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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79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11-25 1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79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年11月25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塑造面向数字贸易的国际经贸新规则

发改委:5项具体措施“稳住”猪肉供给与价格

国资委:建立健全央企内控体系

李克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民生不断改善

黄奇帆:区块链技术会撞击生产关系的根本

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稳定制造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要情文摘

个税减负将切实落实

信贷支持力度将增强

坚持退市常态化有利资本市场质量提升

提高PPP项目科学性有利于PPP事业蓬勃发展

12月1日起在自贸区试点“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印发

内部报告

用好区块链技术 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政策借鉴

广西贺州立足地域优势谋发展 “双飞地”对接大湾区

经济分析

塑造面向数字贸易的国际经贸新规则

数字化转型正深刻改变着国际经贸模式。现行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以传统货物和服务贸易为基础,难以适应“以数字促进贸易”的新需求。建议在多边贸易框架下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推动电子商务谈判在WTO层面取得早期收获,加强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研究,加快健全与扩大开放相配套的国内法律和规则建设。

数字化转型对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互联网、云计算、3D打印等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国际贸易日益以互联网为传输通道、以数据跨境流动为交换手段、以电子支付为主要结算方式,这对经贸规则提出新需求。

数字化转型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实现方式。一是推动了国际贸易的服务化变革。数字化导致书籍、唱片、地图、杂志等货物贸易蜕变为数字化的服务贸易,制造企业可远程提供故障诊断、远程维护等生产性服务,制造和服务日趋融合。二是推动了国际贸易的跨境化交付。云计算、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网络信息服务都可以在线跨境交付。以往本地化的实体服务经由互联网扩展为全球性的服务贸易,如网约车、分时度假可以在线跨境达成订单,再通过本地化实体协作完成服务交付。三是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全方位重塑。机器人等自动化技术能够改变成本结构,助推制造环节从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回流到发达国家,引发全球产业布局的新一轮调整。以平台为主导的数字生态系统伴生出数据跨境流动、个人信息保护和网络安全等担忧。

跨境数据流动是基本要求,但目前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基本处于规则空白状态。数字经济时代下,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都离不开网络的全球互联,离不开数据的跨境流动。据Telegeography统计,全球联网带宽每年增长30%以上,到2018年底已达到393太比特每秒(Tbps),是2014年的三倍以上。但数据流动是有条件的,目前取得的基本共识是以国家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为前提,遵从国家/国际法律法规。但因各国和经济体在数据保护法律法规方面要求各不相同,文化传统、数字产业竞争实力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国家在规则谈判诉求上存在巨大差异,国家之间在贸易以外的安全问题上也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全球数字平台的业务多样性和产品融合性呼唤更加开放的国际经贸新规则。一方面,现行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对服务部门以正面清单的出价方式实施开放,这种开放是相对有限的。相比之下,基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衍生的业务应用创新活跃,业态不固定,难以按照正面清单管理模式对其归类和施以规则要求。另一方面,随着智能互联产品类型日益增多,产品和基于数据分析的附加服务的边界日趋模糊,对这类产品是定性为货物还是定性为服务,随之也就变得越来越不清楚,自然也就难以套用货物贸易总协定(GATT1994)、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等规则。

各主要经济体在利益关切上存在较大差异。跨境数据流动加上数据的平台化集中、智能化处理使得国际贸易和安全问题紧密地纠缠在一起,难以像以往那样以安全例外的方式加以解决。目前主要经济体对于贸易诉求和安全诉求的取舍各有侧重。美国基于强大的科技实力和产业优势,在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大力提倡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欧盟在关注他国可能形成的网络安全壁垒时,通过出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本地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高防御壁垒。俄罗斯则在数据安全方面设置了最严格的要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在关注数字鸿沟、物流设施不发达、数字化支付手段使用率低、网民信任不足、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经验不足等问题。

全球重塑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新进展

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应用,国际经贸规则也在与时俱进地更新和完善,无论是在WTO、区域贸易协定还是双边协定中,电子商务、数据流动等议题都开始成为关注重点。

国际经贸规则变革呈现出新的趋势。一是传统国际经贸规则的深化。无论是货物贸易总协定(GATT1994)、贸易便利化协定,还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都体现为新技术在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应用、数字元标准化以及协同监管。二是在区域贸易协定中,趋势是高标准自由化与监管一致性。三是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成为关注要点。从数字技术应用来看,以网络订购为主的电子商务只是数字贸易的一部分,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务的跨境提供,都要以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来保障。四是公共安全例外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WTO多边贸易体制在电子商务规则谈判上推进缓慢。早在1998年,WTO就制定了《电子商务工作计划》,讨论与贸易相关的全球电子商务议题。2013年WTO部长级会议授权秘书处研究数字贸易问题,重点关注如何更新和澄清现有承诺,包括GATS、TRIPS和TBT等。2016年以来,各成员国提交的电子商务提案明显增加,截至目前的81个提案中,有61个是2016年以后提交的。2018年有71个WTO成员方签署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开启电子商务谈判进程;我国次年也加入到该谈判中。总体上,从1995年WTO成立以来,除了达成贸易便利化协定外,WTO在多边贸易框架上改革进展缓慢;期间,各成员方纷纷转向签署各类区域贸易协定。

区域贸易协定强化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目前,在已通告WTO的311个区域贸易协定中,2000年以后签署的协定达到258个,占比达到83%。这些新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直接针对电子商务的条款不断增加,有的在美国主导下演变为数字贸易规则。目前,全球有85个自贸区协定(FTA)包含电子商务条款。2018年达成的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国协定(USMCA)首次设置数字贸易专章,其中除了涵盖关税、电子认证、在线消费者保护等传统条款外,还包括计算设施的位置、网络安全和开放政府数据等新条款。二是欧美主导的区域贸易协定中,专门规定不符措施条款,并用附件形式列出负面清单,保留相关行业和事项。三是无论在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中的电信服务、金融服务领域,甚至知识产权领域,都体现了新技术促成的新国际贸易模式。欧美都试图将这些国际经贸新规则延伸至多边领域,以获得国际经贸新规则主导权。

总体上,在区域贸易协定中,已经出现了超越或深化WTO规则的条款,但针对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构建仍处于探索阶段,特别是考虑到新技术在众多领域的渗透应用各不相同,相关国际经贸新规则还没有得到充分展开。

促进数字化转型塑造国际经贸新规则的建议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对国际经贸体系的影响日益深化,全球经贸新规则正在形成之中。我国是电子商务第一大国、数字经济第二大国,建议提早部署、明确政策主张,积极参与全球规则构建,打造符合我方利益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一是强化国家统筹谋划和整体应对。美国以及欧洲均抓紧布局以数字贸易为核心的经贸新规则。随着我国网络信息技术产业走出国门,以及海外企业进入我国分享市场红利,数字贸易壁垒势必将成为关键博弈因素。建议放眼未来贸易格局变革,高度重视数字贸易及其战略应对,统筹网信、外交、公安、商务、工信等部门建立专题工作组,平衡好网络安全、个人数据保护、贸易发展等目标次序,评估对经济和安全影响、国际规则动向、贸易壁垒识别、我国攻防策略等,强化战略上的整体应对。

二是推动电子商务谈判在WTO层面取得早期收获。发达国家已开启从电子商务到数字贸易高版本规则的转型,许多发展中国家因产业发展、治理能力等原因才刚刚起步。我国电子商务规模全球第一,具有塑造全球电子商务规则的基础。建议推动在WTO层面尽快提出具备较强包容性的关于电子商务规则的方案,可以跨境电子商务为切入点,推动贸易便利化、促进数字证书和电子签名互认等;增强各方法律法规和政策透明度,以及消费者保护、隐私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议题,为增强多边贸易体系树立信心。

