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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58期
发表时间:2019-06-11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58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6日11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国常会议:进一步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

商务部: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农业农村部:有能力有信心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

国家税务总局:深化增值税改革实施首月减税超千亿元

房地产投资为何具有较强韧性

要情文摘

我国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将加速成型

六方面发力推动“双创”示范基地深入发展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又进一步

可再生能源电力弃电现象有望好转

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改革方案出台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制定

内部报告

从世界能源风向透视中国能源战略

中国如何实现从“快递大国”向“快递强国”跃升

政策借鉴

大南昌都市圈:“圈”出发展制高点


经济分析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9月21日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我们以这个题目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明确思路,深化认识,切实把工作做好。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

我一直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从世界各国现代化历史看,有的国家没有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农业发展跟不上,农村发展跟不上,农产品供应不足,不能有效吸纳农村劳动力,大量失业农民涌向城市贫民窟,乡村和乡村经济走向凋敝,工业化和城镇化走入困境,甚至造成社会动荡,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里面更深层次的问题是领导体制和国家治理体制问题。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能力、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当前,我国正处于正确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历史关口。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下,我们自力更生,依靠农业农村支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依靠农村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广大农民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长期以来,我们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把握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富有成效的。这些年,我国农业连年丰产,农民连年增收,农村总体和谐稳定。特别是几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长时间、大范围有序有效转移,不仅没有带来社会动荡,而且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同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镇化相比,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步伐还跟不上,“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比较突出。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下决心调整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把握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

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4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二、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概括,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其中,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

新时代“三农”工作必须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总目标来推进。长期以来,为解决好吃饭问题,我们花了很大精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在,全国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超过6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57%,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农产品供给极大丰富。相比较而言,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差距相当大。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们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就是要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我们一直强调,对“三农”要多予少取放活,但实际工作中“三农”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问题还比较突出。我们要扭转这种倾向,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备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二十个字”的总要求,反映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丰富内涵。本世纪初,我国刚刚实现总体小康,面临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我们党就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总要求,这在当时是符合实际的。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农业主要矛盾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农民群众有更高的期待,需要对农业农村发展提出更高要求。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从“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反映了农业农村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的新要求。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反映了农村生态文明建设质的提升,体现了广大农民群众对建设美丽家园的追求。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重点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是要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的,从“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三农”工作的体现。我们要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三、坚持走中国特色乡村振兴之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我国乡村振兴道路怎么走,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我国人多地少矛盾十分突出,户均耕地规模仅相当于欧盟的四十分之一、美国的四百分之一。“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是我国许多地方农业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各地都像欧美那样搞大规模农业、大机械作业,多数地区要通过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规模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

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我国很多村庄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至今保持完整。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要继续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创新,并不断总结推广。

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提城市化,而是提城镇化,目的就是促进城乡融合。要向改革要动力,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要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要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强化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贫困村和所在县乡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脱贫攻坚,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将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仍将长期存在。到那时,现在针对绝对贫困的脱贫攻坚举措要逐步调整为针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架构下统筹安排。这个问题要及早谋划、早作打算。

四、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弱的村要靠好的党支部带领打开局面,富的村要靠好的党支部带领再上一层楼。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第一,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着眼长远谋定而后动,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聚焦阶段任务,找准突破口,排出优先序,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把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想在前面,切忌贪大求快、刮风搞运动,防止走弯路、翻烧饼。

第二,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党中央已经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各地要解决好落地问题,制定出符合自身实际的实施方案。编制村庄规划不能简单照搬城镇规划,更不能搞一个模子套到底。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要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并善于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不断完善顶层设计。

第三,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从农业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出发,聚焦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民和集体的关系、农民和市民的关系,推进农村产权明晰化、农村要素市场化、农业支持高效化、乡村治理现代化,提高组织化程度,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要优化农村创新创业环境,放开搞活农村经济,培育乡村发展新动能。要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推进农村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可能会经历阵痛,甚至付出一些代价,但在方向问题上不能出大的偏差。有一条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把耕地改少了、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把农民利益损害了。这些底线必须坚守,决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第四,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要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科学评估财政收支状况、集体经济实力和群众承受能力,合理确定投资规模、筹资渠道、负债水平,合理设定阶段性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超越发展阶段,不能提脱离实际的目标,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

国常会议:进一步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促进社区养老和家政服务业加快发展的措施,决定对养老、托幼、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加大税费优惠政策支持。

会议指出,按照《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以社区为基本依托,加快发展养老、托幼、家政等服务业,是改善民生、应对人口老龄化、支撑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较大力度增加就业、扩大服务消费促内需、推动社会合理分工和经济转型升级。会议确定了促进社区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措施:一是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设施有效供给。对老旧小区通过政府回购、租赁等补上养老设施欠账。新建小区按规定建设的养老设施移交政府后,要无偿或低偿用于社区养老服务。对企业、政府和事业单位腾退的用地、用房,适宜的要优先用于社区养老服务。二是放宽准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养老服务。鼓励发展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机构,在房租、用水用电价格上给予政策优惠。依托“互联网+”提供“点菜式”就近便捷养老服务,支持连锁化、综合化、品牌化运营。三是按规定以财政补贴等方式,支持大范围开展养老服务人员培训,扩大普通高校、职业院校这方面培养规模,加快建设素质优良的专业队伍。四是优化财政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支出结构,相关资金更多用于支持社区养老服务。整合高龄津贴、护理补贴等,集中补贴经济困难高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费用。

会议在已出台的促进家政服务业扩容提质政策基础上,确定了以下新措施:一是鼓励本科和职业院校开设家政服务专业,对符合条件的家政类实训基地等建设优先给予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开展“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大规模培训家政服务人员包括灵活就业服务人员,所需资金按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加强家政供需对接,拓展贫困地区人员就业渠道。二是对家政企业进社区,其租赁场地不受用房性质限制;对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或当年高校毕业生并缴纳社保的,给予社保补贴。鼓励商业银行探索对信用好的家政企业提供无抵押、无担保小额贷款。三是提高家政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加快建立岗前健康体检、第三方认证等制度,促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会议决定加大对养老、托幼、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的税费政策优惠。从今年6月1日到2025年底,对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相关服务的收入免征增值税,并减按90%计入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对承受或提供房产、土地用于上述服务的,免征契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不动产登记费等6项收费。同时,研究完善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进一步支持生活服务业发展。扩大员工制家政企业免征增值税范围。

商务部: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6月1日,商务部就“不可靠实体清单”回答记者提问。商务部介绍,目前,商务部正在履行相关程序,“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文件以及首批名单将于近期出台。

商务部指出,中国出台此制度是针对一些国家、一些公司违反国际规则和违反通行的法律原则,限制对特定国家、特定公司贸易时所采取的有针对性的措施。一些国家的限制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和自由贸易原则,同时也违反了世贸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一些公司限制和断绝与其他公司的交易并非出于商业考虑,这在任何国家都是违反反垄断法的。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第17条规定,占有市场地位的这些企业,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否则将按照《反垄断法》进行处罚。

商务部强调,如果一批次有很多公司采取这样(基于非商业目的对中国公司实施封锁、断供)的行为,我们会一批地出清单,如果是个别企业违反规定,我们会把个别企业纳入清单。将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会有一个调查程序,相关利益关系方将拥有相关的申辩权。根据相关标准,清单内企业也会进行相应调整。

商务部表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会保护任何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但是任何的违法行为,相关企业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为什么要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国家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的措施,滥用长臂管辖的手段,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增长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分工造成了严重损害,对全球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也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规则,损害了全球经济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相关国家利益。

哪些行为会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政府在决定是否将某个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时,会综合考虑四方面因素:一是该实体是否存在针对中国实体实施封锁、断供或其他歧视性措施的行为;二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基于非商业目的,违背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三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对中国企业或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四是该实体行为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

对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主体将采取哪些措施?

