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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71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09-24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71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924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创新产业园区发展模式

多部门联合发布《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

国常会议要求紧扣群众关切进一步保障好基本民生

迟福林: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刘尚希:减税降费要着力发挥好引导预期的作用

张德勇:三个维度看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多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出现调整 使用范围拓宽

要情文摘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将进一步缩减

我国将加快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

面对外部压力中国经济发展表现极强的韧性

海南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迎来高质量发展契机

内部报告

完善小微企业银行服务功能和信用担保体系

各类风险因素并存 可合理增加资产配置中黄金的比重

政策借鉴

关中平原城市群聚力高质量发展

经济分析

创新产业园区发展模式

我国传统地区产业发展路径多遵循土地融资、园区建设、招商引资、债务偿还的循环模式。但由于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对产业发展缺乏有效的调控以及“条块分割”等原因,园区普遍存在过于分散、专业化的服务性企业和机构相对不足、园区内的企业缺乏功能上的产业联系和专业分工等问题。

具体而言,一是产业与城市发展不平衡。由于缺少城市资源的支撑致使部分产业园区出现空心化现象,产业园区与居民区在空间上大都处于分离状态。

二是生产制造与服务业发展不平衡。传统园区主要是生产制造企业的集中,其与制造业相匹配的金融、技术、物流、培训等生产性服务业及居住、教育、医疗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滞后,配套服务设施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难以带动园区价值链的延伸与拓展,也难以完成产业生态圈的转型。

三是园区的组织结构和生态系统优势发挥不充分。许多园区内缺乏产业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联系以及在诚信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联系网络,普遍呈现出企业集聚的空间状态,尚未形成基于互联网意义上的淡化地理区域位置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要素的流动与共享不足,集聚效应受到削弱。

四是产业园区的产业定位不明确,特色化、专业化不突出,缺乏突出的产业优势。产业园区对于区域品牌的形成机理和内涵模糊,区域特色、资源优势与企业产业基础结合的合理性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打造的区域品牌尚未真正形成价值。

打造“产城融合”新典范

推动产业园区规划建设与城镇化相结合,倾力打造“产城融合”新典范。产城融合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协同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明确了产城融合的任务与原则,并设立了一批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2019产城融合高峰论坛召开,在“产业地产”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空间”的概念,以真正服务企业创新发展与城市空间的利用。

产业园区的发展应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合理规划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根据要素进行产业对象整合和产业布局。导入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融入国际高端产业链、消费链和高新技术,促进园区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协调,解决园区空心化、重复化问题,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城镇化发展,塑造城市产业价值。同时,产业园区的规划应与区域一体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趋势相适应,实现产业集群的跨区域合作,实现区际创新要素共享和获取互补性创新资源,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市群经济活力的发挥。特别是根据地域特点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形成主导产业明确、专业分工合理、差异发展鲜明、层次合理的产业园区,比如枢纽型城市、产业功能城市、旅游功能城市、特色小镇和街区等形态,促进各产业功能区及园区高质量、品牌化发展。

构建新型“产业生态圈”

发挥平台与孵化器的耦合作用,构建新型“产业生态圈”。产业园区的转型升级要构建现代化设施平台,围绕产业需求构建科研型功能平台,围绕产业人群构建生活性服务平台,促进园区功能的发挥和园区技术、知识、信息、资源与人才等创新要素的迸发与自由流动。

在战略上从短线操作到价值投资转变,延伸产业链和价值链,促使企业享受到相关配套设施的便利。在区位上由地理区位向网格区位转变,使企业不仅仅是空间和设施上的共享,而且在产业之间有垂直或水平的功能联系和价值链环节上的相关。在产业上从物质驱动转向数字驱动,由低端制造业转向高端制造业,实现产业的升级优化。在载体上由功能分区向“产城细胞”转变,构建“产业生态圈”,实现生产与服务的平衡。在动力上从财富优先向人才优先转变,加快人才聚焦培育,打造人才的蓄水池,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在产业机制上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结盟,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

力促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推进多主体协同创新的互联网“乘法”,促进产业集群的高质量发展。目前,互联网化协同发展成为产业组织和创新组织变革的新方向。新型园区主要载体产业集群强化协作性组织能有效强化产业集群实力,促进产业转型优化发展。发达国家产业集群发展历程表明,网络化是各国产业集群发展的最显著特征,比如德国、美国、日本等形成了多元化、多主体、多层次网络布局,建立了集群网络化协作组织以促进产业集群快速高效发展。形成多主体协作网络和高度合作的模式,为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体制保障。

我国产业集群网络化尚处于初期阶段,产业园区发展过程中组织结构还不够完善,尚未出现产业集群网络化协作组织的全方位合作体制。产业集群各主体协作能集成自身创新资源,发挥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优势,获取更多协同效应,促进产业集群的快速高效发展。应加快完善对产业集群组织的制度性安排,探索建立新型产业集群网络化协作组织和“平台—族群—个人”的创新生态系统。形成“政府—市场—集群”的组织共治、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多元化网络治理模式,推动产业园区内企业单一的技术创新向产学研高效协同的集群创新转型,有效促进创新要素流动与共享。       (作者:贺培育,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多部门联合发布《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近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正式公布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

《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综合统计数据等六个部分介绍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稳居全球前三,占比皆创新高。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同比下降9.6%。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总额同比减少29%,连续3年下滑的大环境下,略低于日本(1431.6亿美元),成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201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是2002年末存量的66.3倍,在全球分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排名由第25位升至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荷兰。中国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流量占全球比重连续3年超过一成,2018年占14.1%,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2018年底存量占6.4%,较上年提升0.5个百分点,皆创历史新高。从双向投资情况看,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吸引外资基本持平。

二是投资覆盖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投资存量相对集中。截至2018年底,中国超2.7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全球80%以上国家(地区)都有中国的投资。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设立境外企业超过1万家,2018年当年直接投资流量178.9亿美元,年末存量1727.7亿美元,占比分别为12.5%和8.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存量前20位的国家(地区)占总额的91.7%。

三是投资行业分布广泛,门类齐全,六大行业存量规模超千亿美元。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

资涵盖国民经济的18个行业大类,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金融、制造、批发零售等4行业投资占比超七成,流向信息传输、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电力生产、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投资快速增长。租赁和商务服务、批发零售、金融、信息传输、制造和采矿等六大领域存量规模均超过千亿美元,总规模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4.6%。

四是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逆势上扬,非公经济控股主体对外投资占比提升。2018年,地方企业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982.6亿美元,同比增长14%,占全国非金融类流量的81%,广东、上海、浙江位列2018年地方对外直接投资前三甲。非公经济控股境内主体2018年对外投资755.7亿美元,同比增长11.2%,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2.3%,较上年提升13.6个百分点。

五是境外企业对东道国税收和就业贡献明显,对外投资双赢效果显著。2018年境外企业向投资所在国缴纳的各种税金总额达594亿美元,雇用外方员工187.7万人,占境外企业员工总数的一半以上,较上年末增加16.7万人。2018年中国境外企业的经营情况良好,超七成企业盈利或持平。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放管结合、并重,把更多行政资源从事前审批转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来,加快构建权责明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简约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形成市场自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互为支撑的协同监管格局,切实管出公平、管出效率、管出活力,促进提高市场主体竞争力和市场效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意见》提出了五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夯实监管责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明确的监管职责和监管事项,依法对市场主体进行监管,做到监管全覆盖,杜绝监管盲区和真空。厘清监管事权,各部门要发挥在规则和标准制定、统筹协调等方面的作用,指导本系统开展事中事后监管,地方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公正监管上。

二是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分领域制订全国统一、简明易行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并向社会公开。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完善各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市场主体应当执行的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安全标准、产品标准,严格依照标准开展监管。

三是创新和完善监管方式。原则上所有日常涉企行政检查都应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的方式进行。对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重点领域,依法依规实行全覆盖的重点监管。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精准化、智能化水平。推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失信主体在行业准入、项目审批等方面依法予以限制。对新兴产业实施包容审慎监管。

