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版  |   登录  |   注册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60期
发表时间:2019-06-25 15: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60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6月25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中国有能力应对中美经贸摩擦负面影响

中办国办发文支持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

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刘元春:认识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5月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

“因城施策”效果明显 新房房地产市场呈降温趋势

要情文摘

国家将采取措施推动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

我国将从四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一轮降费对实体经济复苏意义巨大

央企应努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稳定器”

国办发文推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内部报告

加征关税后中美贸易流向之变化

政策借鉴

安徽:融入长三角 注入新动能


 

经济分析

中国有能力应对中美经贸摩擦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和企业有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为内需主导的大国,中国在扩大内需上还有较大空间和政策储备;中国企业在中美经贸摩擦的洗礼中不断夯实技术基础和管理能力,将会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

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是互利共赢的,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加强中美经贸合作,将经贸合作打造成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但美国5月10日宣布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关税由10%提升为25%,并宣称要对剩余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的关税,还以站不住脚的理由对华为等企业实施出口管制。美国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是错误的,损人不利己,并殃及全球经济。

美加征关税对中美和全球经济都不利

中国受到美国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的负面影响。2019年1-4月,中国对美出口额同比下降9.7%。中资企业对美投资和美资企业对华投资都出现下降。

美国经济也受到显著冲击。2019年1-4月,美国对华出口同比下降30%,作为以往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对华出口负增长带动美国出口增速显著放缓。由于中国生产的产品物美价廉,并且很多商品在美国占有相当高的市场份额,美国很难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替代供货商。美国消费者和以中国生产的零部件为供货商的生产企业承担相当大比例的关税负担。如《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所示,仅对中国出口家具加征25%的关税,美国消费者每年就多付出46亿美元的额外支出。加征关税还将导致出口原因带来就业岗位减少,美国在华企业也损失严重。

美国的做法殃及世界经济。当前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是过去三四十年多方参与、自然演化的结果,反映了各国比较优势和多方利益,是推动世界经济强劲稳定增长的重要引擎,美国的做法破坏了全球生产网络的高效安全运行。今年一季度,和中国有紧密产业链关系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相关经济体的出口分别下降4.7%、8.5%、2.7%和4.2%。美国的单边主义做法导致全球贸易放缓、跨境投资下滑、金融市场动荡、市场信心不足,主要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今年全球贸易、跨境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预期。

美国的做法损害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大国能够影响自身贸易条件,可以利用巨大的国内市场进行双边贸易谈判,获得有利于自身的贸易安排。但大多数中小经济体不具备这些条件,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和多边的经济治理体系是这些经济体参与世界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世界经济也因为存在高度专业化的特色经济体更有效率,更丰富多彩。建设包容、开放的世界经济是各个大国的责任。各国之间的经贸摩擦应通过多边机构进行磋商解决,而不是采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威胁施压,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损害了多边机构的权威。开放合作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任何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如果选择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自我边缘化,都会有损于该国的国家实力、人民福祉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有能力应对负面影响

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保护主义做法,中国有理有节地进行反制,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国家尊严。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主张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互利共赢。但中国也不怕打贸易战,中国有能力应对经贸摩擦的负面影响。

首先,从宏观上,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内需主导的增长格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加快增长结构的转换,逐步形成了内需主导的增长格局。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37.3%上升到2018年的76.3%,同期,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54.8%下降到32.4%,货物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的贡献率从7.9%下降到-8.6%。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8年的18.2%,外部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冲击显著降低。2018年对美出口占GDP的比例为3.5%,中国输美产品占美国相关产品市场份额一半以上的产品比重为57.4%,美国短期内很难找到如此供应能力的替代生产基地。跨国公司也会优化调整供应链,将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出口美国,将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其他市场,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可控。2018年,中国对美出口增长11.3%,对外出口增长9.9%,中国经济增长6.7%。今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下降8.5%,对外出口仍保持1.3%的正增长,中国经济增长6.4%,保持着稳定的经济增长和比较充分的就业。

其次,从产业上看,中国正提升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中的位置。加征关税和出口管制虽然短期给中国企业的生产运营带来负面影响,但辩证地看,如果应对得当、化危为机,将推动中国企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不同于十年前,中国科技投入已跃居世界第二,每年的大学毕业生全球第一。中国的企业已积累一定的技术和资金实力,不少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商业化应用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刻。美国的出口管制将为中国本土的零部件和软件企业带来难得的市场机遇,助推其商业化应用。美国加征关税将推动一些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布局,成长为以中国为研发和管理中心的跨国企业。

再次,从市场规模看,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目前已经有3亿多人进入中等收入阶层,未来五年,将会有5亿人进入该阶层,这孕育着巨大市场潜力。2018年,中美两国占全球消费市场的份额大体相当,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高端需求也会快速提升。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不仅是中国本土企业发展壮大的肥沃土壤,也是各国企业来分享发展红利的必争之地。近年来,中国政府因势利导,大力推进市场开放,大幅度压缩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的长度。特别是近两年,中国在汽车制造、石油炼化和销售、金融服务业等重大领域大幅度放宽了市场准入。今年3月,中国出台了《外商投资法》,从法律上明确外资企业公平参加标准制定和政府采购,任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性技术转让。2018年,在全球FDI大幅下降19%的情况下,中国吸收FDI逆势增长。埃克森美孚、特斯拉、宝马、巴斯夫等企业宣布在华进行重大项目投资。外资企业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也因为进一步开放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最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企业有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能力。中国的经济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是在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中不断前进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出口占GDP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对外出口增速降至-20%,通过政策组合,中国保持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并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当前,作为内需主导的大国,通过减税降费释放市场主体活力和消费潜力,通过基础设施、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领域“补短板”,中国在扩大内需上还有较大空间和政策储备。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有效推进,经济发展的韧性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可以应对外部需求的波动。中国未来还将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并在全球新一轮技术变革中加大投入,占据有利位置。中国会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平台,商签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形成更宽广、更深厚的朋友圈。中国企业在中美经贸摩擦的洗礼中不断夯实技术基础和管理能力,将会在更高层次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

