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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72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09-30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72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930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现状、问题与对策

四信号显示中国外汇市场经受破"7"考验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国务院: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

国办: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

魏建国:走好制造强国“三步棋”

项安波:产业政策与公平竞争

要情文摘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蓄势待发

做好四个“着力”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大幅提速

建筑工程品质将迈上新台阶

内部报告

小微信贷的两大模式及其样本

从过去300年看当今中国 在减速中持续超越

政策借鉴

广西推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经济分析

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现状、问题与对策

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与以往相比,不再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目标,而是更加强调高质量的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直接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高速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于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和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潜在经济增长率减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现状

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决定中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实际经济增长率围绕着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进入经济“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下降到目前6-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并呈现进一步下滑趋势。理论上,经济增长率下滑是供给方潜在增长率变化和需求方消费、投资、净出口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目前增长下滑的主导力量来自于供给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可以发现,1979—2018年期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呈现波浪式变动,但总体上保持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从1979—1991年的8.06%上升至1992—2000年的8.52%,2001—2012年进一步提升至9.1%,随后,2013—2014年开始回落至7.67%,2015年至今进一步降至6%左右。从实际经济运行的态势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之间的差额渐趋缩小,可见实际经济增长率下滑主要源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所致。因此,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这就对我国未来发展战略产生较大负面冲击。

二、潜在经济增长率面临的问题

根据索罗生产函数,潜在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数量、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面,本文将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进行分析,找出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的原因。

(一)人口红利消失

人口因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主要用两个指标来衡量,即“劳动年龄人口的持续增加”和“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下降”。首先,持续增加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这通常也被误认为是唯一的“人口红利”来源,而忽略“人口红利”的第二个来源,即“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根据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当人口抚养比下降时,消费将减少而储蓄会增加,这将有利于资本形成,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本供给。此外,如果出现刘易斯转折时期和“人口红利”时期相重合的现象,劳动力无限供给还可以阻止边际资本回报率的递减,进一步保证充足的资本供给。同时,在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由于人口流动优化了资源配置,这也将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高。可以看到,当一个国家经历特殊的人口发展阶段时———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和抚养比下降,即使缺少技术创新和改革,也有机会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而这种特殊的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称之为“人口红利”。显然“人口红利”的出现离不开人口发展阶段的转变。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通常都伴随人口红利。只不过一些国家的人口转变时期过长,生育率下降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导致“人口红利”并不具有典型特征;而那些在短期内实现生育率大幅降低的国家,都出现了明显的“人口红利”特征,如日本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上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的“婴儿潮”逐渐于1980年前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而1980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为高储蓄率创造了条件,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实际上,中国人口转变有着更多的政策影响,从而也呈现出一个有别于其他国家更为突出的“人口红利”时期。当然,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为今后的“人口负债”埋下伏笔。正因为人口转变始终是一个动态过程,低生育率虽然在短期使得人口抚养比下降,从而创造了“人口红利”的条件,但是在长期,随着人口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低生育率将使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不能弥补65岁以上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口数量。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最终将减少,而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抚养比也会随之上升,此时人口红利将消失。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1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15-64岁劳动年龄计算,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也开始下降,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可以说,2010年之后,“人口红利”的两个主要特征都逐渐向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转变。一些经济因素也能够使减速点提前或推迟。例如,更高水平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将增加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可能性,因为老年人口抚养比与低储蓄率和放缓的劳动参与率相关。从这一推论来看,中国所具有的“未富先老”特征无疑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减速点提前到来。

(二)资本边际报酬递减

世界银行于1993年在其东亚地区报告中首次提出“东亚奇迹”的表述后,经济学家围绕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经济增长模式展开了争论。不同观点所依据的经验证据,主要是对于东亚各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结果。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与苏联计划经济时期的增长模式并无二致,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投入,而缺乏生产率的进步。其具体表现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终究会遭遇报酬递减而不可持续。这些论断虽然缺乏道理,但仍需要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近几年,我国投资率出现了下降趋势,由最高年份2011年的47.7%下降至2015年的45.4%,但仍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2015年为24.0%)。过度投资容易产生无效投资,2009至2013年,我国无效投资规模分别占当年资本形成总额的48.3%、27.6%、20.8%、41.8%和47.0%。这给行业盈利水平带来负面冲击。2012年开始,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结束了长期以来两位数高增长态势,增速由2011年的15.7%剧降到0.8%,2013年虽反弹至10.4%,但2014年以后基本进入停滞状态。投资对GDP贡献也出现了下滑态势。2011至2016年,我国单位新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年均贡献为0.9元,较2001至2010年年均水平下降0.7元。目前,这一态势并没有明显好转,对潜在经济增长下滑产生负面影响。

(三)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要素的投入量既定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各种要素的使用效率而产生的额外的生产效率,它可以被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两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依靠吸引国外先进的技术成果,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取得了长足进步。1978—2014年间,技术效应平均贡献度高达83.7%,而结构效应仅为16.3%。改革开放初期,结构效应对宏观TFP增长率的贡献总体较为可观,其中,第一产业劳动要素结构效应的贡献尤为突出,原因可能在于,农村改革极大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每个农民的个人劳动工时大幅增加,并转化为正的劳动要素结构效应;而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则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服务业的发展。1985年以后,技术效应对宏观TFP增长率贡献占绝对主导地位,并持续到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中国与欧美巨大技术落差带来的后发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三次产业技术效应均为正向贡献。2000年以后,技术效应对宏观TFP增长率的贡献度呈明显下降趋势,结构效应贡献度大幅提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技术效应对宏观TFP增长贡献度急剧下滑,结构效应对宏观TFP增长贡献度逐步占据主导地位。2010—2014年间,结构效应对TFP增长平均贡献度高达59.3%。其中,第二产业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平均贡献度分别为-29.4%和88.2%,说明包括4万亿在内的调控措施并未带来技术水平提升,但引致要素向第二产业快速集聚;该趋势2014年后似乎出现好转。此外,2000—2007年,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TFP年均增长率只有0.4%。TFP增速放缓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技术效率的下降,2000—2007年技术效率年均下降3%,并从2002年之后持续恶化,这将对下一步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带来挑战。

三、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对策建议

国际经验表明,越是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越是要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当前,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经济持续性增长的源泉不再是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投入,而是全要素生产率。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单位劳动投入创造的产值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质量及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标具有高度综合性,可以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同时还应看到,全要素生产率能够更好兼顾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提供了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为此,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

(一)扩大有效投资规模

虽然资本深化能否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实际上问题不是出在总量上,而是出在结构上。从微观来看,近年来我国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普通劳动者工资加快上涨,很多企业倾向于使用更多机器设备。但在一些企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等其他条件没有相应提升,反而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通过使用更有科技含量、更有效率的机器设备可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高每个工人创造的产值。然而,提高资本—劳动比是有条件和限度的,如果提高速度过快,超过了劳动者技能提升的限度,就会出现投资回报率下降,结果反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微观上要掌握好资本投入的节奏。从宏观上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投资的需求依然巨大,要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关键是要紧扣国家发展战略,立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选准投资领域和项目,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提高投资的有效性。在制造业领域,要精准支持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壮大新动能等投资项目;在基础设施领域,要精准支持易地扶贫搬迁、“三农”建设、城际交通、物流、能源、信息网络、节能环保和生态建设等投资项目;在房地产领域,要精准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重点改造棚户区和国有工矿区、林区、垦区棚户区,加快推进租赁住房建设;在社会民生领域,要精准支持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公共服务投资项目,确保宏观上的有效投资水平。

(二)提高人力资本水平

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主要对策在于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实践中,通常用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度量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但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显著提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在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2010—2017年三个时间段,我国25岁以上成年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分别提高了1.7年、0.8年和0.5年。此外,我国顶尖高端科技人才相对不足,制约了对国际前沿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对国内技术前沿的推进。高水平的技能性人才相对不足,制约了现有前沿技术在工程和应用上有效实现。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力资本也是创新驱动中的稀缺资源,而这恰恰是将前沿技术转化为最终生产力的关键。因此,总体上来看我国是人力资源大国,但还不是人力资源强国。下一步,要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一是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的存量优势,有针对性地吸引培育重点领域高端科技研发人才。加大“千人计划”等尖端科研人才引智计划实施力度,从专业方向、人员国籍两方面拓展招聘范围,由中央和财政提供专项经费,地方财政提供配套资金。二是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技能人才培训。由教育部门、总工会和大中型企业具体执行,实施为期3—5年的大规模技能人才培训计划;财税部门对企业职工培训费计提和使用給予税前扣除方面的更多税收优惠,并视当地财力状况对企业职工技能培训进行配套补贴。三是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改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重中之重。有研究资料测算表明,对1978—2010年的平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进行分析,发现资本积累、劳动力数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这3个生产要素变量只能解释增长率的76.1%,余下的23.9%则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由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在要素投入既定的条件下、通过更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这些要素实现的,因此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当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需要迫切采取措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建立起全社会R&D支出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实施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引导企业加大R&D投入。在税收征收环节,简化核定手续,将既有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真正落实到位;逐步扩大享受优惠企业范围,并针对中小科技型企业定向提高加计扣除比例。深化科研经费管理体制改革。在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统筹基础上,完善公共科研经费投放机制,在资助方向选择、资助效果评价等环节,推行第三方评估机制;在总投入持续增长的同时,切实提高公共科研经费的配置效率。改革现行财政科研资金资助模式。在完善现行“事前申请、定向资助”模式的同时,逐步试点推行后激励机制,根据最终成果对科研单位和人员給予补偿和激励。             (宋瑞礼)

