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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75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10-29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75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20191029

 

经济分析

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分析

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为何特别长

201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2%

东部地区应成为新能源发展的重点区域

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新在哪里

四季度降成本仍有数千亿红利可期

要情文摘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

央行: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中国形成自贸试验区开放矩阵

人民币汇问题分析

央企混改加快推进 9月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600户

遏制非法高利放贷应致力于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内部报告

深度解读中国企业大转型决胜力量

政策借鉴

浙江德清“农地入市”改革释放农村“红利”


经济分析

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情况及存在问题分析

2019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长疲软、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延续总体平稳、稳中趋缓的发展态势,经济增速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增长韧性依然较强。从生产端看,工业生产在经历了二季度波动后呈现一定驱稳态势,部分制造业受周期性、外部性因素影响较大。从需求端看,投资、消费总体平稳,但疲弱态势略有显现,外贸波动较大。同时,物价出现一定波动,就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总体看,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有所增加,经济下行压力犹存。

一、2019年前三季度宏观经济运行基本特征

(一)生产波动性增强

工业生产波动趋稳。制造业PMI显示生产在二季度波动后,有趋稳迹象,部分分项指标甚至出现一定向好迹象。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6%,同比回落0.8个百分点。分行业来看,除汽车制造业出现负增长以外,其他主要制造业行业均保持了平稳增长。服务业增势向好。前三季度,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7.0%,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1.4个百分点,其中,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特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9.8%,明显快于总指数增长。9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0%,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9.3%,处于较高水平。

(二)需求下行趋弱

投资下行压力有一定缓解。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4%,增速与去年同期持平。在加快项目批复、加快专项债发行速度等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基建投资增长4.5%。在央行有针对性调节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影响下,制造业投资增长,特别是民企的中长期投资略有好转。房地产投资增长情况好于预期,累计增长10.5%,较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消费需求支撑作用增强。在外需走弱的情况下,居民消费再次成为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2%,同比回落1.1个百分点,汽车消费低迷成为主要下拉因素,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仍有9.1%;其他居民生活必需品和升级类商品消费保持稳定增长,没有出现明显波动。出口大幅下滑。前三季度,我国进出口(美元价)下降2.4%,较去年同期下滑18.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下跌0.1%,较去年同期下滑12.3个百分点;进口下降5.0%,较去年同期下降25.2个百分点。

(三)物价除去猪肉价格外持续走弱

PPI涨幅持续走低。前三季度,PPI累计涨幅为0,较去年同期回落4个百分点,其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0.3%,影响PPI下降0.2个百分点,生产领域通缩迹象进一步得到验证;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上涨0.8%。CPI涨幅明显。前三季度,CPI累计增长2.5%,增幅较去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总体呈逐月走高态势,9月份涨幅达到3%,创2014年以来新高。其中,猪肉价格上涨21.3%,拉动CPI上涨约0.5个百分点,成为拉动CPI上涨的主要原因。非食品价格增速放缓,前9个月增长1.5%,同比回落0.7个百分点。

(四)新动能持续显著成长

前三季度,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在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8.4%,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7%,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4.1%,比上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光纤、智能电视等新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五)社会融资规模略有改善

在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不断畅通政策传导路径等因素支撑下,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情况有所改善。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量为18.7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3.28万亿元,9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0.8%,增速比上年同期高0.2个百分点,并呈现出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在金融严监管持续的情况下,表外非标融资继续调整,表外风险逐步缓释。另一方面,信贷增长有所好转,特别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波动向好。

(六)减税降费取得良好成效

今年前7个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已达13492亿元,税收收入自5月份以来连续下降,5至9月全国税收收入分别同比下降7%、6%、2.8%、4.4%和4.2%。作为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重点内容,深化增值税改革在4月到6月累计实现整体净减税3185亿元,其中原适用16%税率的行业包括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等受益最大。同时,减税降费普惠性特征明显,深化增值税改革、社保降费、个人所得税减税等措施惠及所有行业、所有工薪阶层。从截止到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今年新增减税降费规模相当于2018年的两倍,全年减负量将高于预期目标。

二、当前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美贸易摩擦彻底解决仍需时日,对金融领域施压开始显现

在经历了多轮经贸谈判以及其他方面的角力后,中美双方正逐步走向坚持各自立场、做好破裂准备的阶段,中美贸易摩擦达成最终协议的可能性逐步减小。一是虽然美国经济度过增长高点,但仍未到重回衰退阶段,其增长状况不足以使得特朗普政府在谈判做出关键性妥协。二是2020年美国大选的最终结果并不影响当前美国政治精英对全球形势,特别是与中国关系的总体判断,因而不能对“更换总统、改变战略”报以很大希望,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不可逆转的新时期,中美两国的各领域摩擦很难如过去二十年那样迅速解决,“不合作”可能成为常态。三是从整体看,全球贸易摩擦增多实质是在全球“做大蛋糕”困难明显增多情况下,各国“分蛋糕”情绪日益强烈的总体反映,中美贸易摩擦也不例外,这种“情绪”并非政治精英独有,也同时反映了民众意见,很难短时间消解。

总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逐步深化,在短期“抢单”出口赢得较好出口增长数据后,贸易摩擦对外向型企业的中长期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显现,对产业链和供应生态链的影响逐步深入。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美国对中国的制裁手段有向金融领域延伸的迹象,包括美国司法机构要求3家中国银行提供客户资料等。未来,美国可能在以下几方面施加压力:一是在逼迫中国公司从美交易所退市、限制养老金投资中国以及限制中国公司纳入美国公司管理的指数等方面施加压力,二是通过下调中国企业信用评级、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等多方式限制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三是对部分中国金融机构进行制裁,限制机构使用美元结算系统来增加我国开展国际业务的难度,四是可能通过多重手段干预我国汇率,迫使人民币升值。

(二)区域性、行业性失业风险上升

虽然我国就业整体情况保持稳定,出现大规模用工减员现象可能性不大,但就业增幅放缓趋势逐步显现,部分地区、部分行业的失业风险开始明显上升。一是对美出口、产品可替代性较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用工需求趋少,用工人数整体呈下降趋势。同时,企业为应对贸易摩擦采取的产能转移以及机器替人等措施将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二是部分地区对部分行业实行集中整治,导致大量关停不符合环评要求的企业,出现大量职工待分流待安置情况。

(三)债务问题仍有隐忧

一方面,企业债务风险加大。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生存困难增多的情况下,我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债券违约情况明显增多,已经达到近年之最,后续情况更不乐观,债市风险趋于上升,也给后续企业债市融资增加了更多困难,不利于经济下行期企业资金周转和再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债务问题依然存在。在减税降费导致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土地出让收入增长乏力、基建投资急需资金支持等问题交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外部融资偏好上升,部分违规变相融资的老问题又有抬头之势。从整体看,我国企业和政府杠杆率又有反弹,这种经济下行时期的高举债现象蕴涵更多风险。

(四)金融市场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大

由于外部环境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风险趋于上升,我国内部金融环境保持稳定面临的挑战明显增多,主要金融市场波动性将在国际影响和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有所增大。一是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缩表可能。包商银行因严重信用风险被央行和银保监会全面接管,对银行间同业业务和中小银行流动性带来一定冲击,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市场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认知和态度,接管事件对负债端的冲击可能向其资产端传导,中小金融机构可能通过缩表来应对,从而可能对部分实体企业的融资接续产生影响。二是股票市场敏感性加大。一方面,我国股市与主要发达国家股市的共振性日益加大,对国际焦点事件的敏感性在经济下行时期更加显著;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企业盈利不佳等多种影响下,投资者信心更加脆弱,更易受偶然或意外事件影响。三是债券市场违约风险增大。由于实体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增多,债券市场违约风险可能继续加大,预计违约企业数量、违约债券支数和余额可能再创新高,对后续融资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四是外汇市场稳定运行困难增多。虽然我国外汇市场对外部冲击的风险缓释能力有所增强,但中美贸易战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相关性总体增强依然给外汇市场稳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并且,香港局势不稳可能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一个变数。

本轮经济下行调整为何特别长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景气成长在2007达到14.2%GDP增速峰值后转而下行,中经2010年刺激反弹与2017年前后小幅回升,2018年经济增速回落到6.6%,今年估计会进一步走低。针对去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凸显决策层加大逆周期调控,日前发布6月份数据显示相关政策正在产生预期效果,不过断言经济下行压力远去为时尚早。为什么本轮经济下行调整持续时间特别长?转入内生景气增长受到什么因素制约?

一、几点事实观察

新世纪初年我国开放经济景气成长在2007-08年达到周期峰值后进入下行调整阶段,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施一揽子刺激政策短期改变调整轨迹,2010年经济增速反弹到两位数高位;然而受到规律作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经济回归调整状态,在宏调政策小心呵护下经济增速2012年“破八”后持续回落。2017年前后经济运行暂时企稳与温和回升,似乎预示经济增长重新获得内生动力。然而出乎预料的是,2018年2季度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凸显,去年增速从上年6.9%回落到6.6%,今年预测会进一步下降到6.3%上下,经济形势变化推动政策重点再次强调逆周期调控和稳增长。

结合近年宏调政策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加大背景,经济增速回落背后的下行压力更需得到适当重视。过去几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规模和赤字率屡创新高,如赤字规模从2011年0.54万亿增长到今年3.76万亿,同期赤字率从1.1%上升到4.17%。如果包括地方专项债、PSL等财政或准财政变量,据研究人员和国际机构估计较宽口径赤字率水平可能达到两位数上下。

现实情况是,在财政等宏调政策较大力度逆周期举措背景下,经济运行仍面临下行压力挥之不去困难,可推测与中性取向宏调政策对应的内生经济增速更低,提示目前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相对弱势矛盾比实际统计数据显示得还要突出一点。

从较长时间窗口观察,改革开放40余年经济增长大体经历了三起四落三个半周期。其中第一次下行调整时期最短,从1978年到1981约为三年;第二次下行调整大体从1984年延续到1990年前后约六年;第三次从1992/93年到1999/2000年前后约为七年。本轮调整从2011年算起,到今年底前后将有九年;如果把2007/2008年看作本轮调整起始年份,则调整期已是十年有余。如果把观察时间拉得更长,以新中国宏观经济周期演变作为参照对象,本轮调整期也是持续时间最长一次。虽然经济周期阶段或有不同划分,不同调整期形成机制存在差异不应简单类比推断,然而经济下行调整持续期较长应是客观事实。

当然需看到,经济波动或面临下行调整是合规律现象。我国经济增速在调整期保持了中高速增长,2011-18年期间GDP年均增量规模约为0.9万亿美元,接近2018年荷兰经济规模;2011和2018年GDP增量分别达到1.5万亿美元,相当于澳大利亚2018年规模,即便在调整期仍对全球经济保持了接近三成左右的增量贡献率。过去十来年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以美元衡量中国人均GDP占美国比例都保持了追赶态势,不过随着国内增速回落和汇率走势变动,上述追赶指标近年也显著放缓。

