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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63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07-30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63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730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全球经济步入拐点,中国如何稳中有进

2019上半年产业发展呈现四大趋势

央行:公布多项举措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国办:颁布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相关意见

刘世锦: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要情文摘

违规涉企收费有望得到治理

我国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完善退出制度有利激发市场活力

土地二级市场将全面激活

内部报告

“十四五”规划:设定合理目标,全方位推进创新

政策借鉴

浙江经济何以表现抢眼

广东积极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经济分析

全球经济步入拐点,中国如何稳中有进

过去30多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世界经济的未来充满担忧: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世界经济似乎进入一个无序状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纷纷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世界贸易组织也将全球贸易增长预期从3.7%大幅下调至2.6%。世界经济的走向让人不乐观,中国经济该如何走,又该采取怎么样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人民币走势会有哪些变化?

1.贸易摩擦影响显现全球经济步入拐点

10年增长之后,当前全球经济可能已经触及本轮增长周期的顶点,预计逐渐进入下行阶段。为了应对需求减弱导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已经走到尾声,开始出现转向。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逐渐增强,预计下半年联邦基金利率可能维持2.25%-2.50%水平,如果三季度经济增速显著下滑,不排除降息一次的可能。

欧洲经济衰退风险加重,投资信心减弱,下半年存在通缩风险。欧洲四大经济体面临各自困难,英国“脱欧”悬而未决,民粹主义上升,对欧盟和欧洲经济造成冲击。

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外向型新兴经济体,对资源生产加工和出口依赖较重的国家冲击较严重。

当下全球经济面临三个风险,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贸易摩擦导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美国采用关税大棒向其他国家施压,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是逆全球化思潮的具体表现,短期内逆全球化浪潮可能难以平息,将对当今全球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

二是新兴经济体面临新一轮衰退风险。近几年,新兴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增长放缓,经济内生潜在增长动能减弱。同时,受到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影响,全球贸易增长放缓、国际投资低迷、技术转移滞后,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外溢效应在减弱,外部环境变化将加重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在全球经济放缓和国际市场波动下,全球性避险情绪上升,黄金价格和比特币价格持续上涨,或对外汇储备不足、经常项目赤字比较高、外债规模特别是短期外债较大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债务危机和金融震荡。

三是全球宏观政策重回宽松环境孕育新的风险。随着近几年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全球经济迎来拐点,经济下行预期增强。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通缩风险,2019年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在转变,可能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释放出再次转为宽松的信号。如果宽松环境难以促进需求改善,即便带来通胀企稳和名义GDP扩张,也难以刺激实际经济增速显著加快。在新一轮降息潮中,如果全球市场债务过度扩张,债务增长快于经济产出增长,必将进一步推升杠杆水平,带来新的债务泡沫风险。

2.需求放缓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保持韧性

概括来说,下半年内外需求放缓压力加大,增长动能整体可能有所减弱。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摩擦加重的影响,出口增速可能放缓。制造业投资预期减弱,是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因素。基建投资有望逐渐回升,但上升幅度较为有限。调控政策未见明显放松,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高位回落。消费增长相对平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强。受猪肉价格的影响,食品价格上升可能拉动CPI阶段性上涨。由于需求偏弱,不存在显著的通胀压力。

美国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的影响下半年可能逐步释放,前期抢出口一定程度上也透支了未来几个月的出口,加之外需疲弱,去年同期基数较高等因素均将压低出口增速。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缓和,中国可能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进口增长。预计全年出口增长-2%左右,进口增长-3%左右,贸易顺差收窄至2600亿美元左右。

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将趋回升但幅度可能有限,制造业投资也可能低位小幅反弹,房地产开发投资则高位微降,全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增长5.5%左右,增速小幅低于上年。下半年减税降费作用将逐渐体现,贸易摩擦趋向缓和,都将促进制造业投资预期改善。伴随多年的限产和去产能政策的实施,目前上游工业行业处于恢复性增长阶段。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制造业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全年制造业投资增长4%左右。下半年房地产投资增速会有所放缓,但仍可能保持在相对高位,全年可能增长10%左右,明显快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基建投资增速。

消费整体运行平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强。下半年汽车类消费可能有所改善。此外,促进消费的新政策正在密集出台。打造区域消费中心和国际消费城市,落实汽车、家电、信息、养老、育幼、家政等领域促进消费政策,将对下半年消费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推进并落实个税改革,降低个人税收负担,将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消费。预计2019年消费增长8.5%左右。

下半年房地产成交变化趋势相对平稳但结构性差异加大,成交热点重回一二线城市,房价小幅增长,但上涨空间受政策调节限制。三四线城市所享受到的溢出红利在减弱,又面临棚改任务大规模下调带来的影响,成交量同比下降,房价从高估中合理回调。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应该不会大起大落,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

下半年通胀压力整体上有限。目前生猪及能繁母猪存栏量仍在快速下降,猪肉价格上涨周期叠加生猪疫情的影响,带来阶段性CPI上涨压力。受需求走弱影响,非食品价格运行比较平稳,核心CPI上涨动力不足。随着价格周期性因素影响减弱和疫情好转,四季度后猪肉价格上涨可能相对放缓。下半年CPI翘尾因素减弱,下拉物价抬升。CPI上涨空间有限,全年涨幅可能落在2%-2.5%。

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市场需求放缓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承压,抬升PPI的输入性通胀压力较为有限。内外需求偏弱难以拉动PPI大幅上升。加大基建投资力度,针对制造业大幅减税降费,对相关工业产品价格带来拉动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工业价格整体陷入通缩状态。

3.货币信贷增长平稳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

下半年,在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的宏观背景下,首先,信贷保持较快增长,总体运行较为平稳。影响2019年下半年信贷增长主要因素来自三方面:一是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实体企业信用状况能否改善,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信贷增速回升幅度。减税降费以及专项债大量发行势必会明显撬动信贷需求,然而机构风险偏好上升虽并不明显,但仍将制约信贷增速的反弹空间;二是货币政策会针对当前的压力适时适度增加逆周期调节力度,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创造良好流动性环境。但目前银行业机构间存在流动性不平衡问题,中小银行信贷投放受到流动性约束,积极效果可能相对有限;三是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可能直接加重实体经济的运行压力,尤其是对美出口企业,进而影响其信贷可得性。当然G20峰会后,这种外部压力短期有所缓和。综合预计2019年信贷增速可能位于13.5%左右,全年总信贷投放约达18.5万亿左右。

其次,社融增速小幅反弹,货币供应有所加快。2019上半年社融增速存反弹迹象,近期维持在10.5%附近。然而从结构上看,表外融资改善缓慢,社融增速主要仍由表内信贷支撑。直接融资中,地方专项债加速发行也为上半年社融增速企稳做出相当大贡献。而在实体经济运行压力仍大的背景下,企业债和股权融资改善亦不明显。综合预计全年社融增速很难有较明显的反弹,增速大概率维持在10.5%附近,全年增量21万亿元左右。下半年,社融增长依然由表内信贷和直接融资支撑。考虑到信贷增速逐渐反弹且高于目前社融存量增速,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快速发行,社融增速将会形成反弹趋势。然而下半年大部分时间内,社融增速运行较为平稳。为配合下半年偏积极财政政策而适度加力的货币政策,将对社融增速和信用创造产生积极的影响,推动M2增速回升。考虑到中美大阪G20峰会后恢复贸易谈判,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可能不及此前市场预期。稳健偏松的货币政策下,M2增速维持8.5%左右水平的可能性较大。

再次,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维持合理充裕,债市下半年或有小幅行情。面对内外部可能面临的种种压力,下半年货币当局将维持流动性适度充裕的目标,甚至在压力较大的时期加大流动性投放力度。短期内,流动性调控的重点在于缓解银行业信用分层和流动性不平衡的问题上。从近期定向支持流动性的效果以及市场反映来看,流动性分层问题解决仍需时日。货币市场利率受信用分层影响较小,在适时适度加大逆周期调节的政策背景下,货币市场利率运行中枢有望进一步下行。DR007中枢会较2018年底小幅下行至2.0%-2.3%区间上。目前中美国债利差有利于外资进入国内债市。在信用扩张周期,股市的运行通常强于债市。一旦下半年出现新一轮股市行情,有可能制约债市利率的下行空间。预计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有可能运行在2.9%-3.1%区间内,企业债信用利差可能小幅收窄,但整体利率回落并不会十分明显。