商务部表示,将依法依照《对外贸易法》、《反垄断法》、《国家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对列入清单的实体采取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措施。

同时,社会各界也会从中得到警示,在与已列入清单的这些实体进行交易和交往时候,提高警惕,防范不可靠风险。

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的作用?

商务部表示,中国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制度,主要希望起到以下作用:一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等;二是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企业正当权益,防范中国实体在国际经贸活动中遭遇断供、封锁等重大风险;三是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贸规则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

农业农村部:有能力有信心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

随着美方日前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关税,中国对自美进口的部分农产品再次采取反制措施。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农产品进出口一直受各方高度关切。日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就相关问题接受了采访。

美国农民不可承受失去中国市场

据韩俊介绍,美方在其301条款下对中方发起两轮加征关税措施。作为反制措施,中方对美方出口农产品也加征了关税。第一轮措施涵盖的农产品约占2017年美国向中国农产品出口额的87%,于2018年7月6日实施加征25%关税;第二轮措施涵盖的农产品约占12%,于2018年9月24日实施加征10%关税。随着美方提高加征税率,中方也于2019年6月1日起把第二轮措施加征税率最高提高到25%。可以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几乎所有农产品,都因为美方率先发起的贸易战而被加征了反制关税。

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之一。2017年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为240亿美元。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去年美国大豆对中国出口减少1621万吨,遭遇“腰斩”;去年下半年至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对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为62.5亿美元,同比下降近七成,其中大豆同比减少87%,谷物减少95.5%,棉花减少43.6%。

中方的反制措施造成美国农产品库存高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农场收入严重缩水。虽然美国先后出台了两轮农业援助计划,但失去中国市场是美国农民不可承受的,因为这个市场一旦失去就会被其他国家填补。

韩俊强调,如果美国不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中美农产品双边贸易,包括大豆贸易不可能恢复正常。一旦失去中国这个市场,想重新获得份额很难,这一点美国农业界很清楚。

减少进口美豆不会影响国内供应

大豆是中国食用油的主要原料,也是养殖业的重要饲料来源。正常年份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3000多万吨大豆,约占进口大豆总量的三分之一。对此,韩俊表示,在自美大豆进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有能力、有信心通过丰富的政策工具和多元的供应来源,保障国内供需平衡:

一是实施国产大豆振兴计划。引导多途径扩大种植面积,推广高油高蛋白大豆新品种,到2020年全国大豆种植面积有望扩大到1.4亿亩,产量增加到接近1900万吨。

二是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国际大豆贸易竞争性非常强,中国可以扩大从南美、俄罗斯等国家的进口。

三是引导多元化饲料消费需求。农业农村部已部署加大低蛋白日粮应用技术研发与示范推广支持力度。据测算,在全国畜禽养殖中推广应用低蛋白日粮,将豆粕在饲料中比重由前期的21%降至18%,可减少豆粕用量约1100万吨,折合大豆约1400万吨。

四是保障国内食用植物油稳定供应。大力发展油菜、花生、油茶等替代油料生产,鼓励特色健康小品种食用油消费,形成更加多元化的食用油消费格局。

韩俊表示,去年以来中国大豆需求量已减少。去年进口总量为8803万吨,同比下降7.9%,进口减少751万吨。今年1至4月份,大豆进口继续减少,进口总量为2438.9万吨,同比下降7.9%。在总需求下降的情况下,我国完全可以保障国内大豆供需平衡,确保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因为资源禀赋原因,我国大豆主要依靠国外市场的局面不会改变。中国愿意扩大开放,愿意和所有国家做生意。

全方位开拓农产品出口国际市场

针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美国的影响和应对问题,韩俊说,美方在其301条款下对中方发起了两轮加征关税措施,其中针对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措施集中在第二轮,主要包括水产品、水果、蔬菜等特色优势产品。

受加征关税影响,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出口额为36.3亿美元,同比减少8.8%。分产品看,中国对美出口水产品为14.7亿美元,同比减少6.6%;对美出口水果3.5亿美元,减少19.8%;出口蔬菜4.7亿美元,减少16.4%。

随着美方第二轮加征关税措施自5月10日起由10%提高到25%,预计水产品、水果、蔬菜对美出口可能出现进一步下降。不过,东方不亮西方亮。韩俊表示,中国一方面继续加大力度开发东盟、日本、欧盟等传统市场的潜力,另一方面强化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积极开拓新兴替代市场。同时,鼓励企业大力拓展国内市场,满足人们对优质水产品和果蔬的需要,力争把美国加征关税影响降到最低。

部分食品价格上涨可控

最近,部分农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比较突出的是水果、猪肉和鸡蛋。韩俊表示,这主要是受前期气候、疫病等不利因素影响,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与中美经贸摩擦没有直接关系。水果价格涨幅大主要是因为苹果、梨主产区去年春季遭受倒春寒天气,减产幅度较大,加上今年春季南方荔枝等部分热带水果减产,市场青黄不接导致水果价格持续走高。后期随着西瓜、甜瓜、桃等夏季时令水果大量上市,预计水果价格将总体回落。猪肉价格上涨是去年8月以来非洲猪瘟疫情与周期性因素叠加,导致育肥猪和能繁母猪存栏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给阶段性偏紧。中央已出台扶持政策,引导鼓励补栏增养。近期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提高。同时,中国可以增加猪肉进口,很多国家都有向中国增加猪肉出口的意愿。

总体来看我国农产品供给有保障,食品价格上涨可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生产形势好、库存足、价格稳,蔬菜、水产品等鲜活农产品供给充裕。今年全国夏粮生产形势较好,夺取全年粮食和农业丰收有较好基础。

扎实做好农民工稳就业工作

中美贸易战对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在短期内有一定影响,这是否波及农民工就业?对这一问题,韩俊强调,我国有2.88亿农民工,打工收入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中央提出“六稳”,头一稳就是“稳就业”。

短期看,部分出口企业可能会出现减产,一些企业向海外转移产能和订单可能会加快,这对农民工就业会有一定影响。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防止出现大规模失业和群体性失业,是今年就业创业工作的一条红线,必须坚决守住守好。

