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版  |   登录  |   注册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76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11-05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76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2019115

 

经济分析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潜力来自何处

10月份CPI同比涨幅将达4%左右

逆周期调节与结构性改革并举促增长

理性看待经济数据的两面性

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万亿元

高质量新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构建与应用

要情文摘

国家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逆回购三连停 央行净回笼2000亿

消费电子市场持续低迷

刘鹤:确保今年清欠任务全面完成

钢铁产能释放较快,成本压力较大

迈向数字时代的国家税收转型

内部报告

联盟区块链关键技术与区块链的监管挑战

政策借鉴

广西扶贫搬迁精准施策模式新


经济分析

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潜力来自何处

在前进的新征程上,我们可能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和困难,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我国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党的领导是坚强有力的。综合分析要素基础、产业体系、市场规模等支撑条件,统筹考虑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激发的市场活力、社会创造力,以及日臻成熟的宏观调控能力等,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发展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的动能和潜力仍然巨大,完全有条件、有能力保持长期稳定增长,并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发展潜力来自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完备的产业体系

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及其有效组合,这些要素及其组合的演变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研判经济增长潜力,需要了解内在机制的运行方式,需要从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和产业体系来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改革开放4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建立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劳动力、资金、基础设施等生产要素都具有充裕的储备和较高的质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能有效地把这些要素调动和组织起来,从而为经济持续增长打下坚实基础,不断形成和释放出巨大的潜力。

巨大的经济体量。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90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比1952年增长174倍,年均增长8.1%,是世界上保持高速增长时间最长的大国。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732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2018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0727亿美元,连续13年稳居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上榜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超过美国。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体量大稳得住”、“规模经济效应”等优势也越来越明显,能够有效抵御各种外部冲击,为经济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丰富的人力资源。我国有近14亿人口,相当于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有9亿多劳动年龄人口,相当于美国、日本、欧盟的总人口。我国人力资源素质也在不断提高,每年有大学毕业生800多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500多万人,海外留学归国人员50多万人。2009年以来,我国科学家和工程师总人数一直高于美国,研发人员规模稳居全球首位,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人才培养不断加强。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加上不断完善的创业创新激励政策,推动人力资源积极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充裕的资金供给。当前我国储蓄率虽然比历史峰值有所下降,但依然位于45%以上,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截至2018年末,我国政府负债率为37%,远低于国际社会通用的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普遍水平。资金供给充裕,债务风险水平低,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完整的产业体系。我国拥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2018年,我国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增加值自2010年起稳居世界首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是全球产业链稳定运行的基石,也是中国经济的一大优势,将始终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坚强有力的支撑。

强大的网络化基础设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适度超前、统筹衔接的一体化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初步建成。截至2018年末,我国铁路、公路里程分别达到13.1万公里和48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高速公路里程分别达到2.9万公里、14.3万公里,均位居世界第一。全国港口拥有生产性码头泊位2.4万个,民航机场达到235个,均高居世界前列。纵横成网、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增强了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回旋余地。

二、发展潜力来自巨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扩张空间

市场规模与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容量与空间有重要影响。在这方面,我国拥有独特的优势条件。一方面市场规模巨大、内部结构复杂,有利于形成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尚不平衡,必须加快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平衡发展,意味着巨大的社会总需求和经济结构优化,这无疑将激发出强劲的发展动能。

扩大消费的巨大空间。近年来,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我国有超过4亿人的、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还有8亿多网民,消费潜力巨大,是各类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理想的试验场,能够让最新的信息技术和产品得到迅速普及推广。2018年,我国恩格尔系数降至28.4%,处在联合国划分的20%—30%的富足标准,意味着我国居民家庭在满足了“吃”的需求后,对“穿”、“用”、“娱乐”等服务消费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和升级。正在持续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为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农村走向城镇、进入更高水平的生活创造着新空间,将带动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正是我们培育和挖掘经济发展潜力的根本动力。

生产力提升的巨大空间。尽管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很快,但生产力发展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仅为美国的43%左右。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生产力水平差距较大,大量产出仍然依靠要素投入扩张支撑,一些关键产品还不能自主研发和生产。服务业发展还很不充分,附加值高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滞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协同度和融合度不高。补上这些短板,力争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空间。

城乡、区域结构优化的巨大空间。我国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仍然较大,东部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占全国一半以上,东中西部差距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1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1342元和7778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4,而且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也很大。发展不均衡、区域城乡差异大,既是当前发展的短板,同时也意味着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我国具有巨大的体制优势,在中央的统筹协调下,相对不发达的地区可以充分借鉴东部地区的经验教训,发挥后发优势,后来居上。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增长动力。今后随着广大中西部地区和乡村逐步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市场空间进一步打开,我们将创造新的发展奇迹。

改善公共服务的巨大空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高。与高要求、高期待相比,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不公平的状况还比较突出。当前农村还有大量人口缺少卫生厕所;城镇还有上亿人生活在老旧小区;医疗质量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每千名老年人只有养老床位30.9张,有的公办养老院需要排队几年才能住上……群众在就业、上学、看病、养老、住房等方面的需求不断提高,而解决这些需求,补上发展的短板,即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巨大空间。从投资看,城市设施改造、轨道交通、老旧小区改造、无线互联网、云计算中心等基础设施将带动大量投资;从消费看,养老服务、终身教育、全科医师、移动医疗等将带动大量消费和就业。

三、发展潜力来自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和新动能的快速成长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投入持续增加,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不断取得突破,新动能快速成长。我们完全能够抓住全球新科技革命的机遇,为经济增长赋予全新的动能。

新技术革命激发新动能。我国在生命科学、绿色能源开发、农业生产、信息技术等许多领域的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有的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比如,我国成功研制出“海水稻”和“沙漠水稻”。全球首个体细胞克隆猴在中国培育成功。我国风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34.1%,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36.5%。我国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100万伏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国家。我国自2013年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研发人员总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分别连续6年、8年居世界首位。2018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965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8%,超过欧盟15个初创国家平均水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比2013年提升了21位,是前2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创新能力的提升有利于我们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抢占先机。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激发新动能。2018年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45369亿元,相当于GDP的16.1%。在旧动能衰退的情况下我国没有发生经济失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动能的快速成长。2016—2018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增速从17.4%下降至3.8%,但计算机通信设备、仪器仪表、通用设备等投资增速分别加快0.8、1.4和10.9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均增速降到10%以下,但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长25%以上。2018年我国快递行业业务量突破500亿件大关,连续多年保持50%左右的增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井喷”的背后是新动能的加快成长,更好地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为经济长期发展注入了强大内生动力。

简政放权激发新动能。近年来我国实施简政放权,深入推进减税降费,2018年全年减税降费规模达到约1.3万亿元,有力推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兴部门特别是创新型小微企业大量涌现。市场主体每年净增1000多万户且逐年加速递增,2018年净增突破两千万户。创业公司大规模涌现,2018年共诞生97家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相当于每3.8天就诞生一家,这些企业总体价值达到了1780亿美元。市场主体大量增加,创新创业创造潜力不断释放,反映了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也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信心的不断增强。源源不断释放出的经济增长动能,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四、发展潜力来自不断创新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不断加强和改进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逐步形成了支持高质量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在科学的宏观调控下,近年来是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波动最小的时期,同世界其他大国经济运行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独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期,由2019年初预测的6.2%上调至6.3%。中国经济正以世所罕见的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

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个“总纲”。党的十九大提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是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体量优势”到“质量优势”转变的治本之策。

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需要新理念、新主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益,致力于经济体系的转型升级,这将激发出源源不断的经济发展动力,进而开辟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境界。

形成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稳中求进是党中央确定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既有利于保持经济增速位于合理区间、避免跌破底线,又有利于化解重大风险,推进必要的结构调整。在今后一个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将更加注重强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引领,突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五、发展潜力来自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在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同时,也为中国自身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我国在更高水平上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国际竞争中推进自主发展。近一年多来,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但也要看到,我国的产业链已经同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少数国家逆流而动,改变不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性趋势。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曾多次受到外部封锁,但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稳定了局面,找到了新的国际合作空间。面对中美经贸摩擦,我们一方面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着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另一方面进一步树立自信、强身健体,把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在动力,着力增强自主发展的能力。今年上半年,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情况下,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按人民币计价仍然增长6.1%。这充分证明,“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上升,逼着我们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这不是坏事”,我们能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国际竞争中拓展发展新空间。只要我们增强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我国经济就会迎来更加光明的未来。

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国际经济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我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相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2018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海南自贸试验区启动建设,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30万亿元,实际使用外资1383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政府积极推出一系列举措,制定国际产能合作规划,制定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规划,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提示和保障服务,扩大开放正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蹄疾步稳、压茬推进,随着高水平引进来、大踏步走出去,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更加强劲。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全球经济版图中“东升西降”、“南升北降”态势十分明显,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主张通过调整和改革,使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主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2015年12月我国倡议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3年多来,成员已从57个增至100个,累计批准贷款85亿美元。2018年5月,我国向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提交《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主张增加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这些努力,既有利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也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规则制定权,为经济发展争取更大空间。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我国发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打造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合作平台。2013—2018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总额超过6万亿美元,年均增长4%,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总投资超过30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近30万个就业岗位和20多亿美元税收,我国与当地企业都受益匪浅。国际金融论坛对“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央行进行的调查显示,67%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5年“一带一路”项目将帮助本国经济增速提高0—1.5个百分点,25%的央行预计提升1.5—5.5个百分点。“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一条造福共建国家的开放与繁荣之路,中国企业找到了大量新的机遇,为我国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和合作空间。

中国经济有巨大的潜力,有独特的发展优势。贯穿各个方面始终、最为根本性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应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持中国经济长期平稳健康运行、释放经济发展巨大潜力,最大优势仍然是党的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产生了符合时代要求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从严治党让党变得更加坚强有力,这是我们有效应对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保障。总体上看,时与势在我们这边,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办好自己的事,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彼岸就在前头。

10月份CPI同比涨幅将达4%左右

1、10月份CPI同比涨幅将达4%左右

10月份我国猪肉价格出现反季节性大幅上涨。10月1日国庆过后,10月2日开始,在长达近一年非洲猪瘟疫情的反复去产能导致商品猪存栏大幅减少、三元母猪大量留种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我国生猪出栏大幅下滑,生猪价格和猪肉价格走势大出普遍预期,呈现阶梯式快速上涨态势,与历年同期价格普遍呈下跌态势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卓创资讯监测,截至10月23日,10月全国外三元生猪月度出栏均价参考37.10元/公斤,较去年同期上涨23.09元/公斤,涨幅164.87%;23日41.56元/公斤的均价,同比涨幅达到201.16%。从环比看,统计局旬度数据显示,10月上旬、中旬全国生猪(外三元)每公斤分别达34.4元和36.6元,下旬预计将高达42元左右,与上月同期相比,分别上涨达21.1%、24.5%和41.9%,涨幅节节攀升。此外,根据猪易网监测数据,10月28日全国生猪(外三元)均价为每公斤40.31元,比9月28日上涨达43.8%。尽管不同的监测数据有一定差异,但基本都反映了一个情况,就是10月底全国生猪(外三元)均价较9月底上涨幅度都在40%以上。由于9月份猪价总体涨势平稳,10月份呈阶梯式脉冲快速上涨,从月均价角度看,10月份猪价大幅上涨只能大部分体现出来,其余则体现到11月份。

