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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73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10-14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73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1014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正视问题化解挑战 我国大势长期向好

多部委: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

多部委:开展第三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工作

国研中心: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CF40: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及养老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今明两年我国规划建设127个铁路专用线重点项目

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演进历程、历史逻辑及时代潮流

应对生猪生产极端萎缩的不利形势必须尊重规律

要情文摘

明年将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下一阶段四大举措稳定物价

企业家参与政策制定机制趋于规范

养老服务业有望快速发展

国务院再推进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改革

内部报告

鲁俊群:人工智能“进化”重塑未来全球治理格局

政策借鉴

政企联动维护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经济分析

正视问题化解挑战 我国大势长期向好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结构、动力、模式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只有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才能够准确认识我国经济运行态势。纵观世界经济史,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伴随着诸多问题,需要客观看待问题、正视存在问题,通过艰苦努力、不懈奋斗解决好问题,坚决扫清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展望未来,我们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利用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切实推进创新驱动,我国经济依然保持长期向好态势。

一、深刻把握发展阶段

从经济形态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从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6%—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将来还会转向5%左右的中速增长,工业化完成之后将进入低速稳定增长阶段。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提高各类要素效率,创新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要素结构看,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到2018年累计减少了3006万人,受此影响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降。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红利高峰期过去,国内储蓄率开始下降,进而投资率高位回落,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减弱。我国国内储蓄率由2010年51.6%的峰值回落至2018年的45.7%,投资率由2011年的48%,回落至2018年的44.8%。随着比较优势逐步削弱,外贸外资增速放缓导致技术溢出效应减小,劳动力城乡间转移效应放缓,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短期内比较稳定,因而短期内全要素生产率(TFP)也存在放缓态势。

从产业结构看,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中后期,能源原材料、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期基本结束,特别是中低端工业制造品绝大部分产能有富余,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状态。一般而言,随着工业化高峰期的结束,一国或地区的经济高成长期就趋于结束。2012年起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到2018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2.2%,已超过第二产业占比11.5个百分点。由于当前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因而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

从经济总量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由一穷二白跃升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从1952的679亿元跃升至2018年的90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年均实际增长8.1%。按平均汇率计算2018年我国GDP达到13.6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1%。一般而言,一国或地区经济总量达到一定规模后,随着经济规模增大而边际增速会递减。

因此,从经济形态、要素结构、产业结构、经济总量等方面看,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回落符合内在经济规律。只有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及特征有了深刻认识,才能正确看待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二、客观正视存在问题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大国战略博弈明显加剧,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发展环境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

从国内发展看,短期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压力较大,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834万人,增加14万人,有数百万农村劳动力进城需要找到新的工作,军队退役转业人员约25万左右,外向型部门、部分地区淘汰落后产能失业风险仍然较大;工业企业效益下滑,制造业投资增长乏力;汽车、住房等龙头消费市场明显降温等。中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处于转型调整过程中,制造业成本上升、比较优势削弱,制造品主要处在价值链中低端,实体经济经营困难;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突出,特别是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服务方面存在不少“短板”;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存在不少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创新能力不够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等。只有正视存在问题,通过艰苦努力解决好问题,才能赢得前景广阔的未来。

三、理性展望发展前景

当前,我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市场空间广阔,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政策工具储备充足,只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场资源空间广阔。近14亿人口的市场、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超大规模性市场空间成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优势。内需潜力持续释放。我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消费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补短板空间仍然较大,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地区、边疆地区的交通状况还相对落后。创新驱动日益显现。2018年,我国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创业创新正在推动我国由过去的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极大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有效提高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

展望未来,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将加速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更高质量的融合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化解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推动我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新轨道,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执笔:牛犁)

多部委: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发布《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年)》指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产业体系,优质医疗健康资源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健康产业融合度和协同性进一步增强,健康产业科技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人才数量和质量达到更高水平,形成若干有较强影响力的健康产业集群,为健康产业成为重要的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奠定坚实基础。

健康产业是全社会从事健康服务提供、相关产品生产经营等活动的集合,涉及面广、产业链长、融合度高。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健康产业仍存在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科技含量不高,跨界融合不充分,健康保险发展滞后,人才要素短缺,营商环境和行业监管不够完善等短板弱项。

因此,未来将建设区域医疗中心,支持优质社会办医扩容,发展优质健康管理,并建立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发展互联网医疗以及互联网药物流通。

具体来看,依托现有医疗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一批高水平临床诊疗中心、高水准临床科研创新平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提高区域内疑难病症诊治能力,逐步满足群众就近享有高水平医疗服务的需求,力争肿瘤、心脑血管、呼吸、儿科、创伤等重点疾病在区域内得到有效救治。支持符合条件的高水平民营医院跨区域办医,向基层延伸,实现品牌化、集团化发展。

有序推进省统筹区域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设,逐步将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及健康数据资源接入平台和实现互联互通。建立互联网诊疗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消费信息互联互通、实时共享的渠道,支持在线开具处方药品的第三方配送。加快医药电商发展,向患者提供“网订(药)店取”、“网订(药)店送”等服务。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表示,健康产业的发展,不仅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的重要方面,也是未来我国支持经济增长的一大着力点。例如互联网售药,互联网销售产品特性包括标准化强,不用现实试验,运送半径大,因此,互联网售药的放开已是大势所趋。

多部委:开展第三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工作

9月29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部门开展第三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工作,此次共向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10000吨。9月19日以来,累计投放中央储备冻猪肉30000吨。

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加强市场监测,密切关注肉类市场供求变化,会同相关部门适时储备投放,保障肉类市场供应。

国研中心:以高质量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期,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是重要的新动能,成为第一动力。本专题侧重于创新体系中与创新供给相关的政策和制度研究,在客观系统分析中国创新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借鉴国际经验,提出了有关完善创新体系和政策的建议。

中国创新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生产率主导的增长提供技术和创新。目前,中国的创新发展正处于从数量积累向质量升级的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中国的创新能力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的创新能力从全面跟踪进入跟跑、并跑和领跑并存的阶段。

一是科技投入和产出数量居世界前列。中国研发经费(R·D)支出总量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的20%;研发人员总数居世界第一;2018年研究开发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18%,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超过部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高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自2011年起的专利申请量持续居世界第一。

二是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快速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机器人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在线医疗、在线教育、移动支付等新业态保持高速增长,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活力。中国的信息经济总体规模仅低于美国,而且赶超势头强劲,一些大型互联网企业居世界同领域的前列。优化商事制度改革,搭建创新创业服务平台,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创新创业活动。2018年全国平均每天新登记1.8万户,快速增长的独角兽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居世界第二位。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长快于工业平均增长。

三是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创新型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企业的研究开发支出占全社会的比例超过75%,企业科研人员数量占比超过70%,国内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中,企业占比超过60%,涌现出华为等一批创新型企业。中国创新型企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快速提升,数量不断增加。但总体看,企业创新还不够普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接近1%,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二)创新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逐步构建更广泛的创新政策框架

2006年制定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制定了一系列创新政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明确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目标、原则、战略部署和任务,又提出坚持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步发力。

一是创新政策内容更加丰富。中国的创新政策已经从以科技政策为主转向覆盖创新链各环节的综合政策体系,政策工具从财政资助和税收优惠为主转向更加普惠、更加注重体制机制改革和调动社会积极性。2015年出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做出顶层设计,从八个方面和30个领域,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创新的制度安排。