二、从总需求构成角度分析

从总需求构成角度分析,投资增速降幅较大是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调整期消费增长较为稳健,对整体经济增长相对贡献率较快上升;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年度波动较大。我国实际投资增速自2010至2011年20%左右,曾经一度成为负值,目前也仅回升至5%上下历史相对低位。其中,民间投资增速降幅更大。2010-2011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在25%上下,比总体固定投资增速分别高出约7个百分点和10个百分点;近年,民间投资实际增速大幅回落到接近零值或约5%低位,与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体相当。基础设施投资在2012-2017年间持续发力,对支撑经济整体保持中高速增长发挥了显著作用;2017年后宏调政策侧重金融去杠杆和消除地方隐性债务,基建投资增速大幅下降;随着近来宏调稳增长政策力度提升,该部门投资增速最近开始回升。受民间投资信心和预期下降的影响,以民间投资为主的制造业投资增速降幅更大,经历2018年短暂回升后今年又一度显著回落。房地产投资从2010年接近40%超高增速趋势下调到2015年下半年接近零值,2016年以来该部门投资开始复苏,然而受各种因素拖累潜能难以充分释放。

消费在本轮经济调整中表现比较稳健,对整体经济稳增长较好发挥了支撑作用,然而其增速近来也明显放缓。2012-2017年间,我国总消费年均实际增速近8%,显著高出同期GDP年均增速,消费对GDP增长贡献较大幅度上升。消费表现较好原因之一,是同期财政社保等相关支出大幅增长,占GDP比例从2011年3.8%上升到2018年7.2%,对居民收入增长产生明显助推作用。然而在经济运行较长处于下行调整环境下,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也难以长期独善其身。近来消费增速逐步下滑,不仅反应在有关宏观数据层面,也表现在一些消费热点部门和时点增速变化上,例如我国年度电影票房以及春节、国庆消费近期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速下降。未来消费走势及其能否持续对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比较稳定支撑有待观察检验。

新世纪初年开放景气增长时期,我国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在汇率相对稳定政策环境下转换为出口十来年超高速增长,货物贸易顺差GDP占比飙升到接近两位数高位。过去十多年外部不平衡调整大背景决定了外需条件变化难免要对经济增长派生制约作用。从调整期具体情况看,出口增速在2010-2016年大幅下降,同时进口增速降幅更大。贸易大尺度顺差失衡在2008-2011年间得到急剧调整,2011年顺差占比为2.4%,2015年上升到3.2%,近三年持续下降,到2018年降为0.8%。贸易顺差GDP占比变动,部分受到进出口价格贸易条件变化影响,未必成比例转换为经济增长实际影响,然而外需因素对经济下行压力作用仍不可忽视。随着中美贸易战持续与外部环境变化,外需不利影响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三、经济根源探讨

对上述观察现象可从“三期叠加”、宏调政策、改革滞后等不同视角分析探讨。2013年决策层提出“三期叠加”,从不同角度概括了大规模刺激后我国经济面临下行调整形势的阶段性客观特点,决策层据此制定稳增长、调结构、慎用刺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为我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高速阶段过渡提供了合理有利的政策环境。到2016-2017年,由于经济下行调整与市场自发调节作用,“三期叠加”所强调的潜在增速下降、前期刺激消化及相关结构矛盾压力得到不同程度释放化解。如经济增速已回落到7%以下,比世纪初年景气增长期平均增速下降近4成,比2007年峰值降一半以上。产能过剩一度比较严重的部分行业如煤炭、钢铁、水泥价格和利润较大幅回升,工业部门整体利润显著改善,楼市也明显复苏回暖。对下行调整延续最新动向,仍可从“三期叠加”角度讨论,然而分析逻辑需有所调试已保持其现实解释力。

在本轮经济下行调整阶段,货币政策在变动中较多具有“稳健略偏中性”特点,产业主管部门投资政策在调整期间多年力度较大,财政赤字率等指标显示近年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达到历史少见水平,总体而言宏调政策逆周期调节取向比较明显,对缓冲下行压力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不过某些时点特定政策也可能产生始料未及影响,如2013年“钱荒”和2015年“股灾”成因和影响等。新近经济下行压力与某些政策关系也可探讨。有关部门大约从2017年开始加大对资管、同业等第二代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力度,资管规模在2017年初达峰值后掉头向下两年内收缩10万多亿元,同业存单增量也显著下降。金融去杠杆政策是必要的,然而力度偏大与市场流动性偏紧,伴随民企债券利差及债券违约数快速飙升,客观上也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某些方面体制和政策扭曲及相关改革滞后,不利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释放,需更多关注与重视。例如房地产投资是满足城市化背景下国民住房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的现实途径。在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房地产业合理可持续发展本来应是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优势领域,然而在现行行政垄断供地体制制约下,房地产投资潜能难以充分发挥。观察2016年开始的新一轮房价飙升原因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多轮呈现的“供地体制-垄断供地-逆向调节-房价波动-楼市调控”的内生循环再次发生作用。面对新一轮房价飙升并伴随投机性炒作与违规融资,政府为管控风险不得不实施力度更大的需求管制措施,供地体制机制局限以及行业内在失序不利于投资与经济增长潜力释放。

又如严控大城市政策取向也不利于释放投资潜力。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大城市集聚效应更为彰显,与某些城市化政策与规划方针存在矛盾。观察历史时期十几个目前规模为特大超大城市先后制订的几十个规划样本,整理数据显示其中对期末人口规模低估样本占八成多,平均低估偏差高达330多万人,可见大城市人口规划持续较大幅度低估人口集聚规律作用。规划人口低估伴随大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加剧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有时又进一步反转促使某些城市当局出台各类管制措施。大城市人口流动强势管制政策,虽然在个别场合和某些时点对现实矛盾有某种舒缓作用,然而客观上不利于充分发挥大城市集聚效应所需要的合理投资。

再如对不同类型企业的体制政策待遇区别也不利于投资潜力充分发挥。以工业部门为例,2016年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两倍多。然而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利润最高的五个部门,2015年国企方面包括电力热力、汽车、烟草、石油天然气、酒精、汽车等六个部门创造了八成以上利润,都属于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部门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六个部门(如化学、农副食品、通用设备等等)之间没有一个交集。

由此可见,虽然在鼓励市场竞争改革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现实生活中总体投资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较多行政管制,如不能深化改革破除某些方面仍显著的不同类别企业之间的体制性差别待遇,显然不利于有序释放合理投资潜力。另外对民企产权保护仍有待加强,近年报道的少数地方不时发生行政权力损害侵犯民营企业合法产权案例,对市场主体未来预期和信心以及自主投资,无疑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上述不同角度原因探讨具有互补性和交叉性。例如,对中国这样转型经济体而言,对长期潜在增速不宜简单采用标准教科书假定体制给定的定义方式,或需引入在市场体制转型领域因应客观要求不断改革突破内涵,因而“三期叠加”与体制分析具有某些兼容一致内容。从我国改开时代“宏调保稳定、改革上台阶”经济成长机制和经验看,舍弃针对体制短板不断改革的必要条件,事后看几十年近10%的年均潜在经济增速便无从谈起。

另外,改革视角分析与降低宏观杠杆率等政策目标也存在联系:针对现实体制机制约束,通过改革突破释放潜在增长潜力,并由此提升与中性宏调政策相一致的内生经济增速,有助于通过增加分母项以降低宏观杠杆率。

总之,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我国在平稳实现潜在增速换挡过渡并成功保持中高速增长同时,也面临如何应对史上最长下行调整期的现实困难。对上述讨论的多方面问题,决策层近来高度关注并针对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对目前经济稳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下一步还需在完善逆周期宏调政策同时,加大对关键领域体制机制不协调不完善因素的改革力度,通过新一轮改革突破更充分释放市场和民间增长潜力,为新一轮内生景气成长到来创造条件,更好实现十九大加快建成现代化的目标使命。            

2019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2%

2019年前三季度,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六稳”各项政策措施,积极应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诸多风险和挑战,我国经济总体保持总体平稳运行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1、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韧性进一步增强

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779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2%,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3005亿元,同比增长2.9%,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277869亿元,同比增长5.6%,比上年同期回落0.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376925亿元,同比增长7.0%,比上年同期回落0.7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24686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0%,比二季度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9798亿元,同比增长2.7%,比二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97885亿元,同比增长5.2%,比二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129182亿元,同比增长7.2%,比二季度提高0.2个百分点。

2、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服务业支撑作用显著

从三次产业看,前三季度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别为6.2%、39.8%和54.0%。与上年同期相比,第一产业比重持平,第二产业比重下降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提高0.6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2%、36.3%和60.6%。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第二产业24.3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前三季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7.4%、6.4%、7.1%、19.8%、8.0%,领先于其他行业,合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1%,比上年同期提高1.9个百分点。

3、消费需求持续发力,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从消费来看,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名义增速为8.3%,与政府消费支出相关的一般公共服务、外交、国防、公共安全、教育和医疗卫生等财政支出的名义增速为10.8%。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5%,拉动经济增长3.8个百分点,仍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前三季度,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为50.6%,比上年同期提高了0.7个百分点,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从投资来看,前三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名义增速为5.4%,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9.8%,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

从外需来看,根据海关统计,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顺差2.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扩大44.2%,服务贸易逆差较去年同期有所收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升至19.6%,比上年同期上升33.8个百分点。

4、改革激发市场活力,新动能发展空间继续拓展

随着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和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新动能引领作用不断增强。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分别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2.8和3.1个百分点。以新技术为引领的相关服务业营业收入保持较快增长,1-8月,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分别为12.1%、11.9%和11.6%,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速2.6、2.4和2.1个百分点。新兴业态快速增长,前三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6.8%,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20.5%,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9.5%,同比提高2.0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应成为新能源发展的重点区域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供应和能源需求呈逆向分布,煤炭、石油及风光水等主要能源资源主要集中于西部和北部地区,而电力需求的重点区域却在东南沿海及中部地区,这就不可避免造成能源的大容量、远距离输送,如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北煤南运,不仅投资高昂,而且造成能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污染。不仅如此,由于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目前尚未完全到位,部分电力外送基地持续性堪忧,未来东部地区能源保障存在较大风险。而西北部地区电力供需宽松,新能源消纳问题较为突出。因此,从资源可得性、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等方面而言,国家均应将东部地区作为新能源发展的重点区域,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能源自给率,适当控制西北部地区新能源开发规模,优化我国能源供需格局,积极推进能源转型。

一、我国东部地区传统能源资源匮乏,能源自给率低

我国的传统能源资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主要分布在我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却普遍缺煤少油,能源消耗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从外部输入,能源自给率低。煤炭是我国的主体能源,而东部沿海地区煤炭产量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当地火力发电用煤也基本来自北煤南运。2018年,内蒙古、山西、陕西、新疆、贵州、山东、河南、安徽等8个亿吨级(省区)原煤产量31.2亿吨,占全国的88.1%,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其中,晋陕蒙新四省(区)原煤产量占全国的74.3%,同比提高1.8个百分点。煤炭生产重心继续向晋陕蒙新等资源禀赋好、竞争力强的地区集中。

东部地区传统能源资源匮乏而能源消耗量又大,只能依靠从外部输入。长期以来,“西电东送”成为维持电力供需平衡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西电东送”规模已达到2.4亿千瓦,形成了北、中、南3个通道的电力流向格局,其中北通道7389万千瓦,中通道1.2亿千瓦,南通道4772万千瓦。考虑目前已核准的跨省区输电通道后,预计2021年西电东送规模将达到2.7亿千瓦。北通道主要将晋陕蒙宁新甘各省区的煤电和风电送到华北的京津冀鲁以及辽宁、河南、江苏、湖南等省市,2018年北通道输送电量约4930亿千瓦时。中通道主要将四川水电、三峡水电送到重庆和长江中下游沿岸各省市以及广东省,将安徽两淮的煤电送到长三角各省市,2018年中通道输送电量约2700亿千瓦时。南通道主要将云南水电、贵州煤电送到两广地区,2018年南通道输送电量约2210亿千瓦时。煤炭输送与电力输送格局基本类似,晋陕蒙三省区内各煤炭基地是全国煤炭供应的中心,2018年煤炭调出量超过14亿吨,占全国煤炭跨省流动总量的比重约97%,主要供应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二、东部地区应尽量提高能源自给率,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度

