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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70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09-17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70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917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为何全球将进入低增长高动荡模式

如何看待近期密集发力的政策面?

工信部发文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

两部门:严格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

国务院:把做好“六稳”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连平:内外需求偏弱 逆周期宏观政策应加力提效

物价将保持平稳运行趋势

要情文摘

我国将扶持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惠性养老项目

我国力争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保持负增长

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意义重大

生猪稳产保供需要从整个产业链发力

工信部发文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

内部报告

央行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

如何在数字时代提供可竞争的市场

政策借鉴

辽宁全面推进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经济分析

为何全球将进入低增长高动荡模式

全球经济接力赛缺乏接棒者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领跑者,但全球的产业转移逐步从美欧转向东亚,如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使得美国和欧洲在全球的经济份额不断被侵蚀,日本也因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接棒者。

二战结束之后,日本从1946-1973年,平均GDP增速达到9.4%,90年代初,在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GDP规模大幅上升,到1995年,人口数量不足美国一半的日本,其GDP在全球占比达到17.4%,占美国的70%,这是迄今中国都尚未达到的全球份额水平。

90年代后期,随着日本金融泡沫的破灭,日本经济一蹶不振,被称之为失去的十年,之后依然维持在极低的增速,所谓失去的20年。正是这20年,中国经济迅猛崛起,GDP增速维持在10%左右的高增长。不过,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中国经济的体量尚不够大,美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的领跑者。

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纷纷出现了负增长,中国则在逆周期经济政策的刺激下,经济增速大幅回升,出口贸易方面,在2009年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制造业方面,2010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

因此,我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接棒者,应该从2009年开始算起。至于能不能称之为领跑者,则不能单纯依据GDP的增量或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因为从增量看,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即中国一年的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GDP,美国只相当于一个墨西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也早已全球第一。

从今后5-6年看,美国经济平均增速恐怕很难超过2.7%,而中国经济平均增速至少会维持在5%以上,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会不断缩小,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不减。

但是,中国经济从2010年至今,已经出现了长达九年的增速下行,尽管个别年份有回稳,但不改下行趋势。这也显著影响了全球经济的走势,毕竟全球经济增量中,中国的贡献超过30%。

那么,当欧美日经济走弱,中国经济增速也放缓的同时,又没有其他经济体在崛起呢?我们自然会想到印度,毕竟印度的人口数量将来一定会超过中国。印度GDP增速尽管连续五年全球第一,但其经济体量依然不足中国的四分之一,而且增速最高也就7%左右,与中国差距不大。

今年以来,印度已经四次降息,上半年GDP增速只有5.4%,低于中国近一个百分点,说明其经济并不具备持续高增长的能力。尽管莫迪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刺激经济,但多属于短期政策,而改革方面的举措较少。

纵观历史,全球性的制造业转移,从欧洲到美国,再从欧美到日本、亚洲四小龙,90年代以后,大规模转移到中国。如今,虽然有部分产业已经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印尼、印度等国,但总量并不大。并不是说没有转移的需求,而是缺乏承接力。中国是一个技术配套、市场容量、劳动力和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备且成体系的经济体,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取代的。

当然,21世纪全球的经济重心肯定在亚洲,因为亚洲经济具备后发优势,人口规模也是全球最大的,中国作为接棒者,将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份额。但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这一难以改变的现实,今后经济增速继续下行就难以避免。对全球经济而言,来自中国的需求下降,对于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的经济体更是雪上加霜。

此外,这轮经济下行过程是在利率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降息的空间和作用都有限。也就是说,面对经济下行,各国央行的可用手段会非常有限。

和平环境下的结构性问题固化——改革知易行难

人类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为和平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二战结束后至今,我们总体都是处在和平阶段,且已经持续70多年了。战争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但破坏之后又会重建,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旧体制反思和改进的过程。但和平的持续,则往往使得旧体制得以持续,虽然也会有变革和改良,却很难彻底。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观察资本/GDP的比例,发现从1700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规模大约是GDP的6-7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该比例才开始下降,最低到2-3倍。但战争结束之后,该比例又开始上升。到2010年,英国、法国的资本/GDP大约是5-6倍,德国为4倍左右。

从历史数据看,资本的收益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而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率基本与经济增长率一致,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就扩大了,并导致阶层固化。所以,他的主张是向资本课税以缩小贫富差距。

问题在于,对资本的课税会改变固有的利益格局,带来抵触或资本外逃,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稳定,这就是改革的两难之处。于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还发生了占领华尔街事件,就是因为美国传统产业的工薪阶层认为,华尔街通过玩资本游戏,获取了太多收入,而美国传统行业的工薪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实际上,资本收益率高于薪酬增长率问题,不仅导致了国内的收入不均,也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发达国家靠输出资本来获得投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获得薪酬收入,两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存在资本“掠夺”现象。

针对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IMF或世界银行对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建议,还是各国自身提出的改革思路,都不乏好主张,但问题在于,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也就是改革或者结构调整的口号叫年年喊,但似乎没有太多的进展。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金砖国家,除了中国依然表现突出外,其他国家似乎乏善可陈。

最典型的如南美洲国家,虽然自然资源非常丰富,前期发展也比较快,但似乎均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达到0.5左右这一危险区域。

在财富和收入分化及固化的背景下,实际上还面临一个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为我们正处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而且过去70多年的科技医疗发展水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阶段要高出很多倍,由此导致了人口大幅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大幅延长。为此,对于那些人口高度老龄化国家而言,不仅要承受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行,而且要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养老等保障费用,从而增加了债务负担。

因此,历史需要辩证地去看,和平值得珍惜,但也并非全是美好。在和平的环境下,人类逐利的游戏在制度的保障下一直可以玩下去,最终结果一定是少数人拥有了绝对多数的财富,少数国家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利益。和平的环境下,无论是游戏规则还是利益格局,都很难推倒重来,因为改革需要付出很大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在堆积,于是就发生了冲突,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往往就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

因此,战争与和平总是互为因果,尽管大部分人或者组织都崇尚和平,但同时又不肯舍弃利益,于是为战争埋下了种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战争呢?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近日撰文指出,当前有三个方面与1935-1945年间相似:债务周期,内部矛盾与外部秩序。长债与短债周期均临近终点,央行刺激的空间有限;贫富差距巨大、政治极化程度高,带来各种内部冲突;外部也在面临世界秩序重塑的压力。

他说的相似时间,恰好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时间(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不过,我觉得不会有战争,因为我非常认同《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各国的军备竞赛,核武器的拥有国越来越多,让发动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反而阻止了战争的爆发。

利益格局被打破——动荡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长期的和平环境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利益阶层固化。1925年,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了一个底层人士奋斗而最终梦灭的故事。后来,加拿大经济学家克拉克据此画出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

就美国而言,统计显示,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年占有美国38.6%的财富,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里总体呈下降趋势。

在这样一种贫富差距过大的事实下,特朗普把原因怪罪于贸易不平衡,认为这导致了美国工人的失业,并因此对美导致贸易逆差的主要国家提出贸易平衡的要求。特朗普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中低层的白人,实际上也反映了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

中美贸易实际上更多属于互补型的,美国出现的逆差,缘于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相对低成本劳动力,而美国则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耕地和现代化农业,于是,中国出口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加工品和美国出口低成本的农产品都是比较优势下的合理选择。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和结算货币,注定了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消除,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美方不能撇开资源禀赋的特点来要求贸易平衡。

特朗普可能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在引进外资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建成了产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世界工厂,而不仅仅是“世界加工厂”,使得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需要改写——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类产品与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的模式。

因此,当传统的外部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挑起贸易战也是一种策略,当年广场协议也是在利益格局被打破的背景下达成的。但贸易平衡只是一种借口,只要能给对方经济予以有效打击,何患没有其他招数呢?

而且,当国内利益矛盾难以解决,或者改革无法推进(如前所述)背景下,把内部矛盾外部化肯定是一个最好的借口,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也是霸权国家的通常做法。但问题在于,即便在外部冲突中占了便宜,最终还是无法解决国内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

因此,全球长期和平环境对各国内部所造成的问题,会伴随着和平的久远而越发尖锐,最终一定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动荡加剧。

即便像委内瑞拉资源那么富裕的国家,一样会陷入“饥饿”,即便当年大家都认为联盟是一种更经济、更能增强实力的模式,英国脱欧正在进行中,相信这仅仅是欧盟分裂的开始。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时候,往往是日子都好过的时候,一旦日子难过了,分的想法就多了。

当今时代,全球经济增速下行,贸易冲突、逆全球化、退群甚至推翻原有协议等事件还会继续发生,导致动荡加剧。从投资的角度看,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性需求还会继续上升。

                       (作者: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如何看待近期密集发力的政策面?

730政治局会议重提“六稳”以来,近期高层的政策表态与部署越发频繁。例如,9月4日国常会明确提及普遍降准和提前下达专项债额度等措施;9月5日国务院金融委会议强调金融机构要一手抓服务实体经济,一手抓风险化解; 8月31日,金融委第七次会议也指出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做好支持地方专项债发行的相关工作。

在笔者看来,密集的逆周期调控政策部署印证了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是政策面的必然调整,也体现了决策层多措并举稳经济、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决心。具体而言:

外部不确定性持续升高,提前布局应对冲击

近期中美磋商仍波折不断,谈判前景不明仍是短期内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最大不确定性。从数据来看,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今年1-7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下滑7.8%,金额减少208亿美元。笔者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口径计算了美国四类关税清单(160亿、340亿、2000亿、3000亿)所涉商品的美国进口情况,发现前期160亿、34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商品,6月中国对美出口下降分别为47%和38%,2000亿美元10%关税商品中国对美出口已下降34%。9月1日美方已对3000亿清单中的部分商品加征10%的关税,3000亿清单商品的对美出口未来很可能受到同样的影响。

尤其是,随着双方加征关税行为的不断升级,中国的消费品出口受到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按照2018年数据进行统计,截至目前美方公布的四批商品清单共涉及约4849.6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其中消费品约为1141.5亿美元,占比达到23.5%;按时间顺序来看,四批清单中消费品金额的占比分别为0.52%、3.68%、21.98%、38.90%。在此背景下,政策面已经在提前布局、积极应对,例如近期国办公布的“消费20条”中着重提及激发国内市场潜力、“拓展出口产品内销渠道”等内容。

货币政策基调逐步宽松,九月实施普遍降准的可能性很大

回顾来看,近期高层对于货币政策的表述呈现出了较为清晰的变化。从7月30日政治局会议的“松紧适度”,到8月2日央行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的“预调微调”,再到8月16日国常会的“推动实际利率水平明显降低”,9月4日国常会则直接提到“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政策工具”,整体基调在逐步宽松。

就实际经济情况而言,7月工业生产、社零、基建、制造业、信贷等各项经济金融数据表现均难言乐观;8月PMI则再次回落,发电煤耗等高频数据也并未显示出转好迹象。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通过降准释放资金、支持实体经济确有必要。

