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版  |   登录  |   注册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68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09-06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68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96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与架构

国办发文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央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

高培勇: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连平:不应将LPR机制调整与降息画上等号

钢企上半年净利大幅下滑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

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要情文摘

中央要求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最严格的药品管理法将于12月实施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布局逐步完善

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创新机制更趋灵活

发改委发文力促加快贫困地区公益性项目建设

内部报告

周小川: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

政策借鉴

安徽省打造智慧政务平台 部分事项“即报即批”

经济分析

央行数字货币的设计与架构

2014年的夏天,周小川行长提及央行要研究发行数字货币的可能性。当时有很多需要回答的问题,例如,为什么要在电子支付已经非常发达的情况下,还要发行央行的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路线,是采取区块链还是采取账户体系?这一课题还涉及其他诸多问题,比如是否付息,组织架构如何安排等。逐渐地,央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也得出了一些成果、结论。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于2016年成立,从去年开始相关人员已经是以“996”的工作状态来进行相关系统开发。现在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说呼之欲出。

双层运营体系

央行数字货币在设计时考虑过不同的运营体系。如果是单层运营体系,人民银行将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如果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者是其他商业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就属于双层运营体系。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

采取双层运营架构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

首先,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的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人口教育程度以及对于使用智能终端的接受程度都不相同。在这种经济体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如果采用单层运营架构,意味着央行要独自面对所有公众,这种情况下,会给央行带来极大的挑战。为了提升央行数字货币便利性和可得性,增强公众使用意愿,我们认为应该采取双层的运营架构来应对这种挑战。

第二,央行决定采取双层架构,是为了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通过市场驱动,促进创新,实现竞争选优。商业银行等机构的IT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比较成熟,系统的处理能力也比较强,在金融科技运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人才储备也比较充分。如果在商业银行现有条件之外另起炉灶,会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在安全可靠的前提下,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等机构可以进行密切合作,不预设技术路线,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共同开发共同运行。后来Libra的发布,其组织架构和央行DC/EP设计时所采取的组织架构实际上是一样的。

第三,双层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中央银行已经开发运营了很多支付清算体系、支付系统,包括大小额、银联网联等,但这些清算系统都是面对金融机构的。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要直接面对公众,这就涉及到千家万户,仅靠央行自身力量研发并支撑如此庞大的系统,同时还要满足高效、稳定、安全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客户体验,这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无论是技术路线选择,还是防范操作风险、商业风险,双层运营设计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到单一机构。

第四,如果使用单层运营架构,会导致金融脱媒。单层投放框架下,央行直接面对公众投放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和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相比,前者在央行信用背书情况下,竞争力优于商业银行存款货币,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可能会出现存款大搬家的问题,进而影响商业银行贷款投放能力,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赖。这种情况会抬高资金价格,增加社会融资成本,损害实体经济,引发集中风险。为了保持商业银行的发展性和稳定性,届时央行将不得不对商业银行进行补贴,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颠覆现有金融体系,回到1984年之前央行“大一统”央行的格局。这样对于现有的金融体系将造成破坏。

总结上述考虑,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这种双重投放体系适合我国的国情,既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够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

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100%全额缴纳准备金。公众持有的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中央银行负债,由中央银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并且双层运营体系不会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形成竞争。对于法定数字货币来讲,不会改变目前兑换的二元结构,不会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市场的依赖,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发债能力,不存在金融脱媒。

由于央行数字货币不影响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不会强化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DC/EP就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外,采取双层体系发放兑换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也有利于抑制公众对于加密资产的需求,巩固我们的国家货币主权。

技术路线的选择

在技术路线的选择问题上,是否采用区块链技术是被热烈讨论的。央行数字货币研究小组最初考虑过一些原型,设计了一个单层运营体系的原型,完全采用区块链架构。后来发现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定数字货币是M0替代的,面对公众和零售,要达到公众零售级别应用,最首要的高并发性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去年“双十一”,跨机构的清算组织网联的交易并发量到了92771笔/秒,比较一下,比特币并发量是每秒7笔,以太币是每秒10笔到20笔。即使是Libra,根据它的白皮书,每秒并发1000笔,也需要等待10秒钟才能实现这笔交易。可以设想,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发行数字货币,如果采用纯区块链架构,无法实现零售级别所要求的高并发性能。所以后来意识到央行层面应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也即不一定依赖某一种技术路线。

另外研究小组还设想过“一币两库三中心”架构,但实际上采用双层架构后,不预设技术路线。从央行角度来讲,无论是区块链还是集中账户体系,是电子银行货币还是移动货币,任何一种技术路线都可以适应。央行这一层技术中立,下一层可以采取任何技术路线,但是要符合技术要求和门槛,比如针对零售,要满足高并发需求,至少达到30万笔/秒。如果只能达到Libra的标准一千笔每秒,只能用于国际汇兑;比特币做一笔交易需要等40分钟,那样整个超市门口都要排长队了——这些都还不能满足零售要求。央行不预设技术路线,我们可以称它为长期演进技术(Long Term Evolution)。

此外,对老百姓来讲,基本的支付功能在电子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相对模糊的。当然,以后投放的央行数字货币在一些功能实现上会和电子支付工具有很大的区别。同时,双层运营体系有利于充分调动市场力量,通过竞争实现系统优化。目前央行触发了一个赛马状态,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DC/EP的研发,哪家的路线好,哪家的成果最终会被老百姓和市场接受,就最终会跑赢比赛。这是市场竞争选优的过程。

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需要强调,在双层运营体系安排下,依然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很多数字货币的自然属性就是去中心化,而DC/EP一定要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为什么?

第一,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随着货币形态变化而改变。因此,仍然要保证央行在投放过程中的中心地位。

第二,为了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需要继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第三,第二层指定商业制定运营机构来进行货币的兑换,要进行中心化的管理,避免指定运营机构货币超发。所以要有相应的安排实现央行对投放的监管。

最后,因为在整个兑换过程中,没有改变二元账户体系,所以应该保持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方式,这也需要保持央行中心管理的地位。

央行数字货币既具有数字货币价值体系特征,又具有账户松耦合特征,还具有无限法偿的特性。中心化的管理方式与电子支付工具是不同的。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电子支付工具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央行数字货币是账户松耦合的方式,即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这样,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又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又可以实现可控匿名。在保证交易双方是匿名的同时保证三反(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这两个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

注重M0替代

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是因为M1、M2现在已经实现了电子化、数字化。M1、M2本身基于现有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没有再用数字货币进行数字化的必要。另外,支持M1和M2流转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以及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各类网络支付手段等日益高效,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用央行数字货币再去做一次M1、M2的替代,既无助于提高支付效率,还会对现有的系统和资源造成巨大浪费。相比之下,现有的M0(纸钞和硬币)发行成本较高,容易匿名伪造,存在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等风险。而现有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如银行卡和互联网支付,基于现有银行帐户紧耦合的模式,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又不能完全满足。所以电子支付工具无法完全替代M0。特别是在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地区,民众对于现钞依赖程度还很高。DC/EP的设计,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也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替代现钞比较好的工具。

近期作为热点的Libra也声称采用100%的储备资产抵押,但它并没有把自己限定于M0,因此有可能会发生Libra进入信贷市场出现货币派生和货币乘数效应。这时就不是100%抵押,出现了货币超发的情况。

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对于现钞是不计付利息的,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引起通胀预期,也不会对现有的实体经济产生大的冲击。当然央行数字货币应该遵守现行的所有关于现钞管理和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规定,对央行数字货币大额及可疑交易向人民银行报告。

我们一再强调央行数字货币必须有高扩展性,高并发的职能,它是用于小额零售高频的业务场景。为了引导央行数字货币用于小额零售场景,不对存款产生挤出效应,避免套利和压力环境下的顺周期效应,可以根据不同级别钱包设定交易限额和余额限额。另外可以加一些兑换的成本和摩擦,以避免在压力环境下出现顺周期的情况。

此外,央行数字货币还可以为央行实施负利率提供条件。

最后想强调的是对于智能合约的态度。央行数字货币是具有数字货币的优点,可以加载智能合约的,包括合约参与方执行承诺的协议,一旦达到触发条件,计算机自动执行协议内容。在此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如前所述,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具有无限法偿特性的货币,它是对M0的替代。它所具有的货币职能(交易媒介、价值储藏、价值尺度如计账单位)决定其如果加载了过多智能合约,突破了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导致对货币进行撕裂。否则有可能就会使其退化成有价票证,降低可使用程度,会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会加载有利于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但对于额外的、超过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还是会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                (作者: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 穆长春)