10月份我国猪肉平均价格大幅上涨对CPI的拉动效应进一步提高。从环比看,9月份,我国猪肉平均价格较8月份上涨19.7%,拉动CPI环比上涨达0.65个百分点,这也说明8月份CPI中猪肉权重为3.3%,而9月份随着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猪肉权重已进一步上涨至3.95%左右;初步预计,10月份我国猪肉平均价格环比涨幅将达28%左右,仅猪肉一项就将拉动CPI环比上涨达1.11个百分点左右,比9月份多拉动0.46个百分点左右。从同比看,10月份我国猪肉平均价格同比涨幅将达114.6%左右,同比涨幅比上月提高达45.3个百分点;按上年同期2.4%左右的权重计算,将拉动CPI同比上涨达2.75个百分点,比9月份1.65个百分点的拉动作用大幅提高达1.10个百分点。

10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将提高至4.0%左右。如果我们仅考虑猪肉价格异常大幅上涨的影响,其余商品按照过去10年同期平均变动趋势进行分析,今年10月份我国CPI环比涨幅将达1.15%左右,同比涨幅将达4.0%左右。我们还需考虑,随着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很大部分蛋白质消费转移动禽肉和蛋类中来,10月份黄羽鸡等禽类、鸡蛋和水产价格也出现了程度不一的上涨。

需要注意的是,在CPI相关分析中,我们习惯利用某类消费品的权重来计算此类消费品对CPI同比、环比涨幅的拉动作用,一般而言,价格小范围波动并不会对此类消费品的权重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利用历史平均等经验权重数据进行相关计算分析,并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但是,一旦价格出现大的变化,利用历史经验数据就会出现严重误判。这在此次猪肉价格对CPI涨幅的拉动作用的相关研究报告中就体现的尤为突出。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CPI中猪肉权重占比基本在2.1~2.5%的区间内波动,但随着2019年7月份开始猪肉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猪肉权重占比快速提高,7月份为2.68%,8月份提高为3.3%,9月份进一步提高至3.95%左右,10月份将提高至5.0%左右!如果还利用去年2.1~2.5%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尤其是环比分析,谬误之大可想而知。

2、后期CPI同比涨幅仍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猪肉消费旺季到来,而短期内猪肉供应进一步趋紧,我国猪肉价格仍将有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在猪肉价格继续上涨和季节、节日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今后几个月我国CPI同比涨幅仍将进一步走高。初步预计,11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将进一步上涨至4.9%左右,12月份CPI同比涨幅将提高至5.3%左右,而明年1月份由于春节因素,CPI同比涨幅仍将进一步走高。

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猪肉价格上涨幅度可能还要超过基于历史经验的预期:

首先,2007年以来至2019年上半年,我国猪肉价格基本运行在每公斤15元~30元的价格区间内,和历年平均供给水平相比,每个猪周期猪肉价格最高峰时猪肉供应萎缩幅度都不到10%,而且持续时间短暂,而此次在非洲猪瘟的冲击下,我国猪肉生产萎缩幅度将达史无前例的40%以上,并且持续时间至少超过一年。

其次,2007年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持续增长,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251元,而2007年则为13785.8元,2018年是2007年的2.85倍。考虑到同等支付能力,未来猪肉价格最高峰上涨到30的2.85倍,也就是每公斤85.5元也是可以接受的,与当前每公斤猪肉全国均价51元左右相比,仍可以有相当的上涨空间。

第三,10月份猪肉价格在消费淡季反规律性加速上涨并未完全体现供需严重失衡的局面。一方面,在需求上,猪肉价格持续大幅上涨后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大幅降低消费,但过一段时间后又会选择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价格而提高消费。8月份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前后居民猪肉消费行为也符合这一特征。10月份又处于价格进一步加速上涨后的消费需求大幅下降阶段。另一方面,今年年初以来非洲猪肉肆虐全国,大量生猪提前出栏,猪肉供应大于需求,3月份前后猪肉价格出现较大跌幅,并形成了大约200万吨左右的冻品猪肉库存。据市场调研,8到10月份,冻品猪肉快速消耗,目前已消耗过半,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鲜肉供给缺口。但随着冻品猪肉的消耗殆尽,市场供需矛盾将彻底显现出来,并直接反应到猪肉市场价格上来。

因此,我们必须对市场价格的大幅上涨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反应到数据上,主要由于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越过6%也有相当的可能性。

3、2020年我国CPI同比涨幅在4%以上的可能性较大

猪肉价格居高难下将是明年我国CPI同比涨幅保持高水平的关键。生猪繁殖、生长具有固有的生物周期,这决定了2020年我国猪肉供应并不会比当前出现显著改观,而非洲猪瘟的反复甚至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猪肉供应。首先,生猪的怀孕、育肥到正常出栏最少需要10个月时间,一般正常情况下能繁母猪规模基本对应后面一年内的最大生猪出栏数量,今年9月底的能繁母猪状况已经决定明年10月份之前的正常生猪出栏供应情况。其次,即使今年10月份能繁母猪存栏企稳回升,但回升速度需要客观看待。从以往猪周期变化规律看,恢复期能繁母猪增长速度大约在每年10%,平均一月不到1%。当前促进生猪生产政策力度强、规模企业占比大幅提高等积极因素作用下,能繁母猪恢复速度将会加快,我们假设从10月份开始,每月提高3%,到今年底也提高不到10%。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当前能繁母猪增长主要运用三元母猪回交方法来补充,具有产仔数量下降、仔猪生长发育慢、死淘率相对高、三元回交母猪一两胎后发情率大幅下降等缺点;非洲猪瘟仍在神州大地徘徊,具有有效生物安全防护能力的母猪舍、育肥场建设都需要时间。综合看,即使后期我国能繁母猪能够得到有效较快恢复,猪肉供应在2020年都难以显著改观,2020年我国猪肉价格将持续高位运行。历史上,我们有个经验数据,猪肉价格的供给弹性大约为5,也就是猪肉供给减少1%,猪肉价格将上涨5%。那么,2020年我国猪肉供应将较正常水平萎缩达40%左右,根据经验数据,明年我国猪肉价格水平将较正常水平上涨达200%,考虑到今年7月份后猪肉价格开始持续快速上涨,那么2020年全年猪肉平均价格将较今年上涨115%左右,仅猪肉就将拉动2020年CPI同比上涨达3.2个百分点左右。

2020年我国CPI同比涨幅很可能在4.2%左右。考虑到剔除猪肉价格后我国基本处于通缩状态,2020年其余商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继续面临压力,这些因素对2020年CPI上涨的拉动作用预计在1个百分点左右,2020年我国CPI同比涨幅预计将在4.2%左右。从月度同比涨幅看,2020年9月份前我国CPI很可能都在4%以上运行。

4、需要客观看待当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

首先,当前猪肉价格大幅上涨是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结果。

其次,我们不能只看到幸存生猪养殖者获取的暴利,还要看到非洲猪瘟冲击下,大量生猪养殖者血本无归、负债累累的悲惨境况,还要看到非洲猪瘟使得生猪养殖完全成本大幅提高的生猪养殖行业现状,还要看到非洲猪瘟并未远去,必须要有超额的利润来覆盖非洲猪瘟肆虐带来的惨重损失。

5、我们需要警惕当前一些猪肉限价等管制措施的呼吁和倾向

首先,采取猪肉限价等非市场的管制措施将面临权力寻租等困境。有限的猪肉供应、既定的低价管制措施下,谁来分配、如何分配将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其次,缺少了价格激励,将大大延缓我国生猪生产恢复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猪肉供应大幅萎缩带来的蛋白质供应短缺,而不是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带来的社会问题。为了最快恢复我国生猪生产和猪肉供应,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市场机制下的价格激励。                                 

逆周期调节与结构性改革并举促增长

一、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1.消费低位徘徊

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下降,其第三季度增速继续在低位小幅波动。三个月份名义同比增速分别为7.6%、7.5%和7.8%。

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超过三分之一的限额以上企业的同比增速仍然较低,但略有回温,名义同比增速分别为2.9%、3.0%和3.1%。

在限额以上行业中,食品类的名义同比增速变化不大,保持在10%的水平上波动。然而其实际同比增速大幅下降,7月和8月份别为2.2%和3.9%,而9月份出现了近四年内的首次负增长,-0.09%。在食品类的消费中,猪肉所带动的鲜肉价格上涨是肉类制品消费下滑的主要原因,从而拖累了食品类消费的同比增速。

与此同时,占比达到28%的汽车类消费的同比增速在今年6月份出现增速大幅反弹之后在第三季度回到低位波动。6月份同比增速的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加征关税导致增速下滑,进而使得基数过低。而在6月的反弹之后,汽车类消费在2019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速又回复了负增长的趋势,其名义同比分别为-2.6%、-8.8%和-2.1%。

与消费升级相关的产业,其同比增速并没有显现出大幅增加。例如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的化妆品类,其第三季度的同比增速分别为9.4%、12.8%和13.4%。由于化妆品类的消费价格比较稳定,因此其实际同比增速呈现类似趋势。相反,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在5%左右的中西药类的消费,其第三季度同比增速由7月的11.6%下滑至9月的6.6%。可喜的是,体育娱乐类消费的名义和实际同比增速自今年年初以来持续上涨,第三季度的名义同比达到8.8%、12.1%和15.7%。一方面如此大幅的增速是由去年较低的基数效应导致;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对健康以及健康相关的产业越来越重视。

同时,受到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回暖以及消费滞后性的影响,建筑装潢类、家具类以及家用电器类消费的同比增速在第三季度均略微回升。

石油类产品的消费受到国际油价走低的影响,其实际同比增速高于名义同比,且差距逐渐加大。第三季度的名义同比较平稳,分别为-1.1%、-1.2%和-0.4%;而实际同比增速在第三季度持续上升,在9月份达到了8.1%。

2.投资增速回落,基建投资回暖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持续下滑,实际增速与上半年比有所回升。2019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累计同比增长5.4%,比2018年全年累计增速下降了0.5个百分点,也比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后,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3.3%,比2019年上半年上升了0.9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增速亦有所回落。整体民间投资增速从2018年全年累计同比8.7%回落至2019年前三季度的4.7%。分大类看,主要是制造业投资大幅下滑拉低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基建投资有所回暖,房地产业投资仍处高位。

2019年前三季度,基建投资增长3.4%,比去年全年增速回升1.6个百分点,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制造业的基建投资增速为4.5%,比去年全年回升0.7个百分点。基建投资增速与去年全年乃至今年年中比起来均有所回升。目前9月份已将新增债券额度基本发行完毕,累计发行额度约为4.18万亿,而去年同期累计发行量为1.25万亿,国家财政支持力度明显加码。社会资本方面,PPP项目收缩,2018年的金融去杠杆导致非标融资规模大幅收缩并持续影响基建领域的非标融资规模,都是限制基建投资大幅回升的拖累因素。今年9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的措施,其中限制专项债资金在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等相关领域的流动,在一系列配套政策的支持下未来基建投资有望继续回升。