二是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因地制宜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部分。中国的区域创新政策的重点从优惠政策为主转为向体制机制改革要动力;区域创新环境的建设,从建设高新区、创新型城市,到建设区域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优化区域创新要素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目前,正在逐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创新中心。

三是加强法治,不断完善创新治理体系。多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采用国际标准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加强执法并增强了执法的独立性。修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促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下放公立大学科研院所、政府资助形成的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等进行了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向研究团队和发明人倾斜;培育专业技术转移机构,加强对专业服务的投入,等等。出台《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将近百个科技计划和专项合并为5大类;实行专业机构管理科技计划的试点;相继出台人才和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

(三)新形势下创新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总体来看,中国的创新正处于转型阶段,原有模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创新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科技支出结构有待优化。基础研究投入过低,远低于发达的创新型国家。二是科技产出质量仍需进一步提升。论文引用率、专利质量等指标与数量与领先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成果转化效率还有较大改善空间。三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产业配套能力比较齐全,但是基础工业配套能力不强。供应链的一些关键环节仍然脆弱,对外的依赖性较强。四是企业创新不普遍,管理能力不强,技术扩散较慢,数字技术普及应用率低于经合组织的同行。

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主要问题是,政出多门、政策不协调、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仍比较突出;知识产权保护明显改善,但仍需加强;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和执法不到位、政府采购支持创新的力度较小、创新成本高等问题,影响了企业的创新动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治理结构与功能的匹配仍需改进,产学研的职能定位时有错位。

完善改进制度和政策,提高创新质量和效率,有效支撑高质量发展

研究报告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形成共识。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创新能力明显增强。面对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新一轮技术变革,迫切需要提升创新的质量和效率,有效发挥创新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因此,我们下一阶段的关键任务是在新形势下如何改善庞大的创新系统,为创新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其中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数量与质量、推动前沿技术发展与成熟技术推广、培育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升级、企业技术创新与提升管理能力等关系。

课题组围绕创新体系的制度和政策环境建设提出以下主要建议。

一是加强政策协调,优化政府支持方式。

健全政策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国家科教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作用,下设科技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政策等部际联席会议,提高政策协调性。加强政策效果评估,加大政策落实力度。

政府科技计划实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根据技术发展阶段分类管理。对国家战略目标导向和追赶类科研项目实行自上而下的科技计划管理;对前沿技术和探索类科研计划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更多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选择作用,减少决策失误。

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生物学、可再生能源、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提前布局,对传统产业的核心元器件、关键装备和基础工艺重点支持。做好战略研究,支持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伦理道德界限,加速商业化应用。

二是提高科技成果供给质量,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提高科技成果供给质量。统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需要,加大科学研究支出比重;完善科学研究的评价考核体系,注重质量和长期效果。加强各类科技计划的衔接,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进一步开发和利用。鼓励企业承担和参与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计划,提高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水平。

培育专业技术转移机构,促进科研成果和市场的对接。培养和引进综合性人才,加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业化技术转移队伍建设;改进成果转化评价指标体系,突出价值导向。

合理分配成果转移转化收入,调动发明人、投资方和科研依托单位等各方参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为多种转移转化方式提供政策保障。探索公立和民营部门共同合作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作用,促进科研机构和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转化和转移。

三是构建鼓励创新的包容性市场监管体制,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和新技术推广应用。

坚持鼓励创新和包容审慎的原则,采取既具弹性又规范的市场准入监管。既要破除影响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发展的制度障碍,又要对潜在风险做到早发现、早化解,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尽快完善鼓励创新的政府采购政策。加大政府对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力度,发挥政府采购培育早期市场的作用。

加强技术推广体系建设,促进新技术的应用和扩散。重点围绕需求规模大的新兴产业发展,从配套基础设施、专业服务机构、企业技术改造和技能人才培养等方面入手,建立技术推广网络,提高新技术的采用率。鼓励产学研用相结合,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技术升级的作用,提升全产业链的创新能力。

四是优化资源配置和制度环境,提升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发挥市场配置创新要素的作用。开放更多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准入,给创新创业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消除对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歧视性政策,公平对待各类有创新积极性的企业。

有效发挥标准体系的作用,倒逼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标准体系覆盖范围,构建从研发、推广到产品检验检测、监督执法的全链条标准化体系,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建立以标准为重要依据的市场准入、退出及激励机制,统一执法标准、加大违规处罚力度。

有效保护知识产权,促进知识产权高效运用。加强新领域的知识产权立法,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法院体制,防止地方保护,加大对侵权假冒的处罚力度。提高知识产权授权审查标准,加强专利审查能力建设,规范专利代理行业,提高服务水平和能力。加强知识产权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积极参与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制定。

提高企业管理能力,提升创新效率。制定多层次的人才政策,有针对性地激励各类人才的创新积极性,尤其要注意提倡企业家精神。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完善和推广企业管理标准,加强企业管理培训。支持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健全职业资格认定制度,实行技能与待遇挂钩的薪酬制度。

坚持开放创新,有效利用全球创新要素,加强新技术领域的全球合作。进一步放松外籍高端创新人才办理签证和绿卡的门槛,放松对国内企业使用境外风险投资以及境外人员在国内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等创新创业活动的限制。支持本土企业按照国际规则并购、合资、参股国外创新型企业,建立海外研发机构。在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如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健康和老龄化、能源安全和食品安全、消除贫困等领域,加强国际技术合作。

五是推进数字化技术驱动的创新。

数字技术正在推动全球创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数字经济规模已居世界前列。数字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关键驱动力。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数字政策法律框架,实现数字保护与运用、创新的平衡。优先鼓励数字技术在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农业、智慧交通等领域的应用,惠及大众。

CF40:国有资本划转社保及养老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召开了CF40内部课题评审会暨第262期“双周圆桌”,主题为“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问题与建议”,来自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财政部、人民银行等部门和机构的专家参与研讨会。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认为,在我国应对人口加速老龄化压力、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划转国有资本入社保必要且紧迫。建议从三方面着手:在划转上,制定分批划转时间表,加紧完成划转;优先划转分红派息能力强的股权;进一步提高划转比例。在股权管理上,加紧制定配套政策,保护承接主体的股东权利。在投资运营上,探索合理分红机制,选择可行的国有资本投资运作策略。针对更深层次养老体制改革的问题,与会专家建议:一要均衡发展养老的三支柱;二要提升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三要建立基础养老的全国统筹机制。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足社保的意义及运作模式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和由此产生的养老金缺口,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灰犀牛事件。划转国有资本入社保必要且紧迫。虽然对人口老龄化、养老金缺口以及划转国有资本规模的测算结果不尽相同,但这些研究都表明了养老形势的严峻性。国务院49号文要求,将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纳入划转范围,统一将企业国有股权的10%划入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具有“一石三鸟”之效,一是有助于增强基金保障能力,弥补养老金缺口;二是有利于扩大下调社保费率的空间;三是有助于国有企业推进深层次改革,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划入股权是划转国有资本的主要资产形态,并且有三年禁售期,因此提高资产流动性,拓展运作管理空间,增强现金收益是投资运作的重点,其管理运作方式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债权融资盘活资产模式,主要包括用股权分红资产证券化、股权质押融资等方式获取现金;二是以股权置换为前提,通过集团股权和上市公司股权置换提高流动性并进行后续股权运作;三是股权处置,包括出售、转让、减持等。