4.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下半年,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均可能收窄,经常账户仍将保持顺差,但顺差规模可能减小。直接投资仍有望保持顺差,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可能出现小幅波动,但对资本和金融账户负面影响整体不会太大。全年国际收支有望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贸易摩擦缓和将相应改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预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的概率明显下降,总体有望保持基本稳定,可能出现阶段性小幅升值。

此外,还有两个因素有助于人民币汇率阶段性小幅升值:一是中国国际收支有望继续保持双顺差格局,跨境资金流动基本平衡;二是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明显减弱。市场对美联储降息预期将挥之不去,美元指数即使反弹,总体仍可能相对较弱。而受外部较强不确定性持续存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经常项收支波动较大等因素影响,人民币汇率难以持续升值,且升值幅度也会较为有限。

5.宏观政策审慎积极灵活适时适度逆周期调节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发挥更大的逆周期调节作用。从上半年财政收支执行情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在加力提效。下半年财政收支压力加大,可能对积极财政政策形成制约。地方政府专项债政策可以进一步放松,2.15万亿元专项债发行完之后,四季度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适度加大专项债限额。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可以有步骤地盘活全国机关团体存款和财政性存款,以有效拉动总需求。全面落实2万亿减税降费工作,为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减负。

在经济存在明显下行压力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应保持适度边际偏松以稳增长。美国降息预期不断攀升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国内货币政策向松调整的压力,稳汇率不应成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制约因素。合理适度的人民币贬值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贸易摩擦对我国出口形成的冲击和压力。国内存准率相对于国际银行业平均水平仍处于高位,依然具有下调空间。尤其是在当前银行业信用分层,流动性存在内部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定向降准的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会优于结构性工具。

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应保持谨慎。就目前经济基本面来看,基准利率全面调整的政策效果可能不佳。当前利率并轨也不宜操之过急。考虑到取消存款基准利率对市场的影响较大,贷款定价“换锚”可以先行。贷款定价并轨可尝试引导LPR(货款基准利率,即金融机构对其最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与政策及市场利率挂钩等,推进并轨的同时疏通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渠道。

由于多次降准后货币乘数已至历史高位,市场各类利率水平不同程度下降,M1和M2均在回升过程之中,宏观杠杆水平又有所上升,有的部门杠杆率则明显上升。局部地区房地产价格还有上涨压力,人民币汇率出现了阶段性贬值过程,货币政策已不宜进一步大幅向松调整。下半年应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通过增强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功能、改善商业银行风险偏好和业务流程、合理促进非信贷社融发展以及进一步改善金融结构以支持中小微企业,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更好地发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房地产政策应在总体稳定中保障好合理需求。房地产政策应坚持“房住不炒”和“因城施策”两大总基调,保持政策的平衡性和连续性,加大市场交易秩序的规范力度。在维持市场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尽可能满足合理购房需求,支持聚焦中小户型的优质房企,合理发挥房地产对经济的支撑作用。

中长期要变压力为动力,进一步深化供给侧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空间还很大,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改革开放增强微观主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加快步伐、加大力度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要扩大和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加快步伐落实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开放举措。注重规则制度型开放,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内部改革全面深化      (作者:交通银行 连平)

2019上半年产业发展呈现四大趋势

各大行业领域的绿色化、智能化、金融服务实体化、平台化趋势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部结构正在向好调整,高质量发展特征明显。

今年上半年宏观经济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450933亿元,同比增长6.3%,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宏观经济趋稳、政策环境宽松给各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从数据看各大产业发展呈现以下四大趋势。

一、绿色发展趋势明显,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发展迅速。

环保压力加大,催生绿色产业发展,突出表现在新能源汽车、清洁能源和环保产业等多方面。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污染防治成效继续显现,能源结构进一步优化,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所占比重下降2.1个百分点。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2.7%,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3.1%。

在汽车领域,受购置税补贴优惠退出、汽车消费周期、宏观经济大环境等影响,传统燃油车产销下降趋势整整延续了一年,但新能源汽车逆势发展,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61.4万辆和61.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48.5%和49.6%,新能源汽车中的氢燃料电池汽车在上半年产销分别完成1170辆和1102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7.2倍和7.8倍。预计未来随着对绿色发展的重视,新能源汽车、环保、清洁能源等产业发展空间会进一步加大。

二、平台化发展趋势明显,平台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显著提升。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化生产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商业创新和生态演化的出现,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双边市场和多边市场迅速崛起。平台经济逐渐成为数字经济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深深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模式、合作分工方式、价值创造与分配形式。全球企业市值前五名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和脸书网均为平台公司,中国最大的平台公司阿里巴巴位列全球市值第七位。

从目前来看,平台经济集中表现在衣食住行等快速消费品和服务业领域。数据显示,网上零售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7.8%,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1.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9.6%。再如,滴滴出行平台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共有3066万人在滴滴平台曾获得过收入。未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撮合机制的成熟及监管规制的进一步完善,平台经济在数字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智能化发展趋势明显,应用场景和技术均有所突破。

数字化、5G网络的发展和计算能力的提升,将智能化带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6月份,工信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发放5G商用牌照,5G应用场景下智慧交通、无人驾驶出租车等新技术和新业态开始快速发展,汽车的智能化、网联化水平和自动驾驶级别在快速提升,智能出行时代开始到来。在机器人领域,从2010年开始全球进入新一轮机器人产业高速增长期,2010—2017年,全球工业机器人的销量年均增速在25%左右。其中,2017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销量增速为68%,2018年受电子、汽车等产业发展影响,下滑至-3.4%,但真正具有研发和新产品开发能力的企业基本没受大影响,自主品牌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攀升至接近30%,涌现出一批如沈阳新松、广州数控等具有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的机器人。诸多产业发展在提供了应用场景的同时,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速高达20.6%,有力保障了智能化发展的技术基础。从全球来看,人工智能催生出的新技术和新业态尚没有成熟模式可以借鉴,都在不断探索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因市场规模庞大、资本市场资金充裕,在这些领域的探索已经走在国际前列,预计未来也会引领全球发展。

四、脱虚入实趋势明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持续提升。

上半年数据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3.2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18万亿元。受上半年地方债集中发行影响,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的75.8%,同比降低11.4个百分点,但不影响金融服务实体化趋势,上半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02万亿元,同比多增1.26万亿元。金融行业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在重点制造业领域融资支持、落后产能转型升级、民营企业成长等方面持续发力。

房地产领域,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1609亿元,同比增长10.9%,增速比1—5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整个上半年房地产投资呈下降趋势。从房价来看,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新建和二手房住宅销售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温和增长,对制造业投资挤出较少,为其他产业发展提供了宽松良好的环境。

综上,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在平稳区间,各大行业领域的绿色化、智能化、金融服务实体化、平台化趋势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部结构正在向好调整,高质量发展特征明显。须及时捕捉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顺应产业发展大趋势,促进国内产业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助理研究员 周毅)

央行:公布多项举措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日前,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布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共11条。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加快推进,最新的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涵盖信用评级、理财公司、养老金管理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金融机构类别,以及涉及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和准入门槛、缩短外资持股比例限制过渡期时间等方面。

一、国务院金融委11条举措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原则,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推出以下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1、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2、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3、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4、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5、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6、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由原定2021年提前到2020年。7、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25%。8、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9、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10、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11、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金融业对外开放利于增加有效金融供给,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并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供给。金融业开放的深化,将对国际资本产生持续而强劲的吸引力,促进跨境资金的持续净流入。

二、三项举措重点介绍

上述11条新举措包括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介绍了相关措施。

1、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推动信用评级对外开放,支持外资评级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所有种类债券评级业务,是中国金融市场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信用评级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引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开展评级业务,有利于满足国际投资者的多样化需求,也有利于促进中国评级行业评级质量改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近年来,人民银行会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稳步推进信用评级对外开放。2017年7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信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有关事宜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7〕7号),明确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对外开放。同时,随着我国信用评级对外开放的推进,根据《证券法》《公司法》《行政许可法》和《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境外评级机构的境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可依法向证监会申请开展境内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2018年3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配套规则,明确信用评级机构注册评价具体程序和要求。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可申请开展相应债券品种的信用评级业务,并提交注册评价材料。通过注册评价的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按照接受注册的债券评级业务类别开展信用评级活动。2018年9月4日,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第14号》,明确人民银行、证监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将协同债券市场评级机构业务资质的审核或注册程序,对于已经在银行间或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评级业务的评级机构,将设立绿色通道实现评级业务资质互认。2019年1月28日,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已获准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包含金融机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结构化产品以及境外主体债券在内的全部类别信用评级业务。