三是在我国参与的双边、区域和诸边贸易协定中,把数字化转型相关议题纳入高水平自贸区协定。在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电子商务章节包含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在线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无纸化贸易、透明度等内容的基础上,可尝试在跨境数据传输、网络安全等领域寻求突破,在电信服务、金融服务等章节中,体现数字技术对规则的新需求。同时,进一步落实我国与17个国家签署的双边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加强政策沟通、企业合作、能力建设和人员培训等。

四是加强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研究和制度建设。当前,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问题丛生。建议加快《网络安全法》实施细则出台,制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充分平衡好技术进步、商业发展与网络主权、数据安全、隐私保护等合理公共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适时启动研究服务贸易数字化以后GATS的改革方向,借鉴区域贸易协定中相关国际经贸新规则的成功经验,努力参与新的《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推动国际组织间合作,加快国际间元数据标准的形成。

五是求同存异推动形成数字贸易规则共识。随着数字贸易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数字贸易所伴生的网络安全和用户数据保护问题。在个人数据流动问题上,美国主张个人数据自由流动,但欧盟强调个人数据和隐私保护。在数据本地化方面,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越南、土耳其等国纷纷力推设施本地化或数据本地化要求。这反映出各方的产业基础不同、利益关切不同、法律基础不同、政策主张不同。建议全面总结各方相似或相近的政策诉求,在更大范围内凝聚共识,在双边、多边机制下主动参与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变革。

(作者: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沈玉良、彭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马源)

发改委:5项具体措施“稳住”猪肉供给与价格

近日,国家发改委就近期宏观经济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孟玮在会上回答了猪肉供应和价格问题。

为保障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猪肉的供应和价格的基本稳定,发改委表示下一阶段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继续加力促进生猪生产。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农业农村部,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支持生猪规模化养殖场和种猪场建设,扩大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实施范围,支持动植物保护能力提升工程建设,通过这些方面的支持,促进生猪稳产保供。

二是多渠道增加肉类供给。增加牛羊肉、禽肉、鸡蛋生产和供应,多渠道扩大猪肉和牛羊肉等替代品进口,确保整体肉类蛋白市场供应基本充足。

三是妥善实施冻猪肉储备投放。目前中央和地方已经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冻猪肉储备,会择机向市场投放,保障猪肉消费需求。

四是兜底基本民生。重点关注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众,指导地方根据物价上涨情况及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

五是密切监测预测价格变化。每天监测全国及各地猪肉价格情况,研判后期走势,及时发现苗头性问题,并加以预防和解决。

此外,发改委还将配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国资委:建立健全央企内控体系

近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与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强化内控体系执行,提高重大风险防控能力。积极采取措施强化企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全过程管控,加强经济运行动态、大宗商品价格以及资本市场指标变化监测,提高对经营环境变化、发展趋势的预判能力。同时,结合内控体系监督评价工作中发现的经营管理缺陷和问题,综合评估企业内外部风险水平,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应对方案,并根据原有风险的变化情况及应对方案的执行效果,有效做好企业间风险隔离,防止风险由“点”扩“面”,避免发生系统性、颠覆性重大经营风险。

《实施意见》提出,要建立健全内控体系。从优化内控体系、强化集团管控、完善管理制度、健全监督评价体系等方面,建立健全以风险管理为导向、合规管理监督为重点,严格、规范、全面、有效的内控体系,实现“强内控、防风险、促合规”的管控目标。强化内控体系执行。加强重点领域日常管控,聚焦关键业务、改革重点领域、国有资本运营重要环节以及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定期梳理分析相关内控体系执行情况,认真查找制度缺失或流程缺陷,及时研究制定改进措施,确保体系完整、全面控制、执行有效。要在投资并购、改革改制重组等重大经营事项决策前开展专项风险评估,并将风险评估报告(含风险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作为重大经营事项决策的必备支撑材料,对超出企业风险承受能力或风险应对措施不到位的决策事项不得组织实施。加强重要岗位授权管理和权力制衡。

《实施意见》还指出,要强化内控信息化刚性约束。将信息化建设作为加强内控体系刚性约束的重要手段,推动内控措施嵌入业务信息系统,推进信息系统间的集成共享,实现经营管理决策和执行活动可控制、可追溯、可检查,有效减少人为违规操纵因素。突出“强监管、严问责”。以监督问责为重要抓手,通过加强出资人和企业监督评价力度,强化整改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形成“以查促改”“以改促建”的动态优化机制,促进中央企业不断完善内控体系。

李克强: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推动民生不断改善

1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西南昌主持召开部分省份经济形势和保障基本民生座谈会。

李克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运行在复杂严峻环境下保持了总体平稳,仍是世界经济的亮点。在坚定信心的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不利因素和国内发展两难多难问题增加。就地区经济而言,走势分化明显,一些地方工业、投资等指标增速下滑较快,发展动力减弱,财政收支和保障民生压力较大。对面临的困难挑战要有更充分准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创新,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下更大力气做好“六稳”工作。要把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实现今年主要目标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李克强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要狠抓政策落实。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增强紧迫感,主动作为,坚决反对怠政懒政,创新思路、奋发有为。各地要用好国家政策,积极破解发展难题。抓住国家提前下达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等机遇,加快补短板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促进有效投资和产业升级,加强重大项目谋划和前期准备,推动尽早开工。各有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地方期盼,拿出更多针对性强的举措,形成推动发展的合力。

李克强说,要深挖潜力增强发展动力。各地要自我加压,在推动“放管服”改革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释放体制机制创新促发展的潜力。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因地制宜积极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这也是地区竞争力的体现。同时,要增强新动能对经济的支撑力,进一步释放巨大市场潜力,支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服务业,鼓励企业在改善供给、推出新产品新服务上下更大功夫,拓展发展空间。

李克强说,要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推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互促共进。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尤其要坚持就业优先,做好大学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服务,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加强指导、帮助拓展渠道。坚持政府过紧日子,财政支出重点保基本民生,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岁末年初、“两节”临近,要加大农民工工资清欠力度,防止产生新的拖欠。各地要切实做好猪肉等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群众温暖过冬等工作。同时,要注重从满足民生期盼中挖掘发展潜能,抓好重大民生工程,办好养老、托幼、医疗等民生实事。

黄奇帆:区块链技术会撞击生产关系的根本

一、数字化(ABCD)的构成与颠覆性作用

数字化主要包含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技术【通常称之为ABCD:A——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B——区块链(Block Chain),C——云计算(Cloud),D——大数据(Big Data)】。对于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普遍的观点是“融合发展”,分不清孰重孰轻,孰先孰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工业互联网,其中既有区块链技术、也有大数据技术、还有云计算技术,三者合成一体,又衍生出了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概念。但也有人认为,ABCD的地位并不平等,核心应当是区块链技术。因为,区块链技术解决的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问题,而且撞击到了生产关系这个根本问题。

如果将数字化平台用人来类比,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以及物联网就像人类的神经系统,大数据就像人体内的五脏六腑、皮肤以及器官,云计算相当于人体的脊梁。没有网络,五脏六腑与脊梁就无法相互协同;没有云计算,五脏六腑无法挂架;而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是行尸走肉、空心骷髅。有了神经系统、脊梁、五脏六腑、皮肤和器官之后,加上相当于灵魂的人工智能——人的大脑和神经末梢系统,基础的数字化平台就已经成型了。而区块链技术,可以从DNA层面提升人的大脑反应速度、骨骼健壮程度、四肢操控灵活性,数字化平台在区块链技术的改造之下,基础功能和应用将得到大幅度扩展。

