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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74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10-22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74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20191022

 

经济分析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模式及基本经验

许小年: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牛犁: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

沈建光:70年全球经济的巨变和中国机会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环境并非“牺牲”关系

要情文摘

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

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财政部: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国家发改委修订企业债券发行业务指引

风险定价能力将成为商业银行重要核心竞争力

5G商用将加大我国引领通信产业链发展的可能

内部报告

李奇霖:债牛的黄昏

政策借鉴

珠海金湾构建特色产业生态链


经济分析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的主要模式及基本经验

建国初期到1977年,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计划手段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中占据压倒性地位。归纳总结这一时期国家宏观调控的得失,可以丰富我国宏观调控理论,更好服务于新时代宏观调控实践。

一、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主客观因素

经济体制是服从于经济发展战略的。建国初期,面对人民群众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以及增强国防实力的强烈需要,我国制定了“强速赶超”的经济发展战略。顺应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结合当时的主观认识和特定历史条件,我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

主观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理论认识不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把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二是苏联模式的学习。三是解放区战时经济体制的传承。

客观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社会所有制结构单一化的影响。建国初期,国家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以及通过转让、征用等方式将外资企业收归国家经营,建立了强大的国营资本。经济结构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国有经济大,个体经济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二是建国初期由稳定物价工作形成的商业和财政金融管理集中化的影响。三是快速工业化要求提高积累率的影响。

二、计划经济体制宏观调控的主要模式

建国初期,为实现强速赶超经济发展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快速推进工业化,计划经济体制以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为核心内容,以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的计划管理体制为重要支撑,保证大项目建设投资的顺利开展。

一是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基本建设管理体制以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投资主体主要是中央政府,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资金,项目建设由政府全程组织,企业完全执行政府指令。基本建设计划管理体制具体表现在:审批权集中;专项拨款制度;基本建设物资统一调拨分配;基本建设的施工人员实行“统一调配”;财政“统收统支”;金融“一切信用集中于银行”。

二是以统存统贷为特征的金融市场计划管理体制。1952年底,国家对私营金融业实行了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全部公私合营银行和私营行庄合并改造为一个实际由国家经营管理的公私合营银行。同时国家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置于当地人民银行的直接领导之下。至此金融业已经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金融体系基本形成。经过“一五”时期的强化和集中,人民银行变成既有中央银行的职能(发行货币和实施国家对金融的管理),又是统一经营全国金融业务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在信贷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还建立了纵向型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即全国各银行的信贷资金,不论是资金来源还是资金用途,都由人民银行总行统一掌握,实行“统存统贷”。

三是以统一调配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计划管理体制。从1951年开始,禁止国营企事业单位自行招收在校学生。大中专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国营企事业单位之间职工的跨地区流动,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禁止国营企事业单位之间的“挖雇”技术人员。1953年4月政务院发出通知,禁止农民(或农村政府介绍)随意流入城市寻找工作,城市公私企业非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得自行招雇农民工,禁止城乡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城市,1952年7月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严格限制公私企业解雇职工,实行劳动力由国家统一调配。在农村,当1956年农村普遍转入高级合作社后,由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失去退社的可能,农民除了按国家计划招工、升学、参军,以及“盲流”外,已被固定于所在的集体经济中。

四是以统购统销为特征的产品市场计划管理体制。在产品市场方面,1953年国家实行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后,主要工农产品之间的市场调节基本消失。1954年,国家又消灭了私营批发商业,批发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到1956年底,私营零售商业也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资料市场方面,1953年以后,国家加强了对生产资料的计划管理,由国家计划分配的物资达到115种。同时,还将工业品中的生产资料分为三类:统配物资、部管物资、地方管理的物资(又称三类物资),其中前两类物资(即由中央调配的物资)1953年为227种,其中统配112种,部管115种。而到1957年则增加为532种,其中统配231种,部管301种。国家统配物资通过市场供应的数量在总量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在对外贸易方面,从建国之初即实行统制贸易(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西方对我实行经济封锁,不仅私营对外贸易所占比重大幅度降低,而且国家也加强了对其的计划管理。在1950年到1957年期间,市场调节几乎没有起到多少调节作用。

三、计划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宏观调控,基本适应了我国追求快速工业化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需要,具备两个市场经济体制在短期内无能为力的作用:一是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保证了高积累和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二是在经济落后和高积累的情况下,除了在个别非正常时期外,保证了人民的基本生活和社会安定。

同时,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城乡隔离,导致农村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农民不得不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这在客观上为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此外,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宏观调控,虽然管理水平较低、力不从心,但也锻炼和提高了我国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积累了丰富的计划管理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了积极作用。

四、计划经济体制宏观调控的基本经验

一是树立了全局的综合平衡观念。计划经济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全方位作为,以实现整个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综合平衡。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计委的主要职责就是做好综合平衡,促进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劳动力平衡、产品市场平衡、地区平衡等一系列平衡。因此,国家计委的宏观调控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大势谋大事,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按照合理比例实现健康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凡是执行综合平衡比较成功的年份,经济发展就相对较快些,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高。凡是在宏观调控中没有正确执行综合平衡的、单兵突进地过快过急的年份,经济发展质量就明显变差。

二是丰富了利用政府力量推动快速工业化的具体实践。我国选择利用计划经济体制,借助政府力量、行政权力推动快速工业化,丰富了集中社会资源、高积累、优先发展重工业等调控手段,也为改革开放以后成功实行产业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同时,我国探索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的新模式,减少了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成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积累模式,通过城乡分割、统一调配劳动力、大锅饭等方式,既确保了农民在工业化进程中有可靠的凭借和保障,又避免了大量失地农民滞留在大城市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减少了不安定因素。

三是积累了管控通货膨胀的成功经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农业、轻工业发展相对较慢,我国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经常发生周期性的通货膨胀。我国积累了短缺经济下管控通货膨胀的大量成功经验,包括利用国营贸易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调拨大量急需物资,以稳定市价;注重铁路、公路、航运、邮电等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物资交流;加强中央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着手整顿税收、建立统一税制,以使国家财政获得稳定来源,从根源上基本杜绝了财政赤字金融化;充分发挥行政措施的震慑作用,严厉打击投机活动、惩治囤积行为、查办不法奸商等。

四是坚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宝贵信念。计划经济体制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把一切工作的方针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敢于同任何外来压力作坚决而不妥协的斗争,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也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才有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这一时期,我国重大科技成就主要有:“两弹一星”、高产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科技创新成就,坚定了我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宝贵信念,也将为我国战胜各种外来威胁挑战提供强大信心。

五、计划经济体制宏观调控的不足及教训

一是过度突出计划的作用,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以精神动员完全代替价值规律。改革开放之前,国家过分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不讲或少讲价值规律的调节,排斥市场的配置资源作用。过度依赖政治动员和精神激励,夸大主观能动性作用。国家计划对商品的生产、流通和价格管得过宽过死,市场几乎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在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限制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利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资源的节约,集中表现在社会生产与社会需求脱节,相当大部分重要产品供应经常出现全国性的短缺。计划管理体制不仅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的培育,而且使计划管理本身容易出现脱离实际、僵化呆板和犯急性病。

二是片面强调宏观管理,微观经济主体丧失活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首先是片面强调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的发展,否定和限制其他经济成份的发展,结果造成所有制单一,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发展经济、活跃市场方面的积极作用无从发挥。在对国有经济的管理上,宏观管得过多过细,企业的生产、建设任务,物资劳动力和资金供应,产品的定价销售,利润分配和使用等,都是由国家计划指标规定好的,企业只是个执行单位,没有任何经营管理自主权,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很难在制定发展战略、调整生产结构、采用新技术、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等方面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

三是结构发展不均衡现象比较严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需求结构的差距在扩大。在产业结构上,过分突出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落后。尽管在宣传上有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以及《论十大关系》提出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但在实际的宏观调控中,计划的安排一直是重轻农,农业和轻工业被人为地通过“剪刀差”等方式挤压。在企业组织结构上,过分重视大中型企业的创建,忽视中小型企业的发展。在城乡结构上,农村的建设进程极度缓慢,剩余劳动力也因城乡分隔无法进城务工,农村面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乡差距出现明显扩大。在需求结构上,高积累、低消费是普遍形态,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比较有限。1957年以前工资有增长,但1957年以后将近20年,全国只调整过一次工资,在这世界上是极少见的。

四是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企业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的、外延的,经济效益低下。长期以来是高速度、低效益,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质量。在投资计划的分配中,重基本建设轻技术改造现象突出。由于投资软约束、甚至无风险,地方政府与部门追加基本建设对计委压力很大,使计委不得不将有限资金不断向基本建设追加。同时,企业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追逐利润的激励,技术进步、更新改造的动力不足,从而加重了“一头重、一头轻”的跛足趋势。这就导致企业“复制古董”,整体技术水平原地踏步,拉大了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执笔:胡祖铨)                        

许小年: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互联网是20世纪的一项伟大创新,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相结合,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的运行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从零售、金融、通讯、医疗到教育、媒体、娱乐,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无不受到互联网的强烈冲击,行业结构和企业形态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消费互联网自本世纪初至今经历了它的黄金时期,有迹象表明它的巅峰已过,但这并不意味着互联网时代渐近尾声。工业互联网和2B的互联网正方兴未艾,移动互联网加数字技术,机器互联和人机互联,互联网演化发展为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产生的数据将比消费互联网高不知道多少个量级,使得人工智能成为一项必需的基本技术,否则就无法处理物联网时代的海量数据。