下一步,人民银行、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评级领域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资评级机构的业务范围,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全部类别信用评级业务,提升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中国金融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2、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境外发行人数量日益增多,境外投资人投资显著增长,外资中介机构队伍持续壮大。目前,已有6家外资银行取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B类主承销和承销业务资格。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人民银行指导交易商协会就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通过市场评价取得A类主承销业务资格,业务范围从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展至债务融资工具全部品种。同时,考虑到外资银行境内外母子公司业务联动的特点,将进一步在规则层面加大对外资银行境外母公司的考察力度。该举措正在履行相关程序,近期将正式对市场发布。

允许外资银行开展A类主承销业务,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外资机构服务国内实体经济的手段,提升其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为境内企业发债融资引入更多的境外投资需求,从而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降低成本提供助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向外方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3、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近年来,人民银行不断推出并持续优化完善金融市场开放措施。目前,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QFII/RQFII、直接入市、债券通等多条渠道入市投资,有效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差异化投资需求,但不同渠道相互分割也给同一境外投资主体在市场准入、债券过户、资金划转等方面造成不便。为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提升投资效率,有必要整合不同开放渠道政策要求,打通债券和资金账户。为此,人民银行在充分听取结算代理人、托管人和境外机构投资者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外汇管理局起草了《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于2019年5月通过人民银行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于近期发布实施。

《通知》解决了同一境外机构投资者通过不同渠道投资的债券过户、资金划转和重复备案问题,进一步提高了境外投资者入市投资的便利性,体现了金融市场高水平开放的要求。

三、证监会提前取消外资股比限制

证监会表示,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证监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资本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2018年中国宣布将合资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公司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目前,外资股比放宽至51%的政策已落实落地,证监会于2018年发布实施了《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等管理规定,已先后核准设立4家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不少外资机构对加大对华投资、参与中国资本市场建设发展表达了积极的意愿,开放政策效果和各方反应良好,为加快推进证券基金期货行业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资料显示,我国首家合资券商中金公司于1995年设立,目前我国的合资证券公司共有12家,包括中金公司、瑞银证券、高盛高华、德邦证券、中德证券、瑞信方正、摩根士丹利华鑫、东方花旗、华菁证券、申港证券、东亚前海、汇丰前海等。

提前于2020年内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是证监会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等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符合资本市场和行业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客观要求,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信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基金和期货行业已取得长足进步,通过扩大行业开放,鼓励良性竞争,持续增强实力,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和营商环境,促进行业服务水平实现跃升,以更优质的金融服务满足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下一步,证监会将加快完善配套安排,扎实做好上述开放措施的落实落地,提升开放环境下的监管能力,有效防范风险,确保开放工作有序稳步推进。

国办:颁布新型信用监管机制相关意见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国新办近日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解读《意见》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企业压力会更大?

实行差别化监管,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介绍,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重点内容,主要体现在全生命周期、分级分类监管、大幅提升失信成本、信息充分共享和依法依规充分公开、大数据监管、更注重市场主体权益保护以及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等7个方面。

出台《意见》的目的是全面加强信用监管,有人担忧:这是否意味着企业承受的监管压力会更大?

对此,连维良表示:“分级分类监管是信用监管最突出的特点。”信用监管将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信用状况实行差别化监管措施。对于信用状况好、风险小的市场主体,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对于信用状况一般的市场主体,则执行常规的抽查比例和频次;对于存在失信行为、风险高的市场主体,则增加抽查比例和监管频次。“一句话概括,信用监管要让守信者无事不扰,让失信者时时不安。”

那么,如何对企业进行分类?怎样确定某家公司处于何种信用类型?《意见》明确建立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制度,即以公共信用综合评价和行业信用评价为主要依据,同时充分采用第三方机构和行业协会商会的评价结果。此外,还建立了企业自愿信息注册制度,企业可以主动提供自己的信息,使信用评价更加客观。

“信用评价主要服务于政府监管和企业信用建设,评价结果不直接用于失信惩戒。”连维良表示,企业只有被列入了“黑名单”才会被实施联合惩戒,而列入“黑名单”要严格依据细分领域的相关办法和程序规范。

失信当严惩,但许多企业更关心的是失信之后,该如何进行信用修复?

“探索建立信用修复机制是《意见》的重要创新举措。”连维良说,不少失信主体的失信行为有时并非主观故意,且绝大多数有纠正失信行为的强烈意愿,开展信用修复,对于激励企业诚信经营、提升全社会的诚信水平意义重大。“信用修复不是简单的‘洗白记录’或‘退出惩戒’,而是有前提、有程序、有限度的失信整改过程。下一步将加快完善信用修复的相关法律法规。”

信用破产制度将引入?

将主要针对信用风险压力的缓释,为联合惩戒提供法律支持

此次《意见》既是信用建设新的顶层设计,也是不同行业和基层成功实践经验的总结。

以防范各种类型债务违约风险为重点,人民银行近年来通过市场、政府和法律三种手段强化了信用约束。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透露,下一步将逐步研究把“信用破产”制度引入相关信用监管领域,包括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信用破产制度。“信用破产将主要针对信用风险压力的缓释,为联合惩戒提供强大法律支持。”

今年,全国共有2569.31万户企业取得纳税信用级别。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负责人张维华介绍,通过在制度建设、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等方面发力,目前我国纳税信用整体水平呈逐年提升趋势。

在差别化信用监管、落实守信激励方面,海关总署企管司负责人张秀清介绍,目前,海关已经建立较为完善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根据企业的信用状况,将进出口企业分为高级认证企业、一般认证企业、一般信用企业和失信企业四类。“今年上半年对失信企业查验率高达98.12%,而对高级认证企业查验率不足0.5%。”

近年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负责人庹登夫介绍,今年双随机抽查覆盖企业比例将达到5%。同时,加强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经营异常名录实有市场主体518.97万户,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实有54.17万户,通过中央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将失信企业信息推送至各相关部门,推动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局面。

从地方上来看,上海市浦东新区探索建立了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六个双”政府综合监管“浦东样本”,其核心内容包括“双告知、双反馈、双跟踪”的证照衔接和“双随机、双评估、双公示”的协同监管。据介绍,2017年以来,浦东新区累计开展“照后证前”跟踪检查3.4万余次,发现无证经营并作出处罚500多户次。浙江省全面部署实施信用“531X”工程,对五类主体全面开展公共信用评价。

对守信者有何激励?

获得更好的行政、融资、公共服务,更低的监管、交易成本

目前对于失信者的联合惩戒措施有很多,如何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激励措施让守信者获得实惠?

连维良介绍,当前守信联合激励也在积极探索和加快丰富当中。前不久,针对激励诚实守信个人的措施向社会征求意见,得到广泛支持。让守信者得实惠,将从“三个更好、两个更低”上下功夫,即更好的行政服务、更好的融资服务、更好的公共服务,更低的监管成本、更低的交易成本。

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而言,值得注意的是,现下我国不同省市都有各自的社会信用体制试点,如何有机整合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机制,让失信者无处躲藏?

“让信用体系有效对接,背后是各地信用信息如何共享和奖惩措施如何跨地应用的问题。”连维良表示,目前,已构建公共信用信息共享系统和市场化信用信息共享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之间已经实现打通。下一步,共享的深度和水平要在完善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有序推进和提升。

另外,对于措施共用问题,连维良指出,在现阶段,对于失信惩戒措施全国是统一的,也允许地方结合实际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细化和完善。也就是说,在一地失信,在其他地方也会受到约束乃至惩戒。

“信用建设水平提高越快,信用信息共享的范围和程度越高,失信主体付出的代价就会越大。”连维良说,市场主体最好的办法是不失信,如果有失信行为要尽快彻底纠正。

刘世锦: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换的中国经济,如何在升级换挡过程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争取实现中速平台上有活力、可持续、韧性强的增长?如何深化改革,摆脱路径依赖,挖掘新增长来源,并制定与之配套的战略计划?这是当前经济工作中亟待突破的重点。

围绕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增长”课题组展开了长期研究,其中第七辑就2019-2028年10年经济进行了展望。课题组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全面剖析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五大来源,并提出了与之配套的战略方案。

在刘世锦看来,低效率部门改进、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前沿性创新,以及绿色发展,是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中速增长的五方面潜力。要充分释放这些潜力,关键要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经济开始步入 中速平稳增长期

当前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期,增速放缓已成为共识,但具体回落幅度仍有待明确。

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角度看,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开始触底,逐步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触底是一个试错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过去两年多的情况看,构成高增长重要来源的基建和房地产投资的历史需求峰值已过,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仍在寻找与中速增长相适应的新均衡点。这样的均衡点找到后,整个经济的中速增长平台才能基本稳下来,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稳定增长期。

去年以来,内外部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决策层提出“六稳”,其中就包含稳增长。对于现阶段的稳增长,有哪些着力点?

