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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94期
来源: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4-20 0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94)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4月20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疫情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应对  

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影响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国常会: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加强普惠金融服务 

人民日报:扩大内需必须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甘犁:疫情冲击总需求 中国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可行

要情文摘

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位置

采取有力有效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利于激发经济发展潜能

积极财政政策要在稳增中发挥更大作用 

“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助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内部报告

不能低估疫情第二波冲击

疫情冲击下 关于经济应对政策的五个特征化事实

政策借鉴

“金融超市”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疫情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及应对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2020年开局稍有暖意的房地产市场按下了暂停键,土地停拍,项目停工、售楼处停摆、返乡置业遇冷,使得在“房住不炒”定位下逐步走向健康的房地产市场受到严重冲击,使得2019年以来受到融资收紧影响本已艰难的房地产企业雪上加霜。房地产市场受疫情的短期影响已经非常明显,全年还将受到外部疫情变化的影响。市场在密切关注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是否影响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变化。

一、疫情对三四线房地产销售的影响更大

受到疫情的影响,无论是一二线还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销售几乎被按下暂停键。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份,商品房销售面积8475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9.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39.2%,办公楼销售面积下降48.4%,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下降46.0%。进入3月份,随着国内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线下楼盘销售逐渐恢复正常,压抑了一个多月的购房需求也开始加速释放,预计3月份同比增速下降幅度将会显著收窄。根据近年来的销售情况,一季度是商品房销售的淡季,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占全年销售面积8%左右。商品房销售旺季主要是5-6月和11-12月这两个时间段,这四个月的销售量约占全年销量的40%略多一些。湖北省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其商品房销售面积约占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5%左右,而作为重灾区核心区的武汉市占比更小。但是,疫情对各类城市的销售影响差别较大。一季度由于春节因素,对于广大一二线城市而言本来就是销售的淡季,而且随着一二线城市的复工复产,住房需求也在逐步恢复,销售整体影响相对较小,更多影响可能是来自于经济下行带来收入预期的改变导致需求的推迟。而对于三四线销售的影响则较大,春节期间是返乡置业的高峰,也是三四线城市销售的旺季,常能占比全年需求的1/4左右,所以,疫情给三四线房地产市场销售带来重创。

总之,预计一季度商品房销售同比-20%%左右,创历史的深度下滑已经是不可避免。后面销售的恢复性增长很大程度取决于外部疫情控制程度对中国经济影响程度,如果中国出口影响较大,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住房需求显然难以大幅反弹。

二、二季度房地产投资增速有望转正

相当于销售而言,疫情对房地产投资方面的影响相对小一些。1—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115亿元,同比下降16.3%。其中,住宅投资7318亿元,下降16.0%,下降的幅度小于销售的同比降速。已有的土地项目必须加快投资、销售、回款才能保障资金链的安全。疫情期间赶上春节,也是开工的淡季,耽误的一部分投资进度后面也可以加大力度弥补回来。投资下降主要还是表现在拿地增速的下降,1—2月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109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29.3%;土地成交价款440亿元,下降36.2%。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各级地方政府也会加大推地力度,整体供给情况在下半年可能会有比较快速的提升,供给质量和数量都会有明显提升。

3月份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制,复工复产力度的加大,房地产投资会快速回升。国家统计局投资司调查显示,至3月底我国建筑业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复工率达到九成左右,比2月底有大幅提升。此外,统计局发布的3月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1%,较上月回升28.5个百分点,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为62.4%。从劳动力需求和市场预期看,建筑业从业人员指数和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分别为53.1%和59.9%,比上月回升20.8个百分点和18.1个百分点,企业复工人数环比增长,发展信心有所恢复。而且,为稳住地产投资,各地政府已开始出台一些支持政策,包括允许房企延期、展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等,地产支持政策有助于缓解房企现金流压力。自然资源部发布公告,盘活“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合理增加住宅用地供应量。在三大固定资产投资门类中,地产投资数据下滑幅度相对最小,其韧性来自财务支出法核算下,土地出让金将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地产企业拿地开支和投资数据均形成支撑。总之,随着国内疫情的控制,复工复产的全面展开,房地产开发投资会走出低谷逐渐反弹,但由于2月份的拖累,短期内还是负增长的表现。到了4月份开始,预计部分省市在开发投资等方面会开始有正增长的表现,二季度全国房地产市场投资同比有望转正。

三、疫情加剧房地产企业兼并重组

本轮房地产市场调控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正逐步矫正过去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加快长效机制的建设,遏制房价的过快上升。但是2019年受到三四线城市棚改规模骤降,购房需求疲软,库存积压严重,房企销售回款难度增加。与此同时,为了控制金融风险,多部门发文限制房地产融资,房企融资难度进一步加大,中小房企破产加剧,大型房企兼并购愈演愈烈,房企经营难度加大。