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不断释放发展的活力和增长的潜力,中国经济将迎风破浪,持续前行。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 王金照)

中办国办发文支持做好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在较大幅度增加专项债券规模基础上,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配合,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通知》分为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支持做好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工作、进一步完善专项债券管理及配套措施、依法合规推进重大项目融资、加强组织保障五个部分。

对于合理明确金融支持专项债券项目标准,《通知》规定,对没有收益的重大项目,通过统筹财政预算资金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予以支持。对有一定收益且收益全部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的重大项目,由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融资;收益兼有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其他经营性专项收入,且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后仍有剩余专项收入的重大项目,可以由有关企业法人项目单位根据剩余专项收入情况向金融机构市场化融资。

《通知》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同时指出,地方政府要按照一一对应原则,将专项债券严格落实到实体政府投资项目,不得将专项债券作为政府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各类股权基金的资金来源,不得通过设立壳公司、多级子公司等中间环节注资,避免层层嵌套、层层放大杠杆。

《通知》明确,省级政府对专项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项目,项目收入实行分账管理。市场化转型尚未完成、存量隐性债务尚未化解完毕的融资平台公司不得作为项目单位。严禁项目单位以任何方式新增隐性债务。

《通知》强调,坚持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发行,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和窗口指导,不得通过财政存款和国库现金管理操作等手段变相干预债券发行定价,促进债券发行利率合理反映地区差异和项目差异。

在合理提高长期专项债券期限比例方面,《通知》说,逐步提高长期债券发行占比,对于铁路、城际交通、收费公路、水利工程等建设和运营期限较长的重大项目,鼓励发行10年期以上的长期专项债券,更好匹配项目资金需求和期限。

为加快专项债券发行使用进度,《通知》指出,各地要均衡专项债券发行时间安排,力争当年9月底前发行完毕,尽早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针对依法合规推进重大项目融资,《通知》提出多渠道筹集重大项目资本金。其中,允许各地使用财政建设补助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作为重大项目资本金,鼓励将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后腾出的财力用于重大项目资本金。

《通知》还强调,既要强化责任意识,谁举债谁负责、谁融资谁负责,从严整治举债乱象,也要明确政策界限,允许合法合规融资行为,避免各方因担心被问责而不作为。

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我们创造经济发展伟大奇迹的70年。中国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造福了自己的人民,更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

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什么重要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经济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分别在不同阶段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前30年经济建设的基础上,后40年的改革开放逐步消除了计划经济的体制弊端,形成市场经济下的有效激励机制,推动资源重新配置,全方位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奇迹,也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今日中国在全球经济的重要地位,既来自于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离不开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探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使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经济从多年的战乱中得到恢复,人民安居乐业,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第一阶段,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的第二阶段,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过程中,经济增长收获人口红利的一个必经阶段。

前30年建立起的完整工业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期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点。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战略就确定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当时,实施这一战略有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合理性。西方国家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的瓶颈,必须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打破。不过,中国经济的确在前30年未能实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与世界的差距也拉大了。

事实上,由于冷战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分隔,那一轮所谓全球化的范围十分有限。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经济体和众多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实行开放政策,深度参与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才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趋同现象,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正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和获益者,在40年里对发达国家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赶超。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以其高速增长、规模扩大和全球占比提高,对世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除了以物质产出的方式对世界经济作出贡献之外,实现成功绩效的改革开放经验和促进发展理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对发展观念的有益见地和对循例的建设性建议,都是对世界经济的公共品贡献。中国并不谋求世界经济霸权,也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以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中国义不容辞反映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关于国际经贸规则的诉求,引领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转变。

由于以下突出特征,中国及其发展对于世界的意义尤其重要。首先,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创造的成就对世界的显著意义,其他国家无可比拟。其次,吸引众多学者尝试回答的关于中国科技(发展)为什么由盛至衰的李约瑟之谜,正是经济史学中旨在探索为什么16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出现大分流这个谜题的中国版本。

从满足探索国家兴衰之谜的学术追求来看,中国是迄今为止唯一经历了经济发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并接近于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每一个必要阶段的大国案例。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大卫•休谟在1742年曾经预言,当艺术和科学在一个国家达到至真至善之后,艺术和科学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微,此后极少甚至永远不会在同一国家得到复兴。迄今为止中国在各个领域发展创造的奇迹,已经在不断打破这个“休谟预言”。

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

在过去7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跌宕起伏,有失败的教训更有成功的经验。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履稳健地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经济规模足够大、增长速度足够快、不仅改变了自身面貌也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国家。可以说,中国以其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稳定器,促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GDP总规模1978年排在全球第14位,仅相当于世界经济的1.1%和美国经济的4.6%。到1990年,中国GDP在世界经济的占比提高到2.2%,为美国的9.2%,排在世界第十位。到200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比重为4.5%,为美国的17.6%,排到世界第五位。中国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占世界经济的9.2%,相当于美国的40.8%。及至2017年,中国GDP达到10.2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约12.7%,相当于美国经济的58.7%。

随着体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增量贡献。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增量贡献就超过了10%,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则始终保持在30%左右。特别是由于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GDP增量高度稳定,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作用日益突出。

