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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66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08-20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66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820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进出口在重重压力下实现正增长

着力扩大内需尽快化解经济下行压力

国务院: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三部门:扩大在证交所参与债券交易的银行范围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呈现扭曲

陈元: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5G变革将给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要情文摘

我国将进一步深化落实“放管服”改革

我国将加快推进印花税、资源税等税种立法

我国电力市场改革步伐加快

国办印发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指导意见

内部报告

广东民企信贷一线调研情况

政策借鉴

安徽探索创新引领、生态优先、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经济分析

进出口在重重压力下实现正增长

             ——7月对外贸易情况评述

今年7月份,我国进出口继续保持平稳增长,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速重回两位数区间,出口1.53万亿元,增长10.3%,进口1.21万亿元,增长0.4%,贸易顺差3102.6亿元,扩大79%。在世界经济持续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日趋盛行、国际环境有所恶化的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继续保持正增长,成绩取得来之不易。

一、进出口增势好于预期

(一)内生动力支持外贸增长

今年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动能不足,美国经济呈现放缓态势,二季度GDP仅增长2.1%,欧元区上半年GDP仅增长1.2%,长期延续疲弱走势,日本经济增长乏力。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保护程度不断加深,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日韩贸易摩擦甚嚣尘上、美欧贸易摩擦不绝于耳。我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严峻复杂,但是7月份,进出口延续正增长态势,核心动力来自国内。从贸易方式看,7月份一般贸易出口以人民币计价增长13.3%,以美元计价增速由负转正,显示外贸出口对国内产业链带动能力增强、我国外贸自主发展能力提升。从产品类型看,7月份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有所提高,集成电路等重点产品出口增速显著增长,部分产品出口降幅收窄。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以及附加值整体提高,显示出口比较优势已由“价格优势”转化为“价值优势”。从企业结构看,民营企业进出口快速增长,前7个月出口增长14.2%,占出口总值的50.9%,对出口贡献程度提高,有效增强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创新活力和应变能力。1-6月外贸企业数量继续增长,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达到42.1万家,增长5.6%。从贸易新业态看,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快速发展,保持两位数增长,提高了进出口活动的效率和便捷程度,为外贸发展注入新动能。

(二)市场多元化助力外贸发展

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中美经贸摩擦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我国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实施外贸多元化战略,为外贸发展开辟了新空间。中国与23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今年以来中国不仅与欧盟等主要经济体的市场份额有所上升,而且对新兴市场外贸增速明显上升,特别是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持续释放。一是对欧盟、东盟和日本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实现较好增长。前7个月,中欧贸易总值增长10.8%,占我外贸总值的15.6%,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其中对欧出口增长12.6%,高于平均水平5.9个百分点;对东盟贸易总值增长11.3%,占我外贸总值的13.5%,东盟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其中对东盟出口15.8%。美国目前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二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较快。前7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增长10.2%,高出全国整体增速6个百分点,占我外贸总值的28.9%,比重提升1.6个百分点。

二、衰退式贸易顺差问题值得关注

衰退式贸易顺差,是指在全球性经济衰退情况下,外需恶化,进出口双萎缩,进口降幅下滑更快所致的非典型性贸易顺差。前7个月,按国际可比口径美元计价,我国出口1.39万亿美元,进口1.17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256.9亿美元,扩大38.7%,表现为衰退式贸易顺差。金融危机后,我国和世界部分主要国家均多次出现衰退式贸易顺差。

2007年至2019年6月,我国共出现四次衰退式贸易顺差。第一次发生于2008年底至2009年初,由于世界经济受金融危机冲击,增速快速下滑、市场需求锐减,我国当时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受到显著冲击,经济增长速度由2007年二季度的15%迅速滑落至2009年一季度的6.4%,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出现衰退式贸易顺差;第二次发生于2012年下半年,受周期性因素影响,世界经济由萧条后反弹阶段进入内生动力不足下行阶段,增速由2011年的4.2%下滑至3.5%,我国经济增长由于“4万亿”投资拉动作用边际递减,经济增速再次逐季回落,需求不足问题显现,外贸进、出口增速双双下行;第三次发生于2014年年中至2015年年底,持续时间较长。世界经济连续几年未见改善,我国部分重点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由于国内市场供过于求,导致在出口增速不振的情况下,进口锐减。第四次发生于2019年上半年,尽管世界经济增速有所企稳,但是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依靠外需拉动特征明显(即依靠净出口拉动),我国面临的海外市场需求没有出现改善,加之国内经济运行压力加大,经济增速由一季度的6.4%回落至二季度6.2%,导致外贸领域再度出现衰退式顺差。

从世界范围看,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出现“衰退式逆差减少”,并导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增强。2019年一季度(目前大部分国家未发布二季度数据),美国出口增长1.35%,较上年同期回落6.8个百分点,进口下降0.03%,回落9.1个百分点,进口降速明显大于出口,季调后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环比拉动率达到0.94,上年同期拉动率为负值。日本出口下降3.9%,较上年同期回落8.8个百分点,进口下降2.0%,回落9.7个百分点,季调后商品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环比拉动0.4%,上年同期为-0.1%。

当前“衰退式”顺差显著拉动了我国经济增长,二季度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0.7%。但“衰退式”顺差意味着内外需双重收缩。一方面外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不容忽视,出口下滑导致外向型部门生产减速,进而会影响到就业、居民收入、企业效益以及政府税收等。另一方面内需放缓的影响更为明显,上半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分别同比减少18.4和12.2个百分点。总之,当期需求减弱将会导致未来生产的放缓,不利于经济稳定运行。

三、未来外贸发展将在压力中稳步前行

展望下半年,国内外形势复杂性进一步增强,世界经济增长趋缓、全球市场需求缩减、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风险加大,出口面临的海外市场状况不佳;我国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实体经济困难增多,进口仍具下行势能。但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推动中美贸易谈判向正常方向发展,与国际社会一道引导经济全球化朝正确方向前进,调整贸易结构、增强贸易创新力,创造良好营商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程度,我国进出口发展有条件、有基础实现平稳运行。

(一)世界经济存在减速压力

从经济周期看,世界经济已经在2018年初触及本轮增长周期顶点,进入下行阶段。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国家经济先行指数回落,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多次下调2019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长预期。IMF最新报告认为,全球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政策不确定性将影响经济增长,“尽管中美贸易争端近期有所缓和,但贸易紧张态势依然严峻;技术紧张局势凸显,对全球技术供应链构成威胁;金融市场情绪出乎意料恶化;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脱离欧盟可能性增强”。鉴于此,IMF将世界经济增速再度下调0.1个百分点至3.2%,为近九年来低点。世界经济放缓意味着我国出口将继续承压。

(二)中美摩擦影响仍将延续

去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双方征税水平范围日趋扩大,今年上半年,美方宣布5月10日起,上调自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税率,并表示对剩余约3000亿美元我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尽管目前谈判重启,但尚未形成进一步协议成果。与此同时,中美贸易摩擦逐渐从双边关税领域扩大到科技、金融、投资、人才交流等领域,意图全方位对我国施加压力。目前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我对美进出口占贸易总量的13.7%,对美进、出口增速下降成为我国进出口增长回落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部分受贸易摩擦影响较为突出的领域,如芯片、手机等行业进出口受到干扰,影响逐步向上下游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传导。三是由于税收水平提升、企业成本上行、国际市场拓展受到限制,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出现外迁,影响外贸进出口。