万物互联的供给侧一旦对接已然高度互联网化的需求端,将出现什么样的生态和什么样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又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眼下都难以做出具体的场景预测。

未来的前景越是令人兴奋,越要关注当前脚下的道路。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为大数据而生,也以大数据为前提,没有大数据,人工智能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大数据来自物联网;物联网的基础是又是数字化。对于大多数传统企业而言,当务之急不是人工智能立竿见影的直接应用,而是数字化和物联网的基本建设。

基础性的投入很可能短期不见效,长期来看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以为到哪里买一项AI技术或一个AI团队,就能解决企业的痛点问题,这是机会主义的侥幸心理;宣称AI很快将成为一个新兴产业,率先抢占风口,就可以弯道超车甚至飞上天去,除了营销之外不具备什么实际的意义。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工业互联网有若干特殊的性质,这些性质决定了工业互联网的开发思路和开发路径不同于消费互联网。具体而言,工业互联网的行业属性和企业属性相当强,需要有行业知识的积累,需要专业团队和一定的客户基础。第二,因为较强的行业属性,工业互联网将深入众多的垂直领域,而不大可能出现社交、零售那样的大型平台,也不大可能开发出游戏、电子支付那样通用的爆款产品。换句话说,工业互联网的规模经济效应远低于消费互联网。第三,消费互联网平台可方便、迅速地对接消费者,工业互联网的应用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特别是企业的数字化和标准化。

传统企业如何跨入物联网时代?从有限的案例研究中,我们梳理出以下的要点:

首先从企业的核心业务入手,着力解决痛点问题。例如对于制造型企业,市场反应速度、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交货期和产品品质往往比价格重要得多,C2M、B2M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然而在很长的时间内,人们关注的只是“2”也就是客户和制造的连接。连接需求与供给固然很重要,但仅仅将现有的制造能力连接到C或者B是远远不够的,没有新型的生产能力的支持,企业很可能接到订单也做不出来。工业互联网的关键在于数字化的M,必须将M改造成为快速反应的和柔性化的甚至是个性化的生产能力。

改造生产能力的指导思想是数据驱动,而不是传统的物流或资金流驱动。系统地梳理制造工艺流程或服务流程是必要的,从接单、设计、备料、加工、组装、测试、仓储物流、交货、售后服务,每一环节都要数字化和模块化,不仅实现人财物和设备的互联、生产全流程的无缝衔接,而且将财务、人力资源等职能融入核心业务的计划与管理。

对于生产能力的改造,数字化的重要性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以设计为例,工业互联网时代的产品设计是拼搭组合标准模块,而不是工程师凭借经验使用CAD(Computer Aided Design)手工完成的传统模式。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企业要先要将产品拆分为部件、零件,每一零件又有不同的规格、尺寸、材质、加工工艺,再将所有可能的方案以及每一种可能方案的图纸和文字资料都转化为数据,存入云端的数据库。工程师接受一项任务后,启动设计程序,输入客户给定的参数,由程序调用云端的数据自动进行设计,同时自动编制工艺流程。工艺文件传送至材料库备料,并向设备发出操作指令。具有感知能力的设备实时产生大量的运行数据,汇集到分布式的或者中央数据处理器,在那里我们才遇到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分析数据,及时调整设备的运行状态和车间的生产计划,动态地优化企业的生产效率。

再以第三方物流为例,物联网同样要求数字化的仓库和数字化的运营。仓库的空间、操作设备、人员、货物都有唯一的数字身份识别,库内的操作流程和库外的运输配送也都数字化了。物流公司从接到订单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跟踪客户的货物,从入库、上架、出库、分拣到配送,全程可追溯,确保货物的品质、送达的时效和准确性。只有当公司的客户和运力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数据量足够大时,客户、货物、仓库空间、运输手段的匹配以及配送线路的规划复杂到了传统手段无法应付时,人工智能才有了需求和实现的可能性。

数字化和物联网当然可以提高设备利用率或员工效率,更重要的是,新技术使企业有可能完成过去难以想象的工作,例如C2M、B2M的大规模定制,或者更广义地讲C2S、B2S,S在这里代表供应商。厂商根据需求生产,快速交货,大幅度减少库存,对于长期被库存困扰的服装等行业不啻于福音。缩短交货期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有助于避免产品同质化导致的价格竞争。

实现自身业务的数字化和数据驱动后,企业可以向社会提供技术及数据,也可以吸引和吸收社会资源开展合作,逐步走向平台化。在这里我们强调先有自己核心业务的改造,再有细分市场或行业的平台,这个逻辑关系不应搞反,搞反了很可能陷入赢了场面输了本钱的窘境。在B端形成平台和生态,为创新业务、创新商业模式准备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业务的平台化会引起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这一变化将重新定义企业和客户的关系、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以及企业和企业的关系,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经过重塑的企业组织将激发出什么样的员工主动性和创造性,将如何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我们今天只能有一些模糊的猜想。

近期媒体上“工业互联网”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除了人云亦云的趋势断言,便是笼统含混的远景描绘,真正理解工业互联网的是少数默默而艰难地探索着的企业。不尚空谈,不求暴利,踏踏实实地从基础做起。尽管凤毛麟角,这些企业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未来的希望就在它们身上。  

牛犁:加速新旧动能转换我国经济长期向好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经济结构、动力、模式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大势没有变,也不会变。展望未来,中国开放力度会更大、节奏会更快。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利用好市场优势,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切实推进创新驱动,中国经济将保持长期向好态势。

经济运行仍然“稳”在合理区间

从经济形态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提高各类要素效率,创新逐步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要素结构看,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适龄劳动人口总量在2011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到2018年累计减少了3006万人,受此影响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下降。从产业结构看,当前我国工业化发展已进入中后期,能源原材料、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期基本结束,特别是中低端工业制造品绝大部分产能有富余,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状态。由于当前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因而服务业占比提高会导致整体经济的增速降低。

挑战面前,节奏不乱。尽管面临下行压力,但中国经济运行仍然“稳”在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转”出新机遇,改革开放“激”发新活力,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潜力、活力。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20万亿元,同比增长3.6%,延续平稳发展态势。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风下,这份外贸成绩单折射出中国经济韧劲。

稳的势头背后,是中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前8个月,中欧贸易总值3.15万亿元,增长9.7%。东盟,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期贸易额达到2.74万亿元,增速达到11.7%。

迈上高质量发展新轨道

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发展深层次矛盾突出,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不断蔓延,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发展环境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从国内发展看,当前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发展依然处于转型调整过程中。这更需要我们增强忧患意识,把握长期大势,增强信心,坚定决心,着力办好自己的事。

中流击水,破浪前行。我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市场空间广阔,新旧动能加速转换,政策工具储备充足,只要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我国内需潜力巨大。中国近14亿人口的市场、1.7亿受过高等教育和拥有技能的人才资源,超大规模市场空间成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重要优势。我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居民消费还有很大增长空间;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补短板空间仍然较大。中国经济转向内需主导的增长格局。最终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37.3%上升到2018年的76.2%,同期,投资的贡献率从54.8%下降到32.4%,净出口的贡献率从7.9%下降到-8.6%。出口占GDP的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2018年的18.2%,外部需求变化对中国经济冲击显著降低。

创新驱动日益显现。2018年,我国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创业创新正在推动我国由过去的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极大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有效提高应对复杂局势的能力。

中国供给体系在不断优化。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全球科技变革加速的形势,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增强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企业家在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全面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大力提高制造业水平。同时,中国努力保持全球产业链的完整性,使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趋势进一步延伸。

从现在眺望未来,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将迎来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带来的机遇。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加速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充分利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更高质量地融合发展。与此同时,通过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化解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推动我国经济迈上高质量发展新轨道,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来源:《光明日报》)

沈建光:70年全球经济的巨变和中国机会

今年中国经济存在内外部压力,但放之到过去7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地位、环境和机会都是非常好的。70年这一时间点有何特殊意义呢?因为今年是建国70年,二战结束和世界秩序重塑也是70多年。纵观70年,虽然中国短期内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从长视角来看,我们现在其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有利的时机。全球比较来看,也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如果能把握好,中国有可能变成世界强国。

一、全球战后70年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

1948-1966年期间,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当时,欧洲、日本刚经历战后的一片废墟,美国对其经济重振提供资金、产品,即马歇尔计划,彼时日本、德国基本上没有贸易顺差;

1966-1975年,马歇尔计划支持了德国的重建,德国也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顺差国。在此期间,日本有一段时期和德国相当,但是到了石油危机之后,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贸易顺差也明显收窄;

1976年之后,特别是80年代,美国基本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并且不断扩大。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开始崛起,全球贸易格局从此亦产生了70年以来最大的变化。

中国贸易顺差目前位列全球第一,有一段时间遥遥领先于德国,后来因为内需的崛起,中国的贸易顺差事实上大幅下降。与此同时,美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逆差国,因为大量进口,美国基本上把制造业外移。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发展中国家现在经济全球占比基本与发达国家相当,这是70年以来全球贸易格局很重要的变化。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面临困难,但发达国家情况也不太好,其背后发达国家被发展中国家赶超,内部政治矛盾愈发激烈,也是一重原因。

次贷危机前,中国还只是位于全球出口的第三位,短短十年,中国现在已成为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美国、德国份额相对下降,美国和中国之间差的距离几乎是日本一个国家的份额。为什么现在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且是最主要的工业生产国,而美国在制造业则明显的相对衰弱?

