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體版  |   登录  |   注册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82期
来源: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19-12-17 17:44:49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82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91217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2020年全球经济的四只灰犀牛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

两部门就消费税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易纲: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管涛:当前货币政策凸显五大新内涵

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壮大实体经济

要情文摘

政治局研究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

“互联网+”促进社会服务提质增效

我国油气管网进入集约化发展新时代

长城、大运河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

九部门: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

财政部规范国有金融企业增资扩股行为

内部报告

中国金融体系:可控的“灰犀牛”和四类“新风险”

政策借鉴

贵州实施绩效管理释放预算资金效益

经济分析

2020年全球经济的四只灰犀牛

落幕即序曲,2020年作为新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转承之年至关重要,全球经济究竟何去何从呢?我们已经看到四只缓慢行进中的灰犀牛的阴影正在笼罩着全球经济。

一、中美经济关系调整进程的不确定性对于全球总供需的冲击

2018年以来,困扰全球经济运行程度最深、时间最长、不确定性最大的因素,无疑就是中美经济关系的调整进程。迄今双方已进行了多轮磋商谈判(包括两次元首会晤和十三轮高级别经贸磋商),期间历经多次反复,近期双方取得较多共识,但鉴于特朗普在美韩、美日、美墨加以及美欧经贸谈判中反复的表现,即便阶段性协议能够签订,也无法有效约束美方不再对中方进行单方干预。

另外,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处于调整之中,但至今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尚未确立,内生增长动力也未完全恢复,各国均不同程度地在推进自身的结构调整,而中美经贸关系的调整则是内嵌于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之中,必然对全球经济运行产生正负反馈影响。

目前,美国从中国的进口规模占全球进口总额的3%左右,中美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也接近40%,加之中美双边贸易规模占中美各自贸易总量的比重保持在20%左右,因此仅从贸易层面,就可显见中美经济关系调整对于全球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和广度。

在本次危机前,美国的消费和中国的投资分别是各自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而且中美还分别是全球经济供需两端的重要因子。客观讲,危机前全球经济之所以能够实现大缓和(高增长、低通胀),与中美供需之间全球产业链的延伸密切相关。但本次危机之后,中美内部均发生巨大结构性变化,例如:美国人已经改变了过度消费,美国家庭净储蓄率已由危机前的2.5%升至7%-9%的水平,而中国人消费需求开始提升,同时中国居民的杠杆率开始快速上升,已由危机前的17%升至50%以上。因此,从中长期而言,依照各自内部经济结构的变化需要,中美之间经济关系的调整也将是必然的。

因此,对于2020年的全球经济而言,第一只灰犀牛就是中美经济关系调整进程的不确定性,若该进程再次出现间歇式反复,并且短期的不调和向更广的范围蔓延,那么必然对全球经济造成深度和中期负面冲击。

二、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制造业衰退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冲击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中断了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趋势,而且还诱发全球化逆潮的出现,逆潮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英国脱欧公投的意外通过,之后英欧就陷入异常复杂的磋商谈判困境之中,给刚经历过债务危机的欧洲经济蒙上巨大的阴影。

2018年以来,德国制造业开始出现趋势性下行,今年德国制造业PMI更是始终处于50%的荣枯线下方,且加速下行,德国经济已在今年二季度出现了负增长,显示其正在接近衰退,受此带动,欧洲制造业PMI已落至42%以下,为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目前,全球制造业正处于工业化3.0的尾部,作为该阶段工业化强国的德国虽已于2013年提出了工业4.0,但工业化3.0的红利衰减还将对德国持续产生不利影响,例如,德国出口的高科技产品占其出口的制成品比重已经连续两年下降至16%,平均降幅是一年一个百分点;再例如,德国对华的进出口增速自2018年就持续处于下降趋势,至今年则已连续数月为负增长。

2018年,全球经济总量约85万亿美元,其中欧盟约19万亿美元,占比为22%。在欧盟中,英国经济占比为六分之一,德国经济占比为五分之一,相应地,英国脱欧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经济中将有1/6分离出去,如果德国真的陷入衰退,那必将对欧洲经济是双重打击。

更为严重的是,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2年欧债危机,欧洲央行政策取向一直处于非常规宽松状态,并未像美国与中国等国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因此,欧洲央行的政策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加之负利率政策的有效性至今尚有待确认,换而言之,欧洲央行应对衰退的政策空间几乎殆尽。相应地,欧洲经济政策将更依赖于德国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协调,但由于财政政策至今依然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短板,所以财政刺激政策的期盼要想真正落地,难度十分巨大。

因此,对于2020年的全球经济而言,第二只灰犀牛就是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制造业衰退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一旦其衰退程度和持续期远超其自身的承受力范围,那负面冲击必将蔓延至全球。

三、民粹主义的蔓延对全球社会秩序的冲击

伴随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衰减,加之全球化红利的消失,之前掩藏在持续增长背后的社会福利分配不公平的矛盾相继水落石出,尤其是年轻人就业机会迟迟未见明显改善,更是助推了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蔓延和激化。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就业情况为例,目前三国低于25岁年轻人的失业率分别为19%、29%和33%,虽较欧债危机时期的峰值有所回落,但依然高于危机前的水平。

与此同时,互联网覆盖度的大幅提升,使得民粹主义下的很多局部负面情绪通过网络瞬间蔓延为全局矛盾,而且在情绪传染过程中,还被很多噪音信息所强化。例如包括西班牙加区独立公投、法国“黄马甲”运动、智利地铁票涨价引发民众抗议等社会骚乱事情中,互联网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最近因上调油价而起的伊朗社会民众抗议事件中,伊朗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首先就是切断境内互联网。但鉴于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简单的断网只会激发更广范围社会民众的不安和不满。