(三)国内经济运行稳中趋缓

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韧性和潜力较大,运行态势总体平稳,但是稳中承压、稳中存忧。我国市场规模巨大、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齐全,潜力和回旋余地大,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但是,中央政治局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当前经济领域面临着制造业投资偏弱,企业利润下降、就业领域风险加大、要素成本仍处高位,产业链加速外迁,预计下半年经济增速将稳步放缓至6.2%左右,处于政府预期目标的合理增长区间。此外,8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贬值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未来出口压力。

(四)稳定外贸与扩大开放政策力度加大

我国为外贸企业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优化金融服务,加大出口信保、融资信贷等政策支持,拓展外贸出口投融资渠道,加强对进出口小微企业支持力度,稳定人民币汇率;我国为外贸企业提供更加优良的进口环境,实施积极的进口促进战略,主动扩大进口,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下调部分商品进口关税,总体关税水平已降至7.5%,大力支持先进技术、重要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我国为外贸企业打造优越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贸易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降低企业负担;我国为外贸企业提供更佳的创新环境,发展加工贸易保税维修等新业态,扶持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模式。在稳外贸政策的积极作用下,我国外贸增长将增添新动力。

综上所述,未来我国外贸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外贸高质量发展特征进一步显现。                                         (执笔:闫敏)

着力扩大内需尽快化解经济下行压力

我国上半年经济运行处于下行态势。今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为6.4%,第二季度为6.2%,经济增长率呈下行态势。从工业增长率看,第一季度为6.5%,第二季度为5.6%,工业增长率也呈现下行态势。从经济运行总体趋势看,呈现下行状态。

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不足。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增速总体呈下降趋势。从表现市场需求的“三驾马车”看,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8%,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0.2个百分点,较一季度降低0.5个百分点;上半年出口(美元)同比增长0.1%,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12.5个百分点,较一季度降低1.2个百分点;上半年消费同比增长8.4%,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1个百分点,较一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据分析,消费增速较一季度提高,主要是汽车销售额增速明显提高,推动了6月份消费增速较大幅度提高。而汽车销售增速提高,则与部分地区汽车开始执行国6标准相关。因此,6月份消费增速提升系短期因素影响,未来发展态势有待观察。综上,今年上半年市场需求总体走弱。市场需求不足,会影响到企业的销售形势,具体表现是订单减少。今年3-6月份,制造业PMI指数中的新订单指数从51.6%持续降低到49.6%。订单不足,企业信心就会下降,生产经营活动就会减弱,开工率就会降低。企业开工率下降,会直接导致增加值减少,引起经济增速下降。因此,上半年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增速下降。

要警惕经济下行的惯性加强。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总体持续下降。2010-2018年,GDP增长率从10.6%降低到6.6%。今年上半年进一步下降到6.3%。从下降速率看,2016年、2018年均较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2017年为较上年提高0.1个百分点。但今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较上年同期降低0.5个百分点,下降速率有加快态势。需要高度警惕经济下行的惯性加强。在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过程中,会形成收入减少-需求减弱-企业生产活动减弱-收入减少的循环。随着时间的延长,循环累积的能量会不断加大,经济下行的惯性就可能增强。未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很可能会来自经济下行的惯性。对此要高度重视。

着力扩大内需,尽快化解经济下行压力。当前支持需求增速提高的因素增加,包括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淡出、新型城镇化步伐加快等,必须及时把握这些积极变化,充分发挥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力于扩大内需,尽快激活强大的国内市场,适度提高总需求增速,尽快化解经济下行压力。在居民因收入约束而消费能力不足时,积极增加有效投资,提高投资增速,是扩大内需最有效的措施。分析表明,制造业投资与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高度正相关;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活跃程度,决定着投资的增长水平。因此,当前扩大内需关键要促进房地产投资持续较快增长,显著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高转变。从内需看,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尽管我国目前投资结构有所改善,经济转型升级正在推进,但高质量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速的拉动不如“旧模式”那么快。从外需看,对外贸易或将保持平稳。外需目前总体较弱,应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去杠杆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实体经济融资。而随着金融去杠杆基本到位,目前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已回升至10.9%,表外融资也已较2018年明显恢复。从全球看,目前利率有下降趋势,美联储近期降息概率增加。而我国现在的利率水平较为合适,同时我国市场利率从去年已开始下降,预计未来我国市场利率将基本稳定或稳中略降。                                  (作者:张立群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务院: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更大激发市场活力,聚焦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和保障力度,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要求,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意见》提出五方面政策措施。一是优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推进平台经济相关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便利化。二是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三是鼓励发展平台经济新业态,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发展“互联网+服务业”,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等新兴服务领域;大力发展“互联网+生产”;推进“互联网+创业创新”;加快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宽带平均资费水平。四是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夯实新业态成长基础。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数据共享;加大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放力度。五是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抓紧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完善平台经济相关法律法规。

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多部门相关负责人明确下一步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重点。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表示,将进一步加强网络支撑能力建设,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共享,培育壮大平台经济新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表示,将大力发展“互联网+生产”,深入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指出,交通部将指导各地细化工作举措,为交通运输新业态量身定制监管方式,优化营商环境,严守安全稳定底线。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司长透露,下一步将着力培育线上线下融合的数字商务企业,打造一批“小而美”的网络品牌,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拓展电商进口渠道,引进优质品牌,便利居民消费,促进国内产业在竞争中转型升级。

此外,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负责人表示,对于新业态要持审慎包容的态度。但是,包容审慎不等于不监管,比如对于出现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将依法从严打击。

三部门:扩大在证交所参与债券交易的银行范围

近日,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就扩大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的银行范围进行了明确。

通知明确,其所指银行包括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在华外资银行、境内上市的其他银行。

通知要求,银行应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现券的竞价交易。银行参与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涉及的证券账户开立、债券登记、存管、托管及结算业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法律和规则办理。参与债券竞价交易的银行,应当制定相关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规范操作流程,防范有关风险。

此外,根据通知要求,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此前发布的关于银行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的相关规定如与本通知不符,以本通知为准。

分析人士指出,允许更多银行机构根据自身需要在交易所市场参与债券投资,是“一行两会”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改革要求的具体落实,有利于扩大银行投资债券范围,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提升债券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利于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促进金融市场稳定;有利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投资主体活力,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业良性发展。银行应当按照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在证券交易所参与债券交易。

周小川:全球市场体制呈现扭曲

近日举行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表示,当前对金融对外开放的认识不断提高。在此情况下,要看到全球市场体制开始呈现一种非常明显的扭曲。

未来我们可能长期生活在这种扭曲下。一是贸易摩擦带来的扭曲,已经扩展到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方面。从全球角度看,资源配置会有明显的扭曲,要在这种扭曲的情况下考虑国家的对外策略。

“尽管我们不希望看到贸易战,但如果有人对我们作出一些措施,我们不可避免要进行反向制裁。但这些做法不可避免会对开放程度及资源配置的作用起到影响。”周小川称。

二是随着IT技术和网络化发展,经济当中的许多环节开始出现网络效应,出现“赢者通吃”现象。这不见得是传统意义上的规模递增,而是由网络效应带来的。在竞争过程中,出现很多通过烧钱来扩大规模和流量的现象,而全球最大的网络公司都集中在美国,这给对外开放提出新挑战。

三是以美国为首的以货币为基础的经济制裁,给全球市场资源配置和效率带来了很明显的扭曲。“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美元的控制,未来可能会有新的做法对全球交易货币(美元)进行控制,凡是使用美元进行的交易,都能够利用这种优势进行观察和制裁。

“美国也在用不同的手段对全球信息交易系统进行监控,还可能运用科技方面的其他手段进行监控。这些环节都给全球化、全球资源配置、全球供应链及效率的最优配置带来了很大影响。”周小川称。

