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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61期
来源:信息中心 作者:崔晓康 发表时间:2019-07-02 10:00:00

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61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72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经济发展主要成就(上)

认识和把握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中办: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

国务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助力乡村振兴

李克强: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向稳定增长方向发展

马建堂: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应对国际经贸变局

要情文摘

我国将抓紧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法规规则

监管层将多措并举防控小微贷款风险

国家税务总局助力将“双创”引向深入

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助力乡村振兴

两部门发文要求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内部报告

5G面临风险大考:我国一半以上工控系统带毒运行

供需平衡频遭突破 铁矿石何以变身“疯狂的石头”

高度警惕部分城市房地产金融化

政策借鉴

上海市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发布


经济分析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经济发展主要成就(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浴火重生,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新征程。70年来,中国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对内对外的全面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到迈向全面小康,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实现由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明显提升。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8.1%,经济总量增加1325倍,跃升世界第2大经济体。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占世界的比重很小,1978年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的1.8%,位居世界第10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锐意推进改革,全力扩大开放,经济发展步入快车道,2010年经济总量突破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首次突破90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达到13.6万亿美元,是日本的2.7倍,相当于美国的66.3%,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1%,稳居世界第2位。1952-2018年,我国经济总量名义值增加了1325倍,按不变价格计算,年均实际增长8.1%,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5%左右的年均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其中,改革开放前年均实际增长6.2%,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实际增长9.4%。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提高,成功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由1952年的119元上升到1978年的385元后,迅速提高到2018年的64643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6.7%,其中1953-1978年年均增长4.1%,1979-2018年年均增长8.4%。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已经达到9732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长期以来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在70年之内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难能可贵。

财政实力显著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1950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只有62亿元,多年来缓慢增长,1978年财政收入上升到1132亿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财政收入实现加速度增长,1999年跨上1万亿元台阶,2007年超过5万亿元,2011年超过10万亿元,2018年突破18万亿元,达到183352亿元,比1950年增加了2948倍,1951-2018年年均增长12.5%,其中1951-1978年年均增长10.9%,1979-2018年年均增长13.6%。财政实力的增强对促进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调整经济结构、有效防范风险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

外汇储备大幅增长,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1950年,我国外汇储备只有1.57亿美元,到1978年,也只增加到1.67亿美元,位居世界第38位。随着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升,我国经常项目盈余快速积累,吸引外资不断增加,外汇储备短缺逐渐成为历史。1990年,外汇储备超过百亿美元,1996年超过千亿美元,2006年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末外汇储备余额达30727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一位。

二、供给能力实现质的飞跃,商品和服务由短缺转向充裕

建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门类齐全、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逐步建立,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极大增强,长期困扰我国的商品短缺问题逐渐成为历史。

农业基础性地位更加突出,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建国初期,种植业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异常突出,种植业以外的其他农业发展较为缓慢,农业内部比例极度不协调。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种植业生产发展也受到制约,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只有11318万吨,人均209公斤;1978年粮食总产量缓慢增长到30477万吨,人均产量增加到319公斤。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产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改革,农业生产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粮食供给短缺的状况,而且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从单一的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开始向提高食物结构和品质转变。我国已经基本改变了过去“农业-种植业-粮食”的高度单一和效率低下的结构模式,向“优质、高效、全面发展”的新型结构模式转变。2018年我国粮食总产量65789万吨,比1949年增加4.8倍,比1978年翻一番。我国谷物、肉类、花生、茶叶产量稳居世界第一位,油菜籽产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甘蔗产量稳居世界第三位。

工业生产能力显著提升,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门类不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实施了优先发展轻纺工业、重点加强基础产业、大力振兴支柱产业、积极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政策,产业结构不断得到调整优化。由于工业长期保持较快增长,我国制造业在世界中的份额持续扩大。2010年我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重提升至19.8%,跃居世界第一,自此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很多工业产品生产从无到有到蓬勃发展。空调、冰箱、彩电、洗衣机、微型计算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一大批家电通信产品产量均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发电量、粗钢、水泥和原煤等重要工业品产量分别高达7.1万亿千瓦时、9.28亿吨、22.1亿吨、36.8亿吨,均连续多年高居世界第一位,较1952年分别增长973.2倍、686.4倍、771.7倍和54.8倍,汽车产量已达2782万辆,连续10年蝉联世界第一。近年来,我国工业经济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工业经济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正朝着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服务业发展突飞猛进,不断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服务消费需要。建国初期到1978年,第三产业发展缓慢,195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只有195亿元,1978年增加到905亿元,年均实际只增长5.9%。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各项积极有力措施,加快服务业发展,逐步取消和降低了部分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探索并推进金融、电信、交通、房地产等行业市场化改革,不断放开服务业各领域价格管制,服务供给得到有效改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成为保障就业、财税、新增市场主体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和基石。1978-2018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905亿元增长到469575亿元,年均实际增长10.4%,比GDP年均实际增速高1.0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4.6%上升至52.2%;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8.4%上升至59.7%,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三、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提高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城镇化水平很低,地区发展不协调。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在逐步改善中趋向合理和优化。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基本实现以农业为主向三次产业协调发展的转变。建国初期,我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农业在经济中占居主要地位,1952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5%。1952-1978年,随着“重点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施,工业占比迅速提高,到1978年,工业占比由1952年的20.8%提高到47.7%,而农业占比则由50.5%下降到27.7%。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基础地位更加稳固,实现了由单一以种植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向农、林、牧、渔业全面发展的现代农业转变。工业结构不断向中高端水平迈进,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3.9%和32.9%,分别比2005年提高2.1和4.2个百分点。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2018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2%,比1978年上升27.6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9.7%,较1978年提高31.3个百分点。

需求结构持续改善,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建国初期,我国经济总量小,基础设施落后,对外开放程度低,需求结构很不稳定。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增强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力,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状况显著改善,经济增长逐步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和出口协同拉动。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保持在50%以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压舱石”。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形态从基本生活型转向发展享受型,消费品质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高,2018年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达到49.5%。