与此同时,从房地产企业的销售额数据可以看出,疫情对整个企业的销售带来历史罕见的深度下滑。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一季度房地产企业销售TOP100销售规模同比下降19.5%。尤其是2月重点及各线城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降幅均在七成左右,3月开始随着房地产市场缓步复苏而有所回升。一季度,前10房企销售额同比下降15.6%,排名11至30的企业销售额同比均值下降19.2%。前10名大企业销售额同比下滑幅度与随后20名企业下滑幅度差3.6个百分点,大企业在对抗疫情的能力显然比中小企业强,因此,疫情很大程度上将进一步加强了房地产行业的集中度。

克而瑞的数据也显示,一季度TOP100房企全口径销售业绩规模同比下降近20.8%。其中,2月房企业绩受疫情影响最为明显。3月单月,房企销售额TOP100的环比增长率均值为318.9%。其中规模房企业绩表现突出,TOP前10企业单月业绩规模基本达到了去年的平均水平。虽然乐观者认为,伴随国内疫情的逐步平息,二季度随着疫情压制的住房需求也将逐步释放,房地产市场将继续复苏,房企业绩表现将恢复至疫情前期水平。但是,我们认为二季度房地产市场很大程度还需进一步关注外部疫情控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程度,如果出现大面积的失业,房地产市场需求依旧不容乐观,房地产行业仍面临一定压力。从目前房地产企业已经发布2019年业绩的上市房企表态来看,2020年企业的目标增长率基本都在10%左右,较2019年进一步放缓,在行业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提质控速”已经成为共识。

四、政策建议

考虑到疫情当前对房地产市场的强烈冲击,而且未来的影响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政府应该高度关注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房地产政策在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总体基调下,应该加强逆周期调节,提升地方调控政策的弹性,把“稳预期、稳投资、稳地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避免房地产市场出现较大波动。

1.继续坚持房住不炒的基调,但需适度提升“因城施策”的弹性

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不但对于这个行业的本身,也是关系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与老百姓收入不相称的房价水平是不可持续的,也是对其它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害的。因此,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调控伴随长效机制的逐步建立,让房地产行业实现平稳降温,让房地产的投资收益率逐步下降至市场平均收益之下,改变居民把房地产作为投资的主要渠道,改变居民房价只涨不跌的固有观念,加强资本市场改革,让居民提升在其他资产上的配置水平,以此引导居民部门杠杆率保持平稳,最终使得整个经济地租水平下降,那个时候“房住不炒”的理念也才是真正地深入人心。虽然当前疫情对房地产市场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市场也对房地产政策放松充满遐想,但是,3月3日央行、财政部、银保监会于召开的会议当中,依然强调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要求。可见,尽管疫情对房地产市场有所影响,但房地产调控基调并不因短期疫情发生根本改变。

虽然“房住不炒”定位没有改变,但是,疫情之下,地方政府“因城施策”的弹性在加大。春节过后,房地产市场对于政策放松的预期不断升温。尤其是一些财政收入对房地产依赖度高的城市,出台新政,是现实的选择。2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这使得市场对于政策放松的预期增强。随后,上海、浙江、西安、无锡、南昌、杭州等多个省市密集推出了房地产支持政策,2月份还没有结束,已经有20多个城市出台“新政”稳楼市,虽然这些政策各不相同,但目的都是相同的,激活需求,轻房企经营层面的现金流压力,促进开发商投资,稳住土地市场。3月,河南驻马店首付降低政策、广州“取消公寓限购”等政策被叫停,市场对于政策宽松的预期有所下降。显然,“因城施策”的弹性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要在“房住不炒”这一基调不改的情况下,未来对房价环比下跌的城市可适当调整需求端政策,合理满足居民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同时,也大力稳定房地产企业对于土地的需求,以落实“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的要求,但需守住房价不出现投机性、流动性驱动大幅上涨的底线。

2.关注房地产企业风险,支持房地产企业的合理融资

2019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融资环境持续恶化,偿债压力不断加大,债务违约风险不断暴露,疫情无疑成为压垮房企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为了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对于房地产行业的调控,让房地产行业的利润与其它实体经济利润相近,而不是成为资本追逐的暴利行业,显然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显然不能让房地产行业大起大落,因此,当前对于房地产企业面临的疫情危机也应跟关注实体经济企业的风险一样引起足够重视。