从具体功能上讲,云计算的核心功能在于计算能力、存储能力和通道能力;大数据的核心功能在于静态数据之大、动态数据之大以及数据被使用后新生的叠加数据之大;人工智能的核心功能在于将数据通过滤波去除垃圾后变成信息,把信息经过挖掘推送后形成知识,把知识通过智能算法形成决策性判断;而区块链则是一种特殊的互联网技术,是对“共识人群的一种管理方式”。如果说云计算、人工智能带来了生产力的提升,大数据让生产资料分发更高效,那么区块链就是对生产关系的变革。从更大视野来看,人类能够发展出现代文明,是因为实现了大规模人群之间的有效合作。在此基础上,区块链技术也可以通过新的信任机制大幅拓展人类协作的广度和深度。

数字化之所以能够颠覆传统,就在于它所拥有五全基因:全空域、全流程、全场景、全解析和全价值。所谓“全空域”是指:打破区域和空间障碍,从天到地,从地上到水下、从国内到国际可以泛在的连成一体;所谓“全流程”是指:关系到人类所有生产、生活流程中每一个点,每天24小时不停地信息积累;所谓“全场景”是指:跨越行业界别,把人类所有生活、工作中的行为场景全部打通;所谓“全解析”是指:通过人工智能的收集、分析和判断,预测人类所有行为信息,产生异于传统的全新认知、全新行为和全新价值;而所谓“全价值”是指:打破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所有价值体系,并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

数字化具有的五全基因与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从而对传统产业产生颠覆性的冲击。与工业制造相结合时,就形成工业制造4.0;与物流行业相结合,就形成智能物流体系;与城市管理相结合,就形成智慧城市;与金融结合,就形成金融科技或科技金融。在与金融相结合的过程中,数字化拥有的海量信息、计算能力,可以大幅度的提高金融服务的效率、安全性,降低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坏账率和风险。

二、区块链技术的基本内容

(一)意义和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10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党中央对区块链技术及其集成应用的前瞻性部署,彰显了区块链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区块链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存储数据库,它打破了中心化机构授信,通过数据协议、加密算法、共识机制,点对点地传输到这个区块中的所有其他节点,从而构建一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安全可验证的数据库,建立一种新的信任体系,这种信任体系表现为五个特征:一是开放性。区块链技术基础是开源的,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数据对所有人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公开接口查询区块链上的数据和开发相关应用,整个系统信息高度透明。二是防篡改性。任何人要改变区块链里面的信息,必须要攻击或篡改51%链上节点的数据库才能把数据更改掉,其难度非常大。三是匿名性。由于区块链各节点之间的数据交换必须遵循固定的、预知的算法,因此区块链上节点之间不需要彼此认知,也不需要实名认证,而只基于地址、算法的正确性进行彼此识别和数据交换。四是去中心化。正因为区块链里所有节点都在记账,所以无须有一个中心再去记账,所以,它可以不需要中心。五是可追溯性。区块链是一个分散数据库,每个节点数据(或行为)都被其它人记录,所以区块链上的每个人的数据(或行为)都可以被追踪和还原。

(二)主要类型

按照目前的应用场景,区块链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是公有链。主要指全世界任何人都可读取、发送信息(或交易)且信息(或交易)都能获得有效确认的、也可以参与其中的“共识过程的区块链”。比如比特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挖矿(破解比特币计算公式)获得节点认证;只要认同比特币的价值,任何人都可以花钱购买比特币获得认证。另外,许多所谓的“加密数字货币”都是这样的性质,还有“加密数字货币交易所”也属于这样的性质。

二是私有链,也称专有链。它是一条非公开的链,通常情况,未经授权不得加入(成为节点)。而且,私有链中各个节点的写入权限皆被严格控制,读取权限则可视需求有选择性地对外开放。比如,某社区需要选举,于是开发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投票系统,社区内部所有人都可以在链上投票,但这个链只对社区内部和开发者透明,而且使用者可以匿名,控制权在社区主管机构,使用者只是参与者。可以看出,私有链是一个不完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许多人认为区块链如果过于中心化,那就跟其他中心化数据库没有太大区别。

三是联盟链。联盟链是指由多个机构共同参与管理的区块链,每个组织或机构管理一个或多个节点,其数据只允许系统内不同的机构进行读写和发送。这个例子很多,比如Libra就是和28家国际级支付机构共同打造的联盟链。最近,光大银行联合中国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等基于区块链技术共同打造的“福费廷交易平台(BCFT)”也是一个联盟链,所谓福费廷交易平台简单理解就是票据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平台。

(三)技术原理

就当下而言,区块链涉及四大技术领域。

一是分布式账本技术。分布式账本(Distributed ledger)是一种在网络成员之间共享、复制和同步的数据库。分布式账本一起记录参与者间的数据行为(如交易、资产交换行为等),而共享机制降低了“因调解不同账本”所产生的时间和成本。

二是非对称加密技术。存储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信息是公开的,但每个账户的身份信息是高度加密的。单个账户只有在拥有者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访问到,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和个人隐私。

三是共识机制技术。开发者必须首先考虑用怎样的技术可以使更多人对一种规则达成共识,同时还要考虑通过多少个特殊节点的确认,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对数据行为的验证,从而完成一笔交易。一般而言,区块链技术需要若干利益不相干的节点对一笔交易进行确认,如果确认就认为达成共识,认为全网对此也能达成共识,这样才算完成一笔交易。

四是智能合约技术。基于大量可信的、不可篡改的数据,可以自动化地执行一些预先定义好的规则和条款,比如彼此间定期、定息、定额的借贷行为。

三、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场景

区块链技术属于信息技术、记账技术,从应用视角来看,基于区块链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多个主体之间的协作信任与一致行动,无论是公有链、私有链,还是联盟链,其首要目标是确保信息数据的安全、有效、无法篡改。目前,在许多领域的应用都有很大进展。

一是金融。金融已经数字化了,所以这是区块链应用最为得心应手的领域。目前,在国际汇兑、信用证、股权登记和证券交易所等领域已经有人开始尝试,而且有着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人们的探索是: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在金融领域是否可以“省去中介环节”,实现点对点对接,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更加快速地完成交易。例如,利用区块链分布式架构和信任机制,可以简化金融机构电汇流程,尤其是涉及多个金融机构间的复杂交易。

二是供应链和物流。区块链在物联网以及物流单据管理领域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企业通过区块链可以降低物流单据管理成本,可以监控和追溯物品的生产、仓储、运送、到达等全过程,提高物流链管理的效率。另外,区块链在供应链管理领域也被认为具有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上下游之间的直接交易可以加大透明度,提高信任和效率,如果区块链中包含供应链金融,那将大大提高金融的效率,同时降低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信用成本。

三是公共服务。区块链在公共服务、能源、交通等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领域也有较为丰富的应用场景。比如,目前由于信任缺失,民众反应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个性问题还是共性问题?中心管理者有时无法确定,但使用区块链技术之后,这个问题可能瞬间就可以找到正确答案。

四是认证和公证。区块链具有不可篡改的特性,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存证”难题提供解决方案,为实现社会征信提供全新思路,存在很大的市场空间。比如,最近,腾讯推出了“区块链电子发票”,成为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爆款”。

五是公益和慈善。区块链上分布存储的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天然适合用在社会公益场景。公益流程中的相关信息,如捐赠项目、募集明细、资金流向、受助人反馈等信息,均可以存放在一个特定的区块链上,透明、公开,并通过公示达成社会监督的目的。