区域结构优化重塑,地区间发展的协同性不断增强。建国伊始,由于历史、地理位置及经济基础等原因,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1952年,东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68.3%,而中、西部分别只占21.3%和10.4%。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和前沿地带率先发展起来。到2000年,东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53.5%,比1978年上升10个百分点。之后,为逐步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又相继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重大战略决策,中西部地区后发优势不断显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为引领,统筹推进四大板块联动发展,近年来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我国区域发展呈现出沿海与内陆各具优势、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城乡结构更趋合理,城乡发展的协同性进一步提升。建国初期,我国城镇化水平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0.6%。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制度的藩篱,城乡之间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处于严格的分割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系列政策推动下,城镇化进程显著加快。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比1978年末上升41.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同时,注重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发展。2018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到16.2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2010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连续9年快于城镇。

四、基础设施和产业高速发展,对经济发展支撑明显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基础产业从发展瓶颈转为优势支撑的70年,是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跨越发展的70年,也是供给能力迅速提高、供给质量优化提升的70年。

农田水利建设不断加强,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要用不足世界7%的土地养活着世界1/5的人口。为保证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持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基本形成了遍布全国多数农村的以中小型水库、机井(水塘)以及灌溉渠网为主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67888万公顷;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952年的18万千瓦增加到2017年的98783万千瓦。

交通运输建设成效显著,综合运输网络逐步建成。建国以来,我国交通运输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运输网络不断扩张,2008年京津城际的开通运营标志着我国铁路开始迈入高铁时代,高铁建设突飞猛进。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建设,伴随着几十条高铁线路的相继开通,“四纵四横”高铁网基本成型,我国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2018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1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2.9万公里以上;公路总里程484.6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14.26万公里。

邮电通信业发展提速,信息服务水平提质增效。建国初期到1978年,我国的邮电通信事业发展相对较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无论是通信能力,电信用户规模,还是技术水平都实现跨越式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邮政传统业务得以巩固发展的同时,快递业等新兴业务也快速崛起,成为推动行业健康发展的新动能。移动电话的普及应用、宽带网络的技术革新、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发展,通信业的每一次发展变革都实实在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崭新活力。从1949年到2018年,全国邮电业务总量从2.6亿元增加到77901亿元,增长29960倍。2018年移动电话(手机)普及率达到112.2部/百人。

能源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供应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建国初期,能源生产基础非常薄弱,生产设施、装备及科技水平极低,勘探、生产、加工、供应能力极差。1949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量仅0.237亿吨标准煤,能源产品主要是少量的煤炭和石油,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占全部能源消费95%以上,全国仅有为数不多的城市拥有电力供应。70年来,我国能源生产基础设施和装备得到极大改善,科技水平显著提高,初步形成了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生产和供应体系;主要能源产品品种和产量大幅度增加,能源生产和供应保障能力极大增强,供给状况极大改善,供需矛盾极大缓解。能源消费结构更加合理,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能源节约成效显著。201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46.4亿吨标准煤,1954-2018年年均增长7.1%。我国能源消费结构趋于优化,2018年,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9.0%,较1957年下降33.3个百分点;石油消费量占比为18.9%,较1957年增加14.3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2.1%,较1957年大幅增加19个百分点。1979-2018年,我国万元GDP能耗年均下降3.7%。                               (执笔:牛犁、陈彬)

认识和把握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当前,只有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这一突出特征,才能准确观察和理解我们所处的快速变化的时代,从而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打造发展和竞争新优势。

当今世界迎来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从技术和产业的视角,可以对当今人类所处时代作出诸多不同表述。但是,无论是新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第二次机器革命、下一代生产革命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其核心内容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据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当今世界处于以信息化全面引领创新、以信息化为基础重构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新阶段,迎来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

新一轮信息革命本质上是由信息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变化引起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它的影响是全方位、长周期的。生产力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通过技术进步解放自己的历史,每一次产业技术革命都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比如,18世纪60年代开启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用蒸汽机取代人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卫星通信等电子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类利用信息的手段发生质的飞跃,带来了生产力大发展。近年来,新一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国家治理新领域,极大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如果说工业革命拓展了人类体力,通过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创造出惊人的物质财富,那么,新一轮信息革命正在空前地增强人类脑力,带来生产力又一次质的飞跃。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并不断完善有利于新一轮信息革命深入发展的制度环境。

新一轮信息革命对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

新一轮信息革命对生产方式的深刻影响,表现为信息化带来的产业技术路线革命性变化和商业模式突破性创新,进而形成信息技术驱动下的产业范式变迁、企业组织形态重构以及就业和消费方式变化。当前,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图景尚未完全展开,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影响尚不能精准预知。但是,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将是巨大而深刻的。

生产方式智能化。互联网作为创新最活跃、赋能最显著的产业,正加速向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渗透,推动制造业发生深刻变革。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服务化延伸、智能化生产正在成为“新制造”的共同特点。生产领域的技术变革和商业模式创新还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数字化学习、智能家居等正在孕育兴起。

产业形态数字化。随着信息化深入发展,我们正在经历从管理数字化、业务数字化向产业数字化转变的阶段。数字化不仅促进形成新的产业形态,而且推动传统产业向更高级产业形态转型升级。可以预见,未来大部分产业将成为数字化产业或与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合,数据将成为企业的战略性资产和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

产业组织平台化。在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下,平台企业正在成为一种新组织形态。2019年,全球市值前10大公司中有7家是平台企业。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形态,平台企业是一种兼具传统企业组织和市场功能的新形态;不同于传统企业专注于内部管理,平台企业更强调外部的连接性及其网络效应。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开放平台为共享经济拓展了没有边界的市场空间,大大提高了全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比如,共享汽车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共享出行的提供者通过不断创新的商业模式促进汽车利用效率不断提高。

这些变革也会对劳动就业产生影响。人类历史上的产业技术革命既是对劳动者的解放,也形成了对劳动者的替代。随着生产过程自动化的推进和机器人大规模使用,新一轮信息革命在不断创造新就业岗位的同时,也在形成对劳动者的替代,其中既有对人类体力劳动的替代,也有对人类脑力劳动的替代。机器对劳动者的替代,能够把人类从繁重危险和简单机械的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生产效率,使技术成为人类逐步实现自由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适应能力较差的劳动者难免会面临较高失业风险。但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就业问题是能够得到妥善解决的。

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

生产方式智能化、产业形态数字化、产业组织平台化,都会在微观和宏观层面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和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如果能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就可以成功实现追赶甚至超越。为此,应着力补齐核心技术短板,全面增强信息化发展能力;着力发挥信息化的驱动引领作用,全面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着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普遍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需要,推动信息技术更好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着力深化改革,全面优化信息化发展环境。同时也要认识到,范式变迁从来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在拥抱其“创造性”带来的巨大收益的同时积极应对其“破坏性”挑战,也是抓住历史机遇、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的题中应有之义。