笔者统计了2014年以来的13次降准(含定向降准),国常会预先提及的共有四次(2014年4月16日、2014年5月30日、2017年9月28日和2018年6月20日),此后2-10天内央行均宣布降准。由此看来,虽然国常会预先提及的次数不多,但其政策指示意义仍相对可靠,短期内降准的可能性非常大。

此外,从降准空间来看,8月20日央行孙国峰司长表示,“过去积累了一定空间,未来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但总的来说这个空间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大”,此番表态谨慎认同了降准空间的存在。笔者的观察也与其说法一致,危机十年以来中国各类存款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平均累计下调了8个百分点;其中大型机构从2011年6月的21.5%调整至今年1月的13.5%,中小型机构则由19.5%下调至11.5%;“三档两优”之下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已下调至8%;客观来讲已经下调较多,但考虑目前金融机构的整体2%左右的超储率之后,中国在国际上仍处于中等水平,基本与美国、欧洲持平,短期内尚无须担忧空间问题。

利率并轨加速推进,LPR改革后可能运用MLF进行降息

利率方面,关键在于引导实际融资成本下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而8月LPR改革不仅释放出利率并轨提速的信号,还使市场产生了较为强烈的降息预期。

事实上,去年以来央行已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着力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但当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后一公里仍未明显见效。这一点在数据上表现的相对明显,去年以来相对市场化的利率如10年期国债收益率、DR007、SHIBOR-3M等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下行趋势,而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仍整体走平、仅小幅下降,且主要依靠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票据融资利率下行带动。

国际比较来看,当前全球降息周期已经开启,欧美主要国家国债收益率均呈现下行趋势,相较而言中国的水平仍然较高,引导利率下行是必然之举。例如,从一年期国债收益率来看,当前中国为2.6%左右,显著高于美国1.7%、日本、德国、法国则均为负值,五年期的表现也大体一致。

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未来央行通过下调MLF利率引导贷款利率下行的“降息”方式是比较确定的,可以期待近期落地。原因在于,新的LPR形成机制通过LPR与MLF利率挂钩、增加报价行范围、增加长期限品种等措施,使报价行的加点行为更具代表性、更加市场化;同时LPR本身作为市场利率,也保持了与政策利率的联动性,有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逐步引导实际融资利率下行。

专项债提前下达明年额度,扩大并进一步明确使用范围

财政政策方面,国常会提出“按规定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并扩大使用范围”。根据财政部数据,截至8月专项债发行已完成全年额度的93%,而基建投资仍未见效,提前下达额度将一定程度上保证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根据规定计算,此次提前下达专项债额度相对可观、最高可达1.29万亿。尽管实际使用时间还不确定,但会议明确提及“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在笔者看来,当前通过房地产刺激经济已成为历史,在较大下行压力之下,基建对经济的托底作用仍然关键,考虑到各地额度均接近使用完毕,年内大概率将开始使用提前下达的额度。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提前下达的专项债投向基建的占比将大幅提升,利好未来基建投资。国常会将专项债可用作资本金的重大领域扩大至多种交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生态环保项目、民生服务、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而且不得用于土地储备、房地产、置换债务及可完全商运作的产业项目。从笔者统计的数据来看,2019年1-8月,新增专项债主要用于土地储备和棚改,两者占比高达67%,与基建相关的其他项、收费公路和轨道交通合计占比只有32%,意味着专项债投向基建项目的比重偏低。此次国常会明确重点领域,并特别指出不能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等项目,有望大幅提升提前下达的专项债用于基建的比重。

当然,这一举措短期能否显著提升基建投资增速,还要看提前下达额度何时投入使用,以及合格项目的数量和落地情况。鉴于今年专项债发行量远高于去年且有前置,但基建投资依旧表现疲软,笔者倾向于年内基建投资将温和回升,而明年可能会受益于专项债新政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

防范房地产风险,融资政策不断收紧

政策加力的同时,防风险也并未有丝毫放松。在化解包商银行接管引发市场流动性分层、中小银行风险担忧之后,政策面的注意力已回到防范房地产风险上来,730政治局会议首次强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调控收紧突出体现在融资政策层面。

例如,5月份以来决策层开始了收紧房地产融资的又一轮监管动作,如银保监会23号文涉及诸多规范银行和非银(信托)地产前端融资的内容;6月底多家信托及银行机构被监管约谈或接受窗口指导;国家发改委也接连发文对房企海外发债进行规范;8月以来央行也连续释放房地产金融政策“严监管”信号;而近日上海银保监局全面摸底辖区内地产信托、通道业务,确保三四季度末两项业务规模持续下降。

5月融资政策收紧以来,房地产信托发行大幅缩量,房企发债净融资额转负、融资成本出现明显分化,房贷利率也恢复上行。市场处于持续降温之中,例如,土地成交方面,100城数据显示的成交面积增速和成交总价增速、溢价率结束前期的分化走势,在6月之后同步下行;销售也明显走低,30城数据显示一二三线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在8月均进入负增长区间。

在笔者看来,短期内监管出于降温土地市场、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对房地产融资政策再度收紧,已经显现出效果,而对未来房企资金端的考验值得持续关注。长期来看,730政治局会议的表态信号意义明确,房地产调控正向常态化乃至长效机制迈进,未来高层更多考虑的是处置房地产业高杠杆风险、以防风险来保障稳增长,同时降低其投资属性及对实体产业的挤出效应。

(作者: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工信部发文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

近日,工信部发布《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到2022年,制造业质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推动不少于10个行业或领域建立质量分级工作机制,完善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机制,提高企业质量和品牌的竞争力。

《意见》明确,要落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一是健全质量责任体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质量第一责任人。企业要建立质量安全控制关键岗位责任制,严格实施企业岗位质量规范和质量考核制度。严格执行强制性标准,主动对产品和服务质量进行声明,接受社会监督。执行重大质量事故报告及应急处理制度,增强质量安全风险防控能力。履行缺陷产品召回等法定义务,严格落实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依法承担质量损害赔偿责任,建立健全产品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机制。

二是加强全面质量管理。明确企业质量方针目标,建立覆盖全员、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提高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确保持续稳定地提供满足法律法规和顾客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优化顾客体验,提高顾客满意度。加强供应链质量管理,建立完善第二方质量审核制度,对重要供应商的质量、技术、工艺、设备和人员等进行指导和监督。积极应用卓越绩效模式、六西格玛管理、精益生产等方法,开展质量风险分析与控制、质量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体系升级等活动,全面提高企业质量管理能力。

三是推进质量文化建设。树立质量为先、信誉至上的诚信经营理念,强化全员质量意识,提升员工岗位技能,把质量诚信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培育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质量文化。鼓励设立首席质量官,积极组织开展质量管理小组、班组管理、质量攻关、合理化建议等群众性质量活动,加强优秀质量成果的内部推广和外部交流,持续改进质量管理。

《意见》提出,要增强质量提升动力。一是发挥标准带动作用。发挥标准对行业质量提升的支撑与引领作用,提高上下游产业标准的协同性和配套性,推动建立覆盖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标准群。加快重点领域质量安全标准、绿色设计与生产标准制定,推动标准实施。鼓励地方结合本地区自然条件等特殊要求组织制定地方标准,服务地方特色产业发展。鼓励企业和社会团体制定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和创新需求的标准,支持具有创新性、先进性和国际性的团体标准应用示范,支持地方开展标准领航质量提升工作,支持行业和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二是强化技术支撑作用。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生产,丰富产品种类,满足差异化消费需求。推广数字孪生、可靠性设计与仿真、质量波动分析等技术的开发应用,提升产品质量设计和工艺控制能力。持续推进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推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质量管理中的应用,支持建立质量信息数据库,开发在线检测、过程控制、质量追溯等质量管理工具,加强质量数据分析,推动企业建立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基础的全过程质量管理体系。

三是发挥品牌促进作用。引导企业建立以质量为基础的品牌发展战略,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形象。鼓励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建立健全品牌培育专业化服务体系,制定宣贯品牌培育管理体系标准,完善品牌培育成熟度评价机制,以品牌培育推动企业从“质量合格”向追求“用户满意”跃升。推动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引导集群内企业标准协调、创新协同、业务协作、资源共享,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推动产业链提质升级。加强品牌宣传推广,引领消费需求,增强消费信心,促进企业加快质量升级。

《意见》强调,要优化质量发展环境。一是倡导优质优价。鼓励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围绕产品性能、技术能力、用户需求等制定质量分级标准,运用检验检测、合格评定、满意度调查等手段,对重点产品试点开展质量分级评价,建立质量分级发布机制。以机械、钢铁、石化、建材、轻工、电子等行业专业化质量分级为试点,推动建立质量分级、应用分类的市场化采信机制。加大政府采购的引导作用,推动发布优质采购目录,鼓励在重大装备和重点工程中使用优质产品。

二是优化市场环境。加强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消费者投诉、产品召回等信息共享机制,引导行业对共性质量问题进行警示和改进。配合有关部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联合惩戒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为,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开放、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导地方和行业制定区域、行业质量提升计划,积极开展质量兴业、质量比对、品牌培育等工作,总结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单项冠军、质量标杆、专精特新“小巨人”、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等各类活动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加大宣传推广力度。

三是夯实服务支撑。加强质量基础能力建设,发挥各类公共服务平台作用,加大面向中小企业的质量和品牌服务供给。发挥国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作用,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并推广应用,提高企业质量技术水平。支持专业机构加强质量控制和技术评价能力建设,鼓励为企业服务。加快发展研发设计、工业设计、知识产权、标准验证、质量诊断、检测认证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推动行业检验检测实验室向公众开放,提高全民质量意识。

《意见》还指出,要加快重点产业质量提升。一是提高原材料工业供给质量。深入实施《原材料工业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加快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广清洁高效生产工艺,实施绿色化、智能化改造,鼓励研发应用全流程质量在线监测、诊断与优化系统。加快高端材料创新,支持航空、核能、发动机等关键领域材料的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建设,促进新材料应用验证及推广,形成高性能、功能化、差别化的先进基础材料供给能力。加快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和行业测试评价中心建设,支持开发稀土绿色开采和冶炼分离技术,加快稀土新材料及高端应用产业发展。支持开展重点原材料产品用户满意度调查,以用户为中心不断提升原材料供给质量。

二是增强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积极落实《促进装备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专项行动指南》。实施工业强基工程,着力解决基础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工业软件等领域的薄弱环节,弥补质量短板。加快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按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指南》规划,梳理产业质量升级亟需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目录,积极引导产业基金及社会资金支持,提高装备制造业的质量水平。