六是数字版权开发。通过区块链技术可以对作品进行鉴权,证明文字、视频、音频等作品的存在,保证权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作品在区块链上被确权后,后续交易都会进行实时的分布式记录,实现数字版权的全生命周期管理,也可为侵权行为的司法取证提供技术保障。

七是保险。在保险方面,保险机构负责资金归集、投资、理赔等过程往往管理和运营成本较高,但区块链技术有可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尤其在理赔方面,通过区块链实现“智能合约”,则无需投保人申请,也无需保险公司批准,只要投保人行为触发符合规定的理赔条件,则可实现当即自动赔付。

八是信息和数据共享。目前,全国各级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平台在大力整合,目的是使各个信息系统之间的信息有效共享,节约存储空间和提升使用效率。在实现技术上,如果能够利用区块链分布式的特点,既可以打通监管部门间的“数据壁垒”,破除“数据孤岛”,实现信息和数据共享,还能提升公众调取政府公开资源的效率,减少资金浪费。

总体而言,区块链通过创造信任来创造价值,使得离散程度高、管理链条长、涉及环节多的多方主体能够有效合作,从而提高协同效率、降低沟通成本。

四、区块链技术应当防范的问题

区块链技术毕竟尚处于早期萌发阶段,其理论基础、应用场景、技术安全、标准监管等还要大量完善。目前看,区块链技术在理论和实践上至少有三个问题无法回避:

一是存储空间的相对稀缺性。比如,有一项服务有1000万人在使用,理论上区块链应该建立1000万个节点,如果A给B转了100元钱,以前服务器只改变一个或几个服务器信息,现在需要1000万次信息修改和存储,存储空间、存储时间、能源消费提升了1000万倍,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和时间。地球资源是短缺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因此这个缺陷在短期内看是灾难性的。目前,比特币的钱包已经需要占用几百G的存储空间,一般的手机都无法使用,普通台式机也够呛,进行一次比特币转账,根本没有办法实时到账,必须长时间对大量节点进行存储才能完成。因此,无论是改变世界的能力,还是区块链本身的能力,作为存储方式和信息传递的一种模式,区块链在短期内和互联网的发明、存储材料硅的发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明相比都还有较大的距离,都不足以和这些划时代意义的技术相抗衡。

二是去中心化的相对性。第一,在区块链中,只要每个人都记录所有人数据,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中心,所以有人认为区块链不是“去中心化”,而是“多中心化”,我更愿意称之为“多中心化”;第二,区块链中一定有“群主”,这个群主是不是中心?第三,区块链中的规则由谁制定?规则可不可以修改?制定和修改规则的人是不是中心?所以,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很可能是在“去化别人的、传统的中心,而确立自己为中心”。

比如Libra,如果它真得按照其白皮书的规则运行,那必然导致几重后果:第一,绕过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发行世界货币,使Libra协会(联盟)实际变成世界货币的发行者,其地位堪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而Libra功能比特别提款权(SDR)还要强大(SDR只是个不流通的记账货币,但Libra不仅流通,而且记账);第二,其货币篮子想让谁进就让谁进,不想让谁进谁就进不来,可以轻易排斥一些国家货币(比如Libra的货币篮子先是计划纳入美元、欧元、英镑、新加坡元,而排斥人民币;后来又说只有美元);第三,篮子里的各国货币比例Libra协会说了算;第四,篮子货币会投资资产,资产升值导致Libra升值,这个升值预期会导致篮子货币之内的国家,其民众把手中的本币全部兑换成Libra,以致国家货币失控,货币政策失灵。

鉴于Libra协会可以凌驾于各国政府、甚至IMF之上,所以Libra非常霸道,带有很强大的攻击性,这也是各国政府反对、就连美国也不敢把它放出笼子的关键原因。从Libra可以看出,区块链技术不是去中心化,而是“去各国中央银行化(传统的货币中心),而建立Libra协会这个新的货币中心,而且它是世界货币中心。

三是安全的相对有效性。区块链技术是防篡改、匿名的,但是,如果区块链的开发者、主导者想要篡改数据,是否可以做到?是不是可以更加简便易行?正是基于这样的疑问,许多人认为,区块链可以防骗是相对的。比如,现在就有大量所谓“加密数字货币”的开发者,当看到某个不利于自身的事件可能发生(比如监管),立即关闭交易。关闭交易系统就是改变规则,这时“加密数字货币”的持有者是否安全?其持有的所谓数字资产是否还存在?还有多少价值吗?再比如,比特币持有者就出现过被盗的情况。试想,如果盗贼没有技术篡改能力,那如何盗取别人的比特币?所以,一切技术都会有漏洞,尤其是互联网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它们需要经常性地补漏洞,谁也不敢说它完美无缺。

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一、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前景广阔

当前,我国正在培育和发展经济新动能。发展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等产业不仅是适应内需市场消费升级的需要,也是推动制造业迈向中高端的重要驱动力。

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相继成为政策及投资热点,也拥有者广阔的发展前景。以5G为例,根据IHSMarkit预测,到2035年,5G在多个行业将会为全球经济创造12.3万亿美元的产出,占2035年全球实际总产出的4.6%;并且制造业将占据5G创造的全部经济活动的最大份额,实现约3.4万亿美元的产出,占5G总产出的28%。在中国,从产出规模上看,2030年5G带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6.3万亿和10.6万亿元(《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2020-2035年5G对中国直接的经济产出从4840亿元增长到6.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9%,对中国间接的经济产出从1.2万亿元增长到10.6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4%。人工智能的市场潜力也十分巨大。根据赛迪研究院估算,2018年AI市场规模预计达2697.3亿元,且呈加速增长态势。《经济参考报》统计国内外20家权威机构预测数据,未来十年AI将使全球GDP增长12%,近10万亿美元。国内方面,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规划:到2020年,我国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到2025年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破,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核心产业规模超过40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5万亿元;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我国将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0万亿元。增长率高达12.7%。

“新基建”的到来,将会引领新的产业周期,并成为国内一段时间内新经济的增长逻辑。这些新兴科技的产业化,无疑需要一套新型基础设施做强大的支撑。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利于发展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新动能,并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国家在“新基建”的布局也将产生长期性、大规模的资金需求。

二、当前金融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存在诸多不足

一是存在较多体制性障碍。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过程城中,政府往往扮演者资金提供者的身份。但由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度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除了科技基础设施和部分具有普遍服务功能的基础设施,政府更需要做的是通过消除这些领域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协调新型基础设施和新产业的互动发展,充分激发市场和民间的投资活力。目前,政府仍未完成从融资和投资者的角色向体制改革推动者和协调者角色的转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高。

二是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内在投资动力没有有效激活。以5G和F5G网络的投资为例,由于4G网络投资尚未收回,而运营商又面临来自国资委的短期财务绩效考核,运营商对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投资的内在动力不足。鉴于此,政府的恰当角色不是直接承担网络的融资和投资,而是如何通过完善运营商考核机制、强化测速机制等,促进运营商之间的提速提质竞争,形成中国“全光网络”加快发展的内在机制,以及如何消除制约CouldVR、智能制造等发展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标准等问题,促进下游应用和通信网络的互动发展。

三是金融结构存在的期限错配问题制约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发展。我国金融体系严重存在“借短用长”现象。基于中国现有金融结构,我们能够筹集到的资金期限相对较短,但是,基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任务,我们对资金需求的期限却相对较长。面对国内仍在下行的严峻形势,中央在部署2019年及未来一段时期的任务时,再次强调了“要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而在列举出的十一个主要投资领域中,除了“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之外,其他如“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等等,都是需要长期、巨额投资的。这就使得我国资金来源和使用之间的期限错配问题进一步的凸显。