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随着新一轮信息革命的到来,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正从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转变为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大数据、新型基础设施等,这将使本地化、分散化的制造方式得到推广,传统上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制造中心将面临挑战。与此同时,智能制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劳动力数量和成本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对拥有大规模人口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充分发挥劳动力比较优势、实现“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越来越小。这就要求我们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人才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完善对平台企业的规制。在这一轮全球平台经济范式变迁中,已经出现资本和收益高度集中于少数平台企业的弊端。平台企业具有自然垄断属性,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明显,但也具有阻滞企业纵向流动和抑制企业创新的潜在弊端。如何有效规制平台企业,防止产生恶化收入分配结构效应、造成“大树底下寸草不生”局面,是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应把包容审慎与严格执法有机统一起来,把企业自律、行业协同和政府监管有机统一起来,完善对平台企业的规制,促进公平竞争。

提高劳动者的适应性就业能力。生产过程自动化和机器人大规模使用将带来就业结构调整,数量众多的劳动者将转入新就业岗位。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未来就业》报告提出,自动化技术和智能科技的发展将取代全球7500万份工作,但随着公司重新规划机器与人类的分工,另有1.33亿份新工作将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到2022年净增的新工作岗位多达5800万份。在这些新岗位中,一部分是人机协作岗位,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信息素养;一部分是机器难以替代的工作岗位,要求从业者具有较高专业素养和较强创造性。应对就业挑战,需要建立面向新一轮信息革命的教育体系,重视通用能力培养,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在新技术变革环境下的适应性就业能力;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适应信息时代新形态就业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从我国劳动力数量较多的现实出发,促进就业容量大的服务业和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

维护网络信息安全。新一轮信息革命在给人们带来诸多美好与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风险。可以说,没有网络信息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企业安全和个人安全。现阶段,人人互联的智能终端连接数量还只是十亿级、几十亿级,未来5G大规模商用的到来,将使万物互联成为现实,连接入网的终端设备数量可能达到千亿级别,由此带来的网络安全挑战、个人和企业数据泄露威胁将更加严峻。此外,人工智能的“算法黑箱”可能涉及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也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对此,应守护好网络信息安全底线,加强通信网络、重要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保护,增强信息基础设施可靠性,加快构建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对危害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依法予以惩处,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创新制度设计和政策措施,有效管理新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和伦理冲突,处理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和政府治理等方面提出的新课题。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赵昌文)

中办: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支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加快发展,人才是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工作高度重视,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积极促进各类人才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干事创业,取得明显成效。当前,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匮乏问题仍很突出,难以适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吸引流动和激励保障机制,鼓励引导更多优秀人才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贡献才智、建功立业。

《意见》指出,要发挥产业和科技项目集聚效应,搭建人才到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干事创业平台。鼓励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依托本地特有自然人文资源、特色优势产业和有关科研项目,积极打造事业平台,让各类人才干事有舞台、创业有机会、发展有空间。要完善人才管理政策,畅通人才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渠道。坚持从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完善编制管理、职称评审、人才招录和柔性流动政策,为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提供制度保障。要发挥人才项目示范引领作用,加强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帮扶协作。实施好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支持项目,健全人才帮扶协作机制,重点围绕产业优势和民生项目加大人才支持力度,进一步吸引和补充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要留住用好本土人才,培育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持续发展内生动力。激发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积极性主动性,把留住和用好本土人才作为破解当地人才匮乏的根本任务,进一步完善政策措施,创造条件满足人才的发展需求,让更多人才真正愿意在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扎根工作。

《意见》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确保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东部发达地区要树牢“四个意识”,将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人才支持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根据各自实际研究制定具体落实措施。艰苦边远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主动作为,先行先试,努力创造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要充分发挥用人主体作用,采取更加积极有效措施,广泛培养、吸引、用好各方面人才。

国务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顺应群众期盼改善居住条件;确定提前完成农村电网改造升级任务的措施,助力乡村振兴;要求巩固提高农村饮水安全水平,支持脱贫攻坚、保障基本民生。

会议指出,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积极做好“六稳”工作,稳投资是重要方面。要找准切入点,抓住既能满足群众期盼、有利于拓展内需促消费、又不会导致重复建设的重大项目,扩大有效投资,努力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一举多得之效。

会议认为,加快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群众愿望强烈,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据各地初步摸查,目前全国需改造的城镇老旧小区涉及居民上亿人,量大面广,情况各异,任务繁重。会议确定,一要抓紧明确改造标准和对象范围,今年开展试点探索,为进一步全面推进积累经验。二要加强政府引导,压实地方责任,加强统筹协调,发挥社区主体作用,尊重居民意愿,动员群众参与。重点改造建设小区水电气路及光纤等配套设施,有条件的可加装电梯,配建停车设施。促进住户户内改造并带动消费。三要创新投融资机制。今年将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鼓励金融机构和地方积极探索,以可持续方式加大金融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支持。运用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四要在小区改造基础上,引导发展社区养老、托幼、医疗、助餐、保洁等服务。推动建立小区后续长效管理机制。

会议指出,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自2016年实施以来,完成了农村机井通电、贫困村通动力电等任务,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带动了农村消费。下一步,一是各地和电网企业要加大工作力度,确保今年以省为单位,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全部改造升级任务。进一步缩短企业获得电力时间,优化营商环境。二是今年相关中央预算内投资全部用于贫困地区电网改造升级,并提高中央资本金比例。重点推进“三区三州”、抵边村寨等农网改造建设攻坚,确保明年上半年完成。三是建立农网供电监测评价体系,将机井通电纳入电网企业日常服务范围,提高农村电力服务水平。

会议指出,通过实施农村供水工程,农村居民饮水已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农村集中供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均达到80%以上。会议要求,一要加大工程建设力度,到明年全面解决6000万农村人口饮水存在的供水水量不达标、氟超标等问题。二要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和水费收缴机制,以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供水设施建设运营。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中西部贫困地区饮水安全工程维修养护给予补助。三要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研究提升农村饮水安全水平的新标准,启动编制下一步农村供水规划。

李克强: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向稳定增长方向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0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第七届圆桌峰会的知名跨国公司负责人,并同他们座谈。

