增长,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谁也不可能分析出哪一个时间点会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从下行转变为上行。如日本1980年后,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的步子不能说不大,但是,也没有将其国民经济从中低速增长扭转为中高速增长状态。而且,如果新一轮的人工智能,更多替代劳动力,则会发生大量的原有知识结构的劳动力失去就业机会,并且财富越来越由资本和技术创造,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发生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经济衰退。因此,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万万放松不得,否则增长速度下行的压力会更大;但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宝,因产业革命新增长潜能什么时候爆发有太大的不确定性,则万万不能压在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之上。

5.一些学者给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当年里根在美国做了两项事,一是减税,二是通过拜都法案,促进技术进步;英国做了两件事,就是减税和降低国有经济比重。而我们最后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部门向中央的具体建议,却主要变成了去产能。实际上,我们与英国和美国当时情况不一样的是,他们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要比我们现在高;我们经历着一个出口拉动GDP增长力量下降过程之中。因此,人口收缩、迁移受阻和土地财产及以地为本创业收入不足,使国内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虽然表现为生产过剩,深层原因是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的。如果不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产能过剩就会常态化。而且,从这几年去产能和环保督导的结果看,压缩了民营企业,提高了下游竞争性企业的成本,不公平地增加了上游国有企业的利润,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国进民退。

正确的方略可能应当是,供给侧改革的重心是减税费;不是行政性压产,而是市场竞争中性公平贷款和企业债发行,让过剩产能破产重整等退出;供给侧改革与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双向推进。

五、除了改革,还需要选择和规划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未来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人口变动、发展阶段、回旋余地等条件,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动趋势,是制定战略的依据;实现两个百年的宏伟发展目标,支撑住增长速度和尽可能加快发展,需要寻找关键、重点、有牵动性的重大战略举措;各个方面的重大行动方案,需要横向的战略配合和纵向的战略衔接。

需要老老实实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重点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进程。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城市化水平不过70%或75%,就能够进入高收入门槛,到达发达水平的国家,数量极少。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只完成了2/3。在目前建成区和建筑物城市化超前和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未来着重应当推进人口和市民化的城市化。彻底废除城乡和地域户籍管制,使已经长期在城镇居住和就业以亿而计的非城镇户籍人口,更多进城的农民务工人口,能够进得来、留得下,变成市民;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离开就业机会少和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到就业机会多和收入水平高的城市中去;向新进入城市的人口提供公平和均等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降低城市房价、控制租金上涨、提供廉租房、多种形式建设住宅。使2018年城镇户籍人口只有5.74亿,加上常住人口只有8.31亿,到2035年时,城市人口增加到11.62亿,完成中国城市文明的现代化。

克服低收入居民增收难,助力走完工业化路程。工业化克服低收入居民增收难,助力走完工业化路程。工业化是一个地区从经济落后国家向发达经济体迈进必经的过程。从2018年农村5.7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14617元,农村居住性能质量舒适、农民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城镇非户籍2.59居民只有26300元左右,城乡汽车普及率等指标看,8亿多居民工业化时代的享受还没有满足。如果这8亿多人有支付能力购买中高水平的工业品,不可能发生工业产能过剩的状况。国民经济还没有到经济服务业化的后工业时代,仍然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的措施,在2035年左右,不要舍基础而建楼阁,不是放弃和结束,而是脚踏实地完成中国基本的工业化进程。

改革推动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估计我们对照市场经济的标准,考虑GDP在政府与企业支出和资本间分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土地要素配置方式、资金要素国有与民营间的供给等等方面进行体制改革,并实施市民化城市化和延长工业化的战略,观察其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居民收入和消费改善带来市场需求环境的变化,从而估计2019-2035年改革能够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趋势,低方案,我们可在2029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方案,可以在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调水扩土战略性工程

如果考虑老龄化趋势,再加上疏通城乡人口要素模块的如果考虑老龄化趋势,再加上疏通城乡人口要素模块的淤积和之间的循环和流动,加大中国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我们还考虑了一个调节水资源分配、改造未利用土地和扩大发展空间的战略。