决策层提出了稳增长的任务。在这个题目下,可以看到几种不同的选择。

一种是继续沿用老办法,主要是通过扩大基建投资来稳增长。这种办法看起来轻车熟路,但面临杠杆率上升、投资空间缩小、效率下降等难题。另一种思路是将近期的增长回落归结于去杠杆以及从紧的宏观政策,主张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已有的增长速度。

还有一种是主张尊重增长阶段转换的规律,适当降低增长预期,在保持适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同时,聚焦于实质性深化改革,拓展新的增长来源,争取中速平台上实现有活力、可持续、韧性强的增长。

当前对GDP增速目标已开始淡化,应该如何看待增长目标,如何使之与高质量发展匹配?

在以往长时间的高速增长阶段,GDP指标被置于优先地位,尽管这种方法存在问题,但在那个阶段还算过得去。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后,潜在增长率下降,如果继续实行GDP挂帅,问题就会凸现。

党的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增长目标及其实现机制上要有相应调整。高质量发展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可以体现为由一组指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其中具有标志性的指标是就业,还可以包括风险防控、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增长、资源环境可持续性等指标

如果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处在一种适宜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增长速度就是一个合适的速度。在增长目标的形成机制上,应当由以往的“速度决定质量”转变为“质量决定速度”。速度和质量有可能出现冲突,需要寻找的是其内在逻辑上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事实上,短期内与高质量目标体系相适应的增长速度,从中长期看也是可争取到的比较高的增长速度,因为避免了大起大落,从而有效利用了增长潜能和机会。

高质量发展 有五大增长来源

经济在步入中速增长平台后,要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需要有新增长动能与之匹配。有哪些可以挖掘的新增长来源?

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已经很大,即使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每年经济的新增量依然位居全球前列。支撑这样的新增量并非易事。扩大并稳定中速且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来源是一个重要挑战。在今后较长时期,中速平台上高质量发展大体上有以下五个增长来源。

第一,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基础部门主要由国有企业经营,长期存在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和竞争严重不足,效率低下成为自然而然的结果。近年来,这些领域也推动改革,时有反复,大的格局并未改变。部分企业的切身体验和实证研究都表明,中国的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等基础性成本,要高于美国一倍以上。除了土地等由于资源禀赋原因外,主要是因为中国相关行业存在不同程度的行政性垄断。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和人力资本提升。可以想象,如果贫困人口能够稳定脱贫,如果农村人口能够顺利转入城市,如果城乡低收入阶层能够逐步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将会释放出多大的需求潜能。这部分需求潜能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增长中空间最大且易于获取的。

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是另一项重要任务。从全社会角度看,提升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的空间最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也显而易见。在中国人口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总量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的背景下,提升低收入阶层人力资本尤为重要。

第三,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需求增长的常规动力,且能够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近年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产业内分化加剧,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即使在一些发展不错的行业,多数企业日子并不好过,这也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小企业困难增多的重要原因。产业分化、重组推动优势企业、优势行业加快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行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相互推动,带动了研发、设计、咨询、物流、金融、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正在成为拉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新主导产业。

第四,前沿性创新。中国创新近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全球创新前沿“无人区”的创新增加,由过去的主要“跟跑”,转为部分“并跑”,再到少数领域“领跑”。前沿性创新较多集中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领域。在这一领域,与过去历次技术革命不同,中国总体上与先行者的差距不大,部分领域还处在领先位置。中国的优势还体现在消费市场巨大、产业配套比较完整等,易于形成商业模式和实用技术,由商业模式创新拉动技术创新。前沿性创新能够拓展潜在增长率边界,并对已有生产能力进行革命性改造,如互联网与各类实体经济的结合。中国在前沿性创新上的最大短板是基础研究滞后。如果没有一大批诺贝尔奖级研究成果形成的土壤,在前沿性创新上将缺乏后劲。尤为重要的是,要形成有利于新思想脱颖而出的自由探索环境。能否补上这块短板,将是中国力图建成创新型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

第五,绿色发展。把绿色发展作为一种增长动力,与对绿色发展的理解直接相关。在传统认识中,通常把绿色发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理解为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缺陷的修补或纠偏。这样看来,绿色发展确实没有多少增长动力,甚至被看成经济增长的代价。如果换一个角度,把绿色发展看成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竞争并更具优越性的一种新发展模式,绿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就大不相同。绿色发展将重新定义产出与投入、收益与成本,以更低的成本、更优的资源配置,提供更有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产品和服务。

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要保证以上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需要体制政策环境进行相应的调整,其中一个关键和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但过去一段时间,国际上和国内都出现了一些误解,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应该如何认识?

中国在市场经济这条路上已经走了40年,是停滞徘徊,还是继续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进则退,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就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为此,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厘清。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依靠的是什么?

国内外对此有不同看法和说法。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中,也有人在这个问题上给中国泼脏水。那么,靠的是搞国家资本主义、国企行业垄断、计划经济色彩较重的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政府补贴、不尊重知识产权甚至偷盗技术,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坚持和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在合法引进技术的同时加快推动创新?应该说,答案是很清楚的,正是依靠后者,中国经济在几十年间实现了飞跃。

第二,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是要建设一个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的市场经济?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行了40年,取得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总体来说,我们目前仍然是一个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当前,我们对内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外则要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显然无法适应。国际经贸谈判中有些人抓住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之处做文章,有些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这种态势下,中国当然不能戴上这顶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帽子”,必须也能够朝着完善市场经济、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行。

第三,在建设高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诸多焦点和难点问题,是别人要我们改,还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

针对改革中面对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并不是别人逼着我们要改,而是我们从长计议、战略谋划,从中国国情出发做出的主动选择。由于更了解情况,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们自身推动的改革,有可能改得更为彻底、更有成效。

第四,是通过把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增强我国的竞争优势,还是把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应被改掉的那些东西当成体制优势?

当前,我国正处在增长阶段转换、发展方式转型、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有些东西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有些东西是转型期过渡性的,有些东西则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正在成长的,还有一些东西属于“新瓶装老酒”。必须把自己真正的特色优势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过渡性的、要改的东西区分开来,不能把后者当成体制优势加以固守。

要情文摘

违规涉企收费有望得到治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治理违规涉企收费的措施,大力清除企业不合理负担。

【问题】涉企收费是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工作,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的一项举措。减轻企业负担的源头无疑是企业负担偏重,其中有税的问题,也有费的问题。税可以通过立法程序予以征收,列入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统一安排使用。费则是由国家一些行政部门或者事业单位,为面向社会提供服务而收取,包含过路费、过桥费和绿化等方面。企业收费负担重的表现:一是大多数收费带有部门性、行业性、地方性,虽然也需要批准,却没有税收那么严格。面向企业的各种收费杂乱、重复、交叉,不仅增加了财务压力,也挫伤了企业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二是隐形收费多,不仅涉企收费名目庞杂,种类繁多,而且明收费之外还有大量暗收费,实际费负究竟占企业负担的多大比例,恐怕没有一个机构真正说得清楚。

【对策】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是确保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充分显现、防止出现冲抵效应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一是强化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责任。全面清查违规收费,对发现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部门下属事业单位违规收费的,要限期退还并依规追责,坚决查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违规收费。建立健全违规收费举报、抽查、曝光问责、联合惩戒等机制。研究推动进一步降低带有垄断性质的合规收费。

二是向市场主体的收费必须公开透明,接受监督,没有例外。各地区各部门要抓紧梳理要求企业接受第三方服务的事项,对法律法规依据不充分或实际不再需要的要及时取消,确有依据的要公布收费项目、标准等。