李克强表示,今天在座企业家代表的跨国公司,有不少较早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不仅给中国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在华开拓了广阔市场,获得了回报,实现了互利共赢。当前国际形势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们要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向稳定增长的方向发展,完善全球产业链,努力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分享中国发展机遇。

李克强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有近14亿人口,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巨大市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需要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转型,拉动产业升级改造,需要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以更好适应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需要。这些都给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在制造业领域已经全面放开外资准入,在服务业领域也将逐步扩大开放。同时,中国企业也需要在国际合作中通过公平竞争提升整体水平,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李克强表示,中国的发展是创新的发展,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不论内资外资,我们都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将切实保护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所有合法权益。中方愿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更好对接,按照市场规则和商业原则,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我们主张加强人文交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学互鉴,致力于维护自由贸易,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

马建堂:以新一轮改革开放应对国际经贸变局

中美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事关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事关世界繁荣与稳定。美国一些人奉行“美国优先”政策,挑起对中国的经贸摩擦,损害两国和全球利益。对中美经贸关系怎么看、怎么办,需要用历史视野和战略眼光去审视,分析现状、澄清事实,着力办好我们自己的事。

贸易霸凌主义罔顾贸易互利共赢的本质

中美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国经贸关系是否健康稳定,对两国及全球经济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在“美国优先”口号下,美国一些人罔顾贸易互利共赢的本质,挑起对中国及世界多个国家的经贸摩擦,掀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逆风。对此,我们需要理性看待、冷静分析。

其一,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是客观事实。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的历史经验、重要基础和关键所在是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长期以来,两国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则,经过不懈努力,建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等一系列沟通协调机制,保障了中美经贸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中美经贸合作形成了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惠及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福祉,惠及世界各国和人民。

中国主动拥抱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美国等加强经贸合作,推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发展的市场空间。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达到4.62万亿美元;利用外资1349.7亿美元。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坚定地走对外开放之路是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的市场、资金和技术优势的扩散,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质量提升,尽管这都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市场行为基础上,但也是中国人民所认可的。

美方也在中美不断密切的经贸往来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成本和通货膨胀,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数据,美中贸易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2017年美国在华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830亿美元,在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分享日益扩大的中国巨大市场红利。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购买金融产品和直接投资极大地弥补了美国国内储蓄的不足。据测算,美对华出口和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260万个就业岗位,提升美国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此外,中国市场还是美国跨国公司的重要利润源,2015年仅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在华合资企业利润就达74.4亿美元。另外,对华经贸合作还促进了美国产业升级。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一方面降低了资源消耗和环保压力,另一方面也使美国集中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使美国的比较优势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

其二,美国挑起贸易战是基于违反常识的霸凌思维。贸易逆差是美国挑起贸易战的直接借口,但其认识存在明显的偏见。

从交易本身看,做贸易是你情我愿,双方都有好处才可能成交,不是“卖得多买得少”就占便宜、“买得多卖得少”就吃亏,实际上买卖双方只是财富形态的变化,卖方获得货币形态的财富,买方获得实物形态的财富,各得其所。对此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举了一个例子:如果法国出口一批货物,用所得的钱从国外购买一批商品,但在海运途中不幸遭遇风暴,进口产品全部掉入海底损失掉了,但是,在法国的统计上却出现了大量顺差。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即使国民福利受到损失,也可能出现顺差;反之,即使出现逆差,国民也可能获得了大量福利。

从统计口径看,以原产地为基础的货物贸易总值统计,已明显不适用于全球化下国际分工深化的现实,所以才有出口增加值计量、跨国公司关联贸易、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贸易以及全球价值链等新统计方法的出现。比如,按传统的贸易总值方法计算,2016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出口为3851亿美元,对美顺差2507亿美元,但由于不少核心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甚至半成品是在第三方生产的,中国境内只是加工总成出口。若按贸易增加值核算,扣除第三方所创造的价值,在我国境内新产生的出口到美国的贸易增加值仅有2488亿美元,从美进口增加值为1094亿美元,增加值顺差只有1394亿美元,较总值方法计算的结果减少44.4%。这只是统计视角的第一个维度。随着全球服务经济的发展,服务贸易已成为国际经贸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中美服务贸易中,中国一直是逆差国,2016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达到380亿美元。中国货物贸易的增加值顺差减去服务贸易的逆差,2016年中国对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总体顺差只有1014亿美元,比按总值统计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减少了1493亿美元。这也只是统计视角的第二个维度。实际上,同中国以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为主的经济贸易模式不同,美国更依赖在中国投资办厂、直接销售给国内。2016年在华美资企业销售额约3453亿美元,但在美中资企业销售很少,2016年只有345亿美元,在跨国公司跨境销售上中国有3108亿美元的“逆差”,比中国对美贸易增加值和服务贸易顺差多2094亿美元。综合考虑货物增加值贸易、服务贸易及跨国销售因素,中国对美国经济贸易“顺差”完全逆转。

从美元流向看,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是全球支付、结算和储备的最重要的币种。中美货物贸易顺差获得的美元,绝大部分以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又流回美国。多年来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持有者。中美经贸和金融的深度融合,实际上形成了美国用自己印刷的纸币(美元)购买中国真金白银的产品,中国再用换得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大循环。中国成为美国人民消费品的最大提供者、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储蓄、美国融资。这一循环谁吃亏、谁受益,公道自在人心。

总之,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加速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促进了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也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福祉的提升和宏观经济的平衡。中国并非美国经济问题的根源,美国对华货物贸易的逆差,根本原因是中美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全球再分工形成的。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主要是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再分配、再就业机制缺失导致的。美国不着力解决自身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而是企图通过指责和打压他国的方式转嫁国内矛盾,扼制他国发展,维护世界霸主地位,只会降低全球经济效率,使自由贸易、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

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难以得逞

近期美国一些人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这些行为和做法,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更不利于全球。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零和博弈。历史教训殷鉴不远: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美国率先奉行“美国第一”的理念,祭起贸易保护大旗,使世界经济大危机后的复苏格外艰难,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诱因之一。美国一些人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举着关税大棒四处要挟,这既是在向全世界开火,也是在向自己开火,严重危害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引发全球市场动荡,损害包括中美在内的全球企业、消费者利益,阻碍全球经济复苏。由于全球贸易环境紧张等因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最新发布的报告中,对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评价已经从“放缓”变为了“全球经济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阻力”。贸易战对中国的伤害当然不容小觑,对美国也将造成重要伤害:提高美国制造业成本,影响美国就业;引发国内物价上升,损害消费者福利;对方反制措施,损害美国经济;投资者对美经济环境信心下降,直接投资净流入减少。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6、2017、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分别为1465亿美元、897亿美元、513亿美元,2018年下半年美国股市暴跌,经贸摩擦对美国自身的损害已开始显现。