要解决东部地区的能源供需缺口,基本途径有二条:一是继续依赖外部能源输入;二是加大本地能源供应力度。而仅仅依赖外部能源输入有很多制约因素,未来能源保障可持续性存在较大风险,东部地区亟需加大本地能源供应力度。

首先,能源大容量、远距离输送不仅投资高昂,而且造成能源资源极大浪费。西电东送需要配套建设输变电设施,投资巨大,为了远距离输送电力,需要层层升高电压,配套新建从10千伏至750千伏之间各个电压等级全套输变电设施,才能将电力输送到上千公里甚至数千公里以外去使用。加上长距离线损和层层变损造成电量损失,对输电经济性影响极大,以及过网费、维护费等进一步降低了经济竞争力。

其次,会加剧运力紧张及造成环境污染。北煤南运主要以铁路运输方式外运,通过大秦线等西煤东运干线供应华北地区,到渤海各码头下水后供应东南沿海各地,部分海运煤以海进江方式供应长三角地区。通过北煤南运铁路供应长江流域中上游各省市。煤炭的大容量、远距离输送不仅自身需要耗费大量能源和人力物力,而且容易造成环境污染,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均极高。

再次,我国电力体制严重制约电力输送效率与潜力。我国电力体制改革目前尚未完全到位,电力跨省区交易机制和部分输电通道市场化机制尚不完善,输电通道运行经济性无法得到保障,西北部资源富集地区电力无法高效率外送。长期以来我国电力都是按省域平衡,就地消纳为主,缺乏电力跨省跨区消纳的政策和电价机制。一部分早期投产的如三峡外送、溪洛渡外送、向家坝外送等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采取了国家计划送受电模式,一部分如云电送粤、黔电送粤等输电通道采取了签订中长期协议的模式,另有一部分输电通道参与了年度临时交易,部分电量进入了市场化交易。跨省跨区输电通道交易模式较为混杂,加上地方保护主义,部分新投产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送电规模未达预期,利用率有待提高。

最后,部分电力外送基地持续性堪忧。西南优质水电资源已基本开发殆尽,后续水电开发难度不断加大。预计四川、云南在2025年左右电力外送能力达到峰值,2030年后电力外送能力将出现下降,西南地区水电外送的可持续性问题较为突出。贵州、安徽等传统电力外送基地自身煤炭资源开发程度较高,近年来电煤供应逐步趋紧,外送能力不足,自身电源发展潜力有限,未来将逐渐出现季节性缺口,外送可持续性问题值得关注。

三、大力发展新能源是东部地区提高能源自给率的现实选择

从以上分析可知,东部地区应尽量提高能源自给率,降低对外部能源的依赖度。而东部地区缺煤少油的现实状况,决定了东部地区发展煤电、气电等传统能源的潜力极为有限。从东部地区的资源禀赋、新能源发展趋势、政策导向及国际经验看,东部地区应把新能源作为发展重点,积极推进能源转型,提高能源自给率。

首先,国家大力扶持新能源发展。远的不说,近的如今年1月和4月,我国接连出台了三份推进风电、光伏平价上网的文件,新能源平价上网进程骤然加速。这一政策的背后,是日益扩大的可再生能源资金补贴缺口和新能源电力成本的持续下降,使得新能源电力通过“去补贴”实现规模化发展既凸显其现实必要性,也具备了现实可行性。“平价新政”致力于降低新能源电力非技术成本,并通过20年固定电价收购政策、竞价上网等一系列机制设计,将与“绿证”、“配额制”一起形成政策合力,为新能源电力平价上网注入强心剂。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政策(即“配额制”)的出台,中东部地区新能源开发的紧迫性持续增强。

其次,新能源已初步具备平价上网基础。在一系列政策扶持及企业自身努力下,“十三五”以来,我国新能源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开发建设成本持续降低。2017年投产的风电、光伏电站平均建设成本比2012年降低了20%和45%。国内光伏发电成本10年前约是60元/瓦,现在已下降到6元/瓦左右;再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下降到3—4元/瓦,上网电价相当于3—4角/度,完全可以跟火电媲美。预计2020年风电成本将与煤电相当,新能源发电成本已经进入了化石燃料的成本区间。随着技术进步,光伏风电等发电成本还会继续降低,经济性稳步提升,加上近零排放的环保优势,未来一两年后,风电、光伏发电无补贴平价上网可能会成为大比重的发电形式。

再次,东部地区新能源资源存在较大开发潜力。据统计,在考虑低风速区域资源的潜力下,中东部地区陆上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是8.96亿千瓦,海上风能资源有2.11亿千瓦,合计11亿千瓦。中东部地区集中式光伏电站可开发的潜力是3.58亿千瓦,分布式光伏装机的潜力是5.31亿千瓦,包含光伏建筑一体化在内,共计近9亿千瓦。中东部房屋建筑面积大约10万平方公里,如果2050年总用电量的1/4由光伏产生,所需要安装面积大约是中部东部现有房屋面积1/4。中东部目前已经开发的风和光占了可开发资源量的不到1/10,大多数还未开发。在核能方面,中国已经明确以沿海地区发展为主。加上生物质能、地热能、东部特有的海上风能、海洋能、潮汐能等等,东部地区新能源资源潜力非常大。

最后,从国际经验看,传统能源资源短缺国家或地区普遍将新能源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如德国规划了2025年40%-45%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2035年电力55%-60%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目前德国平均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56千瓦的风电装机,光伏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有120千瓦的光伏的装机。然而,中国中东部14个省的平均值是这两个数据的11%,比他们现在的水平还有将近十倍的提高空间,何况德国现在的水平还要再进一步的增加。美国也大力发展太阳能供电,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补贴政策,家庭户用光伏发电已经达到1000万户。从技术可行性而言,光和风是间歇性的,需要配套调峰调频电源,并与储能相结合,近年来,我国化学储能、抽水蓄能、火电灵活性改造均取得了长足进展,再加上网络信息技术、智能化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等迅速发展,这些都为东部地区发展新能源提供了技术基础。

四、西北部地区新能源消纳问题较为突出,应适当控制开发规模

我国新能源消纳困难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尤其西部和北部地区光照、风力条件优越,是新能源布局的传统重点区域,但是受限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用电市场有限,无法完全消纳,外送电力又受限,弃风弃光现象严重,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远的不说,从最近三年2016-2018年情况来看,西北部地区新能源消纳问题依然较为突出。2016年全国“弃水、弃风、弃光”电量共计近1100亿千瓦时,超过当年三峡电站发电量约170亿千瓦时。2016年全国弃风和弃光电量分别达到497亿千瓦时和74

亿千瓦时,较上年分别增加了46.6%和85%;其中西北五省(区)弃风、弃光电量更达到262.25亿千瓦时和70.42亿千瓦时,弃风率33.34%,弃光率19.81%,其中新疆、甘肃弃光率达32.23%、30.45%,部分重灾区“弃风”率甚至高达50%。2017年我国弃水、弃风、弃光电量合计达到1007亿千瓦时,较上年下降近100亿千瓦时,但规模仍超过三峡电站976亿千瓦时的全年发电量。其中弃风电量419亿千瓦时,弃风率12%;弃光电量73亿千瓦时,弃光率6%。弃风弃光较为严重的地区都是西北部省市,弃风率超过10%的地区是甘肃(33%)、新疆(29%)、吉林(21%)、内蒙古(15%)、黑龙江(14%),弃光率超过5%的地区是陕西、新疆、甘肃、青海、宁夏。

2018年,尽管全国范围内新能源消纳情况有所改善,但西北部地区情况依然较为突出,新能源消纳问题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和时段集中分布的特征。2018年弃风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区,多发生于冬季供暖期以及夜间负荷低谷时段。2018年,上述三省区弃风弃光电量超过300亿千瓦时,占全国总弃风弃光电量比例超过90%,弃风弃光的原因主要是新能源装机占比高,热电机组和自备电厂装机规模大,系统调峰压力较大,同时部分特高压通道的输电能力不足,存在新能源外送受限问题。2018年,全国弃风电量277亿千瓦时,平均弃风率7%;弃光电量54.9亿千瓦时,平均弃光率3%。弃风主要集中在新疆、甘肃、内蒙古,新疆弃风电量、弃风率分别为107亿千瓦时、23%;甘肃弃风电量、弃风率分别为54亿千瓦时、19%;内蒙古弃风电量、弃风率分别为72亿千瓦时、10%。弃光主要集中在新疆和甘肃,其中新疆(不含兵团)弃光电量21.4亿千瓦时,弃光率16%;甘肃弃光电量10.3亿千瓦时,弃光率10%。

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新在哪里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第十三次专题研讨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秘书长范恒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等著名区域专家就如何更好地发挥区域战略和政策的作用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范恒山:加快构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区域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区域战略与政策的地位日益提升,其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由中央层面直接决策出台的战略与政策一个接着一个,力度罕见。但是,区域发展面临的问题依然复杂,在复杂多变的内外因素影响下,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并不稳固。从当前情况看,区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一是城乡发展的落差有可能加大。二是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落差有可能加大。三是传统经济优势地区与现代经济领先地区的落差有可能加大。

当然,也要看到在新形势新环境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与发达地区相比,欠发达地区土地等资源相对丰富,生态负担较小,综合成本较低,市场发展潜力较大,这些因素既为自身加快发展奠定了基础,也给优势资本和先进产业进入提供了条件,这有利于加快发展进程、缩小发展差距。

第二,在市场一体化不断加强、共享经济蓬勃发展的环境下,落后地区可以有效借力超越传统基础特别是产业基础,在新经济、新动能培育构造中摆脱落后状态、占领制高点。也就是说一些落后地区能够跨越传统产业体系基础,在新经济、新动能培育发展中与发达地区比肩并跑,甚至超前领跑。

第三,区域开放合作和一体化深入发展、生产要素和产业链条的交叉互补,有利于各地区协调联动,而协调联动不仅能够促进地区合理分工、一定程度上克服先进地区的虹吸效应,还能将先进地区的思想理念、管理方式、先进技术、优势人力资源,以及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等通过适当形式输送到本区域相对落后地区,从而加快提升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当前的一个好的态势是,开放合作不断深入,各地已由原来比较被动的做法转变为今天比较自觉的行为,一些地区还迈向了一体化发展的道路。

当前,要充分认识挑战、科学把握机遇,有针对性地出台政策、做好工作。

第一,在分区域指导的基础上强化分类型指导。当前的分类指导主要还是针对四大区域板块。但现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一方面四大区域板块的空间结构还是偏大,仅西部地区就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70%以上;另一方面四大区域板块也出现了分化,同一个区域板块的有关地区面临的情况并不一样。针对这种变化,在总体上要继续坚持对四大区域板块进行分类指导,同时也要打破四大区域板块的限制,对属于不同区域板块但目前基本特点相同、面临问题相同的地区采取同类型的政策指导,把分区域指导与分类型指导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对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二,有针对性地强化对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战略支撑和指导。中西部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更需要国家区域战略支撑与推动。在新一轮的国家区域战略体系中,区域战略要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并且要有实实在在的支撑政策。