三是促进消费品工业提质升级。贯彻落实《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制定发布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推动轻工纺织等行业的创新产品发布。培育壮大个性化定制企业和平台,推动企业发展个性定制、规模定制、高端定制。持续开展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园区(平台)试点示范工作,提高创意设计水平,推动产品供给向“产品+服务”转变,促进消费升级。支持重点产品与国外产品质量及性能实物对比,支持临床急需药品先进技术应用和质量提升,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等关键领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提供信息实时追溯和查询服务,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四是推动信息技术产业迈向中高端。支持集成电路、信息光电子、智能传感器、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建设,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积极推进创新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加快发展5G和物联网相关产业,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强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关键基础软件、工业设计软件和平台软件开发应用,提高软件工程质量和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规范对智能终端应用程序的管理,改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用户体验。

两部门:严格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

近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规范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和管理,促进生猪生产发展。

通知指出,各地要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对禁养区划定的要求,依法科学划定禁养区。除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区等人口集中区域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养殖区域之外,不得划定禁养区。国家法律法规和地方法规之外的其他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禁养区划定依据。

通知要求,各地要在省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成立专门工作组,组织开展禁养区划定情况排查。全面查清本地区禁养区划定情况,建立分县工作台账。对以改善生态环境为由,违反法律法规规定限制养猪业发展或压减生猪产能的情况,一并排查。排查结果及调整后的禁养区划定情况要于10月底前报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备核。

通知强调,要落实工作责任,坚决、迅速取消排查中发现的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规定和超划的禁养区。对违反法律法规限制养猪业发展和压减生猪产能的情况,要立即进行整改。生态环境部将有关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超划禁养区的问题纳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和强化监督范畴,并适时开展专项行动。

通知明确,对禁养区内关停需搬迁的规模化养殖场户,优先支持异地重建,对符合环保要求的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批。加强对养殖场户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技术指导与帮扶,畅通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渠道。对确需关闭的养殖场户,给予合理过渡期,避免清理代替治理,严禁采取“一律关停”等简单做法。

国务院:把做好“六稳”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精准施策加大力度做好“六稳”工作;确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措施,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内需。

会议指出,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增强紧迫感,主动作为,把做好“六稳”工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围绕办好自己的事,用好逆周期调节政策工具,在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基础上,梳理重点领域关键问题精准施策。要多措并举稳就业,抓紧推进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和运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基金结余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研究进一步增加高职、技校招生规模和技能培训资金规模。保持物价总体稳定,落实猪肉保供稳价措施,适时启动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要切实落实简政减税降费措施,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着眼补短板、惠民生、增后劲,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今年限额内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要确保9月底前全部发行完毕,10月底前全部拨付到项目上,督促各地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坚持实施稳健货币政策并适时预调微调,加快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措施,及时运用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将资金更多用于普惠金融,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要压实责任,增强做好“六稳”工作的合力,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为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会议确定,一是根据地方重大项目建设需要,按规定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部分新增额度,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并扩大使用范围,重点用于铁路、轨道交通、城市停车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城乡电网、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等能源项目,农林水利,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等生态环保项目,职业教育和托幼、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冷链物流设施,水电气热等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专项债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二是将专项债可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明确为符合上述重点投向的重大基础设施领域。以省为单位,专项债资金用于项目资本金的规模占该省份专项债规模的比例可为20%左右。三是加强项目管理,防止出现“半拉子”工程。按照“资金跟项目走”的要求,专项债额度向手续完备、前期工作准备充分的项目倾斜,优先考虑发行使用好的地区和今冬明春具备施工条件的地区。各地和有关部门要加强项目储备,项目必须有收益,要优选经济社会效益比较明显、群众期盼、迟早要干的项目,同时也要防止一哄而上,确保项目建设取得实效。

连平:内外需求偏弱 逆周期宏观政策应加力提效

2019年8月制造业PMI为49.5%,比上个月下降0.2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在荣枯线以下。非制造业PMI为53.8%,比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其中建筑业、服务业景气度分别为61.2%、52.5%。综合PMI为53%,比上个月下降0.1个百分点。生产、订单、价格指数都在下降,反映出经济增长动能偏弱,下半年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不减。

制造业PMI五大分项指数四降一升,生产出现放缓,供需两端走弱。二季度以来制造业PMI已连续四个月在荣枯线以下,本月五大分项指数中生产、新订单、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指数下降,只有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上升。7月工业利润增速转正,8月工业生产高频数据也有回升,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呈逐渐上升趋势,高炉开工率有所上升,这与PMI的表现不匹配。这意味着制造业PMI并未受到近期工业数据改善而好转,更多是受到需求预期走弱的影响。尤其8月以来外部因素对制造业预期带来较明显冲击。此外,8月高温和雨水天气影响生产作业,对制造业景气度带来一定影响。

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下降,需求偏弱导致企业生产放缓。制造业新订单为49.7%,比上个月下降0.1个百分点。非制造业PMI新订单为50.4%,比上个月下降0.3个百分点。制造业和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同时下降,内外需求走弱压力加大。需求偏弱导致企业生产可能放缓,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9%,比上个月下降0.2个百分点。在非制造业中,服务业和建筑业订单指数都走弱。服务业新订单指数为49.4%,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建筑业新订单指数为53.9%,比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由于建筑业订单显著回落,可能影响下半年建筑业生产预期。8月新出口订单指数回升0.3个百分点至47.2%,可能受到美国再次加征关税的影响,出现抢出口现象。

需求偏弱导致企业缺乏补库存意愿,原材料库存和进口指数下降。原材料库存指数为47.5%,比上个月下降0.5个百分点。受内外需求走弱影响,企业生产经营较为谨慎,导致原材料库存指数趋势性下降。产成品库存指数为47.8%,高于上个月,但仍然偏弱,可能存在滞销现象。需求不振也影响到进口增长,进口指数为46.7%,比上个月下降0.7个百分点,预计近期进口将延续负增长。

供需两端价格指数下降,PPI可能持续负增长。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48.6%、46.7%,分别比上个月下降2.1、0.2个百分点,其中原材料购进价格下降幅度较大。8月主要生产资料价格中有54%的产品价格下降,32%上升,14%基本持平,生产资料价格下降的种类增多。供需两端价格走弱,预计8月PPI降幅将显著扩大。工业产品价格逐渐下行,近期PPI或将持续性负增长。

非制造业PMI小幅上升,主要受到建筑业景气度提升的带动。非制造业PMI为53.8%,比上个月小幅上升0.1个百分点,整体保持平稳扩张势头。建筑业PMI为61.2%,比上个月上升3个百分点,处于较高的扩张水平。扩大内需是下半年重要工作,7月末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大基建补短板力度,建筑业市场发展信心持续增强。服务业PMI为52.5%,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电信互联网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高,市场信心较好。受到台风和高温天气影响,旅游、住宿、交通运输等领域活动指数较低,是影响服务业PMI的主要原因。由于服务业和建筑业新订单指数都出现下降,表明非制造业领域同样存在需求放缓情况。

经济运行存在下行压力,逆周期调节力度需加大。PMI指数来看,生产、订单、库存、价格指数都在下降,反映出经济增长动能偏弱,下半年经济运行下行压力不减。面对需求走弱压力,宏观政策仍需加大逆周期调节,重点在于扩大有效内需。稳基建的力度需要加大,下半年专项债发行可以提额,着重于补短板领域和转型升级领域。继续推进减税降费工作,重点降低制造企业经营成本,促进企业生产、投资的预期改善,提振制造业信心。以LPR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融资成本。把促进消费政策要落实到位,拓展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秋季之后高温和台风天气影响减弱,随着积极政策逐渐显效,制造业PMI有望走稳或者反弹。

物价将保持平稳运行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10日公布的数据,8月CPI同比上涨2.8%,1-8月CPI同比上涨2.4%。未来一段时间,物价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趋势,全年CPI涨幅可控制在3%以内。

食品价格上涨是影响8月CPI的主要因素。食品价格上涨主要由肉类和鲜果价格上涨拉动。受非洲猪瘟疫情等因素影响,生猪产能下降较多,导致8月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6.7%,影响CPI上涨约1.08个百分点。此外,受中秋节临近和消费替代影响,牛肉、羊肉价格亦涨幅较大,分别同比上涨12.3%和12.5%,达到年内高点。受南方雨水较多、台风等自然灾害频发影响,鲜果价格同比上涨24%,虽较前月大幅回落15.1个百分点,但仍处于较高水平。

食品中猪肉价格有望保持稳定。当前猪肉价格上涨主要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并非需求旺盛;另外,稳定猪价的措施正陆续出台。近期,多个部门相继从养殖补贴、用地审批、禁养区划定排查、运输便利、信贷和保险支持等方面出台政策措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从稳定当前生猪生产、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同时强调,加大金融政策支持,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强化法治保障。

鲜菜和鲜果价格将回落。8月鲜菜价格下降0.8%,为同比连续上涨18个月后首次转降。随着夏末秋初供应量增加,鲜菜价格料继续回落。

从影响物价的非食品因素看,下阶段非食品价格涨势较弱。由于8月至11月PPI翘尾因素持续为负,预计未来几个月PPI仍将持续负增长。PPI负增长显示实体经济面临需求放缓压力,总需求对CPI将产生下拉作用。

可以看到,当前物价分化特征较为明显。一是CPI和PPI走势分化,CPI保持较高水平,PPI持续负增长;二是CPI内部分化,食品价格特别是猪肉价格上涨,非食品价格和核心CPI下降。在物价分化的情况下,一方面要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扩大有效需求;另一方面要防范结构性物价上涨,增加生猪养殖和猪肉等食品供给,保持供需平衡。

总体来看,未来物价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货币政策仍有较大操作空间。需要注意的是,在降准政策影响下,要防止投机资金推高商品价格,扰乱市场秩序,形成通胀压力。

要情文摘

我国将扶持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惠性养老项目

近日,国家发改委、民政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印发《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19年修订版)》,提出支持面向社会大众的普惠性养老项目,为老年人群体提供成本可负担、方便可及的养老服务。

【问题】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之一。然而,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还存在一系列问题,概括起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财政投入不足且投入方式不合理。财政对于养老服务的投入远远不足,难以维持养老机构的基本运行需要,更难以提升管理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较少。没有建立有效的基本养老服务财政转移支付机制,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之间在养老服务方面的投入责任如何划分也不清晰。财政投入养老服务的方式不合理,在“保基本、兜底线”方面的支出不足,对于市场、社会的引导、培育和支持不够。投入方式也存在问题,“补床头”与“补砖头”较多,而“补人头”较少,不利于养老服务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养老服务质量的提升。

其次,政府在养老服务中的职责定位不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没有理顺,政府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比如对养老服务特别是养老机构的准入和管制过多,程序与手续繁琐,服务却不到位,在资金支持、宣传引导、统筹规划、政策制定、法制建设、监督管理、人才培养及其他保障措施等方面缺位。政府在基本养老服务中的兜底功能未能充分体现,“三无”人员、贫困老年人、失能失智老年人的服务供给不到位。政府对养老服务中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培育与支持力度不足。此外,政府相关部门之间权责不匹配,缺乏有效的部门协调机制。