四是构建协同监管格局。加强政府协同监管,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强化市场主体责任,督促市场主体在安全生产、质量管理等方面加强自我监督、履行法定义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建立健全行业经营自律规范、自律公约和职业道德准则,提升行业自治水平。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五是提升监管规范性和透明度。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和处罚,压减重复或不必要的检查事项,禁止将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利益挂钩。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健全尽职免责、失职问责办法。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责任落实,科学配置监管资源,鼓励基层探索创新,加强法治保障和监管能力建设,切实维护公平竞争秩序。

国常会议要求紧扣群众关切进一步保障好基本民生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紧扣群众关切进一步保障好基本民生;决定出台城乡居民医保高血压糖尿病门诊用药报销政策,减轻数亿患者负担;部署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和养老需求。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把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破解群众急难忧愁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当前形势下,保障和改善民生要突出保障好基本民生,民生基础夯实了才能夯实发展基础。要把稳就业放在优先位置,继续做好未就业大学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困难企业稳岗和职工转岗就业,为城市灵活就业和农民工打工增收开拓更多渠道。抓紧落实猪肉保供稳价措施,纠正不合理禁养限养规定,做好今冬明春肉蛋菜、天然气等市场供应。深入推进脱贫攻坚。保障洪涝等灾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确保温暖过冬。实施好社会保障兜底、临时救助等制度。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各部门要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期盼和诉求,认真梳理和下力气解决涉及民生的苗头性问题和突出问题。要以民生需求为导向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加大政府支持带动社会力量投入,增加普惠优质的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服务供给,尊重居民意愿加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力度,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研究支持建设一批惠及面广、补短板的民生重大工程,让人民群众更多受益。

为进一步加强重大慢性病防治,减轻患者用药负担,会议决定,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的3亿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将其在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目录范围内的门诊用药统一纳入医保支付,报销比例提高至50%以上。有条件的地方可不设起付线,封顶线由各地自行设定。对已纳入门诊慢特病保障范围的患者,继续执行现有政策,确保待遇水平不降低。推动国产降压、降糖药降价提质。加快推进集中招标采购,扩大采购范围,降低购药成本,推行长处方制度,多措并举减轻患者负担。这也有利于强化预防、减少大病发病率,有利于医保基金可持续。

会议确定了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措施。一是简化审批。养老机构举办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与执业登记“两证合一”。医疗机构利用现有资源提供养老服务的,其建设、消防等条件,可依据医疗机构已具备的资质直接备案。二是通过完善价格机制、取消不合理审批、实行“一窗办理”等,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医养结合机构。三是鼓励养老机构与医疗、康复、护理等机构合作,支持上门服务,大规模培养养老护理等人才。四是落实对医养结合机构的税费、用地等优惠政策。符合基本医保范围的医疗服务费用由基本医保基金支付。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按规定增加纳入基本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康复项目。五是发展医养保险,增加老年人可选择的商业保险品种,加快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

迟福林:开放是最大的改革

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从打开国门到全方位开放;从制造业领域为主的开放到服务贸易领域为重点的开放;从货物和服务为重点的开放到制度型、结构性开放;从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到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走出了一条令世界瞩目的新型开放大国之路。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新型开放大国,我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正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形成新时代改革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释放了巨大的发展潜能,在促进自身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将本国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相融合。

40多年改革开放之路也是新型开放大国的成长之路。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无论从综合国力看,还是从国际影响力看,都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新高度。新型开放大国,不仅是对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一个客观概括,更是观察、分析中国在全球经济新格局中的一个新的视角。

作为新型开放大国,我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在促进和引领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例如: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者;成为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重要推动者;成为拉动全球就业的重要促进者;成为推动全球数字革命的领先者之一等。2013-2018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28.1%,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我国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由此,扩大开放呈现新的趋势。一方面,从货物贸易为主逐步向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近两年,我国服务贸易对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5%左右。另一方面,以建立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为重点,从一般性市场开放向制度性、结构性开放深化。由此,开放领域与范围不断扩大,从制造业领域向以金融等为重点的服务业领域的开放不断拓展。

“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近些年,我国通过扩大自身开放,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各国共同发展。例如,我国提出并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主张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引领,以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为依托、以产能合作与服务贸易为重点,构建全球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

作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开放大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看世界,世界如何看中国,成为国际国内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

中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时代目标,主张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完善全球治理以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推动自身与全球经济更深度的融合,实现共赢共享。中国以维护经济全球化为重要使命,主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面对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主张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促进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停步,主张在坚持开放与非歧视等核心价值前提下推动世贸组织改革。

未来10年将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时期。重塑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需要双方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妥善处理经贸摩擦;需要双方把握趋势,以维护世界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处理好双边关系;需要双方基于长远的共同利益,解决好双方竞争与合作中的矛盾与冲突。

开放是最大的改革。作为新型开放大国,开放牵动影响全局、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时代特征十分突出。我们要以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形成自身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动力。

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需要推进高水平开放,在扩大开放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例如:对国企、民企、外企一视同仁,为企业平等竞争提供制度保障,使企业在公开公平竞争中转型升级;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进程,使服务业开放水平逐步赶上制造业的开放水平等。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中发挥基础作用是高水平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需要在高水平开放上出实招,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们应以高水平开放加快完善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这就要求大幅缩减边境内壁垒与制度性交易成本,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保护企业财产权保护与知识产权,以减税降费为重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政府采购公开化、市场化进程。

我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经济转型发展中的问题需要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解决。适应经济全球化及新科技革命的大趋势,要在扩大开放中有效释放创新活力,形成开放创新的新格局。通过扩大开放,在更大范围内参与竞争,明显提升经济运行效率,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由此,不仅奠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且将同世界经济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繁荣的中国和世界。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减税降费要着力发挥好引导预期的作用

稳预期的减税降费能更好地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通过梳理近些年来的减税降费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扩内需的减税降费,二是降成本的减税降费,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降费。这三种类型的减税降费也可以指三种效应,可能有扩内需的效应,可能有降成本的效应,可能有引导预期的效应。三种效应也可以理解为三种政策目标,一个是扩内需的政策目标,一个是降成本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引导预期的政策目标。

对这三种减税降费类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首先,扩内需的减税降费是最容易操作的。政府的税收收入少了,老百姓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就增加了,也就扩大了内需。其次,降成本的减税降费有一定的针对性。这种方式更多的是针对企业,在税种的选择上也要针对企业来考虑。由于企业在不同的产业,在设计减税降费时要考虑产业类型,是普惠式地降还是结构性地降,这也是不一样的。最后,稳预期的减税降费的操作难度是最大的。以前的减税降费,减了就意味着增加了可支配收入、扩大了内需、减轻了企业负担。但引导预期就不一样,既要考虑短期预期,也要考虑长期预期,这就涉及减税降费的方式问题。

要发挥引导预期的作用,这就对减税降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是只把税减了、把费降了就行,而是如何让减税降费真正地降低不确定性,给企业创造一个更具确定性的、风险更低的环境,从而增强企业对未来盈利的可预期性。从当前来看,微观主体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并且这些风险都是企业无法防范化解的,这就变成了预期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减税降费,去对冲一些不确定性因素,降低企业的短期风险和长期风险。

进一步研究发现,过去减税在税基上的操作比较多,如税前扣除,对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在抵扣上的政策支持等,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负担,扩大了内需。但通过税基来减税,很难起到引导预期的效果,因为在税基上的减税,透明度不高,政策容易碎片化,会有很多人不清楚如何享受减税政策,不利于整个社会心理的稳定,对企业来说操作成本也比较大,难以达到稳预期的目的。而当前从税基减税转到从税率减税,从过去的特惠式改成普惠式减税,从理论上看更有利于稳定企业的未来预期。