进一步看,中国经济的韧性与空间决定了美遏制我发展的意图难以得逞。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压力不但压不倒我们,而且会化为前进的动力。中国有近14亿人口,市场的回旋余地是经济小国难以比拟的。我们一直努力地融入世界,积极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但中国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总体上是内需主导,巨大的市场空间将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和国际竞争力。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没有改变,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达6.4%,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发展的质量不断提高,产业升级进程持续推进。美方以贸易逆差、技术转让、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等问题为借口,对我国挑起贸易战,试图打压我国经济,阻滞我国发展进程和现代化进程,这些想法是一厢情愿、难以实现的。

总的来看,世界经济已经深度融合,实际上谁也离不开谁。回归合作共赢才是中美交往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正道。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人类发展的大趋势,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和世界和平、繁荣、稳定,中美双方命运与共,都应多做利人利己之事,拒绝损人利己之道。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主张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坚定维护并推动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保护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促进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合作,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友好相处、良性竞争、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立足自身需要 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

中美经贸摩擦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最大变数。正确应对这一变化,最关键的是坚决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在正确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同时,保持定力、积极作为,全力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第一,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党中央已经擘画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经济形势越复杂,越需要靠改革增强动力;外部环境愈严峻,愈应当靠改革破解难题。我们要围绕改革的难点、痛点、热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切实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深化基础性关键性领域改革。以企业的活力、市场的潜力、创新的动力,平衡、抵消、吸收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困难和压力。

第二,持续深入扩大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持续深入扩大开放,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让中美经贸摩擦成为我国扩大开放和以开放促改革的契机,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促进外商投资稳定增长。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准入限制,扩大电信、医疗、教育、养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开放。通过高水平开放,使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在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使中国始终是外商云集的投资热土,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充满活力的大市场。

第三,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改革全面深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开放与改革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为开放创造体制基础和内部条件,开放为改革提供全球视野和外部活力。改革任务重的领域,往往开放不够;开放难度大的领域,常常是改革要解决的痼疾。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十分艰巨,亟需对外开放这一强大动力助力。我们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不动摇,建立健全开放与改革的联动机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开放方案,加强内外联动、上下联动,以开放倒逼改革,倒逼产业升级与企业自强,焕发经济社会整体活力。

要情文摘

我国将抓紧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法规规则

6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

【问题】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改善营商环境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很多措施已经得到扎实推进和落实。当前全国各地“网上办”“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一网通”等改善营商环境的新举措不断涌现,改善营商环境的成绩很大。但所有这些新举措还需继续研究如何做到与面对面一样方便,甚至使不见面沟通要胜过见面。受上位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制约,通过减材料、减环节、减时限等实现审批提速提效的空间有限。同时,需解决上级“想给、可给的权力”与下级“想要、可接的权力”不匹配的问题。

目前各领域多套信息系统并存,录入、核对的重复性等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出现了一边打破信息壁垒,一边又出现新的“信息孤岛”现象。

监管部门对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业务流程和形态还比较生疏等等都还需要进一步加快改革。

【对策】李克强在会议上指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市场化就要破除不合理体制机制障碍,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法治化就要做到规则公开透明、监管公平公正、依法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合法权益。国际化就要持续扩大开放,加强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促进提高国际竞争力。政府管理和服务要行“简约”之道,程序、要件等都要删繁就简、便民利企。一是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大力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今年要把工业生产许可证种类再压减一半以上,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50项以上行政许可。整治各类变相审批。深化“证照分离”改革,企业注册开办时间减到5个工作日以内。抓好工程建设审批制度改革。协同推进“放管服”改革和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形成优化营商环境合力。二是健全制度化监管规则,规范行政执法,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信用监管、重点监管等结合,推行“互联网+监管”,健全与新兴产业相适应的包容审慎监管方式,对疫苗、药品、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实行全覆盖严监管。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承诺制。三是优化政府服务。打造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一网通办”、异地可办。水、气、暖等公用事业要大力推行APP(应用程序)办事、移动支付等。大幅压减办电时间。着眼民生需要,发挥社区和社会力量作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发展家政、养老、托幼和“互联网+教育、医疗”等服务,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拓展内需市场。同时,抓紧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的法规规则。

监管层将多措并举防控小微贷款风险

24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邹澜表示,加强对小微企业贷款风险防范,是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必然要求。

【问题】小微企业贷款风险问题一直备受市场关注。到今年5月末,全国金融机构单户授信10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是5.9%,比大型企业高出4.5个百分点,比中型企业高出3.3个百分点。他说,加强对小微企业贷款风险防范,是支持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的必然要求,否则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就不可持续。

【对策】防控风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通过政策支持来建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的长效机制,积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的调节,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支持工具的作用,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作用。加快发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的作用,完善对小微企业贷款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而不是把风险全部由放贷的银行一家来扛。二是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测分析和监管督导,重点关注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期限结构以及产品创新,做到早识别、早发现、早提示、早处置,完善风险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置机制。三是培育银行小微金融服务能力,提高商业可持续性,指导商业银行根据自身资本和风险管理情况合规开展业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现代风险管控能力,切实增强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持续经营。

国家税务总局助力将“双创”引向深入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9日公布,今年6月全国“双创”活动周举办期间推出新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指引》。

政策背景:为方便纳税人及时了解掌握税收优惠政策,更好发挥税收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税收作用,税务总局于2017年4月发布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受到广大纳税人普遍欢迎。党中央、国务院持续加大对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新推出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税务总局在认真抓好落实的同时,及时跟进梳理,形成了最新《指引》,在2019年6月全国“双创”活动周举办期间特别推出。

政策内容:《指引》归集了截至2019年6月我国针对创新创业主要环节和关键领域陆续推出的89项税收优惠政策措施,覆盖企业从初创到发展的整个生命周期。其中,2013年以来出台的税收优惠有78项。