因此,范围快速扩大、频率逐渐提高的民粹主义社会骚乱,借助互联网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但目前各国政府的有效治理手段其实十分有限。而在全球化逆潮的大背景下,各国市场和投资环境对于其经济状况又至关重要,民粹主义的蔓延必将对此产生负面冲击,从而进一步削弱全球资本的配置效率。

四、持续加重的经济担忧对全球金融市场乐观情绪的冲击

本次危机的复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市场持续乐观的情绪。例如,自2009年2月份全球股市触底回升以来,至今MSCI全球指数累计上涨了190%、MSCI发达市场指数累计上涨了200%、MSCI新兴市场指数累计上涨了154%;与此同时,全球利率水平持续走低(债券利率走低意味着债券价格上涨),平均累计下降幅度超过了200BP,尤其欧洲和日本等地区已形成了负利率趋势,全球负利率债券规模一度接近18万亿美元。由此,本次危机复苏之后,在低利率环境的乐观情绪推动下,全球金融市场始终处于上涨态势。

今年以来,制造业下滑、贸易纷争继续、收入分配矛盾激化以及地缘政治风险凸显等多因素叠加影响,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均不同程度地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所以今年3月份之后,全球货币政策再次同步宽松,截至目前全球已有近60%的央行采取了降息等宽松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最多有近80%的央行实施了宽松政策。但与当年不同的是,各国在应对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已耗用了很多政策空间,由此严重制约了各国再次宽松的政策实际空间,从而会削弱市场对于央行的信仰。再考虑到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全球化逆潮在短期内只会强化、不会弱化,因而当前全球经济的下行趋势能否被遏制,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虽然,目前金融市场仍然对央行充满信仰,也还保持着乐观情绪,金融市场依然对全球经济提供着支撑,但市场信仰一旦被经济下行担忧击垮,尤其是持续10余年的股票牛市被终结,那么很有可能金融市场预期的逆转就会成为压垮全球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

(作者:CF40青年论坛成员、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 张涛)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会议指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明年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两部门就消费税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两部门在当日一并公布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表示,目前消费税立法条件成熟。两部门在说明中介绍,在制定征求意见稿时,延续了消费税基本制度框架,保持制度稳定;将已实施的消费税改革和政策调整内容体现在法律草案中;根据消费税调控特点,授权国务院调整税率。

专家表示,消费税暂行条例历经26年改革实践,经历数次税制优化,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在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节点,适时推出消费税立法势在必行。

根据《征求意见稿》,消费税税目包括烟、酒、高档化妆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鞭炮焰火、成品油、摩托车、小汽车、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电池和涂料。消费税实行从价计税、从量计税,或者从价和从量复合计税的办法计算应纳税额。

今年10月,国务院发布《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提出,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业内专家认为,此举有助于补充地方税收收入来源,进一步健全地方税收体系,同时能引导政府主体关注对于消费市场的扶持,优化营商环境。

为体现这次改革方向,《征求意见稿》对“纳税人”的规定作了调整。此前,消费税暂行条例中纳税人的规定,涉及生产、委托加工、进口、销售等多个概念。随着消费税改革的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又增加了批发、零售,考虑到生产、批发、零售都会发生销售行为,《征求意见稿》对相关概念进行了整合,统一表述为在我国境内销售、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并对消费品自用情形进行单独表述。

《征求意见稿》提出,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国务院可以调整消费税的税率,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对此,两部门在对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提出,消费税是调节税种,对生产和消费行为具有重要调节职能。国务院需要根据经济发展、产业政策、行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等因素,对消费税税率进行相机调整。因此,《征求意见稿》设置了对消费税税率的授权条款。

同时,根据《征求意见稿》,国务院可以实施消费税改革试点,调整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和征收环节,试点方案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地方税体系、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的有关要求,后移消费税部分消费品征收环节等消费税改革工作一直在推进中。考虑到这些工作在消费税立法后仍将持续,因此需要依法授权国务院组织开展相关试点。为落实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减少纳税人办税频次,减轻纳税人申报负担,《征求意见稿》取消“一日、三日和五日”等3个计税期间,新增“半年”的计税期间。

专家表示,增值税、消费税是现行以暂行条例为依据征收的最大的两个税种,此次消费税法征求意见稿和前不久的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的公布意味着税收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是完成“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任务迈出的关键一步。

易纲: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货币是金融体系的血液,我国货币政策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与每一家企业、每一个家庭息息相关,关乎大家手中的“票子”,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无论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是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都要求我们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策。

一、从历史演进看货币政策的本源和目标

“发展金融业需要学习借鉴外国有益经验,但必须立足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我国金融发展特点和规律,不能照抄照搬”,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深化对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

从全球范围看,20世纪“大萧条”以来货币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进。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货币政策目标比较多,主要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出现了严重的“滞胀”。以凯恩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失业下降)与物价上涨之间有稳定的相关性,也就是说只要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就可以换来较高的经济增长。因此,当时的货币政策目标较多,且更多侧重于经济增长。但是,发达经济体依靠货币刺激实现高增长的做法并不成功。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众所周知的“滞胀”问题,也就是经济停滞和高通胀同时发生,当时美国物价年均涨幅超过10%,企业倒闭、银行破产和失业率都创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高。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通胀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较快,但忽视了金融稳定。这一时期,保持物价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或唯一目标。总的来看,货币政策在反通胀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加之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改善了经济供给面,全球性的高通胀得到有效缓解,主要发达经济体迎来了低通胀、高增长的“大缓和”时代。但是,中央银行在盯住价格稳定的同时,忽视了金融稳定。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物价指数相当稳定,但大宗商品和资产价格大幅飙升,系统性风险累积。因盯住低通胀而形成的宽松货币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产泡沫和金融风险。这些都成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着力完善金融监管框架并强化宏观审慎管理,货币政策再次转向刺激经济增长,但超宽松货币政策效果面临新的挑战。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了空前的货币刺激,从降息等常规货币政策,到零利率、量化宽松、前瞻性指引乃至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有力对冲危机冲击,防止了经济和价格出现螺旋式下行,不过从中长期看也可能会延缓经济内在的调整进程,加剧结构性问题。近些年,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下行速度明显快于经济增速和通胀的下行,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的效果呈边际递减的态势。由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债务高企、增长动力不足、通缩压力挥之不去,非常规货币政策正趋于“常态化”。