制造业投资仍然疲软,前三季度仅增长2.5%,比去年全年大幅回落7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最多的几个行业里,仅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投资增速回升,其他行业包括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投资增速均有所下降,高技术制造业中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今年以来不断上升,但相比去年全年也有所下降。制造业投资受贸易摩擦影响较大,加上国内内需不振,即使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达成短期协议,未来企业盈利改善仍需时间,短期内制造业投资仍然承压。

2019年前三季度房地产业投资增长10.1%,增速比去年全年上升1.8个百分点。其中的房地产开发投资前三季度累计增长10.5%,比全年上升1个百分点。总体来看,目前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放松,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面再度收紧,即使目前销售增速探底回升,未来房地产业投资在土地购置费的大幅回落的前提下仍有可能高位回落。

分区域投资增速分化,仅西部投资增速回升,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均有所下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中部地区2019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9.1%,比去年全年下降了0.9个百分点;东部地区前三季度同比增长4.0%,比去年增速下降1.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从4.7%回升至5.5%,上升了0.8个百分点;东北地区从1.0%下降至-4.6%,下降了5.6个百分点。

未来投资增速能否企稳回升,风险点有以下几点:一是基建投资能否落实政策继续回升;二是企业利润待修复和内需疲弱对制造业投资的压力短期内难以好转;三是前期的房地产调控可能继续使得当前的房地产投资高位回落。

3.对外贸易增速下滑,贸易顺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2019年前三季度进、出口增速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其中,进出口总额为33517.8亿美元,同比增长-2.4%;出口总额为18251.1亿美元,同比增长-0.1%;进口总额为15266.7亿美元,同比增长-5.0%。进口增速慢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为2984.3亿美元,相比2018年同期增加770.5亿美元。受2018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出口增速略高于以美元计价的进出口增速,前三季度,进出口总额、出口、进口的人民币值增速分别为2.8%、5.2%、-0.1%。

进出口增速出现大幅下滑的原因是:第一,内、外部需求均保持较低水平,是进出口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第二,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反复,加征关税导致进出口增速下滑;第三,2018年进出口增速较高,基数效应影响下,2019年进出口增速相对较低。分贸易方式来看,无论是加工贸易还是一般贸易,进口增速均低于出口增速;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加工贸易增速均低于一般贸易增速。分国别来看,对美国出口增速和从美国进口增速均出现大幅下降,持续的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引发的汇率波动已对中美双边贸易造成较大负面影响。除此以外,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欧盟、东盟等国家,对中国香港的出口增速大幅下滑,新型市场的需求未出现明显回升;进口方面,从各国进口增速出现普遍下滑,除了中美贸易战的影响之外,进口增速的普遍下滑主要由内需的下降引起。服务贸易进、出口均有所下滑,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服务贸易结构仍需改善。2019年1至8月,服务贸易总额为4956.5亿美元,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1576.3亿美元,同比增长3.4%;服务贸易进口总额为3380.2,同比增长-5.1%。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因素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因素依然很多,下面主要从中美贸易摩擦、家庭债务等相对比较突出的风险维度进行剖析。

1.对外贸易受多种下行因素拖累,增速将持续下滑

2019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增速均出现大幅下滑,尤其以进口增速下降幅度最为显著。对外贸易增速的大幅下滑由多种因素叠加共同导致。首先,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与美国互相加征关税的负向影响已经显现。对美国出口增速和从美国进口增速均较去年全年下降20个百分点以上。从弹性的角度看,中国进出口产品的弹性较大,导致加征关税对进口数量的影响较大。尽管当前中美双方已经达成阶段性缓和,但后续谈判仍面临较多问题。课题组仍然维持之前的判断,即中美贸易摩擦仍然会持续较长时间,并将继续对中美贸易产生影响。第二,外部需求普遍下滑,是导致出口全面下跌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IMF在2019年10月发布的预测,全球经济在2019年增速为3.0%,相比2018年下降0.6个百分点。除日本以外,其他经济体增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全球贸易需求也受到较大拖累。第三,国内需求动力不足,进口增速较出口增速出现更大幅度的下滑,导致货物贸易顺差被动增加和服务贸易逆差减小。国内因素仍然是制约外贸发展的根本性因素。具体来看,实际消费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增速均持续低迷,PPI前三季度同比增速为0%,相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4个百分点。制造业PMI仍处于50以下。以上均显示国内需求正处于收缩过程中,是进口增速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

2.家庭债务累积增速放缓,实体经济弱表现放大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

家庭债务方面,无论是短期贷款还是中长期贷款,家庭债务新增额均已连续三个月上涨。第三季度中长期贷款新增1.39万亿元,达到2017年三季度以来的最高点;短期贷款新增5400亿元,虽较二季度的5700亿元有所降低,但仍高于一季度新增值。虽然家庭债务新增额继续上升,但增速却在放缓。中长期贷款新增额同比增速在2018年年底结束负增长开始回升,但2019年三季度又有所下降,由二季度的13.2%下降至三季度的4.5%。而短期贷款新增额同比增速在2019年持续走低,三季度达到-28%。由此看来,2016年前后家庭短期债务激增导致的监管加强会进一步降低家庭部门短期贷款的增速。

家庭债务在持续累积。根据BIS的测算,截止到2019年第一季度,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53.6%,继续以一个季度1个百分点的速度攀升。而以家庭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来看,2018年底这一指标达到117.2%,从2017年开始超越美国当期值,并且距离美国金融危机前的最高点仅差不到20个百分点。在债务额方面,截止到2019年9月份,家庭部门已经累积近53.6万亿元的债务,其中中长期债务中的消费贷款就有32.86万亿元,房贷占据了家庭债务的六成。根据课题组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PanelStudies,CFPS)这一微观数据所做的深入分析,家庭房贷的激增会显著拖累家庭消费。利用CFPS构造的省级家庭杠杆率和家庭消费增速指标,课题组发现杠杆率越高的省份,其未来家庭消费增速越低。课题组早在2017年年中报告开始就呼吁警惕家庭债务累积对宏观经济的危害,当前家庭债务所导致的总需求不足问题也印证了课题组的判断。

家庭部门也在累积存款。2019年以来,家庭部门的新增存款也在激增,预示着家庭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在增强。在2019年一季度家庭新增存款创纪录的6.07万亿元的情况下,三季度继续增加1.7万亿元,再次创下不同年份同季度新增额最高值。全年来看,2019年前三季度的新增额也均是2015年以来同季度的最高值。家庭部门存款激增除了有内外部不确定性增加的原因外,实体经济不振导致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也是重要起因。

家庭债务持续累积的同时,实体经济对于家庭部门的支撑作用却在减弱,同GDP增速放缓一致,家庭收入增速也在继续下滑。2019年第三季度,作为加杠杆主力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仅有5.4%,较年初下降了近0.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虽然增速略高,为6.4%,但也较年初有大幅下滑。从收入分项来看,转移性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是主要原因,这也反映出地方政府财政窘迫的现状。

虽然家庭的工资性收入增速基本保持稳定,但劳动力需求端仍面临很大压力,从2018年年中开始,PMI从业人员指数下降速度加快,截止到2019年9月份,制造业PMI从业人员仅为47%,已连续30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虽然非制造业PMI从业人员为48.2%,略高于制造业部门,但也连续13个月低于50%的荣枯线,并且较8月份下降0.7个百分点。伴随着消费增速的持续下滑,非制造业部门劳动需求是否会加速下降仍然值得特别关注。因此,“稳就业”是一项长期必要的任务。

3.英国脱欧局势渐趋明显,后续影响或将逐步显现

日前,英国首相鲍里斯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就英国“脱欧”协议初步达成一致,推进了相关事务进程,但“脱欧”几乎确定无法于原定10月31日前实现。为防止“无协议脱欧”,英国议会关于提前在12月举行大选以及延长脱欧时限具体举措方面仍然存在分歧。

根据英国国际贸易部截止到2018年的统计数据,贸易伙伴商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美国以1905亿英镑排名第一位,中国以685亿英镑排名第五位。在2010至2018年英国出口的目标地区中,中国市场规模增速121.9%,总额达231亿英镑;东亚地区增速超过80%的经济体还包括中国香港(81.2%)、日本(82.6%)和韩国(220.3%)。在涉及欧盟的数据方面,英国2018年向欧盟出口商品和服务分别为1707亿英镑和1167亿英镑,占出口总额比例分别为49.5%和41.2%;相应地从欧盟进口商品和服务分别为2650亿英镑和873亿英镑,占进口总额比例分别为54.4%和49.5%。英国对欧盟27国的贸易逆差规模最大,其次为中国和德国。

以总量计算,2008英国的实际利用外资约有3170亿英镑来自欧盟国家,3080亿来自非欧盟国家;2017年约有5520亿英镑来自欧盟国家,6360亿来自非欧盟国家。对外投资方面,2008年英国在欧盟投资总额超过5300亿英镑,在非欧盟国家投资总额约为5810亿;然而到2017年为止,相应数据分别为5760亿和7370亿英镑。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英国在过去十年间谋求多元化贸易和投资渠道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亮眼成绩,并且越来越明确地寻求欧亚与北美大陆间“离岸金融中介”的地位。从世界经济不景气和欧元区再度启动量化宽松的前景判断,英国“脱欧”对于金融和劳动力市场与欧洲隔离具有重要意义,但代价可能是损害北爱尔兰的关税主权与地区稳定;另一方面,英国的缺位会导致欧盟出现巨大的预算缺口,或将致使欧盟成员国内部的意见分歧。

三、短期对策及中长期改革建议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主要矛盾是增长持续下行的问题。如同课题组多次指出的,外部性、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存在,但不是最主要和根本的,具有决定性的还是自身的体制性、结构性因素。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可持续性问题以及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关键还是要靠自己。面对外部的负面冲击和自身的周期影响,逆周期调节政策有其现实必要性,但需要注意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的有机结合,并且应该与市场化改革、全方位开放的大方向相一致。市场化改革应坚持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方向,以改革促进不合理体制、结构的纠正,全方位开放应向更高的制度型开放转变,以开放倒逼自身制度环境的改善,促进“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形成,以更全面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来形成促进可持续增长的制度红利。

1.加大逆周期调节稳增长力度,综合运用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等工具

货币政策应将降准、降息作为未来一个时期内的政策选项。短期内,通货膨胀上行可能会对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一定的掣肘,但是如果去除猪肉价格影响之后看,核心CPI、PPI等指标依旧疲软,加上外贸数据持续走弱,总需求不振的问题已经凸显。财政政策应全面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以助力民企、改善民生、促进民富为导向,来激发、提振市场有效投资和消费内生性需求。产业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有相关性,应更多使用致力提升市场功能的普遍性、功能性或软性产业政策,慎用倾斜性、选择性或硬性产业政策,以与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相一致。

2.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来推进体制性、结构性的市场化改革

宏观经济的平稳增长取决于微观经济生态的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应赋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之间的平等市场竞争地位,通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消除国企垄断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状态,真正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多的作用。需要强调是,并不是说不要国企,不要任何选择性产业政策,每一国家都需要国企和产业政策,关系民生的、关系国家安全稳定的、对提供公共物品的行业,需要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其他竞争类型的行业中,应坚持中央提出的竞争中性原则。