国办发文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顺应文化和旅游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深化文化和旅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文化和旅游消费质量水平,不断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以高质量文化和旅游供给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意见》提出了9项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政策举措。一是推出消费惠民措施。继续推动国有景区门票降价,拓展文化和旅游消费信贷业务。二是提高消费便捷程度。推动实施移动支付便民示范工程,鼓励把文化消费嵌入各类消费场所;改造提升演出场所和博物馆配套服务设施,提升消费场所宽带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水平。三是提升入境旅游环境。鼓励各地开发一批适应外国游客需求的旅游线路、目的地、旅游演艺及特色商品,完善入境游客移动支付解决方案,提升消费场所多语种服务水平。四是推进消费试点示范。确定一批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和示范城市并动态考核,鼓励建设集合文创商店、特色书店、小剧场等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地。五是着力丰富产品供给。鼓励打造中小型、主题性、特色类的文化旅游演艺产品,推动星级旅游民宿品牌化发展;积极发展休闲农业,推出一批乡村旅游重点村;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支持红色旅游创新、融合发展。六是推动景区提质扩容。推动景区设施设备更新换代、产品创新和项目升级,优化游览路线和方式;强化智慧景区建设,推广景区门票预约制度。七是发展假日和夜间经济。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加强节假日及高峰期交通管理;大力发展夜间文旅经济,建设一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八是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支持邮轮游艇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主题游等业态发展,促进文化、旅游与现代技术相互融合,发展新一代沉浸式体验型文化和旅游消费内容。九是加强市场监管执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安全管理,强化对文化娱乐和旅游设施的质量安全监管。

《意见》还从强化政策保障、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提出了若干保障措施,要求用好各类资金支持各地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增加优质消费供给。

央行印发《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19—2021年)》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三年金融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规划》指出,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金融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要求,秉持“守正创新、安全可控、普惠民生、开放共赢”的基本原则,充分发挥金融科技赋能作用,推动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规划》提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推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金融服务能力稳步增强、金融风控水平明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持续提升、金融科技支撑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繁荣发展。

《规划》确定了六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强金融科技战略部署,从长远视角加强顶层设计,把握金融科技发展态势,做好统筹规划、体制机制优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二是强化金融科技合理应用,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规范关键共性技术的选型、能力建设、应用场景以及安全管控,全面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将金融科技打造成为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三是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丰富服务渠道、完善产品供给、降低服务成本、优化融资服务,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使金融科技创新成果更好地惠及百姓民生,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四是增强金融风险技防能力,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运用金融科技提升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金融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处置能力,加强网络安全风险管控和金融信息保护,做好新技术应用风险防范,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五是强化金融科技监管,建立健全监管基本规则体系,加快推进监管基本规则拟订、监测分析和评估工作,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管理机制,服务金融业综合统计,增强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和穿透性。六是夯实金融科技基础支撑,持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生态,优化产业治理体系,从技术攻关、法规建设、信用服务、标准规范、消费者保护等方面支撑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

高培勇:深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但追根溯源,它首先是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标识性概念而提出的。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理解和把握,不宜也不能停留于一般意义层面,而须从源头入手,在清晰梳理其理论和实践逻辑的基础上,深化对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将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相联系,深刻认识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契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进一步增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使命。高质量发展被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直接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重大历史性变化,不仅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而且对发展全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新时代人民的需要不仅层次提升了——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范围拓展了——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新时代制约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因素,已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认识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转变为美好生活需要,并且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已经取代落后的社会生产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这意味着我们在找准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也明确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

准确理解“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这两个关键词非常重要。虽然美好生活需要和物质文化需要都着眼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但后者立足的是物质短缺的客观实际,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有没有”“有多少”;前者立足的是总体上实现小康的客观实际,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是“好不好”“优不优”。两者所表述的显然不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同样,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和落后的社会生产虽均为满足人民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但后者围绕解决“有没有”“有多少”问题而聚焦经济体量和速度,追求的是“体量优势”和“速度优势”;前者则围绕解决“好不好”“优不优”问题而聚焦质量和效益,追求的是“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两者所表述的显然也不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成为我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之路的逻辑起点。

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揭示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必然有所不同,聚焦并追求的目标也必然有所不同。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进程而呈现的一系列阶段性变化,揭示了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也对新时代经济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以往,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客观现实,经济工作自然要围绕GDP的规模和速度进行,通过做大经济总量和提高经济增速来扭转供不应求、短缺经济的局面。在这个阶段,关注并着力解决“有没有”“有多少”,聚焦并追求“体量优势”和“速度优势”,是合乎发展规律的选择。

进入新时代,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客观现实,经济工作的着力点自然要从“总量”和“增速”转换到“质量”和“效益”上,从专注于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供给扩展到包括物质产品、文化产品、制度产品、生态产品等在内的各种产品供给,要求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这个阶段,关注并着力解决“好不好”“优不优”问题,聚焦并追求“质量优势”和“效益优势”,同样是合乎发展规律的选择。这意味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经济发展阶段也在变化。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在新时代,质量和效益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对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认识不断深化。从作出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到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并将其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其基本指向就在于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所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意味着不仅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而且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不仅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而且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现象,都是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必经过程。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也是为了从根本上改变“铺摊子”“上项目”的传统发展模式,聚焦于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着力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

坚定不移走好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同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把着力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心,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主要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要求。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经济工作的使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政绩考核体系,不断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必须久久为功、锲而不舍。认识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契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客观必然,就不会被短期变化牵着鼻子走,更不会一遇困难便想退回老路。跳出短期变化、一时困难而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大势,把握经济发展规律,便可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坚定不移走好走稳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连平:不应将LPR机制调整与降息画上等号

毋庸置疑,LPR机制调整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步骤。LPR新机制建立短期有影响,长远意义重大。既然是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市场存在的将LPR机制调整与降息差不多等同的观点是明显有失偏颇的。但通过更加市场化的贷款定价机制以促进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的方向是明确的。

LPR新机制由原来的基准利率加减点调整为MLF加点方式报价,与之前我们相关研究中的预判完全一致。日度报价调整为月度报价,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标的由基准利率调整为更为市场化利率后报价的稳定性。报价行的扩围,增加了城商行、外资行和民营银行,有利于在更大程度上、更加全面地参考整个行业不同风险偏好银行的定价水平。然而,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高低最终取决于企业自身基本面、信用质量、盈利能力等,短期内贷款锚定标的的转换,并不会对信贷市场形成很强的冲击。LPR新报价机制最为重要的着力点在于,将LPR挂钩MLF操作利率,一方面使LPR与贷款基准利率脱钩,进一步提升其市场化程度;另一方面则增强了央行对于信贷市场融资成本的调节功能,为进一步畅通货币政策的利率(价格型)传导渠道奠定更好的基础。

LPR新机制要充分发挥影响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仍需其他政策加以配合。在新机制下,贷款定价将参考LPR价格进行加点,跟过去参考基准利率进行加点,两者形式上的区别仅仅是定价的起点发生了变化。起点由现在贷款基准4.3%降为MLF的3.3%,但这并不意味着贷款利率要整体下移1%。新报价方式,可能对于资信等级高的大企业而言,有了与银行更大的议价空间;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银行对于信用风险的担忧可能依然是影响其融资成本的基本因素之一。况且LPR本身是对优质客户的定价,并不能对中小企业贷款加点的幅度产生实质性约束。因此,仅仅是定价换锚,短期内贷款价格水平变化可能并不会十分明显。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上述存在的因素,甚至可能会形成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定价一定程度上分化的态势。若要在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加点幅度方面对银行有所约束,LPR新机制很需要配合类似MPA定价偏离度考核等政策共同发力。如此压降贷款利率也会进一步压低信贷融资的风险溢价空间,而出于风险的考量银行的信贷投放意愿又可能会受到抑制。考虑到当前银行同业市场仍存的信用分层风险,LPR新机制下贷款报价下行幅度过大,尽管公告中表明存量贷款实行新老划断,还是有可能出现存量贷款重定价的风险。未来组合政策有必要进一步寻求调控的平衡,避免出现定价分化的局面以及切实引导企业融资成本下行,以稳步实现过渡。若如此,新机制下银行贷款利率水平进一步下降是可以预期的。

LPR新机制强化了结构性工具操作利率的政策意义,存贷款基准利率逐渐淡出定价逻辑。在新机制下,贷款定价在LPR基础上加点,而LPR又主要挂钩于结构性工具MLF。这就使得一段时间以内,市场以公开市场流动性工具操作利率变化来判定的央行“加减息”逻辑得到强化。