通过降低税率来减税,其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心理层面来讲,心理效应更大。税基式的减税和税率式的减税方式,从结果上来看,可能减少的税收差不多,但给社会心理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其原因就是税率上的减税将减税摆在了明处,大家能感受到税率的变化,短期的获得感更强。其次,减税透明度变高,这样有利于引导预期。最后,确定性更强,有利于增强企业对长期的可预期性。

税率式的减税同时还能实现减轻企业负担、降成本,增加纳税人可支配收入等。能稳预期的减税降费,势必也会产生扩内需、降成本的效应。所以,从当前更需要稳预期的角度来考虑,从税基式的减税转向税率式减税是正确的选择。此外,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也更能有效引导预期。

政策与改革结合形成整体的预期引导效应

如何判断减税降费的效果?从短期观察,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对经济产生了积极作用。今年增值税税率降低实施以来,对一些行业和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利润增加、研发费用增加、雇佣人员增加、工资提高、生产规模扩大、销售价格下降等。但从整体看,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企业预期不稳仍是最突出问题。如何增强信心,进一步稳定企业预期,是当前宏观政策,也是减税降费政策完善的方向。

首先,要考虑整个税制与产业结构的关联性,以及社保给付的标准、年度的增长率以及整个社保体制、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等。对这些因素进行综合考虑、整体设计,才能真正完善税制和社会保险制度,既能减轻企业负担,又能有效引导预期。

其次,税收制度的完善,要从整体出发,逐步实现整体性重构。当前减税,就结合了税制改革,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一项短期政策来实施。从完善税制的角度去考虑减税政策,把税负降下来,实现短期政策目标,同时税制得到改善,使税制简化,透明度更高。如何重构税制,形成“创新友好型”的税收制度,是税改的重大任务。“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的税制架构应是未来税改的目标模式。通过税收制度的完善、征管能力的提升,微观主体可以更好地来规划未来、明确预期,这样才能从整体环境的优化上更好地促进微观主体预期的稳定。从这点考虑,减税降费要结合政策、税收制度、征管制度、社保制度、征缴制度等来综合考量,形成整体解决方案。因此,减税降费与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方案,更有助于稳定预期。

此外,稳预期不仅要考虑市场预期,也要关注如何稳定地方政府的中长期预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地方税体系健全、可持续养老保险等方面的改革都是难题,要有前瞻性考虑,加快启动相关改革,以改善地方的中长期预期。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张德勇:三个维度看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风险挑战,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运行继续呈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增多。这是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所在。它源于昨天的培土夯基,源于今天的开拓进取,也源于明天的光明前景。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上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历史性跨越。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1978年则增加到3679亿元。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发展快车道,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党的十八大,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正大踏步迈向全面小康。

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以及外汇储备第一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不断提升。2013年至2018年,年均贡献率提升至28.1%,居世界第1位,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大地充实了我们的家底。今天的中国,举足轻重,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样厚实的家底,是中国经济强大韧性的基础,足以抵御任何大风大浪的冲击,且行稳致远。

从现实维度看,中国经济在风险挑战中稳中求进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快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经济发展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风险挑战。当前内外形势复杂严峻,特别是受外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尽管当下经济运行的某些指标出现增速回落,但中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经济实现6.3%的增速。在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世界经济增长动能减弱的情形下,这一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名列前茅的。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速度是一方面,而质量是更重要的一方面。特别是,增速换挡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高质量发展。在“稳”的基础上,中国经济“进”的趋势明显,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新动能快速成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因素在积累在增多。

今年上半年,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7.7%和9.0%,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7和3.0个百分点。以新技术为引领的相关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快增长,1-5月份,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2.5%、12.0%和12.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2.4、1.9和2.2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进程中,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正在快速集聚、茁壮成长。数据表明,2018年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45369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6.1%,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增速为12.2%,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2.5个百分点。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崭新活力,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从未来维度看,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向好大势锐不可当

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拥有系统性的、配套完整的生产链和供应链,产业部门齐全,基础设施良好,这是其他国家短期内所难比拟的;中国拥有近14亿的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了巨大的消费潜力;中国拥有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正加速壮大经济发展的创新力和竞争力;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等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能,后发优势依然明显。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和体制优势,人民拥有勤劳的美德,能够汇聚起磅礴伟力、攻坚克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把握长期大势,办好自己的事是关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展信心,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在历史中铸造辉煌,在现实中开拓进取,在未来中拥抱光明,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大势是任何外在因素都阻挡不了的。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正扬帆远航,必将驶向光明灿烂的远方。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多地住房公积金政策出现调整 使用范围拓宽

进入9月份,多地公积金新政开始正式实施,在提取环节、额度期限、用途拓展、异地使用等方面都有细化规定。买房、租房、装修、大病医疗,甚至加装电梯……公积金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9月1日起,成都《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新增了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公积金业务。在申请条件方面,职工出资为该市区域内拥有所有权的既有住宅加装过电梯,并且职工及其配偶在申请业务当年未办理过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业务,就能申请办理。申请办理业务的时间为加装电梯竣工验收后2年内。

值得注意的是,宁夏银川、湖南株洲也于近日出台了类似成都的新政。

广州出台的新政,对公积金贷款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8月31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调整贷款业务流程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购买一手现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贷款期限不得超过30年,贷款期限和楼龄之和不得超过40年。“一手现房”是指开发商因主观或客观原因导致没有及时销售掉的现房项目,以往广州此类住房只能贷款20年。

公积金提取也变得越来越便捷。9月1日,江苏省直住房公积金异地转入可在江苏政务服务APP上申请办理,缴存职工只需动动手指就能实现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据了解,凡是在江苏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正常缴存半年后的职工,就可以将原工作地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入现缴存账户。

专家表示,动动手指就能提取公积金,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公积金也搭载上了信息高速公路的便车。

在公积金使用过程中,一些乱象屡禁不绝。对此,一些省份也开始“亮剑”,放出大招。《嘉兴市住房公积金失信行为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失信单位或个人将受到一定的惩戒,失信行为的监管记录期限为5年。

海南出台新政规定,自9月1日起,购买二手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中的办理要件从“具有房地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抵押物评估报告或速评表”,调整为“有资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具有省房地产估价与经纪业协会统一格式和二维码查询方式的防伪封面的房地产评估报告”。

专家认为,此举旨在预防无资质机构出具评估报告或速评表等弄虚作假的情况,进一步规范购买二手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办理条件,有利于净化行业风气,把公积金真正用在刀刃上。

今年以来,国管公积金还加大了租房消费支持力度,简化单位开户、销户流程,购房、租房首次提取实行网上办理等细化举措。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强调,单位和职工应当诚信守诺,严格遵守住房公积金相关法律法规。对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其失信记录随个人账户一并转移;对已提取资金的,责令限期全额退回。

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我国住房公积金实缴职工14436.41万人。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影响面也越来越广。

专家分析指出,各地公积金政策新规频出,但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政策越来越人性化。相信,随着新规不断落地,未来公积金的使用还会更加便民。

要情文摘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将进一步缩减

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已修订完成,正在按程序报批。2019年版清单在保持原有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进一步缩短了清单长度、减少了管理措施、优化了清单结构。

【问题】2018年底,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地实施已取得良好成效。一是建立了统一公平的市场准入规则体系,市场准入管理模式更为开放、更加包容、更可预期;二是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为市场主体的创业创新提供了更大空间;三是规范了政府监管行为,有效推动政府“定好位”“防越位”“不缺位”;四是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促进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一版负面清单还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清单内容还是偏长,清单结构还存在不合理性,清单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隐性的壁垒。一些政府部门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企业投资经营仍然深受显性或隐性准入壁垒之苦,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形成。从政府自身看,监管不到位和监管乱作为并存,一些部门和单位办事手续繁琐、随意性大,公共服务存在不少薄弱环节,转变政府职能任重道远。当前我们要清醒认识到,经济下行压力犹存,外部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改革为经济赋能的任务艰巨。