为什么发达国家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及预期呢?一是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是由重要经济结构性变量决定的。比如,人口老龄化将导致潜在经济增长和生产率增长减缓,储蓄增加、消费和价格水平降低;技术进步也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对劳动力成本下降也有重要影响。但这些因素都不是货币政策和低利率所能改变的。若因宽松货币政策而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反而会延误问题的解决。二是在缺乏增长点的情况下,央行给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但商业银行资金贷不出去,容易流向资产市场。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三是零利率和负利率政策会使利差收窄,挤压银行体系,弱化银行货币供给的动力。

货币政策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预期的引导和把控,这也是中央银行可信度的重要体现。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央行把盯住通货膨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锚,用于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多数发达国家把2%作为通货膨胀目标,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比2%高一些,比如3%或4%。如果受上述基本面因素影响,某国长期通货膨胀的客观和真实走势是1%,而中央银行为引导预期把通胀目标定为2%,并通过宽松货币政策进行引导,则其结果肯定是事倍功半的。正确的做法是,各国中央银行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通胀目标,从1%到4%可能都是合理的选择区间。比如,发达国家和人口老龄化经济体最优的通胀目标可能是1%或1.5%,发展中国家和人口年轻化经济体可选择3%或4%,有些持续高通胀的经济体还可以把通胀目标定得更高一些,比如超过4%。货币政策(比如对通胀目标的确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和引导社会公众的预期,但前提是这种引导离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趋势不远,这样的货币政策才是符合实际和有效的。

上述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对货币政策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的过程。每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背景不同,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同,货币政策总的来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时不够及时、有力,有时又会走得“过远”。关键是要明确职责、定位和目标,既不畏手畏脚,也不大手大脚。

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货币政策保持币值稳定这一本质属性,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同时与其他政策形成有效配合,取得了重要的规律性认识。

一是货币政策需要关注经济增长,又不能过度刺激经济增长。从世界历史上看,货币政策曾被用作追求经济增长的手段,甚至希望通过容忍高一点的通胀来换取更高一些的经济增长。但实践表明,这样的想法难以实现,甚至会出现“滞胀”的后果。货币政策短期看似乎只影响需求,但中长期则会影响供给和经济结构,过度使用有可能留下复杂的“后遗症”。应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政策目标和政策力度。

二是坚守币值稳定这个根本目标,同时中央银行也要强化金融稳定目标,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保持币值稳定,并由此为经济增长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是货币政策的根本目标。要根据形势发展,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确定和衡量价格水平的方式、方法。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和资产市场规模巨大,且容易产生顺周期波动。因此,必须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更好地维护金融体系稳定。

三是货币政策不能单打独斗,需要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几家抬”形成合力。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同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面对经济金融问题,关键是找准病根,对症下药。要深刻认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能发生的变化。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而经济增长根本上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二、新时代我国货币政策的使命与担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切实维护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就金融工作而言,就是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并把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为此,货币政策要找准时代使命、履行时代担当。

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评判和衡量货币政策,根本上是要看其是否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使命。不能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毛”了,不值钱了。适当的货币条件可以促进财富增长,不适当的货币条件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和金融风险,甚至引发社会性问题。应当看到,保持正的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总体上有利于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符合中国人储蓄有息的传统文化,有利于适度储蓄,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世界经济可能处在长期下行调整期的环境下,要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是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相互叠加,但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上的问题。为此,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结构调整优化是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要尊重经济规律,不能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就货币政策而言,要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和结构调整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政策过紧,会加剧总需求收缩和经济下行;政策过松,又可能固化结构扭曲,推高债务并积累风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传统上作为总量政策的货币政策,也可以在引导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过多使用结构性政策也可能会导致总量出问题。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始终保持松紧适度,加强预调微调,为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

三是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当前,货币政策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就是要着力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激励相容机制,抑制金融脱实向虚,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薄弱环节。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前期积累的风险难免会水落石出。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上,中央银行要精准发力,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要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压实各方面责任,共同发挥好在防控系统性风险中的支柱性作用。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去杠杆、防风险过程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的阶段性影响较大,融资难问题比较突出,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切实加大对小微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支持,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

三、把握好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中国人民银行将坚持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一是总量适度,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近年来,我国GDP增速从10%左右逐步降至今年前三季度的6.2%,同期广义货币(M2)增速从13%左右降至8.4%,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从15%左右降至10.8%。货币政策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调整,总体保持稳健。2016年,我国经济企稳,同时金融市场加杠杆和资金空转问题较多,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稳健中性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有效抑制了债务膨胀。2018年以来,针对内外部因素“几碰头”导致的信用收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及时出手、主动作为,先后七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大幅增加中长期流动性供应,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有效对冲了信用收缩压力,稳定了市场预期。货币政策较好平衡了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之间的关系。下一阶段,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条件与潜在产出和物价稳定的要求相匹配,实施好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松紧适度,继续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

二是精准滴灌,引导优化流动性和信贷结构,支持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创新和丰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创设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支农支小再贷款等,运用定向降准,发挥好宏观审慎评估的逆周期调节和结构引导作用,优化流动性的结构和布局。2018年以来,针对信用收缩过程中小微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遇到的融资困难,注重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在促进信贷、债券、股权融资方面“三箭齐发”,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为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工具,研究创设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金融部门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下一阶段,要继续合理运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并根据需要创设和完善政策工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补短板、强弱项,支持经济结构调整优化。