MLF等操作利率的调整具有更强的政策信号意义。之所以选择锚定1年期MLF操作利率,主要也是由于可以与同期限贷款直接匹配,直接反映银行负债端从央行获取流动性的资金成本。1年期MLF操作利率可同时在货币市场向短端和长端两个方向传导其影响。当然短期的流动性工具OMO、SLF等的操作利率有必要配合MLF操作利率进行相应调整,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因此贷款定价锚定MLF利率不仅影响信贷市场,而且也直接向货币市场进行传导。当然,随着实施推进,当MLF操作利率信号意义更强之后,为营造稳定的金融环境,央行在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利率的频次上可能会更为谨慎。

从长远来看,银行贷款市场实行新老划断。随着存量贷款不断消化,采用LPR定价的贷款存量将不断上升,贷款基准利率也就逐渐淡出定价逻辑,但目前巨大的存量贷款是以基准利率来定价的,若全面进行调整影响很大,也没有必要。因此,贷款基准利率依然会存在一段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LPR机制的调整开启了基准利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

LPR新机制下仍需关注中小银行流动性状况和经营稳健性。中小银行原本在定价能力方面较大型银行弱,难以有效获取优质客户。资产端定价受到约束,加之其相对较高的负债成本,中小行净息差所受影响显然会超过大行,甚至出现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风险或信用风险。尽管目前银行体系整体流动性较为充裕,然而新机制叠加尚未完全消除的信用分层现状,可能对中小银行带来不同程度的压力。这种压力还有可能传导到中小企业和民营小微企业,增加后者的融资成本,使得新机制的效应打上折扣。因此,在配合LPR新机制的组合政策中,可适当采取差异化和针对性的手段,给予中小银行定价相对灵活但适度的空间,相应提供优惠的支持政策,以确保其逐步适应新规则。

8月20日,LPR首次报价后,原1年期和5年以上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为4.35%、4.9%,照此计算,LPR相同期限的定价基准较之前分别下降10bp、5bp,应属于较小幅度,基本符合市场预期。需要注意的是,LPR只是金融机构给大型优质客户贷款的报价,其定价降幅并不代表实际人民币贷款加权利率的降幅,综合利率降幅应该小于起点降幅。毋庸置疑,通过LPR机制调整推动市场贷款实际利率水平下降是重要的政策目标。但这种新机制并不能简单地与降息划上等号,前者为机制改革,后者则是货币政策。尽管机制改革会有某些货币政策想要达到的效果,也不应预期贷款基准利率下降的同等效应,新机制对未来利率水平的长期变化会产生重要影响。再者,在当前引导贷款利率下降的同时,应该注意避免一次性降幅过大,对存量信贷市场造成不必要的冲击;相反应通过一个过程,给市场在适应新机制上有合理的过渡时间。

钢企上半年净利大幅下滑

今年上半年受制于成本端的挤压,钢企业绩普遍下挫,8月22日晚,多只钢铁股公布了半年报,净利同比下滑在40%左右。原材料价格上升、下游需求疲软,再加上环保压力影响,钢铁企业上半年的日子不好过。

钢企业绩下滑

8月22日晚,宝钢股份、山东钢铁、八一钢铁公布半年报,业绩集体大幅下滑。宝钢股份是钢铁企业的龙头,上半年营业收入为1408.76亿元,同比下滑5.16%,净利润为61.87亿元,同比下滑38.1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94.37亿元,同比下滑51.53%。

山东钢铁22日晚公布的半年报显示,营业收入为323.55亿元,同比增加30.06%,净利润只有5.77亿元,同比下滑65.58%。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1.99亿元,同比下滑117.36%。

八一钢铁也是增收不增利,上半年营业收入95.42亿元,同比增长16.18%,净利润只有1.24亿元,同比下滑42.6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3.68亿元,同比下滑146.47%。

其他钢铁企业也未能幸免。杭钢股份在8月中旬公布了半年报,上半年营收为124.82亿元,同比下滑5.27%,净利润为7.13亿元,同比下滑38.32%。

鞍钢股份虽然没有公布半年报,但是在7月12日公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上半年归属净利润为14.5亿元,同比下滑67.3%,上年同期盈利为44.41亿元。

业绩的不景气也伴随着公司股价下滑,就宝钢股份和八一钢铁来说,股价在2018年均蹿上高点,但在2019年出现下滑态势。另外三家2018年的业绩在资本市场反应不明显,股价波动不大。

铁矿石挤压钢企利润

2018年,钢铁行业经历了一轮“小阳春”。自从2016年钢铁行业供给侧改革以来,各大钢材品种价格均呈现震荡上行的态势。“十三五”规划中要求到2020年钢铁去产能1亿-1.5亿吨,至2018年已提前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钢铁行业去杠杆、去库存均已实现。在2018年供给侧改革深入的情境下,钢铁行业也迎来一波春天。2018年4月到11月初,钢材价格整体步入上行通道,基本都达到了近八年的高位。钢铁企业产品的毛利率提高,所以2018年钢铁企业的日子相对较好。

但从2018年11月之后,钢铁行业又进入了下行周期。各大钢铁企业对半年报的业绩下滑都有解释,首先是供给和需求矛盾的转换,上半年各大钢厂的供给发力,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钢铁生产继续保持高产量,1-6月中国生铁、粗钢和钢材产量分别为4.04亿吨、4.92亿吨和5.87亿吨,同比分别增加7.9%、9.9%和11.4%。但是,需求端疲软,比如建筑业、制造业等,最有代表的汽车行业,以汽车板为代表的板材市场尤为低迷,上半年国内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3.7%。市场对钢铁需求大幅下滑,最终导致钢材价格下跌。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6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为1434.9亿元,同比下降21.8%。这也是多个钢铁企业营收增加但是净利下降的原因所在。

另外,在产业的上游,铁矿石以及焦煤的价格快速攀升,增加了钢企的营业成本。就山东钢铁一季度的情况来说,受钢价回落以及铁矿石价格大涨影响,行业盈利大幅回落,公司销售毛利率和净利率分别回落到5.51%和1.16%。

下半年或好转

虽然2019年上半年钢铁企业的日子不好过,但是最近钢铁企业出现利好。进入7月份以来,铁矿石期货价格呈现下跌态势,截至8月22日,铁矿石期货指数近一个月跌幅近30%,跌破600元/吨关口。另外,焦煤期货价格从2016年以来也一路上行,虽然焦煤2001的合约价格在今年上半年一直处于高位,但进入8月份以来,也呈现出下跌趋势。

目前铁矿石市场自身基本面矛盾不大,定价属性重回弱势,主要受成材等黑色系商品价格走势影响较大,预计短期铁矿石价格将以震荡盘整为主。上游成本的下降,会是钢铁企业的利好。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

近日,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以及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因此,在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此次会议的召开为进一步完善区域发展政策体系指明了方向,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

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首先,中心城市的能级不断提升,各种要素资源向中心城市不断集聚。随着地区之间的竞争由县域竞争向中心城市竞争转变,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城市首位度,纷纷集中资源建设中心城市,从而使得其他区域的要素资源纷纷向中心城市集中,人口也随之向中心城市集聚。其次,伴随着中心城市的崛起,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也正在形成。一般而言,中心城市的资源过度集聚必然导致空间外溢效应,因此,随着中心城市的不断膨胀,其要素资源会逐步向周边地区扩散,进而逐步形成都市圈。最后,空间经济形态变化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城市群的崛起。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化,一个城市在产业链中的分工也在不断集中,很难有一个城市能够囊括各个产业门类或所有产业环节,因此,只有地理相近的若干个城市才可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集群,由此,城市群的崛起也就成为势所必然。

中国区域空间发展呈现上述新特征主要源于如下原因:第一,要素集聚效应凸显。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正在不断攀升,由于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对土地要素的依赖更低,而对人口密集度的依赖度高,因此,服务业具有更强的集聚效应,随着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城市越大,其优势越显著,从而使得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崛起。第二,人口城市化模式的变迁。过去人口迁移的方向主要是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几乎所有城市的人口都在快速增长,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是一种增量竞争,但是随着中国城市化率接近60%,能够转移的农业人口逐步减少,城市之间对人口的竞争已经由增量竞争转变为存量竞争,由此,人口迁移的方向主要由小城市向大城市转移,从而导致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崛起。

面对经济发展空间形态的新变化新趋势,我们必须秉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去调整完善区域发展体系。首先,要顺应客观经济规律,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将资源要素集中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区和城市,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激发经济增长的潜能。其次,要增强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随着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市、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能否承载不断增加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就成为当地政府所面临的的一大考验,因此,必须不断增强这些地区的承载能力,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最后,要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随着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分布,一些在经济发展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或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的地区应该重点加强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方面的功能,并通过一定的机制进行适当的利益补偿。                                    (执笔:沈立)

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回顾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我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当前,我国银行业资产规模已经居于全球第一,保险业保费收入位居全球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银行和保险市场之一。2019年二季度,我国境内金融机构境外直接投资流出338.61亿元,流入263.52亿元,净流出75.08亿元,相较一季度净流出8.2亿元有明显增长。