划转国有资本充足社保基金的政策建议

在近期召开的CF40内部研讨会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课题组发布了题为“关于落实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政策有关问题研究”的课题报告。课题组建议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在划转方面:首先,制定划转计划,加紧完成国有资本划转;其次,优先划转分红派息能力强的股权,提高股权产生现金收入的能力;最后,进一步提高划转比例。总之,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加快划转速度,提升划转比例,并结合延迟退休、提高统筹层次等改革同步推进。二是在股权管理方面:完成股权划转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建立完善制度,尽快开展股权的划转、管理、运营、处置、资金归集和再投资。一方面,应根据49号文规定,加紧制定配套政策,为国有资本划转、股权管理运营处置等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保障;另一方面,要保护承接主体的股东权利。三是在投资运营方面:一方面,应探索建立对划转国有股权的合理分红机制,使划转国有资本形成稳定、可预期的分红收入;另一方面,选择可行的国有资本投资运作策略,提出国有资本运作管理办法的具体建议。

与会专家建议,还从以下四方面做好划转相关工作:第一,应结合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划转比例,地方国企资本划转比例可以适当提高,尤其是在养老金支付压力较大的地区可以展开试点。第二,给予社保基金更大范围参与公司治理的自主权,联合专业投资公司,改善地方国有企业的治理,推动国企改革。第三,建立竞争机制。一方面,制定投资运营管理和考核办法,加强相关的划拨国资业绩考核和工作评估,使工作更加规范化进行。另一方面,应在社保运作过程设计竞争机制。第四,国有资本划转后更好地发挥作用有赖于系统性的顶层设计,须做好包括完善公司治理、实现国企改革、发展金融市场等方面的建设工作。

养老体制改革的政策建议

比划转国有资本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养老体制改革的问题。划转国有资本本身并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的问题只能通过养老体制改革才能解决,而当前养老体制也存在养老三支柱发展不平衡、城乡和地区间的不公平性凸显等问题亟待解决。一方面,养老三支柱存在不平衡的问题。目前,养老第一支柱发展良好;第二支柱整体规模不大,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缴费情况分化,国有企业积极缴款,非国有企业积极性不高;第三支柱主要通过税收递延政策,但每月抵扣金额不高。另一方面,基本养老未实现城乡统筹、全国统筹。从公平性来看,城乡、地区间不公平性凸显。

对此,与会专家提出,一是要均衡发展养老的三支柱。其中,发展养老第三支柱除了依靠税收递延外,还可以将暂时税收豁免的资本市场投资收益正式予以免除,给予投资者稳定的免税预期,提高投资动力,同时商业机构也有能力将第三支柱做大,最终可能实现不进行税收递延就发展壮大第三支柱养老的效果。二是要提升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适当延迟退休年龄,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老龄化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停滞和创新的丧失,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能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三是基础养老应当进行全国统筹。应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依靠省际的调剂可能在老龄化加剧、人口迁徙频繁的情况下很难维系。此外,实现全国统筹的社保制度也有利于解决职工和居民、地区间的公平性问题。

今明两年我国规划建设127个铁路专用线重点项目

2020年,我国将规划建设127个铁路专用线重点项目,线路总长度达1586公里。专用线是解决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问题的重要设施,对于减少短驳、发挥综合交通效率、提升经济社会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一批铁路专用线开工建设,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年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接入比例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基本引入铁路专用线。到2025年,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年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新建物流园区铁路专用线力争接入比例均达到85%,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全部实现铁路进港。

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演进历程、历史逻辑及时代潮流

201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成立70周年,作为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中国财政,也走过了70年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对于新中国财政70年历史进程的回顾和总结,也要落实于对其历史逻辑和时代潮流的提炼和揭示。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就是新中国财政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和客观规律。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就是适应时代主题的新中国财政的发展趋势和前行方向。那么,该怎样提炼和揭示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和时代潮流?注意到70年间发生于新中国财政领域且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牵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项,几乎都同财税体制的调整与变革有关,便不难认清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新中国财政70年的历史,是围绕着财税体制的变迁而展开的。这意味着,只有以制度变迁为主线,循着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演进历程,才能将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说清楚,把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讲明白。

一、演进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财税体制的演进历程,可以依发生时序大致分为如下九个既彼此独立又互为关联的时期: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1952年)

这是新中国财税体制的奠基期。以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诞生为标志,新中国财政随之建立起来。在组建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管理机构并建立统一的财政制度的同时,面对当时饱经战火摧残、几乎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财政主要担负了两个方面的任务:筹集并支付巨额的军政费用,以消灭残余敌对势力、接收旧政权的人员和维持新政权的运转;治理通货膨胀和整顿生产生活秩序,尽快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通过推出统一财经工作、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物价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以及各方面的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从而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

这是新中国财税体制步入“二元”格局的起点。从1953年起,在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的基础上,以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我国开始转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作为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财政担负起了为工业化筹集资金和促进社会主义改造的双重任务。一方面,以筹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资金为重点,通过改进和加强财政收支管理,开辟和扩大财源,增加资金积累,保证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另一方面,伴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逐步建立了对不同所有制和不同区域实施不同财税政策的财税制度体系,形成了与“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的“二元”财税体制格局。

“大跃进”和五年调整时期(1958年—1965年)

这是新中国财税体制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的适应性探索期。在“一五”各项指标和“三大改造”任务全面完成的背景下,从1958年起,中国开始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并以此为标志,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然而,由于“大跃进”的盲目发动,经济发展并未按照原定的“二五”计划轨道运行,而是出现了大起大落,从而不得不在1961年转入长达5年的国民经济调整期。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财税体制做了许多积极的探索。先是配合“大跃进”实施对地方和企业的放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五”时期过度集权的体制格局。后来,又适应国民经济调整和应对经济困难的需要,适当收缩了一部分“大跃进”期间下放过多的财权,重新加强了财权、财力的集中统一。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建设回归适度规模的调整进程,财政收支规模也经历了由急剧膨胀到回归常态的变化。应当说,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之后,围绕计划经济体制建设对财税体制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以及其他方面财政工作的改进和加强,对于保证和推动国民经济全面调整的顺利进行、恢复与发展以及此后的财政自身建设,都积累下了宝贵的经验。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7年)

这是处于困局中的新中国财税体制的频繁变动期。“文化大革命”在将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带入混乱状态的同时,也使新中国的财政工作面临困局。不仅财政管理指挥体系大大削弱,财政管理思想陷于混乱,而且国家财经纪律也受到严重践踏。为应对由此而引致的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财税体制的变动十分频繁。这种频繁变动,既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所累积的财政压力的不断加大,也凸显了扮演苦撑危局角色的新中国财政的特殊作用。

“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时期(1978年—1993年)

这是新中国财政汇入市场化改革大潮的起点。以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跨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分配领域入手的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确定的主调便是“放权让利”。通过“放权让利”,激发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提高国民经济活力。而在改革初期,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政上的管理权,政府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这一整体改革思路与财政自身的改革任务——由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打破或改变“财权集中过度、分配统收统支,税种过于单一”的传统体制格局——相对接,便有了一系列的旨在为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改革举措。

踏上制度创新之路的改革时期(1994年—1997年)