其实,十几年前,美国就提出重振制造业和制造业回流,但是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仍然不断下降,目前没有反弹的迹象,仅仅占GDP比重略超百分之十。特朗普减了1万多亿美元的税,基本上没有任何美国制造业显示回流的迹象,包括GE宣布关闭美国工厂,美国的工会也在反对。其实说明美国存在很多结构性问题。

富士康宣布在美国投资100亿美金,但是现在都没有兑现。特朗普专门打电话给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询问,郭台铭机变地提出,因为美国经济表现较好,没有失业率,很难找到工人。其实,问题在于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培训非常短缺,而且基础设施条件很差。在美国旅行跟在中国旅行,反差较大,在美国没有高铁,飞机场里安检,各种各样设施非常落后,美国二十多年没有建一个新机场。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代表着一个现状。美国五十年来五百强企业里的制造业企业基本上都在走下坡路,当然美国存在像亚马逊、谷歌这样的新技术企业,但是中国正在迅速赶超,例如BATJ和5G方面。

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制造业虽然短期有下行压力,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只有4.4%。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占GDP比重还有30%多。制造业现在短期的压力,其实是中国制造业从低端往高端转型的一个阵痛期。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中国的GDP还只有美国的70%左右,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是美国的1.7倍,这是惊人的数据。现在高端制造业已经在往前迈进,如何完成这关键一跃才是最主要的。

二、中国领先美国的数个领域

中国在几个方面已经领先美国,特别是金融科技行业已经领先美国。美国现在还主要是信用卡支付,美国信用卡支付的成本是3%,中国的第三方移动支付成本不到1%,这对企业供应链,对流通领域至关重要。通过5G技术派生出的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其他的应用,中国非常有机会弯道超车。

仔细观察消费品方面的数据,也可以理解为何特朗普主动推迟1600亿的商品加税,因为这些产品占美国总进口的比重的80-90%。笔者曾经与墨西哥央行官员交流,询问为何雨伞墨西哥也能生产,危地马拉周边都能生产,美国还要从中国进口?墨西哥生产的雨伞,不仅劳动力成本低于中国,而且运输成本也低,但为何最后产品比中国更贵?在笔者看来,一个是劳动力效率,二是基础设施是最大的差异,当前中国高铁和各种各样的港口设施都是全世界一流。

供应链的重构会极大地提高效率。美国认为中国存在偷窃美国技术的行为,但从劳动生产力对比来说,中国在劳动生产力改进方面,实实在在的进步与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浙江早前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目前已基本上全部转移到了越南,留下的生产完全都是现代化的,比如说纺织、服装业中都是先进的机械设备,用智能纺织、成套制衣设备在生产、出口。

2000年,笔者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时,去美国所有的商店买东西都是中国产的,基本上最简单的汗衫都是中国生产,而现在基本上看不到中国产的汗衫,都是孟加拉国等国。中国生产越来越高端化,已经转向成套服装的生产。而柔性屏幕生产等跟5G相关的产业,中国的改进也是非常明显的。

另外,中国制造业已经在全球牢牢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而中国的服务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按4.4%的工业生产增速来算,我们要保持6%的GDP增速的话,服务业的增长就很重要。服务业现在占中国的比重达到52%,而且对GDP的贡献达到了60%。

对比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不难发现,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52%,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不只是跟发达国家现在的服务业占比作比较,与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的国家(跟中国目前人均GDP一样)对比,可以看到,他们的服务业也大大高于中国。

此外,众所周知,当前中国医疗保健的发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医院拥挤不堪,未来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而中国在教育、养老设施等方面也存在缺失,服务业亦有待提升,这也是下一轮应对提高内需重要的支撑和机会。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并非仅仅依靠出口,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内需市场零售业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是十年巨变。十年前中国的出口还排在世界第三位,但零售却是美国的1/3都不到,占美国零售的比例是30%多,今年已经跟美国接近甚至有超越的趋势了。笔者曾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中国零售市场即将超过美国,这个确实是超出美国方面的想象,采访稿提及这种变化在改变世界游戏规则,主要就是针对中国机械、零售、还有国内市场的巨大变化。

三、继续开放和深化改革,中国未来仍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

现在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选项是开放。为什么开放这么重要?最近中国的经济数据短期内都有下行的压力,但有一个数据是很乐观的,就是外资流入数据。很难想象中国在面临如此棘手的贸易冲突情况下,甚至是在全世界外资流入都在下降且下降剧烈的背景下,中国的引入外资量还在增长。目前美国外资引入量下降30-40%,欧洲下降程度也相当,只有中国逆势增长,这个是很奇特的现象。

当然,也有一些中国外资撤出的报道,但是整体来看还是流入更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笔者认为,这与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关系密切。近几年,中国对外限制的数量大幅下降,规则也有极大改善。最近笔者曾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主持外资投入专题的研讨会,参会的有许多美国、欧洲的公司。会议嘉宾提及,去年到今年,诸多行业都发生极大的变化,特别是石化领域,中国允许海外石化企业以100%的股份到中国设厂(以前是50%),允许外资在中国开加油站。在这样的开放政策的驱动下,壳牌对华投资增加100亿美元。另外,美国最大的Exxon Mobile也宣布了100亿美元的对华投资,巴斯夫也是100亿元,这都是去年宣布的,包括特斯拉去年也宣布了500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只要继续保持开放的大门,外资就还会大量涌入。因为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完备的产业链。展望未来,中国若能保持继续开放并深化改革,还是有巨大的潜力和空间的。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环境并非“牺牲”关系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谈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及能源革命、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战略”中几个关键词的内部逻辑,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的一个表现就是收入水平不断提升。收入水平要不断提升,就要靠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不断提高,基础就是技术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比如一个低收入国家,其产业主要是农业,当它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主要产业会变成为制造业,到高收入阶段,主要产业将以服务业为主。

现代化过程不仅体现为上述产业结构的变化,每个产业所用的技术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农业,低收入的传统农业一般用农户自留的种子和农家肥,变成现代农业以后,升级为改良的品种、化肥、农机等。制造业也是,传统制造业是手工作坊,使用简单的工具,现代化制造业所用的机器设备越来越多,对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要求也更高。

总体而言,农业的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低于制造业,服务业的能源使用和排放密度也低于制造业。传统技术的能源使用密度和排放密度都接近于零,但现代化技术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中的能源密度和排放密度都越来越高。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环境的倒U形曲线——刚开始都是青山绿水,但非常穷;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主导产业转向制造业,同时农业使用现代化技术,能源和排放密度提高,因此环境随之恶化。当一国慢慢进入高收入阶段,主导产业变成服务业为主。服务业不需要用太多机器设备,以人力投入为主,对电力、交通等要求下降,单位产值的能源密度和排放密度又开始下降,环境相应得到改善。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有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治理环境。

理清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逻辑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但环境恶化程度也相当严重。国内理论界和舆论界还由此产生一个说法,把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归因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速度太快,是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的经济快速发展。

我认为这个说法未必正确。环境恶化当然与经济发展有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81%的人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采用的也是传统技术,比如耕地大多是人力和畜力,所以当时真是青山绿水。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制造业崛起,农村也开始采用拖拉机和化肥,排放密度和污染程度加重,环境恶化。

但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得出结论:因为牺牲了环境,所以才取得了超快速的发展?为此,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国与印度。

印度1978年的人均GDP比我国高30%,如今只有我们的20%。也就是说在过去40多年,印度经济发展速度比我们慢得多。如果按照有些人环境换发展速度的逻辑,印度的环境应该比我们好得多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管按世界银行还是其他国际组织的标准,印度的环境指标都比我们差很多。所以上述简单的归因未必科学。

如果我们掉入有些人的逻辑,为环境而放慢经济发展速度,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会放慢进入高收入阶段的速度,延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低耗能低排放阶段,结果恰恰是我们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中等收入阶段要停留更长的时间,延缓重污染阶段的时长。不仅如此,因为延缓进入高收入阶段,我们的收入水平就相对低,用来治理环境的能力也会相对弱。

因此,我们首先要认清经济发展、结构变迁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规律。否则,良好的愿望可能使治理的代价更高,问题存在的时间更长。

认清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根源与责任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环境问题最终会减轻,甚至得到彻底解决。但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新情况来考虑,我国政府都不可以放手不管,单靠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来自动解决环境问题。

首先,随着我国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的需求在变化。过去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如今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的生活环境是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容之一。因此,化解环境恶化的问题上升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

其次,和环境恶化问题同根同源的全球气候变暖是当前国际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气候变暖一方面造成海平面升高,侵蚀很多沿海耕地和城市,对有些国家带来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导致极端气候增多,个别地区的大雨、洪水、连续干旱,对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会带来重大影响。

气候变暖的根源在于大气层里二氧化碳累积过多,二氧化碳的累积肇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祸根不在于最近几年。发达国家率先从农业经济进入到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能源使用密度大幅提高,加上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使用更多汽车、轮船、飞机等高耗能的交通工具,进一步加大了排放。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历史成因和主要原因。