三是协同发力,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是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管理改革重要的全球共识。货币政策主要针对整体经济和总量问题,侧重于经济和物价水平的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则可直接和集中作用于金融体系或某个金融市场,抑制金融顺周期波动,防范跨市场的风险传染,侧重于维护金融稳定。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和强化,形成两个支柱。我国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有较好的条件和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后又在全球率先进行实践和探索。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引导信贷回归常态,防范信贷过快增长可能引发的风险。之后,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更全面和多维度地对金融机构的稳健性进行评估和引导,并从以往仅盯住贷款扩展为广义信贷,还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范畴考核。考虑到跨境资本流动容易产生顺周期波动,建立了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通过市场化手段进行逆周期调控,防范资本大进大出冲击宏观稳定。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按照因城施策原则,加强对房地产金融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强化对房地产整体融资状况的监测,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对房地产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建立起宏观审慎管理的专职部门,正在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宏观审慎管理,未来还将逐步拓展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面,完善宏观审慎管理的组织架构,更好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四是深化改革,强化市场化的利率形成、传导和调控机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利率杠杆是市场化配置金融资源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稳步推进,管制利率逐步放开,有利于推动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调控为主逐步转型。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放得开”的同时也更加注重“形得成”和“调得了”。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持续在7天回购利率上进行操作,释放政策信号,构建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发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作为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建立公开市场每日操作常态化机制,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央行操作利率向债券利率、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逐步提升,市场主体对利率的变化更为敏感。目前,正在稳步推动管制利率和市场利率“两轨合一轨”,进一步疏通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2019年8月,推出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按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加点形成,通过市场化改革打破贷款利率隐性下限,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以银行永续债为突破口补充资本,提升银行可持续支持实体经济能力。针对银行发行永续债面临的法律、监管、会计等多方障碍,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部门沟通,并向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征询确认,提出了应对之策。2019年1月,首单银行永续债成功发行,截至9月末已发行4550亿元,银行预期明显改善,社会信用收缩压力得到缓解。

五是促进内外均衡,完善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宏观经济格局下,灵活的汇率机制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内外均衡的稳定器。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强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机制,逐步形成了市场化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同时,推动外汇市场发展,完善外汇市场自律机制。汇率市场化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国际收支更趋平衡,中国人民银行已退出常态化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水平和弹性显著提高,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保持了稳定地位。需要强调的是,人民币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我们不将汇率工具化,也绝不搞“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推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改革,保持汇率弹性,并在市场出现顺周期苗头时实施必要的宏观审慎管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当前,我们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复杂多变,机遇和挑战并存。从国际上看,金融危机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零利率”状态附近难以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被迫“常态化”。分析美、欧、日发达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在未来几年的取向,可作出如下判断: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中国经济增速仍处于合理区间,通货膨胀整体上也保持在较温和水平,加之我们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应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即使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向零利率方向趋近,我们也应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同时,应主动作为,继续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健全金融宏观调控机制,更加重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优化结构、减税降费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供给体系、需求体系和金融体系相互支撑的三角框架,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管涛:当前货币政策凸显五大新内涵

上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求是》杂志上发表《坚守币值稳定目标 实施稳健货币政策》文章,全文对于加深理解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具体内涵大有裨益。

货币政策框架要符合国情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框架采取多目标制的做法被业界所诟病。然而,从二战后全球货币政策框架的演进看,也是经历了从多目标到单一目标再到多目标的反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央行更是普遍反思了单一盯住通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将金融稳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函数。由此可见,不同时代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货币政策框架演进的过程,也是人类社会对货币政策不断探索和深化认识的过程。

实践中不存在所谓最优的货币政策框架,唯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鉴于中国经济“转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征,货币政策多目标制是现实的次优选择。当然,在具体实施中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动态调整不同目标的权重,妥善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与“防风险”(或者说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

该文专门以物价稳定目标为例说明,不同的国情对应着不同的通胀目标,提出1%-4%都是合理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在的通胀水平是可以接受的。该文特别强调,通胀目标的设定只有离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趋势不远,才能够起到稳定和引导社会公众预期的效果,这样的货币政策才是符合实际和有效的。

在谈及“坚守币值稳定”这个根本目标时,易纲指出,中国要根据形势发展,探索更为科学合理地确定和衡量价格水平的方式方法。

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该文客观分析了后危机时期,主要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利弊。主要结论是,短期内对冲了危机冲击,防止了经济和价格螺旋式下跌,但从中长期看延缓了经济内在的调整,加剧了结构性问题,最终形成货币刺激依赖,非常规货币政策趋于“常态化”。

从各国货币政策的新实践看,经济增长趋势等基本面因素是由重要经济结构性变量所决定的,货币过度宽松会降低改革和调整的动力;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贫富分化,延长危机的调整;零利率和负利率会使利差收窄,弱化银行体系。

该文提出,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增长方面,既不能畏手畏脚,也不能大手大脚,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好政策目标和政策力度,高度关注货币政策过度使用后对供给和经济结构的中长期影响;要注意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相互配合,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保持短期的需求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而经济增长根本上取决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

维护金融稳定是央行新使命

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传统目标的同时,又加入了金融稳定的目标。

该文指出,一方面,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和资产市场规模巨大,且容易产生顺周期波动;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前期积累的风险难免会水落石出。为此,央行要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把保持币值稳定和维护金融稳定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关键点上,央行要精准发力,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同时,要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压实各方面责任,共同发挥好在防控系统性风险中的支柱性作用。

日前高层专门研究推进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工作,提出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注重在改革发展中化解风险,完善防范、化解和处置风险长效机制。

促进财富增长是央行保持币值稳定新担当

该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货币政策的人民性体现为,能否守护好老百姓手里的钱袋子,保持币值稳定,不让老百姓手中的票子变得不值钱了。

而这方面有别于维持物价稳定的传统使命,还包括用适当的货币条件促进财富增长,避免加剧贫富分化和金融风险;要保持正利率,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这符合中国人储蓄有息的传统文化,有利于适度储蓄,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该文突出强调,要在世界经济可能处在长期下行调整期的环境下,做好“中长跑”的准备,尽量长时间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以维护长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即使全球货币放水,中国也将坚持稳中求进、精准发力,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坚守好货币政策维护币值稳定和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福祉的初心使命。