针对上述问题,周小川提出三点对策。一是要做好对贸易摩擦的应对措施。二是研究如何维持更加有竞争性的市场秩序,一方面看到市场扭曲的增长,通过更加注重公平竞争等举措减少这种扭曲。三是要通过高度关注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抵御以美元为基础的在全球制造的扭曲。

陈元:加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北京时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表明中美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去年我在讨论中美贸易战时曾指出,“贸易战”转变成“金融战”尚需时日。而美国当前这种行为正是极限施压手段的体现,美国意图通过制造高压,迫使中国在经贸谈判中做出最大的让步。当然,我们也应当抱着冷静的态度来看待美国政府的单边主义行为。

汇率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汇率问题是金融市场的核心问题之一。汇率政策对人民币发行量、通货膨胀乃至经济增长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货币市场而言,汇率问题是更基础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汇率政策直接影响到我国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关系,尤其是我国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货币体系的关系。因此,汇率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跟国家、企业乃至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货币比价关系,是一个可量化的关键指标。

汇率特殊的地位使得它始终处于全球贸易链和金融链的顶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际上就是想通过实行霸权威慑,搞乱我国的金融市场,破坏我国的经济秩序。在中美贸易谈判的博弈过程当中,能够起到“制造混乱、打击对手”的作用。美国将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是美国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重要行动,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性的新标志。虽然发动“金融战”可能早就在美国的布局当中,但具体行动的出台显然具有标志性意义。

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美国将汇率问题提出来之后,还将采取何种方法和手段?如果汇率问题继续持续下去,它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深度有多大?我认为,如果美国想要将汇率问题扩大化、深入化,还有诸多方面的制约,也会产生很多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同样对美国也会有影响。通过汇率问题对中国金融、经济市场实施打击,具有很高的代价和成本。由此可见,汇率这样一个关键的指标,实际上将影响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两国之间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涉及的所有角落都会受其影响。以日本为例,《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迫升值,影响到日本整个经济的重新布局。大量的资本投入到了房地产市场并产生了泡沫,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与此同时,一些产业资本在国外寻找新的投资空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投资和国际化程度,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由此可见,汇率问题产生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负面影响包括房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但正面影响是倒逼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寻找新的投资立足点。因此,汇率问题的发展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我国要借鉴他国的历史经验,认真思考如何对汇率问题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金融战”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应防患于未然

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是“贸易战”升级的重要标志,更具有全局性和长期性。从货币的角度来看,直逼两国货币之间的比值关系,将进一步放大人民币的短板和美元的优势,挑战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因此,汇率问题只是“货币战”的一个开端,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与美元相比,人民币的短板还是非常明显的。当前,人民币还是一个以国内经济为主体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人民币取得了加入SDR的重要成果,但在世界范围内,投资、结算等使用人民币的占比还是比较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试图避免与美元发生正面冲突,就人民币当前的能力而言,与美元正面较量将不利于当前所处的地位。

虽然我国在国内货币和金融市场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国际市场上,美国在“二战”以后长期处于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元自然也成为具有“霸权地位”的货币。我们不应该以美国的长项来打击自己相对的短板。要避免“金融战”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特别要注意汇率问题对我国的负面影响。从意图上看,美国无非是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以此打压中国的出口。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以后,短期内确实改善了国内企业出口的环境,但这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在这个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其他投资、金融同业合作往来关系上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面对这些潜在的问题,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和充分的准备。

美国通过汇率来打压中国的金融市场、遏制中国经济,肯定是希望获取更多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中美关系上想要脱钩。但在汇率市场和货币市场上,中美脱钩并不容易。中国当前存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有一万多亿美元的债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讲,由于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会使得美国金融市场受到中国的一些牵制,美国对此一向非常警惕。因此,在金融市场上,美国也并非毫无战略弱点。然而,我们掌握的这一点,仅仅对美国具有局部影响,还不构成全局意义上阻遏美国打击的战略高度,但它依然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因此,两国金融市场脱钩或者外汇市场脱钩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美国既然要想在这方面对我国实行打压,我国要做好足够的准备,使得美国的想法不能迅速、完全实现。

以汇率开启“金融战”,其深度和广度、影响面要比过去的“贸易战”扩大了很多。这其中,中美利益相互交织,单方面想要完全脱钩,避免负面影响是很难的事情。我国要做好两国金融领域继续向着不利于我国方向发展的准备,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问题发展一旦超出我们的预计,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害,一定要极力避免“金融战”扩大化对我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外汇在经济中的战略定位需要调整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外汇储备是全国人民通过进出口贸易辛辛苦苦、一分一厘的积攒下来的一笔巨大财富,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外汇储备也直接影响到人民币的发行和物价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这一战略地位受到巨大的挑战,外汇市场已然成为美国“贸易战”乃至“金融战”的一个打击目标。过去,中美在货币市场上展开了广泛深入的合作和相互融合,虽然也曾经提出过汇率操纵的问题,但美国从未真正在汇率市场上充分开展全力打压。从一个相对合作比较平稳的时期到现在这样一个打压时期,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显然已有所改变,汇率问题可能会成为两国地缘政治、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汇率市场可能变成给中国进一步施压的工具。此刻,我们就要考虑外汇从国民财富变为金融战场、成为“金融战”焦点以后的战略定位问题。

长期以来,外汇对我国来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财富。40年的改革开放史,没有巨额的顺差和外汇储备,我国就难以取得今天的经济发展成就。没有外汇做支撑,我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大量初级产品资源、高端芯片产品为代表的进口贸易就无法实现。可以说,正是有了大量外汇储备的积累,中国得以在长时间内利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有利环境,保持中国经济能够在低通胀的情况下稳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建设成绩。如果说原先我们将外汇当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那么现在美国开始想要将这块基石撬动、挖开,我们必须对于外汇市场的重新定位有着清醒认识。外汇,虽然是我国居民社会最为重要的核心财富,但美国可能将在外汇市场上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经济实施打压和遏制,以达到“削弱对手、巩固霸权地位”的目标,那么外汇安全问题首当其冲。

我国大量的外汇储备,在长期中、相当程度上都是以美元计价,外汇市场在技术层面掌握在美国手中,这一局面会对我国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解决外汇的战略地位问题,根本上就是要加强人民币本币的发展和建设。建国70年以来,人民币在国内已经长期稳定运行,还将继续运行下去。未来,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国际地位还有待于大大加强。我们要将外汇储备的战略定位从原来的“高度可靠的核心财富”向着“金融战的新焦点甚至新战场”进行转换。如何保护好、有效配置我国外汇储备资源,免受“金融战”的冲击也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重新考虑外汇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不能简单地仅从好的方面考虑,也要从可能的坏的方面考虑,即美国可能通过在汇率市场上大做文章来削弱我国长期积累的金融财富。我国当前储备了大量的美元财富,如果未来出现了风险事件,如何规避外汇风险需要我国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短期内要尽量避免汇率冲突对我国经济、贸易的损害

应对美国试图发起的“金融战”,当前的对策就是要尽量避免两国在外汇市场出现更多的冲突,减少汇率变动对经济和贸易的不利冲击。首先,应当加强汇率的弹性,使它具有韧性,充分应对美国的打压。实行浮动汇率和必要的资本管制,两手都要用。美国将我国汇率市场的正常贬值认定为人为操纵,这显然是不对的。但我们今后也要使汇率管理制度更加贴近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一些管理行为是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看的。现在,我们既要保持对外形象的一贯性和统一性,也要维护我们的政策的合理性,在国际上得到普遍的道德支持和其他国家的帮助。与此同时,也要预防美国在“汇率操纵”上大做文章,对我们采取更多的制裁,特别是在金融方面采取一些惩罚和制裁措施。因此,两种手段都要使用,并保证在各种措施之上,我国能占据道德高地,使我们面对美国的指责时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反驳,并争取到世界上更多的支持。例如,在“汇率操纵”这个问题上,IMF就并不赞成美国的说法。由此可见,我们还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各种条件来改善我们的处境。