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推出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措施,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由原定2021年提前到2020年;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25%;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此次“新11条”的出台,从多个维度对先行示范区扩大金融开放作出重要部署。

一、扩大外资评级机构业务范围

信用评级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安排,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引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中国开展评级业务,有利于满足国际投资者的多元化需求,也有利于倒逼中国评级行业改善评级质量,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向规范健康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稳步推进信用评级对外开放。2017年7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信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有关事宜的公告,明确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对外开放。同时,随着我国信用评级对外开放的推进,《证券法》《公司法》《行政许可法》和《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出台,境外评级机构的境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可依法向证监会申请开展境内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2018年3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配套规则,明确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平价的具体程序和要求。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申请开展相应债券品种的信用评级业务,并提交注册材料。通过注册平价的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按照接受注册的债券评级业务类别开展信用评级活动。2018年9月,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第14号》,明确人民银行、证监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将协同债券市场评级机构业务资质的审核或注册程序,对于已经在银行间或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评级业务的评级机构,设立绿色通道实现评级业务资质互认。

二、扩大债券市场对外开放

11条措施中,债券市场对外开放作为一个重点被多次提及。如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等,这标志着我国债券市场的对外开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我国债券市场开放自2010年开始稳步推进。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相关境外机构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试点,并对试点期间境外机构的范围、准入方式、投资运作模式等事项进行了明确和规范。这代表我国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正式拉开了序幕。2011-2016年,我国开始放款境外合格投资者范围,扩大投资品种。这个阶段RQFII与QFII制度双向开闸,允许合格机构投资者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并逐步放松境外投资者投资范围和产品种类。2015年,人民银行允许获批金融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和境外参加银行开展债券回购交易。2016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开放步伐明显加快,QFII准入由审核制改为备案制,并放松了投资者主体与投资额度限制。2017年,“债券通”(包括“北向通”与“南向通”)开通。2019年4月,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另外,花旗富时全球政府债券指数将于2019年9月宣布是否将中国债券纳入其中。

此次“新11条”出台,对我国债券市场意味着外资机构几乎可以全方位参与国内债券市场,并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公平竞争。获得A类主承销商资格后,外资机构承销国内企业等债券就不需要再通过中资金融机构。

三、多领域外资股比限制提前一年松绑

11项开放举措中,提到“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另外,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到100%的过渡期,由原定的2021年也提前到2020年。

2018年,中国宣布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这三类机构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目前,外资股比放宽至51%的政策已落地。证监会已核准设立4家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3家外资控股券商分别是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外资控股基金的进程也在加速。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显示,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于7月1日正式挂牌转让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股权。如果摩根资产管理受让该股份并获批,上投摩根将成为首家外资控股基金公司。

201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2019年7月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特别致辞时表示,将原来规定2021年取消外资寿险股比限制提前至2020年。取消外资寿险公司股比限制,有利于吸引更多优质外资保险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引入更加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更加多元化的寿险产品,增强寿险市场活力,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好的服务。

四、积极应对金融业国际化竞争挑战

金融业加快对外开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部分境外机构在评级技术、内部流程管理、资管产品设计、内部风险控制、资金运作等方面优势明显,中国金融市场加快对外开放在短期内必将面临竞争加剧,传统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存在一定程度分流压力。但是,中长期来看,金融业国际化竞争加剧,有助于提升我国金融业发展水平,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一是练足内功,增强自身竞争力。国内金融机构需要认真分析自身与外资同业的差距,借鉴国际先进金融机构的丰富经验,在于国际同行竞争合作的过程中,补齐短板,增强国际竞争力。伴随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一步加深,企业信用重心下沉将成为趋势,国内金融机构要注重提高投研能力,提高风险定价能力。

二是迎接挑战,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伴随着金融业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未来跨境资本双向流动将呈现常态化,规模也将不断增大。这就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具体可通过推动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流通,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方式,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投资、结算方面的使用效率。

三是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进一步提升境外投资者交易便利化程度。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应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的产品创新,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开发相关对冲工具,增强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执笔:范洋)

要情文摘

中央要求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

【问题】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要保障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对策】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会议公告强调,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

要在省级统筹基础上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和纵向生态补偿机制。

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

东北地区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强干部正向激励,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实现全面振兴。

最严格的药品管理法将于12月实施

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前不久在北京闭幕,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修订案。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将于2019年12月1日施行。这是《药品管理法》自1984年颁布以来的第二次系统性、结构性的重大修改,将药品领域改革成果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上升为法律,为公众健康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问题】《药品管理法》是我国药品监管的基本法律。现行《药品管理法》于1984年制定,2001年首次全面修订,2013年和2015年两次修正部分条款。《药品管理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药品生产经营活动,加强药品监督管理,保障公众用药安全,促进药品产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以及药品产业的发展,现行《药品管理法》与党中央、国务院对药品安全的新要求,与人民群众对药品安全的新期待,与药品监管工作和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等都存在一定差距,鼓励创新的措施不多,违法行为处罚的力度不够,科学监管手段相对滞后。为适应当前的新要求、新期待、新形势,进一步完善药品安全治理体系,提升药品安全治理能力,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药品管理法》修订纳入五年立法规划,加快推进修订工作。

【对策】2018年10月,《药品管理法(修正草案)》提交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进行初次审议,并于会后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2019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药品管理法(修订草案)》进行审议。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并表决通过。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药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明确了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的药品管理工作使命,确立了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坚持风险管理、全程管控、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要求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督管理制度,全面提升药品质量,保障药品的安全、有效、可及。这些充分体现了《药品管理法》的修订,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尊重规律、坚持国际视野、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科学发展的鲜明立场、根本遵循和基本要求。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进一步明确药品安全工作应当遵循“风险管理、全程管控、社会共治”的基本原则,并以实施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为主线,进一步明确药品全生命周期质量安全责任,坚决守住公共安全底线。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强化药品全过程信息要求。从事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活动,应当遵循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保证全过程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和可追溯。

对药品研制、生产、流通环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也予以严格管理。规定从事药品研制,应当遵循药物非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保障药品研制全过程持续符合法定要求。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对药品上市后管理也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定建立年度报告制度,持有人每年将药品生产销售、上市后研究、风险管理等情况按照规定向药品监管部门报告。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还从药物警戒、监督检查、信用管理、应急处置等方面强化了药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的落实,细化完善了药品监管部门的处理措施,提升监管效能。

新修订《药品管理法》还强化了药品安全“社会共治”的理念,强化了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药品行业协会、新闻媒体等各方面的责任,齐心合力共同保障药品安全。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布局逐步完善

为了在更大范围进行改革创新的实践和探索,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彰显中国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个自贸试验区,并印发了总体方案。

政策背景:建设自贸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主要目的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从2013年9月以来,已经陆续设立了上海、广东、海南等12个自贸试验区,增设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政府职能转变等领域进行了大胆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了在更大范围进行改革创新的实践和探索,通过更深层次的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彰显中国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决心,党中央决定在山东等6省区新设一批自贸试验区。

政策意义:新设6个自贸区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自贸试验区战略布局,也能够主动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东北振兴、海洋强国、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在山东、江苏、河北新设自贸试验区,将实现我国沿海省份自贸试验区的全覆盖,连点成线、连线成面,形成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全方位发挥沿海地区对腹地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总体布局。在广西、云南、黑龙江新设自贸试验区,是我国首次在沿边地区布局自贸试验区,这将有利于通过改革创新助推沿边开放,辐射带动沿边发展,为我国进一步密切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提升沿边地区开放开发水平,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验。

政策内容:6个新设的自贸试验区提出了各有侧重的差别化改革试点任务。山东主要是通过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高质量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深化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江苏将通过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在打造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方面先行先试;广西将通过深化与东盟的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等,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河北将主要围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等,建设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新型工业化基地、全球创新高地和开放发展先行区;云南将通过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合作发展,建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黑龙江将通过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着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建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提升沿边地区开放水平,打造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

政策特点:总体方案以四个“突出”为标志的主要特点:一是突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充分借鉴现有自贸试验区成功的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提出各具特色具有系统性、集成性的改革试点任务。二是突出扩大开放。立足各自区位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更好服务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三是突出引领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战略叠加优势,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推动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聚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是突出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进一步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充分利用各地资源禀赋优势与区位优势,形成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试点格局,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政策建议:下一步商务部应当会同有关地方和部门,抓紧制定总体方案的任务分工台账,推动总体方案试点任务落地见效。同时,及时总结提炼经验做法,在全国复制推广,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

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创新机制更趋灵活

近日,科技部、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法人赋权减负、发挥法人主体作用、更好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重要保障。