这是新中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大转折点。以“放权让利”为主调的改革,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作为计划经济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财税体制。而且,以减收、增支为代价所进行的财政改革,也使财政收支运行陷入了不平衡的困难境地。意识到“放权让利”的改革不可持续,在这一思路上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财税体制改革自然要进行重大调整:由侧重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转向新型体制的建立。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3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财税体制为着眼点,从1994年起,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踏上了制度创新之路。可以说,通过那次财税体制改革,初步搭建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财税体制基本框架。

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时期(1998年—2002年)

这是新中国财政走向“公共性”的关键时期。1994年的财税体制改革,固然使中国的财税体制走上了制度创新之路,但并没有解决问题的全部。因为,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所覆盖的,说到底还只是体制内的政府收支。游离于体制外的政府收支,尚没有进入视野。而且,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所着眼的,也主要是以税收为代表的财政收入一翼的制度变革。财政支出一翼的调整,虽有牵涉,但并未作为重点同步进行。与此同时,既得利益者的掣肘加之财政增收的动因,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改革的手脚,使得一些做法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或变通性色彩。随着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成效的逐步释放,蕴含在游离于体制外的政府收支以及财政支出一翼的各种矛盾,便日益充分地显露出来并演化为困扰国民收入分配和政府收支运行过程的“瓶颈”。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及其机制为主旨的“税费改革”,以及财政支出管理制度的改革,先后进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心地带,通过构建公共财政的体制框架,推动财政日益显现出“公共性”的本质特征。

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时期(2003年—2012年)

这是推动新中国财政实现“公共性”的体制完善期。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由构建到完善的过程一样,伴随着以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为核心的各项财税体制改革的稳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也逐渐步入深水区,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任务。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在那次会议上以及那份重要文献中,基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判断,提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战略目标。认识到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放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棋盘,从而在两者的密切联系中谋划进一步推进公共财政建设的方案,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以此为契机,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又开始了旨在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系列操作。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时期(2012年—)

这是新中国财政的重大历史变革时期。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开放由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财政亦被纳入现代国家治理总体布局并摆在基础和重要支柱位置。财政不仅要作为政府活动的经济基础而发挥作用,而且要进入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和各领域。于是,在初步实现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上,聚焦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建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为目标取向,新中国财政开启了一系列适应新时代的变革。

二、历史逻辑

在了解了70年新中国财税体制的演进历程之后,如下的问题便进入视野:新中国财税体制的发展,是否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索?换言之,新中国财政演进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新中国财政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既集中体现在它是政府所从事的所有活动的经济基础,又集中体现于它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天然关联,系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因此,分析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肯定不可就财政论财政,也不能就经济论财政,必须跳出财政、跳出经济,延伸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从财政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相互联系及交互作用中加以提炼。

以纵深的历史眼光,对应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可以将新中国财税体制的历史进程概括为如下“三部曲”:

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契合的财税体制

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历史时期,在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大背景下,面对当时亟待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并且参照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财税体制,我们逐步建立起来并投入运行的财税体制格局以及作为其结果的财税运行格局,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

对那一时期的财税运行格局,尽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归结,但沿着收入——“钱从哪里来”、支出——“钱向何处去”、政策——“收支安排所体现的目的”这样三条有关财政活动运行层面的基本线索,可以将其概括如下: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国有部门——全国财政收入的85%以上来自于国有部门缴款;财政支出主要投向国有部门——全国财政支出的85%以上用于国有部门;财政政策在国有和非国有部门有所区别。

财税运行格局之所以如此,同那一时期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契合的单一所有制构成以及“二元”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直接相关。作为单一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直接反映,那一时期的GDP几乎全部来源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部门。作为“二元”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一时期的财税体制自然会实行不同所有制分治和城乡分治。这一财税运行格局,使财政体制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国有制财政,即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国有部门系统内部完成;二是城市财政,即财政收支活动主要在城市区域完成;三是生产建设财政,即财政支出活动主要围绕生产建设领域进行。

如此的财税体制,对于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由此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这种财税体制及其运行格局缺乏现代财政的“公共性”,系“非公共性”(或称“非普惠性”)的。

构建并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

始自197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迄今一个最为流行的表述是“市场化改革”。经济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首先带来的是GDP所有制构成的多元化——GDP来源于多种所有制经济部门。

这一影响传递到财税运行格局上,就是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来源于非国有制部门的财政收入份额迅速上升;财政收入来源的公共化,自然会推动并决定着财政支出投向的公共化——用于非国有制部门的财政支出份额迅速上升;财政收支的公共化,又进一步催生了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

财税运行格局上的这些变化,是在财税体制追求“公共性”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财税体制的变革,则是一个“财政公共化”以顺应经济市场化的历史进程:

——从国有制财政走向多种所有制财政,财政覆盖范围延伸至包括国有和非国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部门。

——从城市财政走向城乡一体化财政,财政覆盖范围延伸至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所有地区和所有社会成员。

——从生产建设财政走向公共服务财政,财政支出投向延伸至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管理、经济调节和改善民生等众多的公共服务事项。

“国有制财政+城市财政+生产建设财政”向“多种所有制财政+城乡一体化财政+公共服务财政”的变革,便是财政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并逐步实行财政无差别待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日渐彰显的,正是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公共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仅催生了公共财政的概念以及相关的实践,而且,从1998年起,作为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财税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构建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随后,包括收入、支出、管理和体制在内的几乎所有的财税体制改革线索和几乎所有的财税体制改革事项,都被归结于这条主线、覆盖于这一目标。至2003年,又在初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基础上,展开了旨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的一系列操作。

财税体制由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跃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全新论断为转折点,新中国财政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变化带给新中国财政最为深刻的影响,就是财政由一个经济范畴跃升为一个国家治理范畴,财税体制由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跃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故而,服务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财政与国家治理、财税体制与国家治理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国家治理的大棋局中谋划并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成为题中应有之意。

——从适应和匹配经济体制改革到适应和匹配全面深化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不再局限于适应和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而是同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在内的所有改革进程紧密对接,着眼于适应和匹配各个领域的改革联动,适应和匹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从立足于经济领域到立足于国家治理领域。财税体制改革不再局限于经济范畴、经济制度安排的简单思维,而是站在国家治理的总体角度,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和支撑性要素加以打造,将财税体制作为覆盖国家治理全过程、各领域的综合性制度安排加以构建。

——从追求公共性扩展到追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财税体制改革不再局限于追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公共性,更加强调时代特征,强调打造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

总之,在体现财政“公共性”本质的基础上,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相伴随,新中国财政进入了走向财政现代化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财政制度同公共财政体制一脉相承,是建立在财政公共化基础之上的财政现代化。

三、时代潮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进入新时代的新中国财政当然要契合时代主题,也当然要履行时代使命。唯其如此,才能在时代潮流中顺势而为。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脚步,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是什么?