第三,要创造条件推动落后地区采取适当路径实现超越发展。过去一些年的实践证明,只要路径适当,落后地区是可以实现超越发展的。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和推动落后地区通过各种适宜路径构建加快发展的经济体系和产业基础,抓住有利机会和条件,实现跨越发展。

第四,深化城乡体制改革强化城市对乡村的支持带动作用。就我国来说,区域问题的重点在农村,或者说矛盾主要集中在乡村,但解决乡村问题的主要动能在城市。对这一点一定要清楚明白,靠农村自己是富不起来的,更是实现不了现代化的。农村的现代化要靠农村,但更要靠城市。要使城市动能进入农村,需要推动城乡体制一并改革。在农村,一要解决资源要素与城市的资源要素平等交换的问题,也就是建立健全资源要素城乡平等交换的机制,把农村资源要素全面纳入市场化轨道。二要推行“三权分置”改革,为实施农村规模经济创造条件。有了这个条件,也就为城市优势主体和先进生产方式及现代科技手段进入农村打下了基础,而这是推进农村现代化的保障条件。三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特别是打破农民与市民的身份界限,赋予农民在就业、创业、居住、流动等方面与城市人群完全平等的权利。

第五,深入推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打破思想和体制障碍,全方位推进区域合作,并创造条件推动关键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集聚和优化配置,协同推进生产力发展和整体竞争力提升,加快缩小地区差距。

陈耀:区域经济格局应将政府规划引导与区域适度竞争相结合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陆续召开了一系列有关区域经济战略布局的会议,并且出台了多份相关文件。透过这些文件和会议内容,新时代国家区域政策思路、政策目标导向和实施机制措施日趋清晰明确,这反映了国家对区域经济的政策调控日益成熟。

从区域经济政策的两大目标——均衡与效率来看,新时代中央关于区域经济的战略更加强调效率,更加强调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突出发挥优势地区的优势作用,特别是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承载能力,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通过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城市带动乡村,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进而带动区域发展,这样一整套新模式新机制,促进全国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目前,我国的区域战略基本形成了一种“三群两带”的格局,“三群”即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两带”是长江经济带和黄河生态带。其中,黄河不是经济带,不像长江有水运功能、港口码头、沿江产业布局,它主要发挥水资源和生态功能。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格局,实际上就是明确要继续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引领、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这也是未来我国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态。

当前的区域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抓两头”。一头抓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要突出这些大城市群的承载能力,另一头抓确保“底线地区”的安全保障,尤其是要保障那些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边疆安全的地区。只要抓好“两头”,设计好“抓两头”的机制,我国区域空间结构必将更加优化和协调。

推进形成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还应该突出两种形式的区域分工。一是城市群的圈层分工。城市群内部包括中心城市、中心地区、中心城市以外的周边、外围地区。整个城市群的布局,应该区分中心城市、中心地区和周边、外围地区承载的功能,按照圈层功能和经济技术梯度形成合理的分工体系和符合经济技术发展规律的结构体系,这样才能使各自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二是传统的类型分工。传统上,可以将区域分为资源型区域与加工型区域两个类型,曾经也是按照这种形式推进分工协作和区际贸易。以前资源型区域与加工型区域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问题,如资源型地区存在的利益双重流失问题(平价调出资源、市场价格买进制成品)。怎么对资源型地区,粮食主产区,重要生态功能涵养区进行利益补偿等都是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布局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

这两种形式的分工能否最终形成,关键是要解决好区域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共享,建立能够形成区域优势互补,分工格局合理的利益关系协调共享机制。

此外,区域优势互补分工格局的形成,还要把政府规划引导与区域之间的适度竞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能排斥区域竞争的作用。观察发现,区域的适度竞争对经济发展是有益的。例如,国内某个区域内存在两个“龙头”城市,它们之间的竞争非常明显。虽然偶尔会出现一些负面情况,但总体来看,竞争确实促进了两地经济不断朝前发展。这与它们适度的竞争,既竞争又合作,由此带来的发展活力和动力密不可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好竞争的“度”和界限。

政府的规划引导有利于避免各地重复建设。比如,现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连通对接过程中要加强统筹布局,因为这类项目往往投资巨大,各自为政容易造成资源浪费或已有优势得不到充分利用。如何避免这种现象,如何处理这里的界限或关系都亟待深入研究。

四季度降成本仍有数千亿红利可期

“降成本”是今年各项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央行、银保监会等部门频促实体融资成本下行,财税部门也不断出台减税降费举措。在诸多政策推动下,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享受到了降成本的巨大红利。业内人士指出,四季度,预计更多旨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和税费的政策将进一步落实到位。按照全年减税降费2万亿元规模估算,仅税费减负就还有约5000亿元红利可期。

企业贷款利率进一步下行

“‘财园信贷通’解决了最为困扰小微企业的贷款抵押担保问题,如今我们公司的贷款利率仅为基准利率上浮30%,还不需要抵押担保。融资成本比之前降低了很多,小微企业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江西北陆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荣福表示。

他所提到的“财园信贷通”,是江西省为切实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而创立的一种融资新模式,由财政资金出力,为有一定税收贡献但达不到银行现有贷款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发放一年期、无抵押、无担保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利率上浮不超过基准利率30%,贷款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

“公司的成长离不开银行帮扶与政策支持。”钟荣福表示,近五年来北陆服饰营收从2965万元上涨至7563万元,净利润由54万余元扩大为1093万余元。

今年以来,央行运用多种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数据显示,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享受到了降成本的政策红利。从融资成本来看,今年前8个月,新发放小微企业贷款利率为6.8%,比去年全年平均水平下降0.59个百分点。

以小微企业聚集的浙江省台州市为例,9月,台州全市银行业人民币加权贷款利率、普惠口径贷款利率分别为6.90%、7.47%,分别同比下降0.73和0.51个百分点,比全省多降0.48、0.12个百分点。记者还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台州市中心支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分类别提出具体降成本目标,每月监测,约谈降成本工作成效不明显的机构,并将降成本工作作为年度综合考核评价一票否决项。

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企业贷款利率隐性下限也在打破。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此前介绍,截至9月末,已有占比达8%的银行贷款利率比LPR(贷款基准利率)低50个基点以上。这意味着这部分贷款利率低于同期LPR至少11.9%,打破了原来贷款基准利率0.9倍的隐性下限(即在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幅度不超过10%),企业“融资贵”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

1.5万亿减税降费成效明显

“仅增值税留抵退税一项政策,就给我们带来了实打实的资金流。”东风乘用车公司一位高管介绍说,2018年企业享受到了2.56亿元的增值税留抵退税,为企业带来更加宽裕的流动资金。他表示,国家出台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税务部门到公司开展“一对一”纳税服务,了解企业生产情况,对正处于转型阶段的东风乘用车公司而言,是一场“及时雨”。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减税降费规模超1.5万亿元,惠及亿万市场主体。不仅促进了企业减负、居民增收和就业增加,还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做好“六稳”、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财政部税政司一级巡视员徐国乔在财政部三季度发布会上表示,减税降费是今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头等大事,目前减税降费五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均已顺利出台和实施,运行平稳有序。“在各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各项减税降费措施落实有力,效果正在逐步显现。”

徐国乔表示,目前初步实现了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三个确保”要求。具体来看,减税降费坚持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聚焦减轻小微企业税负,重点支持了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企业减税红利再投资比例上升,有力促进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在减税降费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活力提升。

数千亿降成本红利仍可期

业内指出,预计四季度更多旨在降低企业融资利率和税费的降成本政策会进一步落实到位。整体估算,按照全年2万亿元减税降费计算,仅税费减负就还有约5000亿元规模红利可期。

央行将继续通过改革方式促进贷款的实际利率下行。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宽货币’虽然还有空间,但重要的是‘宽信用’。要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改革,以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为重点,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流动性更有效率、更精准地进入实体经济。”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祝树民日前也表示,接下来,银保监会将在2018年的基础上巩固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的下降成果,遵循商业可持续和“保本微利”的原则,将国家优惠政策充分体现到企业融资成本中。

“目前,监管部门已将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放宽至不高于各项贷款不良率3个百分点,给银行保险机构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下一步,应尽快将相关政策落实到监管评级等方面。”董希淼说。

10月1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落实落细减税降费作出进一步部署,明确提出确保制造业等主要行业税负明显降低、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进一步治理违规涉企收费,并就落实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研究对制造业重点行业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等作出部署。

据测算,全年减税降费总额将超过2万亿元。“从截止到目前的实施情况来看,全年减负量,还会比预计多一些。”徐国乔说,下一步,财政部将加强与各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继续密切关注各行业税负变化,及时研究解决企业反映的突出问题,确保减税降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将对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的结果完善有关政策措施,推动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更好的效益。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泽彩表示,四季度,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发力点而言,继续做好减税降费是重点。要兑现一揽子减税降费政策,营造宽松经济发展环境措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同时,必须正确处理好收入“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采取非常规措施积极挖潜增收,确保财政收入完成年初目标,将“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作为四季度财政工作重中之重。

 

 

要情文摘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关键问题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构成,也是现代科技创新的核心产业载体,无论是从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看,还是从建设科技强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创新理念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看,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最近在河南考察调研时再次强调:把我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搞上去,推动我国经济由量大转向质强,扎扎实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更是从实现百年奋斗目标高度强调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义。在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大环境下,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一定要认识和把握好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处理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从强调发挥产业政策主导作用转向强调发挥竞争政策基础作用。

2010年以后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2018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份额达到28%,已是美国和日本两国制造业增加值总和。无疑,在中国制造业大发展过程中,产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制造业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关键任务是实现制造业从大到强的转变,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是关键,尤其是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需要通过创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提高制造业智能化、高端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水平,这就需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鼓励中小企业加快成长。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能否实现,直接决定了市场能否在资源配置发挥决定性作用。早在201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机制。

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关键是要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步更多依靠竞争政策,同时对产业政策内容、实施方式进行动态调整。从工业化进程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出于后发国家赶超的需要,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扶大限小”对重化工主导产业的发展作用明显。但是在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制造业需要从资金密集型主导转向技术密集型主导,这需要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这种背景下,只有赋予竞争政策具有基础性地位、推进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从而形成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样才能促进制造业创新能力提高,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时,政府产业政策侧重于为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竞争环境,主要是信息、技术、组织、培训和制度方面给予企业辅助性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和挑战,近些年一些发达国家纷纷推进了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战略,这包括2018年的《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2019年的《德国工业2030战略》,等等。这被有的人解读为发达国家通过产业政策的政府力量干预制造业发展,但实际上,这些所谓产业政策实施的范围、力度和机制都是在反垄断等竞争政策严格约束下的,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竞争政策的市场基础作用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害。对于我国而言,加快推进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确立、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机制,对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处理好制造业基础能力培育与制造业规模扩张的关系,从强调制造业规模扩张转向强调制造业基础能力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基于庞大的市场规模、后发模仿赶超的技术路径、要素低成本供给等比较优势,快速发展成为世界产业规模第一的制造业世界大国,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分布看,2005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11.6%,工业化国家占比69.6%,而到2017年该比例中国上升到24.8%,而工业化国家占比下降到55.3%,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增长的份额恰恰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制造业占比下降的份额。但是,同样也是由于上述比较优势,造成了中国制造业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背后是中国产业基础能力存在巨大短板的严峻现实。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产业基础能力与工业化国家差距很大,这严重制约了产业链的高级化、合理化水平,影响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制约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推进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基于后发模仿赶超、低成本的制造业发展路径的依赖,对我国制造业基础能力进行再造。制造业基础能力再造,对于我国制造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是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实施制造业基础再造工程可以认为是新形势下的又一攻坚战。