《指引》延续了2017年的体例,结构上分为引言、优惠事项汇编和政策文件汇编目录。每个优惠事项分为享受主体、优惠内容、享受条件和政策依据。优惠事项汇编继续按照三个阶段对企业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适用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分类整理,在内容上展示了支持创业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最新成果:

在促进创业就业方面,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减半征税范围已由年应纳税所得额30万元以下逐步扩大到300万元以下,增值税起征点已从月销售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政策已“提标扩围”,并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了政策范围。

在鼓励科技创新方面,一是为进一步促进创新主体孵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免征增值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享受主体已扩展到省级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的众创空间;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所得税政策已推广到全国实施。二是为进一步促进创业资金聚合,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免征增值税的单户授信额度,已由10万元扩大到1000万元;金融机构与小型微型企业签订借款合同免征印花税。三是为进一步促进创新人才集聚,对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减征个人所得税。四是为进一步促进创新能力提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逐步加大,企业委托境外发生的研发费用纳入加计扣除范围,所有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均由50%提高至75%,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已推广到所有制造业领域。五是为进一步促进创新产业发展,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条件进一步放宽。

政策点评:这是国家税务总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为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税务部门在积极构建普惠性政策扶持体系、优化创业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推出系列举措,减税降费力度不断加大,税收扶持创业创新发展的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广大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减税政策释放的红利,为企业创新注入了强劲动力。减税降费让企业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更多创业者的底气和信心。

实施建议:各地方要把《指引》实施落到实处,进一步完善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对中小企业创新的纳税服务举措,把对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的优惠政策进一步落实好,不断增强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活力,把“双创”持续引向深入。

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全国乡村治理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安排。

政策背景:我国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不高,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乡村治理需要破解的难题还不少。比如,随着乡村人口数量持续减少,许多农村出现村庄空心化、农民老龄化现象,农村“三留守”问题突出;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仍然较大;一些地方农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农村基层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不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一些地方不良风气盛行,天价彩礼让人“娶不起”,名目繁多的人情礼金让人“还不起”等等,乡村问题需要治理已经刻不容缓。

政策内容:《指导意见》围绕建设善治乡村,提出了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总体要求,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17个方面的重点任务。

乡镇是农村资源要素交换的关键节点,也是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还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环节。要提高乡镇服务管理能力,使乡镇成为带动农村发展的龙头。努力把乡镇建设成为三个中心,一是把乡镇建设成乡村治理的中心。乡镇政府要强化社会治安、食品安全、道路交通安全、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的监督和管理,有效化解农村社会的矛盾隐患。二是把乡镇建成农村的服务中心。要加强乡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不断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劳动就业、文化体育等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强乡镇中小学、乡镇卫生院、农技推广站等条件建设,形成区域性服务中心。要推动“最多跑一次”改革向基层延伸,加快在乡镇建设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和网上办事平台,实行“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三是把乡镇建成乡村的经济中心。要支持农产品批发市场、加工流通企业向镇域集聚,实现加工在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支持在乡镇发展农资供应、土地托管、统防统治、烘干收储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餐饮休闲、物流配送、养老托幼等生活性服务业。同时要支持乡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设产业集群。

政策评价:乡村治理不仅是个社会建设问题,还关系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指导意见》的内容非常丰富,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策举措。为全国各地进行乡村治理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引导,必将以此为契机加大全国乡村治理工作,加快乡村振兴的建设步伐。

实施建议:加强《指导意见》的落实与督查工作,在落实指导意见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政策的适应性,不断听取民众的意见。同时,开展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和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挖掘一批先进典型,总结推广一批成熟的治理模式。

两部门发文要求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财政部近日发布《关于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的意见》。

《意见》提出,要强化总体要求,创新“优质粮食工程”实施方法。各地要按照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力争实现产粮大县全覆盖、粮食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体系监测面扩大到60%左右、全国产粮大县的粮食优质品率提高30%左右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完善三年实施方案,将目标任务分解到示范县(市)、示范企业和相关项目。有条件的地方,可立足实际适当提高目标。

《意见》明确,坚持以企业和地方投入为主、中央财政适当奖励,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发挥奖励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同一项目同一实施内容,已通过其他渠道或方式获得过中央财政资金的,原则上不再重复安排。突出精准扶贫,在项目安排上向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倾斜。

《意见》指出,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企业和基层供销社等各自优势,择优确定建设主体。整合盘活现有仓储设施等资源,探索建立共投共建共享机制。

《意见》提出,要加强粮油品牌建设。推出一批具有较高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和竞争力的粮油名牌产品,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有效供给。发挥好国家粮食电子交易平台作用。制定“好粮油”产品及标识管理办法,健全粮油企业信用监管体系。实行分级遴选,省级粮食和储备部门负责本省“好粮油”产品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在此基础上择优遴选“中国好粮油”产品。

内部报告

5G面临风险大考:我国一半以上工控系统带毒运行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5G建设的全面铺开,加速了工业互联网的普及,与此同时,工业信息安全产业规模加速扩容。

6月22日,“2019年中国工业信息安全大会”发布《中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发展白皮书(2018—2019年)》,其中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工业信息安全产业规模市场增长率达33.55%。预计2019年市场增长率将达19.23%,市场整体规模增长至93.91亿元。

这组数据佐证了这样的现实,传统的安全防护策略已难以为工业全产业链抵御外部攻击,即便5G可以盘活传统工业的活力,它首先要过的是安全风险大关。

我国工业互联网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随着自身防护能力较差的传统工业控制系统和设备接入互联网,海量工控系统、业务系统成为网络攻击的重点对象。

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副局长杨宇燕说:“互联网和工业的深度融合,打破了传统工业领域相对封闭可信的环境,将互联网的安全威胁渗透进工业领域。网络攻击直达生产一线。”

安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渊介绍,工业环境最大的威胁是专有的靶向类恶意代码,如大家熟知的震网、火焰等病毒,它们的攻击对象是工业控制系统中的工程师站、操作员站、服务器等主机以及DCS、PLC等控制器。目的是,通过逐级渗透至现场层控制网络,直接对主机及现场控制设备进行恶意操控和逻辑篡改,达到破坏工业生产流程和损伤物理实体的目的。

我国的工业互联网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仅去年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20余家典型工业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安全检查评估时就发现了2000多个安全威胁。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小云说:“我国的工控系统由各种自动化控制组件构成,运行环境相对落后,大量的工控系统采用私有协议通信,缺少安全设计和论证。多数情况是牺牲安全性、换取稳定性,安全更新维护不及时,这与我国的科技水平有关,特别是不能实现自主可控有密切关系。”