从统计数据看,有或者没有中国经济这个巨大的年度增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来说是迥然不同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GDP年增长率方差,自1990年以来明显小于中国以外其他国家总体增长率方差。而随着中国经济年度增量的绝对规模扩大以及稳定性越来越强,中国经济增长对稳定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愈显突出。在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异常变化的年份中,正是由于中国经济的稳定作用,全球波动性得以显著降低。

以中国为主体的新兴经济体乃至更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使得以往只是理论上成立的全球经济趋同,终于开始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1978年至2017年期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GDP全球占比从21.3%提高到35.3%,中国GDP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则从5.3%提高到36.0%。在这个时期,按不变价计算,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GDP总额扩大了四倍,其中中国的贡献高达43.6%左右。

作为全球经济趋同的结果,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全球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其中,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和共享产生了提高城乡收入的整体效果,从而大幅度减少贫困,对全球减贫作出巨大贡献。1981年至2015年期间,全世界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统计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11.4亿人,减幅高达60%以上,中国对世界减贫的贡献为76.2%左右。

从中国特色中提炼一般规律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发生密切的联系,而是在独立自主的环境中探索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引进外资和走出去,也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然而,中国从改革伊始,便没有接受任何先验的教条,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谓共识,而是服从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坚持了渐进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发展和共享理念。

中国特色并不意味着不具备一般意义。概述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到其中体现的逻辑,提炼出一个寻求赶超的国家应该如何发现并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骤,创造出必要发展条件的智慧。由于挖掘必要条件努力中的每一个步骤,都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紧密相关,所以应该说改革开放是实现增长的充分条件。

第一步,激活“点石成金”的激励机制。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条件下,为了压低农产品价格,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作为工业化积累手段,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为了保证农业生产要素不致流失,特别是把劳动力严格限制在农业活动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也应运而生。这一制度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率和劳动激励不足。在改革前夜,这种体制弊端达到了顶点。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能够改善农业生产现状的变革,都会得到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欢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改革创造了思想基础和政治环境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顺应这一制度需求的变革。劳动努力程度与产量及收入直接挂钩,以及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励机制,在极短的时间内显著增加了农产品产量,大幅度降低了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全面增加了农产品供给。

第二步,展开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构调整过程。农业中激励机制的改善,调动了生产和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单位土地面积上使用的劳动时间显著减少,长期积淀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显性化。这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另一个效应显现出来,即农民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权利。农民遵循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信号,分别进行了经济活动领域和地域的转移。

由于一系列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障碍被逐渐消除,劳动者提高收入的个体动机与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驱动力得到衔接,共同推动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同时在宏观层面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改革期间,中国整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7倍左右,其中劳动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之间进行重新配置,或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作出了高达44.9%左右的贡献。

第三步,全方位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发生的。于1979年建立经济特区,先后经历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开放到全面开放的历程;于1986年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贸易扩大、引进外资和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为转移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引导产业结构向符合资源比较优势的方向发展,也为制造业产品赢得了国际竞争力。

作为改革开放的结果,中国经济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速度。一方面,中国这个成就对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以及对世界经济的趋同,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这一轮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取得了可圈可点的发展成就,世界经济有史以来首次显现趋同的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既有自身特色,又符合一般发展规律。

展望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新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70年的光辉历程,经济发展有前30年的探索及其教训,也有后40年的创新及其经验。无论是走过的弯路还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识意义上都是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自己珍视,也应该贡献给正在进行同样探索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且值得写入发展经济学的最新版本。根据已经提炼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标,依据相同的改革开放逻辑和路径,中国仍将继续进行实践探索,争取对世界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首先,从时间维度延续和升级经济增长动能。随着中国经济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消失,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渐趋完结。从增长动力的角度来看,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如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产生有利于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改进的效果逐渐消失,经济增长越来越需要通过市场机制下的优胜劣汰、人力资本提升、技术创新等途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然而,正如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训所表明的那样,并非到了这个阶段,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领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转变。“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命题的意义就在于揭示,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不是自然而然的,而要根据每个国家面对的特殊挑战,创造出挖掘新增长源泉的条件。对中国来说,这就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具有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效应。考虑到改革效应,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仍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以及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的增长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将很快成为第一个完整经历经济发展所有形态,并完成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阶段转变的最大经济体。

其次,从空间维度延伸改革、开放、发展和共享的逻辑。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区率先改革开放,较早取得经济发展实效,实际体现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扩大的情况下,有两种机制开始发挥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第一种机制主要是市场化的,即沿海地区制造业产生大规模劳动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增加了农户收入,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第二种机制则更多借助政府政策,即实行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内的各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

随着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劳动力短缺在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导致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最先失去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恰好具备了迎接产业转移的条件,形成“国内版雁阵模型”。同时,中国擘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等区域发展布局,意在通过聚集规模经济保持制造业优势。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最终在中国丧失比较优势,需要形成新的“国际版雁阵模型”,即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丰富的周边国家和非洲等地区。“一带一路”建设以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进而带动产业转移,既契合“雁阵模型”这个一般发展轨迹,也为中国自身的梯度发展实践证明有效。

再次,以共享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国寻求经济发展并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而是由于发展带来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进经济发展的改革与开放,只有从这一目的出发才能得到人民的认同与欢迎。过去40多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于具有共享性。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市场机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应将会减弱。在增长模式从投入型转向创新型的情况下,生产率提高的源泉也从产业之间的资源重新配置转向经营主体之间的优胜劣汰,创造性破坏机制的作用将增强,要求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发挥社会政策托底功能;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效应会大于互补效应;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进”的空间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碍越多。这些都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共享发展理念更好体现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的全过程。