最后,养老服务政策操作性和精准性不够。养老服务政策条文过于简单,一般化、原则性、笼统性内容较多,具体、具有操作性的内容较少。缺少养老服务政策的配套实施方案,尤其是对一些综合性的政策文件,缺乏与之配套的实施方案。政策的精准性不够,缺乏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分类指导,缺乏考虑对不同人群差异化养老服务需求的满足。一些养老服务政策文件提出了保障措施和有关要求,但是并没有将其纳入考核体系中,缺乏强制力与约束力。政策出台部门对政策实施的跟踪检查和监督、评估不够,政策实施的目标和效果难以保障。缺乏养老服务政策实施效果的奖惩机制,影响地方落实政策的积极性。

【对策】此次三部门联合印发的《方案》确定了工作目标,形成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养老的有效合作新模式,参加城市每千名老年人养老床位数达到40张,护理型床位占比超过60%,医养深度融合,力争实现“三提升”“两下降”“一满意”的目标。“三提升”是普惠性养老床位数量明显提升,服务质量明显提升,企业效益明显提升。“两下降”是通过土地、金融等多种政策组合支持,推动企业建设运营成本下降,服务价格下降。“一满意”是让更多老年人受,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养老服务的满意度。

《方案》明确了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的内容:一是支持养老服务骨干网建设,夯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嵌入式、分布式、小型化的养老服务设施和带护理型床位的日间照料中心,支持连锁化、综合化、品牌化运营,增加家庭服务功能模块,强化助餐、助洁、助行、助浴、助医等服务能力,增强养老服务网络的覆盖面和服务能力。二是支持专业化、医养结合能力突出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强化对失能、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服务。三是支持内含老年大学等学习场所的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四是支持普惠旅居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结合各地区资源禀赋状况,形成季节性地方推介目录,加强跨区域对接联动,打造全国普惠旅居养老市场。此外,支持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培训疗养机构转型发展以上4类普惠养老项目。

《方案》还指出了建议各地纳入本地区相关规划的内容:一是加强养老服务联合体机制建设。以专业化养老服务机构为核心,与养老服务骨干网组成“1+N”联合体,推行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融合发展,强化技术指导、人员培训和对接转介,提升区域内养老服务整体水平。二是加强医养结合服务合作机制建设。引导专业化医疗资源与养老服务的对接,强化老年疾病预防、诊治、康复和护理体系建设,建立稳定高效的转介机制和健康支持体系,为区域老年人提供优质医养结合服务。鼓励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创新合作模式。三是加强老年人产品应用推广。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人工智能养老产品的研发、生产、适配和租赁服务。持续推动智慧健康与养老产业发展,加强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产品在养老服务领域深度应用。四是加强老年人文化体育和老年餐桌等生活设施建设。五是加强社区居家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

《方案》提出,综合利用各种政策工具,制定养老服务补短板组合融资实施方案,将普惠养老城企联动专项行动城市作为样板,综合采用“补贷债基购保”,降低建设运营成本。鼓励银行、保险、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参与合作,对专项行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金融服务。引导战略合作机构积极对接项目,并针对性开展金融产品创新。中央预算内投资采用差别化补助的方式,按每张养老床位2万的标准支持居家社区型和医养结合型机构建设,1万的标准支持学习型和旅居型机构建设。项目同时符合多种支持类型的,按照最高标准进行补助。原则上每个城市年度补助床位数不超过10000张,高于年度补助床位数上限的按10000张补助,或者分年度实施。建设任务跨年度的项目,可以分年度安排。

我国力争到2020年化肥使用量保持负增长

近日,农业农村部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841号建议的答复中表示,力争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保持负增长。

【问题】使用化肥为我们实现粮食增产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几十年的单一使用化肥,已经完全过量,甚至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化肥中不含有机质、腐殖质,因此大量使用化肥,土壤由于有机质和腐殖质的缺乏,土壤团粒结构遭到破坏,造成土壤板结,农植物产量下降。由于作物不仅仅需要氮磷钾,同时还需要钙铁锌硒等许多微量元素,而化肥一般成分比较单一,所以长期使用化肥必然导致土壤中所含养分趋于单一,易使作物营养失调,从而导致作物内部转化合成受阻,必然导致作物品质下降,瓜不甜,菜不香。大量施用化肥,易使蔬菜中硝酸盐含量超标,而亚硝酸盐与胺类物质结合形成N-亚硝酸基化合物为强致癌物质。化肥的长期低效施用,往往造成土壤中某些元素的过分积累和土壤理化性质的变化及环境的污染。从中国大量使用化肥看,越使用化肥,地力就越下降,就越依赖化肥,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过量使用化肥极易使庄稼倒伏,而一旦出现倒伏,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过量使用化肥还容易发生病虫害。使用过量的氮肥,会使庄稼抗病虫害能力减弱,易遭病虫的侵染,继而会增加防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食品的安全性。一旦食用受污染的农产品,就会对人类身体造成严重威胁,引发中毒及诱发其他病症。

过量使用化肥造成了土壤污染及土地肥力下降,而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任何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之一。土壤质量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农产品安全、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而且关系到一国国土资源环境的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每10年开展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要求,环境保护部会同有关部门于2016年10月启动了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暨土壤污染状况详查,为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服务管理决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基础支撑。农业污染源是普查的重要内容,包括污染物种类和来源、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有关普查结果将于2019年汇总发布。

【对策】农业农村部表示,下一步将根据土壤污染普查结果,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合理确定化肥用量,明确减量目标,指导化肥减量工作有序开展。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抓手,深入推进化肥减量增效,力争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保持负增长。

一是调优结构减量。调减高纬度干旱地区和土地贫瘠地区玉米种植,减少化肥投入。同时,优化氮磷钾配比,优化产品结构,加快推广新型高效肥料。

二是精准施肥减量。推进农机农艺融合,推广机械施肥、种肥同播、机械深施、适期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提高化肥利用效率。

三是有机肥替代减量。结合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大力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用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

四是加强监督考核。结合生态文明建设评价考核和农业绿色发展评价考核,完善考核指标,强化结果运用,督促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化肥减量增效。

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意义重大

近日,外汇局发布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经国务院批准,外汇局决定取消QF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

政策背景:我国先后于2002年和2011年分别实施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合称“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近年来,国家外汇管理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部署要求,深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改革,完善审慎管理,取消汇出比例限制,取消有关锁定期要求,允许合格境外投资者就其所持有的证券资产在境内开展外汇套期保值等,极大便利了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随后,明晟(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以及彭博巴克莱等国际主流指数相继将我国股票和债券纳入其指数体系,并稳步提高纳入权重,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投资需求相应增加。截至今年8月末,我国QFII投资总额度3000亿美元,共计292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获批投资额度1113.76亿美元;RQFII制度已从中国香港扩大到20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总额度19900亿元人民币,共计222家RQFII机构获批6933.02亿元人民币投资额度。今年以来,国家外汇管理局多次发声,将改革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考虑放宽甚至取消QFII管理额度。如今,这一意向决策终于落地。

政策意义: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是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提升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为我国金融市场稳步开放和深化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开放,服务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大改革,也是进一步满足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投资需求而主动推出的改革举措。取消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有助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提升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政策内容: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是外汇局在合格境外投资者外汇管理领域的又一重大改革举措。外汇局表示,今后,具备相应资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只需进行登记即可自主汇入资金开展符合规定的证券投资,境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便利性将再次大幅提升,中国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也将更好、更广泛地被国际市场接受。此次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时,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也一并取消。同时,外汇局正在按程序报请国务院取消相应行政许可项目,待批准后,由国务院统一对外公布。

政策点评:此次全面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标志着我国资本项目开放取得重要进展,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助于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一方面,境外投资者会增加中国股票和债券的配置规模,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另一方面投资主体多元化也有利于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建设,提高资本市场效率,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相比其它投资渠道,QFII/RQFII机制具有独到优势。QFII/RQFII有助于将中长期资金更为直接地引入在岸市场,有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稳定。此次取消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的重大决策,这是众多外资机构翘首以盼的政策,扫除了此前存在的额度和准入方面的一些限制,并将大大提升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参与度。取消QFII/RQFII投资额度为境外资金尤其是长期资金进一步扩大投资我国金融市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以看做是前期多项开放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

保障措施:在投资额度限制取消以后,外汇局将立即着手修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2018年第1号)等相关法规,明确不再对单家合格境外投资者的投资额度进行备案和审批。届时,境外投资者在获得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相关资格后,应委托境内托管银行按规定办理相关登记,凭外汇局出具的业务登记凭证在托管银行开立专用资金账户及办理后续资金汇兑等业务。国家外汇管理局在继续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将加强“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防范跨境资金大进大出的风险,有效维护外汇市场稳定。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不断采取有力措施扩大对外开放,支持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金融市场,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程度。同时,在开放中适应开放,切实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生猪稳产保供需要从整个产业链发力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猪肉价格持续高位,多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举措保供稳价。9月10日,稳产保供政策再加码,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意见》从稳定当前生猪生产、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同时强调,要加大金融政策支持、保障生猪养殖用地、强化法治保障。

政策背景:今年以来,受非洲猪瘟疫情、猪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生猪供应出现紧张,猪肉价格上涨明显。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8%,与上月持平。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0.0%,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1.93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同比上涨46.7%,涨幅比上月扩大19.7个百分点。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36周(8月30日-9月5日),猪肉价格为每公斤34.49元,环比上涨7.6%,同比上涨75.5%,为今年第23周(5月31日-6月6日)以来连续第14周上涨,区间累计涨幅达67.18%。另据商务部“商务预报”公布的数据,8月26日至9月1日,猪肉批发价格为每公斤34.59元,环比上涨8.9%,为5月27日至6月2日当周以来连续第13周上涨,累计涨幅67.09%。

作为与广大民众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猪肉价格的上涨也引起了国家的关注,近期召开的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谈及了猪肉。8月21日召开的国常会指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供应,事关“三农”发展、群众生活和物价稳定。9月4日,国常会要求,保持物价总体稳定,落实猪肉保供稳价措施,适时启动对困难群众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从部委层面来看,8月末至今,农业农村部、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多部门相继10次表态,力促猪肉保供稳价,支持生猪生产发展。具体来看,上述措施涵盖生猪养殖的多方面,主要包括基础设施、养殖用地、运输、贷款贴息、保险及补贴补助等。

政策意义:包括国务院办公厅此次发布的《意见》在内,20天内12次出手,足以看出官方对稳定猪肉价格的重视。近期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很大程度上免去了养殖场户的后顾之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通过一系列政策扶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殖户因市场效益不好、资金短缺导致的生产经营困难,有助于提振和稳定信心,降低生猪养殖风险,进而可以让更多养殖户参与进来,推动市场供给恢复。