一方面要大规模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他们转岗转业能力。劳务输入省份特别是东部沿海省份要主动担当,帮助农民工尽量留在就业地,防止出现大规模返乡潮;另一方面,要多渠道帮助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包括发展特色种养、开展农产品精深加工销售、发展乡村旅游等。

近年来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已成常态化趋势。在农业农村稳定向好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村对很多农民工、大学生等群体越来越有吸引力。目前全国有780万人返乡下乡开展创业创新,要为他们就业创业提供充分的服务,提高其创业成功率,带动更多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韩俊强调,越是在经济形势复杂的时候,“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就越凸显。我们有信心把“三农”这个战略后院守好,把“压舱石”的作用发挥出来。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今明两年“三农”工作作出部署,一系列含金量高的政策正在落实,农业农村部将主动应对外部变化和挑战,巩固粮食和农业农村发展的好形势,为稳定经济社会大局提供有力支撑。

国家税务总局:深化增值税改革实施首月减税超千亿元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深化增值税改革、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政策、个税改革等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成效进一步显现,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作为2019年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头戏”,深化增值税改革首月实现净减税1113亿元。深化增值税改革自4月1日起实施,5月1日起申报纳税,首月减税金额较大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销项端税率已经即时下调,但进项端按原税率开具的发票首月体现较多,抵扣相应较多;二是纳税人过去购入不动产尚未抵扣的进项税额本月一次性转入的金额较大。

分行业来看,制造业减税效果最为明显,实现净减税476亿元,占总减税金额的比例超过四成,居所有行业首位。处于增值税链条中间环节的批发零售业,实现净减税416亿元。适用9%税率的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分别实现净减税32亿元、12亿元、7亿元。适用6%税率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虽然此次改革税率保持不变,但受益于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加计抵减、允许不动产一次性抵扣等配套措施,均实现减税,现代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分别实现净减税36亿元、18亿元。

1-4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5245亿元,由三部分构成:一是2019年新出台减税政策减税1934亿元,包括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1113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减税623亿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减税198亿元;二是2018年实施2019年翘尾减税政策新增减税3267亿元,包括个人所得税第一步改革翘尾新增减税1945亿元,增值税降率翘尾新增减税1184亿元;三是2018年到期后2019年延续实施减税政策新增减税44亿元。

制造业是减税降费政策的最大受益者。4月份,由于深化增值税改革及配套措施实施,制造业合计新增减税476亿元,在各行业中最高。1-4月,去年实施的增值税降率政策翘尾影响制造业减税420亿元。两项政策叠加,1-4月增值税改革相关政策累计减少制造业税收896亿元。

减下来的真金白银为制造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有力激发了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1.4%和15.5%,增速分别快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5.3和9.4个百分点。4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5.8个百分点。

1-4月,税务总局重点服务和管理的年纳税额1亿元以上的2050户大型企业集团中,制造业企业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32%,较2018年全年提高0.22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同比分别增长7.7%和5.1%,明显高于上述集团中工业企业的整体水平。

1-4月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新增减税623亿元,显示出普惠效果好、减税幅度大等特点。其中,广大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最大受益群体,合计减税519亿元,占全部减税额的83%。

同时,1-4月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由月销售额3万元提至10万元后,共有2942万户纳税人享受了免税政策,合计免税498亿元。

1-4月个人所得税改革新增减税2143亿元,累计人均减税1026元。其中,第一步个税改革,即提高起征点和调整税率翘尾新增减税1945亿元;第二步个税改革,即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新增减税198亿元,累计有5049万纳税人享受该项政策。两步税改因素叠加,累计有9900万人的工薪所得无需再缴纳个人所得税。

房地产投资为何具有较强韧性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前4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消费、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出现一定程度回落,而房地产投资增速创四年新高。1-4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55747亿元,同比增长6.1%,增速比1-3月份回落0.2个百分点。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58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1%),而且环比下降1.5个百分点。

在投资总体下滑的背景下,房地产开发投资却一枝独秀。4月份房地产同比增速环比提高0.1个百分点,1-4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11.9%。房地产投资为何如此有韧性?还能持续多久?这是当下市场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枝独秀”恐难以持久

2016年以来,房地产调控不再采取全国“一刀切”的方式,有效延缓了房地产扩张周期。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差异很大,政策传导存在较大的时间差。“一刀切”式的房地产调控,不仅拉大了三四线城市与一二线城市的发展差距,加剧了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而且循环往复的调控使得房地产扩张和上升周期持续较短,而且在扩张与收缩周期之间的房地产投资波动较大。

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实践始于2016年。随着2015年刺激房地产的政策出台,2016年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大,从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央开始对部分热点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在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实行抑制房地产需求的调控的同时,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依然在进行“去库存”,这是因城施策的由来。

因城施策确保了房地产投资的总体平稳运行。2016年底至2018年,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都因为实行各类限制政策,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呈现下降趋势,但三四线城市在房地产去库存政策的刺激下出现房地产市场的价量齐升局面。此消彼长的结果是总体稳定,2016年、2017年及2018年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是6.9%、7.0%和9.5%。而2015年之前的房地产投资数据不仅年度之间波动较大,而且月度数据之间表现也有较大差异。

从数据表象上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似乎成为“一枝独秀”,但综合考虑不同地域的房地产投资走势及近期政策走向,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快增长的趋势恐将难以持续。

分区域看,最近几个月西部地区的房地产投资对全国总体的房地产投资增长贡献份额较大,但已经呈现回落趋势。在因城施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作用下,本轮房地产上升周期区域分化轮动现象明显。2018年年初以来,东部城市和中部城市在新增房地产投资中的贡献份额是下降的,西部城市是主要推动力。1-4月,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增量贡献分别为51.4%、15.8%和30.4%。从分区贡献看,东部地区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贡献最大,但贡献度较2018年均值回落10个百分点。

在“一带一路”战略、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规划、重点发展成渝都市圈等政策利好影响下,西部地区房地产开发投资进度加快,新增量贡献显著提升,较2018年均值上升18个百分点。以三四线城市为主的中部地区,随着棚改货币化政策逐步退出,土地市场、房屋销售均出现回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量贡献较2018年均值回落6个百分点。

进入4月份,新增投资贡献增长较快的西部地区投资增速出现了小幅回落。西部龙头城市商品房市场销售整体弱于全国平均水平。1-4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0.3%;西安、成都、重庆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分别下降22.2%、2.43%和19.79%。三地土地市场也已出现降温。1-4月,重庆市成交各类用地同比下降22%,住宅用地下降52%;成都成交住宅用地同比下降7.9%,4月份成都土地成交楼面价和溢价率环比均出现回落。虽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中,西安、成都、重庆同比涨幅分别高达23.8%、15.4%和12.2%,但由于在房价统计中存在滞后网签、集中网签等诸多调节手段影响,数据已经无法完全及时反映市场状态。