三是把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与“放管服”改革紧密结合。清理规范各地区各部门委托行业协会和部门下属事业单位等办理的事项,对属于政府职责且适合通过市场化方式提供的,要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确需交由下属单位等承办的,要纳入政府委托事项清单。推进中介机构与审批部门脱钩,坚决纠正垄断经营、强制服务、不合理收费等问题。

我国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策部署,按照“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迟”的原则,在深入研究评估的基础上,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了一系列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

【问题】与国际相比,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与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严重不匹配。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的国际排名不仅远落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甚至近年来被诸多发展中国家超越。即便是不同行业之间的横向比较,金融业开放程度也相对较低。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市场份额总体不高。即便是开放程度最高的债券市场,其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

【对策】推出以下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

1、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

2、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3、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

4、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

5、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

6、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由原定2021年提前到2020年。

7、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25%。

8、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

9、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

10、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

11、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完善退出制度有利激发市场活力

近日,国家发改委、最高人民法院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要求逐步建立起与现代化经济体系相适应,覆盖各类市场主体的便利、高效、有序的退出制度。

政策意义:一是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为推进优化存量、防范化解产能过剩、加快僵尸企业出清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力推动资源配置效率、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二是有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将使我国破产制度更加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对完善营商环境发挥更大作用。三是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为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政策背景:市场主体的退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重要环节和必然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集中体现。通过退出市场,使陷入困境的市场主体释放被自身占据的生产资源和要素,在价格规律的引导下,重新完成生产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只有及时有效地将不合格的市场主体淘汰出局,才能确保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自2015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市场主体的退出问题就成为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焦点、难点和痛点问题。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主体退出的渠道不通畅、激励约束的机制不健全、配套的措施不完善、退出的成本比较高,使得退出的主体比例是明显偏低的,从而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政策亮点:第一,对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更加强调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第二,结合吸纳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对标优化营商环境,对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强调要完善市场主体退出中几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比如,提出要构建和完善自然人破产制度,特殊主体破产制度和“法庭外”退出制度;第四,提出了健全市场主体退出甄别和预警机制、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关联权益保障机制、完善市场主体退出配套政策等一系列的辅助制度的构建措施。

政策建议:需要看到,各类主体退出市场,涉及的经济法律事务与所影响的社会层面极其广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协同合作。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应当依据《方案》规定,积极探索政府、法院、社会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其中,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统筹协调,侧重解决全局性、宏观性问题;人民法院要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探索公正高效的司法处置机制,着力解决各类具体法律问题;相关社会机构要与政府、法院、各类市场主体进行积极沟通,提供优质的专业服务。

土地二级市场将全面激活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是我国首个专门规范土地二级市场的重要文件,提出了建立产权明晰、市场定价、信息集聚、交易安全、监管有效的土地二级市场,搭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交易平台。

政策背景:当前,我国形成的是以政府供应为主的土地一级市场和市场化的土地二级市场。在城市,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但是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和抵押。相较而言,目前土地二级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与土地一级市场相比,我国土地二级市场长期处于自发分散状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交易规则不健全。有关管理规定分散,且大多起草时间比较早,限制条件多,难以满足当前发展需要;二是交易信息不对称,市场未充分形成,交易机会不充分;三是交易平台不规范。此外,一些地方交易程序复杂、环节多、周期长,市场不够规范,矛盾和纠纷多发。

政策内容:提出了完善土地二级市场的主要任务。一是完善转让规则,促进要素流通。明确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形式,明晰不同权能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必要条件,完善土地分割、合并转让政策,实施差别化的税费政策。二是完善出租管理,提高服务水平。规范以有偿方式或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管理,简化审批程序,营造良好的出租环境。三是完善抵押机制,保障合法权益。明确不同权能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条件,规定自然人、企业均可作为抵押权人。探索养老、教育等社会领域企业以有偿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设施等财产进行抵押融资。四是创新运行模式,规范市场秩序。在市、县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现有的土地交易机构或平台基础上搭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交易平台,规范交易流程,加强信息互通共享。五是健全服务体系,加强监测监管。要求提供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加强对土地市场的整体调控,完善信用体系,全面规范市场运行。

政策意义:通过优化转让的交易规则、完善土地分割或者合并转让政策,实行差别化税费等改革举措,将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存量土地进入市场盘活。土地二级市场的完善,将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提高存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对促进一二级土地市场协调发展、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建议: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于价格异常的,政府可以依法实行优先购买权,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将加强信息的互通共享,特别是加强交易管理与涉地司法处置、涉地国有资产处置、涉地股权转让以及不动产登记的衔接和信息共享,通过强化信息公示、建立健全联动机制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内部报告

“十四五”规划:设定合理目标,全方位推进创新

按照五年规划编制程序,今年政府需要对新的五年规划开展前期研究并提出基本思路,有关部门和智库都会投入人力物力来进行新的五年规划的预判和研究,开始布置重点课题并对外招标。不同机构都会提出各自的问题挑战、目标战略、政策建议。本文围绕保持经济增长合理速度,来分析我们未来的基本态势、突出挑战和问题,以及主要出路和举措。

一、合理确定未来增长预期

(一)从供给侧宏观增长模型看趋势

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描述,经济增速是由技术进步增速、资本投入增速和劳动力投入增速共同决定的。

从我国目前趋势看,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提高,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8%,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接近15%,在上海等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30%以上。由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中影响,这一比例还在快速上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0%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接近18%。

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直接后果是储蓄率逐渐下降。事实上,我国总储蓄率过去几年已经由51%左右下降到了48%左右,虽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属较高之列,但下降速度比较明显。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至40%左右。储蓄资源增速下降,加之资本产出率增速也在下降(白重恩教授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资本产出率增速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3.94%下降到了2008年后的年均0.62%),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近几年逐渐下降,由过去较长时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6%左右的个位数增长。从劳动力供给看,老龄化毫无疑问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增速。事实上,过去几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60岁)平均每年净减少200万-300万人。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使得我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12%左右,迫使不少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退出或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开始下降,由过去10年年均增长9%左右下降到过去5年年均增长5%左右。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也存在下降的趋势,清华大学白重恩等人的研究表明,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6.24%下降为2008年后的年均3.18%。

(二)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趋势

从增长的供给侧部门模型看,GDP是由各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净出口构成的。各部门增加值的增速及其权重共同决定了GDP的增速。从不同产业门类变动看,考虑到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制造业传统部门和农业生产增速会比较稳定甚至有所下降,在制造业众多门类中,过去五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的只有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应用相关新兴部门或新经济部门增速也相对较高,甚至超过两位数增速,但由于对同一领域的传统模式具有替代效应,未必会产生对整体行业增速的实质性提升。服务业表现出高于制造业和农业的增速,特别是服务业中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体育健康等部门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增长的收入弹性很高,具有持续稳定的扩张性,这与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比重提高的升级趋势是一致的。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了18%。

(三)从需求侧宏观模型看趋势

经济学教科书描述的宏观模型十分简单,GDP=C+I+(X-M),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 X为出口,M为进口。这说明支撑GDP增速的是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10%以上两位数增长下降到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30%左右的增速,下降至如今6%左右的增速。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动力;净出口因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再加上世界经济在未来几年仍有较大概率出现周期性回落,恐难有大的作为。制造业景气的逐渐收缩会逐步蔓延至服务领域,从而导致就业增速的进一步转弱,失业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会使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并进而使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因此,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似乎也在进入弱化的通道。

总体结论:综合上述多重因素、相关约束条件的变动趋势,得出的基本推论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具有下降趋势。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5%-6%的区间内,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客观接受在未来10年,我国经济只能取得6%以下的年均增速。因此,在研究设定“十四五”增长预期目标时,不妨把5%-6%之间的预期增长区间,作为分析判断的重要参考。蔡昉教授、白重恩教授、刘陈杰等最近的研究报告,也大致如此。

国家五年规划预期增长目标的选择是否合理,对各地设定各自的五年规划预期目标具有重大导向性影响,从过去的经验看,过高的预期目标一般会使各级地方规划预期目标跟随性加码提高,最终会导致因整体目标过高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产生杠杆攀升、违约增多、产能过剩、泡沫加大等副产品,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二、稳定经济中长期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既然未来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6%的区间,如何更多向6%左右靠近,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制定新的五年规划时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从中国目前的基础条件看,我们有较大空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更好的创新激励,延缓因要素红利逐步减弱、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导致的降速压力。