刘元春:认识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习近平同志强调,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洞察世情国情的变化,深入把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正确认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制定科学的战略目标、采取科学的战略举措提供了科学指导。

澄清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模糊认识

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由一国内外部各种因素综合形成的、能为该国提供实现某一特定战略目标所必需的重大机遇,并对该国发展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判断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否存在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依据,是看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内外部条件和环境是否有利于实现更高的发展目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综合来看,当前我国发展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不仅没有结束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且为延长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更高发展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对我国是否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比如,有观点把过去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和环境等同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条件和环境,以致得出不正确的结论。这种观点错误地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意味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消失,而没有看到发展阶段的演进和发展目标的升级必然要以发展条件和环境变化为前提。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方面,支撑传统粗放式高速增长的条件和环境发生了变化,我国的低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另一方面,告别粗放式增长模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已经具备,不仅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而且具备了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更好基础,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更为有利。应当看到,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变化,在大国发展的历史上是常见现象。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就明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

又如,一些人没有正确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然也就无法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战略空间和战略机遇。他们没有认识到危和机可以互相转化,只盯着世界变局中的危而忧心忡忡。其实,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危和机是一对同生并存、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克服了危即是机。对我国来说,只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抓住和用好机遇,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积极创造机遇,就能化危为机、转危为安。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重要战略机遇期具有坚实基础和新的内涵

综合来看,我国发展之所以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为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积累了宝贵经验、奠定了雄厚基础,是因为党中央顺应时代潮流作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历史性成就,使我们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信心和能力。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今天,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全方位的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探索出决策效率高、社会动员能力强、资源配置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突出制度优势,为我国发展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作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潮流,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有利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延长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新时代的发展成就不仅证明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客观存在,而且彰显了重要战略机遇的新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加强技术创新和新动能培育,努力更新经济发展动力系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等。这些都为我国发展赢得了新空间和新机遇,使重要战略机遇具有了新的内涵,主要是: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机遇——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60%,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快于一般工业;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机遇——科技创新快速推进,专利申请量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一;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财税金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得到激发;加快绿色发展的机遇——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逐步健全,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机遇——我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大力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将长期存在

深刻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科学认识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这一大变局,当前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全球政治经济版图,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难逆,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变革,但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仍占优势地位,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依然任重而道远。二是全球不平等问题和一些国家内部不平等问题激化,导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多边主义和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冲击。要合作还是要对立,要开放还是要封闭,要互利共赢还是要以邻为壑,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三是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期。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总体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改变了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和环境,但更主要的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战略空间和战略机遇。

虽然一些国家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导致我国外需增长放缓,但也带来倒逼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机遇。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但中国成功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正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积极变化,全球发展的版图更加全面均衡,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逐步提高,世界和平的基础更为坚实稳固。

虽然全球科技创新速度有所回落,但中国创新发展的脚步正在加快,特别是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中国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和丰富的创新人力资源,可以通过“干中学”更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新技术创新浪潮中实现弯道超车甚至变道超车。

中国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这使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从而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空间。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要求。近年来,中国积极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版图变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达到30%以上,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1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得到提升。我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受到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这些情况表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正在得到提升,完善全球治理离不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月中国经济成绩单出炉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

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在消费、中高端产业等方面表现亮眼。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调查失业率持平

1-5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97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54%。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0%,与上月持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认为,从未来发展看,中国的就业形势仍然会保持总体平稳。

经济总量在增长,中国经济保持在中高速增长的水平,平均增长6%-7%。相应的,经济总量的增长对就业带动是增加的。今年以来持续加大对大学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帮扶,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当中拿出1000亿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对生产经营当中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给予帮扶,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就业的稳定。从未来发展看,我觉得中国的就业形势仍然会保持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

投资保持增长,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

1-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17555亿元,同比增长5.6%,增速比1-4月份回落0.5个百分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高技术产业投资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2%和15.6%,增速分别快于全部投资的4.6和10.0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增速加快,网上零售占比继续提高

另一个亮点也令人欣喜。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2956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比上月加快1.4个百分点。首先,日用品类,还有基本生活类的商品增长都在10%以上,是比较快的增长。二是升级类商品增长也在不断加快。三是实物商品网上零售1-5月增长21.7%,仍然快于社零总额10个百分点以上。四是汽车销售在这个月出现了由负转正。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社零总额总体上比上月加快。

有以下几项因素支撑了消费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一是居民收入增加。我们这些年实施就业优先的政策,新增就业已经连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为居民收入的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基础。从今年一季度的情况来看,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8%,比去年全年加快了0.3个百分点。二是消费升级。从“五一”假期的情况看,今年“五一”假期接待总人数达到了近2亿人次,旅游收入增长在10%以上,说明我们在服务消费方面发展空间非常大。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购物蓬勃兴起。网络购物发展对于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消费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拉动作用。同时,在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网上的教育也出现了新的消费模式,比如网上教育、网上医疗发展速度也非常快。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

总的来看,无论是经济的增长和就业,还是物价和国际收支这四大指标,中国经济前5个月的表现都很平稳。工业增长前5个月增长6%,服务业指数前5个月增长7.3%,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只有2.2%。从国际收支情况来看,贸易顺差还在改善,吸引外资流入在增加,国际收支也是总体平稳的。总的来看,全年经济运行仍然会保持总体稳定、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中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

“因城施策”效果明显 新房房地产市场呈降温趋势

从国家统计局6月14日发布的前5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数据来看,虽然同比增速有所回落,但仍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同时,近两个月多地继续收紧楼市调控政策。来自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仅4月份、5月份,各地出台的有关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就合计约101次。而从各地出台的政策内容来看,分化趋势进一步加剧。