对于一些本身抗风险能力就比较差的小型房企加快退出市场对行业发展并非坏事。但是房地产行业作为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对所有的房地产企业都采取一刀切的收紧融资限制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对一些风险较低,经营管理好的,有发展潜力的房地产企业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2月25日银保监会的首席风险官也指出,房地产金融政策没有调整和改变,但是会对房地产市场融资情况进一步监测,动态掌握。因此,建议根据房地产企业面临的风险情况,在“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支持房地产业合理融资需求,允许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延期还贷,加快贷款展期办理,为企业调整还款计划,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以缓解近期销售萎缩对房企资金链的冲击。在合法合规和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适当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包括商业银行的表内和表外融资。同时,以疫情为契机,加快房房地产行业的兼并重组,增加行业集中度,引导大型房企加快转型,从重视销售转为重视物业服务和产品品质提升,促进房地产企业的多元化经营。

3.加快城市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力度,稳定房地产投资

城市更新是一种将城市中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城市社会生活的地区作必要的、有计划的改建活动。对于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修理改造,对于街道、公园、绿地和不良住宅区等环境的改善有要求及早施行,以形成舒适的生活环境和美丽的市容。城市更新是伴随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我国当前的城市化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很多城市的住房需求已经进入存量房时代,继续增量扩张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也会形成金融风险。而与此同时,很多城镇老旧小区设施陈旧,管网老化,环境脏乱,这些老旧小区需要进行改造升级。而对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既能够有效的加大投资力度,稳定房地产市场投资水平,又能够极大的改善老百姓的人居环境,提升老百姓的获得感。因此,城市更新是一举多得的好事。2019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2020年要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可见城市更新、存量住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本来也就是2020年政府计划下的重要投资内容,当前在疫情影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可以加大这一投资的力度。4月3日财政部副部长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纳入了专项债券的支持范围。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扩大内需的重要举措。今年各地计划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户,比去年增加一倍,重点是2000年底前建成的住宅区。各地要统筹负责,按照居民意愿,重点改造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社区养老、托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改造资金的机制,中央财政给予补助,地方政府专项债给予倾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改造运营。可见,今年老旧小区改造将极大稳定今年房地产投资。

4.完善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

从长远来看,要想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关键还是要加快完善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一方面是加快完善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加大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和公租房的总供给,建立以租为主的保障房体系。全面推进租售并举、租购同权、共有产权住房。更大范围和力度地解决进程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完善住房的市场化体系建设。增加多套房拥有者的持有成本,用市场手段抑制投机性需求,保障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同时,以“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为目标,建立和完善政策协同、调控联动、监测预警、市场监管等房地产调控体制机制,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保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运行。                              (邹士年)

新冠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影响

随着海外新冠疫情确诊病例的不断增加,“一带一路”沿线多个国家已进入“紧急状态”,印尼海事与投资协调部长Luhut Pandjaitan表示,投资6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重点项目“雅万高铁可能面临延期,公司100多位来自中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无法返回岗位,项目的一些关键部分无法进行,只能做一些非核心工作;柬埔寨的西哈努克维尔(Sihanoukville)经济特区有超过160家企业入驻,但目前中方高层主管仍无人返工,特区运转陷入停滞。新冠疫情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的爆发导致的“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工期延误、成本上升、投融资费用增加,影响国际间的深度合作。

工期延误。“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主要是基础设施类项目,包括铁路、公路、港口、大桥和工业园区等耗资巨大,建设周期长的基础设施类项目。作为全球供应链中重要的一环,建设项目的大多设备和机械来自中国制造商,对中国供应源依赖性非常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大批工厂停工或部分开工,已复工的工厂也无法满负荷运作,造成工业生产、关键机械,零部件的供应链中断。对整个“一带一路”项目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一些重大项目因为无法从中国获得所需的物资和关键零件而被推迟。另外,“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大多关键技术人员和中高层管理人员为中国员工,导致项目工作难以继续推进。

违约风险提高。对投资方而言,项目延期会使得误期风险大大提高,不仅会面临着误期罚款,也可能导致投融资费用上升。项目延期导致投资协议中的商业运营日(COD)延误,部分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工程承包企业的货源组织、交通物流、用工保障受到较大影响,面临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行国际贸易合同的风险,进而产生相应的误期罚款。对于一些享受财政补贴且补贴费率不时调整的项目,如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还存在补贴费率下调的风险。

影响国际间深度合作。全球疫情蔓延的态势将导致“一带一路”建设短期内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增加。以欧洲为例,当前欧洲多国疫情态势严峻,防控难度不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已扩散至欧洲全境。同时,由于欧洲一体化程度较高、人员流动频繁,多国出现了严重的医疗资源短缺情况。欧洲各国疫情防控意识和能力已暴露出明显不足,欧洲疫情完全受到控制仍需一定时间。对中欧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带来冲击。同时,大多“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地区如东南亚、南亚、中东和非洲,多为现代医疗体系薄弱地区,一旦遭遇病毒广泛传播和爆发将造成严重后果。近期美股多次跌停、OECD预计欧元区多个经济体也将陷入衰退,影响与“一带一路”延线国家深度合作