实施制造业基础再造工程,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措施。

一是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前瞻技术和战略性技术的研究。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健全需求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

二是寻求制造业重点领域和环节进行突破,围绕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等,着力解决制约制造环节的关键瓶颈和“卡脖子”问题。

三是认识迭代性技术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路径差异,重视培育有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环境。中小企业在颠覆性创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完善反垄断等竞争政策,形成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

四是建立制造业基础能力评估制度。首先建立制造业基础能力评估体系,然后基于该体系对制造业供应链和关键技术进行全面调查评估,每年进行两次,准确把握和评估我国供应链和关键技术的现状,分析制造业的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布,这不仅对于制造业基础能力再造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掌握主动。

处理好制造业转移与产业安全的关系,在科学把握产业转移规律的基础上,强化产业安全能力。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也已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这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经济韧性,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我国产业安全屏障。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环境资源约束不断强化,近些年我国制造业出现了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同时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到了我国更多企业“走出去”的阶段。总体上看,这符合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雁阵理论”所揭示的产业转移规律。

但是,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由于美国政府对我国的刻意打压和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破坏,中国制造业向外转移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可能会影响我国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

制造业是强国之基、兴国之器、立国之本,从产业安全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角度看,我国制造业在经济中必须保证相当比例,避免制造业空心化,这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这需要遏制两方面趋势,一方面是制造业在三次产业占比过早或者过快下降的“过早去工业化”或者“过快去工业化”趋势,另一方面是制造业转移境外的趋势。

对于第一方面趋势,需要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提高制造业供给体系质量,形成工业和服务业良性互动、融合共生的关系,从体制机制上化解近些年经济“虚实结构失衡”问题。

关于制造业向外转移问题,要针对具体原因综合施策。一是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产业转移,需要有理有力有节积极应对,保护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完整性和技术生态的开放协同。二是在认识产业转移“雁阵理论”规律基础上,基于中国区域广阔而又发展不平衡,继续推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形成“国内版”“雁阵理论”产业转移格局。三是不断优化完善营商环境,打造公平法治便捷透明的市场环境,通过营商环境的综合改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抵消其他成本因素的负面效应,吸引和培育高水平的制造企业。四是借鉴日本“母工厂”制度降低“制造业空心化”对产业安全的负面影响。所谓“母工厂”是在本国建立的在制造体系中发挥开发试制、技术支持和维护本国技术先进性地位的企业载体和现代工厂,具有在生产制造层面不断优化技术、改进能力的功能,境外的工厂一般是“母工厂”的复制。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雁阵”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应该在中国境内建造覆盖各个产业链和产业关键环节“母工厂”,即使发生产业转移,但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基础能力仍保留在“母工厂”,从而提高制造业产业安全。

央行: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近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了一系列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对此,人民银行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情况。

一、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

近年来,人民银行会同证监会等相关部门稳步推进信用评级对外开放。2017年7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信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有关事宜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7〕7号),明确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对外开放。同时,随着我国信用评级对外开放的推进,根据《证券法》《公司法》《行政许可法》和《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境外评级机构的境内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可依法向证监会申请开展境内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2018年3月,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配套规则,明确信用评级机构注册评价具体程序和要求。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可申请开展相应债券品种的信用评级业务,并提交注册评价材料。通过注册评价的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可以按照接受注册的债券评级业务类别开展信用评级活动。2018年9月4日,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8)第14号》,明确人民银行、证监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将协同债券市场评级机构业务资质的审核或注册程序,对于已经在银行间或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评级业务的评级机构,将设立绿色通道实现评级业务资质互认。2019年1月28日,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已获准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包含金融机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结构化产品以及境外主体债券在内的全部类别信用评级业务。

下一步,人民银行、证监会将进一步推动评级领域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外资评级机构的业务范围,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评级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所债券市场开展全部类别信用评级业务,提升金融业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中国金融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二、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开放进程不断加快,境外发行人数量日益增多,境外投资人投资显著增长,外资中介机构队伍持续壮大。目前,已有6家外资银行取得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B类主承销和承销业务资格。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力度,人民银行指导交易商协会就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将允许符合条件的外资银行通过市场评价取得A类主承销业务资格,业务范围从境外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扩展至债务融资工具全部品种。同时,考虑到外资银行境内外母子公司业务联动的特点,将进一步在规则层面加大对外资银行境外母公司的考察力度。该举措正在履行相关程序,近期将正式对市场发布。

允许外资银行开展A类主承销业务,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外资机构服务国内实体经济的手段,提升其参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广度与深度,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为境内企业发债融资引入更多的境外投资需求,从而为实体经济融通资金、降低成本提供助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向外方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和机遇,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三、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近年来,人民银行不断推出并持续优化完善金融市场开放措施。目前,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QFII/RQFII、直接入市、债券通等多条渠道入市投资,有效满足了不同投资者的差异化投资需求,但不同渠道相互分割也给同一境外投资主体在市场准入、债券过户、资金划转等方面造成不便。为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提升投资效率,有必要整合不同开放渠道政策要求,打通债券和资金账户。为此,人民银行在充分听取结算代理人、托管人和境外机构投资者意见的基础上,会同外汇管理局起草了《关于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问题的通知》,并于2019年5月通过人民银行官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于近期发布实施。

中国形成自贸试验区开放矩阵

超过200家企业在广西自贸区钦州港片区揭牌当天完成商事登记、山东自贸区济南片区打造“企业开办一次办成”平台、江苏自贸区连云港片区新设企业增长超七成……揭牌一个多月以来,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6省区的6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连传“捷报”,取得了良好开局。从2013年9月底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到今天从南到北设立18个自贸试验区,中国已形成自贸试验区开放新矩阵。

成为外商投资热点地区

在广西自贸区,德国邮政敦豪集团、美国普莱克斯等约10家外资企业在揭牌当天入驻;在河北自贸区,法国、俄罗斯、德国、韩国、日本、印度、美国等国的一大批企业先后前来咨询投资或发展国际贸易;在山东自贸区,成功引进中韩科创孵化合作基地项目、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合作打造智能机器人研究院及创新平台、多家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入驻;在云南自贸区,超1.1亿美元外资“入场”;在黑龙江自贸区,中俄木材加工交易中心启动建设、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在哈尔滨开设贸易馆……

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指出,由于自贸试验区的开放优势、制度优势、环境优势,外国投资者包括欧美投资者都对在自贸试验区开展投资非常感兴趣。今年上半年,12个自贸试验区吸引外商实际投资近70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比重达14%左右。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多,较全国增速7%的水平高出将近13个百分点。有理由相信,6个新设自贸试验区也会成为外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开放中进行差别化探索

开局良好,进一步彰显了自贸区的开放魅力。专家指出,从2013年9月以来,中国已经陆续设立了上海、广东、海南等12个自贸试验区,增设了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布局逐步完善。此次,在山东等6个省区设立新一批自贸试验区,目的是要通过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多层次差别化探索,开展对比试验、互补试验,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好服务于对外开放总体战略布局。

具体来看,山东、江苏、河北3个自贸区沿海。山东主要是通过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高质量推动海洋经济发展、深化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江苏将通过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在打造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实体经济和产业转型方面先行先试。河北将主要围绕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等,建设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新型工业化基地、全球创新高地和开放发展先行区。

广西、云南、黑龙江3个自贸区沿边。广西将通过深化与东盟的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探索沿边地区开发开放等,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将通过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合作发展,建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推动形成中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开放前沿。黑龙江将通过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着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建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提升沿边地区开放水平,打造对俄罗斯及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中心枢纽。

新设的6个自贸试验区着眼于进一步扩大沿海、沿边开放范围,对加快自贸试验区经验的复制推广、加大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辐射力度以及推进国内的改革开放进程都将发挥进一步的推进作用。在此过程中,6个自贸试验区更重视立足各自区位优势,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以此为契机打造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形成越来越强的增长动力和辐射能力。

未来还会加大投资力度

6个新设自贸区突出扩大开放,同时着力推动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在充分借鉴现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商务部对新设自贸区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具有系统性、集成性的改革试点任务。一个多月以来,6大自贸区均做出了积极探索。山东自贸区烟台片区确定了第一批16个创新事项,作为制度创新的突破方向和工作重点。同时,推出优化政务服务20条意见,创新实现中日韩跨国审批,将政务服务先期延伸至日本、韩国,使投资经营者不出国门就能快速办理烟台片区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在境外最短5天可获得证照,实现“零跑腿、不见面”跨国审批,目前已有一家韩资公司成功注册。济南片区推出金融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从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集聚、促进跨境投融资双向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功能、建立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等4方面制定了20项措施。如支持有条件的金融企业交叉持牌,开展综合经营业务;鼓励本地法人银行与外部股权投资机构合作,面向企业提供“股权+债权”投融资服务;开展基金管理服务专项改革创新等,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在云南自贸区昆明片区综合服务中心大厅,“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成”的“三个一”审批服务体系已基本成型。“三个一审批服务体系,为企业节省时间。同时,自贸区提供的税收、房租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及完备的仓储、物流体系,也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下一步,各大自贸区应围绕即将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加快落实进程,提升政策法规的透明度;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程度,特别是在金融管理、海关监管制度等方面,要有一些新突破;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中国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和新平台,也是打造中国面向全球自主开放的新增长极、创新极和辐射极的重要制度性举措,发展前景非常好。

人民币汇问题分析

2015年“8.11”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以下如非特指,人民币汇率均为人民币兑美元的双边汇率)交易价曾经三次遇“7”而不过(分别是2016年底2017年初、2018年底和2019年5月),然后终于在2019年8月5和8日交易价和中间价先后破“7”。

一、破“7”的政策与市场逻辑

(一)从政策的逻辑来讲,“7”守与不守各有利弊

“8.11”汇改之后到2019年5月,人民币汇率交易价三次逼近7比1。每到心理关口附近,市场便开始激辩守“7”还是破“7”。关于人民币汇率守“7”与破“7”孰优孰劣的问题,迄今没有过严谨的实证分析。理论上讲,汇率涨跌本身是有利有弊,不存在升值绝对好、贬值绝对不好的定论。

同时,汇率不论固定、浮动还是有管理浮动,也都各有利弊,关于最优汇率选择的国际共识就是“没有一种汇率制度适合所有国家以及一个国家所有时期”。因此,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框架下,人民币守“7”与破“7”的选择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而只有政策目标的取舍之别。况且,因为边际收益递减、边际成本上升,任何一种政策选择实施的时间长了,都有可能会出现利弊权衡的动态变化,而非一成不变的。尽管守“7”还是破“7”在于政府一念之间,但最终选择破“7”并非无准备之仗。2016年底,当人民币汇率离破“7”、外汇储备离破3万亿一步之遥时,市场曾掀起保汇率还是保储备之争。然而,2017年,人民币汇率不跌反升、外汇储备止跌企稳,促成了汇率双向波动和市场预期分化。