首先守住工业主机防护大门

工业互联网涉及诸多设计及全产业链各环节,我国正在从政策、标准、规范、体系框架角度勾勒工业互联网安全的大蓝图。

奇安信集团副总裁左英男认为,工业信息安全一定要构建一个完整的闭环的安全体系,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但目前阶段最需要解决的是工业主机的安全防护。

左英男认为:“工业主机如同信息世界通往物理世界的大门,所有的生产控制指令、数据的获取都通过工业主机下发给具体的工业控制设备,如果守护好这个大门,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非常多的安全问题。”

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过去一年很多工业企业遭遇的勒索病毒,并非专门针对工业控制设备特定的勒索软件,通用的勒索软件从信息化网络溜进了工控网络,而80%的病毒来源或入侵攻击源,都是通过USB的数据导入。

北京威努特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黄敏说:“以前的工控系统很封闭,但并没有带来工控系统的安全,50%以上的工控系统带毒运行,100%的工控系统带漏洞运转。短期甚至未来几年都不可能改变上述状况,因为大量的工控系统需要7×24小时不间断运转,没有机会及时修复补丁,一些未知的漏洞我们还没有掌握。”

左英男强调:“工业环境里大量的存量设备替换代价很高,步骤也很漫长,当前阶段以相对低的成本解决大存量的工业设备安全问题是首要命题。”

协同构建工业互联网安全发展环境

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系统广泛应用在能源、交通、电力、供水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一旦遭受攻击,将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影响。

范渊说:“工业互联网是5G应用的大舞台,多样智能终端在工业互联网应用场景中广泛使用,未来安全将向设备、网络、控制、数据、应用全方面渗透。亟须从技术、管理、服务等多角度协同构建工业互联网安全发展环境。”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肇雄说:“近年来,委内瑞拉电网大规模断电、乌克兰氯气站受网络攻击等安全事件,给相关行业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工业信息安全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

陈肇雄认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运行的神经中枢,是网络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可能遭到重点攻击的目标。

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副局长李爱东表示,针对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保护,将进一步强化供应链和重要数据安全管理,明确行业主管、监管部门的指导监督责任,落实运营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网络安全责任制。                             (来自:科技日报)

供需平衡频遭突破 铁矿石何以变身“疯狂的石头”

近期,中国铁矿石市场出现异动,市场价格上涨创出近五年的新高。6月15日,中国铁矿主力合约一度涨至797.5元/吨,离突破800元/吨仅一步之遥。而上一次这个价格水平出现在2014年4月。由于年初的淡水河谷尾矿溃坝事故造成供应缺口,叠加国内政策发布,钢厂对原料补库需求旺盛,使得港口库存持续缓慢去库,铁矿石价格一路高歌猛进。

事件驱动价格上涨

其实,进入二季度以来,中国铁矿石价格就出现持续震荡上扬,这与铁矿石港口库存持续大幅度走低有直接关系。今年铁矿石的市场行情关键词是“事件驱动”,就在年初,全球铁矿石四大巨头之一的淡水河谷(Vale)发生矿难。此后,巴西监管部门吊销了其东南系统的Brucutu矿区营业执照,而该矿山的年产能为3000万吨。

早在1月25日,淡水河谷公司在巴西的矿坝溃坝事件扭转了市场关于铁矿石供应过剩的预期。有数据显示,该重大矿难直接导致铁矿石年度产量缩减6000万~7000万吨,而铁矿石价格更是由60美元/吨上涨至100美元/吨,上涨幅度超过60%,创下五年新高。4月8日,中国港口的铁矿石库存开始大幅度跳水。另外,《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资本金”,这一消息引发了资本市场强烈的反响,股市、期市于6月11日都大幅上涨。

不过,目前钢厂进一步提高了对废钢的重视和利用。废钢和铁矿石具有此消彼长的负相关性。若铁矿石价格上涨,钢企则倾向回收废钢冶炼。相关人士表示,目前国家正鼓励相关企业进口废钢,预计7月份将审批发放下半年第一批废金属进口相关许可证,该措施会增加国内废钢资源储备量和消耗量,钢厂对铁矿石的依赖也会适当减轻。

市场情绪面还在发酵

近期,淡水河谷的Brucutu矿山已重启1000万吨干选产能。淡水河谷方面表示,该上游式尾矿坝符合政府规定的所有安全要求,因此希望获得法院批准以复产其剩下的2000万吨湿选产能。同时,淡水河谷有望在接下来的6至12个月内复产其Timbopeba、Vargem Grande、Pico及Alegria矿区,总产能为3000万吨。

对于后期铁矿石价格走势,从基本面看,铁矿石需求正在减少,叠加淡水河谷重启产能,价格已经到顶;但是,6月13日阿曼湾两艘油船遇袭爆炸,油价飙升4%,导致海运费上升。阿曼湾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消费量经其从中东产油国运出,目前,市场情绪面还在发酵,因此铁矿石价格突破800元/吨也并非不可能,上方还有空间。

防控交易过热风险

针对铁矿石市场的情况,大连商品交易所于6月14日发布通知,提高铁矿石品种涨跌停板幅度和最低交易保证金。自6月18日结算时起,铁矿石期货1909合约涨跌停板幅度和最低交易保证金标准分别调整为8%和10%。大商所表示,此举旨在进一步强化监管,遏制潜在过度投机行为,有效防范风险,确保市场安全稳定运行。

为严格防控市场风险,大商所自5月30日起提高了铁矿石期货相关合约手续费的标准,此次再度上调涨跌停板幅度和最低交易保证金标准,以防控可能出现的恶意炒作、扭曲价格等行为,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市场,促进期货功能发挥,进而维护市场稳定发展大局。

下一步交易所将密切监测监控市场动向,强抓监管,必要时会进一步采取相关监管举措;同时,将加大市场稽查工作力度,打击违规违法交易行为,维护“三公”原则和市场秩序,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国内交易所针对铁矿石品种连续出台监管措施,早入手、严防范,充分表明了严控风险、防止出现交易过热的决心。通过扩大相关品种涨跌停板幅度、提高最低交易保证金水平,可以防止频繁出现涨跌停板行情而带来流动性风险,增强市场抗风险能力,并通过适度提高交易成本,引导市场理性交易、促进平稳发展。                                   (来源:国际商报)