三、应构建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

我国现阶段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潜力巨大,一方面体现在对传统基础设施的网络信息化升级,另一方面表现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化发展,二者都需要充足的投融资助力。因此,应充分完善投融资机制,成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保障。

一是要由单一政府财政投资向多元化融资渠道拓展。传统物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多以政府购买、财政支出为主体,以银行信贷为辅助渠道,融资结构单一,政府负债严重,长期资金供给乏力。为解决这一困境,需要向多元化融资方式转型,例如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民间投资、混合融资工具、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筹募、公私合营模式、融资租赁模式等,多元化融资方式成为基础设施建设吸纳资金的有效途径。

二是加快发行和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创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市场化运作的盈利模式,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充分调动社会资本积极性,更加有效地吸引外商投资。今后,专项债的发行与投向影响多向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倾斜。

三是要推动建立银行保险业信息共享大格局。银行保险业要融合发展,建立数据共享新生态,探索业务发展新模式。一方面,加快推进银行保险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在深化保险业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探索建立银行之间以及银行保险业之间的信息共享模式,推动建立银行保险业信息共享大格局。另一方面,面向市场探索多元化的业务发展模式,重点发展有市场前景、有核心优势的业务,构建结构化、模块化的产品系列,形成多点支撑的可持续业务发展格局。

四是让产业母基金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考虑让产业股权母基金成为金融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工具之一,将长周期、大体量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投向高新技术领域。这对扭转金融体制中土地作为核心资产价值的现状非常有利,并能将更多优质资源导入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的领域。首先,发行大批量长周期债券进行融资支持。新型基础设施需要长周期、大体量资金投入,但短期债权融资、间接融资很难穿越经济周期进行支持。应该让产业股权母基金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为未来发展预留布局,另一方面专注价值投资、穿越周期。其次,加大权益性投资力度降低传导成本。目前我国的金融是以银行为核心的间接融资体系,渗透到了经济的方方面面,但其运转也带来了较高的成本。相对银行而言,股权投资是一种收益较高的权益属性投资,股权投资母基金主要投向具有发展潜力的新兴产业和科技领域。由于传导比较直接,未来项目有在资本市场高溢价的退出希望,因此对于推动产业发展更加高效。更多金融资本向权益属性的股权投资产业母基金进行配置,让市场融资成本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融资成本下降。最后,增强股权的流动性安排。目前,我国金融体系对于股权的质押融资普遍持不接受态度。究其原因在于股权的流动性安排不佳,后续退出渠道狭窄,甚至只有上市“华山一条路”。为了打消金融机构对于股权投入的质疑,消除高收益的权益属性资产和低成本的货币属性资金之间的鸿沟,建议让产业母基金发挥作用,通过二手份额交易基金等形式,充分挖掘股权价值,形成活跃的市场交易,增强股权的流动性。

五是激励民间投资行为。我国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以政府主导为主,渠道狭隘且缺乏畅通性,使得基础设施建设缓慢、短期化行为严重。因此,政府需要充当领路人和监管者的双重身份,激励基础设施建设的民间投资。由于大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存在周期较长、难度较大、资金回收慢、收益率低等缺点,政府应当提供减免税收、增加补助等政策支持,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充分集聚民间的资本,进而加快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作者:刘鹏)

稳定制造业投资的政策建议

1、国家战略明确提出“振兴制造业”,将做强制造业放在优先位置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但主要是引进国外设备工艺技术,拿来主义居多,缺乏自主技能的创新创造,时至今日,不仅出现本国制造业滑坡萎缩,而且受到他国的卡脖子制裁。现阶段,国家在制定发展战略和五年规划时,应提出“振兴制造业”的口号,充分强调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性,倡导内生性做强做优制造业,明确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应保持30-40%左右,制造业投资增速不得低于投资平均增速,并将此指标加入现阶段政府业绩考核范畴。部署各地各部门围绕重大项目布局、核心技术研发突破,有计划、有步骤的保持制造业投资总规模、扩大制造业高附加值产出,以此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引领先进高端制造业快速发展。强调通过制造业的高端化、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催生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不是本末倒置。

2、提高预算资金占制造业投资比例为8-10%,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改革开放初、中期,我国制造业投资的大部分来源于国家预算内投资支持,随着制造业门类齐全、市场竞争局面形成,国家预算投入资金大幅减少。截止2017年,城镇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仅占0.4%,企业自筹资金高达89.5%。由于当前制造业以转型升级和高端化发展为主,面临着技术创新要求高、资金投入总量大、投入产出周期长、前期盈利水平低等等挑战,尤其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阶段,通过企业自发市场行为难以筹措满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资金需求,要振兴制造业和做强做优制造业发展,需要重新借助国家预算资金的支持,国家可通过设立先进制造业扶持资金池、关键前沿核心技术研发转化中心、重大专项技术启动和调剂资金平台以及制造业财政专项拨款等等方式,逐步增加对制造业的投资扶持力度,将国家预算投资占制造业投资比重提高为8-10%,通过不断追加和提高国家预算投资的比例,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给企业发展制造业的良好预期,吸引和聚集更多的社会资金为振兴中国的制造业做贡献。

3、加大金融机构对制造业投资的支持力度,增加考核指标

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现阶段我国金融机构对制造业贷款的审核条件较为苛刻,制造业企业获得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程度大大低于其他行业。要振兴制造业,投融资除了国家资金支持,更不能离开银行信贷,目前制造业投资资金来源比重国内贷款占比为6.64%,远远不能满足制造业长期发展的需求。现在,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无论是银行间接融资,还是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都不能把制造业边缘化,尤其是要加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制造业的中长期投资,使得制造企业在关键技术投入、技术改造升级、原始创新投入方面有长期和稳定的金融贷款支持,建议国内贷款对制造业投资的贡献比例由6%提高20-25%左右。具体措施:一是压实金融机构向制造业贷款的责任,通过建立考核银行扶持制造业信贷指标的方式,强化和增加金融机构对制造业投资的国内贷款的支持力度,形成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良性循环。二是创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信贷工具,比如以地方专项债、技术抵押贷款融资方式,或者适当利用PPP方式、永续债等金融工具,稳定制造业的长期投资。三是适当降低相关贷款利率,根据产业发展的峰谷周期实行浮动贷款利率,避免银行的抽贷、断贷行为,还可以用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抵押贷款,增强企业获得信贷支撑的渠道。

4、适当放宽先进制造业工业用地的限制,优惠土地价满足需求

要振兴制造业发展,不能僵化工业用地的控制和限制,应适当予以支持和放宽。一是对国家和省级批准的制造业重点项目率先安排用地。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产业转移园区建设的高标准厂房和工业大厦用地,经所在地地级以上市政府确认其容积率超过2.0并提出申请后,所使用的用地计划指标可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予以返还,加大解决重点制造业企业用地历史遗留问题的力度,所需用地指标在城市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中优先安排。二是取消集体土地产权不能抵押贷款的限制,提高社会资本持股比例。目前在城市存量土地奇缺,部分集体土地转型为先进制造业的工业用地有挖掘潜力,但由于受到集体土地产权不能抵押银行贷款的限制,同时跟乡镇合资,社会资本持股比例不能超过49%,这就导致企业不敢贸然征用集体土地,一些集体土地无法作为工业用地的补充。建议国家出面,明确集体土地产权所有及有效性,理顺银行和用地企业单位的信贷关系,同时提高社会资本持股比例,盘活部分集体土地为制造业提供工业用地。三是传统工业转型升级后,厂房、土地应优先用于先进制造业工业用地。土地不宜留在原企业手里或转型做三产,目前制造业企业征不到固定用地,只能去园区租地,不仅成本较高,而且企业经营缺乏长期性和持续性,应予以土地支持。四是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和优惠价满足先进制造业需求。“三旧”改造土地及各省追加的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需求,纳入省“五年规划”的制造业项目享受省重点建设项目待遇,属于省优先发展产业且用地集约的制造业项目,土地出让底价可按所在地土地对应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