3.以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来应对逆全球化和倒逼内部改革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近期银保监会对于金融业外商持股比例、业务范围限制等的取消,将使得外资可享受国民待遇、内外资竞争更加充分,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未来,全面开放还应向电信、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业扩展,倒逼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并且,新时期的对外开放不能仅仅停留在商品、要素等方面的流动型开放上,也要向规则、议程等方面的制度型开放转变,全方位开展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在全球贸易规则重塑中保障自身利益。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制度、技术、人才、资源、话语权等的竞争,其中制度的竞争是最根本的,好的制度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人才汇聚、资源优配和话语权提升。       

理性看待经济数据的两面性

今年八月份之前,市场曾一度忧心忡忡,担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之后有可能“一泻千里”。然而,破“7”之后,海内外迅速吸收了破“7”造成的冲击,外汇市场运行平稳,“低买高卖”的汇率稳定器的作用正常发挥。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近年来境内公司和住户部门增加了海外资产配置并加快了对外债务偿还,从而改善了民间货币错配,缓解了市场的贬值恐慌。

季度国际收支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民间对外净负债为2.37万亿美元(即不含储备资产的国际净头寸),相当于年化名义GDP的21.9%。“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意外下跌,触发了市场“藏汇于民”和“债务偿还”的逆向调整。2015和2016年,剔除估值影响的外汇储备资产,每年净流出三千多亿美元,人民币汇率一路跌至“7”附近,外汇储备余额离破“三万亿”也仅一步之遥。2016年年底,市场掀起了“保汇率”还是“保储备”之争。

但外债还掉了也就还掉了,不可能永远还下去,资产多元化配置也不会无休无止,境内企业和家庭不可能把所有资产都配置在海外。经历了前期深幅调整后,到2019年6月底,民间对外净负债降至1.20万亿美元,相当于年化名义GDP的8.8%,占比较“8·11”汇改前回落了13.1个百分点。

前些年的资本集中外流、储备迅速减少、汇率较快下跌,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坏事,表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遭遇了挫折;但以此换来的民间货币错配的改善,加之前期人民币汇率一定幅度的回调,却大大增强了市场对于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和承受力,进而也坚定了当局继续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的信心和决心。这才有了八月初汇率破“7”这次情理之中、预料之外的调整。由此看来,前期的外汇形势逆转又是件好事。这就是矛盾对立统一的“辨证法”。

市场似乎总也不会消停:刚刚摆脱汇率破“7”的担忧,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增速破“6”的焦虑。根据最新统计数据,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实际增长6.0%,为过去二十多年来的最低。市场看空情绪由此滋生蔓延。

然而,中国经济下行有着全球经济同步放缓的大背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展望,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值为6.1%,较上年回落0.5个百分点;世界增长预测值为3.0%,将回落0.6个百分点;美国增长预测值为2.4%,也将回落0.5个百分点。即使是新晋的增长明星——印度,今年预测值也仅有6.1%,将回落0.7个百分点。中国仍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财政与货币政策均有较大空间。通过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已开始逐渐发力。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较第一季度回升了0.43个百分点;而同期,消费和外需的拉动作用则均有所减弱。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更多是将宏观调控作为逆周期调节和稳定总需求的托底政策,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因为,今天中国经济遭遇的挑战,既有对外经贸摩擦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外部冲击,更有2008年国内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高杠杆率等结构性问题。

因此,当前中国政府更加强调向改革开放创新要动力,着眼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通过“放管服”改革和减税降负,优化营商环境,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虽然这在眼前看起来会牺牲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但从长期看,在就业形势稳定、民生福祉改善的前提下,只要坚持新旧动能持续转化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增长必将更加可持续。特别是与把逆周期政策顺周期使用、强行推高增长速度的国家相比,中国现在适应性的宏观调控,既保持了推动市场主体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为未来应对可能出现的更坏情形预留了空间。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场考验耐力的马拉松长跑,关键是看长时的耐力和持久力,而不是短时的冲刺力。    

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万亿元

10月30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5109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元。这意味着,今年全年2万亿元的减税降费目标已实现近九成。专家认为,减税降费稳定了经济发展预期的同时,也改善了税收营商环境。

“今年实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减轻税费负担,普遍超过了市场预期。”中国财政预算绩效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张依群表示,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激发了实体经济活力,并注重在减税降费中优化营商环境,让市场主体有更多获得感。

各行业门类税负水平下降

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17834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5109亿元,新增社保费降费2725亿元。新增减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改革新增减税7035亿元(其中,去年5月1日调整增值税税率翘尾减税1184亿元,今年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5851亿元),小微企业普惠性政策新增减税1827亿元,个人所得税两步改革叠加新增减税4426亿元。

“今年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对税收收入的减收影响较为明显。”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表示,前三季度全国税务部门组织税收收入(已扣除出口退税)112658亿元,增长0.3%,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12.9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各行业门类税负水平,同比均实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比如,制造业行业税负同比下降1.08个百分点。

张依群表示,今年随着增值税税率的大幅度下调和抵扣额度的提高,各类行业和企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受益,企业税负得到减轻。

“今年4月份公司陆续收到地方税务局的通知,要求我们去参加涉及增值税税率调整、税收服务优化、进项税留底退税、进项税抵扣等的培训。”协赛(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李夏表示,“作为一家集团性的资源再生利用的生物高科技公司,在浙江、山东、广东等地均设立了符合当地废弃物营养资源化处理条件的工厂,享受到了增值税等减税政策扶持,在设立工厂时就有充足的现金流用于生产作业,使得资金能有效用于生产,避免了资金流的紧张问题。”

李夏表示,“公司人员的差旅需求实际上也是很大的,以前不能抵扣的火车票、飞机票、汽车票等,现在都能抵扣,我们有了更多的进项税,税负压力也小了许多。”

税务部门调查数据显示,前三季度,45%的制造业纳税人将减税降费红利用于增加研发投入。税务部门监测的1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前三季度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9.3%,增幅较2018年全年提高3.4个百分点。

“期待国家和地方政府对高新技术型企业出台更多细致的政策,特别是融资上的帮助,便于公司更加深入做好技术优化改造,更专心的服务好客户,有更多精力去做精做好产品,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李夏说。

蔡自力介绍,减税降费政策实施以来,税务部门在狠抓政策落实的同时,对政策实施效应进行了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减税降费对稳定经济发展、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一是减税降费落地生根,稳定了经济发展预期;二是研发投入快速增加,激发了科技创新活力;三是民营经济深享红利,增强了向好发展基础;四是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拉动了社会消费增长;五是市场主体活力激发,助力了社会就业稳定;六是出口企业受益明显,经营压力得到了有效缓解。

各项便民

办税缴费新举措逐步落地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在落实落细减税降费政策的过程中,对标纳税人、缴费人的需求,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税服务措施,着力破解办税难题,为纳税人营造良好税收营商环境。

税务总局税收宣传中心主任兼办公厅副主任、新闻发言人付树林表示,从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来看,中国连续两年入列全球优化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大经济体。其中纳税指标排名在前两年提升的基础上,今年再度提升9位,实现“三连升”。纳税指标排名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出台了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措施;另一方面是中国税务部门在落实减税降费、持续推进纳税便利化改革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简化税务行政许可事项办理程序的公告》,对仅保留的6项税务行政许可事项,从今年12月1日起,进一步简化办理程序,减轻办税负担,提高服务效率。

同时,为促进扩大对外开放,帮助非居民纳税人更好享受税收协定待遇,减轻纳税负担,税务总局还于近日修订发布了《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管理办法》,并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与原办法相比,新办法享受待遇更加便利,报表更加精简,责任更加明晰。

“实施税收违法‘黑名单’和联合惩戒制度是税务部门优化执法方式、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措施。”付树林表示,近年来,税务部门积极持续推进税收违法“黑名单”和联合惩戒制度,着力构建褒扬诚信、惩戒失信的税收信用体系,取得明显成效。

从税务总局委托第三方开展的2019年纳税人满意度专项调查结果来看,全国纳税人满意度综合得分为84.42分,比2018年同口径得分提高1.44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态势,超九成的企业纳税人满意度明显提升。

付树林表示,将进一步落实好前期出台的各项便民办税缴费新举措,努力实现办税负担更“轻”、办税时间更“短”、办税渠道更“广”、办税方式更“优”,持续打好政策惠民和服务便民的“组合拳”,进一步提升纳税人、缴费人享受政策红利和办税便利的双重获得感。

高质量新导向的宏观调控体系:构建与应用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再次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这为新时代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宏观调控理论创新,加强宏观调控实践探索,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政策保障。

一、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建设新进展

党的十八以来,我们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征,以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为抓手,着力推动宏观调控思路的重大转变、宏观调控方式的重大创新、宏观调控理论的重大突破,逐步构建起了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新体系。

(一)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成为宏观调控新主线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需求侧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体系稳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刺激政策边际效用持续下降,且间接带来了杠杆率高企和房地产价格泡沫膨胀等潜在风险。为此,我们调整了宏观调控体系的主线,由过去的需求侧转向供给侧,通过采取“三去一降一补”政策修复过去一段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积累下来的结构性矛盾,促进经济结构重新回到均衡状态;同时,以创新驱动战略为引领,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等重大举措为抓手,通过采取简政放权、减税降费和产权改革等供给侧政策,有效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

(二)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成为宏观调控新任务

在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我国总需求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过去的高数量需求转向高质量需求。因此,我们着眼于调整消费和投资不合理的比例关系,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扩大投资规模促进增长的传统方式,选择着力扩大有效投资,让消费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着力引导生产资源向高质量供给方面倾斜,加快优化提升供给结构和水平,向市场提供更多高质量、丰富多彩的产品和服务,以切实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需求。同时,注重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着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确保实现更平衡和更充分的需求。

(三)有度成为宏观调控新准则

宏观调控方式科学性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关键变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宏观调控要有度的新准则。这就要求新时期的宏观调控不能越位错位,即宏观调控只能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补充作用,而在市场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宏观调控则尽量避免干预。此外,经济变量合理波动是市场经济的正常表现形式。如果宏观调控过度追求短期经济指标的“超稳定”而对国民经济进行频繁干预,则必然会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为此,我们确立了区间调控的新方式,明确强调只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增加、收入增长、环境改善,就集中精力促改革、调结构、添动力。同时,针对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我们坚决不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而是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确保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有机统一。

(四)国家发展规划成为宏观调控新导向

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短中期问题相互交织,总量性和结构性问题并存,这导致新时期实现国民经济总量平衡、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的宏观调控目标面临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为此,我们构建了层次分明,功能清晰、相互协调的发展规划体系,强化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对总体规划的支撑,提升规划的系统性;增强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规划对公共预算等政策措施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功能,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和手段的有机结合,提高规划的引领性、指导性和约束性。通过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导向作用,达到统筹好各项宏观调控政策的初衷,确保经济实现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

(五)宏观审慎政策成为宏观调控新支柱

近几年,我国金融领域出现了一些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新矛盾,比如金融部门信用过快扩张导致企业等部门的高杠杆率、不断上升的不良贷款率和债券违约事件、理财业务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带来的隐性刚性兑付风险等。如果这些新矛盾处理不好,就会负向冲击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以解决实体经济问题为主的单支柱宏观调控体系,难以有效应对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框架新思路。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着力减缓因金融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所导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把宏观审慎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新支柱,填补了传统宏观调控在金融领域的空缺,协同推进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高质量发展。