积极采取应对策略发挥大国责任担当。第一,积极利用本地和第三方资源,保障项目正常运转。针对原材料短缺和人员不足的问题,承包商应因地制宜,采取属地化管理的措施。第二,优化施工组织,科学合理地安排项目进度。对于新开工的项目,做好大量的前期工作,以确保疫情缓解和项目全面开工后,建设进度得到保证和提高。第三,帮助延线国家抗击疫情,加深常态化合作。主动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抗击疫情,通过建设远程医疗服务体系、提供合作国急需的医疗物资援助,展现大国担当同时争取合作伙伴的支持和理解。目前疫情态势尚未得到控制、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应当持续关注疫情发展及其对各国经济和“一带一路”项目进展的影响,充分发挥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的坚实桥梁和重要平台作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统筹协调作用、中欧班列的国际物流骨干作用,从而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执笔:冯利华)

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意见》强调,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现就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出意见。

《意见》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健全要素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下坚实制度基础。

《意见》提出的基本原则,一是市场决定,有序流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畅通要素流动渠道,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平等获取生产要素,推动要素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二是健全制度,创新监管。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做到放活与管好有机结合,提升监管和服务能力,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三是问题导向,分类施策。针对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根据不同要素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分类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四是稳中求进,循序渐进。坚持安全可控,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培育发展新型要素形态,逐步提高要素质量,因地制宜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意见》针对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加快发展技术要素市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组织保障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国常会: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加强普惠金融服务

4月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推出增设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支持加工贸易、广交会网上举办等系列举措,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努力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决定延续实施普惠金融和小额贷款公司部分税收支持政策。

会议指出,当前全球疫情大流行加速传播,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投资带来巨大冲击。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做好“六稳”工作部署,坚持扩大开放,采取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举措,努力减轻我国经济特别是就业受到的严重影响。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外贸发展新亮点。当前传统外贸受到疫情较大冲击,必须更大发挥跨境电商独特优势,以新业态助力外贸克难前行。会议决定,在已设立59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基础上,再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推广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有效做法,同时实行对综试区内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按规定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等支持政策,研究将具备条件的综试区所在城市纳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范围,支持企业共建共享海外仓。

会议指出,加工贸易占我国外贸1/4。要统筹内外贸发展,支持加工贸易企业纾解困难,促进稳外资、稳就业。一要对加工贸易保税料件或制成品内销,年底前暂免征收缓税利息。二要将加工贸易企业内销可选择按进口料件或按成品缴纳关税的试点,扩大到所有综合保税区。三要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范围,缩小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种类。

针对全球疫情蔓延的严峻形势,会议决定,第127届广交会于6月中下旬在网上举办。广邀海内外客商在线展示产品,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提供全天候网上推介、供采对接、在线洽谈等服务,打造优质特色商品的线上外贸平台,让中外客商足不出户下订单、做生意。

会议指出,要提升中欧班列等货运通道能力,推动改善货物接驳等条件,全力承接海运、空运转移货源,支持稳定国际供应链和复工复产。

为加强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农户的普惠金融服务,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会议决定,实行财政金融政策联动,将部分已到期的税收优惠政策延长到2023年底。包括:对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发放100万元及以下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对向农户发放10万元及以下贷款的利息收入、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按90%计入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对小贷公司10万元及以下农户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并按90%计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对其按年末贷款余额1%计提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准予所得税税前扣除。

人民日报:扩大内需必须挖掘国内市场潜力

当前,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全球生产和需求遭受全面冲击,我国发展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难度显著增大。

4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会议要求加大复工复产政策落实力度,加强对困难行业和中小微企业扶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有序推动各类商场、市场复工复市,促进生活服务业正常经营,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建设,形成供需良性互动。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我们完全有信心有条件有能力。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扩大内需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全球最大,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消费升级方兴未艾。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连续多年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拉动力。我国消费市场增长速度快、持续成长性好、带动能力强,已位居全球第二。投资相比消费和外贸,乘数效应大,受疫情因素制约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有效投资增长也必然带动消费市场拓展。多重有利因素、多种有效方式推动打造更加活跃、更加强大的国内市场,一定能够为我国经济发展拓展更大空间,同时为世界经济稳定提供有力支撑。

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就要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激发出来,促进形成供需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积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启动实体商店消费,保持线上消费热度不减,把在疫情防控中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需求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强劲回补。要发挥好有效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合理扩大有效投资规模,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加快建设一批重大项目,把这次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弱项加快补起来,把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壮大起来。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等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

面对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扩大进口,扩大对外投资,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贡献。同时也要看到,国际经贸活动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困难不小,产能走出去难度加大。只有及时把部分外贸产能转向国内市场,才能有力对冲疫情影响,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拥有巨大的发展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越是面对困难和挑战,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只要我们变压力为动力,善于危中寻机、化危为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锐意进取、顽强拼搏,就一定能够渡过难关,迎来更好发展。