四信号显示中国外汇市场经受破"7"考验

2015年“8.11”汇改以来到今年5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三次遭遇7比1这个整数关口。进入今年8月份,先是8月5日交易价破“7”,再是8月8日中间价破“7”。全月,境内银行间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累计下跌3.6%,为“8.11”汇改以来单月跌幅最大;中间价累计下跌2.9%,仅次于“8.11”汇改当月跌幅。然而,日前外汇局发布的外汇收支数据显示,境内外汇市场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成熟,市场主体适应汇率波动的能力明显增强。

1、结汇意愿增强、购汇动机稳定,呈现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成熟市场特征。8月份,反映市场结售汇动机的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为72.6%,环比上升5.4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为68.7%,与上月基本持平。同期,根据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境内外汇存款分别减少了18亿和155亿美元;根据外汇局披露的信息,个人结汇同比增长8%,购汇下降17%。由此可见,破“7”并非洪水猛兽,市场未出现恐慌性抢购和囤积外汇的情形。

2、汇率“稳定器”作用正常发挥,境内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8月份,反映境内外汇供求关系的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合计由上月顺差15亿美元转为逆差32亿美元。其中,按可比口径看,银行即远期结售汇顺差2亿美元,“8.11”汇改当月为逆差939亿美元。

3、本外币跨境资金净流出规模均有所扩大,但代客结售汇逆差小于跨境外汇资金净流出规模。8月份,银行代客涉外收付逆差243亿美元,远高于上月净流出21亿美元的规模。其中,涉外人民币收付净流出78亿美元,涉外外汇收付逆差166亿美元,上月两项均为净流出10亿美元。同期,银行代客结售汇逆差33亿美元,较涉外外汇收付逆差少了133亿美元,上月前者较后者逆差多出31亿美元。这表明面对8月份的汇率急跌,企业更多以自有外汇而非购汇对外支付(如前所述,当月企业外汇存款下降了155亿美元)。企业收外汇付外汇,实现了汇率风险的自然对冲。

4、市场汇率风险对冲压力加大,但衍生品交易对即期市场依然是正贡献。以远期结售汇签约额与银行代客涉外外汇收付之比衡量的外汇风险套保状况显示,8月份,3个月移动平均的远期结汇对冲风险的比例为8.9%,环比回落了0.2个百分点;远期购汇对冲风险的比例为3.7%,环比上升了0.9个百分点,跃升为年内最高水平。由此可见,8月份人民币汇率破“7”令国内企业增加了远期购汇的套保。但由于远期结汇签约额大于远期购汇签约额,故银行代客未到期远期仍由上月净购汇42亿转为净结汇15亿美元(“8.11”汇改当月,市场上的未到期远期净购汇头寸却是翻了一番,由474亿骤升至978亿美元,招致了征收20%的外汇风险准备的宏观审慎调节措施)。

同期,银行代客未到期期权Delta敞口净购汇余额较上月末上升38亿美元,表明在外汇风险准备金制度下,因外汇期权交易成本(减半缴纳)低于远期,企业可能更多使用期权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前述两项合计衍生品交易合计,增加即期外汇市场供给18亿美元。

(作者: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 管涛)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建设交通强国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情、着眼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先行领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支撑,是新时代做好交通工作的总抓手。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交通“先行官”定位,适度超前,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打造一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强支撑。

(二)发展目标。到2020年,完成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通建设任务和“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各项任务,为交通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从2021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形成,人民满意度明显提高,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能力显著增强;拥有发达的快速网、完善的干线网、广泛的基础网,城乡区域交通协调发展达到新高度;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旅客联程运输便捷顺畅,货物多式联运高效经济;智能、平安、绿色、共享交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城市交通拥堵基本缓解,无障碍出行服务体系基本完善;交通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建成,交通关键装备先进安全,人才队伍精良,市场环境优良;基本实现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交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基础设施规模质量、技术装备、科技创新能力、智能化与绿色化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交通安全水平、治理能力、文明程度、国际竞争力及影响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全面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人民享有美好交通服务。

二、重点任务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九大重点任务,一是基础设施布局完善、立体互联。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群)交通网。形成广覆盖的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网。构筑多层级、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二是交通装备先进适用、完备可控。加强新型载运工具研发。加强特种装备研发。推进装备技术升级。三是运输服务便捷舒适、经济高效。推进出行服务快速化、便捷化。打造绿色高效的现代物流系统。加速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四是科技创新富有活力、智慧引领。强化前沿关键科技研发。大力发展智慧交通。完善科技创新机制。五是安全保障完善可靠、反应快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完善交通安全生产体系。强化交通应急救援能力。六是绿色发展节约集约、低碳环保。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强化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强化交通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七是开放合作面向全球、互利共赢。构建互联互通、面向全球的交通网络。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深化交通国际合作。八是人才队伍精良专业、创新奉献。培育高水平交通科技人才。打造素质优良的交通劳动者大军。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交通干部队伍。九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深化行业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扩大社会参与。培育交通文明。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建立统筹协调的交通强国建设实施工作机制,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军地互动,整体有序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工作。

(二)加强资金保障。深化交通投融资改革,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完善政府主导、分级负责、多元筹资、风险可控的资金保障和运行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投入保障制度,鼓励采用多元化市场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交通强国建设,强化风险防控机制建设。

(三)加强实施管理。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对交通强国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科学制定配套政策和配置公共资源,促进自然资源、环保、财税、金融、投资、产业、贸易等政策与交通强国建设相关政策协同,部署若干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合理规划交通强国建设进程。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企业在交通强国建设中先行先试。交通运输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跟踪分析和督促指导,建立交通强国评价指标体系,重大事项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

国务院: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决定》明确,在近年来大幅压减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基础上,今年再取消内燃机、汽车制动液等13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与无线广播电视发射设备2类产品压减合并为1类,对涉及安全、健康、环保的产品,推动转为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认证费用由财政负担。经调整,继续实施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由24类减少至10类。

《决定》提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督促企业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强化信用监管和约束手段,对以欺骗手段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依法严肃处理。研究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和奖励举报制度,对恶意违法行为严惩重罚。企业要切实承担质量安全管理责任,建立健全产品质量验收、检验检测和售后服务等制度,确保产品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决定》强调,要全面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一是对继续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完善对企业现场审查和检查的技术规范,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手段,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获证企业的日常检查,对问题线索企业实施飞行检查。二是对取消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健全检验检测机构、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广泛参与的质量安全监测预警机制。加大对取消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的监督抽查力度,扩大监督抽查覆盖面,增加抽查频次,依法及时公开抽查信息,加大对不合格产品的查处力度,对存在行业性、苗头性质量安全风险的产品开展专项整治。三是充分发挥行业监管、社会监督作用。加快制修订产业发展和监管工作急需的标准,严格落实认证机构对认证结果的主体责任和对产品质量持续符合认证要求的连带责任,鼓励相关行业、用户采信认证结果。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抓紧做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调整工作,减证不减责任,推动构建以标准引领、企业履责、政府监管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确保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国办: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

优化营商环境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深刻转变政府职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取得积极成效。其中,北京市、上海市聚焦市场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对标国际先进,推出大量改革举措,形成了一批典型经验做法。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在全国复制推广借鉴京沪两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在全国复制推广借鉴改革举措的主要内容

(一)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实行开办企业全程网上办,压缩企业设立登记时间,全面推广电子营业执照,优化印章刻制服务,实行社保用工登记“二合一”;实行客户用电线上报装;提供不动产登记、交易和缴税“一窗受理、并行办理”服务,提供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和现场自助查询服务;纳税“最多跑一次”;推广应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公开口岸收费目录清单,口岸通关提前申报;建立“基本解决执行难”联动机制等13项改革举措。

(二)供全国借鉴的改革举措。主要包括:提供企业档案“容e查”服务;优化环境影响评价分类分级管理,实行数字化联合审图,推行工程招投标交易全过程电子化,实行施工许可证全程网上办;提供低压小微企业接电“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服务,提供客户接电移动作业终端实时响应服务,实行接电工程双经理负责制;推行不动产登记信息和地籍管理信息互联互通,实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照协同互认,建立健全不动产登记和土地权籍测绘投诉机制及土地纠纷相关信息公开制度;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全程网上办、“通缴通取”,实行纳税人线上“一表申请”、“一键报税”;实行通关全流程电子化,推行海关内部核批“一步作业”,推行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实行口岸分类验放,实行跨境贸易大数据监管,优化关税征管全流程服务,同步通关和物流作业;推行法院网上立案与司法数据常态化公开,推行全流程网络化办案,构建诉讼服务平台等23项改革举措。

二、高度重视复制推广借鉴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刻认识复制推广借鉴京沪两地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的重大意义,加快转变政府管理理念和方式,着力推动制度创新,以简审批优服务便利投资兴业、以公正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以改革推动降低涉企收费,下硬功夫打造好发展软环境,持续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加快建立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释放改革红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三、切实做好组织实施

各地区要主动对标先进,相互学习借鉴,将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举措复制推广借鉴工作纳入本地区重点工作,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确保复制推广借鉴工作顺利推进。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积极协调、指导推进复制推广借鉴工作。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跟踪督促,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做法,进一步改善全国营商环境。复制推广借鉴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国务院。