5、对投资制造业项目达到8年以上的产业基金,减免企业所得税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困难,一些投资公司和产业基金对投资项目存在回购资金、撤回资金的情况下,对企业经营负面影响很大。要振兴制造业发展,除了争取国家预算资金和银行贷款支持,更要依靠产业基金公司的资金支持。先进、高端制造业的培育和成长周期一般较长,为了吸引长期资金投入这一领域,国家财政可执行一定的税收减免政策,鼓励和激发更多的产业基金和创投公司长期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可根据产业基金投资某一项目的年限长短给予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减免措施,如对投资先进制造业项目8-10年的产业基金,减免企业所得税10%,投资10-15年的减免企业所得税20%,投资15年以上,全部免收企业所得税。以此形成长效机制,鼓励更多的产业基金长期扶持制造业投资,培育和吸引更大量的社会资金参与国家经济建设。

6、缩减先进制造业项目审批周期,抢占制造业发展先机

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应缩短对先进、高端制造业项目审批周期、简化流程,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项目审批方面给予一企一策的灵活处理,用于担当,提高工作效率,对于由于审批延误造成损失的部门实行问责制,为企业抢占制造业发展先机创造条件。二是缩短制造业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验收等程序周期,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品牌创造,倡导敢于创新、不惧失败、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三是加快规范产业基金和创投公司注册、审批和考核流程,建立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为制造业壮大做贡献。

7、构建制造业产业集群指标评价体系

基于制造业产业集群数字化、智能化和高端化的发展趋势,有必要建立科学化、动态化和长效化制造业产业集群指标评价体系,以便对产业集群各项投入产出关键指标进行监督和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从投入和产出维度构建整体评价指标。投入维度主要关注产业集群的资源集聚程度和要素投入水平,细分指标涵盖劳动力要素、技术创新要素和基础设施要素等;产出维度主要关注集群自身产业发展与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细分指标涵盖产业规模、生产效率和社会效应等方面。

二是根据不同阶段制造业发展特性,调整指标权重、增加个性化指标。由于制造业发展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可根据发展阶段特征,提高和增加投入要素指标的权重,还可根据集群产业或集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技术研发人员数量、产品全球市场份额等等,以便提高指标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8、根据产业集群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产业引导政策

一是根据产业发展阶段制定政策。在资源集聚阶段,将引导制造业产业规模的横向扩张作为政策重点,重视人力资源与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在投入运营初期阶段,应引导资源有序融合,积极拓展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项目。在成熟运营阶段,应通过人才结构优化调整、基础设施升级换代和加大技术创新支持力度等方式,促进产业集群的智能化、高端化发展。

二是根据不同产业特征采取重点扶持举措。例如,对于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等典型的资金密集型行业,应着重完善投融资渠道,为企业发展提供融资、信贷支持。对于电力装备领域,技术引领趋势较为明显,应大力推动技术转化和技术升级。

三是根据区域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政策。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好,需进一步加大各方面资源的引导力度,吸引更多人才、资金与先进技术。中部和东北地区技术创新要素投入较少,应强化技术创新、技术升级的投入力度,将其作为提升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量。西部地区整体资源禀赋基础较好,应更多关注资源开采利用和向经济产出的转化。                                                 (执笔:祁京梅)


要情文摘

个税减负将切实落实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个人所得税改革情况汇报,确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减轻纳税人负担。

【问题】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引入教育、养老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重大税制改革,是减税降费的重要举措。自去年10月实施以来,改革成效逐步显现,今年前9个月累计减税4400多亿元,惠及2.5亿纳税人,对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策】下一步,要合理有序建立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制度,使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更好落实并不断完善,实现税制可持续。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负担,暂定两年内对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或年度补税金额较低的纳税人,免除汇算清缴义务。加强相关政策解读,简化操作流程,优化办税服务,便利纳税人依法纳税。

信贷支持力度将增强

11月19日,央行行长、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易纲主持召开金融机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座谈会,研究当前货币信贷形势,部署下一步货币信贷工作。

【问题】2019年以来金融部门不断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健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提升,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一些,体现了强化逆周期调节的要求,为实现“六稳”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贷款平稳增长,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信贷结构优化,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但也要看到,宏观经济金融平稳运行仍面临挑战,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局部性社会信用收缩压力依然存在。传统行业承贷意愿和能力受限,融资结构冷热不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表现在中小银行对公领域有效需求不足压力仍然偏大、制造业贷款增长较为低迷、区域信贷不均衡问题比较突出等方面。

【对策】面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金融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加强结构调整,进一步将改革和调控、短期和长期、内部和外部均衡结合起来,用改革的办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发挥好银行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要继续强化逆周期调节,增强信贷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基本匹配,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要坚持推进结构调整,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用改革的办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要发挥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对贷款利率的引导作用,推动金融机构转变贷款定价惯性思维,真正参考LPR定价,促进实际贷款利率下行。要继续推进资本补充工作,提高银行信贷投放能力。

同时,为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银保监会下一步将坚持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增强金融机构有效供给,加大结构性降成本力度,持续完善银行内部经营机制,推动商业银行贷款方式变革,推动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监管考核长效机制,指导银行业在全国开展“百行进万企”融资对接工作,全面深入了解小微企业融资需求,提高服务主动性、针对性,让银行金融服务惠及更多小微企业。

坚持退市常态化有利资本市场质量提升

证监会近日向系统内印发了《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行动计划》(简称《行动计划》),力争通过3-5年努力,使上市公司整体面貌有较大改观。《行动计划》的出台,标志着上市公司监管领域专项改革从蓝图规划走向施工建设。

政策内容:动计划主要有以下主要内容:一是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进一步夯实上市公司会计基础,发挥相关部门合力,探索建立财务信息综合监管格局,防范虚假披露。简化披露规则,开展分行业、差异化披露,确保信息披露真实性,强调通俗易懂。二是督促“关键少数”勤勉尽责,提升经营管理水平。推动完善股权激励税收制度及配套安排,提升激励实效;开展上市公司公司治理自查专项行动,强化资金、印章、财务等方面的管控,加大个人责任追究,强化民事赔偿,以激励和约束督促“关键少数”发挥关键作用。三是推广科创板经验,统筹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推动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增强IPO、重组上市标准的包容性,放宽非公开发行锁定期等限制,优化并购支付及配套融资工具,增强资本市场吸引力。四是坚持退市常态化,坚决出清劣质资源。优化退市指标,简化退市流程,畅通退市渠道,创新退市方式,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资本市场多元化退出渠道和出清方式。对于触及强制退市标准的公司坚决退市,对于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依法支持司法重整,实现优胜劣汰。五是解决突出问题,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引导上市公司股东主动控制质押比例,化解质押风险。通过推进“督促归还、民事诉讼、刑事移送”,解决违规占用担保问题。实行并购重组全链条监管,遏制“三高”并购重组。六是强化精准监管,提升监管有效性。坚持管少管精才能管好的原则,做到“抓两头、带中间”。对持续规范经营的优质上市公司在融资、并购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对乱象频出的问题公司和风险公司重点聚焦、严格监管。七是优化发展、中介、舆论、文化四个生态,形成全社会合力。推动相关部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中介机构提高执业质量等。