【对策】在2019年版清单修订的过程中,共计征求了5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31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意见,听取了30余个全国性重要行业协会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特别是有关企业的意见建议,对各方反馈的意见作了认真研究和吸纳。既确保了清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又增强了清单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2019年版清单将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体系,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一方面,持续推动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按照“清单之外不得另设门槛和隐性限制”要求,及时发现各种形式的市场准入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列出问题清单,制定分工方案,建立工作台账,做到发现一起、推动解决一起,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另一方面,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选取部分省份以服务业为重点开展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试点,多措并举推动市场准入门槛不断放宽。

我国将加快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经贸﹝2019﹞1475号),确定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

【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物流业发展工作。党的十九大明确将物流基础设施与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电网等重大基础设施并列;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研究部署物流降本增效和创新发展工作。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物流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就是要推动构建国家层面的骨干物流基础设施网络,有效发挥物流在衔接供需、活跃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提高物流规模化、组织化、体系化运作水平,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和统一国内市场建设,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是,我国各类物流基础设施看似已形成多点分布、覆盖全国的经营网络,但大部分设施运作相对独立,信息不互联、业务不衔接、功能不匹配,干线网络不健全,干支衔接不顺畅;一定区域内的物流基础设施存在重复建设、低效率运行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建设国家物流枢纽将系统整合分散的存量物流基础设施资源,加强物流设施间的协同衔接、互联互通,提高干线物流效率、促进干支高效衔接,打造“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作体系,为物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年来,国务院及相关部门针对物流降本增效出台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从政策实施情况看,随着物流降本增效工作不断深入,有必要通过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优化和改善物流运作体系,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系统推进物流降本增效。

【对策】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的通知》(发改经贸﹝2019﹞1475号),共有23个物流枢纽入选2019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其中东部地区10个(天津、上海、南京、金华(义乌)、临沂、广州、宁波—舟山、厦门、青岛、深圳)、中部地区5个(太原、赣州、郑州、宜昌、长沙)、西部地区7个(乌兰察布—二连浩特、南宁、重庆、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东北地区1个(营口),涵盖陆港型、空港型、港口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陆上边境口岸型等6种类型,区域、类型分布相对均衡,有利于支撑“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战略实施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召开现场会、推动建立国家物流枢纽联盟等方,加强国家物流枢纽间的业务对接、标准协调和信息互联,加快构建联通内外、交织成网、高效便捷的“通道+枢纽+网络”物流运作体系,推动形成国家物流枢纽网络框架和基础支撑,促进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和全国统一市场建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抓紧统筹做好2020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工作。

面对外部压力中国经济发展表现极强的韧性

2019年9月15日,在对俄罗斯联邦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受俄罗斯塔斯社书面采访。针对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三大疑问,李克强一一回应。

政策背景:今年以来,宏观形势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减弱,外部不确定性增大,全球经济运行面临的风险挑战加大。国内经济存在下行压力,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从消费层面看,经贸摩擦导致一些企业利润减少、员工收入降低,可能削弱购买力,让一些人捂紧“钱袋子”。与此同时,中方反制措施可能抬高自美进口商品的价格,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潜力释放。从投资层面看,经贸摩擦可能导致受损的相关行业生产减少,进而调减或暂停投资。“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作出做好“六稳”工作等重大决策部署,我国经济运行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稳健。

政策内容:一方面,改革开放发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取得成效。另一方面,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进一步打开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扩大服务领域的开放,明年要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为外商投资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这些方面来看,发展动力在持续增强。

同时,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政府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保持了较低的政府负债率,为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预留了政策空间。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增加专项债券使用、降低融资成本、鼓励创业创新等政策,夯实微观经济基础。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经济发展释放出稳定预期。以房地产领域的预期管理为例,过去,每每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之时,房地产便被用于刺激内需。短期稳增长效果的达成却潜伏着着房价大涨、金融风险累积等隐患。但此次面对中美经贸摩擦升级、国内生产需求走弱、经济发展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等严峻形势,房地产政策基调依然维持不变,宏观政策定力彰显。

另外,我国进一步重视区域的协调发展,注重增加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短板领域的投入,使得经济回旋余地加大。近年来,政府不断给出政策优惠,推动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省份转移。中西部地区承接外资转移力度加大。

政策点评: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庞大的国内市场将持续释放需求拉动力。国家通过降税减负,促进企业和居民负担减轻,促进消费能力提升,在经济下滑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速仍超GDP增速,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8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达到60.1%,消费增长处于需求升级非常快的阶段。内需的稳定还会带动外资的进入。同时,不断深化的改革改革开放也在不断激发经济活力,持续推进的“放管服”改革取得成效。目前营商环境在持续改善,新登记注册企业数量大量增加,前8个月日均新登记企业达到1.9万多户。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优惠的政策,吸引全球的研发投资、技术投资、信息投资等大规模进入中国。1-8月份,中国东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6.9%和15.8%。从这些数据来看,中国发展动力在持续增强,中国经济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

实施建议:对于未来经济走势,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仍需在拉动内需、促进有效投资、加大改革开放,加强宏观调控方面有所作为。中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居民消费加快升级,基础设施、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仍需要大量投资。未来仍需加强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以及民生改善的相关投资。进一步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着力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低成本优势在中国已经逐渐消失,必须要通过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支持和促进经济发展,虽然目前中国创新和新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僵尸企业”仍未得到快速有效地解决,未来仍需进行制度性、结构性改革,来支撑长期的经济改革和增长。在宏观调控方面,要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继续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基础上,持续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搞“大水漫灌”。

海南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迎来高质量发展契机

《关于支持建设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的实施方案》近日印发。9月1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海南省负责人介绍《实施方案》有关情况。

政策背景:2013年设立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来,国务院在前沿医疗技术、境外医师注册、境外资本准入等方面赋予先行区九条优惠政策,即“国九条”;去年国务院把特许医疗器械审批权限下放给海南。在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先行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但是,目前先行区存在着体制机制不畅、医疗技术水平不高、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想要解决先行区高质量发展存在的短板弱项,就要从国家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台针对性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出台就是一项有力举措。

为加快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全面落实完善先行区的政策,加大力度高标准推动先行区建设,努力把大健康产业培育成海南的支柱产业,把先行区建成国际一流水平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科技创新平台,也是建设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应有之义。

内容:《实施方案》要求,到2025年,先行区要在建设特色技术先进临床医学中心、尖端医学技术研发转化基地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医疗技术、装备、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三同步”。到2030年,医疗服务及科研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充分形成产业集聚和品牌效应,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医疗旅游目的地和医疗科技创新平台。

《实施方案》指出,将通过支持引进国内知名公立医疗卫生资源,引进和培育国际先进水平医疗机构,建设国家级医学教育科研交流基地,创建国家医药成果转移转化试点示范基地等方式,集聚发展高水平医疗服务机构及科研机构。同时,将大力发展优质医疗旅游服务,加快先行区药品、医疗器械进口审批,充分依托先行区品牌效应、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周边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高端体检、健康管理、医疗服务、中医养生保健、特色康养等医疗健康产品服务。

对于如何优化先行区开放发展环境,《实施方案》提到,将研究出台外籍医务人员、患者及陪同人员到先行区诊疗的入境、停留居留便利化政策措施。同时建立配套健全的人才发展政策,并深化“极简审批”改革,以提升服务管理效率。