新时代不是一个标签,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着一系列实实在在的内容。从大处着眼,它的基本标志至少有如下几个:其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二,经济发展转向以质量和效益为重心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三,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新阶段。

上述三条绝非平行线索,而是具有一脉相承关系的统一体。发生在社会主要矛盾层面的重大变化,实质上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构成了中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大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就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就要求实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五位一体”的改革联动,就要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论断,以及据此延伸的“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的表述,都是同现代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的。也即是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性部署,确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新中国财政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即从建立现代化的财政制度入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意味着,建立起与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新格局,是走入新时代的新中国财政的时代潮流。在国家治理领域充当基础和重要支柱,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成为中国财政必须致力完成的经常性工作和必须履行的根本性使命。

理由之一:在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政府职能中,财政职能可以覆盖所有的政府职能,财政职能部门的活动可以牵动所有政府职能部门的活动。它是一项最具综合意义的基本政府职能。

理由之二:在国家治理体系所涉及的制度安排中,财税体制的触角可以伸展至国家治理体系的枝枝蔓蔓;在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制度变革中,财税体制的调整能够相伴于国家治理活动的方方面面。它是一项具有基础意义的基本制度安排。

理由之三:在国家治理事务所涉及的利益关系中,财政关系可以承载并牵动公共事务线索上的各方面利益;在国家治理活动所涉及的利益关系调整中,财政活动能够触碰至所有社会组织和居民个人并连接政府系统内部各部门、各级次。它是一条具有“牛鼻子”意义的基本关系链条。

引申一步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财政作为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是建立在有效发挥财税体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基础上的。进入新时代,财政更需要有大格局、高站位。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牵一发而动全身。

四、深刻启示

进入新时代,财税体制往什么方向走?只有在科学提炼和深入揭示新中国财政历史逻辑和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才可能说清楚、讲明白。我们已经看到,我国的现代财政制度一头连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头连着现代国家治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认识到只有财政的公共化才能与经济的市场化相匹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也必须坚守财政的本质属性——“公共性”。

认识到只有财政的现代化才能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相匹配,与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也必须遵从财政的本质定位——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简言之,在公共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在财政公共化的肩膀上叠加财政现代化,让财政在更高层次上、更广范围内发挥对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以财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支持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新时代赋予中国财政的主题,也是新时代中国财政理应担负的使命,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体现。

(作者: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

应对生猪生产极端萎缩的不利形势必须尊重规律

10月1日国庆节过后,经过各种政策措施维稳而短暂企稳的生猪价格再度大幅上涨,从监测数据看,10月2日到10月9日的短短八天时间,全国生猪价格迭创新高,平均价格上涨高达15%左右。猪肉供给、猪肉价格关系到国计民生,各级政府无不给予生猪生产前所未有的重视,出台了综合性措施以促进生猪稳产、扩产。但是,应对生猪生产、猪肉价格等问题,我们必须尊重规律,否则就有可能欲速而不达,甚至可能会适得其反。

1.要尊重生猪的生长规律

生猪生长、生产有着固有的时间周期,目前非人力能够改变。从种猪出生、生长、受孕、产仔、保育、育肥等生产环节都有着一定的时间限制,缩短的空间微乎其微。即使从现在开始采取三元回交的方式补栏能繁母猪,从选种、受孕、产仔、育肥到最后正常出栏,也需要16个月左右的时间。因此,按照生猪生长的客观规律,即使一切按照理想状态发展,到2020年底,我国生猪出栏都难以产生显著改观,更不用说恢复到正常生产状态。

下达生猪生产任务决不能偏离生猪生长规律。当前,许多省市区纷纷公布、下达了今、明、后年的生产指标任务。综合看来,这些指标任务大都违背了生猪生长的时间规律,偏离了实际,具体体现在:首先,指标违背了生猪生长的时间规律。如果只有个别省市区出台任务指标,其还可以通过外购等方式来实现目标,但如果全国都出台相应的指标,在当前生猪、能繁母猪存栏极端萎缩的客观现实下,总体指标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其次,指标设置不合理。有的地方设置了年出栏指标,有的地方设置的则是期末存栏等指标,指标设置混乱、不合理很可能使得养猪成为一场数字游戏,甚至还可能危害猪肉供应。生猪稳产、扩产的最终目标是猪肉供应,而生猪出栏、存栏等规模并不直接等同于猪肉供应。比如,为了完成年出栏目标,可以让生猪提前出栏,从而降低了猪肉产量;而出栏、存栏目标的混乱设置,则可能导致跨地区生猪买卖的盛行等问题。

2.要尊重价格运行规律

当前我国生猪、猪肉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关键是供给极端萎缩的市场反应。今年以来,在非洲猪瘟持续、全面扩散的影响下,我国生猪存栏、能繁母猪持续大幅下降,猪肉供应呈持续大幅下降态势。从能繁母猪环比看,农业农村部公布的1-8月份调查数据分别为-3.6%、-5.0%、-2.3%、-2.5%、-4.1%、-5.0%、-8.9%和-9.1%,简单看,能繁母猪存栏基本对应6个月后的猪肉供应,生猪、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8、9、10月份的猪肉供应基本对应于2、3、4月份的能繁母猪存栏状况。历史上,不到10%的猪肉供应波动就可以产生100%以上的价格波动。和正常水平相比,8-10月份我国猪肉供应萎缩幅度已经超过20%,近期生猪、猪肉价格超历史上涨正是供求规律的自然反应。

生猪、猪肉供应的极限供应短缺尚未到来。从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规模变动情况看,根据农业农村部的调查数据,8月底我国生猪存栏仅1.98亿头,同比下降达38.7%,这意味着今年9月份到明年2月份,如果8月底的生猪存栏能够全部正常出栏,相对于前十年消费旺季这半年达4亿头的生猪正常需求,生猪供应缺口将高达50%左右,其中春节的1-2月份缺口还要超过50%相当幅度;8月底能繁母猪1968万头,同比下降达37.4%,如果后续月份能繁母猪能够止降企稳,按照我国正常年份一头母猪一年提供的成活仔猪数(PSY)平均为17头测算,在不考虑非洲猪肉等抑制因素的背景下,明年3-8月份我国生猪出栏也仅将在1.67亿头,与正常年份相比,供应缺口也将达45%左右。

后期直至春节前后我国生猪、猪肉价格还将有相当的上涨空间。未来的一年时间内,与正常年份相比,我国生猪、猪肉供应缺口高达50%左右,尤其是春节前后供应缺口更是处于极限状态,而平时抑制的猪肉消费需求在春节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来,那么将更加加剧春节前后的供应紧张状况。

需要理性看待当前生猪、猪肉价格上涨,尊重价格运行规律。当前我们尤要注意一些地方、部门限制猪肉价格的企图,不仅如此,物资储备部门还要在当前价格条件下进行一定的猪肉收储,以平缓春节前后猪肉供给短缺状况,从而抑制春节前后猪肉价格上涨的幅度。

3.金融支持政策也要尊重金融运行规律

8月份以来,相关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生猪生产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贷款贴息、保险等重要的金融手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金融扶持政策也要尊重金融运行规律。

生猪相关保险需要适度。生猪相关保险对解除养殖农户、企业复产、扩产的后顾之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过度保险容易造成逆向选择,反而会影响猪肉供应的恢复。在当前非洲猪瘟仍在肆虐的背景下,生猪养殖户如果生物防护措施不到位,非洲猪瘟复发将是大概率事件,不仅使农户、企业、政府遭受经济损失,还将浪费宝贵的仔猪、生猪资源,影响猪肉供给恢复的大局。