政策背景: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序推进,我国上市公司数量稳步增长,质量逐渐提高,价值创造能力不断增强,已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比重跟不上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生态的优化跟不上上市公司转型升级的需要,市场机制的健全跟不上防范化解风险的需要,投资回报的稳定性跟不上财富管理的需要,这一系列矛盾暴露出上市公司发展不充分、资本市场不成熟等问题。提升上市公司质量迫在眉睫,只有不断提高企业质量,增强价值创造和价值管理能力,企业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资本市场也才具有蓬勃发展的根基。

政策意义: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和生命线,是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的微观基础和支撑点,只有不断推动提高企业质量,才能发挥好上市公司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头雁效应”,才能畅通投资者分享经济发展红利的“主渠道”,才能增强市场的内在稳定性,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这是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退市制度作为资本市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对于推动资本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不但能够使资本市场得以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整体质量,并从源头上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政策影响:在退市常态化的背景下,企业退市压力骤然增加,利于减少绩差企业对市场资源的长期占据。受此影响,对于一些具有发展潜力,且具备良好盈利预期的企业而言,无疑可以尽快满足发行上市的要求,并借助资本市场获得更好的融资需求,满足企业发展与壮大的目标。

政策建议:退市制度是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也是证券市场推进注册制改革的重要配套制度安排。改革完善退市制度虽然重要,但发挥退市制度的功能作用,更要在监管实践中确保退市制度的严格遵守和执行。同时需要加快《证券法》的修订与完善,并从根本上提升投资者的索赔效率,并从本质上提升市场的违法违规成本。

提高PPP项目科学性有利于PPP事业蓬勃发展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高杲在第四届中国PPP论坛上表示,近年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推广PPP模式,不断强化对PPP操作的制度约束和规范引导,积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PPP项目。下一步工作重点集中在指导各地提高PPP项目科学性以及为PPP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上。

政策背景:PP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2014年之初全国开始大规模推动。从2017至今,针对PPP发展出现的问题,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整顿措施,力度前所未有。在PPP监管高频化、去杠杆常态化、经济发展高质量化的背景下,PPP项目退库力度加大,行业风险得到集中释放。与此同时,PPP市场规模骤降,引发了社会各界的不同猜测和焦虑。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末,5811个落地项目中社会资本所有制信息完善的项目共5747个,涉及社会资本共10187家,其中包括民营资本3543家,占比仅为34.8%,且同比去年有下降趋势。

政策内容:从规范和创新两个角度明确中国PPP接来下的道路,从五个角度把握创新:第一,创新是PPP的本质要求;第二,创新要把握PPP的核心理念;第三,创新是全方位的;第四,创新是开放性的;第五,创新要守正出奇。规范同样有五个角度:第一,牢固树立规范的意识;第二,准确把握规范的红线;第三,合理保持规范的稳定;第四,积极做好规范的疏导;第五,努力提升规范的层次。

政策意义:当前全球经济波动加剧,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特别是地方隐性债务风险、财政风险日益突出。稳步推动PPP行业发展是我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和绩效财政导向,为PPP模式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运用场景,进一步加大高质量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务实的举措,可以推进PPP事业行稳致远。

政策建议:首先,要加快推动PPP立法及相关规则改革。PPP立法的根本目标就是化解不确定性、降低不确定性的程度,通过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明确相关主体的权责利,使政府和社会资本的行为、风险及收益更可预期。针对PPP项目绩效评价、财政承担能力论证、物有所值评价、项目信息披露等方面制订相应的规范性指引,确保工作有章可循、规范透明。针对PPP模式在我国具体实践所形成的新做法、新业态,应及时修订完善相关的政策规定,尽量避免不合时宜的政策无意识地抑制了实践创新的积极性。其次,推动修改完善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等法律法规。通过制订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推动有效处理和兼顾参与各方的利益,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行为,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实现合作共赢。再次,推动落地见效。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的改革部署要求,加强对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的审查监督,推动党中央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2月1日起在自贸区试点“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部署自2019年12月1日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通知》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明晰政府和企业责任,全面清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完善简约透明的行业准入规则,进一步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知》提出,要实现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建立清单管理制度,分级实施清单管理,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和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清单要定期调整更新并向社会公布,清单之外不得违规限制企业进入相关行业或领域,企业取得营业执照即可自主开展经营。

《通知》提出,要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对所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改革。对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523项事项,直接取消审批13项,审批改为备案8项,实行告知承诺60项,其余442项采取压减材料和时限、延长或取消有效期等措施优化审批服务。

《通知》强调,要完善改革配套政策措施。规范企业登记经营范围与申办经营许可的衔接,强化涉企经营信息归集共享,持续提升审批服务质量和效率,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坚持依法推进改革。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3年内在各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6部法律有关规定;同时,在各自贸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6部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有关规定。

《通知》明确,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组负责统筹领导全国“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聚焦企业关切,协调指导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妥善解决改革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要细化改革试点落地措施,制定实施方案并于2019年11月30日前向社会公布。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印发

近日,为贯彻落实《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一体化示范区,发改委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的通知》(发改地区〔2019〕1686号)。

《方案》提出,要建设互联互通基础设施体系。建立多层次、立体化、跨区域的交通网络体系,完善城际和市域(郊)铁路网络布局和轨道交通布局,加强城镇组团之间中低运量局域线、公共交通网建设,强化“毛细血管”交通网络连接。推动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和智慧应用超前布局、协同发展,实现重点区域5G网络全覆盖与综合应用,推进IPv6等新技术规模化部署。建设一体化示范区智慧大脑,推进跨区域数据信息共享,实现交通、旅游、文化、环保等“智能+”应用场景。

《方案》指出,要推行人才资质互认共享。在一体化示范区推行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证书、外国人工作许可证跨区域同行业认证、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人员资质互认等互认互准制度。探索建立统一的人才评价体系。打破户籍、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促进人才合理流动。制定实施符合一体化示范区发展需求的特殊人才政策,赋予一体化示范区统筹使用各类编制资源的自主权和更大用人自主权。

《方案》还提到,要探索创新财税分享机制。建立两省一市财政共同投入机制,共同出资设立一体化示范区投资开发基金,统筹用于一体化示范区开发建设。结合建设进程逐步探索财税分享机制,研究对新设企业形成的税收增量属地方收入部分实行跨地区分享,分享比例按确定期限根据因素变化进行调整。

《方案》表示,到2025年,一批生态环保、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重大项目建成运行,先行启动区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生态友好型产业创新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宜居等方面的显示度明显提升,一体化示范区主要功能框架基本形成,生态质量明显提升,一体化制度创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重大改革系统集成释放红利,示范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初步发挥。到2035年,形成更加成熟、更加有效的绿色一体化发展制度体系,全面建设成为示范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标杆。

内部报告

用好区块链技术 降低金融监管成本

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是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在金融领域应用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记账技术,对提升监管效率和政策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在资产代币化(资产代币化指发行区块链代币以电子数据方式代表可交易资产权益的过程,类似传统资产证券化过程)市场中,监管框架可对分布式账簿施行自动化合规监控,优化传递、验证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以市场共同经济动机所产生的信任机制为基础,区块链数据可被用于改进金融部门的合规机制。未来区块链技术有潜力降低监管成本,提升风险监控的效率,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

合规成本与质量的权衡

传统合规机制可谓繁文缛节,金融机构需要收集整理多层面的颗粒化数据,经过风控、合规、管理层等内部环节审核后,再报送市场监管方。在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下,金融市场逐渐发展壮大,公共风险不断提升,金融部门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加强金融风险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意味着金融数据要随时保持在可报送的状态。合规要求已然超越了静态遵守法律法规的范畴,需要在监管视野中纳入持续性、动态性及前瞻性。合规不力可能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声誉和竞争力,打击投资者信心,给市场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