货币环境要与潜在经济产出要求相匹配

之前的相关提法是,保持广义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而这里是第一次提出货币环境要与名义潜在经济产出(含物价变动)要求相匹配。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是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叠加,但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和发展方式上的问题,结构调整优化是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该文明确在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货币政策要把握好总量政策的取向和力度:政策过紧,会加剧总需求收缩和经济下行;政策过松,又可能固化结构扭曲,推高债务并积累风险。

所以,未来央行的货币总量调控是要与名义潜在产出增长相匹配。也就是说,随着人均国民收入从低收入走向中高收入甚至高收入阶段,潜在经济增长放缓,广义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下行将成为“新常态”,全社会必须深刻认识和主动适应这种变化。

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国际实践表明,过度的货币刺激反而会在中长期造成诸多复杂后遗症,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与此同时,为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货币政策也可以在引导结构调整优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还要着力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尤其是薄弱环节。

以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壮大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仍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期,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对此,应全面深化重点领域体制改革,着力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地显效,合理安排重点领域改革优先次序,并强化改革措施配套,着力提升经济发展潜力和韧性,培育壮大新动能,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一、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统一完整、法治规范、公开透明、运行高效,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持续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政府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一是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政府行为、实现有效监督,加快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二是深化税收制度改革,优化税制结构、完善税收功能、稳定宏观税负、推进依法治税,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体系,充分发挥税收筹集财政收入、调节分配、促进结构优化的职能作用;三是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在增值税中央地方“五五开”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所得税实行中央地方“五五开”的可行性,逐步取消历史遗留的基数返还问题。

二、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健全资本市场体系

要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在土地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一定条件下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增加建设用地的供给。完善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三权”的抵押、担保等活动,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盘活土地资源。在自然资源市场,建立以竞争价出让为主的国有资源出让方式。对国有资本控股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主辅分离、网运分开、公益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开的改革。特别是水、石油、天然气、交通、电信等领域,应当加快改革步伐,放开竞争性环节的价格。在资本市场,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

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把国有企业打造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充分激发和释放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引领力。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坚持权利、义务、责任相统一,坚持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相结合,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一是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迈出国企改革实质性步伐。二是依法落实企业自主权。继续推进简政放权,依法落实法人财产权和自主经营权;转变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由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转变;切实落实和维护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利,保障经理层经营自主权。三是推动企业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推进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股权多元化,大力推动国有企业改制上市;以推进董事会建设为重点,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企业领导人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实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深化企业内部用人制度改革,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合理流动机制。四是促进企业公平参与竞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

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行政体制改革的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行政分权和政府职能转变上,行政分权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为其他各领域改革顺利推进创造了良好环境。应该将职能转变作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将激发经济与社会活力作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最终落脚点。一是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规范行政行为,加强行政执法部门建设,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二是规范垂直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三是加大机构整合力度,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制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四是统筹政府机构设置,减少领导职数,严格控制编制。五是深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五、深化科技创新体制改革,激发创业创新活力

健全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引导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深化科研院所分类改革和高等学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符合创新规律、职能定位清晰的治理结构,完善科研组织方式和运行管理机制。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加大创新型人才培养力度,对从事不同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实行分类评价。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制度,加大对科研人员转化科研成果的激励力度,构建服务支撑体系,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支持创新机制,构建多元化融资渠道,形成各类金融工具协同支持创新发展的良好局面。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强科技、经济、社会等方面政策的统筹协调和有效衔接,改革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完善科技管理基础制度,建立创新驱动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

六、增强重点领域改革的协同性,形成改革合力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仅要求提高对改革的认识水平,而且要求强化大局意识和责任担当。改革既是思想觉醒,更是利益调整,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上的障碍,又要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面对在体制机制中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硬骨头”,要凝聚起全社会的共识,大胆进行突破;面对涉及不同群体错综复杂关系和不同利益诉求的“险滩”,则要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设计,尽可能凝聚社会最大公约数,稳妥渐进实施,取得最佳效果。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必须把强化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与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有机统一起来。既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搞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要尊重群众的实践创造,尊重基层的探索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把人民群众的真知和智慧、热情和勇气化为改革的巨大推动力,做到改革人人参与、成果人人共享。

七、发挥重点领域改革的长短结合效应,形成改革持久力

应同时着眼于挖掘经济长期增长潜力和提振短期增长动力,发挥重点领域改革的长短结合效应。长期政策应坚持效益原则,着重从供给角度“调结构”,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减少政府干预,纠正资源错配,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重构经济增长动力。一是以放宽准入、优化资金来源结构为切入口,增加投资需求。二是以打破垄断、促进竞争为突破口,增加有效供给,满足消费需求。三是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主动顺应全球化经济治理新格局新规则,实现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升级。短期政策应坚持底线思维,从需求角度“稳增长”,确保我国经济运行于合理区间。推进财税、户籍、土地等领域改革,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可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首先,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投入,释放农村消费需求。其次,以发展养老服务业为契机,引导和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增加城镇消费需求。再次,以加速推进5G应用和宽带建设为基础性工程,优化消费环境,促进信息消费。                              (执笔:陈彬)

要情文摘

政治局研究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2月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2020年经济工作,提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问题】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六稳”工作,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改革开放迈出重要步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深化,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升,“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进度符合预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

【对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我们要坚持用辩证思维看待形势发展变化,增强必胜信心,善于把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强大动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框架,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运用好逆周期调节工具。明年要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确保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实现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升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把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完善担当作为的激励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做好岁末年初各方面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互联网+”促进社会服务提质增效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和民政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的意见》,旨在推动“互联网+社会服务”发展,促进社会服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元化、协同化,更好惠及人民群众,助力新动能成长。