甘犁:疫情冲击总需求 中国实施大规模现金补贴可行

如何克服新冠疫情的不利影响,奋力实现今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作用,无疑成为政策对冲疫情影响的必选项。建议基于我国目前已有的个税申报系统、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由中央政府向中低收入群体中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负担较重的群体,进行一次性现金发放,以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实施现金发放政策,能够将疫情救助与刺激消费相统一,既保证了低收入群体在困难时期维持基本生活,又提升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且在短时间内拉动经济的作用将比基建投资更具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疫情后消费恢复增长前景不乐观

突发疫情导致社会部分经营活动停滞,对社会消费也造成严重冲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疫情管控措施逐渐解除后,居民消费将有所恢复。但能否恢复至正常水平并实现增长,需要结合当前消费者的信心状况以及制约消费增长的相关因素来判断,遗憾的是上述情况均不乐观。

(一)就业和收入预期降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2月25日-3月21日对全国有代表性的3143户家庭进行了“新冠肺炎疫情专项调查”。结果显示,39.3%的家庭表示会在2020年减少消费,而预计减少幅度超过50%的家庭占比7.8%,减少幅度超过30%的家庭占比16.6%,减少幅度超过10%的家庭占比31.6%。

调查结果同时显示,疫情对居民的企业经营状况、就业形势、收入增长和资金流动性都造成了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1)受疫情冲击,居民对企业经营状况和就业形势预期较为悲观,57.4%的企业职工预期企业经营利润会出现下降,30.8%认为所在企业会采取裁员措施。(2)由于对企业经营状况的悲观预期,居民存在较强的收入减少预期,60.1%的受访者预期2020年家庭收入相比上一年会有所下降,预期减少幅度超过50%的比例为12.5%,预期减少超过30%的比例为29.7%,预期减少超过10%的比例为51.7%。(3)居民对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资金流动性的判断也较为悲观,财务脆弱家庭占比升高,60.7%的受访者表示疫情使生活开支紧张,36.2%的家庭认为如果出现收入暂停,家庭储蓄只能维持3个月以内的生活开支。(4)居民预防性储蓄可能增加,31.9%的家庭表示受疫情影响未来会增加储蓄,这将进一步制约优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升级相关政策发挥作用。

(二)低收入群体消费受限,制约消费总量增长。在当前收入差距较大背景下,富人消费能力强,但边际消费意愿低、储蓄意愿高,可释放的消费潜力有限;穷人边际消费意愿高,但收入低、流动性约束大,消费能力难以得到提升,这是制约消费总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收入最高10%组的家庭,其储蓄率达66.8%,储蓄额占当年全国总储蓄的62.5%;收入最高5%组的家庭,其储蓄率更是高达72.6%,其储蓄额占当年全国总储蓄额的50.4%。相比之下,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当年的收入小于支出,需要靠借贷或往年储蓄来支撑消费。低收入家庭消费受资金流动性约束非常强,收入最低20%组的家庭中有91.5%当年储蓄为负;而随着收入阶层越高,负储蓄家庭的占比逐渐下降,在收入最高的20%组收入家庭中,负储蓄家庭占比仅为8.8%。

中低收入家庭资金流动性受疫情冲击较大。从因疫情导致家庭开支紧张的家庭比例来看,年收入在3万以下的家庭中,生活开支紧张的家庭占比高达78.4%;年收入在3-5万之间的家庭,56.9%因疫情导致生活开支紧张;收入在5-10万的家庭,这一比例则为63%;收入在10-20万和20万以上的家庭,这一比例则分别为43.1%和20.4%。

中低收入家庭对收入增长预期也更为悲观。年收入在3万以下和3-5万的家庭,预期2020年收入下降的比例分别为65.4%和61.0%;预期收入不受影响的比例则只有9.9%和13.9%。这部分家庭收入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有将近1/4对2020年收入变化情况无法做出判断。收入不确定性也有可能制约消费支出。从预期收入下降的幅度来看,年收入3万以下的家庭,预期收入减少幅度超过30%的占比高达47.0%;年收入在3-5万的家庭,预期收入下降超过30%的比例为29.6%;年收入在5-10万、10-20万和20万以上的家庭,预期收入下降超过30%的比例则相对较低,分别为18.7%、15.6%和19.5%。

中低收入家庭消费意愿降低。从2020年全年消费计划减少超过30%的比例来看,年收入在3万以下的家庭最高,为22.1%;年收入在3-5万之间的家庭为18.9%;年收入在5-10万的家庭为12.3%;年收入在10-20万和20万以上的家庭则分别为11.8%和9.8%。