二、促进高质量发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立足国情,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顺应经济转型升级客观规律,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为此,要以“四个构建”为主攻方向,深度推进宏观调控体系关键环节创新,为经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政策动力。

(一)构建更加遵循市场规律的宏观调控新体系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宏观调控必须遵循这条规律。我国是转轨经济体,故在特定历史时期内使用行政性的直接调控手段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已经明显提升,以限价、限购、限供等为代表直接调控手段的负作用越来越大,这不利于新时期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宏观调控体系新的表述中取消了计划的旧提法。下一步,实施宏观调控要更加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不断调适政策、调适理念、调适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更多运用价格、税收、利率等市场化、法制化手段实现调控目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结合,争取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二)构建更具平衡能力的宏观调控新体系

新时期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不断增强宏观调控政策平衡能力。当前,我国经济同时承受着短期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调整的阵痛,这导致宏观调控统筹协同难度空前加大。如果处理不当容易顾此失彼,进而影响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以减税降费为例,合理的减税降费有利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但如果操作过度容易引发财政赤字风险。同样,必要的房地产调控措施有利于防范泡沫风险,但调控过度容易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汇率、环保等领域的调控政策也面临同样难题。下一步,要着力提高宏观调控的平衡能力,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提高相机抉择水平,增强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做好风险对冲,有效避免调控政策单极化操作对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争取确保经济始终在高质量发展轨道上更稳健运行。

(三)构建更好发挥预期引导作用的宏观调控新体系

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引导好市场主体预期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市场预期引导得好,宏观调控成效事半功倍;反之,宏观调控成效事倍功半。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稳定市场预期”作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内容。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是引导好市场预期的前提。下一步,要根据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围绕逆周期操作和促进高质量发展,合理选取宏观调控重点,科学量化宏观调控目标,配套制定相应操作规范和流程,着力研究制定在不同情境下应采用的宏观调控措施,不断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用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稳住市场预期。同时,要加强预期对经济影响的规律研究,不断创新预期管理调控工具,更好发挥预期管理在宏观调控预调微调中的作用,争取用较低的宏观调控成本实现经济更高质量发展目标。

(四)构建更能与改革有机衔接的宏观调控新体系

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高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主要取决于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效率两个方面。市场配置资源高效,宏观调控才有可能高效;反之,如果市场配置资源低效率,那么通过宏观调控长期追求高增长率就会带来滞胀风险。同时,这两者之间也不是简单的1+1=2的关系,而是需要有机衔接才能达到总体资源配置效率最高。下一步,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要与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推进。能够通过改革使市场实现资源高效配置的领域,宏观调控要逐步退出,避免不当干预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就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宏观调控工具,优化调控方式,解决调控体系不完善、调控措施不到位问题,着力提升这一领域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带动提升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争取推动经济实现更有效率的高质量发展。

三、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宏观调控的新任务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正处于周期性和趋势性交织、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振、经济转型与体制改革并行的重要时间窗口,宏观调控稳增长、防风险和提质量的难度空前加大。下一阶段,宏观调控要立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动摇,咬住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不放松,聚焦国民经济运行的薄弱环节,抓主要矛盾破壁攻坚,推动国民经济转入有质量、有速度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一)深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新时期我国宏观调控重大思路的创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的通货紧缩局面,我国借鉴西方凯恩斯主义调控理论,首次启动了以“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新举措。这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了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新框架。进入21世纪以来,以需求侧管理为主线的宏观调控为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美国“次贷”危机期间,我国及时出台了以“四万亿”为主要内容的逆周期调控举措,成功了应对了严重外部冲击。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传统的以总需求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面临边际效用递减的局面。为此,我们提出的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宏观调控新架构,紧扣经济运行领域的主要矛盾,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的总需求强刺激,统筹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在积极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的同时,全面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在“破”、“立”、“降”上下狠功夫,消除了不利经济长期健康稳定增长的隐患。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经济供给侧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积累的,生产要素配置还存在大量低效率的现象,产业链尖端产品和高端消费品供给相对不足,这些矛盾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下一步,宏观调控要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政府资源配置效率上狠下功夫,尤其要在信贷资金、农村土地和科研制度等领域破壁攻坚,推动国民经济进入全面均衡且可持续的增长轨道。

(二)加快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化不畅。新旧动能转化不畅表面上是新产业成长不足以弥补旧产业衰退的带来的缺口,本质上是劳动力低水平配置和低效率使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也是这一个问题的延伸。尤其是当我国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口红利(消退?)进而推动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时,宏观调控如果忽视潜在经济增长下降而是延续过去的高增长思维,很容易导致用过去正确的政策但今天已经不正确的政策应对经济增长的下滑。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调控很难达到预期增长目标,或者付出很大的政策代价暂时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但却给长期经济增长埋下了诸如产能过剩、资产泡沫和高杠杆等隐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总需求刺激政策是很难应对潜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所以,下一阶段的宏观调控,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充分就业这个目标,以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前瞻性地通过大学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就业再培训,适应不同行业发展需要建立灵活的退休年龄机制,争取大幅度减少结构性失业,降低自然失业率水平。创新税收和货币政策,增加教育基础设施投资的财政支持力度,必要情况下可以提供政策性低息贷款;研究支持教育培训环节的企业支出所得税优惠,以及培训师资的薪资所得的所得税优惠;对于达到退休年龄通过返聘到工作岗位的人员,研究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

(三)坚决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从宏观层面来看,贫困既是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闲置浪费,同时也是扩大国内总需求的潜力所在。当前,我国同时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和部分产业产能过剩的压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的目标任务十分明确,就是要确保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消除绝对贫困,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脱贫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市场需求,2018年农村脱贫人口1386万,脱贫人口会直接启动消费需求,间接启动投资需求,并消化部分过剩产能,这对于减缓总需求下行压力发挥了一定的支撑作用。下一步,宏观调控要更加结合国民经济发展大战略启动深度脱贫工作。当前,我国农村人口空心化现象愈加突出,以行政村为单位的分散式原地脱贫投资规模不经济的问题愈加突出,大量的公共资源使用低效率,扶贫产业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同时,前几年部分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行业过度发展,大量资源限制浪费。因此,下一步宏观调控要把精准脱贫作为稳增长、去产能、去库存的重要抓手,探索农村人口适度集中脱贫新思路,鼓励通过土地和宅基地等要素置换城市闲置商品房,置换城市医疗社保,同时进行必要工作技能培训帮助寻找工作岗位。这样既能释放出农村大量的土地资源,发展农业规模经济,大幅度减少农村不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同时也可以消化城市商品房库存,提高户籍城市化率,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源,延缓人口红利的不利影响,降低脱贫再返贫的比例。

(四)着力防控金融潜在风险

经过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探索,我国已经成功地应对了以CPI衡量的通货膨胀。按照主流理论观点,CPI处于低位代表现实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宏观调控可以通过放松货币政策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长期快于GDP名义增速,M2占GDP的比重已经位居世界主要国家前列。在转轨后发追赶型的国家,在一定时期内货币供应量超过GDP增速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当经济进入增长阶段转换后,如果不及时调整货币政策,继续使用放松货币的方式追求经济高增长率,那么,就会导致债务过度扩张、股市房地产价格泡沫、外汇大幅贬值等风险。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重要时期,国内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很大,加上美国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战和科技战,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与日俱增。这给我国债务市场、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不稳定性。针对上述情况,宏观调控不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稳增长,而应该侧重使用财税政策,通过适当提高赤字率,大力推进减税降费,减少政府不必要的行政支出激发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同时,要更加注重引导投资者预期政策工具,防范突发性事情恶化投资者预期,引发金融市场的非理性波动。                                       

 

 

 

 

 

要情文摘

国家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28号)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电力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提升电力市场化交易程度,经国务院同意,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的必要性、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改革举措、配套改革、实施安排以及保障措施。

《指导意见》指出,近年来,随着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机制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已具备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应抓住机遇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

《指导意见》明确,坚持市场化方向,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机制改革,加快构建能够有效反映电力供求变化、与市场化交易机制有机衔接的价格形成机制,为全面有序放开竞争性环节电力价格、加快确立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奠定坚实基础。

《指导意见》确定了5项重点改革措施。一是将现行标杆上网电价机制改为“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市场化价格机制,基准价按各地现行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确定,浮动幅度范围为上浮不超过10%、下浮原则上不超过15%。二是现执行标杆上网电价的燃煤发电电量中,具备市场交易条件的,上网电价由市场化方式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暂不具备市场交易条件或没有参与市场交易的工商业用户用电对应的电量,仍按基准价执行。三是燃煤发电电量中居民、农业用户用电对应的电量仍按基准价执行,确保价格水平稳定。四是已按市场化交易规则形成上网电价的燃煤发电电量,继续按现行市场化规则执行。五是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改革后,现行煤电价格联动机制不再执行。

《指导意见》提出相应配套改革措施,健全销售电价形成机制,居民、农业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电价并确保价格水平稳定,稳定可再生能源发电价补机制和核电、燃气发电、跨省跨区送电等价格形成机制,相应明确环保电价政策,完善辅助服务电价形成机制。

《指导意见》要求,强化居民、农业等用电电量保障,规范政府不当干预行为,加强电力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建立电价监测和风险防范机制,加强政策解读引导,确保改革平稳实施。

《指导意见》自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要求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细化实施方案,尚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暂不浮动,按基准价执行。实施“基准价+上下浮动”价格机制的省份,2020年暂不上浮,确保工商业平均电价只降不升。

为保证政策制定的科学合理,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充分听取了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发电企业、电网企业、行业协会和专家的意见建议,汇集了各方智慧,凝聚了行业最大共识。《指导意见》的实施,有利于加快推动电力市场建设发展,形成能够有效反映电力供求变化、体现煤电功能作用的价格信号,将对协同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促进发电行业结构调整,优化电力资源配置,推动电力、煤炭上下游行业协调发展,保障能源安全发挥重要作用。

逆回购三连停 央行净回笼2000亿

央行10月30日公告称,临近月末财政支出力度加大,可对冲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为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周三不开展逆回购操作。鉴于当日有20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全天实现净回笼2000亿元。自此,公开市场已连续三日暂停逆回购操作。

“本周央行可能开展TMLF操作。首先,从工作日看,本周才是10月“第四周”;其次,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政策取向没变;最后,本周到期逆回购量大,开展TMLF操作可起到对冲作用。”有分析人士表示。而在兴业研究看来,缴税因素对流动性的扰动接近尾声,资金面有望平稳跨月,地方债发行规模较小,同业存单到期规模处于正常水平。月末财政支出对流动性起到一定补充。本周人民银行可能开展一次TMLF操作。

对此,江海证券称,央行没有放松货币政策的意图,TMLF不是市场核心变量。即使本周央行进行了TMLF操作,本周到期的逆回购也可能不续作,而且央行会对TMLF资金用途进行严格考核。更重要的是,央行一直没有放松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TMLF是否操作并不能反映央行货币政策的变化。

光大证券王一峰表示,对于目前资金面情况,近期央行累计投放了5900亿元资金,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裕,隔夜利率为2.5%,银行并不缺钱,甚至开始适度加大跨季错配融出。同时,国库定期存款要纳入表内一般存款管理范畴,需要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市场上1个月期限结构性存款利率保持在3.3%左右,银行对于此类高成本负债吸收意愿并不强。因此,国库定存利率的下降也合情合理。而天风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孙彬彬表示,稳增长和稳就业仍是当前最重要诉求,加大逆周期调控力度仍是政策主要方向。