其意义在于,其不仅在建设期扩大投资需求,在建成后增加可利用土地,增加国家、企业和居民新的资产和不动财富,在新土地上可以新建设农场、工厂、交通、城市和农村新社区等,形成新的产业和市场区域。对于国民经济增长,有着其他单一投资建设项目无法比拟的关联性强、综合方面多、各环节接续、乘数性放大、发挥功能久远等推动作用。

中国是一个水利弱国。2017年止,美国人口为中国的四分之一不到,国土面积与中国相当,调水规模300亿立方米水,人均调水94立方米;印度13.4亿人口,国土面积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调水1386亿立方米水,人均调水103立方米水,每平方公里调水4.7立方米;加拿大不到3700万人,人口为中国的2.6%,调水1390亿立方米,人均3757立方米,每平方公里调水1.4立方米。而中国调水只有337亿立方,人均调水量只有24立方米,每平方公里调水也只有0.35立方。

水利强国,促进百年复兴。在目前已经建成337亿立方米调水能力的基础上,再建设和形成750亿立方米左右的调水能力,使中国未来总调水能力达到1100亿立方米左右。在北部新经济带,调水改土,增加耕地、园地、林地、建设和生态用地总面积9.6亿亩到12.3亿亩,扩大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可利用国土空间。迁移人口、加快市民化的城市化,转移农业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到2035年,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从目前的26.5%下降到3.55%;农业就业劳均耕地面积从目前的9.9亩提高到2035年的128.6亩,非农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比从4.27∶1降低到1.8∶1。从土地财富和资产看,增加土地资产总价值将为175万亿元到232.5万亿元,如果调水改土从2019年开始,到2035年结束,17年中,每年可平均增加10.29万亿元到13.68万亿元土地财富。按照调水改土低方案和高方案可以分别获得的经济增长潜能1.11和1.48个百分点。这对于上述市场化改革、市民化城市化以及延长工业化,又是一个保证性举措,使得我们万无一失地完成第一个百年发展目标,实现经济社会的初步现代化。

李湛:房地产“调控再回归”预期增强

一、房地产投资持续走高,但土地投资仍处低位

房企新开工积极,拉动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走高。2019年1-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创近4年新高,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高达11.9%。投资增速再创新高,主要得益于房企新开工积极,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已连续三个月持续走高,1-4月房屋新开工面积5.86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3.1%,增速较1-3月提高了1.2个百分点。一方面,一二线城市的楼市于今年年初迅速回暖,房企希望加快施工抢跑业绩;另一方面,三四线城市因棚改缩量,未来市场需求尚不明朗,预期走弱的情况下,房企提早开盘预售抢占不断减少的购房需求。因此,不少房企加大开工力度,前期囤积的土地纷纷被开发,投放市场。房屋施工面积方面,由于时间差的问题,1-4月同比增长8.8%,表现较为平稳,但随着新开工面积的高速增长,未来房屋施工面积将会大幅提升。竣工方面,受2017年末和2018年初新开工增速下滑以及近期房企主动放慢存货周转的影响,竣工面积增速持续下滑,但降幅有收窄趋势,1-4月房屋竣工面积1.98亿平方米,同比下滑10.3%,降幅较1-3月收窄0.5个百分点。

从先前指标看,房地产投资数据并不乐观,全国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持续走弱,土地溢价率边际改善。1-4月土地购置面积3582万平方米,同比下滑33.8%;1-4月土地成交价款1590亿元,同比下滑33.5%。土地溢价率方面,随着资金面的改善,一二线城市的土地溢价率有所修复。