政策评价:围绕集聚发展高水平医疗服务机构及科研机构、发展优质医疗旅游服务、优化先行区开放发展环境、完善医疗旅游综合监管体系这四大重点任务,《实施方案》落地见效后,将对先行区带来三大积极影响。有利于通过深化改革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落户,提高先行区国际医疗服务水平;有利于通过扩大高水平开放吸引更多国内外优质医疗资源入驻,加快实现先行区医疗技术、装备和药品与国际先进水平“三同步”;有利于通过推动发展模式创新探索新的体制机制,实现先行区更灵活的经营和更有效的监管。值得一提的是,先行区可以开展真实世界临床数据应用研究。这就意味着,先行区使用的未经中国注册、临床急需进口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临床数据,可以转化为真实世界证据,缩短产品上市时间。目前,全国每年大概有60万人去国外看病,为的是寻求国外最好的药物和医疗器械。根据目前国内监管现状,这些最好的药物和器械进入国内市场,至少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实施方案》落地后,将极大地缩短全球创新药物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

实施建议:毕竟这一《实施方案》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此,在未来如何做好风险防范和监管工作至关重要,比如《实施方案》“合理自用量的进口药品可以带离先行区使用”,这个合理如何界定,如何把握,因此未来海南将从园区、医院和医生三个层面要加强监管,做好风险防范和监管工作。

内部报告

完善小微企业银行服务功能和信用担保体系

商业银行应在监管机构的指导下,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自身的经营理念和政策、业务流程和机制,提高服务小微企业的效率和质量。而政府则应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并引导和推动社会资源参与,完善和增强信用担保体系,扩大小微企业担保覆盖范围,以改善小微企业整体的信用状况,更好地发挥和增强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功能优势。

在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政策举措之后,小微企业融资状况评估及下一步工作重心和方向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调研发现,在多项政策推动下,小微企业整体融资环境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在融资金额、融资成本和融资效率等方面取得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在政策落地过程中,作为小微企业融资提供主体的商业银行在改进经营理念和政策、优化机制流程、提高服务小微企业的质量和效率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同时,市场普遍期待政府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推动作为小微企业融资重要支撑的担保增信体系建设真正落地见效。

政策合力下小微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改善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下,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政策,努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央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护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央行致力于疏通货币传导机制,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效率。银保监会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实施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和考核体系,推动商业银行加大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的一系列举措旨在提高小微企业的融资可得性,并降低融资成本。国务院、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多次强调减轻税费负担,财政部就降低企业融资担保费率进行奖励,国税总局也就民营企业减税降费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

2018年下半年以来,小微企业融资状况得到改善。一是贷款余额不断增加。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34.8万亿元,其中,对单户授信总额1000万元及以下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9.97万亿,同比增长24.7%,比各类贷款增速平均增速高出12个百分点。二是获得贷款的小微企业明显增多。以五大行披露的数据为例,2019年一季度末5家大型银行有贷款余额户数为290.13万户,比年初增长45.22万户,增长比例达18.5%。三是贷款利率明显下降。2019年一季度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6.87%,比2018年全年该项利率(7.39%)低0.52个百分点。四是城商行和农商行成为小微贷款增长主力。截至2019年一季度,城商行用于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48万亿元,农商行为3.92万亿元。上述两类中小商业银行提供的贷款已经超过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50%。五是被调查的小微企业主对融资环境的改善表示认可,并对未来状况的进一步改善存有期待。被调查的小微企业主反映,近来各家商业银行普遍积极与企业对接,进行相关政策宣导;同时简化业务流程,增加贷款额度,取消了除贷款利息外相关费用的收取,降低了小微企业信贷综合成本。被调查的小微企业生产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市场活力得到提升。

完善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服务体系至关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近年来,监管机构不断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市场化金融机构从信贷、债券、股权等多个渠道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仍应清楚地认识到,银行体系依然是服务小微企业的主力军。

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4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141.85万亿元,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为7.09万亿元,企业债券余额21.12万亿元,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显然不在同一个量级上,差距很大。银行体系在服务小微企业存在天然优势。小微企业规模小,经营业务通常较为传统,且还存在财务报表不规范,信息透明度低等问题。这些使其较难通过股权和债券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取大量资金。而商业银行具有渠道、信息和利率成本优势,能够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固有不足带来的风险。截止2019年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近35万亿元。

充分发挥存量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服务体系的功能和优势,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重中之重。银行体系增强服务小微企业的功能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持续夯实存量银行体系,提升其支持服务民营小微企业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和鼓励成立新的中小银行,通过改善银行业结构,促进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入小微企业群体,更好地匹配小微企业融资需求。但发展小型银行不能一蹴而就,盲目“大干快上”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的滋生。因此,在现有条件下,进一步发挥好存量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功能和优势就显得犹为重要。

应从两个方向同步推进来完善和增强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功能。商业银行应在监管机构的指导、督促和鼓励下,进一步优化和完善自身的经营理念和政策、业务流程和机制,提高服务小微企业的效率和质量。而政府则应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并引导和推动社会资源参与,完善和增强信用担保体系,扩大小微企业担保覆盖范围,以改善小微企业整体的信用状况,提升商业银行小微企业融资的风险偏好,更好地发挥和增强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功能优势。通过两者合力推进,大幅提升商业银行支持小微企业的意愿和能力,更好落实金融“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要求。

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提升服务质效

商业银行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精神,支持小微企业融资需求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服务能效、服务模式方面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空间。商业银行自身风险偏好、信贷政策、经营模式、业务流程、激励机制及外部法制环境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功能。具体存在审批效率较低、抵押品等方面要求过严、贷款期限无法满足技改需求、与担保机构的合作准入门槛较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有以下方面原因:

风险偏好过于谨慎。小微企业普遍存在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会计制度不规范等管理机制问题,风险水平相对较高。商业银行作为经营机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储户,需要对他们负责,对于小微企业至少要做到“保本微利”。这些因素使得商业银行在向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时更加谨慎和保守,对于抵押品的需求相对较高似乎还可以理解。然而,有了担保还要抵押、过度压低抵押物价值、不符合行业政策的即使有抵押也不放款等等做法,说明银行业普遍存在对小微企业的风险偏好过于谨慎的问题。这种明显缺失合理性的风险偏好是银行小微金融服务存在问题的主要根源之一。

经营模式上缺乏灵活性。过去,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大型项目来扩张资产规模,获得稳定的利差收益,对于小微企业的重视不足。相比较互联网金融机构,现有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应用方面的优势也并不明显,甚至生搬硬套科技金融方式,导致审批流程较长,产品、风控、人力等方面的创新不足。这使得银行开拓小微企业业务的盈利较小而成本较高,制约了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质效。

考核激励机制亟需完善。对于商业银行的信贷主管人员而言,相比较国有企业贷款出现坏账,民营企业的坏账更容易让其背负道德风险。在这方面,商业银行传统的激励政策较为僵化,不少银行迄今没能有效改善。对信贷人员的惩罚和责任追究较重,而相关激励较少。在激励机制方面体现的风险收益不匹配严重影响了客户经理开拓小微企业客户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授信审批人员在风险把控方面的理性判断。

融资环境法治化建设不足。调研中发现,一些地区不良企业恶意逃废债、“脱壳”现象依然存在,而现有法律对此类行为惩罚力度较轻。这变相鼓励民营企业经营不善时“脱壳”,不利于整体的信用体系建设。在信用环境较差和征信体系不够改善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难以放心地对小微企业授信,信用贷款则更加受限。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应从宏观政策和微观治理两方面采取措施,优化政策支持体系,完善和增强商业银行小微企业服务功能。一方面应加强宏观政策对商业银行的支持力度。在不违背中央整体调控政策基础上,允许地方央行灵活应用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工具,支持和鼓励中小银行加大力度服务小微企业。合理降低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充分释放流动性,降低其服务小微企业的成本,增加小微贷款的有效供给。

另一方面应通过行业监管加强和优化,改善和提升银行经营理念,完善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流程机制。要指导和鼓励商业银行合理确定风险偏好,保持信贷政策的稳定性。对主业集中的小微企业,适度增加抵押物价值,同时采用灵活的方式确定贷款额度,适度增加中长期贷款品种。有效扩大二级分行和支行的审批权限,注重经营状况和资产质量,淡化小微企业行业划分。完善线上系统建设,运用流量、结算量、关系网、物流网等信息,批量处理小微业务。优化小微企业的风控模型和体系,加强风险管控能力。通过监管支持和鼓励,促进商业银行主动加强与担保机构的合作。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融资担保机构纳入合作范围,提高小微企业覆盖范围。完善商业银行尽职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优化正向激励机制,鼓励客户经理和授信经理向经营良好的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健全金融服务体系的法制基础,提高企业违法成本,切实维护好银行债权人利益,以改善银行风险偏好,提高银行向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的积极性。