信任是金融市场的基础,合规机制的建设时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传统合规机制需占用大量的市场资源,导致监管目标在高质量数据可获得性与合规成本合理可控之间产生矛盾。在传统监管过程中,对合规成本进行限制难免导致监管数据缺口,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在特殊时期的数据缺口会带来严重后果。在区块链技术的基础上,监管系统可以通过读取市场交易行为内生的分布式账簿,对合规情况和相关风险进行自动跟踪监控,减轻金融机构的合规负担。

嵌入式金融监管提升合规效率

分布式记账技术可应用在金融市场中,建立去中心化的资产支持代币交易体系,取代传统的中心化登记和审核程序。通过司法体制保障电子代币与标的资产之间的关联,各类证券资产交易所和场外市场都可利用代币交易体系契合供需交易,让市场自主管理交易和价格发现的过程。分布式记账技术的主要功能是建立由市场共同运营管理的交易平台,实现资金流动和证券所有权转移的自动化,降低市场管理成本和结算风险。

去中心化市场通过参与者的共同经济动机去验证区块链中的信息,确保分布式账簿的数据质量。在缺少中央对手方的情况下,由市场的经济共识所建立的信任机制是完成交易的基础条件。基于此,国际清算银行近期提出嵌入式监管概念,建议监管部门简化审核程序,专注于研究共同经济动机,通过政策引导市场行为,维持信任机制。分布式账簿自动收录实时信息,可被监管机构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直接提取使用。不过,出于隐私安全的考虑,账簿应该被加密管理,合规要求可限定不同机构对数据范围和层级的读取权限。

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的研究认为,银行间债券市场可作为先行试点推行资产代币化,将代币交易的范围局限于少量授权金融机构。银行业监管可对分布式账簿中有关资产负债金额及相应风险等信息进行自动监控,进而验证巴塞尔协议的合规情况。分布式记账技术和代币交易体系对风险控制的帮助不仅局限于传统的财会报表历史余额分析,还可以跟踪实时数据进行自动模拟运算。

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报告指出,利用分布式记账技术进行监管,不代表金融机构董事会或高管层所承担的合规责任将得以减轻。因为任何技术都可能出现漏洞,管理层必须在执行层面掌握相关的审慎管理要求,保证企业有能力及时应对技术故障。另外,即使一家机构在分布式记账市场中交易,其部分业务可能还活跃在传统交易市场中,相关业务范围的界定与合规责任仍需由管理层承担。

三方面进行市场优化

监管部门的目标是通过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具有高质量、低成本、包容性等优势的金融服务,并强化金融系统稳定性。以此目标为指引,未来监管部门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市场优化,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运用分布式记账技术降低合规机制的固定成本,使规模较小的金融机构与大型系统性重要机构公平竞争。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在为防范系统风险制定审慎监管政策。国际成熟市场的证据表明,过高的固定合规成本正逐渐弱化金融行业的竞争环境。监管机构应该在市场结构的发展中担任积极主导的角色,为去中心化交易平台的设计提供方向性指导,通过合规过程自动化、建立相关管理标准等举措降低固定合规成本。

二是监管部门应提高审核效率,优化分布式记账市场中官方许可和官方信息的获取方式。金融产品的发行与交易通常需要有关部门的登记和许可,金融合约时常挂钩政策利率等公共部门数据信息。由于去中心化市场中的分布式账簿已被市场参与者的共同经济动机所验证,监管部门可简化审核程序,使官方信息的登记与传递方式融入自动化运营的去中心化市场中,降低金融企业的边际运营成本,进一步推动普惠金融发展。

三是监管框架应涵盖新技术的行业准则和行政执法机制,以应对去中心化市场中可能产生的争端问题。免除中央对手方的合约交易体系无法从根本上摆脱不确定性,所以智能合约的参照信息仍可能出现虚假错误。社会经济活动可能出现极端复杂情况,基于分布式记账技术的交易市场未必能够妥善自我处理。去中心化的自动交易体系有简化交易流程、提升市场运营效率的潜在价值,但是监管体系仍需引导市场的共同经济动机,承担维持金融系统稳定性和化解公共风险的责任,为金融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可靠的后盾。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 吉嘉)

政策借鉴

广西贺州立足地域优势谋发展 “双飞地”对接大湾区

广西贺州围绕建设“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这一目标,对标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机制“优服务”。同时,探索“双飞地”经济模式,引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补齐产业短板。

进一扇门办百样事

贺州对标粤港澳大湾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机制“优服务”,想方设法“强服务”,领导带头“拼服务”成为贺州市东融的一道风景。

位于太白湖片区、市文化中心正对面的贺州市民服务中心,35个部门13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市民服务中心;公安、不动产登记、社保、税务、商事登记等引进自助服务设备,免排队叫号,实现服务智能化。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开启审批服务新速度。“这里可以一站式办好,百姓只进一扇门、能办百样事。”贺州市营商环境局副局长黎国良表示,市民服务中心大力推行“线上线下、线上为主”的办理模式,按照“一个部门牵头、一个窗口受理、一套材料申报”的做法,整合企业登记、印章刻制、申领发票等事项,提供“企业开办”套餐式服务,办理时限由5个工作日压缩至0.5个工作日,企业登记设立在30分钟内办结。整合“工程投资项目建设”流程,备案类项目审批压缩至20.5个工作日,核准类项目压缩至35个工作日。

打造“双飞地”模式

路通了,营商环境改善了,贺州市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突破传统的产业发展路径,大胆把目光瞄向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兴产业。

为解决与粤港澳大湾区因创新能力落差而出现的创新企业水土不服、创新成果接不住的现象,贺州市探索出“双飞地”产业育成模式,即以贺州为“飞入地”,探索科研孵化在大湾区、生产转化在贺州的“飞地园区”“飞地景区”模式;以贺州为“飞出地”,引导贺州企业走出去,以合资促引资、以品质换品牌、借渠道拓市场,探索生产、加工、仓储在贺州,销售市场、品牌宣传、产品研发在大湾区的“飞地企业”“飞地市场”合作模式。

为做大做强“双飞地”经济,贺州市按照“两地协同、三点一线”的思路,鼓励粤港澳大湾区各类技术创新孵化机构在贺州设立“飞地”平台。同时,贺州发挥市政府驻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联络处、东融产业投资集团的桥梁作用,建设贺州产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产业化生产基地。此外,贺州市设立了贺州、深圳等新产业育成中心,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推进科研成果与孵化企业科技转化,实现了与创新高地的无缝对接。

新产业育成中心还配套设置引导基金和招商公司。引导基金即贺州市东融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专门从事新兴产业的培育投资;招商公司即深圳东融新产业育成中心有限公司,负责育成中心的项目发掘、管理和基金投融资业务。这种运作模式突破了招商人员为政府人员的现状,实现了企业化、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模式,效率大幅提升。新产业育成中心的任务主要是精选深圳现有创新体系中已经完成初期孵化的在研项目,通过关键节点投资促进“末端提速孵化”,让深圳等地的在研项目顺利升华为贺州的产业项目。

“双飞地”发展模式,实现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和贺州产业化基地间的有效衔接,使育成项目在贺州进行产业化再开发和转化,取得最终产业化成果,形成了“引资、引智、引技”三位一体的跨区域协同创新的新模式。实践证明,贺州不但培育了新兴产业,还加快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补齐了产业短板。

“双飞地”经济模式,使贺州与粤港澳大湾区在创新上的巨大落差变成了巨大潜力,贺州发展的新动能正日益形成。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贺州市新经济已呈现多点开花,集群发展的态势,“大落差”变成了贺州产业发展的“大腾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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