例如,同为江苏的两个热点二线城市,南京放开高淳区限购、但苏州却收紧调控手段,并规定全年房价涨幅目标必须控制在5%以内;再比如近日东莞出台土拍新政,为土地市场降温,但紧接着,湖北恩施州恩施市房地产协会发布的自律性文件《关于稳定恩施房地产市场价格预警的通知》,又在一定程度上显露出“托底”的意味。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表示,今年全国楼市的分化趋势将更加明显,主要体现在热点二线城市恒热,三四线降温城市增多。基于此,预计未来各地在调控方向上会更为清晰地体现出“因城施策”的特点,即下半年出台限制房价涨跌的城市数量或不断增多。虽然通过行政手段对房价进行直接调控会缺乏市场调节的“柔性”,但这也是当下实现“三稳”最为直接的手段。

整体上看,今年在住建部两次预警房价涨幅过快城市、多地收紧公积金政策、银保监会加大违规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罚力度,以及各地出台的“量体裁衣”式调控政策影响下,仅从新房市场角度来看,降温趋势愈发明显。

来自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监测的40城新建商品住宅成交报告显示,5月份40个典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下降3%,同比下降9%。其中,一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增长13%,同比增长35%;二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5%,同比下降3%;三四线城市成交面积环比下降2%,同比下降29%。

要情文摘

国家将采取措施推动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要落实好财税和金融政策,切实将降低增值税税率和工业电价的政策惠及到制造业企业,落实社会保险费率的降低政策,深化股票发行制改革,完善科创板相关制度安排,推动制造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问题】制造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也是产业链条中创造价值、吸纳就业和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等其他行业发展的一个关键的环节。今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一个总体增长的态势,1-5月,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2.7%,增速比1-4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发展势头比较良好,高技术制造业投资以及技术改造投资正在成为拉动制造业投资增长的重要动力。1-5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0.2%,增速快于全部制造业投资7.5个百分点。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了15%,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12.3个百分点。但与往年比较,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制造业投资增速总体来说也有走弱的问题。从投资的模式看,新发展业态和新组织模式下,更加偏好小批次、个性化和强研发,效率提升后现在不再简单的追求投资的强度。从投资的结构看,制造业中农副食品加工、有色和金属制品、运输设备以及汽车等行业投资回落是比较明显的。从投资的质量看,制造业新旧动能的转换本身就需要一个过程。

【对策】孟玮表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下一步将聚焦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制造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是提升产业链的核心竞争力。要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源地,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大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研发的力度。

二是落实好财税和金融政策。切实将降低增值税税率和工业电价的政策惠及到制造业企业,落实社会保险费率的降低政策。深化股票发行制改革,完善科创板相关制度安排。

三是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环境。在创新创业创造环境方面,还是要坚决破除各种不合理的门槛和限制,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标投标等方面要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进一步深化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推进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

四是继续推动化解过剩产能。用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巩固去产能的成果,引导产能过剩的行业转型,要稳妥有效淘汰安全和环保不达标的落后产能,防范无效产能重新进入市场,从而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志军也表示,发展实体经济,重点在制造业,难点也在制造业。面对机遇和挑战,要积极探索产业科技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加快构建以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与内生动力为核心的新型技术创新体系。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在工作层面要重点抓好“五项任务”:一是集中资源,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二是大胆创新,营造良好的产业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三是强化应用,抢占科技创新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四是扩大开放,营造更具吸引力的创新环境。五是夯实基础,提升产业技术创新基础服务效能。

我国将从四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近期国家发改委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年度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总结交流新型城镇化建设经验,推动落实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

【问题】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7个百分点,但在快速推进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问题,需要理性看待。

首先,城镇化水平依然偏低。2017年,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城镇化率为65.45%,高收入国家平均城镇化率为81.53%,同期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低了近7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还有很大发展潜力。由于人地挂钩、人钱挂钩等政策尚未完全落地,多元化成本分担机制不完善,市、区级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还有待提高。2015年以来,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连续4年维持在16.2个百分点左右。

其次,大中小城市发展不平衡。少数大城市因承担功能过多,产业高度集聚,导致城市规模快速扩张,房价偏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凸显。而一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发展滞后,产业支撑不足,就业岗位较少,经济社会发展后劲不足。从2012年到2016年,21个300万人以上大城市城区人口(含暂住人口)增长14.9%,建成区面积增长21%,远高于全国城镇平均增长速度。这期间,全国建制镇数量增长5.3%,其建成区人口仅增长11%,建成区面积仅增长6.9%。

再次,城乡二元结构依然突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2018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仍达2.69∶1。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尚未形成,农村资源变资本、变财富的渠道还不畅通。同时,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并轨,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任务还十分艰巨。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退出机制不畅,缺乏自主退出的制度安排,也不利于农业人口有序转移。

最后,城镇化特色不明显。有的地方把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城市建设,贪大求快,脱离实际追求“第一高楼”,建宽马路、大广场,忽视城市精细管理和广大居民需求,忽视地方文化的传承创新和城市个性塑造,造成“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在特色小城镇建设中,一些地方存在盲目跟风、借机搞房地产开发的倾向。

【对策】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重点要从四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工作:

一是着力抓好重点人群落户,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通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的落户通道,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确保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应落尽落、便捷落户。

二是着力抓好城市群和都市圈规划建设,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适时开展城市群规划实施跟踪评估,有针对性地提出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政策措施。认真实施《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因地制宜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或重点领域专项规划,建立跨区域协同创新平台。继续支持特色小镇有序发展,做好典型引路,防止走样变形。