高度警惕部分城市房地产金融化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出现了房地产业过度融资的问题,一个重要表现是住户部门杠杆率急剧攀升,导致相关居民家庭债务负担能力难以持续,呈现房地产金融化态势。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凡是满足居住需求的房地产市场,房价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居住需求,不太可能会出现房价泡沫问题。住宅若主要承担投资功能,就会变成市场热烈追逐的投资品,必然导致房地产金融化。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经济繁荣,但因为缺乏实业和创新的支撑,房地产业表面繁荣终究会是“昙花一现”,房价泡沫破灭后,经济金融领域则是“一地鸡毛”。

这是因为,承担投资品功能的房子,其投资回报已经明显脱离居住属性。也就是承担居住功能的房租收益率,远远不能支撑房价的高位上涨,使得房价高位运行事实上演变成为“击鼓传花”游戏。而在房价高位上涨过程中,市场非理性狂热进一步加剧了房地产业资金聚集,反过来又会显著刺激房价高位上涨,进而形成了“房价上涨-资金聚集”的正反馈环,迅速吹大房价泡沫,极大地增加了经济金融运行的风险。

回顾历史,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经济陷入长期泥潭,至今仍在复苏边缘上挣扎。2007年,美国房价泡沫破灭后引发了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为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

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房地产金融化态势,主要表现为:一是明显偏离了“房子是用来住的”定位。城市居民对住宅投资功能的热烈追捧,导致新增存款主要流入住宅投资领域。且非理性加杠杆意愿强烈,特别是2016年以来部分城市房价高位上涨与住户部门杠杆率急剧上升同向而动、相互支撑,蕴藏了巨大风险隐患。承担了投资功能的房子,如果不用于出租,那就是一堆闲置的水泥、钢筋和砖头,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是严重扭曲了社会生产要素结构。资本、劳动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结构,是经济内生增长的基础。而房地产金融化必然扭曲社会生产要素结构,导致产业间资本分布不均、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伤害到社会创业创新热情,加剧了社会投机不良风气,阻碍了经济转型升级。近年来不难发现,脚踏实地干实业的不如炒房的,高尖领域人才热衷于金融投机炒作,社会上谈房眉飞色舞,此类社会现象之所以产生,实际上也是社会生产要素结构严重扭曲的结果。

三是固化形成了房地产业路径依赖。房地产业固然是国民经济重要行业,但并非唯一驱动经济增长的产业。过去为缓解城市住房供求矛盾,改善人们居住质量,房地产业获得了较快甚至是超前发展,与此同时也带动了地方经济增长。今非昔比,但一些城市对发展房地产业却是“吃药上瘾”,即便是发展地方经济有百种、千种招数,却依赖性选择“房地产业”唯一一招。深入分析房地产业路径依赖的内在逻辑,不难发现这必然是要以推升房价刺激市场为手段,但注定不可持续。一些城市到处建设的工地,支撑了短期内靓丽的经济数据,却埋下了中期的巨大增长隐患。说到底,水泥、钢筋和砖头支撑的高楼大厦,若没有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也很快就会衰败。

毋庸置疑,房地产金融化堪比麻醉经济社会、带有巨大致命副作用的“毒品”,需要高度警惕。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金融化,就是要在经济金融领域进行“戒毒”,过程虽然痛苦,甚至还会有反复,但必须坚持下来。因为这是实现经济金融健康运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彻底摒弃依靠房地产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加快完善房地产业税收体系,严厉禁止金融体系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领域,有效加强房地产市场特别是住房租赁市场的执法,严密防范房地产市场剧烈波动,大力推进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                  (来源:经济参考报)

 

政策借鉴

上海市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发布

2019年上海市智能制造推进大会发布了《上海市智能制造行动计划(2019—2021年)》。

《行动计划》提出,到2021年上海将打造成为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新高地、核心技术策源地和系统解决方案输出地,推动长三角智能制造协同发展。

按照《行动计划》,上海创新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实现100项“卡脖子”的智能制造装备、工业软件与关键部件首台套(首版次)突破;全力打造汽车、电子信息两个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上海培育10家科创板上市企业,牵头制定50项智能制造标准,培育2家至3家国家级公共服务平台。

应用能级进一步提升。实施上海智能制造“十百千”工程,培育10家10亿元规模、1家至2家100亿元规模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打造10家智能制造标杆工厂、100家示范性智能工厂,推动1000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施智能化转型。

长三角协同进一步深化。推进长三角智能制造“百千万”工程,建设100家国家级示范性智能工厂、1000家“三省一市”互认的智能工厂,推动10000家规模以上企业实施智能化转型。

下阶段,上海将实施智能制造“六大重点行动”。

产业创新突破行动。持续实施重点领域补短板行动,突破一批关键技术装备和核心零部件,攻克一批智能制造共性技术与软件,培育壮大一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实现硬件更高端,软件更智能,集成更协同。

重点行业智能制造推广行动。推进汽车、电子信息、民用航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绿色化工及新材料等行业的智能化转型和新模式应用,推动优势产业集群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特色产业高端化,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平台载体提升行动。打造“一核一带”智能制造产业集群,“一核”是临港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中心,“一带”是由浦东、闵行、嘉定、宝山、松江等区域形成的智能制造近郊产业带。

区域协同发展行动。推动长三角智能制造协同发展,在标准制定、应用示范、产业链对接、人员互访交流等方面全面深化合作;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加快上海企业“走出去”步伐。

新兴技术赋能行动。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在智能制造的深度应用,建立若干个典型应用场景,实现5G广泛应用、AI深度赋能、数据全面驱动。

跨界融合创新行动。把握设立上海自贸区新片区的发展机遇,创新智能制造产融合作模式,推进智能制造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实现多维一体,机制创新,跨界融合。

上海要进一步把推动智能制造,作为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把智能制造放到关系制造业整体转型升级、关系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位置,集聚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多的力量,持续加大推进力度。

聚焦突破关键核心环节,加快提升上海智能制造的整体竞争优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自主创新,提升智能制造系统集成能力,加快推动重大示范项目建设,加大模式创新和应用推广力度。

集聚政企和社会各方的力量,打造上海智能制造发展的生态系统。要提升政策供给的聚焦度,提升行业发展的融合度,提升区域生态的集群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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