政策背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2018年,党中央要求相关部门牵头研究制定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相关政策。今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相关自主权的若干意见》。这是针对事业单位群体中主要从事创新活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作出的专门部署,体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政策意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概要列举了高校、科研院所可自主决定科研方向和项目,经费使用、机构设置和人员聘用及合理流动,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管理使用法人财产等事项,但规定相对原则,实际执行中存在一些制度边界、条件、程序不清晰的问题。若干意见对于全面增强创新活力、提升创新绩效、增加科技成果供给、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内容:若干意见明确了坚持单位发展与国家使命相一致、坚持统一要求与分类施策相协调、坚持简政放权与加强监管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从4个方面提出了14项具体改革举措。一是在完善机构运行管理方面,强调要实行章程管理,强化绩效管理,优化机构设置管理。二是优化科研管理方面,提出要简化科研项目管理流程,完善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改进科研仪器设备耗材采购管理,赋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科研自主权,改革科技成果管理制度。三是在改革相关人事管理方式方面,要求支持用人单位自主聘用工作人员,自主设置岗位,切实下放职称评审权限,完善人员编制管理方式。四是在完善绩效工资分配方式方面,强调要加大绩效工资分配向科研人员的倾斜力度,强化绩效工资对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

政策影响:一是创新领军人才将拥有更大科研自主权。允许国家科研项目负责人根据有关规定自主调整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二是相关人事管理制度需要配套创新。如对本土培养人才和海外引进人才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三是绩效工资分配将更加完善。绩效工资分配要向关键创新岗位、作出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优秀青年人才等群体倾斜。

政策建议:权责对等是下放自主权的基本原则,有权不代表可以任性。若干意见在强调放权减负的同时,注意把握政策的平衡,在有效规范自主权运行方面作出了系列部署,确保自主权接得住、用得好、不出事。重点是强化内控机制建设、加强监督、严肃问责。对于政策落实不到位的要以适当方式予以通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予以严肃处理。

发改委发文力促加快贫困地区公益性项目建设

近日,为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严格落实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和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地市级配套资金的政策”,确保前期出台的扶贫政策不变、力度不减,加快贫困地区公益性项目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落实国家在贫困地区安排的公益性建设项目取消县级和西部连片特困地区地市级配套资金政策的通知》(发改投资〔2019〕1067号)。

《通知》提出五项具体措施。一是加强公益性扶贫项目统筹规划。对标对表党中央脱贫攻坚部署,围绕“五个一批”工程,聚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统筹规划公益性扶贫项目建设;二是适当提高公益性扶贫项目中央补助标准。对国家安排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项目,适当提高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标准;三是加大省级政府投入力度。落实省负总责的扶贫工作机制,发挥省级政府在扶贫投入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加强资金保障,拿出与脱贫攻坚需要相匹配的资金投入,加强对重点地区和重点任务的资金支持,不搞层层摊派;四是积极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发挥金融资金的引导和协同作用、社会资金的补充和促进作用。激励金融机构、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扶贫项目建设,建立多渠道、多元化脱贫攻坚资金投入机制。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项目的金融支持,缓解贫困地区投资压力。依法依规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等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扶贫项目建设;五是加强扶贫项目和资金监督管理。强化扶贫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全过程监督管理,加强绩效管理,完善奖惩机制。

内部报告

周小川:信息科技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尤其在电子支付方面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央行和监管部门也相应采取了一些新的动作,特别是较早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开展数字货币的研究,以及2017年相继停了ICO业务和比特币在国内的交易平台等,也引起了国际上高度重视。这些事件都导致国际上希望了解中国究竟是什么情况,中国金融管理当局都关心哪些内容,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什么。

针对新技术发展的金融政策一般原则

金融业本质上就是信息产业。金融业把信息处理看做是一种手段、工具,是一种科技对金融的支持,同时也确实认识到,金融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产业(IT)的发展。而IT界有人认为金融业就是信息产业。首先,金融业处理的东西,早期还有现金、黄金、保险箱等实物的东西,但之后的金钱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M1、M2,由于计算机化,所以都变成了计算机里的数字表达。其次,金融产品的定价,不管是贷款利率还是存款利率,都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决策,基本上也是一个信息处理行业。再次,金融交易,如果去上交所、深交所和外汇交易中心一看就知道,基本上全是数据处理和网络化通信在运作,以至于交易大厅早就变得没有必要了,保留下来或者是为了有时可以参观一下留作纪念;或者是有时作为开会搞活动的场所。此外,从IT行业来看,IT都有用户界面,可以认为银行、证券公司营业网点就相当于IT系统的用户界面,按终端屏幕的信息去跟用户打交道的地方,但是核心系统是IT,包括ATM也是一种信息系统跟用户打交道的界面。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中国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风波之后的发展基本上也可看出,凡是IT抓得好的银行,或者说投资去用大系统的,发展就快。总之,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金融行业跟IT的关系都太密切了,因此必须高度重视IT技术的发展对金融业的影响。

金融政策的制定必须对新技术非常敏锐,要有高度的支持性,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宽容失败。因为新技术应用会有失败,也有些技术还没有投产或者还没用好,就已经被另一种技术替代了。当前所热衷的东西未来究竟是什么情况,还很难说。比如,人民银行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Telecommunication是未来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一个核心关键,因此就开始着手抓卫星通信。当时地面通信尚没有好的技术,地面通信的传输力、可靠性和成本当时都不行,所以就搞了卫星通信,而且要从卫星地面站抓起。可是这个系统设计的400个C波段卫星小站还没有铺完,配套的设备系统还没有完全建好,就已经被后来的KU波段卫星通信和再后来的同轴电缆及光纤地面网替代了。这说明新技术的应用有风险,对此要宽容,应用系统的发展必须通过使用这些新技术向前推进,可能失败,也可能白花钱。这样的情况在金融科技应用里面有大量的实例。

金融业要对自己的技术需求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轻易受IT供给方的推销宣传所左右。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搞技术创新的人都会宣传自己的新发明、新创造、新产品,当然宣传的目的是希望别人去买,而金融系统历来都是IT技术的大买家。国际上IT技术供应的大公司,一度最重视的就是金融业客户。随着社交网络、视频等出现,银行系统在信息流量方面的占比已经下降了,但是,金融系统仍是大买家,所以IT发明创造了新产品,向金融业推销的力度仍是很大的。有些创新技术发明商在推销时往往强调这是革命性变化、颠覆性创新,或者是关乎国家安全。对此,金融业自己需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不能错过也不能误判颠覆性创新。与此同时,从全球来看,尽管技术发展很快,但真正出现颠覆性创新的并不是太多,多数还是一种所谓的线性发展,就是一步步往上走的,当然其中也包括对数线性发展的。如果真是出现颠覆性创新,不光是在技术应用方面,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框架,包括公共政策和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都会受到根本性的颠覆。当然这两者之间可能界限模糊,不完全是一目了然的。尽管供给方对新发明和新产品制造方面的推销,以及希望付诸应用的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对此还是要有清醒的认识。

当然也要清醒认知社会上存在着推销贿赂、打舆论战以及政治游说。事实上,若干大金融机构分管科技的副行长或者科技部门的老总,身边源源不断地围绕着各种供应商,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在推销自己的产品。这几年抓的腐败案子里,也有收受科技产品推销贿赂的案例。推销者往往夸大自己产品的性能、必要性,以及产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等。另外也会有排斥对手的做法,包括在推介国产芯片、国产加密产品时,可能会说其他厂商的产品对国家安全负面影响非常大。确实应高度关注国家安全、信息安全,但其中或许也不乏夸大之词。其做法实际上是在自身技术赶超方面还没有足够雄厚的实力,希望通过行政办法挡住竞争对手,对这种倾向应引起注意。也有人试图通过媒体和舆论战对政策产生影响,甚至动用水军来打网络舆论战。看着好像是产品、技术创新方面的内容,但是后面隐藏的利益也是不简单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中亚黑海巴尔干央行俱乐部曾经有一次讨论,介绍了网络巨头寡头化(oligarch)的问题,主要是说某些IT企业及网络巨头如何对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需要选票的政治家又是如何主动与他们挂钩的。很多政治游说(lobby)会对金融政策产生影响,其中包括金融技术的采购和应用问题。