三是着力提升硬实力和优化软环境,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清理废除妨碍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做法,营造亲商、重商、安商、扶商的优良环境。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和城际协作模式,夯实城市产业基础。提高城市的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水平。

四是着力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持续提升城乡融合水平。培育发展现代农业和新产业新业态,守住耕地红线,严格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促进各类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加快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新一轮降费对实体经济复苏意义巨大

7月1日起,我国新一轮3000亿元规模的降费就要正式落地。中央部门和地方都在积极备战此轮降费大幕的开启。目前,多地已经就启动第二轮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等作出细化部署,清理行政事业性单位收费等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

政策背景:虽然目前面临国际贸易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单边主义倾向抬头等不利因素,但中国经济在2019年第一季度仍交出了一份超出外界预期的成绩单,GDP增速、进出口贸易额等关键指标都呈现“向好”态势,不仅让国内外各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乐观预期,也为中国政府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减负增强了信心,也为宏观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重要助力。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尤其是中小微企业。中国针对中小微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种种“痛点”,采取了多种必要的支持举措,其中包括减税降费政策、加大金融机构支持力度等,目前已经初步起到良好效果。作为我国今年为企业和群众减轻近两万亿元税费负担的重要一环,新一轮降费备受关注。

政策意义:新一轮3000亿元的降费举措,主要瞄准企业日常运行开支方面的减负,包括电价降低、网络流量和宽带资费降低等,可有效减轻企业的日常性开支成本。目前,国内不少企业尚处于利润率不高、各环节改造优化投入较大的爬坡阶段,任何一项有效的减税降费举措,都能对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明显的推动作用。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项减税降费举措陆续落地,满足了企业需求,解决了企业负担,对提振实体经济起到“雪中送炭”“添柴加温”的作用,强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下半年走势的信心。

政策内容:今年4月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继降低社保费率后,从7月1日起,进一步推出包括降低行政事业性单位收费等一揽子降费举措,预计全年将为企业和群众减负3000亿元以上。这一轮新的降费举措,包括将车库、车位等不动产所有权登记收费标准由每件550元降为80元,商标续展注册费收费标准由1000元降为500元,降低因私普通护照等出入境证照收费标准等;以及将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民航发展基金征收标准降低一半,至2024年底对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减半征收文化事业建设费等;还包括降低移动网络流量和中小企业宽带资费全年约1800亿元、降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下浮铁路货物执行运价、减并港口收费、取消公民身份信息认证收费等措施。

政策点评:新一轮3000亿元降费举措可以视为政府坚持为企业减负、提升市场景气指数的又一剂“强心针”,也是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规模减税降费计划的持续落地。新一轮3000亿元降费举措,还将与此前的减税降费政策形成联动效应。今年以来,包括增值税、个税等减税举措以及社保费率的降低,为企业在员工社保缴纳、物流成本、电力能耗费用以及增值税缴纳上,均提供了较大的下调空间,让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将更多资金投入到技术研发、产品迭代、生产线改造、市场运营等方面,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政策建议:在财政支出规模庞大,尤其是民生支出刚性增长的当下,要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带头节约开支尤为必要。财政部门应制定出一整套符合各层级实际的全面预算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固定,指导地方用好每一分财政资金。同时完善公共财政的预算监督机制,按照程序,政府财政部门制定的年度预算案必须先提交人大审议并通过,人大代表审议不能“囫囵吞枣”,要真正做到代表民意。同时,非政府机关也需要进行脱钩改革。毋庸置疑,在减税政策持续推行下,税收增速也将下滑,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优化开支、精兵简政,甚至习惯过“紧日子”,以配合减税降费政策的持续推进。

央企应努力成为经济稳增长的“稳定器”

近日,国资委举行2019年度和2019-2021年任期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责任书签订仪式,并敲定了20家中央企业的最新净利润目标。

政策背景:近几年,中央企业在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提高质量效益为核心,采取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措施,使得经济效益总体保持稳步提升,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发展态势。在今年1月份,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年,中央企业收入利润创历年最好水平,增幅均达到了两位数。2018年,央企累计实现营业收入29.1万亿元,同比增长10.1%;实现利润总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16.7%;实现净利润1.2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100.1亿元,同比增长17.6%,上交税费总额2.2万亿元,同比增长5.7%。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总收入109784.2亿元,同比增长6.7%,税后净利润5789.7亿元,增长14%。

政策意义:稳增长,是今年中央企业发展的主要基调。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在逐步提高,但同时,我国在面临外部等不确定因素的冲击下,如何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央企担负起保持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发挥提高经济增长效益的“稳定器”作用。此次国资委与央企签订例如增长率的目标,就是要发挥央企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稳增长。

政策内容:此次签订的责任书明确,2019年央企净利润目标要比上年增长9%。从此次签订仪式所披露的消息来看,各大央企的增长利润目标并不是“一刀切”。国资委根据各大央企的实力确定了部分央企,例如航天科技、中国电科、中国石油等企业2019年度合计净利润目标要较上年增长12%。从2018年全年的利润率来看,央企利润增速高于经济增速。去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是6%-7%之间,而央企利润率增速较之快得多。但如果今年GDP增速依然位于6%或7%之间,那么此次央企敲定的目前9%以及12%的增长目标,也是快于经济增长的,但相比去年(15.7%)其实是下调了央企利润增速。