全球气候变暖主要是由少数国家和地区造成的,非洲等仍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对此问题成因的贡献微乎其微,但其危害是由全世界共同承担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对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的能力相对比较弱,受害更严重。在化解这个问题上,国际上已经形成共识,应该继续坚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发展是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每个国家的权利。不应该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而要求发展中国家不再进入制造业阶段,长期留在低收入的低能耗低排放的农业,这是不公平的。而且,这样会使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进而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社会政治问题,对全世界产生的冲击和伤害未必小于气候变暖。非洲现在有11亿人,70%在30岁以下,50%在20岁以下。预计到2050年,非洲会有24亿人口,其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如果非洲不进入到工业化阶段,不提高收入水平,就难于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会引发更多人道主义危机。当地人口一旦在非洲本土生存不下去,必然出现大量向欧洲流动的合法和非法移民,造成欧洲国家的各种民族和文化的冲突,以及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不只是非洲,南亚、中亚、拉美都有同样的问题,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力同样是全球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

因此,我们不仅要关注全球气候变暖,还要考虑发展中国家需要以经济发展结构变迁应对人口爆炸的冲击,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在我看来,国际社会首先必须承认发展中国家拥有发展的权利,承认并容纳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使用密度会有所提高这一难以避免的事实。同时,在应对气候变暖上各国要勇于肩负共同而有区别的国际责任,发达国家有责任率先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降低每单位人均GDP增加的碳排放和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

中国要勇于担负更多的国际责任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可以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更多一点,甚至成为一个领导者。有几方面原因:

第一,我国是大陆型国家,环境污染或气候变暖的后果以我们自己承受为主,外部性较其他国家小。我国需要防止东部沿海的海平面上升太多,从而对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造成恶劣影响,那是我国主要的经济活动区。我国还要抵御极端天气的冲击。我国在降低气候变暖方面对自己的好处远大于一般土地规模小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好处,因此,我国有理由比国际社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承担更多的应对责任。

第二,化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关键不在于放缓经济发展,而在于节能减排的技术有所突破。因为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为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满足人民对美好环境需求的日益增长,而率先在节能减排技术上取得了突破,这些新技术设备的生产可以成为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甚至成为能够出口的竞争优势。如果中国能走出一条以新技术推动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谐的新道路,作为一个大国,我国可以站在全世界的道德制高点上,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和应对气候变暖提供新经验、新技术。

基于以上两个理由,在解决环境和气候变暖问题上,中国既要在国际上继续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但同时可以做得更多一些,起到表率作用。

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措施

全球气候变暖怎么来解决?

一种措施是进行能源革命。气候变暖和环境污染的大部分原因是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我们应该转变现在煤炭+石油的能源结构,逐渐发展替代的新能源,包括水利、天然气、太阳能、风能、地热,潮汐,核能等。这些能源中既有可再生能源,也有清洁能源。

另一种措施是进行技术革命,发展节能减排技术,并普及到每个家庭、每个企业。这是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应有的认识。

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方向是明确的,但是单靠市场很难解决,需要政府有可行且有效的环保政策。对内,首先要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不要错误地把发展与环境对立,这个观念不够科学,发展本身就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讲过。

其次是要从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政策方面下功夫。在供给侧,可以通过税收、产业发展基金等手段来促进能源革命、技术革命,支持新能源技术或是新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研究。在需求侧,可以用税收或者碳交易等手段让污染付出代价,让节能减排更有收益,以鼓励企业与家庭更多地使用替代能源,主动节能减排。

对外,中国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强调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发达国家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也要勇于承担更多责任。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呼吁他们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新技术。

最后总结一下:

第一,发展是结构变迁的过程,环境会出现库兹涅茨研究发现的倒U曲线,这是发展不可逾越的规律。

第二,不论从我们国内人民需求的变化,还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我们都需要在供给侧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以政策引导新能源革命和新技术革命,同时也需要在需求侧更主动、更大力度地推动节能减排,而不是全部依赖于市场自发的力量。

第三,在认知上,我们对内不要把发展与环境对立起来;对外应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帮助发展中国家呼吁发展的权力和空间,同时提供可行的新技术,让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至少尽量以更低的环境代价取得发展。

 

 

 

 

要情文摘

财政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我国从本世纪初开始实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是继分税制改革后财政管理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革,成为财税体制改革的一大亮点,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称为一场“财政革命”。改革建立起全新的预算执行管理机制,从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上促进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现代财政制度的完善,有力保障了国家重大改革与重大政策的有效实施。

传统的国库管理制度

(一)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1984年)。我国传统的国库管理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相适应的,并随着财政改革与发展相应调整和变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建立财政体系,稳定物价的同时,十分重视发挥国库的职能作用,提出迅速建立国家金库的要求。1950年3月3日,政务院(今国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管理的决定》,要求各地在规定的时间内建立金库。同时,颁布《中央金库条例》,明确“各级金库均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理,金库主任由各级人民银行行长兼任。尚未设置人民银行之地区,得单独设立金库”。同年3月25日,财政部印发了《中央金库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金库管理制度。

(二)调整完善阶段(1985—2000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突破了过去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供给型管理模式,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扩大了地方财权。1985年7月27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以法规的形式确立了我国国家预算资金的管理体制,国家机构按照国家财政管理体制设立,原则上一级财政设立一级国库。1989年12月13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1994年3月2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并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预算管理的第一部法律,对组织预算收入、拨付预算资金以及决算编制和批复等预算执行问题作出了规定。

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库不单指国家金库,更重要的是指财政代表政府负责预算执行,保管政府资产和负债的一系列职能。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和建立公共财政框架体系要求,2000年6月,财政部国库司成立,2001年2月,国务院第95次总理办公会批准《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方案》,明确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传统的预算执行管理方式,建立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现代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一)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为主体的现代国库框架基本建立,成为我国财政收支运行的核心基础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预算支出更加规范透明。一是不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级次,在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实现对县级以上预算单位全覆盖的基础上,从2015年开始大力推进乡镇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截至2018年底,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近70万个预算单位实施了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占到全部预算单位的99%以上,基本实现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构建了现代化的国库管理框架。二是着力完善国库集中支付运行机制,深入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强化预算单位作为预算执行主体的责任,提高财政资金支付和使用效率。三是深入推进公务卡制度改革,优化公务卡管理使用。截至2018年底,全国81%以上的乡级预算单位、94%以上的县级以上预算单位实行了公务卡制度,累计发行公务卡超过2500万张。四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快推进国库信息化建设。截至2019年6月30日,全国有36个省级、305个地市、1500个区县财政部门实施了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五是进一步推进地方预算执行动态监控工作。目前,大部分地区已建立起覆盖省、市、县三级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体系。六是建立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机制。2018年7月,财政部印发《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工作实施方案》,全力推进监控平台建设。目前,监控平台已实现中央、省、市、县上下贯通,具备按日监控预算分配下达、资金支付及绩效目标执行等情况的功能。2019年6月,财政部印发《财政部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工作规程》,推进动态监控工作。

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加快推进,综合效能更加显现。一是全国40万个执收单位实施了非税收入收缴管理改革,占到全部执收单位的97%以上。同时,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中央本级于2016年全面实施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地方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也加快实施,截至2019年6月30日,107个中央部门、22个省级、56个地市、334个县区已全面实施收缴电子化管理,有效提升非税收入收缴效率和管理水平。二是推进财税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进一步扩大财税库银横向联网覆盖范围,加强横向联网数据的分析利用,研究制定财关库银税收收入电子缴库横向联网管理办法。

库款管理机制更加科学规范,国库现金管理稳步推进。一是各级财政部门切实贯彻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多措并举加强库款管理,合理控制库款规模,着力提高库款使用效率,更好地保障积极财政政策的有效实施。以加快支出预算执行、盘活用好财政存量资金为合理管控库款的主要手段,扎实推进库款管理与预算执行、债券发行和国库现金管理等的协调衔接,实行库款削峰填谷管理,着力提高库款使用效率,更好地保障并促进积极财政政策措施及早落地生效。同时,加强库款管理基础工作,建立健全库款运行监测分析和预研预判工作机制,归纳总结库款运行变动规律,深入研究并及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资金调度管理,防范财政资金支付风险。二是按照国务院相关指示精神,稳步推进国库现金管理。2006年正式启动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主要采取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方式,商业银行以国债或地方政府债券为质押获得存款并向财政部支付利息,定期存款期限在1年以内。2014年财政部会同人民银行制定《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试点办法》,开始地方国库现金管理试点,2017年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在省级财政全面推开。2018年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的通知》,指导地方规范有序开展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实现常态化,累计开展国库现金管理5.9万亿元,可获得利息收入894亿元;省级财政全面实施地方国库现金管理,累计操作金额9万亿元,可获得利息收入614亿元,取得预期成效。

(二)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推动建立法制完善、监管有力、执行高效、全面开放的政府采购制度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在借鉴国外通行做法和制度规范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政府采购制度改革。2003年,政府采购法正式实施,中国政府采购开始步入法制化时期。2018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政府采购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

政府采购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由2002年的1009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35861亿元,年均增长率25%。政府采购实施范围从货物类向工程类、服务类扩展,从传统的通用类货物向专业新型货物服务扩展,从满足机关单位办公需要向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扩展,服务类采购迅猛发展。