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应主要依靠民间的研发力量,依靠市场竞争来优选和更新换代。从政策制定来说,总体要对IT保持敏锐、支持和宽容。技术的优化选择要依靠市场和民间的力量。技术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谁也不能在事前预估得准确和周全,技术选择也很有可能失误。回顾历史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从发展历程来看,如前所述,多数技术发展实际上还是线性发展,还是沿着历史的足迹逐步发展并更新换代的,比如大数据和云计算。第二,通过历史可以研究技术选择问题。虽然金融业“财大气粗”,最先进的东西都敢买,但是选择上还是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商业机构的选择出现失误还相对易于被接受,但如果是政府选择或央行选择,一旦失误就有很大的声誉风险。从金融界来讲,央行、监管部门尤其重视声誉,特别是央行。因为央行的声誉不光体现在科技路线上,更主要的是事关货币政策的声誉。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跟公众沟通,传递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定力。如果央行声誉受到损失,包括在搞数字货币时,如果有声誉损失,很可能其影响远非投资受损和技术系统报废所能衡量的。

央行在技术选择方面,要认真考虑自己的角色。首先是自身技术能力的供给问题。当新技术出现时,大家都有积极性,央行、监管部门也都会有积极性,但要看到真正实力强大、能够吸引人才的创造力还是在市场、在民间力量。央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助建立竞争性环境,使得最优的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通过竞争选优来实现应用更好的技术。也有可能未来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不存在最后的优胜者,而是因为进步速度很快,使得一种技术在某一个阶段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还会有另一项新技术出来,一浪接着一浪地往前推进。而且有可能在同一个时点上有两三项技术比较占优,但是并不见得谁能够有绝对占优的局面。这在科技上也是常有的现象,有可能在中间产生一种协调、通用、可切换的方法。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发展彩电时,彩电主要有三种制式:美国的NTSC,欧洲的PAL,俄罗斯和中东的SECAM。中国当时正好在选技术制式,但不容易选,因为选择就必须有取有舍,一旦选完了就不好改。当时中国选择了PAL,后来电子技术能力提高了,出现了能够把三种制式统一在一起的自动切换的IC芯片,结果问题就都解决了。手机也是这样,二代手机到三代手机,有GSM系统、CDMA系统(码分多址),多址技术又分CDMA、TDMA和FDMA。最开始GSM和CDMA是非此即彼,后来出现了一种手机是双卡双待,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说,有可能同时有两个技术不相上下,或者争得不可开交,在此过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些统一融合或可切换的兼容性措施,使得它们能够共存。

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监管部门要防范和应对“赢者通吃”的负面影响。“赢者通吃”会导致竞争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在中国的表现就是先抢流量再说,最早是先抢点击率,后来是抢流量、抢客户、抢份额,占了大头再说。在抢流量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烧钱”现象。对此,我们提出可以参照世界贸易组织(WTO)关于反倾销、反补贴的做法来加以应对,以利于公平竞争。如果用倾销和补贴的办法来抢占市场份额,先实现自己成为“赢者”,然后再把其他的竞争者打掉或兼并掉,这种做法会导致不公平竞争,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市场扭曲,事后会造成损失。这个损失一般在实业界可能比较有限,譬如在共享单车市场。但如果发生在金融界,这个损失恐怕会到难以承受的地步,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赢者通吃”有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直接补贴现在更主要是靠“烧钱”,烧风投的钱,烧ABCD轮融资的钱,最后烧IPO的钱。这个钱是可以先拿来烧,拿来抢流量,占市场份额,至于以后怎么样再说。在支付系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最开始为了抢客户,可能会动用客户的支付资金收益去补贴产品削价;也可以倒过来,如果产品销售赚了钱,为吸引客户的备付金(从银行转移到支付系统备付金),也可以去补贴理财业务收益,让客户向其聚集。这些方式在实业领域中其实并不奇怪,也已经反复发生了,但在金融领域涉及的金额则会非常大。所以大家看到,实业出了不正当竞争和扭曲,往往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而金融系统出了几件事后果就很严重。所以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要高度重视公平竞争问题。

还要提一下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要求,以防止新技术被滥用。目前,更重要的滥用问题是在深网、暗网领域中各种非法交易及其支付问题。深网和暗网中涉及毒品、人口贩卖、性交易、伪造凭证、武器交易等相当多的方面。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大家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看到的“芬太尼”问题,其中有些类似毒品交易是利用网上零售,发货方、收货方两边都是单次运作的匿名公司,也就是说注册一家公司就干这一件事,干完就再也没有业务活动了。交易支付用的是比特币,当然现在也可以是别的加密货币。这也给技术选择带来了问题,央行和监管部门需要特别关注。

面对多种挑战的金融政策选择

金融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将受到IT科技的影响。金融科技公司作为金融服务业的新进入者,有一些是拿到牌照的,有一些是没拿到牌照的。还有一些不想申领牌照,他们想做金融但不想受监管,更不想承担资本充实率、各项风险准备和拨备等高成本。这些新的金融市场进入者不但对市场格局产生影响,也会对监管格局带来重大的影响。新进入者,尤其是BigTech公司,对市场格局的影响会更加凸显。

另外一个入口是普惠金融,或者说的是为了普惠金融。有的人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子要求进入金融服务业,这也给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近来一个挑战是P2P网贷。P2P最开始出现时,实际上就有两个疑问(至少央行和监管部门是有疑问的)。一是它建立的基础是将来任何有钱的人,都可以自己通过审查借款人的信息和资信来决定是否贷款,从而有人预言未来银行会消失掉。因为大家都可以做,用不着搞一个机构专门去做。这从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忽悠”,是散布一种幻想。因为信贷的信息量很大,其专业性工作需要深度,往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事实上,在P2P上贷出资金的人,往往对这种非常详细的信息工作并无兴趣,多数人只是追求回报。二是新进入的金融科技公司也带来了监管问题,即是不是应该纳入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领域已明确提出需要关注影子银行的问题。那么中国P2P这个做法是不是影子银行?当时全社会对“互联网+”正高度推崇,各部门领导管的并不一样,有的特别关心学生贷款,有的特别关心农民贷款,但是不分管金融。因此,国内的确遇到了舆论方面的压力,所以监管部门压力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只监管发牌机构,谁在我这里申请牌照,我给了牌照了才归我管,否则我不管。对此,也有不少人明确表态说这不行,既然是影子银行,也就是没有拿到牌照的银行机构,如果不管,出了问题就会与国际金融危机时出现的问题类似,所以这是不行的。但是监管部门觉得压力大,所以不太想管。类似责任问题还曾发生在非法集资(当时问题还没有搞那么大)究竟由谁管的问题上。后来成立了一个部际联席会议,最后定的是让当时的银监会牵头。也就是说,出现了公共政策问题,虽然大家可以推来推去,但最后还是得有部门负责。近来P2P出现“一地鸡毛”的状况,各省报上来的问题金额加起来非常大,高层有人问这个事到底谁负责?最后是银保监会负责监管。所以说IT的发展对市场格局和监管格局都带来了挑战。

金融牌照与监管博弈。准入政策要定义金融业的边界在哪儿,谁是金融业,谁不是金融业?过去金融业内部分业也相当混乱,谁是证券业,谁是保险业,谁是银行业,谁是信托,这些划分历来有点头疼,以致涉及BigTech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浑水摸鱼。譬如最开始的支付行业,第一张第三方支付牌照给了支付宝,后来支付宝又挂了余额宝,于是就开始有争议了,余额宝里的钱究竟算支付备付金还是算存款呢?这涉及是不是银监会监管的问题。如果说算存款,就需要承担存款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要求。余额宝后来又挂上了天弘基金,而天弘基金就归证监会管了。如此,BigTech就可以在监管部门政策中间分段选择,谁的政策对我有利就向谁靠。所以,边界政策和许可政策中间也会出很多具体的问题。在动机上的问题是FinTech和TechFin既不想拿金融牌照,又想做金融业务,因为这是最节省成本的。商事制度改革后普通公司的注册一两天就可以拿下来,资本金也无要求,其他方面的要求也都非常松,而分类金融牌照既难获批又成本高,还要受更严格的监管。

尽管我们最开始就提出金融监管方要对新科技的发展保持敏锐、支持、宽容,但在初期对是否发牌照的问题,监管部门也不一定有那么足够的科技知识和清晰的科技预见性,所以发不发牌照确实很难办。如果不发,有可能压抑了某种创新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因此,如果想采取支持、宽容,或者说绝不当绊脚石,就需要非常慎重地运用许可、牌照的办法。

不同从业动机的激励政策选择。在许可和牌照之外,可能最重要的政策选择就是激励政策,因为激励政策是一个连续政策(不像牌照是个二进制政策),监管可以对其进行调整,鼓励做什么或者不鼓励做什么,激励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是正向还是转为负向,都可以连续变化。