棚改缩量,为今年土地投资走势定下了大方向。虽然4月部分二线城市出现“土地热”,房企“抢地”,“地王”再现,但三四线城市的土地投资情况仍未改善,而且一二线城市的新增地块有限,近期自然资源部也发出通知,要求根据城市去化周期控制城市土地供应。这些因素使今年土地投资缺乏走强动力。随着我国房地产逐步进入存量时代,未来很难再现全国范围内强劲的土地投资,不过局部地区投资仍有增长的空间。

二、4月楼市小阳春,销售持续升温

受贷款利率下降和市场预期回暖的影响,4月楼市持续升温,一二线城市商品房销售火热,部分城市出现房价过热现象,引起监管层的关注。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1.3%;销售额同比增长13.9%,增速大幅提高,较3月提高5.6个百分点。销售额增速远高于销售面积增速,说明4月房价涨幅较大。

从地产的周期趋势看,一二线城市经历了2017-2018年的低谷期后正在边际改善,处于触底回升阶段;三四线城市因棚改货币化收缩,从2017年-2018年的高位逐渐进入增速回落区间。根据30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数据看,一线城市销售强劲,二线城市延续底部回暖趋势,三线城市边际走弱。4月一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大增50.54%,虽然增速较3月下滑了11个百分点,但仍属于高增速;二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8.41%,延续了3月的触底回暖之势;三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3.23%,增速较3月下降了0.25个百分点。目前一二线城市与三线城市分化走势,如我们前期所预测。一二线城市经济发展动力较强,此外2017年起各地陆续出台人才引进政策,聚集高素质人才,这为一二线城市带来长期稳定的住房刚需。从供需上看,大部分一二线城市是供小于需的状态。

三、银行贷款改善,助力开发到位资金增长

年初宽松货币政策影响逐渐显现,“宽货币”逐渐向“宽信用”传导,房地产领域也受到影响,房企国内贷款明显好于去年同期,但2019年-2021年是房企还债的高峰期,房地产行业资金链问题仍需密切关注。2019年1-4月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5.25万亿元,同比增长8.9%,主要受益于年初宽松货币政策,银行资金有所放松。居民购房贷款也在持续修复。全国首套平均房贷利率已经连续4月回调,信贷环境改善,从资金层面体现了居民购房热度回暖。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中,1-4月有8031亿来自个人按揭贷款,同比增长12.4%。房企到位资金大幅改善,总体融资与销售回款情况良好,但近期部分城市出现地价、房价过热现象,迫使房地产融资监管政策出现变动,5月17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开展“巩固治乱象成果促进合规建设”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多处涉及房地产行业,从银行、信托、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等多方面严格规范房地产行业融资,并首次提及“资金通过影子银行渠道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未来监管将严查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在偿债高峰期背景下,房企资金链压力是长期需要关注的问题,融资环境和销售回款情况影响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力度。

四、市场回温明显,调控再回归预期增强

交易量的回暖带动房价抬头,局部城市房价过热,这也引起监管层的注意。由于各地限价政策以及一手房房价的可比性问题,我们首选统计局公布的二手房价指标作为房价走势的参考。4月4个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31个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6%。此外,同花顺数据显示,北京市二手房价4月同比增长13.93%,深圳12.06%,杭州15.91%,苏州15.81%。房价过热引起监管层注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一个月内两次发布房价预警,继4月19日对6个城市进行预警提示后,5月18日又对近3个月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指数累计涨幅较大的佛山、苏州、大连、南宁等4个城市进行了预警提示。苏州调控加码,对部分区域“限售”,可以看出“房住不炒、因城施策”已经是房地产行业的长期调控基调,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已成为房地产调控的要求,预计未来各城房价将维持窄幅箱体震荡。

从2016年9.30新政实施以来的调控逻辑看,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仍是基调,政策着眼于既防止房价大起大落,也要防止地方政府土地金融链条崩断,稳住房价慢慢熬的逻辑已经越发清晰。近期土地市场、商品房销售市场快速回温,挤压调控放松空间,调控再回归预期增强。