Wind数据显示,本周央行公开市场有5900亿元逆回购到期,其中周一至周五分别到期500亿元、2500亿元、2000亿元、600亿元、300亿元,无正回购和央票到期。此外,11月全月有一笔MLF到期,到期时间为11月5日,规模4035亿元。

临近年末,财政投放旺季到来,今年虽有地方债提前发行这一变数,但预计规模不大。MLF到期较早、极少央行逆回购到期、人民币贬值预期缓和为11月流动性保持平稳提供更好条件。最新数据显示,11月到期央行逆回购仅300亿元,另有4035亿元MLF到期,均是在月初到期。业内人士预计,下周面对大额MLF到期,央行不大可能“坐视不管”。到11月的定向降准实施时,预计央行会配合开展逆回购操作,以对冲税期因素影响。

消费电子市场持续低迷

数据显示,2019年1-8月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为2849万台,同比下跌3.0%,零售额为810亿元,同比下跌11.4%;而=2019年上半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整体出货量约1.8亿台,相比去年同期下滑5.4%。作为消费电子市场的主力军,智能手机、彩电等多个产品线在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出现负增长,导致消费电子市场行业整体陷入下行危机。面对持续低迷的消费电子市场,企业必须顺应行业发展新趋势,积极调整经营战略,通过技术创新、营销模式创新进行破局。

消费电子市场萎靡不振,只有创新才有出路

2019年初至今,消费电子行业整体陷入量额齐降的困境,造成下滑状况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消费电子市场成熟度越来越高,行业进入同质化竞争阶段。以手机市场为例:华为、小米、vivo、oppo等各大手机品牌推出的新机无论是从外观、屏幕,还是内在配置、应用等方面都极为相似,各手机品牌的新产品对消费者已经没有强劲的吸引力。其二,“618”、“818”、“国庆黄金周”、“双十一”……企业通过各种节日进行促销活动,大打价格战。频繁的促销不仅使消费者产生厌烦心理,也将市场拉入低价、低质、低利润的恶性竞争中。虽然消费电子市场整体萎靡不振,还是有少数的品牌业绩逆市增长。根据市场调研机构StrategyAnalytics发布的最新分析报告显示,2019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排名中,三星电子以7630万台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位居第一,市场份额为22.3%,其销量与市场份额同比均获得增长。三星在手机市场上的领先,印证了“只有创新才有出路”的真理。

消费电子市场最重要的三张屏中,最需要创新变化的是电视屏

在消费电子企业的创新中,“屏幕”被放在最核心的位置。目前,中国消费电子市场有三张“屏”,第一张是手机屏,用户拿在手上的,称之为手屏;第二张是电脑屏,是办公室的必用工具;第三张就是万千消费者家里的电视机,可以称之为家屏,这三张“屏”都是消费者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其中,手机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中使用最为频繁、更新换代速度最快的电子产品,手机从传统的数字按键功能机发展到多点触控技术的智能手机,不但使用非常便捷,还增强了用户的交互体验,交互技术是成为智能手机不断进化的关键点。此外,而随着IT企业不断地技术创新,人们可通过屏幕的触摸操控电脑,因网络速度、运算速度的不断提升,“电脑屏”给人们的工作提供更快捷的体验。

对于彩电产品来说,屏幕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技术相对落后,比起手机多点触屏的方式,电视机还是不够智能、不够便捷、不够方便。目前,彩电还停留在遥控器时代,虽然大部分厂商的彩电产品已经具有语音交互功能,但是,人工智能语音技术并不完全成熟,还不能实现百分百的识别语音,用户使用体验不佳,使用场景受到限制。所以,作为消费电子市场最重要的三张屏,除了手机、电脑要不断创新之外,电视是消费电子行业中最需要创新的。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移动端对电视端的分流逐渐显现,电视用户粘性下降,消费能力分级明显,传统彩电市场消费增长动力不足。不过,新一代的智能彩电是集硬件+软件+内容+运营的综合体,在显示(收视娱乐、办公安防)、家居(装饰配套、彰显品位)、连接(设备互通、数据采集)、应用(购物、教育、游戏)等多个属性上对用户来说都至关重要,具有极大的产业想象空间。因此,彩电企业一旦解决触屏、交互技术,提升用户体验,再加持营销模式的创新,市场规模还是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彩电行业还是有美好的未来。

技术和营销模式创新,是彩电企业走出困境抢占新一轮竞争优势的必经之路

目前,电视行业竞争异常激烈,电视屏幕不断更新,OLED、曲面屏、折叠屏、量子点、激光电视等层出不穷。随着消费升级,消费需求从普及消费转向升级换代,消费者更倾向于高品质、高端化产品。激光电视因具有明显的护眼效果、极高的画质表现能力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海信、长虹、PPTV、极米等彩电厂商都开始进军激光电视领域,成为彩电行业技术创新的一种潮流。

与此同时,大多数彩电企业已经在芯片、电视应用界面、人工智能语音等核心关键领域进行创新,例如,长虹推出画质改善芯片、语音智能芯片,创维推出变色龙AI画质芯片,康佳推出8K图像处理芯片等等。随着5G技术的出现,工信部5G商用牌照的发放,彩电行业迎来5G的发展机遇。

众所周知,5G的特点是高宽带、低延迟、高网络覆盖率,5G网络速度至少是4G峰值速率的10倍,这就为8K超高清视频的传输提供了条件。目前,夏普、索尼、三星、LG、长虹、TCL等不少彩电厂商都推出了8K电视产品。借势5G网络,彩电企业将更好地推动8K超高清产业的发展,助力彩电行业走出困局。除了技术层面,彩电企业必须进行渠道创新与升级。当前,随着渠道迭代演变,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线上销售成为彩电市场销售主流。华为、小米等手机企业的依靠线上渠道进入彩电市场,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机遇与启示,众多IT企业征战彩电行业,说明彩电行业是有未来的。如今,随着消费场景的变化,消费习惯的转移,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线上渠道下沉和拼多多等社交电商的崛起,为电子商务渠道从PC端向移动互联网端的转型、加快向三四线市场渗透提供了助推剂,也为彩电企业在电商渠道变革中寻求新的发展之策带来了新的契机。彩电企业必须积极围绕并面向用户体验与需求,主动拥抱技术和渠道的变革,才能开启新征途,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

刘鹤:确保今年清欠任务全面完成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21日出席进一步做好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并讲话。

刘鹤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对清欠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对清欠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今年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清欠工作提出了目标任务。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扎实推进清欠工作,目前进展总体顺利。同时也要看到,各地工作进展不平衡,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刘鹤强调,进一步做好清欠工作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不仅事关政府信用,更与经济增长、社会预期、就业民生密切相关。各地区、各部门务必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清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到位。要坚持底线思维,确保不留死角,突出问题导向,增强企业获得感,落实资金保障,强化约束机制,坚持标本兼治,加强制度建设。市场讲信用,欠债必还钱,责任要落实。要强化督导检查,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加强跟踪评估,确保今年清欠任务全面完成。

钢铁产能释放较快,成本压力较大

今年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家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着力做好“六稳”工作,狠抓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钢铁产量和需求均保持了一定增长,但是由于成本大幅上升,钢铁企业效益出现了下降。

一、前三季度钢铁行业运行特点

钢铁产量保持增长。1-9月份,全国粗钢产量为7.48亿吨,同比增长8.4%;生铁产量为6.12亿吨,同比增长6.3%;钢材产量(含重复材)为9.09亿吨,同比增长10.6%。

进出口均有所下降。1-9月份,全国累计出口钢材5031万吨,同比减少267万吨,下降5.0%;累计进口钢材875万吨,同比减少122万吨,下降12.2%。1-9月份,全国共进口铁矿石7.84亿吨,同比减少1901万吨,下降2.4%。

钢材价格有所下降。1-9月,中国钢材价格指数(CSPI)综合指数平均为108.58点,同比下降7.17点,降幅为6.2%。其中,长材指数平均为114.61点,同比下降5.0%,板材指数平均为104.81点,同比下降7.5%。

制造成本明显上升。今年以来,国产铁精矿、进口铁矿石、废钢、炼焦煤等主要原料价格普遍上涨,持续高位运行。1-9月份,主要原料采购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进口铁矿上升31.7%,国产铁精矿上升21.5%,废钢上升8.8%。

企业效益明显下降。1-9月份,会员企业销售收入3.18万亿元,同比增长11.6%;实现利润总额1466亿元,同比下降32.0%;销售利润率4.6%,较上年同期下降3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在国家各项稳增长措施的推动下,各地重大项目纷纷开工,为钢铁行业创造了较好的市场环境。钢铁企业把握市场机遇,在满足市场需求,实现稳产增产的同时,还积极推进超低排放改造,积极探索兼并重组路径,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越来越多的企业达到了超低排放指标要求,宝武与马钢的重组是推进兼并重组过程中的又一成果。

二、钢铁行业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看,前三季度钢铁行业运行可圈可点,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的困难和问题。

一是产能释放较快。1-9月份,全国粗钢产量同比增长8.36%。

二是贸易保护主义影响仍在持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美国采取的保护措施可能引起国外其他国家更多的保护措施和报复手段,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深远,钢材出口环境将愈发严峻,长期影响远没有消除。

三是企业成本上升压力较大。今年以来受巴西淡水河谷矿山溃坝和澳大利亚港口飓风影响,进口铁矿石价格大幅上涨,由年初的69.03美元/吨上涨到7月份的119.51美元/吨;加上废钢、焦煤价格上涨以及环保成本、物流成本上升,钢铁企业成本大幅度上升,制造成本上升8-10%,致使大部分企业效益同比下降。

四是环保执法仍需更科学合理。目前,部分地区环保已达标的企业仍然要执行限产政策,没有更好地发挥优势企业和先进产能的作用。另外,为了完成减煤任务,有的地方政府要求钢焦联合企业将与大高炉配套的合法、合规、环保达标的大型焦炉退出,所需焦炭从外省采购,给企业安全稳定生产带来了极大困难(更别说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

五是企业税费负担仍较重。加大减税降费力度是国家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举措,企业普遍受益,但执行中企业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由于钢铁企业用电属于大工业用电,在执行过程中含税价保持不变,增值税税率降低造成电费不含税价不降反升;由于矿山企业增值税抵扣项少,土地使用权、采矿权、资源税等没有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导致企业税负仍然较重;部分地区随着港口的整合,港杂费大幅上调,导致当地企业的物流成本明显上升。

三、钢铁行业面临的形势及下一阶段重点工作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0月份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9年全球经济将增长3.0%,较上年增速回落0.6个百分点。另据世界钢协(WSA)10月份发布的短期预测,2019年全球钢铁需求量将增长3.9%,增速比上年回落0.7个百分点,预测2020年全球钢铁需求量仅增长1.7%,预测中国仍将增长,但增幅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各种困难增多的局面,国家将继续采取积极的稳增长、扩内需政策,保持经济稳中有进态势,我国经济仍有很强的韧性和潜力。钢铁行业要在做好最坏打算的基础上树立信心,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充分抓住目前的机遇期,在发展中解决存在的问题。具体讲有以下几个方面工作需要坚持做下去。