其次,对于“汇率操纵指责”要有长期的应对准备。过去,美国指责中国“汇率操纵”只是偶然出现,但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实际上长期悬在中国头上。例如,美国总是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观察国,在它需要的时候就手起剑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仅将其视为一次又一次的短期事件。尽管从历史经验来看,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都是美国特定时期内的特殊行为,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有所调整和改变。但这次事件发生在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级之际,将可能成为一个中长期的问题。我们应当尽量争取将这一次的“汇率操纵”指责变成一个短期的问题。但也必须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一旦美国将其作为中长期问题对我国施压,我国要有明确的应战措施。

第三,要增加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但相比于SDR中其他货币,人民币还不具备足够的国际化水平,人民币的国际定价能力应当继续增强并不断提高。我们要不断增强人民币的渗透力和扩张力,这需要各方面共同的努力。多采取一些创新型手段,勇于试探、勇于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不断提升人民币的国际话语权。

全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应对美国的“金融战”的打压和遏制,从根本上将我们应该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对美元的过高依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出口经济过度依赖,后来这个问题逐渐得到改善。但长期积累的外汇储备和中美经贸合作的广泛开展,使得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元依赖度过高,这也就成为美国利用汇率市场对我国经济实施打击的一个抓手,从长期发展来看,我们必须要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减少经济发展对美元的依赖,一是扩大对其他储备货币的使用,但这种策略的应用范围十分有限。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无论贸易结算还是储备投资,其他货币的使用都远远不如美元这么广泛。尽管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效果必然是有限的。

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我们要逐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市场中的使用。这是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这种重要的战略资源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关联,大宗商品的定价多采用“期货价格+升贴水”的方式,而期货市场正是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境外机构和中资驻外的机构的分支机构发放、存放人民币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打通人民币的循环渠道,例如石油、天然气、铁矿石以及一些大宗农产品等等,在这些市场使用更多的人民币结算。说到底,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的本币国际化程度更低,所以抓住机遇,更大程度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能够极大地改善我国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从而使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度大为减少。因此,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和国际贸易结算当中的作用和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此外,我国还应对购买美国国债作为财富的主要载体,尽快地考虑一些可行的全新方案,使得我们在该领域里不至于过多依赖美元,当然这个操作的难度会更高一点。因为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去研究、去考虑,将一些可能的方案作为预案。

总而言之,美国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实质上是美国意图开启“金融战”,此举无疑对我国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对我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积极应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除了在短期内减少经济损失之外,更应该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尽管后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立刻有所行动,以使我国今后在国际上占据更为主动的地位,这也将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搭建自己的供应链,并为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5G变革将给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5G来临,绝不仅仅是网速和容量的提升,而是将掀起一场颠覆式的产业变革,以及再一次的消费者数字生活大爆炸,从而为5G生态的参与者,乃至每一个垂直行业企业,带来一场全新的变局。结合埃森哲面向全球12个行业的1800余名全球大、中型企业高管的5G市场调研,我们发现,5G带来的变革仍然被普遍低估。从商业的视角看,“5G”不应仅仅理解为网络技术本身,而是其他更多前沿数字技术大规模商用的加速器,从而开启了“产业再造”的新时代。此外,消费者的数字生活跨入一个新时代。消费终端更加多元与去中心化,并将成为更加智能与互联的“活产品”。消费者也将更加强调数据的主权、安全、隐私,企业则开始同步思考数字减法,如何避免过度打扰,成为消费者不可或缺,但更加安静的存在。这些来自产业端和消费端的变革,将驱动所有企业更加全面开启数字化转型之旅,5G时代数字化服务的主要增量市场,也将主要来自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服务需求。

5G技术本身也深刻改变了行业生态,软件定义、边缘计算等5G技术逐步打破了网络-平台-计算之间的泾渭分明的边界,竞争边界也将逐渐变得模糊;随着大规模产业级应用以及消费者对安全、隐私等诉求的提升,电信运营商与OTT等数字原生企业之间的竞争优劣势也将部分重置,谁都有可能凭借扬长避短的竞合策略,在生态变局中脱颖而出。

面对这一生态变局,5G生态参与者的一系列核心能力需要更新。5G对于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其他5G生态角色,乃至5G生态之外的当今每一个企业,都是首要战略议题。

5G能做的4G也能做?

5G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速度与容量,更事关它将带来的无限商业可能;5G变革的也绝不仅仅是技术,而是新一代的产业变革、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变革,以及面向消费者的数字生活变革。如果生态参与者忽视了这一系列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需求改变,而仅仅选择简单跟随,未能以变御变,那么失去的将可能是一个时代。

如果说从2G到4G时代,改变更多来自于面向C端消费者,面向数字生活的移动互联网创新,那么5G技术所催生的,则更多是产业互联网加速走向大规模商用。5G将催生的,是除5G自身外更多数字技术的产业互联应用,不应将5G的本质狭义地理解为网络连接技术,而是它为更多其他前沿数字科技的大规模商用创造绝佳场景。

产业互联网并非新生事物,垂直行业一直在寻求各种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创新,但由于行业级应用对连接规模、实时性、稳定性的更高要求,在缺乏5G网络支撑下,这些前沿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5G的三大技术场景切中这一瓶颈,为其他前沿数字技术在各种复杂场景下的实时、在线应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例如eMBB(增强移动宽带)将为超清视频等技术在教育、娱乐等产业提供实时应用场景;URLLC(超高可靠超低时延通信)将加速车联网、无人驾驶、增强现实、机器人等技术在出行、制造、医疗等领域的商业化应用;mMTC(大规模物联网)则加速了物联网产业走向成熟,带领各行各业走入万物互联时代。

5G技术更大的价值是催化了更多数字科技与产业应用间的“化学反应”,活跃的数字技术、广阔的市场需求,以及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从根本上推动各类垂直行业走入“产业再造”的新时代。

C端,5G时代的消费终端将更加多元化、去中心化。3G时代,仍然是手机、PC、IPOD等数字终端独立存在的年代。进入4G时代,开始出现如可穿戴设备、无人机等数字消费终端,但仍主要以智能手机为中心伴生,话筒、摄像头、屏幕和传感器也都还是以零件的形式存在于电脑和移动设备中。随着5G驱动泛智能终端加速普及,它们开始“脱离母体”,不再以智能手机为中心触点,走入数字终端去中心化的“散生”时代。

所以,延伸到消费端,在5G时代消费终端愈加多元化、去中心化趋势下,企业与消费者之间从单一触点,进化到去中心化的全触点,企业与用户的互动也不再是定期通过屏幕交流,而演变为时刻互联的体验。企业需要打破数字屏幕的禁锢,重新回归感官和人性化体验,聚焦通过每一个触点和渠道打造个性化服务。企业的当务之急成为开发数字和实体深度融合的全新服务。

随着5G带来的万物互联与数据的爆炸式增长,消费者也将开始拒绝无孔不入的数字技术;并且,消费者对数据主权、数据安全、数据隐私的要求更高。调研显示,87%的消费者希望更加主动地拥有并管理他们的消费数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在重新思考未来如何避免过度打扰消费者。

5G时代,伴随着传感器、物联网、AI等技术大规模应用,产品将变得更加智慧并且实时互联,成为“活产品”。产品将不再是一次性生产与销售,而是在全生命周期持续与客户互动,为客户提供前所未有的个性化体验,带动产品/服务设计从“客群画像”到“个体画像”的新高度。