政府采购机制不断完善。以公开竞争为核心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逐步建立。以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为统领、以部门规章为依托、涵盖60余份规范性文件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框架基本形成,“管采分离、机构分设、政事分开、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得到完善,以“集中采购为主、分散采购为辅”的采购模式有序运行,以公开招标为主要采购方式的格局进一步巩固。

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不断丰富。政府采购政策体系逐步建立,有效推动了国家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的实现。涵盖政府绿色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支持脱贫攻坚等多种目标的政府采购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目前,节能环保产品政府采购规模占同类产品政府采购规模的比例达到90%以上,政府采购合同授予中小微企业金额占采购总规模的比重超过70%。

政府采购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持续推动政府采购与互联网融合,搭建全国统一的中国政府采购网,信息政府采购计划管理、评审专家库、代理机构库等政府采购执行和管理交易系统得到普遍应用。采购项目全过程信息公开机制基本形成,政府采购透明度不断提高。扎实推进电子卖场建设,积极探索电子开评标、网上竞价、电子反拍等互联网应用。

积极稳妥推进中国加入GPA谈判,统筹开展多双边政府采购议题谈判。一是自2007年启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政府采购协定(GPA)谈判以来,已提交6份出价,承诺的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范围不断扩大,与参加方的差距显著缩小。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宣布中国将加快加入GPA进程。为此,我们扎实有效开展国内改进出价和对外谈判工作,以实际行动体现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诚意。二是统筹推进多双边政府采购议题谈判,完成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韩国、中国—瑞士、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下的政府采购议题磋商,积极推进中国—挪威等自贸协定政府采购议题磋商。

(三)国债地方债发行管理制度改革不断深化,规范透明的政府举债筹资机制日益健全

国债管理改革不断深化,发行机制更加健全。一是优化记账式国债期限结构,定期滚动发行关键期限国债,建立健全短期国债滚动发行机制,适当增加中长期国债发行次数和规模。二是不断改进记账式国债招标发行规则,促进国债一级市场价格发现,国债发行定价市场化水平和准确性进一步提高。三是完善续发行制度。根据期限长短适当增加续发行次数,有效增加单只国债可交易规模,提高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促进中国国债纳入国际主流债券指数,促进国债市场对外开放。四是完善储蓄国债发行管理。适应利率市场化趋势合理确定储蓄国债发行利率,完善储蓄国债定价机制。拓宽储蓄国债销售渠道,已经有29家银行通过网上银行销售储蓄国债,方便老百姓投资购买。五是健全国债市场价格波动监测机制,建立健全国债二级市场做市支持机制,提高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改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质量。目前,我国国债发行管理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涵盖短、中、长期较为完整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初步建立,国债收益率曲线在金融市场上的定价基准作用日益显现。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成效显著,发行渠道更加多样。一是稳步推进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工作。2015年以来,地方政府累计发行置换债券12.2万多亿元,用于置换地方政府存量债务,有效降低了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缓解了债务集中偿还压力。二是健全地方政府债券管理制度,逐步优化地方政府债券公开发行、定向承销制度安排,做好土地储备、收费公路等项目收益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地方政府债券管理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三是不断强化地方财政部门在发债工作中的市场化意识,完善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和信息披露安排,增强市场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定价中的决定性作用。四是多渠道促进地方政府债券投资主体多元化。在上海自贸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引入外资银行参与地方政府债券承销工作。启动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工作,充分发挥交易所市场对券商的动员作用和对个人投资者的辐射作用。成功启动商业银行柜台发行地方债券,进一步拓宽了地方债券发行渠道,较好满足了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需求。截至2019年6月30日,商业银行持有地方政府债券的比重已经下降到86.4%。五是积极培育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健康发展,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登记托管基础设施,逐步改善地方政府债券流动性。截至2019年6月30日,地方政府债券余额占债券市场余额的22%,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已成为我国多层次债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决算管理制度改革和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稳步推进,现代财政财务报告体系日趋完善

财政决算工作实现跨越,反映内容更加丰富。各级财政部门不断加强制度建设,着力提升决算编制工作质量,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切实服务各项财政改革。一是健全决算管理制度体系。印发《中央决算草案编制办法》《部门决算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办法,确保决算管理有规可依、有章可循。二是丰富决算报表反映内容。建立与全口径预算管理相对应的财政决算报表体系,完整反映四本预算收支以及政府债务等情况,为政府统揽全局、科学决策提供了坚实数据支撑。三是深入推进决算公开工作。全国部门决算公开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中央部门决算公开范围稳步扩大,公开内容逐年细化,公开时间和公开形式趋于集中,回应社会关切更加及时主动,舆情评价积极。地方省、市、县三级的部门决算公开同步深化,决算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和规范性均有明显改善。四是扎实推进支出经济分类决算试编工作,组织中央部门编报了2015—2017年度中央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决算,组织地方财政开展了2015—2017年度财政支出经济分类决算试编,2017年地方试编范围已经覆盖所有省级、市级和县级财政。2018—2019年连续两年组织中央和地方所有基层预算单位按经济分类科目试编具体项目支出,为推进项目支出定额标准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五是不断加强决算分析。中央财政运用决算数据对预算编制的完整性、预算执行的有效性、资产负债变动情况等进行评价,为改进中央部门财务管理水平提供依据。一些地方尝试建立决算数据分析指标体系和数据分析模型,开展更加精准的量化分析,推动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决算分析机制。

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扎实推进,路径方法更加明晰。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国务院批准的改革方案要求,扎实推进各项改革工作。一是加强政府财务报告相关制度建设。制定发布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和操作指南,夯实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的制度基础。二是推进各级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试点。2017年,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等2个中央部门以及山西、黑龙江、上海、浙江、广东、海南和重庆等7个地区参加了第一批试点。2018年,试点范围扩大到20个中央部门和20个地区。2019年,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大到40个中央部门和36个地区。三是开展政府财务报告分析应用体系建设、全国和地区政府财务报告合并汇总等重点难点问题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已在相关制度制定和试点工作中应用。  

家能源委员会会议: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能源委员会主任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能源委员会会议,研究进一步落实能源安全新战略,审议通过了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李克强指出,近年来,我国能源发展取得新成就,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基础支撑作用。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推动现代化建设,保障能源供给是长期战略任务。面对国际能源供需格局深度调整、能源领域新形势新挑战,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以能源高质量发展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李克强强调,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多元发展能源供给,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根据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禀赋,科学规划煤炭开发布局,加快输煤输电大通道建设,推动煤炭安全绿色开采和煤电清洁高效发展,有效开发利用煤层气。加大国内油气勘探开发力度,促进增储上产,提高油气自给能力。深化开放共赢、多元化国际油气合作。增强油气安全储备和应急保障能力。发展水电、风电、光电等可再生能源,提高清洁能源消纳水平。聚焦短板,推进能源重大工程建设。

李克强要求,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节能潜力巨大。要大力推动重化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节能改造,促进通用设备能效提升。提高终端用能电力比重,促进铁路“以电代油”,实施港口岸电、空港陆电改造。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推广应用节能产品。

李克强指出,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是能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要加快能源开发利用关键技术和重大装备攻关,探索先进储能、氢能等商业化路径,依托互联网发展能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深入推进能源领域市场化改革,放宽油气勘探开发和油气管网、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储气调峰设施投资建设以及配售电业务市场准入,鼓励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缩短企业获得电力的时间。推动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能源价格的机制。优化能源市场监管,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财政部:进一步加大授权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大国家设立的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国有资产管理授权力度,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通知将原由财政部管理的部分事项授权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办理,并明确了财政部、主管部门、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监管职责。在原已下放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的国有股权管理授权力度,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国有资产全链条管理,支持和服务科技创新。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印发的通知,在原已下放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形成的国有股权管理授权力度,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国有资产全链条管理,支持和服务科技创新。按原规定,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科技成果作价投资形成国有股权的转让、无偿划转或者对外投资等事项,需要按权限逐级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审批或者备案;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成立企业的国有资产产权登记事项,需要逐级报财政部办理。此次印发的通知将原由财政部管理的上述事项,授权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的主管部门办理。

通知还整合了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国有资产使用、处置、评估、收益等管理规定。在资产使用和处置方面,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自主决定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需报主管部门和财政部审批或备案;在资产评估方面,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在收益管理方面,科技成果转化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单位,纳入单位预算,不上缴国库。

为加强授权后对科技成果转化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督,做到放管结合,通知明确了财政部、主管部门、中央级研究开发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监管职责。此外,为促进地方科技成果转化,通知要求地方财政部门落实授权精神,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科技创新等实际需要,制定具体规定,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同时,鼓励地方开拓创新,探索符合科技成果国有资产特点的管理模式。

国家发改委修订企业债券发行业务指引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企业债券簿记建档发行业务指引》及《企业债券招标发行业务指引》,修订后的《指引》增加了弹性配售选择权和当期追加选择权等定价方式,相关规则将由国家发改委指导中央结算公司制定,并增加了债券发行前公告日期的弹性。在充分披露的前提下,给予发债企业一定自主选择权,增加发行额度和公告日期安排弹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债券的发行效率,有利于降低企业债券的发行利率和扩大直接融资规模。

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债券核准规模稳步增长,这对企业债券发行效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近几年债券市场创新发行技术不断涌现,部分已经较为成熟,可有效提升发行成功率,已具备推广应用条件。在充分总结前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开展本次指引修订工作。本次印发的《企业债券簿记建档发行业务指引》及《企业债券招标发行业务指引》将自2019年11月1日起执行,《企业债券簿记建档发行业务指引(暂行)》《企业债券招标发行业务指引(暂行)》同时废止。