政策内容:《意见》指出要以保障猪肉基本自给为目标,立足当前恢复生产保供给,着眼长远转变方式促转型,强化责任落实,加大政策扶持,加强科技支撑,推动构建生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意见》在加快构建现代养殖体系方面明确提出推动生猪生产科技进步。加强现代生猪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提高良种供应能力。加大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投入,推动核心育种场建设与生猪产能相适应,支持地方猪保种场、保护区和基因库完善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方猪种保护与开发。在完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方面,提出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强化疫病检测和动物检疫、加强基层动物防疫队伍建设三项具体措施。此外,在健全现代生猪流通体系方面,除了加快屠宰行业提档升级外,《意见》还提到要变革传统生猪调运方式,实现“运猪”向“运肉”转变,逐步减少活猪长距离跨省(区、市)调运。

政策点评:育种问题是国内养猪业的一个核心问题。目前我国的种源自给率比较低,没有完善的育种体系,很多时候都需要到国外引种。我国一直是从国外引进优良种源,然后在国内扩繁。但是扩繁出来的品种是不断退化的,所以过一段时间就又需要去国外引种,很受制于人。《意见》提出提升核心种源自给率,提高良种供应能力,是着眼于生猪养殖的长远发展。《意见》提到的加快推进生猪全产业链信息化对于提升繁育体系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信息化平台可以比较精准地监测到哪个品系的猪生长速度快、产仔数多等繁育性能。由于从育种到扩繁再到商品猪的销售流通,甚至到最终的食品终端,整个产业链都是打通的,就可以倒推到上游的育种源头,从而为养殖场选取更好的种源提供选育依据。在养殖场普及智能养猪设备还可以极大降低人、车、物与猪接触的频率,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疫情的接触传播,同时可以使整个饲养过程更精细化,提升养殖效率。

保障措施:在提升动物疫病防控能力方面,要统筹做好非洲猪瘟以及口蹄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加快非洲猪瘟疫苗研发。加强疫病防控技术培训和分类指导,提升养猪场(户)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实施生猪良种补贴,推广人工授精技术,积极支持养猪场(户)购买优良种猪精液。推进生猪养殖抗菌药物减量使用,实施促生长抗菌药物退出计划,研发和推广替代产品。加快推进生猪全产业链信息化,推广普及智能养猪装备,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另外,还要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构建生猪主产区和主销区有效对接的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网络。鼓励屠宰企业建设标准化预冷集配中心、低温分割加工车间、冷库等设施,提高生猪产品加工储藏能力。鼓励屠宰企业配备必要的冷藏车等设备,提高长距离运输能力。鼓励生猪产品主销区建设标准化流通型冷库、低温加工处理中心、冷链配送设施和冷鲜肉配送点,提高终端配送能力。

工信部发文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

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快提升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促进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列出的主要目标为:到2022年,制造业质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质量基础支撑能力明显提高,质量发展环境持续优化,行业质量工作体系更加高效。建设一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与团体标准协调配套的标准群引领行业质量提升,推动不少于10个行业或领域建立质量分级工作机制,完善重点产品全生命周期的质量追溯机制,提高企业质量和品牌的竞争力。

其中提出,要加快重点产业质量提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提高原材料工业供给质量。深入实施《原材料工业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年)》。加快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广清洁高效生产工艺,实施绿色化、智能化改造,鼓励研发应用全流程质量在线监测、诊断与优化系统。加快高端材料创新,支持航空、核能、发动机等关键领域材料的生产应用示范平台建设,促进新材料应用验证及推广,形成高性能、功能化、差别化的先进基础材料供给能力。加快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和行业测试评价中心建设,支持开发稀土绿色开采和冶炼分离技术,加快稀土新材料及高端应用产业发展。支持开展重点原材料产品用户满意度调查,以用户为中心不断提升原材料供给质量。

增强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积极落实《促进装备制造业质量品牌提升专项行动指南》。实施工业强基工程,着力解决基础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工业软件等领域的薄弱环节,弥补质量短板。加快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提高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降低能耗、物耗和水耗。按照《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投资指南》规划,梳理产业质量升级亟需的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目录,积极引导产业基金及社会资金支持,提高装备制造业的质量水平。

促进消费品工业提质升级。贯彻落实《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制定发布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推动轻工纺织等行业的创新产品发布。培育壮大个性化定制企业和平台,推动企业发展个性定制、规模定制、高端定制。持续开展纺织服装创意设计园区(平台)试点示范工作,提高创意设计水平,推动产品供给向“产品+服务”转变,促进消费升级。支持重点产品与国外产品质量及性能实物对比,支持临床急需药品先进技术应用和质量提升,开展婴幼儿配方乳粉等关键领域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提供信息实时追溯和查询服务,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推动信息技术产业迈向中高端。支持集成电路、信息光电子、智能传感器、印刷及柔性显示创新中心建设,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积极推进创新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加快发展5G和物联网相关产业,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强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关键基础软件、工业设计软件和平台软件开发应用,提高软件工程质量和网络信息安全水平。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规范对智能终端应用程序的管理,改善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用户体验。

内部报告

央行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

8月16日,国常会提出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8月17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称,8月20日将首次发布新的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一、核心观点:市场化、改革式降息

(一)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

当前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物价通缩,该降息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降息潮、730政治局会议宣告货币政策重回宽松,且汇率破“7”、核心CPI保持稳定、PPI负增长通缩,表明货币宽松的空间已经打开,时机已经到来。

7月社融、信贷、M2数据全面回落,宽货币到宽信用政策效果较差,原因由于企业实际利率并未下降、流动性投放渠道收窄、资产价格低迷难以起到抵押放大器效应。社融领先实体经济和投资,意味着下半年到明年上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三驾马车全部放缓,出口低迷,投资不振,消费下滑。

(二)央行周末推出的LPR形成机制改革,实为“市场化、改革式降息”措施,通过调控公开市场政策利率引导降低银行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和企业实际利率水平

8月17日,央行发布公告,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决定改革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形成机制。此次改革主要四大变化:1)LPR报价方式由参考基准利率改为参考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即以中期借贷便利(MLF)为基础加点形成;2)增加5年期以上的期限品种,为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贷款的利率定价提供参考;3)报价行在全国性银行基础上增加城商行、农商行、外资行和民营银行各两家,从10家全国性银行变为18家;4)报价频率降低至每月一次。

改革后,LPR利率将由18家银行在MLF操作利率的基础上,根据各行自身资金成本、市场供求、风险溢价等因素加点形成。央行要求其他银行应在新发放的贷款中主要参考LPR利率定价,并在浮动利率贷款合同中采用LPR利率作为定价基准,实现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并轨。

(三)此次LPR形成机制改革后,我国未来的降息机制将与过去显著不同,将由降低基准利率变为降低MLF操作利率

此次改革后,未来我国的降息从过去降低官定基准利率,到通过降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引导债券利率、贷款利率及实际利率下行,逐步靠近英美利率渠道传导模式,利率传导效率将会显著提高。

当前MLF利率自2018年4月以来一直保持在3.3%水平,在我国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物价通缩、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未来降低MLF操作利率是大势所趋。

(四)此次改革有助于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并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不畅,政策利率、银行间市场利率、交易所市场利率、贷款利率及非标利率均存在割裂,尤其是由于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存在,使得宽货币政策难以传导至与实体企业融资最为相关的实体经济融资利率。此次LPR机制改革,实质上就是为贷款利率定价提供新的市场化定价基准,推动各类银行贷款利率与政策利率直接挂钩,对于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疏通利率传导渠道、降低我国实体企业融资成本具有积极意义。

(五)当前除“融资贵”外,“融资难”问题突出:流动性分层、融资身份歧视是当前实体企业融资传导不畅的重要原因,需要通过改革、市场化的方式解决

当前国企与民企流动性分层问题严峻,导致宽货币政策下,民营和中小企业流动性仍紧张,民营企业贷款占比及增速显著下降,民企信用利差远高于央企和地方国企,且呈扩大趋势。究其原因,一方面宏观政策叠加,好的政策初衷在实际效果上出现偏离,误伤民营及中小企业;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升级,而我国民营企业是中国出口创汇主力,出口放缓对其影响最大。

当前民营企业占据的信贷资源与其经济贡献完全不相匹配,且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政策叠加进一步加剧融资身份歧视和流动性分层问题。在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456789”,即:民营企业用40%左右的银行贷款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近年来民营企业融资形势恶化,贷款占比与增速显著下降。2013-2016年,民营企业贷款占比从45.2%持续下降至39.0%;2018年下半年政府大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民企贷款占比才重新回升至40.7%。小微企业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自2017年9月后快速下滑,由15.66%下降至8.94%;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于2019年初回升至9.56%。

(六)在中小企业信用风险高启背景下,银行可能会更加惜贷慎贷,加剧融资难问题

合理的贷款定价=资金成本+业务成本+合理利润+风险溢价,是一个基于实际贷款业务的合成价格,此次改革通过改变LPR形成机制指导贷款利率变化,推动贷款定价下行,实际挤压风险溢价空间。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银行对于中小企业信用风险上升的担忧加大,一旦中小银行对应的中小企业客户风险溢价不足以覆盖不良时,则会更加影响银行授信意愿,惜贷慎贷,从而形成信用收缩与企业经营恶化的恶性循环。

(七)7月PPI时隔3年转负,企业利润下滑、实际利率上升,资产负债表恶化,可能进一步降低银行信贷投放意愿,要警惕“通缩去杠杆”

好的去杠杆是温和通胀去杠杆,使经济维持适度通胀,收入上升速度大于债务增长速度,有效增强偿债能力。要防止通缩去杠杆带来的收入增速降低、偿债能力持续减弱,落入债务通缩循环,也要防止恶性通胀去杠杆带来的债务违约、财富转移。当前PPI时隔3年转负,企业实际利率上升,盈利下滑、资产负债表恶化,未来银行借贷意愿可能进一步降低,要警惕经济进入通缩去杠杆。

(八)对此次完善LPR形成机制改革、市场化改革式降息应该给予肯定,但同时,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其效果的局限性及经济金融领域的深层次矛盾,防止雷声大雨点小、花架子多企业实惠少面对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未来改革力度可以再大一点、步子可以再快一些,综合使用多种方式推进改革。货币政策应以我为主,服从于国内经济形势和改革发展大局,当前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下半年经济将再下台阶的背景下,PPI转负通缩,海外央行纷纷降息,我国货币政策空间打开。未来应加大定向降准力度,辅以TMLF、MLF、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缓解企业融资难题,解决流动性分层困境。同时,加快调低OMO、MLF等政策利率,引导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和企业实际利率下行。把握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使经济维持适度通胀,收入上升速度大于债务增长速度,有效增强偿债能力。

继续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PE、风投、股权私募基金,实现风险和收益的有效匹配,减少对于银行信贷依赖度,支持通过高风险偏好的风投资金,支持新经济融资。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当前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老成谋国是用时间换空间。

最根本还是要扩大改革开放,放开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恢复企业家信心,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