二、现金补贴解燃眉之急,短期提振消费立竿见影

(一)消费券应对总需求冲击只是杯水车薪。目前,我国不少地方政府已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启动本地经济。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9个省(非全省)宣布向居民发放消费券。主要用于刺激餐饮、旅游、体育等行业领域的消费。地方政府及时出台消费券政策,对带动消费活动、提升消费活力,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餐饮、文化旅游产业复苏,能起到积极作用。但因地方政府财力限制,此举难以定向解决低收入群体流动性问题、限定使用范围而灵活性较差等因素,难以推动消费取得更大规模的增长。

综合各地情况来看,消费券在疫情救助与刺激消费方面存在以下问题。(1)加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消费券目前由地方政府主导,对拉动地方经济有积极作用。但由于不支持跨省或跨地区使用,对于财力不足、无法发放消费券的地区而言,经济启动较慢将进一步加剧地区间贫富差距。(2)难以带来社会消费水平的整体上升。消费券大都限定了消费项目,且多集中于文化旅游、餐饮等服务类行业。对具体行业进行精准补贴,能够带来特定行业需求的短期增长,但难以带来社会消费水平的整体上升。如2007年“家电下乡”计划,虽然促进了家电消费增长,但也挤出了其它消费,户均总消费并没显著变化。(3)消费券通过支付平台或是“摇号”方式发放,不能保证低收入群体从中获益。限定商品范围,可能导致优惠商品并不是低收入家庭生活所需;设定消费门槛,也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消费。

因此,真正落实保民生和拉动宏观层面更大范围的消费需求,仅仅靠目前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恐怕只是杯水车薪,需要中央政府在全国层面对中低收入群体进行一次性大规模现金发放,并保证一定的力度与覆盖面,增加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通过刺激消费带动经济良性循环。

(二)大规模现金补贴是有力应对短期需求冲击的政策工具。针对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发放一次性现金补贴是常见的应对临时性冲击的财政政策工具。现金补贴是否会转化成储蓄?这是现金补贴政策被质疑时经常提及的问题。笔者认为,疫情专项补贴并不会转化成储蓄。其道理在于,疫情导致居民存在较大流动性约束,一次性补贴可有效缓解流动性约束,居民很快就会将收到的补贴花出去,从而有力地提振短期消费。针对边际消费倾向高、流动性约束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发放一次性现金补贴可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以解燃眉之急,不大可能增加储蓄。从对美国2001年和2008年两次大规模居民现金补贴的研究来看,居民在发放补贴的当季就将大部分补贴直接用于增加消费。由于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受流动性约束越大,大范围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可以直接转化为大规模消费,加上乘数效应,对整个经济体而言将发挥强力的刺激作用。此外,危机之后的大规模现金补贴,也有助于增加居民对政府保民生能力的信心而减少预防性储蓄。“雪中送炭”的现金补贴更是蕴含着另一层社会意义——解老百姓燃眉之急,拉近老百姓与政府的距离,增强人民向心力,为社会经济复苏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政府为应对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金融危机,启动了针对居民的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覆盖面均超过60%的居民,补贴规模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4%和1.3%。后续研究表明,这两次大规模现金补贴在短期内成功提振了消费。2001年发放的补贴中,2/3直接用在增加消费上,使得美国2001年三、四季度的消费总额分别增长0.6%和0.8%。2008年的现金补贴因力度更大,效果也更显著,尤其刺激了耐用品及相关服务的消费,现金补贴使二季度的居民消费增长了1.3个百分点。从补贴对象来看,对低收入、低流动资产等流动性约束更大的群体效果更加显著。

针对此次新冠疫情,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印度等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均陆续推出了针对居民的现金补贴计划。在美国推出的2万亿美元(GDP的10%)财政刺激计划中,对家庭或个人现金补贴规模达5600亿美元,占GDP的2.9%,远超2001年和2008年的规模。合计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可获得2400美元,每个孩子还可额外获得500美元。加拿大针对受疫情影响的居民的现金补贴规模达到475亿加元,占GDP的2.3%。澳大利亚针对居民的直接补贴规模达249亿澳元,占GDP的1.3%。新加坡针对个人和家庭的补贴预算总共达59亿新元,占GDP的比例为1.3%。印度也推出了大规模的现金补贴计划,总规模达1.7万亿卢比,占GDP的1.2%。我国的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对特殊困难群体的补贴外,也针对居民推出了具有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政策。香港的补贴总额达790亿港元,占GDP规模2.7%;澳门的补贴总额达96.8亿澳元,占GDP的2.3%。此外,韩国也计划针对七成韩国家庭推出规模达9.1万亿韩元、占GDP总量0.5%的现金补贴计划。另外,英国和德国目前的财政刺激政策中,也安排了大规模资金针对中小企业给与直接的现金支持。英国除对直接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职工发放补贴和提供贷款支持外,针对年利润低于5万英镑的个体经营者推出每月2500英镑,至少发放3个月,预算总额90亿英镑的补贴政策。德国在总额7500亿欧元的刺激计划中,有500亿欧元(占GDP1.5%)专门对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放一次性补贴。