政策借鉴

 通州武清廊坊三地推进协同创新

由北京市发改委、天津市发改委、河北省发改委主办的第二届通武廊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恳谈会近日在廊坊举行。会上,通州、武清、廊坊三地共同发布2019年通武廊重点合作事项,涵盖科技创新、文旅交流、交通互联、教育合作、生态环境攻坚、气象灾害预警、医疗卫生共建、北运河生态文化、市场监管协同9个方面,以实现三地的共建、共享和共赢。

北运河生态文化协同。三地共同做好北运河(通武廊段)非遗资源传承保护工作。继续推进北运河生态综合治理及水体协同保护。稳步推进北运河湿地公园建设,发展运河休闲旅游产业。

科技创新协同。成立三地科技企业孵化器联盟和技术转移联盟,推进三地科技孵化器资源共享及人才、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无缝对接,实现产学研用合作。

交通互联协同。三地共同推动轨道、公路等工程建设。开通香河县与武清区之间的301路、302路公交线路。武清区拟将武清区至河北屯(北张辛庄)公交线路延伸至香河县刘宋镇中营村。

文旅交流协同。三地文化执法队伍共同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活动,重点检查书库、图书批发市场、印刷企业及文物、演出市场。年内举办京津冀非遗联展暨第七届廊坊特色文化博览会、通武廊旅游合作联盟宣传推广、“携手通武廊·舞动新时代”广场舞展演等活动。

教育合作协同。建设三地教育合作平台。继续由三地分别承办高中、初中和小学阶段的大型教育论坛活动。积极促进北京财贸职业学校和廊坊北三县4所职业院校在多个方面开展实质性合作。

生态环境攻坚协同。三地在大气污染防治领域同步开展去产能、散煤整治和清洁替代、机动车污染防治、扬尘面源污染综合治理、工业污染深度治理、重污染天气应对等六大攻坚行动。针对跨区域、跨流域的环境污染问题,共同开展联合执法、联合办案,加强区域协作,共同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

气象灾害预警协同。建立通武廊区域定期天气联防会商机制。利用通武廊气象灾害防御平台实现区域气象站数据、气象预报信息、服务产品共享和汛期气象服务、重大社会活动保障和灾害性天气过程的联防联控。

医疗卫生共建协同。深入推进北京市通州区妇幼保健院与廊坊市妇幼保健中心对接合作。搭建医疗保健信息沟通平台,开展疑难问题远程会诊和预防保健信息沟通。建立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简化双方转诊患者就诊治疗流程。建立电子健康卡服务平台,实现健康协作。

市场监管协同。探索建立三地食用农产品产销准入规范,共同制定重大活动食品安全保障规范标准,互认食品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贵州纵深推进大数据战略行动

大数据产业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发展。2014年以来,大数据连续6年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在“十三五”规划中被提升为国家战略,数据资源极速增长,产业市场蓬勃发展。据预测,2019年我国大数据核心产业规模有望突破7200亿元,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产业,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和活力。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贵州省数字经济增速为37.2%,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23.5%,两项指标均名列全国第一。截至目前,贵州省大数据企业从2013年的不足1000家增长至9550多家,产业规模超过1100亿元。

与企业深度融合:推动转型升级

去年,贵州省实施‘万企融合’大行动,目前全省已经形成‘万企融合’标杆项目培育对象115个、示范项目培育对象1036个,带动融合企业1273户。

智能化生产提升了生产管理数字化水平。贵阳吉利汽车智慧工厂生产线启动试运行,打通全部生产环节,实现多款车型混线生产;六盘水发耳煤矿建设智能化综采工作面,生产效率提高47%,探索出复杂地质条件下煤矿大数据融合应用新模式。目前,贵州省煤矿智能机械化率达到68.4%;黔西南义龙新材料实现工厂车间、生产线设计和产品制造、服务数字化,降低运营成本约10%,提升月度生产能力10%。