经过若干年观察,不少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主要盈利模式是吃利差,真正关心的还是吃利差。从第三方支付业务的发展就可以看出,许多第三方支付机构比较少关心支付科技的研发运用和支付技术能给未来带来的效率和竞争力,它们真正关心的是备付金,说白了就是吸收存款。存款只要到手了,就赚钱了,但吃利差这件事央行和监管部门是可以调节的。备付金要不要严格托管?究竟能给多大利差?给的利差如果太大了,肯定都蜂拥而上;是否应该让它小一点,甚至让它是零,即只鼓励第三方支付公司靠自身的科技、效率去产生附加价值?也就是说,央行可以通过资金托管规则和利息政策所包含的激励机制去影响从业动机,使得公司能够靠正业生存发展。

更要防止自融。吃利差的钱不能放进公司自己的口袋里,因为吃利差的另一种动机更可怕,就是自融,拿了钱给自己用了,自己用了一旦出现风险,就出现违约,钱取不出来。一部分P2P出问题,与自融有很大关系。像云南泛亚和E租宝就可能干了很多自融的事,E租宝不仅自融甚至还转移到缅甸。在这之后还发生了一些比它们更严重的案例,有些尚未详尽公开报道,仍在处理过程中。此外,还有一些准金融机构打着普惠民生、发展金融市场等旗号,最后实质干的事是自融。自融可能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最初就是坏心眼,盯着客户口袋的钱想自融的;还有一种是最开始真想干普惠金融,但公司盈利模式不对,干着干着出风险了,亏损了有窟窿了,于是就开始挪用客户的钱而陷入自融了。

还有一种瞄向资本市场的不纯动机,本心就想炒市值,通过做多次融资,最后进行IPO,IPO以后高位出逃,这也是现在市场上的一种策略。这类的例子有美国加州的Elisabeth Holme和中国的乐视。这种动机下的策略涉及多个环节,很难用一个许可证、牌照就能管住。

利益输送、利益交换也是市场上见到的一种做法。通过利益输送、利益交换换来其他有用的东西,对其整体经营或个人有好处。除了贿赂和腐败,还有一种交换,输送利益换的是流量、市场份额,这个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一定要在激励机制上尽最大可能抑制不良动机。这样的动机和做法很难通过许可、牌照的方式解决,应该通过设立激励机制加以解决。激励机制的设计首先要防止以第三方支付(或者P2P等)打着搞金融服务的旗号,实际看中的是客户口袋里的钱,动机出现扭曲,政策设计上对此要提防。总之,千万不能搞错了激励机制,如果搞错了激励机制,相当于自己放火烧自己的楼。

问题机构的退出政策选择。因自融出问题的典型例子是第三方支付公司上海畅购,这家机构挪用了客户资金,无法清偿,问题暴露时大概亏空8亿元,当时的处置政策选择有哪些呢?第一个选择,要不要处理作为资金托管行的交行?交行当时觉得很委屈,说我们以为托管行就是建个账户,别的托管行也都不怎么认真管的。但问题是谁出事就要管谁。第二个选择,究竟是允许收购兼并还是让其破产清算?若允许收购兼并就可能请一家BigTech进来,对BigTech而言就是花一点钱再买一个牌照,而且还会提出其他交换条件,包括允许该BigTech可以开展某种业务等。这么做无疑就会产生道德风险:一是但凡公司业务搞砸了,就会有大公司来收购,客户觉察不到利益受损,干坏事的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二是客户会认为把钱放在哪里只取决于回报高,这样投资者也没有受到教育,市场的选择性也无从体现。所以,监管应“杀鸡儆猴”。最后对上海畅购处置选择的是没有搞收购兼并,没有向收购兼并者的要求妥协,而是搞了市场退出和破产清算。当然,这个窟窿本来可以由某家BigTech填补,但并没有由它填补,而是从央行稳定基金出钱,但这防止了道德风险,在多个方面提供了正面教育。历史上也常是这么做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垮台的信托投资公司,四大银行股改上市时比较难处理的历史包袱,其实都是由央行负责承担而防止了包袱转嫁的道德风险。所以在上海畅购破产之后,第三方支付的托管也得到了相当大程度的严肃化。最后是市场失败者的退出处置,力求防止道德风险。

力求建立公平竞争的政策体系。如果想通过竞争选优,来判断哪个技术或业务模式好、哪个不好,第一,要使竞争条件尽可能公平,差距不能很大,否则一定会出问题。比如,小贷公司和P2P网贷平台都是按照普惠金融的目的来建立的,但P2P过去没有资本金要求,监管也没有人实际负责,而小贷公司则明确要求必须主要用资本金来做贷款,杠杆不超过50%,多了不行。到底哪个政策好,也很难说,但至少说相似的业务很可能存在竞争条件不平等问题,市场上肯定会出现某种扭曲,甚至是套利。第二,基础的财务竞争性取决于通用且一致的会计制度,包括资本、不良、损失、拨备等各项主要指标的衡量,都是建立在会计基础上的,所以必须要有基本的制度。第三,要妥善应对“赢者通吃”,因为“赢者通吃”会妨碍通过竞争促进科技发展并选优的过程,只有通过公平竞争下的优胜劣汰,才能让整个社会经济收益最大化。对此可借用WTO关于反补贴、反倾销的理念,对市场竞争秩序和定价机制进行必要的管理。当然困难会很多,目前在实业领域呼声不高,个别人提议共享单车、滴滴打车的价格制定应该不含补贴,不烧投资者的钱去补贴、去抢份额,但目前这种舆论占不了上风,有关部门也没有迫切动机去管这件事。但在金融系统里这种做法风险会很大,因为金融系统是直接经营资金的,扭曲的竞争所形成的损失金额可能非常巨大,出了问题将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有些损失处置问题实际上尚未解决好,像泛亚和E租宝。所以,要从一开始就对交叉补贴、“烧钱”抢市场类做法出台相关金融政策来应对,尽管这样做可能会产生一些摩擦,产生一定的心理反差,引起业界的抱怨。人们已经看到,相比某个共享单车公司倒闭后产生的亏空,P2P网贷出问题造成的损失有可能大几个数量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得多。

此外,应提倡资本市场机构的社会责任。从风投行业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有一些金融政策引导它们对投资更加负责。如果拿钱去支持搞补贴占市场份额,对风投的投资回报不见得有利,对公平竞争的市场建设也未尽社会公共责任。当然,当全球流动性相当充裕时,从对冲基金到私募股权基金都有发展的空间,钱也非常的多,多到撒不出去的程度。但若按照证券市场的规则,不管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都应该明确披露资金的用途。人们希望这些资金用在科技研发、设备、网络上,而不是直接给补贴来抢客户、抢流量,至少金融界应坚持这种理念。

关于数据收集与应用的公正性问题。首先是Big Data,有了Big Data以后,数据怎么用?BigTech公司觉得可以向广大业界提供个人征信信息的公共服务。但最开始有的BigTech公司也许倾向于为本公司利益服务。所以有人提出,如果想干公共服务,应要有公共精神,服从公共服务约束和规范。如果信用评价、信用打分只是对自己公司有利,只要用户买自己的东西就可以多给分,或者安排其他的便利等,用这种方式来吸引用户,会影响公正性以及征信行业的竞争秩序。此外还带来一个问题,借用美国人喜欢用的词就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在美国,如果歧视妇女肯定政治不正确,歧视少数民族也是政治不正确。在中国,如果鼓励年轻人都去进行奢侈消费,而且靠借贷奢侈消费,谁奢侈品买得越多,钱花得越多,信用打分就越高,这个恐怕就是政治上不正确。其中一种情况是给大学生借钱,最后演变成鼓励大学生过度消费。债务过度之后必然造成另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催贷方式的问题,通常贷出方觉得又简单又不负法律责任的方式就是雇佣催贷公司,催贷公司干的暴力或准暴力催贷都由他们自己负责。前年在山东发生的大学生被催贷致死,就引发了公众高度关注。这涉及政治正确、道德正确的问题。

要关注非结构数据怎么使用。过去征信系统用的都是结构数据,基本上就是使用数据库,因为结构数据目前基本上都是合法合规的、政治正确的。也就是说,它包括个人身份信息、借贷历史,以及是否有违约等有限且判断上无争议的信息。如果使用了社交网络中的对话,或者社交网络的群组成分,就可能产生出很多新问题。比如,一些大数据公司的人查看了某用户的社交网络,发现他的朋友圈内都是有钱人,挂名都是总经理、总裁,花钱大方等,就认定此用户的信用好;反之,如果朋友圈内穷人多,则信用不好,这个判断很可能存在很大错误,而且政治上不正确,道德上也不对。所以,假如要提供大数据服务或者是公共征信,可以去探讨使用非结构化数据,但是应该将使用的模型或算法透明化,受公众的监督和评判,背后也还会有监管部门的监督评判,来评判这种运用是否合适。