二、此次是市场化、改革式“降息”:新机制

(一)LPR的前身

LPR此前作为贷款基础利率,是指金融机构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其他贷款利率可根据借款人的信用情况,考虑抵押、期限、利率浮动方式和类型等要素,在贷款基础利率基础上加减点确定。此前LPR仅公布1年期贷款基础利率,由10家全国性商业银行每日自主报价,综合计算得出,自2015年11月起,基本保持4.3%水平。

(二)LPR新机制:定价与MLF挂钩,以改革方式实现“降息”

新的LPR价格由各报价行基于MLF利率加点的报价均值决定。“各报价行于每月20日(遇节假日顺延)9时前,以0.05个百分点为步长,向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提交报价,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按去掉最高和最低报价后算术平均,向0.05%的整数倍就近取整计算得出LPR。”

与原有的LPR相比,在报价方式、品种期限、参考范围、报价频率上都有明显变化:

1、报价方式由参考基准利率改为按照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加点形成,其中公开市场利率主要指MLF。MLF反映的是银行平均的边际资金成本,加点幅度由各银行自己决定,主要取决于各行自身资金成本、市场供求、风险溢价等。新方式实现MLF与贷款利率挂钩,未来可通过MLF下行带动贷款利率下行,是一种新“降息”方式。前期市场利率整体下行幅度已较大,LPR形成机制完善后,将对市场利率的下降有更多反映,此外,畅通了政策利率直接影响贷款利率的渠道,助推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降。

2、增加5年期以上的期限品种,为银行发放住房抵押贷款等长期贷款的利率定价提供参考。丰富LPR品种,扩展种类更有助于从引导各期限各类型贷款利率调整,逐步完成贷款定价向“LPR+点”机制过渡。

3、报价行在全国性银行基础上增加城商行、农商行、外资行和民营银行,范围代表性增强。在原有的10家全国性银行基础上增加城商行、农商行、外资行和民营银行各2家,扩大至18家。

4、报价频率降低至每月一次,提升报价行重视程度。原有的每日报价过于频繁,可能出现报价行不重视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

此外,央行在公告中要求,各银行应在新发放的贷款中主要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定价,并在浮动利率贷款合同中采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作为定价基准,即通过18家银行综合报价形成的市场化定价,指导其余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市场化定价。

未来央行还将会同有关部门,综合采取多种措施,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包括1)促进信贷利率和费用公开透明,2)强化正向激励和考核,加强对有订单、有信用企业的信贷支持,3)加强多部门沟通协调,形成政策合力,多措并举推动降低企业融资相关环节和其他渠道成本。

(三)未来可能会降低MLF利率

2018年4月17日央行开展中期借贷便利操作、调升MLF操作利率5bp后,当前MLF操作利率保持在3.3%水平。央行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提到,此次改革LPR形成机制的主要目标,是提高LPR的市场化程度,发挥好LPR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促进贷款利率“两轨合一轨”,提高利率传导效率,推动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从这个角度出发,短期需关注最新LPR公布水平及加点幅度,长期来看,当前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核心CPI稳定、PPI转负通缩,美联储等海外央行纷纷降息,货币政策空间打开,降低MLF操作利率是大势所趋。

(四)未来降息将与过去有显著不同,利率传导效率将提高

此次改革后,未来我国的降息从过去降低官定基准利率,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引导实际利率下行,逐步接近美国利率渠道传导模式。美联储货币政策操作以联邦基金利率为调控目标,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得存款机构间的拆借利率向联邦基金目标利率靠拢。美国存款利率直接锚定于联邦基金利率,贷款利率方面,大型银行中约20%的贷款使用LPR定价,中小型银行有近60%的贷款使用LPR,其他主要使用LIBOR、联邦基金利率等定价,与联邦基金利率的高度相关使其能够形成对存贷款利率直接传导。

参考美国经验,我国利率渠道传导效率将更高。在美国基于联邦基金利率的传导机制下,各个利率相关性较强,其货币政策传导中,利率作为中介目标能够有效传导至短期及中长期利率,政策目标利率对于短期利率的传导相关性达到0.99,对于长期利率传导相关性高达0.86,有效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三、当前我国利率传导渠道阻塞,各层次利率存在割裂,市场利率难以传导至与实体经济融资最为相关的贷款利率

利率渠道在我国的传导大致分为三个层次,1)政策目标利率影响货币市场利率,从而影响债券市场融资成本;2)货币市场利率降低后,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货币市场上吸收负债的成本降低,从而影响负债端利率,在保证息差的基础上,贷款利率出现调整;3)宽松的货币政策,叠加放松的金融监管以及金融产品创新,共同影响非标融资成本。以DR007和R007作为潜在政策目标利率,可以发现我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市场、贷款以及非标市场间的利率传导效率存在明显磨损。政策利率除对银行间市场传导效率较高以外,对交易所市场、贷款以及非标的传导效率依次递减。

当前我国贷款在社融存量中占比达68%,因此利率在信贷市场中的传导效率是决定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的最重要因素。而在此前的宽货币政策下,贷款利率下行的幅度远小于货币市场利率,3个月Shibor季度平均值已由2018年3月高点4.7%降至2.9%,但是一般贷款利率降幅有限,2019年6月末甚至较2018年末提升3bp至5.94%。

究其原因:

1)政策利率向债券市场利率传导磨损,主要由于交易所市场与银行间市场存在人为分裂,由于两者监管及准入门槛均有所不同,资金风险偏好在交易所市场高于银行间市场,使得在实际操作中,交易所市场利率水平及波动率均显著高于银行间市场,对于利率传导效率形成磨损。此外,我国债券市场还存在着流动性不足、金融衍生产品较少等问题,弱化传导效率。

2)政策利率想贷款利率传导受阻,主要由于传导过程中有两大淤堵点,一是存款利率刚性,导致货币市场利率和存款市场利率传导受阻,这与我国居民有很强的储蓄习惯高度相关,存款对于银行是更稳定的资金,因此无论是从监管指标、还是银行自身考核对于存款都有偏好,因此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实现无套利均衡需要很长的过程;二是我国长期存在“两部门决策机制”,市场利率和基准利率并存,贷款定价高度依赖基准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信用市场利率割裂,且银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系统FTP尚不完善,无法实现对于负债端利率变化的有效反应。存贷款市场的基准利率以及存款刚性使得银行负债端对于市场利率变化反应并不明显,进而难以引发银行负债端成本向资产端利率的传导。

四、LPR形成机制改革,推动贷款利率与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并轨,疏通政策目标利率向贷款利率传导,实现宽货币到宽信用

此次贷款利率并轨、LPR改革是通过增强央行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运用力度,疏通利率传导渠道,兼具多重实质性效果:

避免降息带来过强的货币政策宽松信号,与一直以来的防止大水漫灌的原则保持一致,同时打开贷款利率下行空间。

以新“锚”定价,增大企业议价能力。传统的信贷定价习惯下,基准利率是银行与客户讨价还价的“锚”,在新“锚”下,信贷需求不足时无疑会增大企业的议价能力,进一步改善实体融资。

长期来看,是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当前我国存款利率依然遵循基准利率定价,且一旦放开存款利率,或将会对于商业银行负债端稳定带来较大影响,且从国际经验来看,存款利率的放开需要一个渐进过程,难以一蹴而就。在这一背景下,率先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形成定价方式与银行边际负债成本连接,调整方式更灵活,提升银行主动性,推动实体融资成本与资金成本的同向联动,宽货币到宽信用再进一程。国际经验表明,LPR通常是贷款利率从官方管制到完全市场化的一个过渡制度,在一季度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举例了美国、日本、印度等都曾建立起类似LPR的报价机制。

五、当前除融资贵问题外,融资难问题突出:实体企业流动性分层、融资身份歧视是流动性传导不畅重要原因

流动性分层导致宽货币政策下,中小及民营企业流动性仍紧张。近年来民营企业融资形势恶化,贷款占比与增速显著下降。2013-2016年,民营企业贷款占比从45.2%持续下降至39.0%;2018年下半年政府大力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民企贷款占比才重新回升至40.7%。小微企业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速自2017年9月后快速下滑,由15.66%下降至8.94%;在政策大力扶持下,小微企业贷款同比于2019年初回升至9.56%。

融资身份歧视加剧,民营企业的信用利差远高于央企和地方国企,近年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当前民企发债的信用利差高达3.3个百分点,显著高于央企和地方国企的0.5和1.0个百分点。尤其是2016年四季度金融去杠杆以来,总体融资形势收紧,民营企业首当其冲,信用利差最高上升2.2个百分点,而央企和地方国企仅上升1.3和1.6个百分点。

六、PPI时隔三年转负,实际利率上升,工业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进一步削弱银行借贷意愿,需防止通缩去杠杆

7月PPI时隔三年来首次转负,步入通缩,企业利润下滑、实际利率上升,大宗商品价格纷纷下跌,反映经济需求疲弱,资产负债表恶化,同时带来企业借贷能力下滑。7月PPI同比-0.3%,环比-0.2%。其中,受国际原油价格下跌影响,7月石油天然气开采和石油加工业价格明显回落。我们曾在《中国杠杆周期研究:理论、现状与展望》中指出,好的去杠杆是温和通胀去杠杆,使经济维持适度通胀,收入上升速度大于债务增长速度,有效增强偿债能力,要避免通缩去杠杆,螺旋式下降的物价水平导致债务人的收入不断减少,偿债能力持续减弱,也要避免发生恶性通胀去杠杆,即债务人名义收入的提高本质上是财富转移、债务违约,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偿债能力提升。

当前PPI时隔3年转负,企业利润下滑、实际利率上升,造成资产负债表恶化,未来银行借贷意愿可能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仍取决于企业信用风险及实际盈利情况,一旦企业盈利加速恶化,房地产市场加速下行,经济或将进入通缩去杠杆通道。当前需要高度警惕通缩去杠杆。

七、政策建议

此次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是市场化、改革式降息,改革方式值得鼓励,也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推进的里程碑式一步。但是当前实体经济融资仍存在多重融资难的考验,中小企业信用风险仍存、流动性投放渠道实质性收窄、流动性分层、经济步入通缩,7月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下半年经济将再下台阶,在此背景下,未来改革在力度方面可以更大一点、步子可以更快一些,综合使用多种方式推进改革进入深水区。

货币政策应以我为主,服从于国内经济形势和改革发展大局,当前经济金融数据全面回落、下半年经济将再下台阶的背景下,PPI转负通缩,海外央行纷纷降息,我国货币政策空间打开。把握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使经济维持适度通胀,收入上升速度大于债务增长速度,有效增强偿债能力。加大定向降准力度,辅以TMLF、MLF、再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以缓解企业融资难题,解决流动性分层困境。加快调低OMO、MLF等政策利率,引导贷款利率、债券利率和企业实际利率下行。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向纵深发展,完善金融机构FTP定价机制,探索存款利率市场化。把握去杠杆的节奏和力度,使经济维持适度通胀,收入上升速度大于债务增长速度,有效增强偿债能力。