优化信用担保体系实现“能贷”和“敢贷”

信用担保体系对小微企业融资至关重要。完善的信用担保体系能够有效弥补小微企业经营中的抵押品不足,有助于解决其“能贷”问题。同时,信用担保体系通过承担部分信用风险,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有助于解决其“敢贷”问题。

信保基金有助于支持小微企业融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信保基金有助于提高小微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信保基金是以政府财政出资为主,金融机构捐资为辅的非盈利性融资担保平台。信保基金通过为小微企业提供信用担保资金,帮助解决其担保不足的问题。同时,财政资金通过补助、税收等优惠政策,发挥杠杆作用,引导资金流向小微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之急。

信保基金有助于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目前,信保基金的综合平均担保费率控制在年化0.75%到1%之间,低于担保公司的担保费用。信保基金要求合作银行为其担保的客户融资提供优惠利率,且不得附加收取额外费用或增加第三方担保。

信保基金有助于管理小微企业融资风险。在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环境的同时,信保基金通过总额和敞口控制、区域风险预警、与商业银行共担风险、与再担保机构加强合作等方式完善风险管控措施。截止2019年3月底,温州信保中心累计担保3347笔,累计担保金额66.42亿元,代偿余额32万,总体运行平稳。

同时,当前增信担保体系存在以下问题:

资本金不足影响担保公司业务发展。从县域的情况来看,担保公司的资本金通常不足3个亿,即使按照10倍杠杆,最多只能提供30亿的信贷担保。而县域作为支持小微企业的主战场,融资需求巨大,现有担保体系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商业银行出于自身风险管控的考虑,对于担保公司资本金也有着较高的准入门槛。担保公司资本金的不足,导致商业银行难以与其开展深层次合作,使得小微企业服务的覆盖范围受到限制。

担保机构与商业银行在风险承担比例方面存在分歧。对信保基金而言,过多地承担民营企业融资转嫁的风险,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风险共担机制,也能有效规避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产生。因此,在风险偿付上往往存在较为固定的比例要求。而商业银行在与担保机构进行合作时,希望担保机构能够尽可能多地承担风险。两者对于风险偿付的不同诉求,影响了双方之间的合作。

担保机构的代偿机制存在优化空间。在信保基金担保的融资业务出现逾期或资产形态出现不良时,贷款银行只能在逾期90天以后提出偿付申请。而对商业银行来说,逾期90天的贷款将纳入不良贷款。出于风险暴露的考虑,商业银行不愿与信保基金开展合作。信保基金是非盈利组织,隶属于事业编制。当信保基金出现集中风险暴露时,商业银行很难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担保机构信息优势不足。国际经验表明,担保机构相比银行应该具有独特的信息优势,这是担保公司生存的基础和逻辑所在。而在国内,担保机构受限于人力的短缺和风控体系的不完善,在对客户进行审核时,却更多地依靠银行信息。信息优势不足加大了担保公司对潜在风险的管控难度,同时也可能导致担保公司业务受制于银行的风险政策。

基于以上问题,提出发展和完善担保增信体系建设的建议如下:

加强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应加大财政资源投入并引导和推动社会资源进入,扩大担保机构注册资金规模和担保比例,提高担保机构业务能力。加大内部担保机构之间的融合,发挥合作性担保机构之间的监督优势,降低担保成本。通过完善再担保体系的建设,有效分散区域系统性风险。

改善融资担保机构与政府的关系。融资担保体系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要通过注册资本金注入、担保基金补偿、风险分担、再担保和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和促进融资担保机构的发展,扩大地区担保的覆盖范围。同时,政府也要注意减少对于融资担保机构运行的直接人为干预,使担保机构能够真正市场化运行,不断提高担保效率和质量。

拓展融资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的关系。商业银行和担保机构是互惠互利合作关系,将风险过度偏向任何一方都不利于维持双方之间的可持续合作。要加强融资担保机构与合作银行的沟通交流,扩大担保范围和业务合作范围。应从市场经济原则出发,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利益分配和风险承担。为此,监管部门应建立相关的协调框架并加以指导。

持续加强融资担保机构自身业务能力建设。通过各种宣传渠道,加大业务推广力度和宣传力度,提高市场主体对信保基金的认识和了解。不断简化担保机构的业务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同时应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加大企业信息采集共享力度,建立具有融资担保行业特点的企业信息体系。通过加大与银行、税务等部门的合作,建立小微企业征信体系及信息交流平台,辅助金融机构降低风险偏好,有效防范信用风险。                                (作者:连平)

各类风险因素并存 可合理增加资产配置中黄金的比重

2018年8月以来,黄金价格快速上涨,从1200美元/盎司的价格水平一路涨至2019年8月的1500美元/盎司以上,令世人瞩目。市场普遍认为黄金可能会有一波很大的行情,有的甚至预测金价不久会超出1800美元/盎司,创出历史新高。

当前,世界经济以多极化和逆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运行格局已经形成,这会对未来黄金需求、投资和价格产生深刻影响,有必要从更宽广的角度审视黄金这一特殊商品。

一、多重国际经济风险导致黄金成为首选避险资产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无疑是经贸摩擦。受对华加征关税措施的影响,美国市场上的部分消费品价格已经出现上涨。一些国际权威机构做了统计,中美贸易摩擦进行到现在,美国的家庭平均增加开支为700-800美元。鉴于中国出口美国的很多产品替代性不强,中国制造业门类又较为齐全,中国产品大部分在美国市场依然有良好的表现。而绝大部分权威研究机构都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80%以上是由美国消费者承担了。由于剩下的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中60%以上为消费品,对这些商品加征关税无疑会大幅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生活负担,削弱其消费能力。

越来越高的贸易门槛给美国的出口和制造业带来了打击。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19年1-5月,美国货物出口同比下降0.1%,与2018年同期9.7%的出口增长相比落差明显。8月美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跌至49.1,为200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19年上半年,美国工业产出和制造业产出已连续两个季度下滑。而制造业占美国经济总量的12%,制造业萎缩会影响到就业,从而对消费支出带来压力。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股市大幅震荡;近期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2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倒挂,被认为是典型的经济衰退的征兆。

当前,美国经济也正在受到持续增大的下行压力。美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为3.1%,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比市场预期要高,修正后的数据为2.0%,但已明显放缓。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据多方预测可能会降到不足2%。近日美联储发布报告认为,贸易摩擦引发的不确定性多次升级,到2020年初,对美国GDP的拖累将达1.5%以上。一些研究机构纷纷调低美国经济增速预测,认为未来12个月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大幅上升。鉴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已维持了十年之久,因此美国经济可能出现的衰退将会是一场周期性的具有一定深度和长度的调整。

在国际经贸摩擦的影响下,部分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面临新一轮衰退风险。当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阿根廷。该国近年来曾经有过多次货币明显贬值,资本大规模外流,经济运行陷入衰退。与此同时,一些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摇摇欲坠,比如巴西、墨西哥等若干重要经济体,都出现经济运行明显变差的状况。估计在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初,这些经济体都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俄罗斯也有可能出现负增长。作为重要经济体的印度今年以来增速也出现明显下滑。这种状况表明国际经贸摩擦对多国经济已经带来巨大压力,世界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开始出现裂痕。