2018年,人民币汇率先涨后跌,中间价最大振幅达到11%,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八大外汇储备货币中排名第五,甚至超过了同期美元指数10.3%的振幅。全年,境内外汇供求基本平衡,银行即远期(含期权)结售汇逆差合计仅为119亿美元,而2015和2016年时各月动辄逆差成百甚至上千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5月,当人民币汇率第三次跌到7附近,当月顺差173亿美元,高于上月顺差27亿美元的规模。外汇市场适应性增强,坚定了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增强了政策上尝试破“7”的底气。

(二)从市场的逻辑来讲,多重均衡遭遇了坏的情形

理论上,汇率中长期走势取决于经济基本面,短期走势则取决于供求关系和市场情绪。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告诉我们,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变动。在汇率由市场决定的情况下,市场汇率不可能自动稳定在均衡水平上,而是处于多重均衡状态,围绕均衡汇率上下波动:当市场情绪偏空时过度贬值,市场情绪偏多时过度升值。因此,市场汇率经常会相对基本面决定的均衡汇率出现过度升值或贬值的超调。

201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也是先涨后跌。前4个月,人民币汇率稳中趋升,中间价累计升值2.0%。但5月份,中美贸易谈判陡生波折,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承压,单月跌去前4个月的所有升幅,人民币再次逼近7比1的心理关口。6月份,人民币汇率止跌企稳,进入下旬,更是随着中美两国元首通话和大阪会晤,交易价重新升破6.90。7月份,美元指数升值2.5%,但在逆周期因子支撑下,月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与上月末基本持平,全月收盘价均强于6.90,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强的交易日占比为47.8%,远高于5、6月份分别为5.0%和15.8%的水平,显示市场看空情绪明显改善。同期,市场结汇意愿增强、购汇动机减弱,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合计由上月逆差133亿转为顺差15亿美元(。由此可见,8月初人民币汇率交易价和中间价先后破“7”,是市场认为迟早要发生,却未能预见准确时点的调整。

8月1日,美方在结束第十二轮磋商之后,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威胁,再次触发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8月2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开在6.8996,交易价又跌破了6.90,人民币汇率再次濒临心理关口。鉴于中美经贸关系时好时坏、动荡不居,这意味着在守“7”的情形下,心理关口将会被反复触及,人民币汇率将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反复震荡,不利于外汇市场自主出清。而只有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波动性,才有助于消除市场单边预期,更好发挥汇率的“稳定器”作用。

二、心理关破了也就破了

8月5日和8日,人民币汇率交易价和中间价先后破7之后,截止9月6日(破“7”满月),美元指数与期初基本持平,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累计下跌2.6%,合1859个基点,其中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偏弱累计贡献了6083个基点,相当于中间价跌幅的327%。前三次遇“7”不过,使得守“7”与破“7”之争成为坐而论道,永远没有答案。这次破“7”之后,提供了绝佳的自然试验样本。

(一)首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交易价振幅逐渐收窄

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来看,8月5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收盘价较当日中间价上涨了1.63%(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较上日收盘价上涨1.35%;最高价较当日中间价上涨1.91%,接近银行间市场日波幅2%的上限;6日至9日,收盘价涨幅和最大振幅均趋于收敛。首周,银行间市场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日均最大振幅为1.15%,但次周即减小至0.33%,第三周为0.42%。第四周首日的8月26日,人民币汇率交易价跌破7.10,当日收盘价相对当日中间价、上日收盘价的涨幅以及日间汇率最大振幅较上日均有所扩大,但随后又趋于收敛。到第五周,日均最大振幅为1.15%,较上周收窄了0.05个百分点,表明外汇市场压力总体可控。

(二)境内未出现破“7”恐慌

从境内外汇率差价看,8月5日,境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CNH相对境内人民币汇率交易CNY偏弱,二者差价由上一交易日的347个基点跳升为633个基点,但6日至9日境内外差价分别为216、413、328、463个基点,未持续走扩。第二、三周,境内外差价收敛,甚至13日和16日分别出现了倒挂。8月26日,人民币汇率交易价再破一个整数关口,但境内外差价由上一交易日的529个基点降至155个基点,到第五周的后4个交易日更是连续出现倒挂。

1年期无本金交割的人民币远期(NDF)看,8月5日,其隐含的人民币贬值预期由上日的1.28%跳升为2.39%,6日至9日趋于收敛,首周日均为1.53%;第二、三周,日均分别为0.91%和0.86%。8月26日,贬值预期由前一交易日的0.87%跳升至1.88%,随后再次趋于收敛,第四周日均为1.59%,略强于首周的贬值预期。到第五周,日均贬值预期降至1.35%。

从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交易成交情况来看,8月5日至9日分别为362亿、310亿、295亿、261亿和233亿美元,日均为292亿美元,虽高于6、7月份的日均成交水平,却低于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期间日均成交300多亿美元的水平。第四周跌破7.10的日均成交额为280亿美元,虽较上周270亿美元的日均成交额有所增长,却低于破“7”首周的日均成交水平。8月5日至9月6日,日均成交量为290亿美元。

另据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银行代客收汇结汇率环比上升5.4个百分点,付汇购汇率基本持平,银行即远期结售汇(含期权)由上月顺差15亿美元转为逆差36亿美元,也显示破“7”当月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低买(升值)高卖(贬值)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正常发挥。

(三)破“7”的溢出效应基本是一过性的

7首日,全球避险情绪大起,VIX指数升至24.6,较上日上升了39.6%;避险货币如日元兑美元汇率、瑞郎兑美元汇率均出现升值,升值幅度分别为0.6%、0.9%;避险资产价格如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11个基点,伦敦现货黄金价格上涨1.6%;风险资产价格承压,道琼斯工业指数、伦敦富时100指数、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上证综指以及伦敦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分别下跌了2.9%、2.5%、1.7%、2.9%、1.6%和2.7%;MSCI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但6日至9日,上述指标均有所企稳。之后,海外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则主要是受贸易局势紧张和全球经济前景看淡的影响,与人民币汇率破“7”并无直接关系。

(四)多因素促成市场迅速吸收了破“7”冲击波

一是央行加强了与市场沟通。借鉴2005年“7.21”汇改经验,先是在破“7”当日,央行通过答记者问方式对破“7”的原因、后市以及影响做了解释。之后,央行、外管局又通过领导讲话和吹风会,反复对外宣传解读这次汇率水平的变化,牢牢把握市场预期引导的主动权。

二是2015年“8.11”汇改以来,央行通过和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节和宏观审慎管理,重新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声誉,即便人民币汇率破“7”,但市场依然相信政府有意愿和能力保持汇率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是在破“7”当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这种乱贴标签的行为,不仅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国内的广泛批评,中国政府对此也是据理力争,避免了美国借机将贸易战升级为金融战的态势。迄今为止,虽然美方8月以来还在不断升级关税措施,但并未动用“汇率操纵”的借口。

三、不确定性驱动下的震荡走势

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可能面临三种情形:一种是“基准情形”,即如果市场相信政府有意愿、有能力维持汇率稳定,则市场不会主动攻击这种货币;另一种是“好的情形”,即如果国内经济企稳、美元指数走弱、贸易摩擦缓解,则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基本面的支持,甚至不排除重新震荡升值;第三种是“差的情形”,即如果国内经济下行、美元指数走强、贸易摩擦激化,则人民币汇率稳定缺乏基本面支持,需要考验政府政策定力。

关于国内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已经实现内外部均衡、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内需与外需之间已经形成互补关系。2019年下半年,在坚持改革优先于刺激的原则下,国内经济大概率会实现稳增长。但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则取决于市场的解读方式。当市场情绪偏多时,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利好;当市场情绪偏空时,则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利空。

关于美元走势。一方面,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收敛,以及美国政府对强美元的打压,有可能令美元指数走弱;另一方面,英国脱欧进程未决、欧洲经济一体化震荡、地缘政治冲突引发的避险情绪上升,以及美国经济表现强劲,仍有可能支持美元指数走强。

关于贸易纷争。中美经贸摩擦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影响将是时好时坏、事件驱动。

基于上述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前述三种情形交替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人民币汇率也会大概率维持震荡走势。在此背景下,会出现经常项目顺(逆)差与资本项目逆(顺)差相互抵补,外汇储备资产小幅波动,国际收支自主平衡的格局,例如2012年、2014年、2017年和2018年皆是此种情形。甚至如果国内经济企稳、美元指数走弱、中美贸易谈判取得新进展,人民币汇率也会随基本面和情绪面好转,破“7”重圆。但如果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前述第三种情形,即国内经济下行、美元指数走强和贸易摩擦加剧三者叠加,则可能给人民币汇率稳定带来压力。

2018年初,外汇市场自律机制秘书处宣布暂停使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中的逆周期因子,回归汇率政策中性。所谓“汇率政策中性”,我们理解是指,汇率调控不是替市场选择汇率水平,而是防止汇率过度或者异常波动。其中,过度波动是指存在较强的单边预期和较大的外汇供求缺口;异常波动是指升值时影响出口竞争力,贬值时造成市场恐慌,影响金融稳定。如果不出现上述两种情形,央行不会也不需要进行汇率调控,至少不会采取强力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汇率政策不会也不宜作为应对贸易摩擦的工具。如果将汇率作为工具,既会授人以柄,还会冒将贸易摩擦升级为金融冲突的风险。汇率对调节国际贸易失衡的短期影响有限,同时汇率贬值对金融部门带来的负面冲击也会抵消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四是在对美出口受阻情况下,微观主体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可以通过寻找贸易替代国,减轻贸易摩擦的冲击。五是如果采取汇率手段对冲关税影响,就意味着中国输美产品降价、中方主动承担了关税负担,同时贬值也会增加中国的进口成本,与当前扩大进口的政策相悖。

四、主要结论

人民币汇率破“7”无疑是2019年8月份的金融大事之一。从破“7”前夕境内外汇市场的平稳表现可以看出,破“7”是市场预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变化。理论上讲,汇率关口的守与破没有无痛的政策选择,而只有政策目标的取舍之别。当前外汇市场适应性增强,为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市场逻辑看,人民币汇率破“7”主要是受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影响。

目前,市场已经消化了人民币汇率破“7”的冲击波。但影响人民币汇率走势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未来“基准情形”、“好的情形”和“坏的情形”交替出现的可能性较大,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维持震荡走势,其中,内外部基本面因素决定汇率是升是贬,市场情绪驱动汇率波动。然而,一旦“差的情形”持续时间较长,就会增加人民币汇率维稳压力。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都需要建立底线思维,做好应对预案,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

央企混改加快推进 9个月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600户

10月17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中央企业各级企业新增混合所有制企业超过600户。

“国企改革到2020年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截至目前,国有企业有一批重点改革任务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彭华岗表示,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制,这项工作到去年基本完成,法律层面标志着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奠定了基础。

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在加快推进。国资委数据显示,按照穿透式统计口径,从2013年到2018年,中央企业混改企业的数量已经达到70%。按照一户一户数统计口径,从2013年到2018年期间,各省区市实施混改企业超过5000项,引入非公有资本超过6000亿元,中央企业实施混改3359项,引入非公有资本超过9000亿元。

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锦表示,2019年是关键年份,各项国企改革进入全面落地期。目前,改革试点批量推动,全面铺开,放权政策到位,热度不断上升,整体呈现“放权”“扩围”“做实”的积极态势,以国企改革与发展向混改提出任务,以混改推进改革发展,国企混改进入实质落地期。