(一)以全方位创新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应该在一下几个领域采取措施,深度发力。

1.努力稳定劳动力供求关系。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2.7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近1亿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农业转移人口一般在男50岁、女40岁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5-10年,可以有效增加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三是让体制内退休官员和科技人员更好发挥作用,我国现行制度对退休官员特别是高级退休官员再就业有严格的限定,不允许他们退休后被企业等有关机构有偿聘用,这导致很多有很强专业能力和专业经验积淀的政府精英人才,也包括部分体制内高级科研人才被闲置浪费。这些措施从反腐角度看似乎有合理性,但制度设计过于粗暴简单,如果对相关制度进行细化完善,允许他们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被企业或相关机构有偿聘用,而不是一刀切地被禁止,完全可以增加我国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四是在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政策基础上,尽快实施自主生育政策,必要时视情况采取措施鼓励年轻人多生育,以扭转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国家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2.提高劳动力素质和质量。应对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另一个有效措施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以质量提高弥补数量不足。这需要强化实用型技术教育和培训投入,为更多劳动力提供更高质量的免费技术培训和技术教育,通过更专业的技术培训解决结构性就业难题。应该给予学校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大学教育能够针对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提供技术员工教育和培训服务,并强化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的对接,缓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导致的人才浪费。要全面提倡专业精神,减少教育的功利性,真正培养个人专业兴趣,形成行行出状元的能人文化,提高各领域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社会待遇和认可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认可度,使不同专业技术岗位的专家和工人都能成为更受尊敬和尊重的职业人士。

3.强化全方位科学技术创新。以研发投入规模和专利申请数量看,我国算得上一个研发大国,我国也是一个产业体系门类齐全的大国,但从质量和核心竞争力来说还远不是强国。从创新效果看,我国虽然专利数量虽然名列前茅,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大致只有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从产业体系看,我们很多产品和服务在品质上不能满足消费者消费升级和消费多样性、精细化的需求,很多领域不具备与海外先进技术、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能力,一些高端产品和核心技术还完全不能自主研发并生产,必须高度依赖进口。在自由贸易环境下,通过互通有无和比较优势形成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链,这原本不是问题,况且我国还属于贸易顺差国。但不幸的是,我国还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国家安全保障、意识形态差异、制度体制差异、获得竞争优势等为借口的高技术封锁和禁运,且这一和平时期不应该出现的美国主导的技术禁运还在进一步强化。在外部压力遏制下,任何对全球化产业链和技术链抱有期待和幻想的技术和产业政策政治上都不容易被接受。我们还不得不在关键领域继续采取以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产业政策,加强核心技术和产品的国内研发和进口替代,以摆脱对进口产品和技术的严重依赖。鉴于科技创新和创新驱动发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激励体系,强化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鼓励企业更多投入资源用于研究开发,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激励,形成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环境。与此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加强产业技术研发和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更好利用国际上最优秀的研发资源,形成更具激励性的产业技术创新和研发环境,以及推进研发成果商业化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环境。

4.深度推进全面对外开放。过去中国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对外开放,未来的发展依然离不开对外开放。但是,今后的外部国际环境对中国可能会带来诸多挑战,这些新挑战可能要求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货物与服务市场的扩大开放和准入,可能还涉及体制机制的与国际接轨。这是因为更开放的中国经济需要中国企业更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投资往来,这涉及到跨国间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对参与主体法律保护的一致性,这可能会颠覆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习惯思维。比如,我们过去常说制定产业政策是一国主权,不容别人说三道四。这一听起来合理的论断在新环境下可能恰恰是不尊重国际规则的表现,因为一国在使用产业政策工具时,所使用的政策手段特别是政府补贴等手段,极可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反补贴协议,使受补贴企业相对于不接受类似补贴的企业形成不公平的贸易竞争优势。所以,在一个开放环境下,如果尊重国际规则,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基于国际规则对他国可能扭曲贸易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因此,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出于对国际规则的尊重和提高政策手段实际成效的考虑,我们需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作用,而不是简单利用政府补贴予以支持,避免给别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或反补贴、反倾销措施留下话柄。在服务领域,要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国外先进和高品质服务模式的引进,促进国内服务业市场的高水平竞争,通过竞争尽快提高国内服务业的服务品质和服务能力。在城市开放发展方面,中国需要加快沿海城市群和重要都市圈的全方位开放,特别是改善一线城市和准一线城市的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更好吸引国外创新性资源和高品质企业参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培育形成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都市。

5.优化能源结构并强化节能。能源是现代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燃料,能源革命和创新对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资源的人均自然禀赋明显不足。目前,我国人均能源消费为3吨标准煤左右,与美国人均11吨标准煤、俄罗斯13吨标准煤的水平有很大差距,只相当于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日本和德国人均消费水平的一半。随着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行为会进一步向发达国家居民消费行为趋同,人均能源消费水平也会趋同。我们不能向美国和俄罗斯趋同,但即便是向日本和德国趋同,我国人均能源消费还将提高约1倍,但前提是达到日本和德国的能效水平。这也意味着中国能源消费总量最终会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这将给中国带来能源安全和减排方面的双重挑战和压力。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46190.1万吨,总金额15881.7 亿人民币;天然气9039万吨,2551.8亿元,总价值约3000亿美元。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已经接近45%,而且还在进一步上升。相对于粮食安全而言,中国的能源安全更具有风险敞口的特点。解决能源问题和挑战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是全方位加大节能力度,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和制造领域加大节能力度,用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各类用能主体加大节能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进一步提高国家整体能效水平。二是优化能源结构,重点提高清洁能源比重,特别是要加快推动电气化和电动化,减轻对原油和天然气的持续上升的进口依赖,降低进口依存度。这是因为我国在风能、太阳能、核能发电方面,还有较大空间通过技术创新和开发模式创新扩大电力供给能力,这一替代不仅是绿色低碳的,还具有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自主安全保障能力的长远战略意义。

6.深化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最关键最复杂的内容。一是更好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特别是私有产权,我国民用经济占比已经大大超过半壁江山,民营经济对就业、创新的贡献日益显著,都达到了70%左右。经济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作用将变得更加重要,通过加强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可以稳定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长期预期,更好激励民营企业和研发人员投入创新、投资未来,在实体经济并为资本市场造就更多面向未来、创新驱动、依法经营,更具创新动力和竞争力的百年老店。二是要创新性化解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基础的民营比重还在继续提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发行主体越来越多是民营企业,但由于主流意识形态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且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的理解依然是传统的最终要革资本家的命,这使得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足够的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越来越多民营企业选择海外上市,或在国内上市后变现部分资产转移出境,是这类担忧的一种表现。过去,执政党创造性提出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部分民营企业家的顾虑,缓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并未从根本上化解这个矛盾。对这一结构性矛盾,需要执政党进一步予以重视并实事求是、创新性地加以探索解决。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但又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话题,值得立足长远、认真研究,找到可行的根本出路,否则我国资本市场的微观基础是不稳固的,以资本市场作为资产配置场所的资产安全也是不可靠的。三是强化统一市场制度建设,扫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内要素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的任何不合理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政府补贴招商引资的不合理竞争行为,废除各类地方政府实施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分割行为,使我国具备的大国经济统一大市场优势得到更充分发挥。四是依法行使政府治理和管制,减少政府决策、监管和管制过程中的不透明性和随意性,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市场经营行为的随意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真正改善基于规则和法治的可预见的政府监管,促进形成更加便利可靠的营商环境。

(二)如何更有效促进内外需增长

从需求侧提高内外需对增长的贡献度,发力点不见得就在需求侧,也不在于简单增加消费补贴和扩大政府支出,很多功夫实际上在供给侧,与供给侧的改革、开放、创新密切相关。

1.基于就业和收入预期稳定的内需扩大。国内需求总体上是就业和收入的函数。促进国内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根本措施是保持就业的持续稳定增长,而稳就业的根本措施在于在制度上放水养鱼,养活更多的企业。这需要不断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和创业就业环境,特别是城市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环境。在中国,尤其要注重发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带来的创业和就业效应,一些城市试图通过赶人的做法控制城市规模,实际上扼杀的是城市内生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从企业税费负担来看,在前期降低企业税负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研究降低企业社保和公积金负担,并通过更多划拨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以更好地通过稳定就业、优化保障来稳定居民收入预期,减少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后顾之忧。从长远财税制度建设和财税制度国际竞争角度看,应该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税收结构,改变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逐步向以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过渡,使企业税费负担具有国际竞争力。为了使降税具有可持续性并不对政府民生支出形成挤压,需要进一步优化并精简政府支出项目,削减不必要的政府支出,特别是削减那些锦上添花的政府支出项目、面子工程和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开支,逐步降低预算内经济建设支出比例,提高民生福利支出的比例,政府要带头勒紧裤带过紧日子。