魏建国:走好制造强国“三步棋”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我国正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着力点,先进制造业正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中心,应极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等有利条件,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实施制造业高质量、高效益、高效率发展。中国制造强国建设要走好“三步棋”。

第一步棋是要增强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纵观世界制造业历史,可以得出产业基础能力是打造制造业强国的前提这个结论。中国有着全球门类最全、布局合理、规模最大的制造业,要从三个优势抓起,进行产业基础能力建设,分类施策。一是发挥政府的制度化优势,采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短板项目。二是强化政府和市场相结合的优势,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工业强基工程,形成长效政策机制。三是坚持发挥庞大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队伍的优势,以培养一大批专精特的“世界隐形冠军”企业和龙头企业为抓手。

第二步棋是要依托城市群建设加快高端制造业的产业布局。未来世界的竞争,不是单个城市的竞争,而是城市群的竞争。当前,高端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一批制造业重大项目即将迎来建设高峰期。这就需要建设好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打造出一批优势互补、共同发力的城市,而不是同质竞争、相互抵消的城市群。因此,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齐头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形成以龙头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群产业配套的国内制造业高端集群。同时,配套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包括联手打造创新中心、资讯中心、绿色发展中心、金融中心、法律和仲裁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专业服务中心等综合服务体系。由此,牢牢把握制造业强国方向不动摇,以城市群为依托打造世界一流制造业集群。

第三步棋是发挥我国现有创新优势,要通过数字技术提升制造业能级。数字技术与当代产业发展结合是当务之急,应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供需对接,特别是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提高消费者多元化偏好和企业柔性生产能力的匹配度,构建数字技术支撑的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作者: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咨询委副主任、商务部原副部长)

项安波:产业政策与公平竞争

总的来看,各界从理论上,对于市场存在失灵和产业政策存在一定积极意义这一点,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对于产业政策应多大程度干预市场和产业发展,政府应该制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和如何实施,尚存在很大分歧。

在一定发展阶段,产业政策是必要的

由于市场机制存在局限性,产业政策有助于应对市场失灵,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是能分辨市场缺陷或者溢出效应的有条理的重要手段。市场失灵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非传统型失灵”为包括产业政策在内的积极政府干预主义提供了宽广的学理基础;罗德里克关于涉及信息外部性和协调外部性的市场失灵,论证了产业政策的必要性。而在现实中,产业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现象又屡见不鲜,再加上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融合的趋势,使得产业政策尽管饱受批评,但仍然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总之,学理上和实践中,由于存在市场失灵和外部性,需要政府宏观调控进行干预或弥补,而产业政策成为宏观调控实施微观干预的重要手段。

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产业政策被认为有助于某些产业的快速发展和赶超。如辛格和斯蒂格利茨认为,产业政策为东亚国家的工业发展有效巩固了生产结构,弥补了市场的缺失与不完整性。陈清泰(2017)总结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产业政策,在中国不同发展阶段取得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经济发展的追赶前期,产业政策实施得大于失,在市场失灵领域效果较好。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还表明,在早期计划经济破冰时期,作为增量改革的配套,选择性、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曾经发挥过其作用。

但实施产业政策要注意其阶段性特征: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在其追赶阶段前期(一般也是快速发展期),具有调理性、竞争促进型的产业政策,通过增强市场型的施政方式,能较好引导和促进产业发展。对于处于领跑阶段的发达经济体,以促进信息共享、知识外溢、技能提升等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一般而言,有助于产业发展、激励创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但随着产业的成长和市场的成熟,选择性的产业政策要少用、慎用,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则变得越来越重要。

产业政策发挥作用存在一定条件

尽管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发展的何种阶段,产业政策都广泛存在。但从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逻辑来看,政策制定者是有信息、认知和利益局限性的,不可能制定出“完美”的政策;即便制定出了理想的政策,选择性解读与扭曲式执行等也常导致政策设计与初衷不相一致。

从历史经验来看,不同产业政策,手段方式不同、干预深度不同,可能获得的结果也大相径庭。同样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使用,获得的结果可能也大有差异。因此,产业政策发挥作用是有其特定条件的。即便产业政策可以达到理论上的设定,尽管产业政策有着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但也只能在环境合适、条件具备等特定条件下才可以发挥作用。

1)产业政策应局限于市场失灵领域或市场机制暂时难以发挥作用、市场难以启动阶段。产业政策的功能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弥补市场不足、矫正市场失灵。其立足之基在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因此,产业政策的施政,决不是替代市场,而是为市场主导的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因为市场虽然时常失灵,但政府也可能出现失误。

2)产业政策的有限性局限在模仿型产业或赶超型产业。不少经济学家有保留地认可产业政策的积极作用,认为产业政策的有限性局限在模仿型产业或赶超型产业。对于创新,产业政策或政府干预的空间很小。

3)产业政策的范围和实施方式受竞争政策的明确限定。如欧盟规定,产业政策不得有导致竞争扭曲的内容,实施产业政策不能采取可能导致竞争扭曲的措施,产业政策借用竞争政策的工具实施自己的目的,实施产业政策更加强调为所有产业营造良好环境的横向政策。

4)以更分散、更有利于竞争的方式实施产业政策,才更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吉翁等基于中国的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在竞争性部门实施的产业政策、旨在维持或者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对生产率增长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应是面向某个产业中所有企业的分散型辅助政策,或鼓励新企业和更高效企业的政策措施,这有助于弱化产业内在位的利益集团对产业政策施加影响。

上述特征在陈清泰(2017)一文中有较好的印证。该文指出,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追赶前期,政府针对某些特定产业制定了相应的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在应对市场失灵领域效果较好。这些产业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都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需求,如载人航天、大规模集成电路、生产装备、基础软件等等;二是都有后发追赶的性质,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判断力;三是从长远看,有可能形成或裂变出有市场前景的产品和产业;四是都是投资规模特别大、短期很难产生平均利润率、市场投资者近期没有投资意愿的领域。政府选择这类重大项目,以较大的政策力度支持其发展,为产业升级打下基础,又不会对市场竞争产生大的负面影响,是实施纵向产业政策的较好实例。

产业政策是特例,竞争政策是基础,两者融合值得关注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是政府规范市场经济的两种工具,但竞争政策更多地体现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产业政策的背后实质是政府“看得见的手”。因此,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必须处理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我们认为,中国发展到当前阶段,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两者的关系应定位为: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有限,促进两者的协调与融合。核心是确立竞争政策的优先和基础性地位,关键是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原则是产业政策不能削弱和扭曲竞争。

确立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在欧盟,竞争政策具有优先于产业政策的地位:欧共体条约规定,当欧共体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欧共体竞争政策。对中国而言,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之一是确立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等文件均已明确要“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政策的保障、法治建设的推进、价值目标的融合、社会的转型均为竞争政策优先打下了基础,也为竞争政策的后续推进和扩展提供了可能。

确立竞争政策的优先和基础性地位,意味着在未来的中国经济政策体系中,产业政策是特例,竞争政策是基础。但这并不代表完全放弃产业政策。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还有赖于产业政策在市场失灵领域,进行有效弥补。

将产业政策限定在特定领域。产业政策应以弥补市场失灵为主。产业发展的外部性包括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领域、产业发展的共性技术创新领域、某些自然垄断性行业等,产品的技术质量标准和安全性等,这些领域存在较明显的市场失灵现象,需要产业政策的干预和支持。

产业政策应以功能性为主,不断精简选择性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作用对象应从以企业微观市场主体为主向以产业为主转变。在自然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等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强化功能性产业政策的运用,选择性产业政策要不断精简范围。

促进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融合。确立竞争政策的优先地位,也并不意味以竞争政策代替产业政策。我们认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并不绝对对立,两者融合可能更值得关注。如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吉翁就认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并不必然相悖,两者融合至关重要——“将两者割裂或视之为相互替代的关系,乃旧时之见”。在欧盟,“产业政策被明确规定不能包含导致竞争扭曲的内容”的要求,不仅确立了竞争政策优先于产业政策的地位,也使得欧盟的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具有了协调性大于冲突性的特点。即使是独立的产业政策,其成功的关键也在于重视和促进竞争——即“竞争友好型”或“竞争促进型”产业政策才是我们所需;而竞争政策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产业政策的因子。在特定发展阶段,推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从矛盾走向兼容,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几乎都经历过的必然发展进程。中国的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必须适应新阶段、新环境,强化兼容、促进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两者兼容、协调和融合的合力,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增加。

关于中国产业政策的相关调整建议:简化和转型

不论是从中国产业政策的特点来看,还是从其实施“有失有得”的成效来看,特别是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中国产业政策亟待转型。

对产业政策的辩论实际上并不是要不要产业政策之争,而是政府职能改革之争,是是否要从全能型、发展型的有为政府转向维护型、服务型的有限政府之争。“就产业政策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建设和建立激励机制,政府才能更好地为产业发展提供有效的服务。”

首先,我们建议中国应该极大地简化产业政策。尽量减少各种形式的产业政策,更多地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来选择和培育支柱产业、规定和控制产业规模、设定和提高产业集中度,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产业政策很难发挥预想的作用。中国的产业政策需要更加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更加重视体现“探索知识、积累经验”、作为必要过程的市场竞争,尽可能避免用政府的判断和选择来代替市场机制。政府的角色,有必要从“领航员”转变为“服务员”。当然,政府并不是无所作为,政府应该是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帮助性作用,为市场的良好运行提供支持性条件和弥补不足,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其次,中国的产业政策应加快“从选择性向功能性、从倾斜性向竞争性、从纵向向横向、从刚性向柔性”转型;产业政策应从选择性为主转向以功能性为主,不断精简选择性产业政策。基于“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有限”原则,促进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的兼容、协调和融合。未来的产业政策应定位于致力创造“促进公平竞争、鼓励创新”的市场环境。