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继续打通宽货币到宽信用的信贷渠道、利率渠道、资产价格渠道以及预期渠道。(1)信贷渠道:匹配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体系;(2)利率渠道:健全LPR在市场利率中的引导作用,降低实体企业融资实际利率,发挥利率渠道与信贷渠道的联动效应;(3)资产价格渠道: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实现风险和收益的有效匹配,减少对于银行信贷依赖度,支持通过高风险偏好的风投资金,支持新经济融资;(4)预期渠道:继续保持央行与市场积极深入的沟通,强化信任,加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积极引导作用。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当前一方面要防止货币放水刺激房地产泡沫,另一方面也要防止主动刺破引发重大金融风险,用时间换空间。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利用时间窗口推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长效机制是我国房地产调控思路的重大改革,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政策设计,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夯实城市主体责任,调控主体由中央变为地方,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调控自主权,可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在调控政策工具箱中自主地选择合适的调控政策组合,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二是给地方金融、财税、土地等政策工具箱,中央进行考核和督查。每年初由地方给中央上报调控目标,实行月度监测、季度评定、年度考核。商品房价格、二手房价格、租金、地价指数尽量与CPI同步。三是构建住房的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解决居民住房问题,应该坚持“低收入靠保障,中等收入靠支持,高收入靠市场”。四是加快房地产税立法,房地产税是从根源上应对土地财政、地价推升房价的策略。房地产调控将从以行政措施为主向综合施策转变,包括金融、土地、财税、住房保障、市场管理等一揽子政策工具。

最根本还是要扩大改革开放,放开市场准入,恢复企业家信心,激发新经济、服务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大规模降低企业和居民税费;做实社保账户,提高居民社保水平,让居民安心消费;放开汽车、金融、电信、医疗等的行业管制;部分购买存在股权质押风险的企业债务;拿出一部分好资产进行混改等。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比如以高质量发展考核激励地方政府、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等。现在要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本文作者,任泽平,恒大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如何在数字时代提供可竞争的市场

今年的《数字经济报告》(DER)(前身为《信息经济报告》)审查了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中创造和获取价值的范围。特别关注这些国家作为生产者和创新者利用数据驱动型经济的机遇——同时关注他们所面临的限制——特别是在数字数据和数字平台方面。

数字革命已经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高度集中在少数国家、公司和个人身上。与此同时,数字化也给各个发展水平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根本性的挑战。挖掘数字化对多数人而不仅仅是少数人的潜力需要创造性思维和政策实验。而且数字化也呼吁加强全球合作,以避免扩大收入差距。

一、数字经济的扩张由数字数据及数字平台推动

数字经济持续高速度发展,得益于收集、使用和分析大量几乎任何方面的机器可读信息(数字数据)的能力。这些数字数据源于各种数字平台上发生的个人、社交和商业活动的数字足迹。全球互联网协议(IP)流量,相当于数据流,从1992年的每天约100千兆字节(GB)增长到2017年的每秒45,000 GB以上。然而,世界还处在数据驱动型经济的早期阶段;到2022年,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首次上网以及物联网(IoT)的扩张,全球IP流量预计将达到每秒150,700 GB。

数据收集和使用的发展和政策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涉及的数据类型:个人或非个人数据;私人或公共数据;商业用途或政府用途数据;自愿提供的数据,观察数据或推断数据;敏感或非敏感数据。一个全新的“数据价值链”已经诞生,包括支持收集数据、洞察数据、存储数据、分析和建模的公司。一旦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并通过商业用途货币化就会产生价值创造。

平台化是第二个驱动因素。在过去的十年中,世界各地出现了大量使用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的数字平台,并在现有行业中普及。这些平台的力量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上:全球市值前八的公司中有七家采用基于平台的商业模式。

数字平台提供了使得各方聚集在一起进行在线交互的机制。交易平台和创新平台之间有一定的区别。交易平台是双方/多方市场,其在线基础设施支持多方之间的交换。它们已成为主要数字公司(如亚马逊、阿里巴巴、Facebook和eBay)的核心商业模式,以及支持行业数字化的公司(如优步、滴滴出行或Airbnb)的核心商业模式。创新平台为代码和内容制作者创建环境,从而以操作系统(例如安卓或Linux)或技术标准(例如MPEG视频)等形式开发应用程序和软件。

以平台为中心的企业在数据驱动型经济中具有很大优势。作为中间人和基础设施,他们可以记录和提取与平台用户之间的在线操作和交互相关的所有数据。数字平台的增长与他们收集和分析数字数据的能力直接相关,但他们的利益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通过货币化这些数据来创造收入。

二、数字经济的发展在地理上非常不平衡

数字化发展将对几乎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产生影响,并将影响所有国家、行业和利益相关方。目前,欠连接国家和超数字化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例如,在最不发达国家(LDC)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使用互联网,而发达国家则有五分之四的人使用互联网。这只是数字分化的一个方面。在其他领域,例如利用数字数据和前沿技术的能力,差距要大得多。例如,非洲和拉丁美洲共占世界托管数据中心的不到5%。如果不加以解决,该分化将加剧现有的收入不平等。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创造和获取价值方面的演变将怎样影响发展中国家,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现状。

数字经济的经济地理并没有展现出传统的南北分化。它一直由一个发达国家和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美国和中国。例如,这两个国家占区块链技术相关专利的75%,占全球物联网支出的50%,占全球公共云计算市场的75%以上。而且,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占全球前70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90%。欧洲的份额为4%,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总份额仅为1%。七大“超级平台”——微软,其次是苹果、亚马逊、谷歌、Facebook、腾讯和阿里巴巴——占总市值的三分之二。因此,在许多数字技术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非洲和拉丁美洲,远远落后于美国和中国。从目前的一些贸易摩擦可以看出,他们在寻求占领前沿技术领域中的全球主导地位。

三、衡量数字经济中的价值非常困难

衡量数字经济和相关的价值创造和获取充满了困难。首先,没有普遍认可的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其次,缺乏关于其关键组成部分和维度的可靠统计数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尽管有一些倡议在着手改善这种情况,但这仍然不够,这些倡议正在努力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

根据定义,数字经济的预计规模占世界GDP的4.5%至15.5%。关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的附加值,美国和中国合计占世界总量的近40%。然而,作为GDP的一部分,该行业在中国台湾省、爱尔兰和马来西亚中占比最大。ICT行业的全球就业人数从2010年的3400万增加到2015年的3900万,其中计算机服务占最大份额(38%)。ICT行业在总就业中的份额在同一时期上升,从1.8%上升到2%。

ICT行业中,计算机服务是最大的组成部分,占总附加值的40%。全球计算机服务业由美国主导;它在该行业附加值中的份额几乎与未来九大经济体的总和相当。在这方面,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占最大份额。计算机服务是唯一在所有地区都增长的子行业,是该行业就业的主要推动力之一。ICT制造业的附加值高度集中在东亚(以中国为首),更多发展中国家从该行业获取价值的范围可能有限。

在过去十年中,ICT服务和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的全球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体服务出口,反映出世界经济日益数字化的趋势。2018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的出口额达2.9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0%。在LDC中,这类服务约占服务出口总额的16%,从2005年到2018年增加了两倍多。

四、数字平台日益增长的力量具有全球性影响

数字平台在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市值超过1亿美元的平台公司的总价值2017年估计超过7万亿美元——比2015年高出67%。一些全球数字平台在某些领域取得了非常强大的市场地位。例如,谷歌占有大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Facebook占全球社交媒体市场的三分之二,并且是全球90%以上经济体中的顶级社交媒体平台。亚马逊拥有全球近40%的在线零售业务份额,其亚马逊云计算服务占有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的份额与此相近。在中国,微信(由腾讯拥有)拥有超过10亿活跃用户,与支付宝(阿里巴巴)合计,其支付解决方案几乎占据了整个中国移动支付市场。与此同时,据估计,阿里巴巴占有近60%的中国电子商务市场。

有几个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数字巨头可以迅速崛起占据主导地位。第一个与网络效应有关(即平台上的用户越多,平台对每个人来说就越有价值)。第二个是平台提取、控制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与网络效应一样,更多的用户意味着有更多的数据,更多的数据意味着平台有更强的能力超越潜在的竞争对手并利用先发优势。第三,一旦平台开始获得牵引力并开始提供不同的综合服务,转换到替代服务提供商的用户的成本开始增加。

全球数字平台已采取措施巩固其竞争地位,包括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并扩展业务提供互补产品或服务。数字平台公司的主要收购包括微软收购领英以及Facebook收购WhatsAPP。Alphabet(谷歌)和微软分别通过收购摩托罗拉和诺基亚投资了电信设备。主要平台还在零售业、广告和营销业以及非住宅房地产领域进行了其他大型收购。

其他措施包括战略性地投资于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以及在国内和国际决策圈中进行游说。与此同时,传统行业的跨国公司(MNEs)与全球数字平台公司之间也正在探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例如,沃尔玛与谷歌合作使用Google智能助理;福特和戴姆勒已经加入百度的阿波罗平台;谷歌已经与沃尔沃和奥迪建立了安卓汽车平台;通用电气已与微软合作使用其Azure云服务;英特尔和Facebook正在合作开发新的人工智能(AI)芯片。

五、将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是成功的关键

数据已成为创造和获取价值的新经济资源。控制数据对于将数据转换为数字智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几乎每个价值链中,收集、存储、分析和转换数据的能力都可以带来额外的动力和竞争优势。数字数据是所有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的核心,例如数据分析、AI、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和所有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不出所料,以数据为中心的商业模式不仅被数字平台采用,而且越来越多地被各个行业的牵头公司采用。

发展中国家的本地公司可以从全球平台提供的服务中受益。在某些情况下,本地知识(例如,搜索习惯、交通状况和文化差异)也可以为本地数字平台提供优势,使他们能够为本地用户提供定制化的服务。然而,由于上述竞争动态,试图扩展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台通常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全球数字平台的主导地位、对数据的控制以及创造和捕捉随之而来的价值的能力往往会进一步集中和巩固,而不是减少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实际上,在全球“数据价值链”中,由于价值和数据集中在少数全球平台和其他主要跨国公司中,许多国家可能会发现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处于各个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有可能成为这些数字平台的原始数据提供者,却不得不为平台所有者用这些数据生成的数字智能买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创造性思维,寻找数字经济的替代性结构,从而产生更均衡的结果,更公平地分配数据和数字智能产生的收益。

六、国家需要采取政策使得数字经济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服务

技术不是决定性因素,它创造了机遇和挑战。政府需要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密切对话,通过制定规则来塑造数字经济。这反过来需要政府合理地理解预期的数字化未来。决策者需要做出选择,以扭转当前数字经济带来的不断扩大的不平等和权力失衡的趋势。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涉及调整现有的政策、法律和法规,和/或在许多领域采取新的政策。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数字经济及其长期影响仍然是未知领域,政策法规无法跟上经济和社会中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即使是发达国家检验过的方法也很少。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非常规的经济思维和政策分析。政策回应需要考虑到行业之间的界限由于服务化显得愈发模糊,而且在数字服务和产品的跨境贸易方面实施国家法律法规也越来越困难。政府还应探索本地价值创造和获取的新途径,并通过数字化实现进一步的结构转型。