对宏观经济贡献出现下降

2018年以来,西部城市房地产投资的上升趋势形成与棚改货币化政策密切相关。棚改货币化的初衷是为了房地产去库存,鉴于2014年前后房地产价格开始走低,去库存成为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导向,为了缓解市场的供大于求的矛盾,有观点开始提议对棚户区改造采取货币化补偿替代实物安置,此举不仅可以刺激住房需求,而且提高被补偿者购房选择的灵活性。2016年和2017年的棚户区改造计划都是600万套,而且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城市,其中一半实行货币化安置,意味着每年新增了300万套的住房需求,对中西部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影响巨大。近几年新房销售量大约在每年1500万套左右,由棚改货币化导致的新增需求相当于其中的1/5。在一些西部的三四线城市的住房需求中,棚改货币化占据了一半以上份额。考虑到部分得到货币化补偿的居民的加杠杆操作,实际的刺激作用更大。

根据以往的货币传导机制,当信贷与货币扩张时,一线城市的金融发达,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率先受到刺激,三四线城市的金融欠发达,受到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要明显小于一线城市,因此当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开始上涨时,往往是行情结束的信号。而棚改货币化机制打破了以往的货币传导规律,起到了货币政策定向宽松的效果。这就是本轮房地产周期中三四线城市价格上涨持续时间长于以往历次周期的根本原因。

棚改货币化政策实施之后对房地产市场刺激作用明显,但也带来了一些影响,主要表现在有些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2018年下半年,政府开始收缩棚改计划。对于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的棚改货币化政策已经逐步退出,2019年的棚户区改造计划比2018年大幅度减少,2019年的计划只有285万套,比2018年缩减超一半。可以预见,三四线城市的住房需求将减少。

作为房地产投资的先行指标,土地市场已经有所反应。虽然4月份以苏州、杭州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土地市场一度回暖,但全国土地市场整体依然疲软,土地购置面积、购置价款同比持续负增长。1-4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358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3.8%,降幅比1-3月份扩大0.7个百分点。

龙头房企拿地节奏明显放缓,按权益销售额排名前五位的龙头房企,拿地面积和拿地金额均出现放缓。从过往经验看,龙头房企的战略往往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引导性,伴随融资环境收紧,房企拿地的意愿和能力也将面临压力。1-4月份,虽然房地产投资在增长速度达到11.9%,但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从房地产投资新增量贡献看,土地购置费用贡献高达65.6%,建安投资贡献仅为29.7%。

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土地购置费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组成部分,但支出法核算GDP过程中固定资本形成却不包含土地价值。这意味着,对房地产开发投资贡献高达65.6%的土地购置费用是不被计入GDP的。而对GDP能产生贡献的建安投资新增贡献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29.7%(剔除2018年数据,因房地产投资统计方法改为财务支出法,消除了由于工程垫资、赊购和虚报投资等因素造成的虚高,数据整体偏低,且统计局并未进行数据回溯不具可比性),低于历史平均水平42%(剔除2018年为63.4%)。受此影响,2019年一季度支出法核算GDP中资本形成总额贡献跌落至近5年来最低水平 。因此,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宏观经济的贡献已出现下降。                                         (作者:尹中立)

要情文摘

我国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将加速成型

从相关部门获悉,我国数字经济总框架体系已基本构建,具体政策体系将加速成型。其中,“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正酝酿出台。围绕“互联网+”以及数字经济的系列重大工程或接续展开。

【问题】数字经济在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中已发挥引领作用。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1.3万亿元,名义增长20.9%,占GDP比重为34.8%。2018年,已有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等逾10个省份数字经济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但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包括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特别是高精尖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不足;高端通用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下一步需加快推进核心技术自主创新,例如,要加快集成电路核心技术攻关,做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

【对策】中央与地方正密集谋划数字经济新一轮政策布局,这一政策体系或包括数字经济整体发展促进政策、规制或治理政策、相关环境政策,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经济重要行业发展相关政策。

将重点针对数字经济的发展大环境,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数字经济的监管与规制,数字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共资源等内容,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服务机制。其中,“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已在加紧研究并酝酿出台。从国家发展发改委获悉,加快提升“互联网+”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支持企业探索前沿技术无人区,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推动“互联网+”向智能经济演进升级成为施策重点。工信部明确表示,将发展数字化先导和支柱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研究制定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路线图,聚焦关键共性问题,分类形成并推广一批数字化转型系统性解决方案。同时加强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研究制定推动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文件,加快发展基础软件、高端工业软件。

今年还将实施数字经济、“互联网+”等系列重大工程。其中,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将成为主攻方向。

多省份近日也在密集谋划数字经济新一轮政策布局,抢抓5G机遇谋划打造数字经济高地成重点,在5G领衔下大规模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将开启。今年浙江将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组织设立100亿元数字经济产业基金,打造100个“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扶持100个数字骨干企业,推进100个数字化重大项目。6月3日公布的《天津市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19—2023年)》指出,力争到2023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全国领先。为此,要建设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中心城区光纤网络全覆盖,加快建设5G基础设施。北京市表示,将加快推进5G通信设备智能化制造、设备智能操作系统等一批产业化项目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六方面发力推动“双创”示范基地深入发展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司有关负责人就近年来“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等有关情况答记者问时指出,下一步将以“双创”示范基地为抓手,重点在“6个新”上下功夫,形成推进创新创业创造深入发展的示范效应。

【问题】2016年启动“双创”示范基地建设以来,各示范基地按照建设方案要求,大胆开展改革探索实践,推进创新资源有效集聚,不断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培育发展新动能,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做法,为推动创新创业创造、实现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双创示范基地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差距和不足,比如基地布局上不尽合理,西部地区总体来讲比较少,这些基地自身的建设发展在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发挥,需要下一步工作中逐步完善解决。一些地区、一些单位大胆探索尝试,取得了很多好经验、好成效,但是确实一些地方还存在着想干但不太会干的局面等。

【对策】一是培育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新生态”。推动示范基地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实施创新创业痛点堵点疏解行动,推广“创业会客厅”、“三区联动”等一批成熟的创新创业模式,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加快构建创新创业“生态圈”,着力将示范基地打造成为创新创业生态的示范区。

二是打造更强劲的创业带动就业“新动力”。紧密结合当下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把握产业发展、就业需求、就业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推进落实就业优先政策,一方面推动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互联网+”等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创造更多元、更稳定的新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深化重点人群创新创业教育和精准培训,建设服务重点就业群体的创业服务载体,进一步提升示范基地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的能力。

三是构筑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新高地”。加大激励措施,增强创新型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加快打造区域创新发展新高地。

四是探索金融服务创新创业的“新模式”。鼓励示范基地着眼化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托市场机制,优化政策环境和服务,不断探索创新融资方式,拓展融资渠道,为创新创业提供高水平金融服务支持。

五是畅通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新渠道”。充分发挥企业示范基地创新能力突出、创新要素聚集、资源整合能力强等优势,引导各类企业实现转型与创新结合,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六是建设创新创业资源共享的“新平台”。结合示范基地的创新资源优势,加快打造专业化、功能强、持续发展的创新创业支撑平台,充分发挥示范基地联盟作用,促进示范基地间融通发展,推动人才流动、产业对接、技术融合、平台共享。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又进一步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分别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以及《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表明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将有助于公共服务基本均等化的实现。