5G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轨“第二条曲线”

数字化转型更加深入企业运营的端到端。伴随5G加速产业与消费端的颠覆性变革,抓住5G时代带来的创新可能,建立先发优势,将成为企业全面拥抱数字化转型的内生动力。结合埃森哲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洞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主要来自于三大驱动力。

一是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包括数字化的客户体验设计、活产品与活服务,数字化的全渠道设计、数字营销等,从而获得更加以客户为中心的洞察力,带动业务增长。

二是企业核心业务运营的数字化,包括智慧研发、智慧制造、智慧物流与供应链、敏捷的员工队伍等,从而全面提升业务运营的效率与敏捷性。

三是业务模式创新,通过数字化激发更多产品或商业模式创新的可能,帮助企业在推动传统主业转型之外,开辟创新业务,布局企业驾驭行业周期不断变革的第二条S曲线。换言之,5G时代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已不仅仅局限于IT架构升级、企业上云等普适性议题,而是与业务深度融合,贯穿于企业价值链端到端的纵深。

5G加持之下,数字化转型浪潮将更加深度融合垂直行业,如交通出行、城市治理、工厂运营、医疗监控、能源、零售、娱乐、农业等,不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服务需求,也更加与业务需求和痛点相关。

因此,5G时代数字化市场的增量市场将更多来自于5G赋能下不同垂直行业相关的企业数字化服务解决方案,这些服务将更多嵌入到垂直行业的价值链中,通过解决行业痛点而创造价值,而传统的数据/语音流量、网络连接等基础通道服务,预计将不再是主要的价值创造点与增量市场来源。

生态边界模糊,跨界竞争常态化

5G带来“端-网-云-计算”的边界模糊化,改变ICT行业生态——传统上的清晰的ICT生态角色划分为终端—网络—平台—应用提供等生态角色,不同企业在生态版图上有其传统优势,但5G本质上成为软件定义型网络,随着大规模IOT终端的接入,以及MEC边缘计算的应用,算力向终端层及网络层扩展分布;SDN/NFV、智能化网络切片等技术驱动网络层更加智能化,“网-云-计算”相互融合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这些特点使5G行业生态的边界变得愈发模糊,未来可能会出现某个生态玩家在生态版图上多角色扮演,跨界竞争的生态格局。尤其是网络提供商与平台提供商的融合趋势更加突出,面对企业市场,运营商与OTT等数字原生企业的直接竞争将更加剧烈。

此外,5G生态盘子里的各玩家的竞争优势部分也会出现重置的情况。5G网络将从相对标准的通道服务,转变为需要根据客户需求灵活定制,重新凸显多元终端接入、边缘计算、网络连接、网络切片等个性化、集成化解决方案的价值。为企业客户提供更加定制化、集成化的5G网络及应用解决方案,有可能成为电信运营商的独特优势,运营商凭借这一优势,继续延伸更广的价值链角色也成为可能。

但随着生态边界的模糊,运营商的网络连接等传统优势领域的竞争优势也将下降,面对来自OTT等数字原生企业的市场侵蚀,彻底沦为底层通道提供商的逐底风险同样存在。

对于OTT厂商来说,它们的部分传统优势确实遇阻,但机遇同在。万物互联时代,安全、身份识别与接入控制环节将部分从云端转移到网络边缘,用户数据的拥有权也很可能从应用提供商转移到最终用户手中,这些潜在的变局,将对以OTT为主的数字原生企业带来新的挑战,迫切需要弥补针对终端层、网络层的掌控与赋能能力。

5G催生产业端、消费端的全面颠覆,也将有助于OTT等数字原生企业,面对千差万别的垂直行业,以及愈发挑剔的消费者,发挥其快速创新、敏捷迭代的竞争优势,以及对数据资产的更强的驾驭能力,并通过更灵活的生态合作战略,弥补其终端、网络环节的生态版图、强化其端到端的数字化服务能力,加速侵蚀市场。

随着竞争优势的重置与竞争边界的模糊,可以预见,无论是企业市场、消费市场,运营商与OTT之间的竞争将更加直接、激烈;终端商、设备商、垂直应用提供商等其他生态角色,也会在其中合纵连横,积极寻求成为众多5G应用场景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重置核心竞争力

5G生态参与者需要加强对垂直行业的洞察与客户经营能力。随着企业客户的数字化服务需求从网络连接/存储,逐步过渡到围绕具体应用场景的解决方案,未来无论是电信运营商,还是OTT企业,均需要更加洞悉垂直行业,以客户的业务诉求与痛点为始,提升产品与服务的定制化创新能力。

需要加强对消费者数字生活旅程的洞察与创新能力。5G时代的消费者更加重视各种数字生活应用场景下透明、无缝的数字化体验,对底层语音/数据通道的认知度及忠诚度则越来越低。所有面向消费者的5G生态角色,均需建立面向消费者的数字旅程设计能力,以及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核心关键在于:能否成为消费者每日数字生活中的高频存在,以及关键入口之一。

需要加强应用场景创新能力。单纯认为5G部署后应用便水到渠成是错误的,应用场景的持续创新在5G时代至关重要。万物互联下,不同行业的应用场景必然爆炸性增长,应用场景无法穷举,这是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创新将涉及不同垂直行业、不同数字技术或其技术组合、企业价值链不同领域、不同的应用场所等N维组合,产生无限可能。而应用场景的设计又是撬动5G时代颠覆式创新的发端、巧妙的杠杆。

5G生态参与者还需要加强商业模式创新能力。5G对产业端和消费端的颠覆式改变也改变了价值创造模式,带来商业模式的不断改变,生态参与者需要不断调适来自商业模式的变化,乃至主动拥抱商业模式的创新。以电信运营商的企业市场为例,随着价值创造更多来自于与应用场景结合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因此未来运营商5G企业服务的收费模式,将可能更多基于解决方案的服务,基于其平台上垂直应用生态伙伴的赋能服务和基于平台交易的服务,乃至基于价值创造的收费模式,而可能不再仅是传统的基于通道服务的固定收费模式。

其中,B2B2C的赋能服务价值凸显,是立志提供平台级服务的生态参与者需要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5G时代行业生态必将爆炸性增长,以垂直应用提供商为代表的诸多企业,对安全解决方案、应用间数据共享与分析、定制化网络运营等专业领域,相比4G时代,均会有更复杂、更加个性化的需求,运营商或OTT头部企业可利用其灵活的泛在网络及平台数据积累,将平台能力产品化,为其提供赋能服务。除此之外,围绕某些场景下(如数字家庭),通过一个集成的、安全的平台,汇聚自有或独立的第三方应用,为消费者提供整合的、无缝的、安全的一体化体验,也可能会成为潜在的一种消费需求,而运营商或OTT,则可能成为最具潜力扮演这一角色的参与者。

垂直行业内部的5G先行者,也可凭借创新的解决方案,向同行业输出产品化的解决方案或数据洞察,带来新的收入来源。

综合来说,5G生态参与者们既要学会打数字技术组合拳,也要明白,无论是5G+其他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还是垂直行业解决方案的创新,任何一个生态参与者都无法单打独斗,形成端到端的交付能力,生态合作成为必选。

如何以变御变?

5G将为电信运营商重新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但同时也将进一步打破已有的竞争壁垒,运营商将面临不进即退的现实挑战,如果无法抓住5G机遇,开辟新的业务增长点,将进一步沦为底层通道提供商的角色,随着通道服务加速成为低成本产品,将无法为巨大的5G网络建设投资提供充足回报。

因此,运营商需要在战略层面,重新思考企业市场和消费市场的战略定位:在企业市场,如何利用全连接优势逐步延伸,赢取巨大的数字化服务增量市场?而在消费端,又如何重新成为消费者每日数字生活不可或缺的存在?