不仅是新兴经济体,最近有几个重要的发达经济体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英国、德国、意大利都已出现衰退风险,尤其是作为欧盟经济顶梁柱的德国经济已经具有衰退迹象。英国脱欧是悬在欧盟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目前形势看很有可能是硬脱欧。硬脱欧对英国不利,给整个欧盟也会带来巨大压力。欧盟经济在今年下半年或明年年初整体性走弱的可能性很大,进一步拖累已经十分脆弱的世界经济。

在经贸摩擦此起彼伏的形势下,出口型经济体首先开始走下坡路。新加坡第二季度GDP环比下跌3.3%,德国同期GDP萎缩了0.1%,韩国等一系列亚洲出口型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痛苦。国际上许多著名的研究机构和权威的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发布报告,对2020年的世界经济运行做了悲观的预测。面对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世界经济环境,投资者纷纷为自己的资产寻找避风港,具有较好保值增值功能的黄金理所当然地成了首选资产。

二、货币政策宽松将提升黄金保值增值需求

2009年全球货币政策大幅宽松,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在发达国家肆无忌惮地推行。事隔十年之后,受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和经贸摩擦的影响,全球货币政策又回到了原来的格局中。货币政策周期通常与经济周期反向变动。由于全球经济运行下行压力逐步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宽松货币政策,2019年以来已有约28个国家实施了降息,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近期美联储主席承认,美国经贸政策不确定性正在造成全球经济放缓、美国制造业和资本支出疲软等问题,美联储将尽其所能维持目前的经济扩张。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于9月中旬的议息会议上再度降息,但幅度不会超过50个基点,25个基点概率相对较大。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持有的美债规模于8月下旬明显增加。美联储近期会议纪要指出,如果经济环境表明有必要,美联储将在未来使用资产购买工具。这似乎暗示美联储可能会在四季度重启QE。

对世界经济有着越来越大影响力的中国货币政策也于近期强调了要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明确指出要适时预调微调,实行普遍降准和定向降准的举措,加快落实降低实际利率水平的措施,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

当前来看,全球性的宽松货币政策推进才刚开始,幅度并不是很大,似乎属于带有预防性、前瞻性的政策调整。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趋势应该比较明朗。但目前世界经济的境况毕竟不同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当时危机是瞬间爆发,全球的流动性一夜之间消失。这种情况下只有货币政策实施大幅度的、迅速的宽松,才能解决问题。当下显然没有迅即大幅宽松的必要。

发达国家的财政普遍比较困难,赤字率比较高。政府债务与GDP的比例普遍很高,日本高达200%以上,美国也差不多接近100%,欧洲国家大都偏高,普遍高于通常认为国际可接受的标准60%。因此,发达国家的财政政策的空间较为有限,而货币政策似乎还可以依靠。货币当局在市场大量投放流动性,推动市场利率下降,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振市场信心。越来越多国家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降息,降低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增强了黄金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也将推动物价上涨,增加黄金的抗通胀需求。全球降息潮已经并仍将为金价上行提供动力。

未来货币政策继续大幅度宽松,容易造成全球债务水平进一步提高,泡沫进一步增加,纸币贬值的速度会明显加快。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如果2007年6月美元和欧元货币指数水平在70-100的区间波动,那么2019年初美元这一指数水平仅为44.9,欧元为37.4。货币政策宽松必将加快纸币贬值的步伐,从资产保值增值角度而言,黄金无疑是受投资者青睐的对象。

三、黄金供给持续放缓而消费需求却不断增长

黄金具有一定的货币属性,但也是贵金属类的商品,其价格首先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

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截至2016年底,地下金矿总储量略微超过5.5万吨;即使包括90%的极高冶金回收率,以当前开采速度,这个储量也只够为行业提供15年左右黄金产量,黄金的供给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1970年以来,黄金存量虽然增加了一倍多,但复合年增长率仅为1.7%,而全球GDP却增长了三倍多。由于安全与环保方面的要求不断趋严和投入不断增加,黄金开采项目数量持续受到挤压,世界黄金协会预计未来五到十年金矿产量将急剧下降。

黄金作为商品的需求大致占整个需求的60%,其中又有85%以上属于金饰方面的需求。金饰类型的需求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偏好密切相关。亚洲除中东以外的地区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区域,其黄金消费需求2016年占世界比重达63%。中国和印度是全球黄金消费最大的国家。目前中印两国的黄金消费需求占到全球的52%。印度的人口增速和经济增速都在赶超中国,由于印度的民族传统和习惯是比较喜欢金饰品,所以印度对黄金的需求会随着经济增长、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持续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在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黄金消费需求也在持续增大。

目前中国通常说的城镇化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但事实上常住人口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城镇化水平。因为仍有2亿-3亿人口属于“亦市民、亦农民”,不能完全享受作为市民应有的户籍、教育、福利等各种待遇。这些都说明中国的实际城镇化水平其实并没有那么高,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可能只在50%-55%区间。未来10年,中国估计会有2亿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由农民变为市民,还有2亿以上的半市民要变为市民。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离发达国家五六万美元的水平仍有很大差距。随着人均GDP水平进一步上升,市民在财富大幅增加的同时对黄金的需求会进一步增长。2000年中国的黄金消费为212.5吨,2018年达到991.8吨,增幅达366.7%,年均复合增速为8.9%。

黄金依然是财富的象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对黄金有传统偏好的国度。黄金具有商品和金融资产双重属性。在经济扩张平稳的年份,居民消费和科技应用的需求会保持增长。而在经济运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时,投资和避险需求则会明显上升,其金融属性会大幅增强。2018年以来,伴随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大,黄金的资产配置、财富保值方面的需求明显上升。

四、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将增强黄金的货币功能

在金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时代,黄金曾经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和基础。迄今为止,国际货币体系变化依然对黄金具有重要影响。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黄金的货币职能以及未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历史上黄金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担当过本位货币。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宣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下金汇兑本位制的瓦解,黄金就走上非货币化的道路。在此之前,黄金的货币功能其实已经逐渐褪色,即作为货币最为重要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功能逐步丧失,最终不复存在。但在金汇兑本位制下,35美元可以兑换1盎司黄金,黄金通过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比价关系依然发挥着货币的部分功能。1971年后,美元本位制逐步得以确立。

从金本位制到金汇兑本位制,再到美元本位制,是黄金非货币化的演进路径,全球货币体系最终形成了以纸币为本位的货币体系。

美元本位制的本质是纸币本位制。在财政赤字趋势性扩大的条件下,各国货币当局不可能不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胀因此进一步发展。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瓦解之后,全球货币发行如脱缰的野马大幅增长。尤其是美国的美元货币发行。有研究机构指出,美国每年发行的2/3左右的美元货币供应流到了世界各地。而全球出现通胀或者泡沫、债务快速增长,美国却不用考虑它对全世界负什么责任。

随着纸币作为本位货币的发展,黄金的货币功能并没有彻底消失。黄金具有其他物品所不具有的特质:充当过货币,单位价值较高;具有工业使用价值,而供给又较为有限;质地均匀,能够有效分割;具有普遍可接受性,流动性好;宜于窖藏,长期收益率较高;避险功能齐全,可以有效分散风险等。在避险和保值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物质可以与黄金相媲美。

黄金没有了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功能,但仍具有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功能。可见黄金依然还在发挥着货币的部分职能。黄金已经并将长期成为纸币本位制度下抵御通胀和货币贬值的有效工具。

从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来看,黄金非货币化的过程会放缓。在某些阶段,黄金的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货币职能还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甚至是增强。为此,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可能会将黄金作为主要国际储备之一。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处在多元化的变革过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美元充当主要国际货币不仅是因为美元有能力与黄金挂钩,而且还因为美国在全球贸易和GDP中都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时至今日,美国仅占全球贸易的10%和全球GDP的15%,但美元仍占到全球支付结算的约一半,这就显然不合理了。2002年欧元的诞生加快了货币多元化的趋势。近20年来,美元不再是一币独大,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比重开始明显减少。2009年人民币开始走向国际,比重开始缓步上升,尽管现在的比例不高,但发展趋势还是十分明朗的。