本次指引修订工作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强化内控制度要求,严控发行环节相关风险,整合《指引》中发行参与人内控制度的有关要求,为内控制度设置独立章节,进一步凸显内控制度重要性,充分体现健全发行业务内外部监管要求,强化报告制度。二是强化企业债券发行环节社会信用管理,实施失信联合惩戒,要求发行参与人按规定或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未履行规定或协议约定的相关行为记入信用记录,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纳入信用信息系统,实施失信联合惩戒。三是适应债券市场发行新形势,提高债券发行效率,根据市场参与各方需求,一方面赋予企业债券灵活的发行定价权利,发行人可自主选择设置弹性配售选择权或当期追加发行选择权;另一方面调整直接投资人申请标准,充分发挥直接投资人在企业债券发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新修订的《指引》调整了直接投资人申请的标准,直接投资人的申请范围变更为“上一年度末AA+级(含)以上的企业债券持有量排名前30名的投资人和全部企业债券持有量排名前50名的投资人”,注重投资者对高信用等级企业债券投资和企业债券持券总量的考察。

风险定价能力将成为商业银行重要核心竞争力

风险定价是在准确计量风险的基础上,通过价格充分覆盖不同种类资产可能带来的损失,实现风险与收益对称的定价活动。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含义是对风险的释放,是对风险价值的准确把握。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商业银行核心功能不再是融资功能,而是风险配置,定价能力和风险对冲能力将成为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我国银行业也将由此进入大浪淘沙的关键时期。

一、风险定价能力将成为商业银行重要核心竞争力

银行风险定价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风险的识别、计量和定价,风险识别是对贷款损失的识别,贷款损失分为预期损失与非预期损失,预期损失需在贷款定价中覆盖,非预期损失需在贷款定价中用资本回报予以弥补。预期损失和非预期损失取决于风险暴露、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和到期日四个因素,风险溢价等于补偿预期损失的风险加成与补偿非预期损失的风险加成之和。风险定价必须充分涵盖债务边际成本、操作成本、预期损失、非预期损失,如果贷款定价不能弥补债务成本和、操作成本以及预期损失,则银行会出现账面亏损;如果不能涵盖非预期损失,则会降低银行价值。

核心竞争力理论是当代战略管理学最前沿的主流学派,1990年普拉哈德和哈默尔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提出了著名的“核心竞争力”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核心竞争力战略”。普拉哈德和哈默尔把核心竞争力定义为“组织中的累积性学识”,即关于怎样协调各种生产技能和整合各种技能的学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企业竞争力涵义广泛,涵盖整个价值链,比如技术、专利、特许经营、品牌、人员、研发、企业文化、组织结构等诸多方面,这些独特的能力与资源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基础,也是企业回报的基本源泉,但是它们不一定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价值链上的特定技术和生产方面的专有知识,赋予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养料和稳定性基础,通过向核心产品、组织结构和最终产品不断传输企业所孕育的强于竞争对手的信息和知识,最终使企业获得动态的持续的市场竞争力。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不仅仅是资金的时间价值,更重要的是资金的风险价值,是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定价。利率市场化既意味着竞争性的金融市场,也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自主定价,对风险的管理、识别、把握和定价就是金融机构核心竞争力。利率市场化最重要的含义是对风险的释放,是对风险价值的准确把握。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尽管是融资机构,但是核心功能不是融资,核心是风险配置。LPR市场化报价机制的引入,标志着利率市场化正在经历“最后的一跃”,利率市场化“最后一跃”,不仅将有助于疏通货币政策传导的“梗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也将锤炼银行更强的自主定价能力和更高的经营效率。

二、利率市场化使银行风险定价能力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当前经济运行仍承压,有效融资需求特别是企业有效融资需求总体保持弱势,同时央行仍将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市场利率存在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商业银行生息资产有效增长及收益率保持稳定仍将面临一定压力,且企业和居民无风险收益率预期仍处于高位,存款成本仍有上行动力。因此,商业银行将面临一定收窄压力,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净利息收益率收窄压力将进一步加大。

根据国外经验,利率市场化前期利率中枢逐步下移,商业银行资产定价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存贷款利率放开,会出现竞争放贷和高息揽储的现象,因此存贷利差往往会收窄,如美国、日本和香港利率市场化后1年左右时间内银行存贷款利差收窄7bp-29bp左右。我国利率市场化将带来商业银行存款成本提升,贷款收益率下降,净资产收益率(ROE)水平随之受到影响。面对着利率市场化带来的银行盈利下滑,一方面银行可以进一步优化盈利结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金融市场业务等,提升非息收入;另一方面在较强的风险定价水平的支持下,银行可以提高风险资产的占比,缓冲存贷利差及盈利的下降,而这一过程中风险定价将成为商业银行重要的核心竞争力。

三、风险定价能力重要性提升,加速银行业绩分化

利率市场化下,利率并轨并不改变银行定价的本质逻辑,只是更加市场化。此前银行定价主要在基准利率上,综合考虑客户价值(利息、存款、中收等)、信用成本、负债成本等因素后决定上浮程度。LPR推行后,银行依旧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依然需要遵循商业逻辑,只是银行新增贷款定价模式(存量不变)由“基准利率上下浮”改为“根据LPR加点”,18家报价行每月以其“最优客户群体的贷款利率”进行报价;且基于MLF加点,使得与货币市场联系更紧密,利于货币政策传导。短期来看,LPR定价机制改革影响贷款重定价,息差有下行压力,若LPR持续下行,新发放的贷款收益率或将逐步下行,简单测算贷款收益率每下降10bps负面影响息差约2bps、利润1.6个百分点。中长期来看,银行业绩分化加大,风险定价能力优的银行终受益。利率并轨下,银行将面临更加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业务优势领先,风险定价能力强的银行(如招行、常熟等)相对优势或更大。

美国利率市场化期间,富国银行风险定价的竞争优势得以放大,使其从区域性银行快速成长为全美五大银行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严重的“滞胀”难题,失业率长期突破警戒线,金融体系“金融脱媒”加剧,大量资金流出银行,银行业流动性短缺。在此背景下,金融自由化浪潮抬头,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运而生,1970年开始正式推进,历时16年完成。面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富国银行顺势而为,加快转变盈利模式,利率市场化期间总资产增速12.3%,高于同业增速2.8个百分点,ROE均值14.61%,高于同业3.38个百分点,以骄人的业绩在市场竞争中逐步胜出,完成了从小社区银行到大型商业银行的华丽转身。从富国银行案例可以看出提升风险定价能力,加强净息差管理,强化资产收益能力的重要性。富国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期间展现了超强的风险定价能力和净息差管理能力,净息差短期下降后呈现稳步提高态势,1980年后上升速度进一步加快,1986年净息差回升至5%左右,高于同业1.1个百分点。在强大的风险定价能力支持下,一是价格领先战略引领负债端结构优化。富国银行在抢夺存款市场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价格领先战略,成为政策反应最灵敏,价格调整最迅速的银行。同时富国银行注重保持核心存款结构最优化,始终维持较高的活期存款占比,基本保持在60%-70%左右,产品创新是富国银行能够持续保持低成本资金优势的关键。二是调整资产端结构,适度提升风险偏好。在客户结构方面,富国银行锚定风险和收益相对偏高的零售客户和小微企业,以便捷化的产品、快捷的效率做支撑、以广泛和深入社区的营销活动为依托,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相较同业先行推出“快捷贷款”、“小企业商业计划”等,抢占了市场先机,在提升风险偏好的同时,富国银行配套研发信用评级体系,筛选优质客户,提升风险定价能力,确保风险收益平衡,风险可控。

四、当前商业银行提升风险定价能力的有效途径

(一)资产负债方面:提升整体资产负债管理能力

一是要完善资产负债调控管理。资产负债调控管理由传统的以存贷款为主,涵盖各类信贷资产和各类资金来源的整体资产负债表调控管理。二是结合自身资产负债业务发展特点,以经营发展目标和风险偏好为导向,合理匹配资金运用和资金来源,确保流动性安全、维护息差稳定、控制市场风险、提高收益水平。密切跟踪宏观形势、货币政策及监管政策的变化,持续优化资产结构,将资产定价保持在合理水平,同时在存款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坚持按照结构合理、量价均衡原则推动存款持续增长,将净利息收益率维持在较优水平。三是准确把握利率变动趋势和波段,动态布局资产负债业务以平衡风险收益,为以前瞻性管理获取超额收益带来更大空间。

(二)定价管理方面:在负债资产两端提高资金定价能力

以市场利率为导向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合理进行内部资金转移定价和产品定价。一是提高负债端定价能力。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深入分析资金的供需状况和资金成本,包括货币市场的流动性变化和债券收益率的变化,根据期限结构确定合理的存款利率,对资金来源端产品开展差异化定价,同时加强对银行资金的集中控制和调度使用,合理处理分支机构上存资金和发放贷款的关系,兼顾资金来源部门和运用部门之间的利益,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在完善资金来源端产品定价的前提下,对资产端产品成本进行精确计量分摊和风险补偿计量,应参考存款利率、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行业发展以及客户自身风险,按照收益覆盖成本和风险的原则,综合考虑风险补偿、费用分摊、利率优惠、提前还款以及违约概率等因素来确定贷款利率,减少利率与风险不匹配造成的损失,进一步完善资产端产品定价管理机制,健全完善基于风险溢价的产品定价模式。