同时,运营商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全面的数字化转型,重塑与战略相匹配的核心能力,诸如如何变流量经营为客户经营,围绕用户数字生活提供高黏性产品,并提升用户体验?如何加深对垂直行业客户的洞察与经营能力?如何重新定义广泛的线下门店的功能?如何增强传统纵向组织架构的敏捷性?如何推动纵向集成的传统IT架构走向解耦,为前端面向企业客户、消费者的业务创新提供更敏捷的中台化支撑?如何驾驭更加软件驱动和虚拟化的网络平台?乃至如何构建快速敏捷开放的创新能力、增强数据分析与科技人才积累,以及鼓励创新与试错的企业文化,都是5G时代,运营商迫切需要思考与破解的战略议题。

OTT等互联网企业来说,如何扬长避短与生态竞合则是核心命题。OTT企业应直面部分传统竞争优势可能被弱化的潜在威胁,思考如何策略性补齐自身在终端接入、网络与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生态版图与能力短板。如何更加深度了解垂直行业,如何增强垂直行业应用场景的创新能力。

扬长避短也成为关键,互联网企业需要思考,如何巩固自身在客户经营层面的优势,更加深度洞察、预见、引导消费者在5G场景下的数字生活旅程,如何打破实体与数字之间的藩篱,为消费者提供线上与线下、数字与物理世界相融合的、无缝的、更加人性化的感官体验,以及形成持久记忆的服务。

互联网企业也需要直面5G时代的消费者数据安全与隐私诉求,既充分发挥在数据资产利用上的传统优势,有需要思考在产品与服务设计上如何平衡数据的利用与数字化的过度饱和,巧妙地抓住渴望“清净”的用户,以及部分“极简”数字消费需求。

5G时代的生态合作策略,获取更多前沿的数字技术创新积累,以及垂直行业应用或消费者数字生活入口,也应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关注重点。

所有人都不应该置身事外。5G改变的不仅仅是ICT行业,而是应该成为每一个企业领导者的首要战略议题之一,企业领导者需要深入思考,在5G及全方位数字技术赋能下,企业的数字化变革所带来的更多可能性,以及如何战略性布局,拥抱变革,获得先发性竞争优势。

5G行业生态的其他各方参与者,如网络设备提供商、芯片与嵌入式技术开发商以及终端与电子消费品、垂直行业应用提供商等等诸多角色,同样需直面5G变局,重新审视战略机遇、擘画竞合策略,推动产品与服务创新,从而成为垂直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消费者每日数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埃森哲战略大中华区总裁余进为、埃森哲战略大中华区总监孙岳为)

要情文摘

我国将进一步深化落实“放管服”改革

8月12日,国办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问题】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和持续健康发展态势,政策累积效应持续显现、市场预期明显改善、发展信心逐渐增强。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改革发展任务艰巨。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放管服”改革任重而道远。目前“放管服”改革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从国际范围看,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仍处在中等水平,其中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跨境贸易等指标排名比较靠后;从国内问题看,一些政府部门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企业投资经营仍然深受显性或隐性准入壁垒之苦,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形成;从政府自身看,监管不到位和监管乱作为并存,一些部门和单位办事手续繁琐、随意性大,公共服务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转变政府职能任重道远。

【对策】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2019年6月2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1、推动简政放权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放出活力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清单之外不得另设门槛和隐性限制。继续压减中央和地方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2019年内中央层面再取消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对保留的许可事项要逐项明确许可范围、条件和环节等,能简化的都要尽量简化。继续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2019年把许可证种类再压减一半以上。大力清理简并种类过多、划分过细的资质资格许可事项。整治各类变相审批。对确需保留的实行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开。继续推进“证照分离”改革,重点是“照后减证”。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进一步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促进优胜劣汰。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治理各种不合理收费。

2、加强公正监管,切实管出公平

有关部门要分领域抓紧制订全国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并向全社会公开。抓紧清理规范和修订完善那些边界宽泛、执行弹性大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和工作机制,推动日常监管“双随机、一公开”全覆盖。对重点领域进行重点监管。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快推进“互联网+监管”,及时总结推广地方好的经验做法。坚持对新兴产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3、大力优化政府服务,努力服出便利

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打造全国政务服务“一张网”,实现更大范围“一网通办”、异地可办、“掌上可办”。在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过程中要注意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大幅压减自来水、电力、燃气、供暖办理时间,提高相关政策透明度,大力推行APP办事、移动支付等。大力发展服务业,引导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效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4、强化责任担当,确保“放管服”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抓紧研究制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法治保障。2019年要开展营商环境百项诉求处理行动,破解一批营商环境痛点难点。鼓励支持各地大胆创新,及时指导帮助地方解决改革中遇到的难题。要进一步加大向地方放权特别是综合授权的力度,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推进改革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滞后于改革要求、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制约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有关规定,要加快清理修改。对与改革决策相抵触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行政规范性文件,要应改尽改、应废尽废。涉及到修改法律的,要与改革方案同步提出修法建议。各地区可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民群众满意、市场主体支持的改革举措固化下来。

要把“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落实情况,作为2019年国务院大督查的重点。

我国将加快推进印花税、资源税等税种立法

财政部网站14日消息,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中国财政》上撰文表示,要认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

【问题】今年以来,宏观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减弱,外部不确定性增大,全球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仍处于合理区间,但经济企稳基础还需巩固。要落实好积极财政政策各项措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财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继续细之又细地落实好减税降费各项举措。目前正在施行的18个税种中,已制定法律的有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8个税种。下一步要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有关方面,加快推进资源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税种立法的相关工作。

【对策】要以钉钉子精神狠抓改革落实,做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政策储备。一要加快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生态环境、应急救援、自然资源等领域改革方案正在研究制定,要抓紧做好修改完善工作,推动改革方案尽早出台。同时,要做好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有关工作。二要认真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要积极配合全国人大有关方面,加快推进资源税、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关税、消费税等税种立法的相关工作。三要加快国务院直接授权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以及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试点。做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相关工作。四是在系统梳理改革任务进展情况的基础上,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抓紧研究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有关问题。

堵住“后门”消化存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基本建立、风险总体可控。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制度并狠抓落实,在开好“前门”、风险监测、到期债务应对、监督问责等方面下更大功夫,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我国电力市场改革步伐加快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深化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起行业广泛关注。

政策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强调要还原能源商品属性,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中发〔2015〕9号文及其配套文件印发以来,电力市场化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短期和即时交易通过调度和交易机构实现”还未有效实现,竞争性电力市场建设尚处于探索阶段。2017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开展电力现货市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在南方(以广东起步)、蒙西、浙江、山西、山东、福建、四川、甘肃等8个地区开展电力现货试点。今年6月底前,8个试点全部启动模拟试运行,从试点情况来看,试点地区有关方在一些重点共性问题存在分歧,普遍希望国家层面尽快出台指导性意见。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组织相关专家和企业代表开展专题研究并编制《意见》内容,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完善,按有关程序印发实施。

政策内容:《意见》包括六部分主要内容。一是合理设计电力现货市场建设方案,主要明确电力市场模式选择、现货市场组成、现货市场主体范围,并提出要有利于区域电力市场建设。二是统筹协调电力现货市场衔接机制,包括省间交易与省(区、市)现货市场、电力中长期交易与现货市场、电力辅助服务市场与现货市场等多重关系。三是建立健全电力现货市场运营机制,包括用电侧和清洁能源消纳参与现货市场的机制、现货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现货市场限价设置等内容。四是强化提升电力现货市场运营能力,在完善运营工作制度、提高组织保障水平、加强电力系统运行管理和健全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方面提出基本要求。五是规范建设电力现货市场运营平台,对技术支持系统功能建设和运行管理提出要求。六是建立完善电力现货市场配套机制,包括建立与现货市场衔接的用电侧电价调整机制、完善与现货市场配套的输配电价机制、提高电力系统长期供应保障能力、加强电力市场监管和开展现货市场运营绩效评估等内容。