2.基于深度城市化的城乡融合发展。我国较大的城乡收入和福利差距、明显的农业与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依然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从国际国内经验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2倍后,城市化动力才减弱并趋于稳定。我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还在2.7倍左右,落后地区城市人均收入与发达地区城市人均收入的差距更大,城乡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差距还十分明显,这说明我国还远未到逆城市化的阶段,需要继续消除城市化的体制障碍,为城市化的自然发展创造条件。以人为核心推进深度城市化本质上属于供给侧改革和创新的内容,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还具有扩大国内需求的积极效应。我国现有统计制度下的城市化水平并不能真实反映城市化实际水平,很多城市常住人口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居民。应该采取措施允许2.7亿进城农民工和近1以亿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自主选择获得就业居住所在地户籍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政府相应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更多用于进城落户人口的城市保障房建设和公共服务支出,这有利于稳定预期,扩大消费支出,形成政府支出与消费需求持续稳定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效应要强于简单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对社会结构的改善和公平正义的维护也具有积极作用。考虑到更多的创业机会和服务业就业机会都在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应该完善城市社会治理模式,禁止城市政府采取限制外地人流入或是以疏散为名驱赶外地人的错误做法,还城市社会应有的开放包容姿态。这在经济减速、失业增加时显得格外重要。在深度城市化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供地机制和农村建设用地的高效配置机制,使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的增加与城市常住人口特别是落户人口的增加相适应,使进城落户农民工的农村闲置宅基地有更好的入市变现通道和市场化权益价值实现机制。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也要与人口流入地的人口流入规模特别是流入人口落户规模相适应,形成对吸纳转移就业人口落户的正向激励机制。在城市房地产调控模式方面,要改变目前通过行政管制限购限价的扭曲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的不合理做法,通过税收手段调控抑制不合理炒作行为,使正常的房地产需求得到有效释放。

3.基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我国未来城市化率将达到80%以上,主要城镇人口将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20个左右的城市群和都市圈地区,这主要是由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决定的。如果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的协调发展做好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大格局就形成了。以往以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主的四大板块区域战略,加上点菜单式的碎片化区域政策,经过20年左右的实施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也留下了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考虑到任何一个板块内部不同省区市之间的较大差异,延续如此大尺度的区域战略或过于碎片化的区域规划和政策指导,实际操作性、指导精准性和市场统一性都面临挑战,最后极有可能沦为不同板块之间争相寻求中央优惠政策的政治借口。我国作为一个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区域差距甚至远远大于许多市场经济国家,这本身就有值得检讨的制度原因。事实上,从他国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经验看,真正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恰恰是市场机制,因为市场机制会允许各类要素自由流动,并产生要素报酬均等化的趋同效应。而我国最大的不同就是户口制度制约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公共服务的平等配置。因此,区域战略和政策应该基于统一市场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聚集机制,做顺势而为的引导而不是逆势而为的干预。因此,应该根据人口流动的趋势,将原有的以四大板块为主要构架的区域战略和政策,转变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空间单元的城市化空间格局优化战略,通过市场要素自由流动、基础设施网络共建、生态环境协作补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机制,促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内部不同规模城市和城镇之间的相互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会实现真正有市场效率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在要素分布和经济分布空间协调基础上实现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收敛,而区域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最终会有利于内需的稳定扩大。从大的城市群格局看,中国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城市群主要是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在这些城市群中,只有环渤海大湾区城市群(京津冀地区、辽宁沿海地区、山东半岛地区)未纳入国家规划视野。这个行政区经济总量达到18.7万亿元,占全国的21%,值得在"十四五"时期作为国家战略,像"十三五"时期谋划粤港澳大湾区那样来予以认真研究、全面谋划。在南北经济发展差距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环渤海大湾区可能是中国北方地区基础条件最好、创新能力最强、集聚效应最显著、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这一地区有北京、天津等超大城市,还有大连、沈阳、青岛、济南、滨海新区等知名中心城市和新区,以及众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如果在这一地区结合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实施深度对外开放,将是缩小国内南北发展差距最值得发力并取得成功的地区,具有缩小区域差距和南北差距的全局性战略意义。

4.基于宏观审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优化。在面临外部环境急剧变化导致的外部需求剧烈萎缩时,为了避免对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强烈冲击,可考虑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对冲外部冲击导致的明显波动。但在考虑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时,依然需要顾及我国经济的货币累计发行量偏大、债务杠杆率偏高的隐患,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中让财政政策扮演更积极的主导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在流动性供给方面保持适度宽松的配合,使债务工具的发行利率保持在合理较低水平,为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到期债务置换创造条件。要避免过于宽松的货币放水导致地方政府、企业、居民杠杆率的再度攀升。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工具为实体经济服务方面,一方面要通过强化监管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优化金融监管举措,为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提供更加便利的融资服务,特别是提供有利于降低债务杠杆率的股权融资服务,为各类股权投资机构的市场化募资和投资运营提供更好的发展和激励环境。要进一步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将更多支出用于与深度城市化相关的大城市住房保障、城市地铁网络、城市群都市圈快轨、生态环保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依据区域人口密度完善基础设施网络规划和建设,减少在偏远地区和人口稀少地区的不合理基础设施投入和浪费,减少锦上添花类基础设施项目。

5.基于深化开放的出口稳定增长。深度对外开放不仅是对外国产品、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放开,还包括国内有可能导致贸易和投资行为扭曲的制度改进并与国际规则接轨,这有利于为企业的全球化经营营造稳定友好、安全可靠的外部营商环境。通过提高产品和服务品质扩大出口规模,是企业国际化经营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努力方向和职责。对政府来说,更重要的是努力为企业营造公平稳定友好的贸易环境。面对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新变化,中国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多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体制的建设,为我国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和经营创造更加稳定可预期的公平竞争环境。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国内产品和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产品关税、扩大服务业对外资的市场准入,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关格局。要认真研究主要贸易伙伴对我国贸易和产业政策的重点关切,基于国际规则做出相应调整和改革,以提高产业政策实效为出发点,避免对我国产业和贸易政策的“重商主义”指控或不对等开放的指控。有了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出口企业才能更好地专心于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提升,稳定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总的来看,“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可能会难于以往,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复杂国内外环境。从国内条件看,今后甚至更长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呈现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这需要我们不满足于近三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成果,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与短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配合,形成供需两侧更有利的增长支撑。从国际看,我国经济的开放度和信息化世界的形成,使得我们即便是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也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我们需要以更开放的心态努力维护友好稳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自由贸易体系。尽管如此,我们完全有可能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政策机制创新、科技创新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来更好激发国内微观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增长能力,进一步改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效率,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更平缓并延续更长的增长平台期。因此,相对于“十三五”时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十四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涵应转变为全方位创新,核心是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全方位创新实现上述目标情景,中国就可以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稳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人民生活质量都会有新的提高,并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徐林)

政策借鉴

浙江经济何以表现抢眼

今年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好于预期,高于全国,领先东部。前5个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5%,增速高于全国的5.6%;进出口总额增长7.4%,增速高于全国2.3个百分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5%,增速高于全国的3.9%;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19.3%,民生八项支出合计占财政支出的73.5%。

面对当前深刻变化的外部环境,面对不断加大的下行压力,浙江经济为何表现抢眼?