再次,要尽快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保证产业政策促进竞争而非削弱或扭曲竞争。根据《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制定和印发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下一步,需要根据意见和细则,规范产业政策的制定,防止在市场准入、产业发展等方面出台排斥、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细则,真正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第四,产业政策的施政选择要从“挑选赢家”转到提供服务。要限制基于“挑选赢家”的战略选择型产业政策模式,而提倡强调协商、沟通和咨询的政策过程型产业政策模式。关键在于政府与企业建立制度化的合作伙伴关系,鼓励和促进更广泛的企业参与制定产业政策的过程,“政府既不是高高在上的产业政策制定者,也不是受到特定产业利益集团俘获的租金设置者”。

第五,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促进知识溢出。“知识和能力积累是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的核心,政府在推进知识和能力积累上有相当大的作为空间,尤其是为企业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提供特殊的正向激励。”政府应强化信息搜集、过滤和整合的能力,完善在技能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长期融资等方面的协调能力。这方面,重点是办好教育、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并深化科教体制改革,改革金融体制和发展资本市场,完善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六,产业政策应该强化社会性规制。也就是说,产业政策应从经济型规制转向以社会性规制为主,可以在控制产业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低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提高安全生产标准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对不产生负外部性的企业活动不加干预。

第七,提升产业政策的绩效可度量性。“政府可以发挥组织重要工程和重大项目对于一些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从需求侧来促进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但要将所有政府支持与可度量的绩效指标联系起来,并且明确失败标准和终止条款。

最后,强化产业政策的可问责性。建立健全产业政策的问责机制,关键是产业政策从制定、实施、评估到考核、追责全过程的公开透明,基础是完善产业政策的公共治理。在决策、实施、评估等环节,都需要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评估和社会舆论监督,降低产业政策的寻租风险。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国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要情文摘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蓄势待发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

【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黄军民和黄河建设者开展了大规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水沙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减灾体系基本建成,河道萎缩态势初步遏制,流域用水增长过快局面得到有效控制,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持续明显向好,水土流失综合防治成效显著,三江源等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加快实施,上游水源涵养能力稳定提升,中游黄土高原蓄水保土能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人进沙退”的治沙奇迹,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加。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和中原等城市群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农牧业生产基地和能源基地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涌现,滩区居民迁建工程加快推进,百姓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

【对策】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黄河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上游要以三江源、祁连山、甘南黄河上游水源涵养区等为重点,推进实施一批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工程,提升水源涵养能力。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有条件的地方要大力建设旱作梯田、淤地坝等,有的地方则要以自然恢复为主,减少人为干扰,对污染严重的支流,要下大气力推进治理。下游的黄河三角洲要做好保护工作,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

二是保障黄河长治久安。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尽管黄河多年没出大的问题,但丝毫不能放松警惕。要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机制,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实施河道和滩区综合提升治理工程,减缓黄河下游淤积,确保黄河沿岸安全。

三是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大力推进农业节水,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

四是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三江源、祁连山等生态功能重要的地区,主要是保护生态,涵养水源,创造更多生态产品。河套灌区、汾渭平原等粮食主产区要发展现代农业,把农产品质量提上去。区域中心城市等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集约发展,提高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贫困地区要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五是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做好四个“着力”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2019年9月24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梅地亚中心二层新闻发布厅举办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就如何应对外部确定性回答了记者提问。

【问题】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贸易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在加大。当前全球经济已由之前的几乎同步回升,转变为几乎同步放缓。贸易战持续升级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冲击,使得全球供应链呈现碎片化。今年货物贸易增速会低于全球经济增速。第二,全球货币政策重新转向宽松,进一步积累风险,增大全球经济脆弱性。第三,全球市场大幅波动,投资者悲观情绪在上升,市场避险情绪在上升。第四,全球应对经济衰退的货币、财政政策空间在缩小,国际宏观政策协调难度在加大。综上所述可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对策】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大“六稳”工作的力度,稳投资、促消费、扩就业、增收入,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一是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这是当前推进“六稳”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要促进今年的预算内投资、其他政府投资、企业和民间投资、地方专项债券加快用于补短板、调结构、扩内需。要提前下达明年的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物流、市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确保早日见效。要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更好地支持有效投资。要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发挥民间投资占总投资60%以上的作用。还要加快项目建设的步伐和进度、加强项目储备工作,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三个“轮子”一起转,合理扩大有效投资。

二是着力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这是繁荣经济、改善民生一举两得的有效举措。要促进消费更新升级,积极推动汽车、家电、电子消费品以旧换新。要破除汽车消费的限制。目前广州、深圳等城市已经放宽或取消了限购规定,西安、昆明、贵阳等城市也正在考虑,后续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也会陆续跟进。要鼓励绿色消费,支持居民购买节能家电。要支持服务消费,出台实施养老、家政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等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的潜力。

三是着力补齐城乡区域发展短板。这是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释放市场潜力的重要措施。要挖掘四大板块的发展潜力,所谓四大板块是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要发挥五大战略新增长极的效应,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协调落实,还有就是抓紧启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推进工作,通过规划引领,带动项目实施,进一步释放巨大的潜在市场。还要大力推进城镇的改造建设,包括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城市停车场等群众关心的设施建设。要积极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加快补齐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短板。

四是要着力推进产业升级,这是调结构、促发展的积极举措。要完善5G、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要加强传统制造业重点领域的技术改造,包括大力推进传统制造业信息化网络化的建设、数字化的转型、智能化的升级,以及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绿色化的改造。要积极推动制造业与生产型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大幅提速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办发〔2019〕45号),切实解决“四好农村路”工作中管好、护好的短板问题,加快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长效机制。

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统筹城乡发展,以质量为本、安全至上、自然和谐、绿色发展为原则,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公路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协调,形成上下联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为广大农民群众致富奔小康、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

工作目标:2022年,基本建立权责清晰、齐抓共管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形成财政投入职责明确、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格局。农村公路治理能力明显提高,治理体系初步形成。农村公路通行条件和路域环境明显提升,交通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农村公路列养率达到100%,年均养护工程比例不低于5%,中等及以上农村公路占比不低于75%。到2035年,全面建成体系完备、运转高效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机制,基本实现城乡公路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路况水平和路域环境根本性好转,农村公路治理能力全面提高,治理体系全面完善。

重要举措:一是落实成品油税费改革资金。完善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政策,合理确定转移支付规模,加大对普通公路养护的支持力度。成品油税费改革新增收入替代原公路养路费部分,不得低于改革基期年(2009年)公路养路费收入占“六费”(公路养路费、航道养护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水路运输管理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收入的比例。二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农村公路养护属于地方财政事权,资金原则上由地方通过自有财力安排,对县级人民政府落实支出责任存在的收支缺口,上级人民政府可根据不同时期发展目标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三是强化养护资金使用监督管理。财政部、交通运输部要建立对省级人民政府的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考核机制,将考核结果与相关投资挂钩。对地方各级公共财政用于农村公路养护的资金实施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确保及时足额拨付到位。四是创新农村公路发展投融资机制。将农村公路发展纳入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支持范围。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将农村公路建设和一定时期的养护进行捆绑招标,将农村公路与产业、园区、乡村旅游等经营性项目实行一体化开发,运营收益用于农村公路养护。

保障措施:一是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市场化改革。引导符合市场属性的事业单位转制为现代企业,鼓励将干线公路建设养护与农村公路捆绑招标,支持养护企业跨区域参与市场竞争。鼓励通过签订长期养护合同、招投标约定等方式,引导专业养护企业加大投入,提高养护机械化水平。二是加强安全和信用管理。公路安全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县级人民政府要组织公安、应急等职能部门参与农村公路竣(交)工验收。已建成但未配套安全设施的农村公路要逐步完善。三是强化法规政策和队伍建设。推动公路法修订,研究制定农村公路条例,探索通过民事赔偿保护路产路权。坚持经济实用、绿色环保理念,全面开展“美丽公路”创建工作,提高农村公路养护技术,完善路政管理指导体系,建立县有路政员、乡有监管员、村有护路员的路产路权保护队伍。

政策点评:农村公路是服务“三农”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公路工作,多次对“四好农村路”建设作出重要部署。但实践中,农村公路养护体制机制建设不到位,资金配套支持相对有限,导致农村公路维护出现系列问题。《意见》的出台,有助于为切实解决“四好农村路”工作中管好、护好的短板问题,加快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养护长效机制,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重要保障支撑。

建筑工程品质将迈上新台阶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的通知》,提出要解决建筑工程质量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建筑工程品质的新目标。

总体要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以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建筑工程质量问题为切入点,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逐步完善质量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工程质量抽查符合率和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总体水平。

责任落实:一是突出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和质量责任,不得违法违规发包工程。建设单位应切实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保证合理工期和造价。建立工程质量信息公示制度,建设单位应主动公开工程竣工验收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二是落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施工单位应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岗位责任制度,设置质量管理机构,配备专职质量负责人,加强全面质量管理。三是明确房屋使用安全主体责任。房屋所有权人和使用人应正确使用和维护房屋,严禁擅自变动房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四是履行政府的工程质量监管责任。强化政府对工程建设全过程的质量监管,探索工程监理企业参与监管模式,健全省、市、县监管体系。