政策内容:《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将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其他教育三个方面。一是义务教育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二是学生资助作为相对独立完整的政策体系,覆盖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将其总体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并按照具体事项细化。三是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其他教育,实行以政府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其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总体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指出,把握科技工作规律和特点,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坚持问题导向,抓紧形成完整规范、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科技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政策背景: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新的形势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与推进财税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相比,越来越不适应。这种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定位不清,一些本可由市场调节或社会提供的事务,财政包揽过多,同时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承担不够;二是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合理,一些本应由中央直接负责的事务交给地方承担,一些宜由地方负责的事务,中央承担过多;三是不少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职责交叉重叠,共同承担的事项较多;四是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尽规范;五是有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缺乏法律依据,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不高。

政策意义: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有利于加快实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步伐,也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提供了重要支撑,标志着财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化阶段并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政策建议: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是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提和保障。应基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来进行转移支付设置;保持整个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一定的弹性,以实现相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目标。并根据公共风险变化,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机制。有必要调整过去转移支付基于地域的静态倾斜,转向基于人口流动的动态倾斜,让公共服务“跟人走”,让转移支付“跟人走”;转移支付不仅要促进发展成果的共享,更重要的是促进人能力的提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财政体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同时,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要进一步促进地方效率。

可再生能源电力弃电现象有望好转

为建立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的长效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决定对各省级行政区域设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对未按期完成整改的市场主体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并将其列入不良信用记录等。

政策亮点:第一,文件中明确提出来,每年的消纳任务是由能源局下达给各省。对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不太积极的省份,这就意味着是一个压力。第二,各省制定的消纳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来要会同经济运行管理部门,是希望整个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够更加贴近市场,容易在各省推广开来。第三,售电企业和电力用户协同承担消纳责任,意味着主体增多。第四,给出了消纳的核算办法。第五,对未按期完成的市场主体列入不良信息记录,予以惩戒。特别是消纳量跟补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卖出的话是额外的收入,会激励当地的售电企业也好,当地的电网也好,更多的去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

政策背景: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018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1.87万亿千瓦时,占全部发电量比重从2012年的20%提高到2018年的26.7%。但是,受系统调峰能力不足、市场机制不健全等多种因素影响,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的送出和消纳问题也开始显现。

2018年,我国全年弃水、弃风、弃光电量加起来超过1000亿千瓦时,约相当于三峡电站2018年全年的发电量。

政策目的:实施消纳保障机制的一个直接目的是促进各地区优先消纳可再生能源,为鼓励先进和激发地方的积极性,形成正反馈氛围。电力市场是未来可再生能源消纳的主要环境。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旨在通过市场化方式,促进可再生能源本地消纳和实现跨省跨区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政策影响:政策这次配额制正式落地,由电网企业承担配额权重实施的组织责任,降低了政策执行阻力,可以保障执行效果。而且明确了两大类承担消纳责任的市场主体,配合明确的奖惩措施,使得用户侧消纳的责任更加清晰,可以有效解决消纳问题。

政策意义:消纳保障机制的出台,对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市场还是有很强的一个正向激励的。有利于形成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引领的长效发展机制,从而激励全社会加大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的力度,对于推动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将具有重要意义。中短期而言对于促进新能源消纳以及新能源装机量兜底具有积极的意义,长期而言对于新能源发展具有非常重要促进作用。

政策建议:可再生能源消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电网企业、发电企业、电力用户加强合作、共同努力,联合推动保障机制的落地。特别是要解决省间壁垒的问题,增加地方政府可再生能源购电意愿。

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改革方案出台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握科技工作规律和特点,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际经验,坚持问题导向,抓紧形成完整规范、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科技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方案》提出,要科学合理确定政府科技投入的边界和方式,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建立完善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责,中央财政侧重支持全局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进一步发挥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的作用。地方财政侧重支持技术开发和转化应用,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格局。要加强机构、人才、装置、项目和资金的统筹协调,加强与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协调联动,统筹当前和长远,分类推进改革。

《方案》明确,从科技研发、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发展、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科学技术普及、科研机构改革和发展建设等方面划分科技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对现行划分较为科学合理、行之有效的事项予以改革确认;对现行划分不尽合理、改革条件相对成熟的事项进行调整;对尚不具备改革条件的事项,暂时延续现行划分格局,并根据相关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展等情况适时调整。

《方案》强调,科技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内容,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度,加快建立健全科技领域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协同深化科技计划管理等相关改革,合理划分科技领域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抓紧修订完善相关管理制度,确保改革工作有序推进。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制定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9年重点工作任务》。

《任务》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紧紧围绕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落实预防为主,加强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紧紧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深化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坚定不移推动医改落地见效、惠及人民群众。

《任务》明确了两方面重点工作内容。一是要研究制定的文件,主要涉及健康中国行动、促进社会办医健康规范发展、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规范医用耗材使用、以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为突破口进一步深化医改、医疗机构用药管理、互联网诊疗收费和医保支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二级及以下公立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加强医生队伍管理、医联体管理、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改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等方面的15个文件。二是要推动落实的重点工作,主要围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和加强医院管理等方面,提出21项具体工作。解决看病难方面,提出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有序发展医联体促进分级诊疗、深化“放管服”改革支持社会办医、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统筹推进县域综合医改、实施健康中国行动、加强癌症等重大疾病防治等重点工作。解决看病贵方面,提出推进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推进高值医用耗材改革、巩固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深入实施健康扶贫等重点工作。加强医院管理方面,提出开展公立医院绩效考核、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等重点工作。

《任务》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力措施,勇于担当作为,按时保质完成各项任务。要主动发布、充分释放改革政策信息,做好经验推广,凝聚改革共识。《任务》还明确了各项改革任务的负责部门,对需要制订的政策文件提出时间和进度要求。

内部报告

从世界能源风向透视中国能源战略

当前,全球能源供需和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近年来纷纷适时调整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作为全球能源领域最重要的影响者之一,我国有必要以更具有战略性的眼光,研判国际能源格局,以更具竞争力和引领性的定位参与国际能源竞合,基于全球化视野形成新时代能源发展战略的“中国思路”。

我国能源发展成就突出

2013年4月新一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并将能源发展等问题纳入社会发展与经济工作统筹考虑。之后,我国能源战略思想经历“两个里程碑”:一是2014年以能源安全为核心,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发展战略;二是党的十九大着眼于生态文明千年大计,提出继续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并将能源安全这一核心问题提升至更高的层次,明确了绿色、高效和安全并重。

在高屋建瓴的能源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能源发展成就显著,在国际能源治理格局中逐渐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国家能源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首先,我国形成了领先世界的绿色低碳发展国际竞争力。其次,能源科技创新成果显著,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煤电机组、非常规天然气勘探、特高压输电、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等也走在世界前列。第三,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逐步从全球能源治理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进一步向舞台中心迈进,不断提升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最后,能源企业实力显著增强,大型工程施工建设和融资能力优势明显。