第一,积极推进超低排放改造,提升绿色发展水平。9月7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见证了15家钢铁企业共同签署《中国钢铁企业绿色发展宣言》,这是新时代中国钢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新起点。面对全世界最严格的排放限值要求,按时达到要求既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要聚焦达到超低排放标准,瞄准影响超低排放的技术瓶颈,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尽早实现全面达标排放。协会将及时开展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效果评估,推动先进环保技术在钢铁工业生产实践中进一步创新应用和推广;要深入分析超低排放改造、实施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了解企业的新诉求,并向有关部门提出政策建议。

第二,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巩固去产能成果。2019年钢铁行业巩固化解钢铁过剩产能成果专项督查工作已经结束,有关情况正在汇总研究,要以此为契机,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新增产能、变相扩张产能的事件,防范任何形式的违规新增产能。要继续充分发挥“地条钢”违法违规产能举报平台作用,及时反馈举报信息,配合政府部门核实举报线索,严厉查处反面典型。行百里者半九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仍然十分紧迫,不能有丝毫懈怠。

第三,积极推进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按照市场化、法制化方式,按照企业自愿、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原则积极推进兼并重组工作,不搞政府行政命令的“拉郎配”,同时要减少跨区域重组的政策障碍,推进跨区域、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第四,加强行业自律,努力维护市场稳定。维护市场稳定是钢铁行业共同的愿望。一方面广大钢铁企业要合理控制生产节奏,保持供需基本平衡。全行业要对增产保持清醒认识,千万不能再重回增产不增效怪圈。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上游行业、企业沟通,按照互利共赢、长期合作的理念,相互支持,加强产业链协同,共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形成一个能够客观反映供求关系,符合各方基本利益的铁矿石供给体系。

第五,继续苦练内功,大力推进降本增效。降本增效是钢铁行业永恒的主题。要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好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措施,要积极争各项措施的落实落地取得实效。要继续深入推进对标挖潜工作,大力降低生产成本,尤其要降低采购成本。同时,要积极开拓市场,优化品种结构,增加产品附加值,通过增收提高效益。

第六,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钢铁行业必须以自主创新为战略基点和核心要素,瞄准关键短板发力,尽快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要加大研发投入,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夯实科技创新基础。要充分发挥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社会组织等各类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建立共创共享的利益机制,充分激发各方创新活力。要进一步树立“标准先行”的发展理念,坚持科技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发展一体化推进,不断完善钢铁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迈向数字时代的国家税收转型

数字化转型正在重新塑造一国内部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对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现行税制体系及国际税收规则产生了革命性挑战。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制度转型、深化全球税收制度与征管协调等重大任务。与此同时,数字技术也为税务机关提供了崭新的涉税信息搜集和处理技术,带来了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变革。

数字技术应用冲击了现行税制和国际税收规则的基础

数字技术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以及生产与消费的联结方式,打破了现行税制和国际税收规则的基础。

首先,企业经济活动的行业和区域划分不再清晰存在。现行税制以物理存在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为主要征税对象,以行业和区域划分为基础征收企业所得税、间接税。在数字经济下,大型网络平台在一地注册,但又能基于互联网,广泛参与其他税收管辖区经济活动,生产、销售各环节以及产业、行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最终消费者与货物及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空间距离不断延展。

其次,灵活的要素组合日益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形式。在工业社会,与企业建立雇佣关系是劳动就业的主要形式,自然人的生产与消费在空间上分离,现行的社会保险税(费)和个人所得税征收正是以此为基础。数字经济下,企业对个人、个人对个人的直接交易方式日益增多,生产的要素组合方式变得更加灵活,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逐渐蜕化,自然人作为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边界日益模糊,这直接改变了劳动报酬的实现形式和收入分配方式,颠覆了以雇佣劳动报酬为主要来源的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和个人所得税税制。

第三,税收利益与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的背离成为国际税收规则面临的基本挑战。所得税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导致跨国公司对全球价值链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大型科技公司利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在低税地设立利润中心,没有重大实体存在的企业直接跨境提供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大型网络平台在全球范围提供免费服务并通过搜集和利用用户信息获取在线广告收入,这些都带来了利润实现地与经济活动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的背离。间接税领域,跨境电子商务带来的低价值货物进口、数字化产品和服务的直接跨境交易对以企业及其常设机构为征税对象的增值税(货物劳务税)、零售税、消费税、关税的征收都带来了冲击。

第四,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一导致各国对国际税收规则调整存在不同主张。现行税制及其征管模式调整的相对滞后产生了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税负的差异,反映在国家层面表现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对相关领域税制改革的不同意见,尤其是国际税收规则调整的立场、倾向和政策主张的差异。这是当前全球税制与征管协调需要面对的基本问题。

我国推进税制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工作

针对经济数字化转型给税收制度和征管工作带来的挑战,我国主要实施了局部的税制调整和征管数字化两项工作。

一是以“中立性”原则为基础调整相关税制。基于税制公平和平稳过渡的需要,我国坚持“中立性”原则,采取了包容审慎的税收政策,并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突出问题及时进行税制调整,如面对跨境电子商务进口的迅猛发展,制定了针对跨境电子商务零售的进口税收政策,建立了以购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的个人作为纳税义务人,电子商务企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企业或物流企业作为代收代缴义务人的征收机制。

二是持续推进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发展。为满足数字化转型的社会需求,我国税务机关积极利用数字技术推进“互联网+税务”的改革,不断升级“金税工程”征收管理信息系统,大幅提高了税收征收率、降低了税制运行成本,也为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税制转型奠定了初步的征管基础。以电子发票为例,我国早在2015年起就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2018年8月深圳市税务局又开出了全国首张区块链电子发票。

基于“中立性”的税制调整和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发展,既保障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又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发展。当然,随着我国数字化转型的广泛深入,一些新的问题又逐渐凸显出来,如电子商务和共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区域间税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对现行税制和征管挑战的问题等。在国际税收方面,如何更加深入地参与国际税收规则的调整,切实维护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权益也是我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进一步推进我国税制转型的建议

当前,全球各国对数字时代税制转型尚未形成共识,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如美国与欧洲国家围绕以谷歌、亚马逊、脸书、苹果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公司的税收规则问题激烈争论;欧盟内部,是出台临时性税收措施,还是与全球性税收解决方案保持一致,也未达成共识。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肩负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数字化发展的双重任务,必须妥善应对数字化转型对税收的挑战,既要深入研究、密切沟通,逐步形成共识,又要加强实践中的探索和创新。

一是前瞻性、系统性地研究适应数字经济的税制模式和税制改革。长期来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导致对企业及流转环节的征税日趋复杂和难以识别,未来将会建立以自然人纳税人为主体,以收入和支付信息电子化为依托,以低税率、广覆盖、高效率为特征的数字经济税制体系。但如何从现行税制体系过渡到新的税制体系,什么阶段开始过渡,过渡期间采取何种转型方案等问题,都需要提前安排进行深入研究。

二是及时解决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突出问题。如针对行业间、区域间税制差异的问题,要按照“中立性”原则,加快推进增值税简并税率改革,推进税收优惠政策从选择性到普惠性的转变。针对税源区域间分布不均的问题,要根据数字经济运行的特征,及时完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的收入在区域间的划分规则。

三是以税收征管数字化驱动税制转型。要持续推进“互联网+税务”征管的实施力度,加大实施基于大数据的纳税评估与服务、电子税务局、电子发票和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在法律上合理划分税务机关、纳税人与平台企业的权利义务关系,进一步夯实数字经济时代税制转型的征管基础。

四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致力于达成全球一致性税收解决方案。建议在OECD/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下参与推进国际税收体系转型工作,在尊重各国按照本国国情行使税收主权的基础上,坚持以税收“中立性”为原则,落实、深化已经达成的各项共识和行动计划,致力于达成以促进公平竞争和税收利益公平分配为目标的全球一致性税收解决方案。

 

内部报告

联盟区块链关键技术与区块链的监管挑战

10月11-13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主办,中国计算机学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中国电子科技网络信息安全有限公司、西南财经大学、中科国鼎数据科学研究院联合承办的2019CCF区块链技术大会将于在成都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纯院士发表了《联盟区块链关键技术与区块链的监管挑战》主题演讲,他表示,中国区块链技术的研究热点将集中于联盟区块链的关键技术,区块链监管技术等方面。联盟区块链除了四个关键技术需要大家研究,还有链上链下数据协同的技术,这也是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以下是演讲全文:

今天很荣幸,也很高兴来咱们这次大会。我的报告题目是《联盟区块链关键技术与区块链的监管挑战》。刚刚前面说今年是比较差的年头,去年特别差,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这样,区块链正迎来发展春风,比如我国“十三五规划”已经将区块链、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都作为重大项目进行;2019年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提到区块链是“新一代的信息技术”。

区块链的简介,这里我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简介是传统系统跟区块链系统有几个特点,传统系统有互相对账、中心、篡改数据等特点,这恰恰是与区块链系统相反的。关于区块链的核心价值,这里有很多专家我就不多说了,它有提升多中心的协作效率、去中介,提升多方信任、数据不可篡改,可追溯,可审计等等。

区块链技术研究热点中国和国际上稍微有点区别,中国主要的研究热点是集中于联盟区块链的关键技术,同时我觉得区块链的监管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说区块链的监管技术非常重要呢?有一句话讲得好,就像交通一样,当警察没有站好,车子开不快,交通次序也不会太好。我这里主要想谈谈联盟区块链的关键技术。

1.联盟区块链的4大关键技术

首先联盟区块链高性能这件事是非常重要。当你有了联盟链,公链方面以太坊每秒几十笔,这个点是不够的。大规模应用上来的话,现在国内最好的联盟链可以做到上万个点,每秒几千到上万的性能。大规模的节点,或者大数据量的情况下性能会急剧下降,这也是大家觉得区块链浪费和性能不行的缺点。联盟高性能关键技术需要在各个方面进行技术突破,包括高性能的共识算法、包括高效智能合约引擎,也包括新型的共识机制,希望能够提高共识效率与安全性,当然主要是为了要支撑大规模各种网络结构的主网。还有一个研究热点软硬件协同优化,这也是非常重要,就像AI一样,没有芯片AI就很麻烦。

第二个关键技术是区块链安全隐私关键技术。在中国要用首先要全面支持我国加密算法和标准,这肯定没问题。商业应用需要平台业务数据隐私保护,可以通过命名空间的方式在物理层面进行业务数据的分离,这值得研究。还更细粒度的隐私交易机制,实现交易可验证但是不可见。还有基于可信执行环境等技术实现节点密钥管理和数据加密存储,基于默克尔DAG等数据组织技术,防止文件被篡改。联盟链第二个关键技术安全隐私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关键技术就是高可用性的关键技术。这里有一个态成员的准入机制,以及节点失效后的快速恢复机制,这在分布式系统里都会碰到,这也非常重要,不能整个系统停下来加节点,应该是可以实时动态的。某一个节点出问题,我要删除的话,不能停下来删除,系统不能停。还有去中心化联盟自治的管理机制,如何来做这个事情?