改革举措:一是改革工程建设组织模式。推行工程总承包,落实工程总承包单位在工程质量安全、进度控制、成本管理等方面的责任。完善专业分包制度,大力发展专业承包企业。二是完善招标投标制度。完善招标人决策机制,进一步落实招标人自主权,在评标定标环节探索建立能够更好满足项目需求的制度机制。三是推行工程担保与保险。推行银行保函制度,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工程担保公司保函和工程保证保险。四是加强工程设计建造管理。贯彻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指导制定符合城市地域特征的建筑设计导则。五是推行绿色建造方式。完善绿色建材产品标准和认证评价体系,进一步提高建筑产品节能标准,建立产品发布制度。六是支持既有建筑合理保留利用。推动开展老城区、老工业区保护更新,引导既有建筑改建设计创新。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文物建筑。建立建筑拆除管理制度,不得随意拆除符合规划标准、在合理使用寿命内的公共建筑。

保障措施:一是推进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加强信息归集,健全违法违规行为记录制度,及时公示相关市场主体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并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实现数据共享交换。二是严格监管执法。加大建筑工程质量责任追究力度,强化工程质量终身责任落实,对违反有关规定、造成工程质量事故和严重质量问题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严肃查处曝光,加大资质资格、从业限制等方面处罚力度。三是加强社会监督。相关行业协会应完善行业约束与惩戒机制,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建筑工程责任主体和责任人公示制度。四是强化督促指导。建立健全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品质提升评价指标体系,科学评价各地执行工程质量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落实质量责任制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质量监督队伍建设、建筑质量发展、公众满意程度等方面状况,督促指导各地切实落实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各项工作措施。

政策点评:建筑工程质量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城市未来和传承,事关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建筑工程质量管理,品质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建筑工程量大面广,各种质量问题依然时有发生。解决好建筑工程质量管理面临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有助于提升建筑工程品质,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内部报告

小微信贷的两大模式及其样本

在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复杂的情况下,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贷款可得性低)、融资贵(融资成本高)问题持续受到政策当局关注。小微企业贡献了极高比例的就业岗位,事关民生福祉,但现实中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又在全球长期存在,难以得到彻底解决。近几年,我国政策当局出台了很多措施,努力去缓解这一问题。

逃不开的贷款定价原理

小微信贷业务报告《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深度:原理、模式与实例》(2018年9月20日)中,提炼了银行参与小微信贷业务的核心原理:利用各种手段,以合理成本,覆盖尽可能大的客群,完成信息收集,从而完成风险定价,并获取合理回报。银行在收取的贷款利息,在扣除掉各项成本后,仍能取得合理利润,以此才能实现这项业务的商业可持续。小微企业能贡献的其他中间业务收入较少,因此一般只考虑信贷利息收入。目前,国内有一些专业的银行已经实现了商业可持续,并取得非常好的回报。

通常的观点认为,小微信贷业务风险过高,即上式中的“风险成本”过高,导致很难实现合理回报。但研究后认为,这一观点并不准确。事实上,是银行为了获取小微企业风险定价所需的充分信息,所需投入的业务成本过高。换言之,是要投入较高的业务成本,来控制住风险,即用业务成本替代风险成本(但不能用风险成本来替代业务成本,因为风险成本是把握不住的,容易失控)。小微信贷业务的核心,便是如何以合理业务成本实现这一点。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从成本入手。

业务成本又可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是开办这项业务所需要的行政管理、业务研发、科技投入等各项成本,变动成本是指针对每一客户所需要投入的业务成本。

传统上做小微信贷的难点,主要在于单家变动成本太高,即完成单家客户的获取、尽调等成本太高。同时,由于很难批量、快速获取大量客户,也会导致固定成本无法充分分摊,即“固定成本/客户数”过高。

而相比之下,大中型企业的单家尽调成本一般会更低,因为这些企业经营更为规范,信息更为书面化,易于处理,因此本身就不需要很重的尽调工作。如果大企业、小企业同样是陌生企业,都需要详细尽调的话,那成本还是大企业更高,毕竟其尽调工作量更大,但往往大企业因为信息更透明而可适度节省工作量。此外,大企业往往信贷规模量也大,能贡献给银行的其他中间业务收入也高,因此即使业务成本高一些,也能覆盖。

因此,小微信贷的核心,是如何在有效控制业务成本的情况下,获取充分信息完成风险定价。

小微信贷的两大典型模式

为了以合理成本实现对小微企业的风险定价,国内外业内进行了各种探索,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理论上,将所有的做法分为两大典型模式:全手工的人海战术,和全自动的大数据征信技术,分别以“水泥”、“鼠标”比喻之。而其他类型,包括以前提过的“半自动”类型,以及供应链金融等,均可视为上述两种典型模式的不同比例的融合。

当然,现实中的各家机构所采取的做法,是博采众长,也就是两种模式的融合,即“水泥+鼠标”,不存在单纯的某一模式。哪怕是完全无物理网点的互联网银行,也会在线下适当访问客户,而最古典的传统小微银行,也在积极引进相关技术提升自己的业务效率。

以下分别介绍两种模式,并选取典型样本进行案例分析。

水泥:全手工的人海战术

1)早期粗放阶段

全手工的人海战术,是最为古典的方法,也是在大数据时代之前最为有效的方法。我国建国后,政府组织各地农民开办了农村信用社,改革开放后又允许民间资本开办城市信用社,希望它们能为城乡基层居民、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它们所用的方法大部分都属于这一模式。并且,它们中间的杰出代表将这些模式沿用至今,涌现出一批小微业务优异的中小银行。

早期信用社从事人海战术,一般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团队、组织、架构和流程,而是由业务员各自出击,自由发挥,因此难以形成合力,依靠的是业务员本身对当地客群的熟识,知根知底,信息不对称程度天然就低(业务员先天掌握了客户的“软信息”,即非书面化的信息)。然后,业务员凭经验完成风险定价。可以说,这是在当时的技术、组织条件下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有其局限性,在社区圈子之外很难快速复制,而培养新人基本上依靠“传帮带”的师徒模式,传承效率也不高。

2)向标准化迈进

2005年前后,世界银行为国家开发银行提供低息贷款,用于小微信贷。世行和国开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技术招标,德国国际项目咨询公司(International Project Consult,简称IPC)中标。然后,国开行率先与台州银行、包商银行等合作,引进IPC技术,而后推广至多家中小银行。其中,台州银行由于本身就地处中小微企业活跃的浙江省台州市(“地利”),在当地以人海战术从事小微信贷已有长达10多年的经验(“人和”),因此引进IPC技术后如虎添翼,再赶上这段时间刚好又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天时”),最终成为了我国小微银行中的翘楚。包商银行也取得了较好效果,但由于北方地区中小微企业不如南方活跃,因此稍缺“地利”。

IPC技术大体上仍然归类为全手工的人海战术模式,但是,它更加系统化、流程化、标准化,因此可复制性、可扩展性更强,比起粗放时代的人海战术,效率大幅提高。这反映了德国人极端严谨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将人海战术中的各种经验提炼成了系统规范的做法。

IPC公司成立于1980年11月,主要从事小额信贷业务咨询服务,重点推动发展中国家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将技术输出给各国金融机构,在全球小微信贷领域拥有较好的声誉。IPC技术内容较为丰富,流程细致而严谨,将其大致归纳为三点内容:

客户财务报表还原(主要考察还款能力)。小微企业往往没有规范的财务报表用以判断其经营情况。为此,业务员通过实地尽调,掌握小微企业的进货、生产、销售、管理等情况,了解客户的资产、负债信息,并自行编制出清晰简要的财务报表,尤其是现金流量表。报表中所运用的数据必须尽可能得到可靠验证或交叉验证,不能仅仅由客户单方面提供,比如销售数据由业务员在店面蹲点采集,财产情况也需要考证其确属自有财产而非借入的,并且财产价值需用现值。不同数据之间也要有交叉验证,比如存货与销售之间的周转率是否符合行业规律。最后,业务员编制出较为可靠的财务报表,用于放贷决策参考。

多方收集客户软信息(主要考察还款意愿)。软信息是指非书面化的信息,包括客户的口碑、才干、品行等,对评估客户的还款意愿非常重要。尤其是勤奋、俭朴、踏实等优良品质,对从事小本生意而言非常重要,业务员需要多方考察。业务员首先会收集客户的常规信息,包括年龄、家庭情况、经营年限等。同时,还会尽可能收集客户的其他可能有用的信息,比如有无不良嗜好等。IPC技术尝试将这些软书面进行一定程度的数量化、书面化,比如常用的不对称偏差分析法,即观察客户的某些特征与群体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

业务团队组织管理。这是银行内部事务,但却异常重要。因为前面两点内容,均需要一支业务能力强悍的业务员队伍去完成,团队人员较多,IPC会进行严格的业务培训。同时还得控制住业务员的道德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杜绝发生与客户勾结的舞弊行为,也不能发生侵犯客户隐私等其他违规违法行为。为此,还要设计一整套激励处罚措施,在控制业务员不当行为的同时,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团队管理难度较大,甚至有时会有一丝准军事化的色彩。