政策点评:此次《意见》在总结前期经验的基础上,有望深化现货市场的试点建设,推动电改进程。将协调跨省交易与省内现货市场、建立促进消纳的现货交易,利好清洁能源。电力现货市场通过充分竞争生成完整的价格信号,能够反映电力商品价值和供求关系,从而对电力投资与消费、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电网电源规划产生重要意义。

实施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各电力现货试点地区必须要按照意见要求明确工作分工,协同做好以下四项工作。一是加快研究制定现货市场建设方案和运营规则,加快开发建设现货市场相关技术支持系统。二是配套制定包括市场模拟在内的市场试运行方案,提前发现问题,及时完善市场规则和技术支持系统。三是加强市场运行跟踪分析、监测和预警,持续完善规则和系统,保障现货市场平稳可持续运行。四是提前制定市场应急预案,防范潜在风险,科学有序处置突发情况,确保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国办印发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指导意见

   近日,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38号)

《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围绕更大激发市场活力,聚焦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加大政策引导、支持和保障力度,落实和完善包容审慎监管要求,推动建立健全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特点的新型监管机制,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意见》提出了五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优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推进登记注册便利化,进一步简化平台企业分支机构设立手续,放宽新兴行业企业名称登记限制;清理和规范制约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行政许可、资质资格等事项,指导督促有关地方评估网约车、旅游民宿等领域的政策落实情况,优化完善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服务;加快完善新业态标准体系,为新产品新服务进入市场提供保障。

二是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公正监管办法,分领域制定监管规则和标准,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新业态发展留足空间;科学合理界定平台责任,加快研究出台平台尽职免责的具体办法;建立健全协同监管机制,积极推进“互联网+监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三是鼓励发展平台经济新业态,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发展“互联网+服务业”,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教育培训、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等新兴服务领域;发展“互联网+生产”,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推进“互联网+创业创新”,依托互联网平台完善全方位创业创新服务体系;加强网络支撑能力建设。

四是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夯实新业态成长基础。加强政府部门与平台数据共享,上线运行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加大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开放力度,支持平台提升管理水平;建成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公共服务平台,尽快制定电子商务法实施中的有关信息公示、零星小额交易等配套规则。

五是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抓紧研究完善平台企业用工和灵活就业等从业人员社保政策,开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督促平台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和举报机制;完善平台经济相关法律法规。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贯彻落实,压实工作责任,密切协作配合,切实解决平台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各项政策措施及时落地见效。

内部报告

广东民企信贷一线调研情况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在民企违约势头不减的上半年,广东相对多个民营经济发达省份似乎多了一份从容。

近日陆续公布的2019年上半年各省(市)GDP情况看,广东以5.05万亿延续30年领跑趋势,继续保持全国第一。而广东省政府披露数据显示,2018年广东民营经济增加值为5.26万亿元,增长7.3%,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54.1%,民营经济增加值列居全国第一。

广东信贷投放表现符合这一趋势。广东银监局近日披露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民营企业贷款余额(不含票据融资)4.29万亿元,增速达15.2%,占企业贷款余额比重为54.3%;较年初新增贷款4126亿元,同比多增1054亿元,占企业贷款增量比重达62.4%。

尖兵省份的研究价值凸显,根据对广州、深圳、中山、佛山、珠海等地民营企业、银行、相关监管部门多位人士调研,可以找寻广东得以在违约潮中,持续输血民企的逻辑,以及数据背后,民企的真实融资现状。

民企信贷三步策略

一位股份行对公业务负责人表示,无论从监管政策还是区域经济环境,民企融资都是重中之重,但民企整体资质欠佳的忧虑始终存在,尤其民企中小微企业较多,银行整体贷前、贷中、贷后风险管理难度较高,历史来看相关贷款不良率较高。

这一情况在近一两年有了明显的改善,一方面源自民企中优秀龙头企业增多,另一方面也在于金融科技和政府层面信用体系建设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信贷投向民企动力增强。

而对于银行信贷投向民企的整体策略,上述股份行人士也指出,各行整体差异不大,主要围绕以下三个维度:首先,对公投向重点为行业资质较好的龙头企业或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通过与其签署战略客户合作协议,在新增贷款或是综合服务上向其倾斜,这部分客户中广东地区民企占比较大,可达50%左右,有的银行比例可能更高。

另一股份行信贷人士也指出,去年以来受政策影响,针对地方政府、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项目储备在整体上存在结构化的调整,乃至有所收缩。对房企,占用资本的传统信贷投放有所收缩,银行更倾向于提供多元化、投行化的项目融资方案,获取中间业务收入。这一层面看,对民企的项目储备则并未受太多限制,甚至有些公司总量有所增加。

甚至因此,灰色地带一度显现。一位中小型民营房企财务人士指出,去年以来,房企融资已经越来越难,而普惠政策有风口,一些企业尤其是房企通过收购中小企业,再由中小企业进行贷款或融资,但今年这一做法则很难行得通了。

第二个民企信贷策略方向为供应链金融,通过与核心企业合作,为其供应链上的中小企业整体授信。

作为制造业集中的省份,广东一直是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活跃省份。据统计,2018年广东民营企业100强中,制造业占据49席。

一位大行广州分行对公业务人士表示,近期就在推行与广东某制造业企业的供应链金融产品,整体授信10亿元,上线几个月已向中下游企业发放贷款超过1亿元。

第三个方向为500万以下的零售小微企业,风控普遍要求房产抵押,并且掌握其真实经营数据。

细分来看,三种投向策略一方面与广东省区域经济特点吻合度较高,也与近期监管要求趋于吻合。

7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座谈会上,对未来信贷结构调整提出的要求中第一条即为提高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占比,强调了加强科创企业、高技术制造业的金融服务能力。

据统计,截至目前中国146家千亿市值公司中,51家分布在粤港澳大湾区。龙头民企的活跃与发展带动了广东经济的发展,而政府与金融机构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也进一步带动了一批有潜力的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

广东省中山市某垃圾袋制造龙头公司总经理说,该企业从2003年开始专注垃圾袋生产,当时全部销往国外,零几年产值就可达2.6亿元,但随着国外市场竞争加剧,该公司从2012年开始转型做国内市场。因为有高新技术企业和独家发明专利,在国内贷款和融资均较为顺畅,还可享受地方政府的担保和融资补贴。据计算,按照银行给出的基准上浮15%的利率再扣除政府补贴,其最初融资利率在3%左右,远低于市场水平。

另一广东药企也在本轮政策红利下获得了不错的融资体验。该企业主表示,其注册地原为深圳,但受厂房建设用地限制,后迁至中山市,并成为该地政府重点引进项目,在拿地、审批、贷款多方面享受到政策优惠,以较低利率获得了某大行中长期厂房建设贷款的支持。

融资冰与火

不难发现,获得民企融资优惠政策的企业多为有政策导向支持的行业,或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或独家发明专利的符合普惠政策的中小企业。

广东某大行对公业务人士反映说,对于当地大型有潜力的民企,只要符合政策导向和风控条件,即使出现暂时的流动性困难,也不会急着抽贷断贷,而是看如何帮助其渡过流动性危机。比如无还本续贷,或为其进行新的抵押或其他金融产品支持。