创业创新汇聚动力,动能转换显威发力

创业创新,早已成为浙江发展的基因,汇聚起澎湃发展的动力。

以杭州为例,每千人中小企业拥有数量已超过50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双创空间达到4842万平方米,在孵企业6万多家,人才净流入率和海外人才净流入率均位居全国第一。

今年以来,浙江用于创业创新的投入继续加大。财政科技支出增长34.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费用增长22%,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1.9%,同比上升0.3个百分点。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浙江省新设企业19.7万家,同比增长3.2%;新设个体工商户42.9万户,增长38.4%。至5月末,在册市场主体688.8万个,增长10.8%,其中,企业237万家,增长12.9%。

在创业创新持续活跃的同时,浙江传统产业全面升级改造,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开始持续发力。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增幅尤为明显,前5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11.4%,拉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个百分点。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确保了经济增长的均衡性和协调性持续增强。

在动能转换过程中,浙江的需求结构日益趋好。不仅重点领域投资高位增长,投资增长的动能也在平稳转换。

5个月,全省项目投资增长9.2%,拉动投资增长5个百分点,项目投资的增长贡献率自2018年以来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成为投资增长的第一动力。

强化服务优化环境,高质量发展稳中求进

服务企业、服务群众、服务基层的“三服务”,始于今年元旦,浙江全省、市、县(市、区)四套班子领导干部无一例外全部参加,是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省委书记车俊要求,面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全省上下要把“三服务”活动在认识上提高站位,行动上开展得更细更精准,努力推动实现稳中求进。要奔着问题去,哪里问题多就到哪里去;要坚持效果导向,服务真落地、问题真解决;不为办不好找理由,多为办得好想办法,让企业和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在杭州,新设企业全环节同城通办近日已成现实。江干区作为杭州企业登记“同城通办”的改革试点,与省政务服务网、“浙里办”APP实现数据互通,成功和杭州所有区县实现营业执照数据互联互通,目前已发放“同城通办”营业执照13张;在金华,市、县两级设立“服务超市”,“上架”专业服务团和服务承诺事项,形成“基层和企业点单、配送服务、售后跟踪回访”的工作体制。

目前市、县两级涉企部门共组建专业助企服务团65个、综合服务团300多个;在台州三门县,当地建立了企业帮扶“白名单”,组建降税减负、人才服务、历史遗留问题处置、金融服务四大专班,靶向施策、精准破难,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在绍兴新昌县,“企业管家”式服务不断完善,为企业和项目提供项目准入、申报审批、建设落地、投产运营等全流程服务,全方位对接企业政策、资本、市场、人才、技术等需求。

“三服务”的有效落实激发了民营企业创业热情。1月至5月,浙江民间投资增长10.5%,占投资总额的64.6%。

精准施策有的放矢,体制机制释放优势

体制机制创新历来是浙江发展的优势。对于中央的“六稳”部署,浙江结合实际,把重点放在“风险具体化、工作制度化”上,推出了系列精准有效的政策举措。

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浙江把应对困难风险挑战作为第一工作取向,抓住企业这个主体,把经济领域风险具体化,形成了“四张清单”和“一套保障机制”,即民营企业发债需求清单、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纾解清单、困难企业帮扶清单和重点企业资金链担保链风险管控清单等“四张清单”和包含一张政策清单、一个信息平台、一个政企互动共治机制、一套奖惩办法、一个电子督查系统等的“一套保障机制”。

经过多年简政清费改革,浙江在创新企业减负降本的体制机制上取得重大突破,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全流程最多跑一次、最多100天;率先固化了一批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规范企业税费负担机制。

支持企业发债融资。浙江率先试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推动民营企业债券应发尽发。去年10月以来,全省有18家民企共发行债券融资支持工具项目31个,支持民企发债142亿元,到期的民企债券除两家外,均如期兑付。

疏通融资堵点,省委书记牵头开展“融资畅通工程”。截至4月末,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5万亿元,余额、增量、户数均保持全国首位。目前,浙江各大银行的市县两级分支行审批权均已下放,3000万元以下的贷款审批权下放至二级分行及一级支行。

浙江省委、省政府还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取消投资总量考核,强化项目投资引领支撑作用。浙江实施了交通建设、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高新技术产业、民间资本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四大工程包,全面推动省市县长项目谋划落地;在数字经济等五个重点领域,谋划实施50个引领性项目、1000个投资工程、5000亿元年度投资。重大建设项目的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作为外贸大省,浙江还建立了“订单+清单”监测预警系统,近3万家企业上线。同时,深耕欧洲市场,拓展“朋友圈”,为浙江外贸稳健发展提供了支撑。

广东积极探索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的广东,补齐短板、推动高质量发展迸发新思路:加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新格局。在现实中,新思路兑现新路径,相对落后地区“蝶变”新增长极。

“一核”“一带”“一区”三大功能区齐头并进

广州与佛山,广东的“老二”与“老三”决心强强联合,在大湾区打造一个巨无霸经济体。一个是国家中心城市,一个是制造业大市,两者经济体量加起来超过3万亿元。今年初,双方签订合作协议,谋划打造一个高度融合的“超级大城市”。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动产业协同发展等八个方面共同发力,推动广佛同城化建设向纵深发展。双方还将共建重大产业集群,聚焦人工智能及工业机器人、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领域,共同打造万亿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

珠三角地区是引领全省发展的核心区和主引擎,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等9市,将重点对标建设世界级城市群,携手港澳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作出了一个大胆的投资决定:在位于粤西的湛江市,打造新型一体化生产基地,该基地成为巴斯夫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在惠州,埃克森美孚计划投资100亿美元,建设大型化工综合一体化项目。

沿海经济带是新时代广东省发展的主战场,包括东西两翼地区7市,将成为全省新的增长极,未来将与珠三角沿海地区串珠成链。

粤北,一个面积达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生态特别保护区正孕育而生。韶关市正对标国家公园建设标准,先行先试,加快推进粤北生态特别保护区建设。2018年,韶关市完成造林更新34万亩、森林碳汇造林5万亩,建成乡村绿化美化省级示范点126个。

北部生态发展区是全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包括韶关、梅州、清远、河源、云浮5市,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首要任务,将在确保生态安全前提下实现绿色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开出新“药方”

“最富在广东,最穷也在广东。”一句老话折射老问题。

在广东21个地级市中,深圳市GDP超过24000亿元,而云浮市GDP只有840多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8倍。土地面积占全省七成,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两成,财政收入仅占一成多一点。这就是粤东粤西粤北地区12个地级市的“薄弱家底”。

广东全省区域发展差异系数为0.67,高于浙江和江苏。缩小粤东粤西粤北与珠三角发展差距,成为广东协调发展的紧迫任务。

广东省提出新思路:必须树立与新发展理念相适应的区域发展理念,改变按地理方位简单划分珠三角与粤东西北的传统思维,突破行政区划局限,全面实施以功能区为引领的区域发展新战略。

按照新的发展思路,广东全省将形成由珠三角核心区、沿海经济带、北部生态发展区构成的“一核一带一区”新格局。到2020年,“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新格局初步确立,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基本扭转,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增强,东西两翼地区和北部生态发展区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建成世界级城市群,东西两翼地区和北部生态发展区成为各自功能“引领者”,与全省一道迈入全国高质量发展先进地区行列。

短板背后蕴藏着难得机遇和巨大潜力,要将短板转变为新的发展优势。要用辩证的思维看待变与不变,要依据基础条件、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确定各区域的功能定位,让每个功能区各尽所能、各展所长,由原来单一发展模式的“跟随者”转变为各自功能的“引领者”。新的发展模式针对不同地区的特点,开出不同药方,旨在激发粤东西北的内生动力,发展“内源型经济”。

从一极驱动到多极驱动

日前,珠海市政府与澳门科技大学正式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将共同做大做强粤港澳大湾区澳珠极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岸澳珠优质教育和创新科技中心,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前沿科技、医药与健康产业、航空航天等领域拓展深度合作。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一极,珠海位于一核一带的交汇点与沿海经济带的‘眼睛部位’,发展前景可期。在新的时空坐标,珠海必须再燃特区“杀出一条血路”的创业激情,跳出“老套路”跑出“加速度”。

与珠海一样,广东多位地级市相关负责人认为,“一核一带一区”发展新格局,不仅有利于各个地区各展所长、释放潜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同时又有利于促进各个地区各尽所能、优势互补,实现全省高质量发展。

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说,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上率先突破、做得更好,以经济密度论英雄、以发展效益论英雄、以环境质量论英雄,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佛山市委书记鲁毅表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继续深化广佛同城创新发展,持续强化广佛两大城市在珠三角城市群发展中的战略支点作用,共同提升珠三角核心区对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湛江市委书记郑人豪表示,面对新使命,我们必须从‘畏难者’转变为‘奋进者’。湛江应成为广东经济新的增长极,当好沿海经济带的“引领者”。

广东以前是依靠珠三角一极驱动,现在则是强调多极驱动。从短板到潜力板,从一核发动机到多核发动机,立体式布局将代替平面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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