IPC技术的引进,使得小微信贷系统化、流程化、标准化程度大幅提高,其服务的客群也可进一步下沉,从“小微企业贷款”(户均在500万元以内)向“微贷”(或称“小小微”、“小本贷款”等)下沉,户均低至几十万元甚至十几万元,并且能够服务于无抵押品的客户,进一步实现了普惠金融的应有之义。

案例分析:台州银行

台州银行总行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当地民营经济活跃,中小微企业数量众多,这些企业对金融服务有着旺盛的需求,这也是台州当地涌现出好几家小微专业银行的“地利”。目前,台州当地有台州银行、泰隆银行、民泰银行三家城商行,均从事中小微企业业务,世称“台州三宝”,然后还有一批农商行从事相似业务,此外,其他银行的当地分行也会参与部分小微业务。

台州银行前身为成立于1988年的浙江黄岩路桥银座金融服务社。当时的背景是国家为支持正在兴起的中小企业,允许各地开办城信社。银座服务社在创始人陈小军带领下,定位于中小微企业,以审慎经营、灵活服务、高效奖罚等特点,迅速打开了市场。2002年,国家开始在城信社基础上组建城商行,银座城信社联合其他8家城信社,组建了台州市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参股5%,为全国首家不由政府控股的城商行。2005年,引进IPC技术,客群定位进一步下沉。2010年,台州市商业银行更名为台州银行。目前,台州银行已完成布局省内全部地级市,并在省内及省外的深圳、北京、赣州、重庆开设有村镇银行。

截止2018年末,台州银行总资产1894亿元,贷款总额1250亿元,存款总额1483亿元,2018年全年实现净利润46.82亿元,是一家规模中等的城商行。但是,从盈利能力上看,其盈利水平非常突出,2018年的ROA为2.43%,归母ROE达到30.07%,净息差为5.24%,均居全行业前列。2018年末不良贷款率为0.63%,拨备覆盖率达到397%,资产质量上乘,其他各项监管指标也不错。台州银行单一客户授信集中度为1.05%,前十大客户为6.60%,全行人均管理资产规模为1700万元(2016年末),在业内属于极低水平,反映了该行中小微客户定位。这一系列经营成果雄辩地反驳了业内某些“小微业务不赚钱”的悲观论调。

将台州银行2018年ROA进行分解,并与A上市银行合计水平进行比较,能够明显发现,其超额的ROA主要得益于资产端收益率高,而其中又是偏高的小微贷款收益率贡献。然后,其费用水平也明显高于行业,但完全可以由其收益来覆盖。然后,发现其资产减值损失相比行业并不高,甚至是非常优秀,足可见这种以高费用支撑的人海战术的风控效果是卓有成效的。因此,最后台州银行取得了显著高于行业的ROA水平。

从台州银行的较高盈利水平、较高贷款收益率来看,这一细分领域竞争依然不够充分,因为竞争会消灭超额利润。虽然台州市乃至浙江省银行机构密集,但大部分银行并未足够下沉至中小微企业领域,致使长期耕耘于此的小微专业银行有了获取超额回报的空间。如果现在有其他银行决定进入这一领域,可能仍然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的能力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这种前期投入的高成本对新银行的进入构成了很高门槛。但由于各种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也不排除有后发优势,比如大数据技术。

鼠标:全自动的大数据技术

在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后,银行或其他放贷机构可实现全自动的大数据征信,可利用所掌握的信息,由事先编制的模型,自动完成授信决策。这一模式仍然基于信贷定价原理,即通过信息实现风险定价,但由于它借助新技术,能够全自动完成海量审批,因此大幅节约了单客变动成本。但是,开发、建设、维护这一系统也较昂贵,因此固定成本较高,需要海量客户来覆盖固定成本,以便降低“固定成本/客户数”。因此,使用大数据征信的机构,往往通过渠道等优势,海量获取客户。

从原理上而言,大数据授信大体上依然是一个征信回归模型。即,以过去的多个数据为自变量,或者以这些自变量间相互计算的中间变量为自变量,以最终的客户是否违约为因变量,通过回归分析寻找相关性。然后,找到显著相关的自变量,再去基于这些自变量的现在数据,去预测客户未来的还款情况。自变量的选择,可以是凭经验不断去尝试,但现在计算机技术进步之后,引进了机器学习等其他方法,自动寻找自变量,这种方式寻找出来的有些自变量具有相关性,结果有效,但不一定能够得到逻辑解释。

利用这些可以从数据中判断信用水平的新技术,再加上充足的客户量和数据量,便可使以合理成本实现授信成为了可能。并且,由于这种模式下单客业务成本极低,因此可进一步降低单客信贷规模,将服务覆盖至更下沉的客群。

大约在2012年前后,部分掌握海量客户和大数据的银行和互联网公司,开始尝试利用这些数据进行线上授信与放贷,比如建设银行、蚂蚁小贷等。这主要是互联网行业发展了多年后,其数据量积累到了可以在统计学上产生相关性并用于构建征信模型的地步。

2015年,国家放开新民营银行组建,我国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开始开办互联网银行,专门从事完全基于大数据征信的线上放贷。截止目前,我国共有三家互联网银行,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和四川新网银行,此外也有传统银行、直销银行(如百信银行)等从事大数据授信业务,该模式的运用日趋成熟。

由于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的核心优势是自己关联方(即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掌握的大数据,再加上部分外部数据,以及优异的大数据征信技术,从而取得了较好效果。但是,它们所拥有的大数据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基于这些大数据,本身已对客户具有很强的信息优势,是“专有数据模式”,因此,其优势难以复制推广。某些供应链金融基于自身核心企业掌握的数据来开展信贷业务,也可以归入这一模式,无法复制。

将我国第三家互联网银行新网银行的模式作为样本,它们的模式是,当一位陌生客户来申请贷款时,便从互联网上采集公开数据或授权获取客户的非公开数据,进行大数据授信。这一模式可以称为“陌生人模式”,相比起专有数据模式,陌生人模式更加比拼数据获取能力和大数据征信能力,如若运用成熟,也更具推广价值。我国有不少传统银行也在从事基本线上化的放贷服务,也可以认为是陌生人模式,因为这些银行事先掌握客户的数据也不多。当然,对于从事线上放贷的传统银行、互联网银行,它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会适当配合以线下服务,比如大型银行的部分主要基于线上授信的产品,线下业务员也会实地访问。

这一模式可复制性较强,如果技术成熟,可以更好推广,让服务惠及更多基层客群。但长期来看,可能有不确定性。主要是,这类银行不掌握专有数据,各家采集的数据较为雷同,比如针对个人采集的是征信、社保等数据,针对企业客户采集的是征信、工商、税务、司法等数据,政府为推动普惠金融,也在努力地提高这些数据的可得性,不同银行之间很难在数据源上形成差异,只能比拼大数据征信技术。如果大数据征信技术也不能形成差异(很多技术也可向市场的专业服务商购买),那么最后只能拼价格,拼价格的话那自然是资金成本优势的大型银行将市场通吃。因此,这一模式无法在数据上形成门槛,差异化主要体现在更高的大数据征信水平,而如果将来技术扩散,做出差异化优势的难度就更大。

案例分析:新网银行

四川新网银行于2016年6获银监会批准筹建,于2016年12月正式开业,由新希望集团、小米、红旗连锁等股东发起设立,注册资本30亿元。新网银行是我国第三家互联网银行,运用先进的金融科技能力、大数据风控技术和开放运营平台,服务于小微企业和消费者群体。

开业后,新网银行实施单品战略,推出云贷款产品“好人贷”,客户只需要在新网银行的官方微信公共号上用手机号完成注册,然后完成身份证核验、人脸识别、补充其他信息后,3分钟内即可完成授信额度审批。该产品与其他很多线上普惠贷款一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长可分期5年,最高额度可达50万元。

截止2018年末,新网银行总资产362亿元,贷款总额257亿元,存款总额136亿元。此外,新网银行还通过与其他银行联合放贷的方式给客户提供贷款,表外还会有一定规模的管理贷款。2018年,新网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3.35亿元,净利润3.68亿元,成立后第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即实现了盈利。2018年净息差为4.30%,ROA为1.40%,ROE为12.3%,ROA已经高于行业水平。2018年末不良贷款率为0.39%,拨备覆盖率693%。但由于成立后运营年限不长,这些经营指标可能未来还会有所变化。根据2019年最新数据,新网银行已经为全国超过2180万用户提供服务,累计放款超过2100亿元,人均借款金额3300元。

“陌生人模式”在线放贷的核心,是从申请的各色人等中排除高风险、欺诈人群,需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采集足以进行判断的数据,完成决策。新网银行借助自主研发的大数据挖掘体系、信用风险决策模型、反欺诈系统等,实现在线批量审批。首先在客户授权的基础上,通过多维数据为客户实现“画像”,然后用包含上千个风险因子的模型判断其违约率,全过程基本上自动完成。并且,该模型体系还会不停迭代完善。运行2年多来效果良好,也初步验证了陌生人模式的有效性。不过由于资本限制,新网银行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

ROA分解来看,新网银行也是依靠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取胜,且收益水平超过行业更多。但其利息支出、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均高于行业水平,因此ROA超出行业水平的程度并不多。其中,利息支出/平均资产偏高,是因为作为一家互联网银行,没有办法像传统银行那样有效吸收一般存款,因此负债成本偏高。随着未来新网银行业务再扩大,这些指标可能还会有所改变,目前还不能视为稳态,但已经验证证明了该模型的效果。