生猪期货要慎行。今年以来,面对生猪供应持续减少、生猪价格持续上涨的状况,主管部门、交易所等对出台生猪期货日趋积极,期望能够起到平抑生猪价格等积极作用。但是,在当前非洲猪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猪肉供给缺口不断加剧的背景下,生猪期货不宜推出:首先,期货不仅具备套期保值的功能,还有投机的因素,很多时候不仅不会平抑价格波动,而是会加剧价格波动,年初苹果期货的大幅上涨就是一个真实案例,而当前生猪、猪肉供应缺口的极限状况为期货的投机炒作提供了天然条件。其次,生猪期货还可能使生猪生产者面临困境。如果生猪生产者不合理的进行套期保值,生猪期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带来的保证金追加要求也可能使卖出保值者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在当前非洲猪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生猪供应缺口前所未有的极度不利背景下,我们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必须要尊重相关规律,早日恢复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

(执笔:徐平生)

 

要情文摘

明年将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完善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促进电力市场化交易,降低企业用电成本等。

【问题】电价改革是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破解当前煤电矛盾的重要环节。目前电力上网电价和销售电价还由政府定价,输电价格尚未明晰。电煤价格到销售电价之间无法建立市场化传导体系。从现阶段发展水平看,我国工业和商业用电价格在国际上处于较高水平,仅靠继续调高电价疏导电煤矛盾,解决电煤企业经营困难的空间有限。应加快推进电力改革,尽快形成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环保伤害成本和市场供给关系的电价机制,有效化解煤电矛盾。

【对策】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电力体制改革部署,加快以改革的办法推进建立市场化电价形成机制,会议决定,抓住当前燃煤发电市场化交易电量已占约50%、电价明显低于标杆上网电价的时机,对尚未实现市场化交易的燃煤发电电量,从明年1月1日起,取消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将现行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机制。

基准价按各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具体电价由发电企业、售电公司、电力用户等通过协商或竞价确定,但明年暂不上浮,特别要确保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

居民、农业等民生范畴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电价,确保稳定。

下一阶段四大举措稳定物价

9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部署加强市场价格监测预测预警,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保障基本民生。

【问题】稳物价事关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今年以来我国物价总体平稳,前八个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为2.4%,但猪肉等部分食品价格涨幅较大,同时近两个月来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连续下降。面对当前形势,要尊重规律,更加注重运用市场办法,遏制部分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保持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基本稳定,保证全年物价总水平处于合理区间。

【对策】为了有效稳定物价,国务院常务会提出了四大举措。

一是强化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压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通过取消不合理禁养限养规定、保证主产区饲料供应等,促进生猪产能加快恢复,做好进口和储备调节等工作,增加牛羊肉、鸡肉等禽肉市场供应,保障节假日等重要时段食品市场供应及价格稳定,密切关注部分关联产品价格变化,防止物价联动上涨。

二是跟踪分析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及时预警应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增强调控能力。做好冬季天然气等保供稳价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稳定生产经营、稳定就业。

三是加强市场监管和价格监测预警。严肃查处捏造散布虚假信息、操纵价格等违法行为。

四是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和重点群体基本生活。各地要按照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及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认真做好大中专院校、中小学等食堂肉食供应工作。

企业家参与政策制定机制趋于规范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于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的实施意见》,对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提出了机制性规范性要求。

政策背景: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在研究制定政策文件中充分听取企业家意见,有利于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提高涉企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制定涉企政策时注重通过多种方式听取企业和企业家意见建议,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要看到,部分涉企政策在制定出台过程中仍存在直接听取意见不充分、政策之间相互不协调等情况,对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和预期产生了影响,导致一些初衷是好的政策产生了相反作用,亟需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的规范性制度安排。

政策意义:意见明确了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的机制性、规范性要求,有利于增强涉企政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协同性,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营造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健全宏观和微观传导机制,更好推动政策落地落实见效;有利于调动广大企业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稳定企业家预期;有利于为企业家提供优质高效务实服务,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政策内容:意见围绕涉企政策制定前、中、后全流程的重要节点和关键环节,提出7项主要任务。一是在明确分类听取意见建议的规范性要求方面,提出制定对企业切身利益或者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专项政策,应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建议;二是在充分听取企业家对涉企政策的意见建议方面,创新性提出对关系企业切身利益、专业性较强的涉企专项政策,可吸收相关领域专家、企业家代表等共同参与起草;三是在畅通企业家提出意见诉求的渠道方面,要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载体,设置合理期限公开征求意见,为企业家和社会公众参与政策制定、反映意见诉求创造便利条件;四是在健全企业家意见处理和反馈机制方面,提出对在当前涉企政策中难以回应的意见建议,要进行专题研究并在后续涉企政策制定中予以回应;五是在完善涉企政策宣传解读和执行监督方面,提出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宣传解读体系;六是在健全涉企政策评估调整程序方面,提出对可能增加企业成本、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政策调整,应在听取相关行业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合理设置缓冲过渡期;七是在强化政府与企业家常态化沟通联系方面,提出要经常性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

政策影响: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经济决策咨询机制在发达国家是早已成型的惯例。通过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未来我国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企业政策的制订将能够更多地切合实际,具有更多的操作性。通过这一机制,企业也能够更好地将自身的政策诉求表达出来,能够避免对企业发展产生明显不利影响的政策出台,并将进一步密切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政策建议:企业家参与经济决策咨询,在中国还是属于新生事物,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及时总结推广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进行宣传推广,共同推动相关政策举措落地落实。

养老服务业有望快速发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民政部会商发展改革委等22个部门和单位,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政策背景: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包括养老领域在内的社会服务消费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适应服务消费增速加快、比重提升新趋势,要求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发展社会服务、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养老服务业提出明确要求。《实施意见》直面在养老服务领域供给侧和消费端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6个方面17条具体措施,进一步培育发展养老服务市场,推动养老服务消费健康有序发展。

政策意义:《实施意见》觉得出台将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推动解决当前存在的养老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养老服务消费政策不健全、营商和消费环境有待改善等突出问题,更好地满足广大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养老服务需求,并有利于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

政策取向: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提出要重点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实施意见》在多处强调要进一步扩大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积极发展社区养老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主要围绕“就近可及、买得到、买得起”等方面作文章:一是做到“就近可及”,《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二是做到“买得到”,《实施意见》提出,到2022年力争实现所有街道至少建有一个具备综合功能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目标;三是做到“买得起”,《实施意见》提出要努力提高老年人消费支付能力。

政策保障:《实施意见》中,60%以上的工作任务第一牵头部门是民政部,我们将按照要求,形成工作计划、时间表和路线图,落实到处,落实到人,一项项地抓好落实,力争尽快见到实效。同时,充分发挥部际联席会议作用。民政部将积极发挥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作用,把贯彻落实《实施意见》纳入联席会议工作安排予以推进,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研究细化《实施意见》中涉及各部门的职责任务,及时形成时间节点明确、工作责任清晰的分工方案和今年重点工作清单,推动《实施意见》相关措施落到实处。

政策建议: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事关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大事,而且各地情况不一样,不能依靠民政部门独立完成,需要推动各地区切实把扩大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特别要把发展社区养老服务、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作为解决大城市养老难问题的重要民生工程,结合本地区实际,细化政策措施,做好政策衔接,确保《实施意见》各项工作落地生根,让政策真正惠及到每一位老人。