【问题】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社会服务是指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和旅游、体育等社会领域,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依靠多元化主体提供服务的活动,事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但当前,我国社会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偏低,社会服务资源相对短缺、优质服务资源供给不足,城乡、区域间优质社会服务资源配置不均衡,便捷化、智能化、个性化、时尚化程度不高,公益属性强、市场回报低、质量难评估、隐性门槛高。

【对策】《意见》提出,一是要以数字化转型扩大社会服务资源供给,推进社会服务资源数字化,激发“互联网+”对优质服务生产要素的倍增效应。加大社会服务领域数据共享开放力度,提升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建设完善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加强跨部门政务数据共享。二是以网络化融合实现社会服务均衡普惠,加快各类社会服务主体联网接入,推动实现偏远农村地区服务可及。展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社会服务在线对接,助力基本公共服务公平普惠。推进线上与线下社会服务深度融合,扩大线下服务半径。三是以智能化创新提高社会服务供给质量,进一步拓展社会服务便捷化、智能化、个性化、时尚化消费空间,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新技术创新应用,培育壮大社会服务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布局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为智能化社会服务应用赋能。四是以多元化供给激发社会服务市场活力。放宽市场准入,引导各类要素有序进入社会服务市场。培育社会服务平台,推动社会服务市场融合发展。五是要以协同化举措优化社会服务发展环境。坚持包容审慎,营造良好环境。强化安全保障,增强消费信心。鼓励试点先行,加强经验推广。

我国油气管网进入集约化发展新时代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大会12月9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政策背景:石油天然气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我国天然气行业改革发展取得了非凡成就,也积累了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市场主体不够多;基础设施不足,管网不能公平无歧视开放;管网互联互通存在障碍;管输费率水平偏高等。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国油气体制改革的思路和任务。意见强调,改革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提升集约输送和公平服务能力。

政策内容: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统筹,密切配合,勠力同心打好油气管网运营机制改革这场硬仗。相关油气企业和管网公司要做到无缝对接,建立油气产运销储贸协调运行机制,确保改革与生产运营两手抓、两促进。要鼓励和引导地方管网以市场化方式融入国家管网。管网公司要聚焦主责主业,专注油气输送业务,坚持开放透明、协作共赢,努力构建运营卓越、服务完善的管网平台,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政策点评:组建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公司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提高油气资源配置效率,促进油气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一是促进竞争,提高供给。实现运销分离,将自然垄断环节与市场竞争环节业务分开,让现有国有油气企业的资本支出更集中在勘探及提升产量上,还可使更多其他市场主体进入上游勘探开采或进口资源,从而提升天然气供应能力。二是公平开放,提高效率。国家管网公司是独立于国有大型油气企业的国有控股企业,可以确保公平开放。此外,国家管网公司要想获得政府监管下的准许收益,必须提高效率水平。三是吸引资本,加快建设。国家管网公司不仅可以引入民营资本,拓宽管网建设资金来源,还可以通过资本化、证券化渠道,上市募资广泛引入社会资本,改善管网投资建设效益,加快建设步伐。四是促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我国天然气价格改革的目标是“放开两头、管住中间”,国家管网公司成立后,对中间管输价格将得到有效监管,从而为“放开两头”奠定良好基础。

长城、大运河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启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政策背景:201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会议指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要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对各类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

政策内容:《方案》提出4个方面主要任务:一是修订制定法律法规。深化对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和立法建议论证,推动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理念入法入规。修订完善《长城保护条例》,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长征文物保护条例。相关省份结合实际修订制定配套法规规章。二是编制建设保护规划。相关省份对辖区内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摸底,编制分省份规划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分省份规划建议进行严格审核和有机整合,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分别编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相关省份对前期规划建议进行修订完善,形成区域规划。三是实施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基础工程。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作用,围绕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目标,聚焦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关键领域,系统推进重点基础工程建设。四是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强化顶层设计、跨区域统筹协调,健全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分省设立管理区,省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承上启下开展建设。

政策点评: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确定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制定印发《方案》,对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安排部署,是党中央推动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战略决策,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强大感召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九部门: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

近日,发改委、中央组织部、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着力增加旅游产品供给;加大力度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推动错峰出行。

交通方面,《意见》指出,提升高等级公路网通行效率,完善高等级公路网建设,加快推进高速公路待贯通路段建设以及交通拥堵路段扩容改造;提升高速公路配套服务功能,合理优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停车区布局,完善服务设施;完善高速公路与景区连接路建设,在高速公路规划、建设中充分考虑与重点景区连接道路的衔接,完善交通引导标识设置等;健全公共交通配套服务,包括节假日期间在机场码头、旅游集散中心、景区换乘站等重点地区加开临时接驳交通,有效提升主要旅游交通枢纽集散能力等。

《意见》还提出,加大投入力度,着力增加旅游产品供给。包括加强旅游产品和旅游景区规划布局;丰富节假日旅游产品供给;优化热门景区配套设施建设等。

旅游景区管理方面,《意见》明确,实施景区流量控制和门票预约制度,合理确定并严格执行最高日接待游客人数规模,在符合安全保障等相关条件的基础上,适当延长游览开放时间,鼓励开发夜间游览项目;大力发展“智慧景区”,提升智慧产品开发水平;探索节假日景区车辆进入预约管理,通过预约通行管理措施,引导游客出行向公共交通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意见》强调,加大力度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推动错峰出行,引导、鼓励职工和其所在单位更加灵活地安排带薪休假。鼓励用人单位在年初结合工作需要和职工休假意愿统筹安排当年休假,优先考虑子女上学的职工在寒暑假的休假安排。加强用人单位休假配套制度建设,积极推行岗位AB角制度,不断完善职工休假保障制度,做到工作不断、秩序不乱。