虽然可以通过国家政策和战略解决一些问题,但数字经济的全球性需要国家之间在国际层面进行更多的对话、建立共识和制定政策。在这个阶段,相比于得出如何应对数字经济的明确答案,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鉴于相关统计数据和经验证据的缺乏,以及技术变革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不断重新评估其调查结果和政策回应。

七、加强对创造和获取价值的准备

国家政策在各国为数字时代的价值创造和获取做好准备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数字化的跨行业性质,对于制定和实施旨在确保利益和应对挑战的政策,政府进行全面回应至关重要。确保实现价格合理和可靠的网络连接,对于在数字经济中创造和获取价值至关重要,但仍然是许多最不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需要予以关注。贸发会议的《电子贸易准备度评估》可以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起点,以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和有助于缓解瓶颈的政策干预措施。

促进数字和数字化行业的创业是地方价值创造的关键。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数字企业家在扩大其活动方面面临着各种障碍。全球数字竞争对手已经占据了最具扩展性的数字产品类别。以数字化方式服务于本地市场通常需要建立混合数模流程,相比于较发达经济体中数字平台使用的策略,这种流程不那么“轻实物资产”。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市场机会尤其可能存在于在本地和/或区域数字商品和服务市场中。政府可以制定政策激励区域内的不同集群,以发展互补和深入的技术知识库。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数字产品可能具有最大的潜力,这些产品在本地需要,并且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在特定地点进行运输或复制。政府可以减少对编程马拉松和训练营或高知名度项目(如科技园)的关注,更多地通过辅导项目、职业培训、学徒和实习来潜移默化地培养创业知识。

他们还应思考赋予这一领域中女性企业家更多力量的方法。给予她们指导、让她们进行社交并向她们展示榜样可以帮助克服固有的性别偏见或文化规范,这些偏见和规范可能会限制女性在电子商务和数据驱动技术领域中自信地启动或维持项目的能力。

确保数字经济的价值不仅需要数字行业更加强大,还需要政府的全面努力,使所有行业的企业都能利用数字技术。例如,在许多最不发达国家,这尤其涉及农业和旅游业。投资信息通信技术的公司通常更具生产力、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但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许多小企业主缺乏利用数字连接进行业务运营的能力、技能和意识。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方法是将ICT技能开发纳入一般的商业管理培训课程。各国政府还应考虑与私营部门合作,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关如何利用数字平台的更多培训。

八、有关如何利用数字数据的政策

在创造价值方面,将数字数据转化为数字智能和商业机会的能力有限的国家处于明显的劣势。为了防止对数据驱动的全球经济的依赖性增加,国家发展战略应力求促进数据价值链中的数字升级(增值),并提高国内“提炼”数据的能力。这可能需要国家政策更好地抓住机遇,应对与数字数据扩展相关的风险和挑战。关键政策问题包括:如何分配对数据的所有权和控制;如何建立消费者信任和保护数据隐私,如何管理跨境数据流,以及如何建立利用数字数据促进发展的相关技能和能力。

为了确保更公平地分享数字数据带来的经济收益人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建议。某些建议专注于对通过个人数据市场或数据信托向平台共享数据的个人提供报酬。其他建议则呼吁使用集体数据所有权和数字数据基金,作为新“公共数字数据”的基础。政府有必要尝试这些建议或其他选项,并评估其可行性和各自的利弊。

需要特别注意数据隐私和数据安全。为防止故意的数据滥用行为采取安全措施非常重要。政府需要制定法律法规来打击个人数据的盗窃,制定有关收集、使用、转移或删除个人数据的内容和方式的规则,并确保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为整个社会带来收益。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生效,是目前有关数据保护最全面的规范,具有全球性影响。

九、数字时代需要更新竞争和税收政策

鉴于网络效应和数字经济中市场集中的趋势,竞争政策必须在创造和获取价值的背景下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政府需要对现有框架进行调整,在数字时代提供可竞争的市场。反垄断法规中目前的主导方法是基于以较高价格形式衡量对消费者的伤害。应扩大衡量范围,考虑更多的因素,例如,消费者隐私、个人数据保护、消费者选择、市场结构、转换成本和锁定效应。此外,应在区域或全球框架内制定适当的竞争政策并予以实施。

为了使得竞争法可以更有效地监管数字经济的主导参与者,政府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例如明确定义相关市场、评估可能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更新合并审查工具。如果所提供的服务可以与公用事业进行比较,市场监管应该是确保所有企业公开和公平进入市场的工具。无论选择哪种方案,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加强其实施竞争政策的能力。区域和全球层面的努力可能可以更有效地处理滥用行为和合并审查,并确保主导平台在公平的条款和条件下对当地和区域公司开放。

税收是价值获取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各国正在重新思考如何分配税收权利,以防止在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中对主要数字平台征税不足的可能性。观察人士指出,目前征税利润的地点与价值创造的地点和方式之间存在错配。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全球数字平台的市场,其用户对价值和利润的产生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有权对这些平台征税。在经合组织的主办下,各国正在审查不同的备选方案,旨在2020年底前就解决方案达成共识。随着税收格局将在未来几年不断发展,确保发展中国家更广泛和更多地参与到关于数字经济税收的国际讨论中非常重要,包括加强联合国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的作用。

十、承认对速度、灵活性和国际支持的需求

如果不加以解决,欠连接国家和超数字化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将更加恶化。数字经济中的数字分化、准备度差异和市场力量的高度集中,都表明政府需要新的政策和法规,在持续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创造更公平的收益分配。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数字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国家,个体政府需要政策空间来规范数字经济,以实现各种合理的公共政策目标。处理和监管数字数据非常复杂,因为它们涉及人权、贸易、经济价值创造和获取、法律实施和国家安全。制定包含这些不同维度的政策很难,但仍然是必要的。此外,确保有效分配收益以及应对数字革命将需要更多的社会保护措施并对工人进行重新培训。

与此同时,有些政策挑战可以在区域或国际层面得到更有效的解决。例如数据保护和安全、跨境数据流、竞争、税收和贸易。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需要在发展中国家的充分参与下加强国际合作和政策对话。任何共识都应具有较大的灵活性,以使得所有国家都能参与进来。

鉴于涉及问题的复杂性和新颖性以及技术变革的持续快速发展,有必要进行政策试验以评估不同方案的利弊。在全面实施国家、区域或全球性解决方案之前,可以首先使用监管沙盒进行试验。

发展共同体需要探索更为全面的方案来支持数字经济中的落后国家。为确保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成果,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应得到更多国际支持作为补充。发展伙伴急需在其援助政策和战略中纳入数字维度。援助应旨在减少数字分化、加强创造价值的有利环境、建设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能力,并支持通过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来加强消费者信任,从而在数字驱动型经济中促进价值的创造和获取。

政策借鉴

辽宁全面推进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辽宁深入推进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辽西北、县域经济、沈抚新区等“五大区域发展战略”,统筹发力,扬长补短,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辽宁省以“五大区域发展战略”为抓手,推动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取得积极成效。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辽西北、县域经济、沈抚新区等五大区域深入贯彻落实三年攻坚计划,牢牢把握各自的目标定位,共同推动辽宁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进。

辽宁对五大区域未来发展准确定位:沈阳经济区构建科技创新中心、专业物流体系和智慧城市群;辽宁沿海经济带着力建设东北亚航运中心和重点发展临港产业、海洋经济;辽西北地区突出高效特色农业、生态屏障区建设;沈抚新区围绕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县域经济要形成“一县一业”发展格局。

沈阳经济区以沈阳为核心,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一体化发展呈现出新局面。据辽宁省发展改革委介绍,今年一季度,沈阳经济区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21.6亿元,同比增长8.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3%。沈阳、鞍山、抚顺、本溪、辽阳五市建立了领导定期会商制度,编制了《沈阳经济区一体化发展战略规划》,从产业、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等8个方面提出一体化举措,并成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城市标准化协作创新联盟。东北创新中心、东北区域金融中心、东北人才中心、东北亚物流中心“四个中心”建设稳步推进,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扎实开展,在多项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沿海经济带是辽宁省对外开放的前沿。今年一季度,沿海经济带大连、营口、锦州、丹东、盘锦、葫芦岛六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8%,占全省比重达50.7%。去年以来,该地区积极探索创建省级“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重点谋划了300多个项目,“双招双引”吸引资金近6000亿元。辽宁港资源整合进展顺利,大连太平湾港区东北亚“新蛇口”项目建设即将启动。临港产业稳步发展,大力推进“港口、产业、城市”融合发展。园区改革持续深化,沿海六市清理、整合、撤销“多、小、散、弱”各类产业园区,园区总数由131个调减至63个。

辽西北作为辽宁省相对欠发达地区,近年来在突破辽西北三年攻坚计划指引下,各项工作正在逐步提速。辽宁省安排专项资金对辽西北三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人才引进等给予支持。在三次产业发展上,现代农业稳步发展,去年辽西北地区7个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7.44亿元,占全省总量18.9%。建立了辽西北地区重点工业项目库,优先将辽西北地区新产品开发、关键产业技术研发等工业项目纳入年度《辽宁省企业技术创新重点项目计划》。现代物流、旅游、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取得可喜进展。

作为东北地区经济体量最大的省份,辽宁既有沿海六市构成的一条向海开放的经济带,同时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还有地处西北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既有沈阳与抚顺之间承载城市化新探索重任的同城化新区,也有广布各地的发展短板——县域。辽宁省把县域作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主战场,纳入“五大区域发展战略”集中攻坚。全省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各项措施落实到位,841个乡镇设立了金库。选派1.2万名干部到乡村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大力发展“飞地经济”,主动对接京津冀、“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引进一批新项目落地建射,为部分不具备发展工业园区条件的县提供了平台。今年一季度,全省有19个县地区生产总值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县域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高于全省10.7个百分点,县域发展的潜力和活力正逐步释放。

在沈阳、抚顺之间,占地171平方公里的沈抚新区实现了统一规划、统一布局、统一政策、统一管理。“这不是简单的物理整合,而是一次化学融合的尝试。未来要在新体制机制下,促进产业向高端化、特色化、智能化、集群化升级的方向发展。”辽宁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说。沈抚新区是辽宁省集全省之力打造的高质量发展新高地。经过两年的发展建设,新区顶层设计不断优化、管理体制逐步健全、功能布局逐步完善、招商引资捷报频传,社会事业管理稳步推进,今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5.1亿元,同比增长16.9%。新区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突破口,着力破解制约示范区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精简高效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培育“高、新、特”新兴产业,同步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2018年以来,共签约项目202个,协议投资总额1212亿元,其中50亿元以上项目达到5个。

面对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攻坚战,辽宁持之以恒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力,扬长补短,协调推进“五大区域发展战略”,已经形成全域奋进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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