国务院再推进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改革

近日,为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支持地方政府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缓解财政运行困难,国务院印发《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保持现有财力格局总体稳定,建立更加均衡合理的分担机制,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为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创造条件,确保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方案》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保持增值税“五五分享”比例稳定。进一步稳定社会预期,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鼓励地方在经济发展中培育和拓展税源,增强地方财政“造血”功能,营造主动有为、竞相发展、实干兴业的环境。二是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建立增值税留抵退税长效机制,并保持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担比例不变。为缓解部分地区留抵退税压力,增值税留抵退税地方分担的部分(50%),由企业所在地全部负担(50%)调整为先负担15%,其余35%暂由企业所在地一并垫付,再由各地按上年增值税分享额占比均衡分担,垫付多于应分担的部分由中央财政按月向企业所在地省级财政调库。三是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

《方案》强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各地区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严肃财经纪律,推进配套改革,抓好贯彻实施工作。

内部报告

鲁俊群:人工智能“进化”重塑未来全球治理格局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者克劳斯•施瓦布认为,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颠覆性技术的出现,会带来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也会导致全球原有力量对比发生改变,旧的治理体系将重新洗牌,最后达成新的力量和治理平衡,出现全球治理新秩序。历史经验充分地证明了这一观点。从最近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程来看,美国占据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制高点,引领经济革命新浪潮,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人工智能颠覆了人类的认知。这是一门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及应用系统的技术。人工智能的出现意味着人类认识和改变客观世界的工具有了重大突破,其迅速发展将深刻改变人类社会并改变世界。

人工智能发展已渗入社会经济生活多个方面

现用两个例子简单加以说明,在2018年,一家高科技公司的AI Lab曾参加由荷兰瓦赫宁根大学(WUR)主办的国际人工智能温室种植大赛,通过人工智能和遥感技术,采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最终在50平米的温室里种出了3000公斤以上的黄瓜,农业产出是高效人工种植的五倍以上。这说明在农业领域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未来,人工智能将有效减少农业生产对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消耗,提升劳动生产率,缓解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资源“紧箍咒”,推进农业现代化。

除此之外,人工智能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结合,能有效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均衡。2019年4月3日,广东高州市人民医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共同完成了全国首台“5G+AI微创心脏手术”。本次手术中,广东省人民医院利用5G技术为远在400公里外的高州市人民医院进行远程指导。现场画面时延低于30微秒,几乎是同步进行,整体网速比4G提升10倍。未来一个主治医生在手术上只需做10—15分钟的关键环节,借助远程智慧医疗方式,可让一个医生同时做十台手术。人工智能技术将极大地提升效率,让优质的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的老百姓。

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应用不局限于以上的农业和医疗领域,在无人驾驶、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政务系统、教育、通讯、社会治理和军事等方面,也将拓展出新的空间。

人工智能:从国家计划到国家战略

人工智能是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世界主要国家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加紧出台规划和政策,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等强化部署,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

加拿大是全球首个发布AI全国战略的国家。2017年发布了《泛加拿大人工智能战略》(Pan-Canadi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ategy),政府计划拨款1.25亿加元支持AI研究及人才培养,目标是将加拿大建立为人工智能研究的全球领先者。该战略包含四个目标:增加人工智能研究者和毕业生数量;建立三个世界顶尖科研集群;培养理解人工智能经济、道德、政策和法律含义的思想领袖;支持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国家研究团体。

日本是第二个发展AI战略的国家,其《人工智能技术战略》在2017年3月发布。日本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战略委员会以发展《研究和发展目标以及人工智能产业化的路线图》。该委员会有11名成员,分别来自学术界、业界和政府,包括日本科学促进会主席、东京大学校长和丰田董事长。战略制定的政策包括在研究与开发、人才、公共数据和创业公司上的新投资。

英国政府于2018年4月发布了《人工智能行业新政》(AI Sector Deal)。这是该国政府工业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推动英国成为全球AI领导者。包含推动政府和公司研发、STEM教育投资、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增加AI人才和领导全球数字道德交流等方面。

2018年4月25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欧洲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及地区委员会提交了题为《欧盟人工智能》报告,描述了欧盟在国际人工智能竞争中的地位,并制定了欧盟AI行动计划,提出了发展目标。2019年4月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人工智能道德准则,提出了“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应当满足的7个条件,并将启动AI道德准则的试行,邀请工业界、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对该准则进行测试和补充。

韩国政府大力发展人工智能计划起源于2016年,由于人工智能技术AlphaGo打败韩国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给了韩国很大的触动,比赛结束两天之后,韩国政府就公布要在未来五年投资1万亿韩元支持AI研究。两年之后,韩国政府又公布了一个新的五年计划,计划投资2.2万亿韩元加强该国的AI研发。

2018年5月,印度政府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该战略将人工智能应用重点放在健康护理、农业、教育、智慧城市和基础建设与智能交通五大领域上,重点关注印度如何利用AI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以“AI卓越研究中心”(CORE)与“国际AI转型中心”(ICTAI)两级综合战略为基础,投资科学研究,鼓励技能培训,加快人工智能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应用,最终实现将印度打造为人工智能发展模本的宏伟蓝图。

2018年7月,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名为《联邦政府人工智能战略要点》的文件。文件提出,当前急需采取的措施包括:为人工智能相关重点领域的研发和创新转化提供资助;优先为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提高经济收益;同法国合作建设人工智能竞争力中心要尽快完成并实现互联互通;设置专业门类的竞争力中心;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等。

2018年美国成立了“人工智能特别委员会”,成员包括白宫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等政府机构的官员。2019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行政令,启动“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尽管相比日本、中国、英国和法国等国家,美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姗姗来迟,但“维持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主题让这一规划与众不同,主要体现出“顶层推动”“美国领导”和“注重基础”三大特点。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联邦政府在引领科技发展中的角色日益明显,从太空探索到量子技术,到下一代芯片技术,再到人工智能领域。此前,美国人工智能技术的主力军一直是谷歌等企业部门。美国总统技术政策副助理迈克尔·克拉齐奥斯则宣称,这个倡议的重点就是集中联邦政府的资源来发展人工智能。

2017年7月,中国政府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到2030年使中国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在各国战略规划描绘的美好愿景之下,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问题同样受到了高度关注。例如我国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开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的民事与刑事责任确认、隐私和产权保护、信息安全利用等法律问题研究,建立追溯和问责制度,明确人工智能法律主体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和责任等。英国科学和技术委员会则于2016年相继发布《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对未来决策的机会和影响》两份报告,呼吁政府介入监管,建立透明、可追责机制。欧盟更是在2018年颁布实行了“史上最严”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赋予了欧盟居民对个人数据更多的控制权,并界定了在线服务商在收集、利用欧洲用户个人数据的规则和责任。在探讨WTO改革的议程中,各国对于数据基于信任的跨境流动和数据贸易等问题也是高度重视,积极探索适合各国共同发展的新模式、新办法,并商议如何更好地解决由于各国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数字鸿沟等问题。

人工智能“进化”背景下全球治理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将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前所未有地上升,就业结构、法律与社会伦理、个人隐私、国际关系准则等领域同时受到冲击与挑战。

与原来核军控等谈判机制主体不同的是,人工智能的技术基本掌握在非国家行为体中,如美国的谷歌、苹果、微软、亚马逊、IBM、Facebook等私营机构,在中国,则是阿里、腾讯、百度、华为、京东、小米、商汤科技、科大讯飞等私营机构。私营机构甚至在如何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原则上就会与国家存在很大分歧,这就导致与洽谈核军控等治理规则时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条件,给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规则的洽谈带来很大的挑战。