(三)模型技术方面:建立科学的风险定价模型

充分学习国外先进商业银行方法,结合盈利、成本、客户风险以及市场竞争等诸多因素,建立适合自身银行经营特点和风险偏好特点的贷款定价模型。结合利率市场化趋势,相应调整存贷款FTP定价中FTP利差的计算基础,进一步完善FTP定价机制。充分运用各类风险量化成果,推行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的银行价值管理体系,动态完善风险定价政策流程和管理应用体系,强化资本约束和资本激励机制,提升客户定价和决策支持能力,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做好利率市场化下,风险定价人才、技术、工具的准备工作,为持续不断提升风险定价能力奠定基础,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   

5G商用将加大我国引领通信产业链发展的可能

通信产业是国家战略产业之一,“一流企业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通讯标准之争是国家之间、联盟之间的综合角力,输的一方则须持续向对方缴纳高额专利费,且更容易被对方掌握产业主动权。从1G空白、2G跟随、3G突破、4G“并跑”到如今迎来5G时代,我国在通信产业领域话语权逐步加大。

从移动通信发展历史来看,主导通信产业不仅要在技术标准上具有优势,而且需要成熟的产业链和广阔的消费市场。1G时代,摩托罗拉垄断了1G标准和产品,牢牢地把握住了第一代移动通信产业的主导权。2G时代,欧洲的爱立信和诺基亚主导的GSM基于良好的终端生产能力和快速的市场布局,占据了主导了地位。3G时代,日本和欧洲推行的WCDMA、美韩制定的CDMA2000及中国主导的TD-SCDMA在标准上分庭抗礼,其中WCDMA最为成熟,但由于三大通信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基础芯片都碰触到了CDMA的底层专利技术,使得高通成为3G时代最大的赢家。4G时代,为了避免高通一家独大,中国和欧洲分别主导的TDD-LTE和FDD-LTE成为了国际标准,使中国实现了并跑。5G时代,中国在技术、专利,消费、应用市场以及产业链成熟度上都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已经具备了引领世界通信产业发展的能力。

1.从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和技术贡献来看,以华为为首的中国企业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根据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IPlytics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5G通信所需的标准必要专利申请数量中,中国占比34.02%,排名世界第一,韩国占25.23%,美国占14%左右。5G标准必要专利中申请数量最多的企业是华为,占到15.05%,中兴通讯排名第五,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CATT)排名第九。衡量5G标准贡献的另一项指标是每家公司派遣的标准工程师出席标准会议的人数和频率,华为是做出贡献最多的企业,中兴、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均进入贡献排行榜前10(图1)。随着中国5G商用加速,将进一步推动我国通信技术企业加大对5G技术的研发投入,提升我国5G标准制定的话语权。

2.从5G的消费市场来看,我国拥有广阔的流量和终端消费市场。2018年,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合计达到13776亿元;4G客户总数高达11.7亿户,占全球4G用户数的29.3%,位居全球第一;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达4.42GB/月/户,其中,手机上网流量全年达到702亿GB,同比增长185.3%。仅在2019年1月,国内手机市场总体出货量达到3404.8万部,其中4G手机占全部出货量的95%。随着5G牌照落地商用加速,拥有十倍于4G的峰值速率、毫秒级的传输时延和千亿级连接能力的5G将快速替代4G成为消费者的新宠儿,中国庞大的单一消费市场将助推5G发展。GSA(全球移动供应商协会)预测,到2023年全球预计有13亿5G用户。

1 5G标准做出技术贡献排名

 

3.从通信产业链发展来看,我国拥有较成熟的产业体系。5G通信行业产业链条主要包括四个重要环节:电信主设备、传输设备、终端设备(芯片及终端配套)、运营商。在电信主设备商中,国内通信设备厂商的综合实力不断提升,2018年华为、中兴的全球通信设备市场份额合计占比接近40%,其中华为自2013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通信设备商。在传输设备中,我国厂商在4G商用初期就已占据主要市场份额,2017年全球基站天线厂商发货量排名中,以华为、京信通信为主的中国企业合计发货量已超过全球总量60%。终端设备方面,根据IDC(国际数据公司)数据,华为、小米、OPPO成为全球手机出货量前五的企业,2018年总出货量4.417亿台,占全球31.43%。随着中国5G牌照正式落地,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加快发展,既包括芯片、光器件等上游原材料,也包括配套设备、网络优化等中游网络建设,以及终端产品应用场景的发展。

 

 

 

 

 

内部报告

李奇霖:债牛的黄昏

8月中旬以来,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从接近破3的位置(3.00%)持续调整了近两个月,投资者普遍比较谨慎,将资金头寸主要集中在短期信用债(城投)上,3年期以内的信用利差和套息空间在这段时间内被快速压缩。

 

是否应该参与?会重演今年1-4月份收益率调整后又大幅下行的剧目吗?我们认为很难,现在的债市如鸡肋,交易的价值并不高,相反,潜在的风险正在加大。不过最近两天似乎有利空出尽,交易行情再起的感觉,尤其是昨天下午超预期的社融数据公布后,10年国开活跃券被疯狂TKN。

 

4月份后,之所以会出现比较可观的交易行情,背后有多重因素支撑:1)收益率调整的已经相对充分,收益率曲线变得比较陡峭,长端利率的下行空间充裕;2)经济阶段性企稳的预期在后期被证伪;3)在降准和基本面弱势的局面下,货币宽松预期较强,暗含了市场对未来1年资金利率预期的IRS-FR007(1Y)在5-8月下行了30BP,与R007之间的利差最低缩窄至9BP,因此做多逻辑相对顺畅。

但现在,这些有利的因素都不完善。

1、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虽然已经上涨了超过15BP,但3.16%的点位在历史(2002至今)上,处于大约26%分位数的位置,估值还是偏贵。

收益率曲线虽然因为长端利率上行变得陡峭,但(10Y-3M)国开债期限利差的绝对值与4月末的水平仍有30BP左右的差距,长端下行的保护垫还偏薄。即使短期出现交易机会,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下不了多少,也马上又会陷入收益率曲线过于平坦的尴尬境地。

 

2、货币宽松的预期在消失。在资金利率相对平稳的9月,5年期的IRS-FR007触底回升,远期流动性溢价提升至20-30BP,市场对远期资金利率开始谨慎。

且这种趋势在现在可能仅是开端。因为从存栏数据来看,猪肉供给约束还没有明显改善,在四季度与明年一季度低基数的作用下,通胀(CPI)中枢在未来两个季度内都有可能保持在3%以上。而历史上,当CPI趋于上行且接近或超过3%的关键线时,货币政策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宽松,短端利率多数时候处于上行的趋势。

“房住不炒”也要求资金利率不能过低,因为宽松的货币条件容易影响地产调控的效果。

3、既然资金/短端利率缺乏下行的空间,很难赚到央行宽松的钱,那么是不是能够期待经济弱势,赚基本面的钱呢?

这也很难。一是前面说了,现在风险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释放,曲线陡峭化程度还不够;

二是当前的收益率与当前的基本面情况基本相符,我们利用模型拟合出来的10年国债收益率与实际值非常接近,两者差值现在基本为零,不存在交易过度或调整过度的现象。

三是在实际GDP增速越来越接近6%的政策底线的情况下,稳增长和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出台超预期经济托底政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倘若如此,则周期向下的斜率可能会进一步放缓,甚至不排除经济阶段性企稳的可能。

 

现在来看,有些积极因素已经显现,基本面在未来可能没有市场想象的那么差,需要警惕预期差。

一方面专项债可能提前在四季度下发,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支持会加强。在国务院常委会上,政府要求专项债的资金跟着项目走,专项债资金不能投向土储和棚改,专项债发行对基建投资的提振效果会提升。

根据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的数据,9月份上报的基建投资项目达到了6.2万亿,环比大增119%,是近年来的新高。

从现金流的视角看,财政领域对基建的支持空间确实逼仄,但外部融资可能会有所改善。第八次金稳会提出的“强化政策性金融机构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我们猜测是要政策性金融机构配合专项债为基建项目提供配套的融资。

和商业银行提供配套信贷受盈利、现金流等商业性的硬约束不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更相似,背有宏观调控的政策任务,预算软约束,因此为基建项目提供配套融资的力度与积极性在政策的压力下会远胜商业银行。从9月份央行投放情况来看,PSL已经重新开始净投放。

 

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增速在四季度可能还会有一定的韧性,现在虽然因为监管政策全面围堵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的原因,市场普遍看衰房地产投资,较多人认为四季度房地产投资可能会加速下行,但由于,1)房企加快推盘促销,高周转应对,新开工与施工的现金流能得到一定保障;2)2016-2018年高周转新开工的期房项目,面临交房压力,竣工增速会加快,建安投资可能不会太差,房地产投资增速在年内下行的斜率可能会趋缓。

 

我们也做了相应的测算,发现基建投资增速回升至8.5%左右,就基本可以抵消房地产投资下行至5%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当前基建投资增速3.12%,8.5%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不宜过度高估房地产投资下行对基本面的拖累。