三、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在中国可行

目前,我国主要通过把“受疫情影响收入下降、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进行救助。针对大范围居民的大规模现金补贴政策尚未见出台。鉴于疫情影响下我国居民已经面临资金流动性约束,现金补贴则是现阶段更优的政策选项,通过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稳定其生活预期和消费信心,最大可能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推动总需求复苏。

(一)个税申报系统提供技术支持。2018-2019年度的个税改革,更深远的现实意义是建立起开展下一步个税改革的“基础设施”——居民收入申报系统,也就是个税APP系统。在此基础上,实施更具普惠性的现金补贴政策已具备技术条件,让包括月收入5000元以下“零”个税居民也通过填报该系统,享受疫情专项现金补贴,并为在疫情之后逐步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制度奠定基础。

通过居民收入和支出申报系统来进行现金补贴有以下优势:第一,执行成本相对较低。居民收入和支出系统可以把中央财政资金直接发放到居民账户,避免了通过重重行政层级发放带来的干扰。第二,发放速度快。通过电子支付可以及时快速将资金发放到家庭账户,保证将政策意图尽快转变为政策效果,尽快将资金发放到居民手中以启动居民消费复苏。第三,可以根据家庭收入和支出状况对现金补贴发放额度进行自动调节。居民收入和支出申报系统里综合了居民的各项收入来源、结构和大额支出状况,根据这些信息灵活精准地设计现金补贴方案,让现金补贴更加符合居民的实际需求,从而更加有效地实现政策目标。

由于需要缴纳个税的群体比例不高,目前个税APP系统注册人数占比偏低。但目前我国信息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发达、移动互联网渗透率比例也非常高。从各地迅速推行复工健康码的情况来看,通过大力宣传与基层督促,短期内让更多家庭进入该系统、形成全社会覆盖,不会存在太大困难。

大规模现金补贴的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中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医疗、房贷、房租、养老等民生支出负担较重群体。这部分群体受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大,资金流动性约束较大。在目前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申报体系下,对这六个项目已经建立起相关信息的申报和核实机制。直接利用个税系统,对中低收入家庭进行专项补贴具有较强的可行性。针对老年人的补贴,则可通过已经覆盖绝大部分老年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发放。

(二)补贴标准参照专项附加扣除。现行个税制度下,年综合所得在6万以上的群体已经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福利。为更好的与个税制度衔接,申报补贴的个人收入标准可设定为6万元。为扩大政策覆盖面,除取得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等综合所得群体外,将以个体工商经营和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也应包括在内。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家庭的劳动力数量设定不同的家庭收入标准。对于1个劳动力的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6万元;2个劳动力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12万元;3个及以上劳动力家庭,年收入不得超过18万元。

补贴设计也可尽量参考个税六项专项附加扣除项支出额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方式,按照认定支出额10%的比例设定各类补贴的额度。好处在于可以充分利用个税专项附加扣除申报已经形成的相关信息填报和核实机制。具体而言:(1)儿童补贴,可将范围扩大到3岁及以下儿童,包括所有16岁以下的儿童以及16岁及以上仍接受全日制教育的子女。每个儿童给予1200元一次性补贴。(2)接受继续教育成年人,给予480元一次性补贴。(3)大病医疗,医疗保险自付部分超过15000元,低于80000元的部分给予10%的补贴。(4)首套房房贷,给予1200元一次性补贴。(5)工作城市无自有住房的租房家庭,发放一次性租房补贴。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补贴1800元;市辖区户籍人口超100万的城市,补贴1320元;其他城市,补贴960元。(6)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老人,通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直接发放,补贴标准为1200元。

根据测算,预计将覆盖全国70%的家庭,3.26亿家庭直接受益。户均补贴额2300元,补贴总额7500亿元。这7500亿元的一次性补贴,可有效缓解中低收入家庭流动性约束,直接转化为5000亿元的消费。考虑消费乘数效应,总共将带来近10000亿元的经济增长,相当于2019年GDP总量的1个百分点。