网络化协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互联。在大数据产业蓬勃发展的助力下,企业积极发展协同研发、众包设计、供应链协同、云制造等协同模式,促进生产制造、质量控制和运营管理全面互联,推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贵阳林泉电机“精密微特电机产业互联网平台”成为精密微特电机领域全国第一家协同制造平台,服务420家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安顺中航贵飞打造贯通研发设计、生产过程管控、试验试飞等各关键环节的综合协同管理平台,单机生产效率提升15%,产品返修率降低10%。

与农业深度融合:实现持续优化

大数据产业为农业“赋能”,推动农业现代化。近年来,贵州省广泛推广农业物联网应用,夯实农业大数据应用基础,推动农业数据关联整合,实现农业生产实时监测与智能决策。贵州省农委建设的农业“一张图”整合16个物联网基地,带动全省75个农业园区开展146个物联网建设项目,6个县启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创建县物联网建设项目”;贵阳修文猕猴桃大数据系统实现猕猴桃生长管理销售全生命周期精准化分析,覆盖果园超过6万亩,平均每亩增收500元。

贵州省聚焦茶叶、蔬菜、水果、禽蛋等特色产业,初步形成“生产有记录、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责任可追究、产品可召回、质量有保障”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全省畜牧业和农产品种植业企业在销售环节实现质量追溯比例分别达到46.9%和41.8%。贵州科学院的“食品安全云”为38个县、74个特色品种、458户农产品生产企业提供质量追溯技术服务。

大力培育农村电商主体,山多路不平的贵州农产品流通效率有效提升。目前,贵州省农业企业电子商务应用比例达47.4%,3个市州、70个县(市、区)入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示范,有效推动“网货下乡”“农货进城”“黔货出山”,为网络扶贫、信息惠民提供有力支撑。

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助力新业态涌现

贵州省推动大数据与旅游、健康、养老、金融、文化等服务业融合取得突破,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企业不断涌现。

发展平台型服务业,构建全域旅游管理服务体系。推动旅游数据采集、挖掘和融合应用,提升旅游企业管理、服务、营销水平。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建设的智慧旅游云“一站式”服务平台,接入全省60%的涉旅企业、84家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数据,助推旅游业实现“井喷”式发展。安顺黄果树智慧旅游公司打造一站式旅游服务平台,成为我国首个“大数据+旅游”新三板挂牌企业;毕节百里杜鹃景区建立智慧旅游服务平台,实现旅游信息感知采集、旅游信息共享服务,提升游客体验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通过发展智慧型服务业,加快推动物流追踪与物资管理、智能调度与高效储运等新技术应用,贵州省物流企业搭建或应用社会化库存信息交互平台、协同营销社区和开放物流平台的企业比例分别达16.3%、12.0%和19.9%。贵州省物资集团实现采摘、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全程冷链标准化,提升生鲜果蔬物流效率、降低物流配送损耗,为农、特产品提供全过程冷链物流服务;遵义传化通过大数据融合实现货车配货时间减少24小时左右,空载率大幅降低。

发展共享型服务业,培育共享经济新业态,推动共享经济产品服务体系创新、平台创新和协同式生活方式创新,有效激发共享经济发展活力。贵安搜床网探索房源共享、人力共享和全互联网化的酒店运营新模式,在全国拥有超过2万张共享床位;贵安优车动力率先在贵州探索新能源共享汽车,投放超过200辆新能源汽车,单车平均日行驶里程80公里、日产生订单7个,有效解决用户10至20公里短途出行需求。

基础已夯实潜力正迸发

贵州大数据,从简单数据中心建设走向云服务运营,从留住数据走向留住资金结算。

近年来,贵州省大力推进核心技术创新,大数据核心技术加速突破。贵州省率先在全国发布大数据技术榜单,获批建设首个大数据国家工程实验室,大数据领域前沿技术在贵州不断应用发展,不断产生大数据技术创新成果。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基础不断夯实,不仅成为贵州的支柱产业,也带动其他行业提升乃至跨越式发展,带动新业态快速涌现,使得经济发展的潜力持续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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