典型国家能源战略实践的参考

十余个典型国家和地区的能源战略显示,从增强经济实力、谋求国际地位,抢占科技制高点、追求能源独立,解决社会问题、实现政治诉求,发展能源金融、保障能源安全等多个维度为能源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提供借鉴。

世界发达国家更注重引领能源变革、带动经济复苏,亚洲新兴经济体对能源安全和能源经济可承受性更重视,而南美洲和非洲地区主要着眼于解决社会问题。

第一,能源是国家安全、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俄罗斯直接将能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石。虽然能源经济强相关是“双刃剑”,但能源出口已成为俄罗斯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维护地缘政治影响、改善政治环境的重要战略手段。日本始终将科技立国理念贯穿于能源战略,早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就力推新能源、核电技术发展,以提升本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目前,氢能已走在世界前列。

第二,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重视国际组织建设,是一国能源战略的核心内容。沙特以欧佩克为平台通过产量控制等手段左右国际油价、影响全球市场,又在此基础上构筑中东地区及阿拉伯世界的主导权。同样,经合组织成员国加入国际能源署(IEA),通过协调各国能源政策、战略石油储备使用等,以有效提升本国应对可能石油危机的能力。

第三,世界最发达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引领能源金融体系。美国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即将金融与能源战略绑定,选择石油作为美元新的锚定,建立了“石油-美元-美国国债”体系向全球输出流动性、转嫁风险和获取利益。美国的能源战略成为其左右世界能源格局、发挥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战略武器。欧盟致力于构建内部统一能源市场,完善能源金融体系和法律保障体系。尤其是,欧美作为发达地区,能源需求旺盛,在两次石油危机后分别建立WTI和布伦特原油期货市场,引入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通过期货市场发现价格功能解决国际原油定价权问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欧佩克对原油价格的垄断。

第四,发挥地缘优势,提升国家能源战略对外势能。能源与地理因素,特别是与交通枢纽的结合,形成了能源地缘政治。土耳其依靠“欧亚非大陆枢纽”这一天然优势,不断谋求能源枢纽地位并游走于欧美与俄罗斯等大国之间,不仅获得了能源资源,还显著提升了国际地位及话语权。新加坡依靠海上石油运输要道马六甲海峡东出入口的地理优势,炼油产业和石油进出口贸易得以蓬勃发展。

第五,能源战略与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权衡不可不察。南非“全民能源”特色既可直接缓解其能源短缺等问题,也解决了就业、人才体系建设等深层次社会问题。委内瑞拉则没有逃脱“资源诅咒”,其政治、经济、社会与石油资源息息相关,导致经济波动、政权更迭、资源归属权变动、货币与通货膨胀等方面的演变。而挪威虽然依靠水电立国、油气富国,但更重视通过能源与金融、企业、产业等领域的高效协同管理谋求可持续发展,成功走出“资源诅咒”陷阱。

我国能源战略初步探讨和建议

绿色发展、用能成本等问题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关切,能源战略必须融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统筹考虑,将与社会各领域、行业各环节以及各市场主体发生更密切的联系,这就要求能源领域的战略谋划、政策制定、市场机制、规划审批和监督管理等更加统一协调。

首先,深化推进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当前能源战略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今后,我国能源发展应从“保供应”向“求效率”转变。尤其是我国晚于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上百年,遭受一定程度的战略遏制也不可避免。在此背景下,如何将能源“革命”向深处推进,如何制定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能源战略,是高度紧迫和复杂的工作。从经济周期理论的普遍适用性看,经济繁荣期过后将出现供给侧过剩,能源领域也难以避免。未来我国能源战略一定是紧抓“以需求为导向”这个牛鼻子,深化推进能源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重视用户侧用能权和参与权,充分释放需求侧动力,形成供需互动、提质增效的局面,尤其要避免新兴能源业态走“以补贴为导向”的发展老路,出现新的潜在过剩产能。

其次,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矛盾是当前能源战略制定的重中之重。一方面,能源领域体制机制的不协调和不顺畅是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是根本出路。另一方面,如何培育能源新业态尤为重要,如何实现不同行业与能源领域管理职能的有效协同或整合也很关键。以大数据为例,美国早已通过其能源部门下设的能源信息署(EIA)进行能源大数据汇总处理。而我国的能源行业信息统计分布在各行业组织,以及部分大型国有企业中,能源大数据尚不具备体制基础。未来,对能源数据壁垒的认识有必要从“行业护城河”向“行业催化剂”转变,而以统一能源数据的独立处理为核心职能的能源信息机构将是最基础的一环。

再次,坚定推进能源颠覆性技术研发创新,布局国家能源实验室,力争引领世界能源技术和产业格局发展方向。着力推进以核聚变、天然气水合物、氢能为代表的颠覆性能源技术,抢占科技制高点。另外,提前布局国家能源重点实验室,整合产业、研究、政府资源,打造创新集群,弥补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中间衔接问题,实现能源领域产学研深度融合。

同时,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提供国际制度等公共产品、推进能源-人民币金融体系,对内加强统一协调、不断提升能源企业实力。

能源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建设大量能源基础设施,涉及的能源供应国、过境国和需求国利益诉求各有不同,经常难以协调,导致项目悬而不决。同时,我国国际能源合作多以双边方式为主,且大多依托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优势对外投资基础设施领域,不乏项目搁置和资金浪费等现象。因此,我国有必要更积极融入IEA等国际组织,参与能源宪章条约规则制定,并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为契机构建和完善以我国为主导的地区多边协调组织,更加重视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谈判平台、纠纷解决机制等国际能源合作规则公共产品的提供,推动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市场,扩大能源投资贸易人民币计价。

此外,目前,法律法规、商务规则、政治变动、汇率波动、环保约束、合同签订以及公共关系等风险已充分暴露,我国能源企业“走出去”必须更重视软实力提升。尤其当前全球市场需求不足,政治风向右转,能源企业有必要在经营理念上以国际市场通用规则和商务为导向把握市场机遇、规避各类风险,紧抓目标国家发展诉求、形成地区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单一企业由于实力和专业限制,不能形成合力。能源领域“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应着眼大国外交,以国际能源合作专门管理部门实现各部委统筹协调,对能源企业“走出去”给予综合指导和监管。

未来,我国能源战略以寻求高质量发展、服务新能源业态生态圈和推进国际能源合作等为核心目标,更加协调统一、透明顺畅的管理机制是重要基础,参照生态环境部的组建初衷,可以在条件成熟、适当时机考虑将其他部委和司局的相关职能与国家能源局整合,打破能源品种壁垒、理顺能源管理体制机制,促进能源战略更好地落地实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来源:中国矿业报)

中国如何实现从“快递大国”向“快递强国”跃升

推动我国从快递大国到快递强国的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快递业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高中低、大小规模不同、业务重点不同、相互分工合作的复杂“生态圈”,其活力与科技进步的速度令人惊叹,堪称现代服务业中的一朵奇葩。结合国内外形势与经济发展趋势,到2035年左右将我国建成快递强国,既有很强的必要性,也有客观现实性。