李锦认为,目前,电力、铁路、石油、军工等七大领域混改正大力推进,竞争性领域国企混改也正在加速。七大重点领域均有相关国有企业去年通过北交所实施混改。

彭华岗表示,目前看起来,混改不仅仅是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混”是第一步,还要进一步突出“改”。下一步推进混改过程中,一是从混改总的原则来说,继续坚持因地施策、因业施策、因企施策、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完全采取一种市场化的思路和方式来推进混改。二是混改以后要进一步完善治理机制,特别是要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使企业更有活力,充分激发企业的内生动力,能够更好地在市场当中参与竞争,提高资本运用的效率。

“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现在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彭华岗说,而国有企业的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这项工作在去年试点的基础上,今年专门下发文件,全面推进,希望或者力争到明年底的节点上能够解决好。

彭华岗表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一批改革任务也取得了重大突破。目前,国务院国资委和各省国资委,都出台了转变职能的方案,调整和优化职能设置,加大授权放权力度,优化监管方式,特别是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在授权放权、组织构架、运行模式、经营机制等方面都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比如上海,推进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企业联动改革,建立了直接监管、委托监管、指导监管的管理体制,科学授权、明确职责边界、构建国资监管大格局,形成国资监管的一盘棋,充分发挥了国有经济的整体功能。

“还有一批改革任务探索了路子,正在积极地推进。”彭华岗说,比如落实董事会职权,推行经理层任期制契约化,职业经理人制度,强化中长期激励等等,在这些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也在企业改革发展当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彭华岗表示,下一步会在系统梳理改革任务的基础上,对照2020年国企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要求,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加快推进改革。

遏制非法高利放贷应致力于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近日,由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共同研究制定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公布并实施,将打击目标锁定社会危害性突出的非法高利放贷。

政策背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融入大众生活,曾经长期处在社会角落、少为人知的高利贷,也通过网络走向大众,呈现出现金贷、校园贷、分期贷、套路贷等形态。由此引发的负面影响乃至恶性事件,备受关注。回顾高利贷在互联网时代膨胀的这几年,第一阶段是2012年到2016年的P2P网贷盛行。当时不少网贷平台以月息两分、三分的高利非法向公众集资,再以更高的利息贷出去。很明显,一般的实体企业利润很难覆盖这样的高息,叠加宏观经济增速开始下行,一大批企业还不上高息贷款,接二连三的网贷平台倒闭,被集资者多血本无归,许多家庭因未能经受高息诱惑而倾家荡产。

而后是2015年开始兴盛至今的现金贷,呈现形式诸如消费贷、校园贷、分期贷等,主要面向三四线城市的中低收入年轻人和大学生。以较为盛行的2017年为例,现金贷规模在1万亿左右,大大小小的现金贷平台则至少有2000家,不少为此前的P2P公司转型。这些平台以诱导等形式,给收入不高且自制力弱的年轻人放贷,期限较短,实际利息则远远超过年化36%。通过利滚利等模式,让实际借款二三万变成负债数十万,不少年轻人因不堪催收而选择自杀,社会影响相当恶劣。这期间,还有套路贷、“714高炮”、砍头息等各类试图规避监管的操作,一旦牵涉这类贷款,借款人就成了待宰的羔羊,何时收割只是时间问题。最近突遭警方调查的港股上市公司51信用卡,原因就是涉嫌暴力催收,且之前曾被央媒点名批评为高利贷导流。

政策意义:《意见》依法惩治非法放贷犯罪活动,有利于切实维护国家金融市场秩序与社会和谐稳定,有效防范因非法放贷诱发涉黑涉恶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此意见的印发,不仅是为了打击非法放贷,也是打黑除恶中的重要一部分,“两高两部”如此高规格地发布这一文件,是因为非法高利放贷近几年对经济社会已产生严重危害。

政策内容:《意见》明确在定罪量刑时以单次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非法放贷为基准,并且从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数量以及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几个方面规定量刑标准。按照法律规定,年化利息在24%以内的为合法债务;24%至36%之间的利息债务人有权不予偿还;而利息超过36%的部分,则属于非法的高利贷,因为正常的企业和个人一般难以承受这样的利息。

政策点评:近年针对各类非法高利放贷,既有央视3·15晚会曝光,监管层也陆续出台规范文件,但一直禁而未绝。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全面细致且严厉的监管措施,从这次“两高两部”出台的意见来看,相关规定涵盖目前非法高利放贷的方方面面,精准打击,且将非法放贷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惩治力度不小。治乱需要重典,相信政策出台之后,非法高利放贷将失去生存空间。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如此高的利息尚有人愿意借款,既有部分人群尤其是年轻人追求享乐且自制力弱的因素,也说明部分企业和个人从正规金融机构借贷之难。特别是对于小微企业而言,有时为了一时资金周转不得不铤而走险。

政策建议:对于非法高利放贷,既要通过监管封杀其生存空间,也应思考存在背后的原因,致力于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应倡导正规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下沉,去精准识别一些一时陷入资金困境但有中长期成长前景的小微企业,如果能给这些企业正常利息的信贷资源,无异于雪中送炭,既能免于让它们免受高息借贷之苦,对缓解经济困境、激发经济活力也大有裨益。

 

内部报告

深度解读中国企业大转型决胜力量

中国企业此次大规模“史诗级”转型升级,恰逢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5G、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等颠覆性新兴技术集中大爆发、大交融,而这些新技术有一个共同特点:快——快速发展、快速变化、快速淘汰。

在这个以速度取胜的时代,中国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一旦起跑,便会在各种新技术、新力量的推动下快马加鞭。如果抓住了这个力量,就抓住了这个时代,而这个力量就是启动中国经济更强劲引擎的密码。虽然转型过程注定异常艰难,但是这种转型探索一旦成功就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企业将大规模直面新经济,世界经济也将因此获得更加强大的推动力。

中小企业“跑步”脱离全球低端产业链

作为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中小企业虽然单体规模小,但数量庞大,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近期,在民营中小企业聚集的珠三角调研发现,很多中小企业正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培育自主品牌、拓展国际市场,加快脱离全球产业价值链低端,成为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迸发高质量发展活力

在珠海市唐家湾镇一个不起眼的厂区,敏夫光学总经理何银权和他的同事正在商议从国外进口一批高端检测设备。5月份,他们刚从农业银行获得一笔2000万元的信用贷款。对于这笔钱,工厂管理层有一致的态度:“购买更高端的设备,推动产品进一步升级。”

“我们的产品主要面向欧美市场,在现在的贸易环境下,也有人建议我们要保守一些,不要在科研创新、产品研发上投入过多。但是我们反而是更清醒了,只有更多地投入到产品研发和升级上,像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才能长远地生存下去。”何银权说。

无独有偶,东莞市诺高汽车装备有限公司去年也投入了1000万元用于设备研发和装备更新。董事长刘家平估算:“这笔投入估计三年才能回本,但是能够直接改善我们的技术工艺,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很值得花。”

在珠三角,之前凭借低成本、低利润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正在纷纷调整方向,加大科研投入与设备更新,成长为在国际市场上有话语权的“专精特新”企业。

以敏夫光学为例,10多年间一直专注于一个小小领域——枪支瞄准镜的研发和生产,从一个瞄准镜加工厂转型成为拥有58项有效专利的行业领军者,如今敏夫光学年销售额已突破1.5亿元。

2019年6月,南方日报社与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秘书处联合发布的《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所有企业中数量最大、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完成了全国65%的发明专利,开发了75%的新产品,高质量发展活力不断迸发。

“磁吸”科创企业入场

新兴产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广东南沙自贸区香江国际金融中心,几十个初创型科技企业分享同一栋办公楼。这里聚集了云从科技、广汽蔚来、科大讯飞、暗物智能、智媒云图等多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科创企业。

由全球知名人工智能科学家团队创立的暗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几个月前选择落户南沙。与很多前沿科技领域的创新型企业一样,暗物智能体量不大、人员不多。“暗物智能最初在美国硅谷成立,后来是被国内的营商环境吸引来到南沙。来了之后我们就更坚定了之前的选择。现在国内在政策支持、市场培育、创新环境等方面对科技型创新企业的发展都非常友好。”暗物智能董事长助理董乐说。

在广州,2018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新材料与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时尚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增加值4090.98亿元,占GDP比重17.9%,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48%,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产量分别增长2.5倍和2倍。新兴产业正成为广州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加油”政策助推升级

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具有体量小、灵活变通等优点,但同时也受到政策环境、融资条件的制约。

世界银行2018年发布的《中小微企业融资缺口:对新兴市场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融资不足与机遇的评估》报告显示,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数量总计达5600万家,所对应的融资需求总金额估计达4.4万亿美元,融资缺口大概为1.9万亿美元。报告指出,中国41%的中小微企业存在信贷困难,超过2300万家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无法完全从正规金融体系获得满足。

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为实现转型升级创造条件,去年下半年国家层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在广东,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会同广东省银保监局2019年初发起“访百万企业 助实体经济”专项活动,计划用一年左右的时间走访广东全省超过100万家未获银行授信的民营、小微企业,了解融资需求,宣讲金融政策,拓展金融服务覆盖面。截至2019年6月末,广东省各银行机构累计走访企业超过89万家,实际落地贷款1.4万笔,约449亿元。

银行主动“下沉”服务,上门为中小企业送融资政策,让很多企业主感到惊喜。中山市华艺灯饰有限公司2019年上半年从银行获得了一笔贷款。公司副总裁卢伟林说:“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流动性明显改善,信心不断提升。中小企业贷款不仅容易了,成本也相对降低了。”

让卢伟林更满意的是,今年明显感受到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善了。卢伟林说:“以前贷款,都是中小企业去求银行,现在是银行找企业。银行身段放低了,门槛降低了,更接地气了。”

银行和民营中小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2019年以来广东省民营企业贷款余额保持较快增长。截至6月末,广东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29万亿元,同比增长15.2%。

卢伟林表示,这笔新融资将投入到产品销售端新渠道的拓展上。华艺灯饰从事传统灯具出口贸易多年,近两年正积极开拓新零售、跨境电商销售新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寻求转型。

民企聚力创新谋升级

作为民营经济大省,近年来,江苏民营企业以创新为第一生产力,以人才为核心资源,加快推动转型升级,生产更加“绿色”,制造愈发智能。

创新成企业“再生”驱动力

面对转型升级的压力和日趋白热化的市场竞争,越来越多民企正逐渐改变原先只注重原材料和资本投入的粗放发展模式,转而将创新研发视为企业“再生”的驱动力。

多位民企负责人表示,必须将创新融入企业发展的血液之中,新时期企业发展要实现“快人一步”,唯有依赖持续不断的创新。走进江苏部分民企,会发现展厅里都会有专门的区域展示企业引以为豪的众多专利证书。

今年8月,2018年度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榜单发布。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恒瑞医药位列第14位。同期发布的2019年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最佳工业企业榜单,恒瑞医药位列第一。

榜单上的“傲人表现”得益于企业持续不断的创新投入。在恒瑞医药连云港研究院,记者看到,实验室内陈列着核磁共振仪、X射线衍射仪等国际一流的研发设备,研发人员正在有序忙碌着。

“公司2018年投入研发资金26.7亿元,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15.3%,并打造了一支3000多人的研发团队,为公司不断加快创新步伐奠定了坚实基础。”恒瑞医药研究院院长卢韵表示,目前公司已有5个创新药获批上市。