在商业公司日常运营过程中,对于公司决策者与技术开发人员来说,到底由谁来决定技术的使用方向?传统公司,一般是由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来决定公司产品和技术的应用方向。而现在的高科技互联网公司,尤其是人工智能公司,一些技术开发人员的价值观也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影响相关决策。这也导致价值观认可和公司追求利益目标之间矛盾的增加。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没有人比参与创造技术的员工更接近科技增长的破坏力,也更接近它的道德困境。谷歌前首席执行官Lokman Tsui就曾提出这样的问题:“谁来定义谷歌,谁来决定谷歌的灵魂是什么?是领导还是员工?现在,这家公司的灵魂正面临一场真正的斗争。”谷歌现任首席执行官Pichai则试图淡化来自公司内部压力的影响,他强调“我们不会通过公投来管理公司”,并表示是实际构建AI技术的人在做决定。

对于每个掌握人工智能技术的私营机构,以及使用这些技术的机构(政府部门或军方等)来说,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挑选谁来参与制定技术使用规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人选。人们对于这些人员的选择充满警惕,由于每个人自身的价值观、情感、宗教等因素偏好不同,通常候选人能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并不容易。比如,2019年3月,纽约市警察局(NYPD)透露,他们自2016年底开始,使用人工智能(Patternizr)追踪罪犯,这是美国第一个通过算法机器学习软件,筛选警察局数据,找到同类案件并锁定嫌疑人的工具,研究这项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识别犯罪模式,帮助警察尽快逮捕嫌疑人。NYPD使用Patternizr被披露后,一些公民自由倡导者表示担心基于机器的工具可能无意中加强了警务方面的偏见。纽约公民自由联盟法律总监Christopher Dunn认为,对有色人种的过度监管,会使任何预测性警务平台都存在风险。为了确保公平,NYPD应该对其部署的技术保持透明,并允许独立研究人员对这些系统进行审核。NYPD则宣称Patternizr将种族和性别排除在算法之外,在搜索过程中不会将嫌疑人的种族考虑在内,以作为对种族偏见的预防措施。2016年,布伦南司法中心对NYPD使用Patternizr采取了法律行动。2018年12月,纽约州最高法院下令NYPD发布有关其测试开发和使用预测性警务软件的记录。

除此之外,谷歌在宣布成立人工智能伦理小组一周后,取消了其讨论人工智能问题的小组。谷歌于2019年3月26日任命了其高级技术外部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谷歌负责全球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肯特·沃克(Kent Walker)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这个小组将考虑谷歌在人工智能原则下出现的一些最复杂的挑战,比如面部识别和机器学习的公平性,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不同的视角。”员工和外部人士很快对委员会的组成提出了质疑。有些人想知道为什么传统基金会的主席凯·科尔斯·詹姆斯(Kay Coles James)会被纳入理事会。2300多名谷歌员工签约请愿书呼吁谷歌把柯尔斯·詹姆斯清理出小组,请愿书中的理由是其价值观中包含有“反变性人、反LGBTQ和反移民”等主张。3月30日,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信息技术和公共政策教授、谷歌(Google)选定的专家之一阿奎斯特(Alessandro Acquisti)则宣布他选择不参加。周三,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信息哲学与伦理教授卢西亚诺·弗洛里迪(Lucano Floridi)表示,尽管他不同意科尔斯·詹姆斯(Coles James)和传统基金会的观点,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应该参与进来。周四晚上,谷歌取消了整个项目。“很明显,在目前的环境下,ATEAC不能按我们的意愿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要结束会议,回到画板上”,谷歌周四在公告顶部贴上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们将继续对人工智能提出的重要问题负责,并将找到不同的方法来获取外界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以上案例说明,人工智能相关的伦理问题难以在缺乏国家政府主导和国际合作的情况下得到解决,人们对于算法歧视、不透明等问题存有担忧,将来也可能会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产生阻碍。

未来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新框架

当前,世界各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都开始思考如何建立起有效的治理体系,以推动新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必须放眼全球,把人工智能发展放在国家战略层面系统布局、主动谋划。从全球格局来看,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本身也需要一定的国际合作,这对大变局下的国际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该搭建涵盖政府、企业、学界、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平台,形成合力,推动新技术为人类文明的进步服务。

正如联合国副秘书长刘振民在2019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对话环节时所说“关于人工智能,就应当进行沟通制定规则”,“需要建立一个平台,来解决人工智能规范性使用的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不断“进化”,未来全球治理格局将会得到重塑,人工智能必将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政策借鉴

浙江:政企联动维护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杭州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稳外贸、稳外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持续发力,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41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出口1.05万亿元,增长6.6%;进口3605.2亿元,增长3.3%。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对于外向型经济大省浙江省而言,这份成绩单尤为不易。

据了解,去年6月份起,浙江建立了一套订单系统,加强监测和研判。目前全省已有超过4万家企业在订单系统上线,实现了企业订单申报的每周归集、外贸出口预测研判的每月分析、五色企业清单的每季发布。

此外,浙江还建立省级层面的“对美经贸摩擦应对工作小组”,出台稳外贸政策。对出口额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浙江实现分级走访全覆盖,从优化营商环境、减轻负担、开拓市场、转型升级等多个方面帮助企业应对,省级层面累计解决企业问题300余个。

家纺服装是杭州余杭区的传统优势产业。去年9月,美国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涉及余杭家纺协会120家企业的产品。而早在清单推出前两个月,该协会就对企业进行了提前预警和培训,并组织企业抱团参加国际展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余杭家纺的提前预警,得益于浙江早在2007年就启动的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建设。预警点依托一些行业商协会来承办,目前全省已建立106个预警点,服务纺织、服装、机电、轻工等诸多行业,在规范企业出口秩序,应对贸易摩擦案件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维护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方面,政府商务部门密切关注外向型企业业务动态,组织力量研判影响,帮扶企业更好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身处市场竞争的最前线,第一时间感受到经营大环境带来的发展压力。通过技术创新、巧用政策、商务谈判、海外布局、借牌拓市、降本增效等举措,浙江企业从容应对。

修炼内功,抢占国际市场。位于诸暨市的海润精工,是一家自主研发生产全自动智能化袜机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已获国家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抢占了国际智能袜机高端领域。其应用全自动电脑袜机生产制造的功能性五指袜等特种袜,成为国内外许多高端客户的抢手产品。再加上国内订单纷至沓来,海润精工全自动智能袜机供不应求,几乎不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借牌创牌,开拓国内市场。贸易摩擦升级,使众多中小制造企业重新审视此前过度依赖的代理出口模式。不少企业在推动自身创新升级的同时,也开始将企业的市场空间由“外”向“内”转变。

诸暨湖湘针织是一家长期依赖美国代加工订单的公司,90%的业务来自美国。公司总经理尹小梅说:“虽然袜业没有正式加征关税,但有很多老客户不敢下单,很多订单都转移到其他国家了。”今年以来,湖湘针织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品牌的国内代理权,且代理期内拥有自主设计、生产和销售权。目前,湖湘针织已在湖南长沙设立第一个营销中心,仅一个多月,签单金额已超1000万元。

在浙江,政企联动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企业应对摩擦的能力正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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