第一,建设快递强国有利于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的崛起,快递业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不仅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且正在成为新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前,大力发展新经济,既是抓抢第三次工业机遇、培育我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需要,也是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治本之策。快递业在这方面大有可为。

第二,建设快递强国有利于助力我国产业升级。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制造业已开启了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新阶段。将我国建成快递强国,有利于从需求两端,加快这一融合进程,并催动农业、服务业与互联网融合的进程,从而有利于我国产业的全面升级。

第三,建设快递强国有利于促进消费升级。庞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是当今国际竞争最大的有利条件,消费是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将我国建成快递强国,能为国内居民消费升级创造更好的条件,为扩大进出口规模提供更好的物流保障,效能十分可观。

当前我国快递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快递企业粗放经营,低价竞争,存在安全环保方面的隐患。

当前,我国快递行业虽然已经涌现出京东、顺丰等行业巨头,但总体而言仍然处于规模扩张时期,企业经营比较粗放,大部分靠低价策略来竞争市场份额。此外,绿色发展不够,安全隐患增多。随着快递量的高速增长,各类纸板、塑料袋、胶带等的使用量激增,这对环保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较大压力。由于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部分快递企业未能完全执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的“三个100%”要求,违规收寄行为时有发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与此同时,随着送餐、即时配送等新模式的快速兴起,快递员、配送员(即“骑手”)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小型送货车辆四处骑行,对城市管理、交通安全等也带来一定的影响。

第二,监管力量与政策支持不适应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目前,快递业主要由国家邮政局实施监管。由于历史原因,国家邮政局的机构和人员都比较少,且下属机构只到“市”一级,无力面对数以千计的快递企业和数以亿计的快递业务量,监管力量捉襟见肘。目前看,监管力量不足是一个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邮政部门与交通、公安、国安、工商、市政等部门的联合执法说易行难、实效不彰。

跨境电商是我国目前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2017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为8.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3%,其中出口6.3万亿元,进口1.76万亿元。这些货品中的相当部分是通过“中国邮政”进出国境的。现在看,这方面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邮政通道与普通货物通道之间,税负标准不一,通关宽严程度不一,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不公平竞争;二是邮政通关便利性仍然不够,智能程度不足,时间偏长;三是将我国邮政与其他国家联结起来的万国邮联,其治理规则与费用结算体系都远不能适应我国跨境电商迅速发展的需要,一些国家对我国蜂涌而至的邮递小包啧有烦言。

航空是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目前,顺丰、圆通等民营企业正积极布局全球战略,已购买或租赁了相当数量的货运飞机,这是我国快递企业走向国际化、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中国制造”带向全世界的重要一步,应当大力鼓励。但目前,在航空准入、航线、时段、安检培训方面均存在一系列天花板,需要适时调整相关政策。

外卖类等各类生活服务业平台尚处于无人监管的空白地带。随着消费升级人民群众生活方式的变化,各类生活服务类平台方兴未艾。这些平台的共同之处都是直接进门入户,在方便快捷的同时,安全隐患也很大。日前,国务院已明确交通部对此承担监管职责,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相关细则。

第三,相关法律、规章制度不完全适用。

当前,我国国家层面上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和刚刚颁布的《快递暂行条例》,国家邮政局也相继出台了《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法》《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和邮政普遍服务、快递服务标准,对于规范市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快递行业目前处于快速裂变之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已有的法律法规适应不了快递业高速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从立法或政策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对我国快递行业未来发展的几点预判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应用技术特别是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不仅推动快递业务量连续几年以30%的速度高速增长,而且进一步触发了快递业的模式变革、科技进步和装备技术创新,将快递业的业务范围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从企业为主到如今面向千家万户。面对快递业“忽如一夜春风来”的繁荣,很多人疑虑其可能已经透支了未来,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但依据当今互联网发展趋势与数字经济的相关理论,我们判断,未来20、30年,我国快递业仍将处于成长期,并可能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一是未来的物流业务量(含快递)将总体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甚至可能由线性增长转向指数式增长。这主要是基于互联网对于我国一、二、三产业的改造才刚刚开始,特别是“制造业+互联网”将为物流打开更大的增长空间。值得重视的是,继以零售商品为主的电子商务之后,服务业也将以这样的形式“触网”“上线”,各类生活服务类工程款平台企业将大量出现。考虑到目前我国的消费升级、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国内外市场的进一步打通,快递增长的态势是十分清楚的。

二是快递行业将由目前竞争激烈逐步走向行业整合,未来很可能出现3—5家寡头企业的局面。目前,我国有大大小小上千家的快递物流企业,产业集中度很低,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这是目前快递企业大打价格战的主要原因,但假以时日,经过一番优胜劣汰之后,未来我国有望出现3—5家国际性的快递巨头,并在世界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三是平台将成为快递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平台是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当前以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快递业主要面临的是劳动力供给短缺与消费者复杂易变的需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平台企业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全社会的闲散资源、大幅度增加就业的灵活性与可选择性,因此,未来必将成为快递业的首选企业组织形式。

四是快递将全面转向智慧物流,并向供应链高端攀升。在持续且强劲的需求刺激下,我国快递业的技术装备水平还将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未来还将形成高度智慧化、社会化、网络化的物流基础设施,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持。

推动我国从快递大国到快递强国的主要政策建议

第一,扩大国家邮政局的监管范围和监管责任。

目前,国家邮政局是快递业的行业主管部门,但目前其监管范围仅限于运送小件货品的快递企业,这不仅不适应物流、快递正交叉融合的现状,而且也不适应快递对象由“货品”到“服务”的新变化。而物流也好、服务也好,目前恰恰又都是监管缺失的领域。基于此,我们建议,进一步扩大国家邮政局的监管范围,第一步先将现在处于无人监管状态的外卖、同城快送等纳入,以后可视需要再将整个物流一并纳入。考虑到“邮政”二字不足以涵盖如此多样化的业务,因此,也可考虑抓取出邮政、快递、物流、货品、服务共同具有的“寄递”这一实质,将国家邮政局改名为国家邮政寄递业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所有具有“寄递”性质的业务进行统一监管。

第二,启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相关改革。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是负责提供邮政服务的国有独资企业,为我国邮政服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结合邮政与快递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我们认为,应适时考虑将中国邮政集团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因为:一是目前中国邮政集团的函件、包裹、报刊、汇兑等业务量连年下降;二是中国邮政集团的服务范围已大幅收窄,目前主要集中在边远地区、农村、机要通信等有限的几个方面;三是政府每年为邮政普遍服务支付数十亿元资金。改革中国邮政集团有三个明显的好处:一是有利于培育更加健康的市场环境,让国企、民企同台竞技、公平竞争。二是有利于激发中国邮政集团自身活力,提高竞争力。三是有利于发挥邮政的基层网络优势,支持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具体而言,短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改革其财政补贴的方式与规模,中长期而言则应推动其混合所有制与治理结构方面的变革。