A股案例:常熟银行

目前,国内大部分银行多或少都有一定比例的小微业务,但A股上市银行中,较具小微信贷业务特色的银行是常熟银行。因此,重点介绍常熟银行的模式。更为详细的个股分析请参见的常熟银行个股报告《常熟银行:聚焦小微有望提升中长期ROE》(2018年10月11日)。

基本情况

常熟市属于江苏省苏州市,是著名的江苏四小龙之一,经济高度发达。但是,该地经济结构与周边典型的苏南模式(在乡镇企业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产生较大规模的企业)略有区别,商品市场、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明显比其他苏南地区活跃,草根经济活动非常发达。因此,此地较周边苏南地区更具备开展小微业务的“地利”。

常熟银行前身是当地农信社,2001年由常熟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而来,是全国首批组建的农商行。和大部分农商行一样,其传统业务中也有很大比例本身就属于小微信贷范畴。2009年,常熟银行设立小微金融总部,专门开展小微业务,客群进一步下沉。小微金融总部经过几年探索后,效果较好,因此于2017年全行全面确立了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三农的战略定位,致力于成为一家现代化零售银行。

2009年之后的这段探索时期,常熟银行在传统农商行小微经验基础上,博采众长,而此时业内的传统人海战术、IPC技术、信贷工厂已较成熟,金融科技也开始应用,因此起点较高,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方式。经过几年探索,最终常熟银行选择了信贷工厂路径,其实质是两种典型模式、多种现代方法的有机结合。

这一模式的前端主要参考人海战术,由大量的业务员深入街头村尾,拓展并服务客户,借鉴传统的人海战术或IPC的小微信贷方法,采集客户的各种软硬信息,以供决策参考。然后,这些信息形成标准化模板,输入到流程系统中,后台由本专业审批官集中审批。业务员还会继续负责贷后管理等。然后,常熟银行也积极引进各种金融科技,包括大数据征信技术,推出了线上贷款产品。因此,常熟银行发挥了后发优势,其小微、零售业务基本上是博采众长之后的集大成之作,很难归入某种典型模式。

未来盈利水平的提升

常熟银行的小微信贷占比较高。由于信贷产品种类较多,小微定义本身也标准众多(小银行自己的“对公”有些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小微”),因此横向比较有些不便,采用简单的统计口径。截止2019年6月末,常熟银行并表口径贷款总额1035亿元,其中单户1000万元以下的信贷(剔除个人消费类贷款)约475亿元,占比接近一半;小微金融总部贷款总额282亿元,占比27%,主要增长期开始于2014年,也就是其现有模式慢慢成熟后的几年。

目前常熟银行ROE与行业整体水平接近,ROA略高于行业,说明权益乘数低于行业。从ROA分解来看,与前面两文两家样本银行类似,也是靠资产收益率取胜。低杠杆是农商行的普遍现象,此其未来也难以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提高ROE,更多的还是要依靠加大高收益小微业务投入,通过提高ROA来提升ROE。

随着小微贷款占比提升,常熟银行盈利能力仍将继续提升并超过行业整体水平。的测算过程如下:

1)收益率:考虑到数据披露口径问题,假设所有的个人经营性贷款是常熟银行竞争力最强的产品,其收益率按经验能达到9%左右,这样今年上半年其他贷款的收益率大约在5.8%左右,说明这个假设还是比较合理的。受竞争加剧影响,小微贷款收益率可能会下行,后面会对这一假设进行敏感性测试;

2)业务成本:发放小微贷款的业务成本应该比其他业务高一些,但这样不方便测算,换个思路。观察到常熟银行近几年加大小微业务投入,但成本收入比并没有明显上升,说明小微条线的成本收入比与其他条线基本一致,假设其成本收入比为全行整体水平,即37%左右,这样小微贷款的业务成本就是9%*37%=3.3%,而其他贷款的业务成本仅有2.1%;

3)资金成本:假设小微贷款跟其他贷款业务资金成本一样,并进一步假设其为整体融资成本,即2.4%;

4)风险成本:目前全行不良贷款率大约1%左右,假设小微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也是1%。观察其他类似小微贷款做得比较多的银行,比如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等,其资产减值损失/贷款大致不到1%,说明这个假设是比较谨慎的。也就是说,通过加大人力和技术投入、以业务成本置换风险成本,至少可以将小微贷款的风险控制到跟其他贷款一样好(优异者甚至更好)。

近几年常熟银行个人经营性贷款(包括小微金融总部和各村镇银行发放的)占比不断提升,目前占比已经达到33%,测算了个人经营性贷款提升到不同比例情况下,对ROE的影响。测算思路如下:前面提到个人经营性贷款净收益率比其他贷款高出约200bps,因此每1%的贷款从其他贷款置换为个人经营性贷款,贷款净收益率就提升2bps,合税后1.5bps;常熟银行的贷款大概占到总资产的一半左右,因此会提高ROA约0.75bps;进一步假设常熟银行权益乘数不变(今年上半年数据受可转债转股影响而下降较多,使用2018年平均权益乘数,约12.8x),则ROE会提升10bps,即大约0.1个百分点。

如果假设常熟银行未来个人经营性贷款占比提高到60%(以此作为中性情形),则其ROE将较当前高出2.6个百分点。由于常熟银行2018年ROE跟行业接近,这意味着常熟银行的超额ROE将达到2.6%,还是比较可观的。

上述测算未考虑竞争加剧可能导致小微业务收益率下降的可能。由于大中型银行以及新兴民营银行加入竞争,可能会导致小微业务的收益率比其他类型贷款的收益率下降更快。假设竞争加剧导致小微业务收益率比当前下降50/100bps两种情形:

不同模式样本的横向比较

将上述几家样本银行及其相似的银行的ROE杜邦分解表罗列在一起。其中,微众银行、新网银行有较大比例的个人消费贷,但征信方法和线上个人经营贷类似;张家港行苏农银行有一定比例的中型企业客户,也有较好的小微业务。因此,横向比较仅供参考,并不是暗示应当完全参照某一模式。同时,将上市银行合计值作为行业的代表,用于对照。

2018年ROE分解来看,大部分能够看出来小微、零售业务的特征,即“高收益、高成本、高风险”,资产收益率高是普遍特征,负债成本率则大多高于行业。中间业务收入大部分低于行业,但三家互联网银行则明显超过行业,来自联合贷款、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业务,说明这种大数据征集技术可以有效对外输出,在本行无加杠杆空间的情况下,进一步服务客户、获取回报。费用显著超过行业,传统人海战术需要消耗费用,互联网银行的技术和数据投入同样消耗费用。而最受人关注资产质量方面,大部分样本银行的资产减值损失仅略高于行业,说明风控效果较好。但台州银行、泰隆银行的资产质量好于行业。当然,资产质量光用一年的资产减值数据可能说服力不足,可持续观察。

从上述分析来看,小微信贷业务的人海战术、大数据征信技术均已验证有效,其高收益能够覆盖高成本、高风险,最终取得了超过行业的ROA、ROE水平。农商行受先天约束,ROA、ROE低于行业,但对小微有更集中投入的常熟银行的ROA、ROE也已超过了农商行子行业。

随着更多大小银行进行这一领域,慢慢掌握有效技术,并不能保证这一盈利水平的绝对值能永远保持,但小微业务盈利水平高于传统业务这一相对优势,估计能保持较长一段时间。                                 (作者:王剑)

从过去300年看当今中国 在减速中持续超越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漫长历史看,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份额正处在回升过程中,中国经济从1700年至1820年是一轮长达120年的回升期;从1820年至1978年则是一轮长达138年的经济回落徘徊期(1949-1978年中国经济增速只是达到全球平均水平);1979年至今这40年,则又是一轮经济回升期,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从6%左右攀升到接近16%。这一“高低高”的经济增速变化过程,有点像均值回归,不妨称之为“复兴之路”。

这场复兴之路可以走多远呢?这需要发挥想象力,毕竟上两轮中国经济体量在全球占比的上升或下降都持续了100年以上的时间。不过,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70年看,经济增速的变化则是经历了“低高低”三个过程。虽然目前经济在减速,但速率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因此,我国经济总量有望在下一个十年超越美国,在减速中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当然,新中国经济的前30年还是值得深刻反思。尽管有过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打下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基础,并且“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但却失去了战后经济的“黄金增长期”,被耽误的时间是夺不回来的,因为我们起跑就落后了,岁月无情、“未富先老”。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至少能维持中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的地位不可撼动。当然,在人口加速老龄化、工业化、城镇化步入后期的背景下,存量经济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靠投资刺激的老套路已经不可持续,存量经济只能靠调结构,唯有通过加大改革开放、大力发展高科技,才能战胜各种困难。

2000年全球经济史:中国从领先到落后

纵观2000多年全球经济增长史,在19世纪之前,全球经济的增长非常缓慢。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测算,从公元元年至1820年之间,全球经济年均增速只有0.1%,人均收入在这1800多年的时间里只增长了40%多。

而工业革命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之前主要依赖人力、兽力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全球经济开始加速增长。在1820-2000年之间,全球经济增速达到2.2%,人均收入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多。从2000年历史的维度来看,我国经济经历了从领先到落后到再崛起的过程。在19世纪之前,我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经济总量占比都在20%以上。但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人口数量是决定经济体量非常重要的变量,例如当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比也都在全球的20%以上。全球来看也是如此,人口多的国家,经济体量大;人口少的国家,经济体量较小。