政策点评: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各企业经营生产压力较大,从此次国资委与央企负责人签订经营业绩责任书来看,完成稳定增长的目标也存在着较大压力。国资委与央企签订增长目标,也是央企发展中对自身的一个要求。在经济面临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央企既要坚持创新发展步伐,也要提高经营效益、提质增效,着力培育具有全球性竞争的世界一流企业,为中国经济增长助力。央企要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稳定器”作用,彰显中央企业的责任担当。

政策建议:央企要把稳增长作为重中之重,抓好责任落实,强化形势研判,着力降本增效,确保完成生产经营目标任务。要强化管理提升,努力学习世界一流企业的管理经验和管控模式,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此外,要加快创新步伐,瞄准攻关目标不放松,积极主动承担国家科研任务,强化人才激励,尽快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自主可控。要持续深化改革,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不断激发企业发展动力和内生活力。各中央企业必须科学制定全年目标和计划安排,确保完成基本目标,各大央企要将稳增长目标分解、压力传递、责任落实、算细账、算实账、算紧账。

国办发文推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工作目标,深化育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坚决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切实提高育人水平,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接受高等教育和未来职业发展打好基础,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意见》明确,到2022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进一步健全。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全面实施,适应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选课走班教学管理机制基本完善,科学的教育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基本建立,师资和办学条件得到有效保障,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意见》提出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构建全面培养体系。突出德育时代性,坚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强化综合素质培养,拓宽综合实践渠道;完善综合素质评价,强化其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导向作用。二是优化课程实施。制定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方案,2022年前全面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完善学校课程管理,加强特色课程建设。三是创新教学组织管理。有序推进选课走班,满足学生不同发展需要;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优化教学管理,严禁超课标教学、抢赶教学进度和提前结束课程。四是加强学生发展指导。注重指导实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正确认识自我;注重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指导机制。五是完善考试和招生制度。规范学业水平考试,深化考试命题改革;稳步推进高校招生改革,逐步改变单纯以考试成绩评价录取学生的倾向。六是强化师资和条件保障。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教师培训方式;改善学校校舍条件,完善经费投入机制。

《意见》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强化省级政府统筹,落实市、县举办普通高中教育的责任,要明确部门分工,强化考核督导,确保各项改革目标、任务、措施落实到位。

内部报告

加征关税后中美贸易流向之变化

美国对我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流向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美国进口格局出现较大调整。根据美国海关数据,2019年前4个月,50个经济体对美货物出口金额(占美国货物进口比重超过96%)大体与去年持平,其中同比增长的经济体数量有31个,同比下降的经济体有19个。若按照同比增量计算,墨西哥、越南、韩国、中国台湾、法国排在前五,五个经济体同比增量合计为228亿美元。印度和部分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也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态势,亚洲的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东欧的波兰、土耳其保持个位数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伊拉克、加拿大、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幅度较为显著,合计降幅为292亿美元,其中中国下降了206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对应着墨西哥、越南、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欧盟等对美出口的改善。从目前最新的变化看,越南、墨西哥、印度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替代较为明显,而韩国、中国台湾、日本以及部分西欧经济体对资本或知识密集型产品的替代更突出。2019年1—4月,加征关税的商品类别(其中大约60%是机电设备),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180亿美元。同期,韩国、中国台湾、印度、越南、墨西哥类似商品对美出口增幅相对明显。其中,中国台湾增长27.4%,而韩国、印度、越南增速也接近20%,墨西哥增长8.2%,日本和欧盟保持3%—5%的同比增速。对于没有暂时未被加征关税覆盖的商品类别(机电设备比重降至43%,劳动密集型商品比重提高),2019年前4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26亿美元,而其他经济体合计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51亿美元。其中,越南增长最快,同比增速接近47.7%,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两位数增长,日本、印度和欧盟增速在7%左右,均高于美国平均4%的同比增速。暂时未被加征关税商品出口的差异,可能说明前些年由于国内综合生产成本上升,中国部分出口产能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体,当前伴随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种态势正在进一步凸显。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一些资源型国家对中国出口的改善。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9年前4个月,中国进口同比下降2.5%,同比下降167亿美元(按美元折算,下同)。这与同期从美国进口的降幅大体相当。对其他国家而言,资源性产业比重较高的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马来西亚、新西兰进口同比增长了135.2亿美元;而制造业比重较高的韩国、瑞士、中国台湾、日本进口降幅较大,四者进口合计下降了171亿美元;从欧盟的进口同比增长23亿美元。当然欧盟内部存在分化,从制造业比重更大、重要的设备和中间品来源地的德国、荷兰、英国的进口同比负增长,而从农业或者日常消费品行业较为发达的法国、意大利进口有所增长。

把美国进口和中国进口变化综合起来,可以发现,2019年前4个月净增量(美国进口+中国进口同比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墨西哥、巴西、法国、越南、澳大利亚,分别为70亿、51亿、41亿、37亿和33亿美元。当然,如果把欧盟作为单一经济体,受益最大,净出口量增加接近120亿美元。净损失排在前列的经济体分别为瑞士、韩国、印尼等。总的来看,美国和中国的60个主要进口来源地,对中美两国出口同比增量之和为290亿美元。但中美双方相互进口的同比增量合计下降374亿美元。可见,尽管中美之间贸易流向绕道第三方,但总的贸易流量还是下降了84亿美元。

上述简单的估计,或许仅能覆盖部分加征关税对贸易流向的影响。横亘在中美之间的关税之墙,对全球贸易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效应正在显现。

一是直接效应。即关税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成本,进而造成中间品进口商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使得被征收关税的商品不再具备竞争优势。实际上,前述结果大体上能够识别这一变化。