第三,引入竞争中性原则,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对外开放程度将大幅度提升。在快递这样一个市场化程度、竞争性强的领域中,应全面清理现在邮政快递业监管的制度文件,凡是不利于公平竞争的、有悖于市场经济基本规则的,要及时清理。同时,适时启动邮政普遍服务的“政府购买服务”改革,营造国有民营公平竞争、质效优先的市场大环境。

第四,大力提高通关便利化程度,促进跨境物流大发展。

当前,我国已进入了新一轮的全面对外开放时期,扩大进口、增加出口势在必行。为此,亟须解决影响跨境物流的一些硬障碍,为进出口发展扫清路障。我们建议:一是沿“一带一路”的地区,要提前建设一批跨境物流的基础设施,地方政府要保证用地需要。二是要加快培育一批有较高水平的跨境物流企业,为此需要政府提供航空、航线方面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的政策支持。三是加大投入,进一步提升通关设备的智能化程度,“人下班、机器不下班”,真正实现24小时通关。四是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公平国际邮政与一般货物进出口环节的税负水平。五是积极参与万国邮联的相关改革。

第五,现阶段对其的法律规制宜坚持谨慎立法,底线监管。

快递业作为新经济之一,目前尚处于大开大合之中,距离成熟、稳定还有一段时间。因此,现阶段对其的法律规制宜坚持底线思维,谨慎立法,守好安全、环保、公平竞争等普适性原则。一是守住安全底线。二是严肃查处恶性市场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努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三是抓住绿色发展这个“牛鼻子”,出台快递业绿色发展行业指导意见,对车辆、纸箱、胶带的成份与规格提出统一标准,并适时调整。四是加强冷链物流的行业指导,可根据WTO相关规则,同时参照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提出发展冷链物流的行业指导意见。五是加快研究无人机航线、快递车辆路权、末端监管等具体问题。

第六,从“管理”到“治理”,推进快递业治理现代化。

面对飞速成长的中国快递,国家邮政局现有的监管力量比较薄弱。为此,我们建议:一是适当增加编制,扩大队伍。二是引入大数据治理,可在国家邮政局现有数据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全面覆盖、统一调度、信息共享的快递业治理综合信息系统,同时加强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提供行业公共信息,适时引入区块链技术,为发展注入新活力。三是搞好协同治理,从国家层面理顺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之间的冲突,解决好邮政、交通等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制定相对统一的行业器具与服务标准,以降低社会性交易总成本,同时切实发挥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的作用,并赋予其适当的管理权责。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政策借鉴

大南昌都市圈:“圈”出发展制高点

江西省近日印发《关于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建立协调工作推进机制、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完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体系等9方面出台50条措施,全力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展。

打造“引领圈” 增强辐射带动作用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已到了一个重要节点。2018年城镇化率达59.58%,下一步要向70%发展,都市圈将成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平台和支撑,打造以南昌为核心,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的都市圈非常必要。提高大南昌都市圈人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增强“引领圈”对全省发展的支撑力和带动力

去年7月底,江西省委召开十四届六次全会,提出实施“一圈引领、两轴驱动、三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战略,打造大南昌都市圈正式上升为全省战略。今年江西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夯实大南昌都市圈产业支撑,提高大南昌都市圈人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增强“引领圈”对全省发展的支撑力和带动力。

根据规划,大南昌都市圈涉及南昌、九江、抚州、宜春、上饶5个设区市,将以南昌为核心,以赣江新区为引擎,以九江、抚州为支撑,以一小时交通时空距离为半径,联动丰樟高、鄱余万等周边区域协同发展、融合一体发展。具体而言,通过深入推进昌九、昌抚一体化,加快丰樟高、鄱余万融入南昌进程,提高大南昌都市圈人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同城化水平,增强对全省发展的支撑力和带动力。

打造大南昌都市圈,是江西贯彻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新时代优化全省区域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首先有利于做大做优做强南昌,能巩固和提升南昌作为核心增长极的地位和作用。其次可促进南昌乃至江西新型城镇化进程,加深都市圈的一体化和联系,可促进和带动都市圈以及全省的经济发展。

做实“产业圈” 瞄准高质量发展

形成一批千亿元级产业和产业集群,建成高端产业集聚、城乡融合一体、创新创业活跃、生态宜居宜游的都市圈

对于欠发达的中部省份江西来说,做优做强大南昌都市圈,产业支撑是关键。江西提出,大南昌都市圈要依托高铁交会、通江达海、路网密集的区位交通优势,强化要素资源聚合、产业集群发展、城市互动合作,加快发展航空制造、中医药、虚拟现实、LED照明、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形成一批千亿元级产业和产业集群,建成高端产业集聚、城乡融合一体、创新创业活跃、生态宜居宜游的都市圈。

在此次出台的50条措施中,关于“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容占比最大,包括支持设立都市圈产业发展基金;鼓励各设区市共同发起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加快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分享经济等。围绕构建协同高效区域创新体系,江西还提出支持都市圈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工程)实验室等科研公共平台建设,并赋予都市圈设区市和赣江新区创新人才考录、引进、培养、使用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地处大南昌都市圈的赣江新区被寄予厚望:赣江新区作为国家重大改革发展的功能性平台,必须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用足用好政策机遇,在先行先试中大胆创新、率先发展,成为展示江西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亮丽窗口、引领全省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大南昌都市圈还将被赋予更大的自主发展权。江西省提出,除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不能下放或委托的事项外,省级审批权限原则上均下放到都市圈设区市政府。鼓励都市圈市县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国家和省在土地、金融、财税、投融资、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开放型经济等领域部署的各项改革优先在都市圈试点。

扩大“朋友圈” 快速通道互联互通

打通快速铁路通道、提升机场航空枢纽功能、健全内部交通网络、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等一系列交通布局

继今年1月19日南昌至丰城开通168城际公交线路后,4月7日,为满足群众出行需求,168路临时增加直达车至南昌西站。距南昌110公里的抚州早已被南昌市民视为“后花园”,这里有着优越的文化生态旅游、健康养生养老、高品质农产品供给。

此次出台的50条措施中,打通快速铁路通道、提升机场航空枢纽功能、健全内部交通网络、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等一系列交通布局,更是给“圈内”百姓带来了满满的获得感。江西提出,将加快推进昌景黄铁路、昌吉赣客专、赣深客专、安九客专等铁路建设,构建南昌“米”字形、九江“十”字形高铁枢纽;加快南昌昌北国际机场三期建设,支持九江机场复航,推进抚州机场前期工作;提前启动南昌至南丰、武宁至靖安至奉新至樟树至兴国、武宁至湖北通山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推动南昌市与条件成熟的周边市县先行开通公交线路。

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江西将加快南昌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系统谋划南昌轨道交通辐射周边市县,积极申报新一轮建设规划;研究编制九江城市轻轨建设规划,支持九江推进环庐山旅游轻轨一期工程等。到2020年,南昌将基本建成城市‘三环’快速路,对接都市圈内市县的放射状道路更加密集畅通,形成‘三环十一射’骨架路网体系,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都市圈内所有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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