再有一个就是可溯性责任。安然公司出事后导致全球五大会计事务所变成了四大,安达信公司必须承担失误的历史责任和投资人受到损失的相关责任。与此类似,征信也是要有公共责任的。此外,数据总会偶尔出错的,但通过什么渠道和程序可以更改,还是说总也不能更改?由于网络信息的分散化和网络传播,通常数据出错后都很难改。如果有一个中心,还可以有所判断,比如,若法官裁决信息出错,是可以修改的。但如果是去中心化的系统,多家分布式存放是很难修改的。一些人不断地要查个人征信系统,也有担心信息正确与否的问题。这些都涉及数据收集、应用及市场竞争的正当性。

试点的可控性、可退出性和“沙箱”。试点的可控性和可退出性联系着“沙箱”。从一开始听说“沙箱”到现在,它似乎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最早英格兰银行行长在BIS会议上介绍的“沙箱”,强调了实验边界的可控,以及试验后使对象系统能够完全还原,这样就不会造成额外损失。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做试点,但是同时需要能让它翻回去,最后复原且没有损失。后来,对“沙箱”又有不少概念上的描述和补充,说法也不尽一致。

对于可试点性,一个讨论对象就是支付系统。最早瑞士一家公司搞的数字货币是有形的(当然都是在终端设备里面的有形),几年以前作过介绍。当时的感觉是试用范围难以控制,尤其中国有14亿人口,很难控制,所以瑞士人也认为,最好找一个小国来实验,因为小国实验的评判和纠正比较容易,虽然不能要求“沙箱”全部还原,但是损失会很小。事实上,小国货币和大国货币的换代难度大不相同。有人抱怨人民币印得不够漂亮、材质不够先进,其实换代的技术早有准备,但人民币换一代需要很多个年头。不像一些百万级的小国,头3个月可以新币、旧币同时使用;3个月到6个月旧币可以到银行网点兑换为新币,但是零售中旧币不能使用了;而6个月后到一年间全国就只剩2家银行可以兑换;再以后可以留一个长尾,比如就只能在央行经过审查后可以兑换,不提供方便性。这样的换代在中国做起来则可能要十年,其中成本巨大,并且如果出错很难重启。当年我还在证监会任职的时候,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假身份证。上世纪90年代有人开户用的身份证可以是一麻袋一麻袋收来的,主要是为了操纵价格。于是证监会希望公安部能换一代新的身份证,但却得知换一代身份证需要10年时间。所以,数字货币如果能找小国做试点,成功并完善后,再在大国推广,是稳妥的。

部分中国人赌性比较强,虽然我们不专长研究这类规律,但是根据统计观察不得不承认,类似的非法集资或过度热衷于赌博式投机的事情在中国很容易出现。一个产品开发出来以后,如果很容易引发过度投机问题,或者会有较多的普通人上当受骗,且出现问题时群众会向政府抱怨,乃至上街抗议,那么这样的事情还不如停止其操作,又或者可以鼓励从小的受限的地方开始试点。比如,2017年,比特币和人民币之间的交易被停止,后来大量的比特币交易流向了日本。为此,如何保护消费者或如何保护零售投资人,也应是试点必须考虑的政策内容。

加密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百分之百现金备付。近几年,人民银行在国际上讲此事时,多次引述香港发钞100%的备付金的例子。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香港拥有两个发钞行: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回归过程中银香港成为第三家发钞行。三个发钞行的货币可以不一样,ATM完全统一也有一定的难度,三家行的钞票清分、回收、发放渠道、验钞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尽管香港金管局要求尽量统一,但未必百分之百做到,而允许求同存异、略有竞争。最根本的问题是三家行的钞票是否归属同一价值,靠的是各家发钞行每发行7.8港元,必须有1美元上交到香港金管局作为备付金,香港金管局会出具一份备付证明书,据此可以印刷钞票。但还会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如印出来暂入库存的是否计算在内?钞票M0流通后会放大为M1,要不要备付金?总之,这些都关系到币值是否切实能够稳定住。所以,我们主张如果试点数字货币或者类似的代币,应考虑有百分之百现金备付。可是马上会有创造新币的人提出争议,因为他们本以为印刷钞票是白赚钱的事,如果执行现金备付,岂不是断了财路?确实,印刷钞票不应是如此轻易赚钱的,而是要通过支付业务服务,体现其附加价值,同时还要保证在交割、清算、系统维护、清分、兑付等方面的激励机制。再者,还需要考虑公众利益的问题,支付机构不能只关注客户口袋里的钱,对于吸存吃利差的动机要防止,也不能自融,更不能想要通过印发钞票来直接赚钱,这都是需要加以制止的动机。比特币和某些加密货币的交易价值变动非常大,已导致其脱离常规支付业务,引起各方关注,业界也开始提倡稳定币,不能靠市场交易来形成其价值。但是,机制上如何实现

任何机构都有头寸管理失误、引发违约或破产的可能性。前面所说的百分之百备付金,不仅是自己声称的稳定,而且必须有牢靠的数量监控、托管规则及正确的激励机制,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人民银行推动的DC/EP(数字货币/电子支付)的设计思路。第一,既然要支持科技的发展,又要防止出问题,在DC/EP的设计上,不应预先选定某个技术,而是要依靠分布式研发,市场竞争,尊重市场的选择。既包括以账户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渠道上的改进、扫码支付之类的移动支付,也包括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DLT)类加密数字货币系统。第二,有些不同体系的技术可能会并行发展,可以鼓励多家协同发展和快捷切换,但主要是发挥市场积极性。事先不易确知谁家最好,大国央行也可以有自己系统,但是不着急进入零售支付环节,也不要认为自己就能够比别人做得更好。第三,央行需要准确测定核算并建立托管规则,实现百分之百备付金来保持稳定,同时校正激励机制。第四,试点还是要尽可能地限定范围,退出的事前设计就像写“生前遗嘱”一样,如果出问题怎么退出呢?要事先设计好。技术发明者、创新者也许不热衷此设计,央行应要求其做充分的设计。第五,要防止靠烧钱、靠变相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和交叉补贴)去抢市场份额并扭曲竞争秩序。

总的来说,科技发展带来的冲击很大,挑战也很多。今天主要聚焦金融科技对公共政策的挑战,科技发展与金融政策的相互作用。金融政策最重要的是有宏观调控性,一般业界不会考虑对宏观调控有什么影响,但是宏观调控者则必须有所考虑。宏观调控包括货币创造机制、偿付能力、风险防范和金融稳定。从监管的角度看,还需关心网络安全、防止欺诈、隐私保护,以及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这些问题也都涉及金融公共政策,其中有一部分还涉及立法。所以总结起来,既要强调大力支持科技发展,要敏锐和宽容,特别是要通过竞争机制进行选优;同时又要考虑金融稳定及宏观调控现有措施和政策的适用性,整体经济和消费者不会受到大的负面冲击,特别还要防止诈骗。要考虑普惠,以及重点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科技力量发挥正能量,也就是主要通过效率来改进金融服务。对于金融政策来讲,存在许多新挑战、新课题,需要大家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同时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研究,不断体会,不断积累,才能够做得更好。

(作者: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金融学会会长)

 

政策借鉴

安徽省打造智慧政务平台 部分事项“即报即批”

打造“慧办事、慧审批、慧监管”的智慧政务新模式,安徽省将打造智慧政务平台。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近日表示,安徽省智慧政务平台建设项目正在进行公开招标。项目将基于先进的智能语音、图像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智能引导、清单管理智能检测、服务搜索智慧精准等功能。

各类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全省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办理,推动一网通办,安徽省打造的“慧办事、慧审批、慧监管”的智慧政务新模式赢得了广泛关注和赞誉。正在进行公开招标的安徽省智慧政务平台建设项目是基于安徽省网上政务服务及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根据项目采购需求,平台建设将综合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适宜的事项开展智能审批,实现即报即批、即批即得。

安徽省智慧政务平台将针对安徽省网上政务服务及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互联网政务服务门户网站网上办事模块进行升级改造,支持政务服务网、自助办事终端、皖事通移动端等多渠道的政务服务事项智能申请。根据项目采购需求,针对申请人不清楚要办理的事情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和需要办理的事情包含哪些事项的情况,系统可以依托规则引擎结合申请人的用户画像实现对申请人办理该事项的资格进行预判。

安徽省政务服务平台将以跨城市证照审批办理为重点,建立长三角“一网通办”机制,在三省一市建立综合服务通办窗口,提供区域性一体化受理、收件、查询、发证等服务。根据项目建设需求,平台将依托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的统一身份认证、统一电子证照等公共支撑能力,实现长三角地区电子证照共享互认,至少30项企业服务事项和21项个人服务事项,有望在长三角地区实现“一网通办”。项目还将实现跨地区、跨平台用户漫游、服务切换,让服务无缝“换乘”。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