二是网络效应。现在受到关税壁垒和技术限制影响,各自过去对对方的出口也转向第三方。例如,2019年1—4月,美国对越南、印度、泰国的出口增速超过了16%,对中国台湾、印尼的出口也超过了两位数。这里不排除有绕道因素,但同时也可能包含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内部会有新的分工。中美都是制造业大国,之前的分工对全球产能布局来说是最有效率的。贸易流向的重新调整,背后也意味着沉没成本或通道成本的增加。

三是信心效应。考虑到实体投资信心、金融市场等方面外溢效应,加征关税对全球经济紧缩性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降低全球总的贸易活跃度。

截止到2019年一季度,美对我国出口商品课征的实际关税税率已经升至7%,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面临的平均关税水平差距扩大至6个百分点。若关税课征幅度继续上升,范围继续扩大,加上技术交流等方面的限制,上述贸易格局的调整还将持续。不过,中国国内商品零售规模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制造业产品复杂度也比较高。若能充分利用内需市场广阔、产业体系基础完备、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创新投入增加等优势,持续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开放水平,激发微观主体的创造力,中国经济仍将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和整合中占据主动。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政策借鉴

 安徽:融入长三角 注入新动能

身处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区域之一的长三角地区,安徽省在区域经济中的表现愈发亮眼: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位居全国前列。如今,安徽不断加大人才和科研投入,科技创新层出不穷;立足产业特色参与区域经济协作,助力长三角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保护好山好水好空气,为区域生态营造浓浓绿意。安徽正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表示,安徽致力于打造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地、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大花园和内陆开放新高地,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如何深度融入长三角,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安徽的探索为中国经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经验样本。

科技创新,提供技术基础支撑

去年底,俗称“人造太阳”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实现了1亿摄氏度等离子体运行,朝着未来核聚变试验运行迈出了关键一步。托卡马克是最有可能实现可控核聚变的装置,物质只有上升到1亿摄氏度以上才能局部带电,如果将来实现持续放电且能够被约束,则有望为人类提供终极能源。

除了托卡马克,合肥还拥有稳态强磁场和国家同步辐射装置两个大科学装置,以及在建的核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不久的将来,合肥将加快形成大科学装置群,并启动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建设。目前,安徽正在加快推进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芜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等“四个一”创新主平台和安徽省实验室、安徽省技术创新中心“一室一中心”分平台建设,推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融通发展。

这些创新支撑平台,可为长三角建设国际创新高地提供不可或缺的科技基础支撑。截至目前,安徽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成为令人瞩目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在此基础上,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世界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全球首台超越早期经典计算机的光量子计算机……

2018年安徽智能语音产业规模650亿元,同比增长30%,中国声谷入园企业达到433家,同比增长102%。2019年,安徽智能语音产业力争产值突破800亿元。去年,人工智能开放服务及产业支撑平台开发团队总数超过92万个,孵化团队超过3800家。安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13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带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成长。

科技创新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和科研投入。安徽还拥有高等院校110所、科研机构5360个。近年来,安徽深入实施“江淮英才计划”,充分发挥高端创新人才领军作用。去年,安徽人才总量达到800多万,其中研发人员22.8万、皖籍院士124人、柔性引进院士235人次。

目前,安徽正在牵头编制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规划,把长三角区域打造成全球原始创新核心区、产业创新先行区、一体创新示范区、开放创新引领区,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分工协作,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数据显示,安徽省外出务工人口中近80%流向沪苏浙,引进省外资金中一半来自沪苏浙,成为沪苏浙地区产业溢出的天然承接地。如今,随着安徽开放通道、平台、体制的不断优化,大通道、大平台、大通关的加速构建,安徽区位优势进一步释放,产业分工合作持续深化升级。联合利华、华谊等一批知名企业集团将生产基地甚至总部迁到安徽,而一批省内企业纷纷借助长三角开放平台加快发展。

安徽产业特色鲜明、要素联系紧密,家电、水泥等传统优势产业产能居全国前列。随着“皖企登云”计划的实施,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去年,总部位于芜湖的海螺水泥实现营业收入1890亿元。同时,安徽省加快建设2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推动智能家电、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智能语音、工业机器人五大产业领先。

产业链、价值链的分工协作,为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以苏滁现代产业园为代表的多层次跨省(市)共建产业园区,正在安徽省内遍地开花,有序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和生产要素双向流动。按照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模式,积极推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经验,规划建设长三角产业合作示范基地。基地将着力在科技成果产业化、产业分工协作、财税分享等方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构建高质量产业发展体系。

生态优先,让一体化发展绿意浓浓

五级河长制层层压实责任,换来新安江的清澈碧绿。如今,随着沿江河道整治工程完工,新建成的南滨江公园成为市区的一道风景,一到傍晚就吸引大量市民和游客。目前,新安江水质常年优于地表水Ⅱ类、接近Ⅰ类,新安江生态补偿已进入第三轮试点。

安徽位于新安江等流域上游,拥有皖西大别山区、皖南山区等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直接影响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成色”。在深入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安徽省制定《关于全面推广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经验的意见》,把“新安江模式”复制到全省空气、森林、湿地等生态空间,同时拓展到滁河、洪泽湖等跨省流域,从源头上确保大江大河碧水奔流向东。

安徽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对800里皖江实施沿江1公里、5公里、15公里岸线分级管控措施,打造水清岸绿产业优的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目前,安徽累计排查出“散乱污”企业7547家,整治完成7458家,带来发展“含绿量”与生态“含金量”同步提升。

聚焦生态治理一体化,安徽正积极推动创建新安江—千岛湖国家生态补偿机制示范区,巩固提升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成果,探索环境保护联防联治模式,让自然生态的“底色”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