此外,《意见》表示,充分利用大数据加强预警分析和信息发布,引导游客在节假日期间理性出行。结合景区入园人数、道路运行状况等建立拥堵预警机制,通过导航提示、信息提示牌、诱导屏及媒体等平台及时发布高速公路、服务区及景区的拥堵预警信息。

财政部规范国有金融企业增资扩股行为

近日,为进一步加强国有金融资本管理,规范国有金融企业增资扩股行为,明确进场交易相关流程,防止国有金融资产流失,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国有金融企业增资扩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表示,中央及地方财政部门按照统一政策、分级管理的原则,依职责对国有金融企业增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

其中,国有金融企业是指国家可实际控制的金融企业(包括依法设立的获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各类金融企业,主权财富基金、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投资运营公司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等实质性开展金融业务的其他企业或机构),即通过出资或投资关系、协议、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金融企业行为,包括独资、全资、绝对控股、实际控制等情形。

《通知》所称增资扩股,是指国有金融企业增加资本金的行为。各级政府或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对国有金融企业注资,以及风险金融机构接受风险救助的情形除外。

具体来看:一是国有金融企业本级因增资导致国有股权比例变动的,须依法报同级财政部门履行相关程序;因增资导致国家不再拥有所出资金融企业控股权的,财政部门须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二是国有金融企业完成公司制改革、治理结构健全的,所属子公司增资行为原则上由集团(控股)公司按照公司治理程序自主决策。派驻国有金融企业的股权董事应当按照授权办法、本办法规定和派出单位的指示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

其中,重点子公司因增资行为导致实际控制权转移的,须报财政部门履行相关程序。重点子公司由集团(控股)公司综合考虑公司长期发展战略、金融业务布局、财务管理水平、风险管控能力、投资行业范围等因素确定,包括但不限于集团(控股)公司具有实际控制权的金融企业和上市公司,以及当期净资产占集团(控股)公司本级净资产超过一定比例(一般不低于5%)的各级子公司。

国有金融企业应建立重点子公司动态名录,并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三是国有金融企业未完成公司制改革、治理结构不健全的,所属子公司增资行为须报财政部门履行相关程序。

四是行政事业单位(除金融管理部门外)所办竞争性国有金融企业因增资行为导致实际控制权转移的,按现行管理体制,报财政部门履行相关程。

内部报告

中国金融体系:可控的“灰犀牛”和四类“新风险”

当前我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并非传统风险,这类新特征风险的出现,使得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且监管体系的一些问题也在影响监管效率。在金融稳定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明确监管的目标、逻辑以及政府在监管中的作用,并及时更新监管手段与理念应对新风险。

金融风险进入多发期,但总体可控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推动经济结构转变,金融风险进入多发期。

首先,从社会融资来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从2002年的14.85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7月末的214.13万亿元,年均增速8.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及其增速均不低于GDP。

其次,从产业构成来看,金融业占比越来越大,且未来这一比例还会持续上升。

此外,随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边界愈发模糊,金融业还将随着实体和金融的跨界发展渗透至市场和经济的方方面面。随着以上变化的产生,未来我国将进入金融风险多发频发期。

第二,“灰犀牛”风险虽大,但总体可控。当前我国在债务、影子银行、不良贷款、房地产和资产泡沫及过剩产能等方面暗藏“灰犀牛”风险。但“灰犀牛”风险可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

首先,债务高企带来的经济脆弱性,可以通过将国民储蓄向实体经济进行有效疏导来解决,充分发挥储蓄率托扶作用。2018年,中国储蓄率升至45.7%,缓冲了债务风险。

其次,影子银行问题突出但可控,应重点关注实体企业投资影子银行。目前影子银行规模占银行业总资产的22.8%,仍在可控范围内,但部分实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以较低利率从银行获取资金,然后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赚取中间价差,这对实体经济的转型、技术含量的提升以及金融系统的优化都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再次,不良贷款给金融体系带来一定风险。房地产和资产泡沫问题也不容忽视。

最后,过剩产能有所好转但压力仍在,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

第三,经济结构变化产生“新风险”。当前我国面临的许多问题并非传统风险。这类新特征风险的出现,让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失效。

首先,数字经济带来暗箱效应。数字经济下,呈现的数字仅仅是结果,过程被高度复杂的算法所掩盖,无从验证结果的准确性。

其次,被动投资规模增大,放大了市场的不稳定性。被动投资是被动反应型的投资方式,在市场因子发生变化时,计算机会自动增减持仓,因此会增加对市场的同向冲击,使得市场不稳定被放大,这也是美国近期市场几次重大波动的幅度都比预想更大的原因。

再次,市场与政策产生悖离。过去观点认为,政策与市场即便波动幅度不同,但走向大致相同。但在2017年之后,政策与市场之间却没有特别明显的相关性,传统理论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挑战。

最后,数据泄露与金融科技的反向应用同样带来风险。

监管体系的问题值得重视

在金融风险频发的背景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成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而加强风险管理体系建设,切实落实有关部门的风险管理职责,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条件。然而,以下问题仍存在于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亟待解决。

第一,现行金融稳定框架监管逻辑不清晰,监管目标不明确。

首先,现行监管框架将机构稳健性等同于金融稳定,容易引发道德风险和“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把机构稳健性与金融稳定划等号,会使得机构监管具有天然的道德风险,随着机构做大做强成为系统重要性机构,一旦它出现问题就会被救助,造成权责不对称。同时,这激励机构通过做同业业务以扩大规模,而同业业务过快发展将增强风险的传染性。

其次,现行金融稳定框架将市场宏观指标与货币政策划等号,当金融不稳定时,市场会期待货币当局宽松货币,以解决金融稳定的问题。

第二,技术发展和信息冲击对监管体系存在挑战。

首先,金融稳定管理手段和理念相对落后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变革。

其次,金融科技发展使得市场信息趋同,市场波动方向日趋一致,因此流动性突然消失或者突然丰沛,或将导致系统性风险。

最后,金融科技被反向应用,数据泄露情况严重。2018年,金融业、政府与工业企业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者,分别占比33%、30%以及22%。ICO(Initial Coin Offering)被用于非法集资;而信息时代,客户的数据泄露频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明确监管目标与逻辑