不过,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体量一直大于印度,尤其到了1820年左右,即200年前,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达到32%的历史高位,是印度的两倍以上。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就一落千丈单纯从科技发展对经济影响的角度看,工业革命以后,技术进步加快,使得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减弱(图3)。尽管英国在16世纪末就打败了西班牙,在西方国家中开始崛起,但英国经济真正的大幅腾飞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经济实力也开始崛起,在19世纪末逐渐超过了英国。但真正让美国的影响力拓展到全球的是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主要强国在战争中受损严重,美国借机快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第一强国。

我国清朝时期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及时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叶,外部受到列强侵略,内部动乱不断,经济逐渐失去了维持上千年的领先地位,转为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才开始低位出发,再度踏上崛起之路。

新中国前30年经济:在波折中逐步构建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我国经济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即前30年时间;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至今,即最近的40年。

第一阶段的经济波动较大,年化经济增速只有6.2%,相比第二阶段的9.5%要低很多。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带来的持续摧残,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所以建国后的前3年是快速恢复时期,重在平抑物价、发展经济。

1953-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但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也开启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阶段。

不过,经济的平稳运行很快被3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断,再叠加自然灾害的影响,国民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幅下台阶,1960年经济零增长,1961-1962年甚至出现大幅负增长。60年代初开始纠正错误,为了扭转当时的困局而奋斗,直到1965年主要工农业生产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但很快文革的到来,使经济再度经历了低增长的10年。

但不能仅仅用GDP去简单评判前30年的增长,毕竟当时所处的内外政治环境不同,寻求发展之前必须抗住生存的压力。此外,建国初期集中力量对工业经济的大量投入,尤其是对重工业的大力支持,不仅为之后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实力保障,也为后续工业化的推进打下了坚实基础。用小平同志的话来总结:“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团漆黑”。

新中国后40年经济:在平稳增长中超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开启了持续40年的相对平稳的高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1978-2018年,我国经济年化增速高达9.5%,与前30年的大幅波动相比,最近40年经济要平稳很多。这与40年间持续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78年底至1979年初,以土地承包为主的农村改革开始推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城市中以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为主的改革也在进行,经济上逐渐摒弃了单一公有制模式,创造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民营经济在80年代蓬勃兴起,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针对居民、企业、政府、价格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逐步落实,我国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推进,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之后逐渐扩大沿海开放的范围,并且将开放的政策由沿海推向内地。2001年12月,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开启新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诸多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每个人的总结可能都有差异。但从经济学的维度来看,我们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一是市场化的改革,二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三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市场化的改革使得经济资源得到大幅度的优化配置。从自家养鸡就叫搞资本主义,到“不管白猫黑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背后反映的是思想观念的变化,工作重心也从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模式下,农民和工人的生产动力明显不足,能力无法充分发挥,而经过市场化制度的改革,农民、工人、企业家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

建国后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依赖计划和行政的手段来配置资源,这要求计划者对宏微观事实的掌握和判断非常精确、及时,但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市场化则是让微观个体去探索发现经济规律,根据价格信号进行生产、投资和消费决策,减少了人为犯错的概率,也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

所以,尽管我国有人口红利的优势,但是改革开放前仍然有接近80%的人口集中生活在农村地区,从事着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活动;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解放,民营企业的兴起,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大幅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才得以充分发挥。

因此,与其说人口红利成就了中国的高增长,不如说市场化的制度改革,使我国固有的人口红利得以释放。“素材”就在那里,绘画出怎么样的作品,还要看如何运笔组织。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放在成百上千年的维度上,我国经济之所以从领先转为落后,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是清朝时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故步自封,没有跟上全球技术革命的步伐,在西方进行技术革命的时候,还在以“天朝上国”自居,完全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最终只能落后“挨打”。

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则是几百年来我国再一次自主对外敞开“大门”。在经济发展初期大量引进外资,不仅弥补了资金不足的缺陷,对于国内技术和管理提升,也起到重要作用。加入WTO后,我国更是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当中,使得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得以发挥。我国在分享自己的市场同时,也享有了全球的市场,企业才能在全球赚取收入。

中国经济未来机遇与挑战:任重而道远

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老龄化、贫富差距不断加深,全球化进程面临信任危机,形势错综复杂。全球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从2002年就已经突破7%,也就是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8年末,这一比例已经接近9%。与此同时,市场化尽管可以提升效率,但也会伴随着个体之间的分化。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贫富分化严重,内部矛盾突出。比如美国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自身贫富分化问题的体现和转移,即内部矛盾外部化。WTO主导下的全球化进程也遇到挑战,技术竞争的同时,也透露出彼此之间信任危机。随着中国的崛起,外部带有敌意的竞争压力也会加大,给中国经济发展制造各种障碍。从国内经济发展的格局来看,存在发展需求与结构供给错位问题。如前所述,前30年中速增长与后40年高速增长,就是错位发展问题的体现,即在该快速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搞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该利用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时候,搞阶级斗争,从而失去了发展良机,被日本、韩国等拉开了差距。

如今,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退,房地产泡沫风险较大,政策已经很难再一味地刺激,而是需要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平衡。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以后就在不断下行,过去已经连续7年负增长。而人口仍是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变量,过去十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不断下行。

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时,需求端刺激总是会发力,货币、财政、地产政策刺激不断,所以过去十年我国经历了三轮经济周期,却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速下行的方向。需求端的管理只能改变短期的经济波动,却不能改变经济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我国的杠杆率却大幅抬升,债务风险突出,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基建的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回报率偏低,只能短期推升GDP,却不能像投资机器厂房一样,持续创造GDP。除了人口老龄化压力和社会杠杆率偏高风险之外,还是应该看到问题表象下的深层原因,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长期分配扭曲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如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前者低负债、后者高负债;在国企和民企之间,存在融资便利、产业进入壁垒等方面的不对称性;在居民部门,存在高收入组与其他组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等等。

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总量快速扩张的机会越来越少,但结构性的亮点依然会存在。在这种内外复杂的形势下,唯有进一步地推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高科技,坚持结构调整,来激发经济的活力,用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来缓解人口加速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增长压力。                                                   (作者:李迅雷)

政策借鉴

广西推动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西“三大定位”新使命,提出“五个扎实”新要求,这是对新时代广西发展的精准指导。围绕这个总目标,广西交通今年将围绕加快构建“南向、北联、东融、西合”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务实推进陆海新通道建设等一系列战略部署,聚焦高质量发展,高位布局,着力推动补短板、强弱项、上项目、增投资,打造布局合理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聚焦顶层设计,“高质量”规划引领新发展。

立足发展大局谋划综合交通运输融合发展,完善行业发展战略规划,计划完成《广西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战略规划》《广西服务交通强国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规划》《广西内河水运发展规划修编》《广西沿海港口布局规划修编》等编制工作,积极开展《广西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等研究,围绕构建铁公水空“四位一体”的立体交通格局,多角度高起点谋划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大力推进综合交通运输通道和枢纽节点规划布局,提升交通运输支撑、服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聚焦短板弱项,“高质量”建设基础设施。

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全年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100亿元。补齐陆路通道短板,加快推进南宁至贵阳、防城至东兴、南宁至崇左等一批高速铁路项目建设,畅通出省出边出海高速公路通道,加快推进县县通高速公路和乡乡通二三级公路,实施“四建一通”工程,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计划全年建设农村公路5000公里以上,力争年底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接近6000公里。补齐水路通道短板,打造“一湾一江一运河”联动发展格局,打造北部湾国际枢纽港,构建高效多式联运集疏运体系和现代国际航运服务体系,规划建设平陆运河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广西内河“一干七支”水运网络。补齐民航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南宁国际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推动南宁、北海、玉林等机场改扩建项目建设,构建航空客货大通道。

聚焦提质增效,“高质量”保障运输服务。

加快推进运输结构调整,鼓励发展“互联网+货运物流”新业态新模式,大力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加快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打造北部湾至重庆、贵州、云南、四川等地的集装箱精品班列,完善集装箱铁水联运服务网络,发展铁水联运、江海联运、汽车滚装运输,推进北部湾港及周边地区实现不同运输方式间信息互联互通;推动北部湾港提供“一站式”服务,研究推出“港到港、门对门、一口价”综合服务,提升北部湾港口物流服务水平。持续优化道路旅客运输服务品质,提升道路客运联网售票水平,逐步向三级汽车客运站推进,鼓励发展公铁、空巴等多种形式的旅客联程运输,不断提升群众出行质量;推进铁路达速加密工作,统筹做好民航东盟航线的开通和运行维护,拓展桂林、柳州、北海机场航线航班,不断提高航班放行正常率,逐步推动运输服务从“走得了、运得出”向“走得安全舒适、运得经济高效”转变。

聚焦互联互通,“高质量”激发开放活力。

围绕落实“三大定位”新使命,立足“一湾挽十国、良性互动东中西”的独特区位,全力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带动战略,创新联动“海江边”,充分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做足“边”的文章。以陆海新通道建设为平台,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畅通连接黔、渝、川、陕、甘等地的大通道;主动融入珠三角、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建设升级。深化与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公路、铁路、港口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形成以海铁联运为主干线,涵盖公海联运、跨境公路运输、跨境铁路运输等“一主多线”的多式联运体系,实现陆海、江海、公铁联动;巩固中越国际道路直达运输示范活动成果,推进中越国际道路直达运输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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