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演进的过程中,主要货币之间必然会长期展开博弈和竞争。从霸主地位走向衰落的货币的货币当局,不惜运用霸凌手段对竞争对手进行所谓制裁,导致后者寻求多种方式保护自身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当局有必要拥有世界普遍可接受的、稳定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藏手段来支持其本币的信用,增强和保持其国际清偿能力,有效规避这一长期博弈过程中的风险。黄金以其特有的性质,应该会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挥信用基础、清偿能力和避险手段的功能。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央行购入了黄金,2016年有八国央行,2018年增至19国央行。自2011年以来,全球央行从黄金卖方转变为黄金买方,连续9年净买入;2018年净买入656吨,2019年上半年则净买入374吨。黄金已成为全球央行的第三大官方储备资产,占比达到10%,而在2000年时这一比重则不超过3%。展望未来,纸币本位下的货币贬值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将增强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五、合理增加资产配置中黄金的比重

从短中期看,影响金价涨跌的因素主要有两条主线——风险主线和通胀主线。风险主线对于金价涨跌更为重要,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则是金价涨跌影响因素的辅线。风险是动力,而通胀既是动力也是条件。历史数据已经表明,当风险因素持续增强时,结合宽松的货币政策,黄金价格会出现持续较大幅度的上涨。

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各类错综复杂的风险因素可能继续并存。经贸摩擦、英国脱欧、印巴冲突、朝鲜半岛局势、中东地缘政治等多类风险事件将会此起彼伏,从而推动市场产生更多的保值增值意愿,此时黄金势所必然地可以发挥它的特殊功能。

从历史上看,在风险因素不太明显的情况下,即使货币政策很宽松,金价也未必大幅度上升;而货币政策收紧,金价也未必下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价曾大幅度上涨,但与此同时美国的货币政策却在持续不断地收紧,美联储曾连续17次加息,但在一系列接踵而至的风险的推动下,黄金却走出了一波大行情。可见,黄金市场走势关键还是看风险。

黄金具有综合性的保值增值功能已越来越为市场所共识。黄金与传统资产呈现了低相关和负相关关系,可以有效地分散和对冲风险。鉴于交易产品和场所的发展,黄金的流动性较过去明显提升。历史数据清楚地表明,黄金可以有效地抵御货币贬值,其长期收益率高于债券而接近股票。因此,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投资者可以考虑适度加大黄金在资产配置中的比重,但要注意规避风险因素扰动和货币政策变化给黄金价格带来的市场波动风险。

截至2019年7月,尽管近年来不断增持,中国央行持有黄金达到1936.5吨;但黄金储备占总的国际储备的比例仅为2.7%,与庞大的外汇储备、可观的GDP总量和贸易投资总量相比显然是不匹配的。未来有必要继续增持黄金和提升其占比,以进一步增强我国国际清偿能力和避险能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更为坚实的信用基础。                                                 (作者:连平)

政策借鉴

关中平原城市群聚力高质量发展

围绕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关中平原城市群三省8市按照规划要求,既有机统一,又分工协作,加快全面协同发展。

强化交通枢纽

今年3月25日,300多位来自“一带一路”沿海港口、沿边口岸、沿线地市、央企、国内外物流公司等领域的嘉宾齐聚西安,就共同建设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达成共识,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西安)陆海联运大通道倡议,促进各方共同推动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支持打造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通过共建共享和资源集约使用,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降低国际联运综合物流成本,不断优化服务水平和贸易环境,实现各方利益共享、降低风险,从而使中欧班列获得长期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

以西安为核心,打造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不仅是国际国内交通物流企业的共同愿望,也是陕西突出地域优势、做强交通枢纽、带动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的重要环节。

西安是我国内陆中心,是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支点,是西部地区面向东中部地区的重要门户,贯通西部地区的南北通道和新亚欧大陆桥在此交汇,以西安为中心的“米”字形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加快完善,国际枢纽机场和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加快建设,全国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级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先行一步。目前,陕西已建成吴起至定边、陕甘界至陇县、山阳至柞水、宝鸡过境凉泉至苟家岭段、西宝改扩建潘家湾至凉泉等5个高速公路项目,新增通车里程196公里,高速公路建设规模突破1600公里,22个续建项目全面展开。全省干线公路建设规模超过2500公里,建成通车或主体完工32个项目1000公里。西安至银川高铁建设进展顺利,西安至延安高铁开工建设,西安至十堰、西安至安康、延安至榆林三条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有序推进;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路北客站至空港新城段建成,空港新城至机场西段正在加快建设。

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西安确定了“多轴线多中心多组团”空间发展格局,加快推进“枢纽联通、洲际覆盖、特色鲜明、量质并举”的国际枢纽城市建设,仅去年就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96个,全年完成城建投资773.6亿元。地铁4号线开通运营,西延路快速路建成通车,打通断头路30条,新增公交线路20条,全市新增7条国际客运航线、总数达64条,航空旅客吞吐量跃居全国第七位,货邮吞吐量突破31万吨、增速位居全国十大机场第一,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1235列,实际开行总量、重载率、货运量全国第一。

优化产业布局

汉中为了加快建设关中平原城市群节点城市,全力推进产业优化和调整。汉中依托资源禀赋,围绕高端装备制造、新兴产业发展、新型能源利用、生态旅游开发等领域,精心策划大项目,加快支柱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集群化迈进。今年全市计划实施重点项目403个,年度投资811.4亿元,目前累计开工重点建设项目8批次185个,总投资487.7亿元。

《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对产业化和城市化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陕西、山西、甘肃三省8市正按照规划要求,既有机统一,又分工协作地建设产业体系。

为了强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西安市确立了打造“三中心两高地一枢纽”的发展定位,即打造国家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对外交往中心、丝路科创中心”,建设“丝路文化高地、内陆开放高地”和“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全市紧紧围绕这一战略定位,一方面建设中心城市各大板块,另一方面全力发展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科技、新兴材料等新兴产业。仅2018年就完成研发投入410亿元、占GDP比重4.91%,全市专利申请总量达到7.12万件,技术成果交易额达到1028.33亿元,新增市场主体55万户、总数达148万户。通过城市结构和产业布局优化,全市去年完成生产总值8349.86亿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84.7亿元、完成进出口总值3303.87亿元,分别同比增长8.2%、10.8%和29.6%。

守护绿水青山

去年8月份,陕西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全面打响“青山、蓝天、碧水、净土”四场保卫战,决心把生态环境改善作为推进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的一项核心要务,全方位推进。

为把关中平原城市群打造成为内陆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传承中华文化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陕西省在2018年初步划定全省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5.03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4.43%。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先后解决突出环境问题400余件,解决群众身边环境问题7000余件。在绿水保卫战中,针对汉丹江督导各地加快重点治污项目建设。2018年,全省50个国家“水十条”考核断面Ⅰ—Ⅲ类比例78%,优于国家考核指标。

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西北一翼的甘肃天水市,确定了以黄河及渭河、汾河、泾河、丹江等水系为重点,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湿地滩涂等为补充,构建渭河流域绿色生态廊道,建设好城市群生态节点的整体思路。以秦巴山地及渭北、天水等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为重点,科学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强以秦岭、桥山、六盘山为重点的山体保护,严格控制开发强度,搞好植被恢复。加强渭河、汾河、泾河等水系治理,加快引汉济渭等重大水源补给工程建设,营造科学合理、自然优美的水生态。实施渭河干流滩面整治、河道疏浚、水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及湿地建设、水生物保护、河湖自然联通恢复等工程项目,实施渭河沿岸工业污水治理工程,实施渭河流域泾河、灞河等主要支流水污染综合治理和水生态修复工程。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

与此同时,陕西、山西、甘肃三省共同召开联席会,共同签署了推进规划落实的《关中宣言》,签署《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进优化城市规模结构、构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推进生态共建环境共治、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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