那对于普通民企来说,是否也能普遍享受到这种“融资幸福感”?多家民企企业主交流中发现,目前民企存在的流动性压力不容忽视。

即使宏观数据乐观,企业仍然感觉压力不小。广东存在不少优质民企,财务相对健康。借新还旧对大部分企业来说普遍存在,对于最需要钱的那部分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还很受限。今年有一些企业有美化财报的需求,也有一些企业主只能通过个人抵押贷款为企业续命。对于缺少抵押或质押率偏高的民企来说,银行风险敞口一旦收紧,未来资金面有不小风险。

整体来看,广东省产业以制造业、外贸为主,而中美贸易摩擦已令不少民企感受到了压力。某车企销售员工表示,去年销售亮眼的某款车型今年销量大幅下滑,也因此款车型的销量下滑导致整个供应链的回款周期延长了至少一倍。

前述国内垃圾袋生产龙头企业主也表示,该企业目前仍兼顾国内与国外市场,外贸市场份额虽大,但净利润只有3%-5%,国内市场略高达7%-8%。融资成本方面,如果没有政策补贴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普通民企在银行的平均融资成本可以达到7%-8%,其他民间融资渠道则更高。

据了解,纵然整体广东数据向好,但去年以来广州、深圳等地陷入困境的外贸、金融、服务行业中小民企显著增多。

一位从事了8年外贸的深圳企业表示,外贸利润率连年下滑,从最初的70%-80%下降至10%,10%的利润率如果未形成规模,将很难覆盖成本,为此该人士在今年年初关闭了公司。

理性直面曾经的不良

观当下,溯过往。有意思的是,当与广东省内信贷业务人士谈及近年来如何平衡业务拓展和风险时,多半都会提及2013-2015年那一轮风险暴露时期。

一位大行广东某二级分行行长表示,几年前他曾调去省行任职,当时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良的处置。

现在广东省行无论是业务规模、增速、利润、资产质量全行考评都位居前列,但是我们经历过很难受的时段,主要是资产质量出了大问题。2013年开始,每年新增不良的压力都有数十甚至上百亿,集中处置的压力非常大。而当时爆发风险的原因也较为复杂,一方面有宏观经济环境和广东传统产业低迷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银行贷款结构以及产品风控上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影响了广东省金融机构的产品和风控。

官方数据显示,广东地区上一轮不良贷款集中暴露为2013-2015年,广东省不良率由2013年的1.07%抬升至2015年的1.57%,不良贷款余额在2014、2015年分别较上年增长35%与37%。

不过,一位大行信贷业务人士表示,相较华北、华东一些省份,广东省整体企业融资风险较为可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广东人对于信用较为审慎。

他指出,前几年银行系统比较推崇的互联互保模式,在中山就很难推行。“客户告诉我,在钱上面,他连自己父亲都信不过,如何相信一个外人为他进行担保?”他直言,具有类似清醒思维的广东企业主很多。

不过2013-2015年的广东依然没有逃脱互联互保在全国的风险蔓延。

行业内普遍认为,钢贸危机为广东上一轮不良贷款风险抬头的主要导火索,即当时广东地区制造业与钢材贸易业受到较大冲击。但一位股份行佛山地区信贷业务人士表示,佛山当时出现较多不良并非行业出现严重问题,而是融资模式弊端暴露。他指出,融资模式的弊端主要在三方面:第一是资金用途挪用;第二是联保、互保;第三是多重质押。

首先是资金挪用问题,银行明知投放给企业的资金并非用于主营业务,早期可能投资房地产业或创设地产公司,后来随着房地产业发展空间不够,资金可能转向其他行业甚至民间借贷。这明显是具有极大风险的,但是作为行业普遍现状,银行和监管都未及时收紧敞口。

第二,联保、互保模式在整个银行业的推行,令短时间内钢贸产业风险集中爆发。对民企来说,互保圈的存在使企业抱团心理增强,因为联保、互保不仅要偿还本企业债务,还要帮其他企业偿还,当一家企业违约,多家企业共同违约的动机增强。

另外钢材或其他抵押品的多重质押,导致企业融资杠杆实际加大,而出现风险时银行通过处置质押物追偿价值亦面临操作困境和减值难题。

而经历过上一轮风险的集中爆发,广东地区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融资已经建立了自己相当清晰的思路与模式。

政策借鉴

安徽探索创新引领、生态优先、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安徽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中部崛起两大国家战略覆盖的唯一省份。8月1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安徽省委书记李锦斌表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安徽发生了“三个历史性变革”。

——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的历史性变革。地区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22.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万亿元,现价增长约1309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由78元增加到47712元,现价增长约611倍,江淮大地处处“旧貌换新颜”。

——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兴工业大省”的历史性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安徽一产占比75%以上,工业占比7.9%;到2018年,一产占比降至8.8%,工业占比达38.9%,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先进制造挺起安徽工业脊梁。

——从“创新追赶”到“创新引领”的历史性变革。从中国第一台VCD、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到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全球首台量子计算机,一项项“世界第一”展现了安徽创新的“闪光轨迹”,创新已成为安徽的最大优势、最亮名片、最强音符。

李锦斌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制定实施了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全面建设现代化五大发展美好安徽。首先是聚焦创新,下好“先手棋”,努力闯出经济转型升级的新路子。“面向最前沿,推进关键领域自主创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迈进。面向高质量,今年上半年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35%,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超过40%,高新技术企业数达到5400多家。”李锦斌说,面向主战场,推进科技成果由“实验室”向“大市场”迈进,2018年安徽省输出、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分别增长28.7%、31%,区域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聚焦乡村振兴“大战略”,努力闯出城乡区域融合发展新路子。李锦斌表示,要突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去年安徽省粮食总产量超过800亿斤,实现‘十五连丰’,近3年农产品加工产值年均增长7.8%,家庭农场总数居全国第一”。突出城乡发展一体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已建和在建美丽乡村7000多个,建成“四好农村路”2万多公里,建制村通达通畅率100%。突出区域发展联动化,统筹推进“一圈五区”建设,形成了特色鲜明、竞相发力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聚焦绿色江淮“好家园”,深抓“大保护”“大治理”“大修复”,努力闯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李锦斌表示,安徽省深抓“大保护”,出台了水清岸绿产业优美丽长江(安徽)经济带建设“实施意见”。务实推进沿江1公里、5公里、15公里岸线分级管控措施,长江干流安徽段排查掌握的排污口全部实现智能化在线监控,干流水质连续6年保持为优。深抓“大治理”,2018年全省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87.6%,城市、县城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达94.9%和94.6%,PM2.5年均浓度同比下降12.5%。深抓“大修复”,推深做实河(湖)长制,率先探索林长制改革,总结推广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启动建设环巢湖十大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2018年,全省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42.1%,单位GDP能耗下降5.4%。

在促改革方面,安徽省努力闯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路子。“‘放管服’、国资国企、民营经济、农业农村、医药卫生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扎实推进,2018年市场主体达到445万户,今年上半年又同比新增23.1%。”李锦斌说,安徽积极打造长三角强劲活跃增长极,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绿色发展样板区。此外,构建内陆开放新高地,成功举办2018世界制造业大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资增长1倍以上。

在增进群众获得感方面,安徽省努力闯出共建共享新路子。李锦斌表示,安徽省全力以赴抓脱贫,2014年建档立卡以来,共有441.6万贫困人口脱贫、2936个贫困村出列、22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从9.1%降至0.93%。全力以赴惠民生,每年新增财力的80%以上用于民生领域,去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位居全国第三、第四。全力以赴保稳定,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李锦斌说,安徽7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省域充分印证了新中国成立70年的伟大成就。安徽将牢记初心使命,勇于闯出新路,勇于自我革命,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安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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