是通过多方提案投票表决方法还是别的方法,这些都要有机制。有人会怀疑,联盟链是不是真正能做到管理的公平机制,公链大家不会怀疑,但是联盟链是多中心化是不是会怀疑,这也非常重要。还有高效的热备切换机制,这也是联盟链以后的关键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关键技术是高可扩展的关键技术。一个是编程可扩展,我们说支持多种编程语言的使用。当然越普通的编程语言越好,这样大家就会用得很方便。第二个是存储方式可扩展,能不能支持多类型、多组织形式的数据可信存储。第三是支持预言机提供可信外部数据源服务。第四是支持跨链,实现同构链与异构链的跨链协同,这也非常重要。

这里有一个比较,我特意提出Hyperchain,在联盟链技术性能方面,我们国内也是做得比较好。举例来说,像Hyperchain现在所有性能比较都是优越的,就是好今年与国外各种平台的比较。

2.链上链下数据协同技术是联盟链发展的重要方向

联盟链产业化应用在国内也是可以,在金融行业、法律领域、医疗领域、能源领域、娱乐领域、公证领域等等,我想讲的是什么呢?虽然感觉今年区块链有所降温,但其实我们国家在联盟链的应用今年以来还是有很多,这些应用不仅仅是金融领域,这与国外区块链应用还是有点区别。西方区块链的发展基本上是基于金融创新带动别的行业创新,而中国除了金融创新外,更重要的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而且现在国内有好几家联盟链平台,也足以支撑现在的一些应用。我前面讲到性能能做到上万个节点,当然这是很极端的情况下,而且可以做到每秒上万个的频率。

最近有一个例子也是非常好,政务方面的公积金,住建部和中国建设银行做了公积金的管理,全国491个城市的公积金,等于491个节点现在连在一起,不管什么城市的公积金,不管公积金所管辖的每个人,可以异地很方便的操作。这个如果不用区块链以前无法想象,你要么把数据全部集中在一起,要么就是各自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应用。

联盟区块链除了四个关键技术需要大家研究,还有链上链下数据协同的技术,这也是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

左边是CAP定理,就是一致性、可用性、分区容忍性,原我做这方面,分布式的高性能的实时的计算,特别强调可用性、分区容忍性。但是无论如何每个系统都是在三个点取一个平衡,如果强调一致性,那可能对可用性和分区容忍性会差一点,所以不同的应用就会特别关注。

区块链也有所谓不可能三角模型对应过来,它是去中心化、可扩展、安全。同样的完全去中心化的话对安全性要求难度更大,就是一个三角的点。所以我们就说传统信息系统与区块链系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区块链系统需要通过链下系统扩展计算和存储能力。另一方面,现有系统链下需要与区块链对接以解决信息孤岛、防篡改等问题。

现在如果作为大规模应用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应该解决链上链下的问题,所谓的链上就是区块链,链下就是所有传统的信息系统。我们怎么样把区块链系统嵌入到现在传统系统里来解决它的一些问题,或者反过来用我们的区块链系统把传统的信息系统放出来。就像刚才讲的公积金项目,它是点对点的491个点完全是区块链系统,而下面公积金系统又是传统的网络应用系统,是这么构起来,区块链在上面,下面有其他,反过来也可以把区块链系统嵌入传统系统,链上链下数据协同需求可能会特别重要。要求链上链下数据,如果能够协同就能确保关联性和一致性,这个非常重要。

大家可以查询文献,目前国内外对链上链下数据协同的技术才刚刚起步,也有一些协同研究,包括侧链和状态通道,为了提高性能和计算能力。这有点像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现在数据是算好,起码区块链上要给别的数据留下通道。跨链技术,为了增加链与链之间互操作性和可扩展性。链下计算,提高数据的隐私保护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链上链下连接不能光考虑链上,链下系统如何对接,数据隐私保护也要对接。还有链下存储也是一样,原来系统存储怎样,这些都应该作为研究。

链上链下数据协同技术的4大发展方向

它的发展方向,标准的、融合区块链链上和链下数据协同的模型框架,目前需要研究以下技术点:

(1)大规模高性能点对点网络。围绕区块链应用,原来大规模点对点的网络,这个才是最重要,因为区块链本来就是点对点传输的。如果说网络技术没有突破,区块链系统性能是很难提升。

(2)模块化安全密码学协议。本来区块链就是分布式加上密码。安全密码学协议模块化,区块链子系统嵌入不同的,模块化安全密码学协议也是研究方面。

(3)高性能可编程计算引擎。我们希望用户不同的智能合约用不同的编程语言来编,既然用不同的编程语言,那你就需要高性能可编程计算引擎。

(4)可定义的数据分发协议。这些都应该是链上链下数据协同的发展方向。目前来说也是不错的,我们有过一个中间实验,现在基本上可以提供国产、自主、可控,完善的中国国米密算法支持,提供系统的链上链下协同服务技术栈,不能说有了一个标准框架,慢慢提供很多技术服务栈,已上线服务包括:大规模可信存储、集群节点数量可达数万节点。在中国移动做过实验。我们的团队希望在现有技术下,能不能在数量上,曾经做过数万节点,也有支持智能合约跨链互操作的通用跨链服务。“数据可用不可见”数据共享都已经初步实现,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技术还远远不够。我觉得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区块链的技术我觉得仅仅是开始,不仅是每个单点技术,还有整个系统。

3.区块链的监管技术

最后我想谈谈区块链监管,区块链的监管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尤其是中国大规模应用上,区块链项目上了以后,你没有好的监管,谁都不敢冒这个风险。有一句话就说“没有一个好的监管,就像马路上没有站上一个交警,或者说没有红绿灯。”你觉得自己最好不要警察,最好不要红绿灯,车子可以开得很快,事实上是不行的。监管技术的重要性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北大岳昕”事件被写入以太坊,也不能篡改,怎么办呢?有人把数据搞下来到处发。公有链已经成为新媒体的传播媒介,因为公有链本身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不可删除、低成本的特点。我记得有人算过,在“北大岳昕”把几条消息放在以太坊,好像才花了0.17美元的价格,具体是不是价格我想起来,但是非常便宜的价格。利用区块链去传播有害信息、网络谣言和煽动性、攻击性信息,会给区块链技术的产业布局和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会影响我们,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本身公链会给监管部门带来很大的挑战。

任何一个好的技术或者工具都需要被正确予以使用,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这就对区块链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们除了研究区块链技术本身外,也许我们需要真正有一个很好的方向。我们来研究区块链如何监管,所谓的安全,区块链的安全最重要是区块链系统的安全,防攻击等,除此以外,区块链的内容,公有链已经成为传播媒介,别的有没有可能呢?类似于“北大岳昕”的意识形态、内容监管也是需要,是不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技术呢。

2019年网信办去了《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我们学习了这个规定,以及跟网信办交流感觉到区块链发展有两方面,一是国内大规模应用要用区块链赋能经济建设,主要是用联盟链,它的监管相对可控,它对安全的挑战等都比较好。但是我们也应该支持公链技术的发展,参与国际竞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虽然区块链监管已经初见成效,今年已经公布了第一批197个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编号,但是监管的道路还是非常长,目前区块链监管技术发展趋势有以下几点:

(1)区块链节点的追踪与可视化。

(2)联盟链穿透式监管技术。

(3)公链主动发现与探测技术。

(4)以链治链的体系结构及标准。

只有提供了技术的解决方案,而且相对可靠,无非是程度差一点,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应用中才有可能上区块链这个技术,区块链监管这个事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座教授要研究一下,为监管部门提供一些可监管的解决方案,这个技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

小结

最后小结一下,根据我们目前中国的区块链发展,包括对比国际,中国区块链联盟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联盟链底层平台核心是三大部分,都应该在这上面做研究,一是高性能。随着高频应用,随着节点数增长是非常重要。二是可用性。可用性就是交互,你的编程方便,可以动态热备份,随意插入、删除。三是安全隐私。这里包括密码编码,包括物理隔离等等技术。链上链下数据协同技术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赋能各个行业,工业、农业等等,现在系统都在,如何有机结合起来,数据协同技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这还涉及到区块链技术怎么样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5G技术,都需要有数据协同技术。我们也要研究区块链的监管技术,这应该是区块链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政策借鉴

广西扶贫搬迁精准施策模式新

广西地处中国地势第二阶梯的云贵高原边缘,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区。“十三五”以来,广西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举全区之力,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基本完成“十三五”时期7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任务。

自治区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先后于2018年5月、10月,2019年4月在百色、贵港、玉林、河池等市召开全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现场推进会,推进后续扶持工作。

落实“八包”责任,加快工作进度。建立严格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县级领导“八包”责任制。全区所有集中安置点落实了县级领导挂帅,组建专门工作班子,实行包后续产业发展、就业创业、稳定脱贫在内的“八包”责任制,同时,强化“三个一”措施落实,即落实“一户一策”,“一户一帮”,“一户一档”,切实做好后续扶持工作。

强化部门责任,形成工作合力。自治区扶贫搬迁专责小组、发展改革委充分发挥管理、协调、督促、检查、指导作用,统筹协调推进后续扶持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民政厅牵头,组织抓好集中安置点基层组织建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移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落实相关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农业农村厅制订和落实产业扶贫政策措施。各有关成员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合力推进后续扶持各项工作。

全面摸清短板,挂图作战跟踪。2018年5月以来,自治区先后两次组织对有易地扶贫搬迁任务的13个市78个县(市、区)开展后续扶持和后续管理专项调查,摸清后续扶持资源情况,并以县为单位,制作安置点后续扶持、后续管理示意图,挂图作战、精准施策、动态跟踪。组织编制后续扶持规划,做好后续扶持项目储备,将编制后续扶持计划作为年度考核计分项,纳入县级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平时考核指标范围。

强化后续扶持,推进创业就业。广西陆续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产业发展和就业创业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系列文件,筹措后续扶持资金投入25亿元,实施后续扶持项目2291个,全区易地扶贫搬迁户中,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搬迁户13.3万户,已实现每户1人以上稳定就业有13.1万户,落实率98.4%;继续从事产业生产经营的搬迁户3.08万户,已落实产业项目和资金3.01万户,落实率97.7%;无就业创业和产业发展的0.46万户特困户,已通过社会保障兜底纳入低保户扶持,落实率100%。

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后续管理。制定出台《关于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意见》、《全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全区投资34.77亿元,新建和扩建一批集中安置点学校、医院、文化中心、农贸市场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项目341个。加强安置点基层组织建设,优化安置点公共服务载体。全区481个集中安置点设立党组织322个;设立自治组织316个;建立工青妇配套组织382个;建立基层组织活动场所289个;有411个安置点配套有小学(初中),378个安置点配套有幼儿园,370个安置点配套有卫生站或医疗诊所,258个安置点配套有农贸市场。

积极开拓创新,培育发展模式。广西涌现出一批后续扶持发展模式。河池市是广西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最重的市,“十三五”时期搬迁17.62万贫困人口,占广西任务25%。该市后续扶持工作着力打造“7大后续服务工程”模式,所属都安瑶族自治县,是广西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县,“十三五”搬迁4.5万贫困人口。该县后续扶持采取“贷牛(羊)还牛(羊)”发展模式。

截至2019年9月底,全区已累计完成搬迁入住(即交钥匙工程)70.48万人,搬迁入住率99.26%。在此基础上,广西审时度势,及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后续扶持阶段,进一步完善政策,强化措施,精准发力,美丽广西因易地扶贫搬迁而呈现无尽生机。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