综合以上几点来看,现在的债券市场(长端收益率)下有短端利率制约,上有地产+出口拖累的基本面封堵,是一个“上不去、下不来”的区间震荡行情。

但由于猪肉供给在短期内难以解决,通胀对货币政策的压力在未来两个季度会持续存在,短端利率的制约会是一个硬约束;而基本面这一端主要由政策和贸易关系共同决定,是一个软约束,在市场一致对经济悲观的预期+GDP增速逼近底线6%的情况下,稳增长的政策可能会超预期,向上的风险在加大。

在这种情况下,与政策对赌,去追逐较小的利率下行空间性价比不高,不如加强信用筛选,追求具有确定性的票息。当然,现在短期限的高收益债票息已经非常低了,信用利差也已经大幅收缩,保护垫比较薄了,再用票息策略,获取超额收益的难度会更大,但估值大幅调整的风险在变大的情况下,逐步缩短组合久期,加重票息保护是相对而言最好的策略选择。

 

政策借鉴

珠海金湾构建特色产业生态链

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通过补链强链延链,构建并丰富特色产业生态链,提升优势产业能级;引进、培育、储备一批未来产业项目,让长项更强,让短板变“潜力板”。

建区18年来,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一边守住碧海蓝天,一边探索一条特色产业发展之路,地区生产总值从2001年的35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02亿元,工业产值从2001年的96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740亿元,已形成以航空、生物医药、新能源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电子电器、装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产业为主的“3+1”工业格局。

如何把握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期,谋划新一轮产业发展?,金湾一方面要用好龙头企业和产业集群优势,通过补链强链延链,构建并丰富特色产业生态链,提升优势产业能级;另一方面要瞄准国际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领域,引进、培育、储备一批未来产业项目,让长项更强,让短板变“潜力板”。

优势产业建高地

金湾区聚集了逾百家生物医药及相关企业,已有上市挂牌生物医药企业8家,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产值达220亿元,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近3成,是珠江西岸规模最大、产值最高、配套最成熟的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也是我国医药产业集聚度较高的地区之一。

金湾生物医药企业龙头多、层次丰富、税收贡献大,但随着产业转型升级进程加快,行业发展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过去以化学药为主的格局正逐步被打破,开发创新药和原研药成为行业趋势。

金湾应时而动,去年底出台的《鼓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试行)》,奖励生物医药重大产业项目,加大对企业研发机构的支持力度。金湾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出台鼓励政策的初衷是为了推动金湾生物医药从以化学药为主到先进生物医药技术、高端医疗器械、医疗人工智能为主,从纯粹的生产到研发、服务综合配套,单个企业到公共平台的集聚这三方面转变,最终形成具有高技术含量和知识密集型特征的现代生物医药产业体系,把金湾打造成生物医药产业高地。

在生物医药行业,金湾不仅支持年营收百亿元、50亿元级的龙头企业继续做大做强,还加大产业培育力度,扶持一批10亿元级的“中坚力量”和千万元级的“后备军团”。

在金湾南部,一个总投资约16亿元,定位高端化、国际化,集生物医药产、学、研、销、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珠海国际健康港正在崛起。有别于简单的物理空间集聚,新平台将依托医学动物实验中心、生物医药检验检测中心、仿制药质量一致性研发中心、广东省食品药品审评认证分中心、GMP教育培训中心五大公共服务机构,打造成集生物医药产、学、研、销、服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为入驻企业提供研发、检测、孵化、投融资、快速政务审批等服务。开业一年多来,园区10多个创业企业和项目获多项扶持。

航空产业正在成为金湾特色产业经济的“腾飞之翼”。地处金湾的珠海航空产业园已集聚一批工业级无人机、整机制造、航空培训、新材料研究、航空会展等相关企业,成为国家新型工业化(航空产业)示范基地。今年上半年,珠海航空产业园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21亿元,同比增长5.6%;新增固定资产投资78亿元,同比增长48%。工业级无人机是涉及人工智能传感器、智能控制和航空动力推进系统的高新技术产业,近年来在金湾形成集群发展,并诞生了隆华、羽人农业航空、佰家科技等一批从事无人航空器整机系统及零部件研发制造的领军企业。

在新能源领域,以中兴、银隆为龙头的产业格局正在形成,预计到2020年年产值将达200亿元。金湾的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羽翼渐丰、未来可期。

传统产业谋高端

地处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金湾,工业基础扎实、周边高等院校密集,以自动化设备制造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发展品质突出。金湾自动化设备制造企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很强的技术积累和研发能力,产品远销海外,一些企业是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

在珠海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两年来,公司为海外的汽车、家电、消费电子类世界500强企业提供定制化服务,目前产值已突破1800万元。公司为传感器自动化生产提供完整解决方案,并研发生产线束非标全自动组装设备,特别是NTC温度传感器领域的线束处理、焊线、芯片焊接等设备。研发团队‘小而精’,有很强的工艺创新、软硬件开发和系统集成能力。凌智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所在的金湾·智造大街,是珠江西岸首个智能制造科创基地。这里聚集的传统制造企业,正在向“智能、精益、高端”迈进。3年来已有88家智能制造企业落户孵化,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6家,园区企业研发投入占生产总值比重高达38.4%,企业共拥有专利1086件,今年累计产值将达6亿元。

搭好平台聚英才

金湾日前出台“升级版”的产业人才政策,不仅降低了产业人才获取补贴的门槛,还提高了部分项目的补贴金额,让更多优秀产业人才落户金湾、服务金湾。无论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响应珠海经济特区的‘二次创业’,引不来产业人才、留不下产业人才都无从谈起。金湾制定人才政策,就是为了直接服务于产业布局和发展,聚集产业英才。

在服务优质企业和产业项目上,金湾用周到细致的全流程服务让企业吃下“定心丸”。专注呼吸系统吸入给药技术的创业企业——瑞思普利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于2018年落户珠海国际健康港。金湾尽心尽力帮助企业解决研发场地和资金问题,还为公司提供了‘一企一策’投融资解决方案,为我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过去金湾招才引智、招大引强往往要靠相对核心城区的空间优势,如今金湾一方面利用地处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从港澳引进产业高端创新资源形成聚力,另一方面搭建公共服务平台和优化配套,让企业和人才切实增强获得感。航空产业园所处的大湾区,有一流的产业供应链,园区还为我们提供国际领先的精密检测设备和业内顶级专家资源,再加上珠海航展这一国际平台,帮助企业快速提高知名度,作为创新平台的金湾已具备强大的吸引力。

随着现代产业体系和创新平台建设的加快,以及营商环境的不断优化,珠海金湾特色产业发展正成为推动珠江西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杭州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得益于稳外贸、稳外资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持续发力,今年上半年,浙江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41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出口1.05万亿元,增长6.6%;进口3605.2亿元,增长3.3%。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大背景下,对于外向型经济大省浙江省而言,这份成绩单尤为不易。

据了解,去年6月份起,浙江建立了一套订单系统,加强监测和研判。目前全省已有超过4万家企业在订单系统上线,实现了企业订单申报的每周归集、外贸出口预测研判的每月分析、五色企业清单的每季发布。

此外,浙江还建立省级层面的“对美经贸摩擦应对工作小组”,出台稳外贸政策。对出口额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浙江实现分级走访全覆盖,从优化营商环境、减轻负担、开拓市场、转型升级等多个方面帮助企业应对,省级层面累计解决企业问题300余个。

家纺服装是杭州余杭区的传统优势产业。去年9月,美国宣布对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涉及余杭家纺协会120家企业的产品。而早在清单推出前两个月,该协会就对企业进行了提前预警和培训,并组织企业抱团参加国际展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

余杭家纺的提前预警,得益于浙江早在2007年就启动的对外贸易预警示范点建设。预警点依托一些行业商协会来承办,目前全省已建立106个预警点,服务纺织、服装、机电、轻工等诸多行业,在规范企业出口秩序,应对贸易摩擦案件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维护产业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方面,政府商务部门密切关注外向型企业业务动态,组织力量研判影响,帮扶企业更好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身处市场竞争的最前线,第一时间感受到经营大环境带来的发展压力。通过技术创新、巧用政策、商务谈判、海外布局、借牌拓市、降本增效等举措,浙江企业从容应对。

修炼内功,抢占国际市场。位于诸暨市的海润精工,是一家自主研发生产全自动智能化袜机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已获国家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27项,抢占了国际智能袜机高端领域。其应用全自动电脑袜机生产制造的功能性五指袜等特种袜,成为国内外许多高端客户的抢手产品。再加上国内订单纷至沓来,海润精工全自动智能袜机供不应求,几乎不受中美经贸摩擦的影响。

借牌创牌,开拓国内市场。贸易摩擦升级,使众多中小制造企业重新审视此前过度依赖的代理出口模式。不少企业在推动自身创新升级的同时,也开始将企业的市场空间由“外”向“内”转变。

诸暨湖湘针织是一家长期依赖美国代加工订单的公司,90%的业务来自美国。公司总经理尹小梅说:“虽然袜业没有正式加征关税,但有很多老客户不敢下单,很多订单都转移到其他国家了。”今年以来,湖湘针织先后获得多个国际品牌的国内代理权,且代理期内拥有自主设计、生产和销售权。目前,湖湘针织已在湖南长沙设立第一个营销中心,仅一个多月,签单金额已超1000万元。

在浙江,政企联动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企业应对摩擦的能力正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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