位于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国无线谷”,聚集了13名院士、6000多名科研人员,培育了400多家高科技企业,100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成果实现就地产业化。在这里,创新元素随处可见。

在双良集团董事长缪文彬看来,当前已经进入“技术造富”的时代,企业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以市场为龙头,以技术为核心,培养高技术人才,在参与国际竞争中,不断推动企业发展。

“科创项目是明天。我们正加快培育一批‘顶天立地’的龙头企业,着力攻克关键技术、掌握独创技术;同时努力扶持一批‘开天辟地’的独角兽、瞪羚型企业,完善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体系,引进重点实验室、检验检测中心。”江阴市委常委、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主任计军说。

升级“首选”智能化改造

为了更高效地生产、管理,智能化改造成为越来越多民企的首选。

在盛虹集团国望高科厂区的纺丝车间里,记者看到一台台纺丝卷绕机正在有条不紊地自动运行,细长的化纤产品飞速卷丝,满卷后机器自动发出信号,通知落筒机接收丝锭,然后通过智能运输车分批装载,送至摇臂机器人处,摇臂机器人再将丝锭卸下,摆放在空丝车上,送入下道工序。繁忙的生产线上,只需两名工人负责设备操控等工作。而在使用机器人之前,这些生产流程都要靠人工来完成。

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招工难、用工贵成为困扰纺织企业的难题。作为江苏化纤“大户”,盛虹集团主动适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将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企业的战略重点,深入推进智能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探索从传统制造业到现代高端新兴产业的转型发展之路。

“在成立之初,我们便坚持将创新驱动、智能制造转变为发展动力,以装备技术创新理念取代规模化发展,带动行业产品技术升级。”盛虹化纤总工程师梅峰介绍,通过机器换人和智能车间建设,公司年平均节省成本1500万元,用工率减少34%,故障率减少55.9%,人员单产提升29.8%,产能提升33.06%,作业精准性、成功率也显著提升。

位于南京的科远智慧,同样花费大量资金投入自动化生产线的设计与研发,共计15条自动化生产线,覆盖生产、测试、仓储、物流等几乎所有环节,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同时,整个车间的基础设施也是按智慧楼宇的方案设计,实现了数字化管控。

投产至今,科远智慧滨江智能工厂已降低生产周期25%、降低生产损耗10%、提高库存周转率35%、提升生产效率24.3%,产品不良率降低30%,制造费用率降低27%,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绿色引擎”推动加速发展

提到化工园区,很多人都会联想到危险的化工废料、恶臭的水体、难闻的气味。然而,走进江苏省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这里不仅厂房整洁明亮,而且有大片绿地,水流清澈,空气中也很难闻到刺鼻气味。

盛虹石化产业园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的龙头项目,也是基地化工企业“绿色发展”的标杆。“总投资约775亿元,其中安全环保投入116亿元,约占总投资的15%。”据盛虹集团董事长缪汉根介绍,年产1600万吨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在安全环保方面的投入,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在盛虹石化产业园内,生产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废酸通过再生装置,“摇身一变”成为新原料,循环利用于再生产。这个由盛虹石化投资3.26亿元打造的“废酸资源化综合利用技术改造项目”,实现了三套联合装置的产品和副产物的综合利用和环保零排放。

“各项目在设计阶段就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减少‘三废’,使污染物的防治由末端治理向过程控制转变,建立绿色产业链,实现物尽其用,清洁生产,打造生态型企业。”缪汉根说。

在民企聚集的江阴,“绿色引擎”正加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部分民企已经从传统的制造企业转型成为提供节能环保方案的“服务商”。

运行、停机、维保,健康、亚健康、异常,每年可节约3800万吨标准煤……在双良集团智能管控中心,记者在电子屏上看到,双良遍布全国各地的设备状况都能实时呈现,管理与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目前,双良的能源技术和管理系统已经应用到进博会主场馆、上海迪士尼乐园等众多项目。

“专精特新”小巨人如何炼成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浙江通过鼓励支持“专精特新”、隐形冠军发展小巨人企业,通过数字化技改和平台化服务为产业链中下游企业“增智力”,创造更优营商环境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保驾护航。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不仅成为浙江经济的“基本盘”,也成为抵御经济风险和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力量。

瞄准“隐形冠军”

在船舶、核电等领域的建设中,密封件属于关键“小零件”,曾被国外公司垄断达半个世纪。今年1月8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参与的“高精度高强度中厚板结构件复合精冲成形技术与装备”项目,荣获2018年度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从记忆钢材、石墨垫片到金属塑性成形工艺,天生密封件励行根团队从材料起步,30年磨一剑。研发缺乏数据支持,就自己投入搞实验室;银行欠款7000万元,举步维艰时却拒绝了外企几亿元的收购“橄榄枝”……“一旦认准方向就坚定走下去”,靠着这份锲而不舍,天生密封件终成“小巨人”。

中大力德智能传动股份有限公司持续8年投入2.2亿元研发工业机器人的减速器,终于打破国外垄断,给机器人装上了国产“肘关节”。减速器在工业机器人的三大核心零部件中,技术壁垒最高,成本占比也最高。“掌握了核心技术,这类产品将在工业自动化方面应用广阔,为智能制造提供技术支撑。”董事长岑国建说。

日前,国家工信部公示第一批24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其中浙江19家企业。对市场趋势的敏锐判断、对行业高端的发展追求,创新驱动力促使浙江中小企业更加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成为产业链上不可替代的一环。

为梯度培育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发展,打造一批隐形冠军企业,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雏鹰行动”培育隐形冠军企业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2年,浙江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6万家以上,净增“小升规”企业1万家以上,入库培育隐形冠军企业1000家以上,产生隐形冠军企业200家左右。

降低“试错成本”

面对不断增长的各种成本和不断提高的品质要求,智能制造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未来发展趋势,但是中小企业的智能化改造是世界难题。相比大企业,中小企业面临更大的试错成本和风险,稍有不慎就会落入“转型找死”的境地。

“中国轴承之乡”新昌,轴承行业是当地的民生行业。一面是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多端,一面是产业链下游企业如汽车、家电等市场需求不振,新昌轴承行业在突围和转型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找到了“数字化制造、平台化服务”驱动中小企业价值提升的“新昌模式”。

作为浙江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项试点县市”之一,新昌在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的指导下,选择以轴承行业为试点,由陀曼智造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开展企业数字化制造应用改造的“百企提升”活动。参与数字化技改的新昌轴承企业普佑科技,在厂房、设备和人员不变的情况下,产值从实施前2016年的3200万元,猛增到2018年的7100万元,增长了121.8%、利润增长了168%;沛斯轴承的设备综合利用率从2019年1月份的48%提升到5月份的63%;斯菱股份的服务响应时间从60分钟提升到20分钟,提升300%。

新昌轴承行业协会秘书长杨初明介绍,除了产出率提高、能耗降低等从科学管理中获得的效益,行业云平台还利用生产线产量数据计算需求量,为中小轴承企业提供原材料集中采购和精准配送,大大降低了采购成本,解决大批量采购周转资金压力。

目前,这一模式在浙江全省推广,如长兴市纺织与印染,永康汽配和金属加工,慈溪小家电,乐清低压电气行业……尽管面临工业下行压力,但是浙江智能制造的步伐还在不断加快。上半年,浙江省重点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投资842.3亿元,达到全年目标的56.2%,新增应用工业机器人9894台。

着力“深度融合”

浙江金石包装有限公司在寻求产学研合作时,乐清市委人才办就牵头通过研究院资助、人才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政策支撑,促成其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合作,共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金石)纳米材料合作实验室。如今,由该实验室研发的易揭盖产品已经实现规模生产,被国家科技部列为“星火计划”。一经推出立即在国内外展销会上成为焦点,收获大量订单。

根据新一轮“浙江小微企业三年成长计划”,2019年,浙江将通过改革育小、创新强小、金融活小、服务暖小、聚力扶小等系列举措,全年新增小微企业18万家以上。其中,新增八大万亿产业小微企业5万家以上、进出口经营权备案登记企业3500家、“个转企”1万家以上,加快形成“小微有活力、民企有实力、发展有动力”的经济增长新格局。

“如何用数字技术创新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下一步促进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畴镛认为,其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能力与内生动力不足问题。大多数中小企业认为,数字化投资回报周期长、转换成本高,或者缺乏数字化技术、资金、人才。二是行业大数据平台缺失,企业间数据的交换、融合尚在初始阶段,政府公共数据面向企业开放的程度还不高,数据资源的挖掘利用程度不深,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数据驱动产业升级路径。

 

 

 

 

政策借鉴

浙江德清“农地入市”改革释放农村“红利”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会议在审议《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时指出,要始终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在试点基础上有序推进。

德清县作为全国15个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县(市、区)之一,截至目前已实现农地入市208宗,面积1593.64亩,成交金额4.22亿元,集体收益3.39亿元,惠及农民和农民群众18余万人。

“死产”变活激活创业

2015年2月,德清县启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睡地”被唤醒。

世居莫干山下的赵建龙,2010年花了100多万元买下莫干山镇仙潭村一处废弃厂房,准备开拓民宿产业。但因为没有土地使用权,也没法改变用途,赵建龙的百万元资产只能“睡”在山谷里。2015年8月,废弃厂房所处6.06亩土地也被赵建龙以协议出让价买入。土地有了“合法身份”,赵建龙凭借集体土地使用证,于当年9月6日完成了全国第一笔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项目建设很快启动。

位于洛舍镇的恒凯乐器有限公司多年来都是租用村里的旧蚕场,2017年,村里挂出了200多亩土地“上市”出让,14家钢琴企业联合拍下68.56亩出让地。如今,恒凯自建的两幢新厂房已投入使用。

土地“生金”农民受益

2015年,钟管镇戈亭村的6宗地块成功入市,村里获得分红177.41万元。

由于政策鼓励。截至2018年年底,全村入市农地面积26.88亩,村集体分红收益352.62万元。

集体经济壮大,助力乡村“换颜”。戈亭村先后投资新建了桥梁2座,拓宽柏油路1.5公里,街道立面改造2500米,疏浚河道8公里,成功跨入“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行列。

石矿开采曾经是洛舍镇东衡村的支柱产业,石矿被整顿关闭后,村集体收入明显下降。2015年以来,东衡村整理出近600亩废弃矿山土地打造众创园,联合周边7个经济薄弱村在众创园建设标准厂房出租。2018年年底开始,按每个村投资的15%享受分红,极大提升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造血”功能。

通过不断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改善了人居环境,促进了百姓增收,有效推进乡村振兴。

延伸用途化解困扰

乾元镇恒星村紧靠工业功能区,周边企业多,园区内多数企业没有职工宿舍,村庄环境卫生和新居民管理一直是重难点。为改善新居民的居住环境、提升周边环境,村里决定将一块约4亩的集体土地,10月底要完成“入市”。

雷甸镇塘北村也遭遇着相同的“困扰”,周边工业企业多,新居民更是户籍人口的2倍多。村里近期将拿出100亩集体土地,以每亩24万元价钱出让,收入用于完成建设新居民公寓楼、停车场等公共设施。

德清的试点已从涉及工业用地层面,正式向教育、养老、安居保障等公共用途延伸拓展,将置换出的更多“农地”投放到公共领域和社会保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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