基于对中国金融风险现状、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对国际研究的探讨,与会专家在制度设计和市场监控两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第一,在金融稳定制度设计过程中,应当明确监管的目标、逻辑以及政府在监管中的作用,并及时更新监管理念与手段应对新风险。

首先,应当加深对金融风险特定含义的认识。金融稳定是指系统的稳定,而不是指每一个金融机构都稳定。从生态上来说,当个别机构存在风险时,通过让其破产倒闭,反而能激励市场竞争,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如果市场没有竞争,整个系统实际上是在堆积风险。因而,可以考虑推动机构市场化退出,从而提升市场效率。

其次,监管层在金融条件宽松和风险偏好强烈的情况下需要对未来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下行风险保持警惕,因为金融脆弱性可能会滋生其中。金融稳定风险反映了金融脆弱性与负面冲击的相互作用。在政策设计时,可以通过引入合适的逆周期宏观审慎工具,在风险偏好强烈的情况下适当增加信贷成本,限制金融脆弱性的积累,避免风险价格和金融条件大起大落,并增强金融机构、企业和住户对负面冲击的韧性。

资产价格的表现对于判断内在风险事件的演变和发生的概率有帮助,监管层应重视资产价格信号的有效性。此外,监管层应当把握好引发金融不稳定的新特点,特别是金融科技的运用。新特点改变了金融风险的传递,从而使整个风险的传递渠道、传染方式发生了变化。

再次,机制与利益的一致性是政策设计的关键。市场参与者本身有利益诉求,如果政策诉求和参与者诉求不一致,很难让其按照政策方向走,政策难以产生较好的效果。

最后,明确政府在监管中的守夜人作用。一旦市场失灵,作为市场参与者的政府,应当通过既定的规则来发挥作用。

第二,对市场进行适度监管的同时,尊重市场,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一是要有市场。提升中国金融市场直接融资比例,使以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市场向直接融资进行过渡,这才能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弱化机构监管。没有市场,没有直接融资,很难让市场发挥作用,因为在目前的金融体系中,机构占了75%-80%,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直接监管市场,只能监管机构。

二是要信市场。资金价格的判断标准应该是市场供需和风险溢价,而非绝对利率水平。让利率在市场中间充分发挥“交通灯”的功能,它一定会长期发挥作用。

三是要用市场。基于市场,增加基础资产,增加原生资产,增加衍生资产。

四是要育市场。一定程度上通过规则培育金融创新、推进数字化转型,使得市场有一个健康成长的过程。

五是要管市场。监管到位而不越位,特别是监管科技应当是保驾护航,而不是喧宾夺主。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政策借鉴

贵州实施绩效管理释放预算资金效益

贵州省财政部门相关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贵州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达89.5%,比上年同期加快6.1个百分点,超出全国平均进度5.7个百分点。

预算执行进度加快,是贵州省今年推行预算改革取得的成果之一。今年以来,贵州在省级部门推进零基预算改革,改变以往按“基数+增长”安排部门资金的预算模式,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思路,坚持以零为基点,对部门年度申报支出的内容、标准、预期绩效等进行全面审核后编制年度预算,有效发挥了财政宏观调控职能作用,实现了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为从源头上控制住预算浪费,贵州省要求各部门在申报预算时,必须提出具体的项目清单,详细展示立项依据、支出内容、资金计划、绩效目标以及实施方案等内容,对没有项目支撑或者

项目前期工作不成熟、实施条件不具备的,一律不纳入预算。

尤其是绩效目标,贵州将之作为预算申请和安排的前提条件,推动两者同步编制、同步审核、同步批复,建立起项目能进能出、预算有保有压、资金有增有减的动态调整机制,对没有编制绩效目标或绩效目标设置不合理、绩效目标效果不好的项目则坚决予以取消或调整优化。

贵州进一步强化了预算执行考核调度,明确省级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6月底完成50%、9月底完成90%,从每年第二季度起,按月考核通报各部门预算执行情况,对预算执行进度达不到要求的项目和资金,按比例收回用于急需的重点支出;对项目实施进度慢、预算执行不好的,则在次年预算中减少或不再安排。

同时,贵州还对2018年及以前结转超过一年的省级财政资金,原则上由省级财政收回按程序统筹使用,进一步盘活存量预算资金。从2019年起,除有特殊规定外,对当年未使用完毕的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不再结转;收回结余资金项目确需继续实施的,按程序报批后在以后年度安排。

贵州省财政部门负责人表示,预算改革扭转了以往部门申报预算重申请轻使用、重分配轻产出的情况,使得预算资金效益得到充分释放。据了解,2019年贵州通过审核,对省本级预算中不符合目标导向、低效无效的565个项目、512.43亿元支出进行了优化调整,统筹用于高质量发展项目,实现了资金、目标和效益的统一。

同时,预算安排的时效性也得以提升。以往预算编制缺乏对项目成熟条件的甄别,很多资金因项目难以执行而“趴在账上”。今年,贵州在编制预算时同步编制了3年支出规划,每一笔资金安排都确保有成熟的项目支撑,同时完善预算执行环节配套措施,构建起预算安排与预算执行挂钩的奖惩激励机制,加强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跟踪调度,加大沉淀资金收回力度、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资金使用时效大大提升。

此外,财政资源的配置也更为科学。通过实施零基预算改革,财政资金“钱随事走”,从编制申报、预算执行和绩效考核各个环节确保资金精准配置,实现了预算管理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而在以往,财政资金因为没有随着部门的职能职责和工作任务变化及时进行调整,资金与任务匹配不够均衡,造成有的任务缺少资金保障,有的资金闲置没有任务实施。

目前,贵州已经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提出省级层面到2020年年底、市县层面到2022年年底基本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