(三)额外专项补贴救助三类重点人群。此外,对受疫情冲击较大、同时政策难以覆盖的特殊群体,给予额外的专项补贴救助。第一类是受疫情直接影响的人群。目前湖北仅对防疫一线工作者取得的临时型性补助免税是远远不够的。对他们应该要有专项的补贴和奖励。另外,这次因为医疗资源全面倾向于新冠病毒,很多其他的病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护,还需加大对大病医疗的救助。第二类是未纳入政府正式保障制度范围的低保、特困户边缘群体。对已经纳入国家正式保障体系的低保户、特困户,从政府收到的保障性收入并不会受到影响。但未纳入正式保障范围内的边缘群体,他们就业和收入稳定性都比较差,在疫情冲击下,他们的基本生活可能存在更大困难,需要更大力度的补贴支持。目前民政部门在努力扩大低保范围,将这部分人群纳入低保。但这类人群一旦有工作又容易超出低保标准,从而给低保工作带来较大的进入退出管理成本,不妨以“疫情专项补贴”的方式,一次性给予现金补贴进行保障。最后,对于因疫情防控而无法开业经营的行业从业人员,也可以现金补贴的方式给予一定程度的特别生活救助。

(四)更大力度发行国债应对当务之急。更具普惠性的现金补贴政策的实施需要更大规模的财力支持,而通过发国债来解决资金来源已在国际上达成共识。根据央行数据,2019年底我国政府债余额37.37万亿元,相当于2019年GDP余额的37.7%。这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为106%,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高达222%,德国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8.3%,法国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为122%,印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9.8%,都比中国要高得多。发放防疫特别国债来对低收入群体定向发放一次性补贴,不论是保民生,还是稳增长,都有效可行。3月27日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发行特别国债,资金问题有望解决。

(五)兼顾短期刺激和长远谋划。在应对疫情拉动消费的同时,发放现金补贴对实现今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包括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对低收入群体的直接现金转移支付不足,是制约我国缓解相对贫困、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疫情期间发放现金补贴,而疫情结束以后可以在此基础上试点推广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劳动收入奖励等激励相容的保障制度,逐步建立起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

(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

 

要情文摘

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位置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融委)近日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总结近期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进展,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部署。

【问题】实体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是强国富民的根基,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所在。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实体经济受到相当大的冲击。在疫情期间,服务业,特别是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受到的冲击最大;而在疫情逐渐趋缓后,实体经济开始复工复产,但是实体企业承受的压力和困难逐渐显现出来。实体经济正在承受着“不能承受之重”。这其中有原有的税费等企业负担情况,加上土地成本、人工成本、办工设备成本等不断攀升。疫情爆发以来,房租成本、融资成本、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在停摆刚刚恢复的条件下,实体企业可谓是举步维艰。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经济金融发展面临较大挑战,我国疫情防控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形势,又处于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要提高实体经济的地位,强化实体经济的功能。只有实体经济恢复正常,才算真正的复工复产;只有实体经济呈现发展活力,中国经济才算真正有活力。

【对策】对于下一阶段工作重点,会议表示,金融委将继续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政策落实,扎实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恢复常态。一是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把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二是引导信贷资源更多支持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三是发挥好资本市场的枢纽作用,不断强化基础性制度建设,坚决打击各种造假和欺诈行为,放松和取消不适应发展需要的管制,提升市场活跃度。四是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加大中小银行资本补充力度,增强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五是高度重视国际疫情和经济金融形势研判应对,防范境外风险向境内传递。

4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要求落实落细今年以来出台的支持企业政策措施,助力企业渡难关。要在扩大实施前期有效政策基础上,多措并举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力度,并抓紧按程序再提前下达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研究进一步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支持。帮扶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缓解房租、用工等成本压力。强化对困难群体兜底保障。

采取有力有效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4日在北京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部署采取有力有效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问题】“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是近3年来我国政府经济工作的重点,而“稳就业”排在首位,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因为经济发展速度对就业的影响最为直接和显著,随着我国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就业压力也不断加大。2019年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城镇就业人员为44247万人,依此推算城镇劳动力为46674万人,城镇失业人员为2427万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874万人,比上一年增加40万人,增幅是2012年以来的最大值。在国内高校毕业生规模大幅度增加的同时,留学回国的毕业生规模也在逐年增加。面对不断增加的就业需求,突如其来的疫情使得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就业形势更是雪上加霜。

【对策】高校毕业生是国家的未来,是祖国建设新生力量。今年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受疫情影响,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为了应对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严峻形势,会议强调,一要加大力度支持稳企业、拓岗位,吸纳毕业生就业。强化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新业态发展和灵活就业。二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充实基层教师和医护人员队伍。更多采用市场化办法,政府给予政策支持,鼓励毕业生围绕社区各类服务需求创业就业。三要加强就业服务。研究助学贷款延期还款、用好失业保险基金等政策,对困难家庭未就业毕业生等给予倾斜支持。对湖北高校毕业生就业实施特殊支持政策。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利于激发经济发展潜能

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政策背景: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要素市场建设和改革也取得重要进展,但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的突出短板。党的十九大明确将要素市场化配置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重点之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政策内容:针对不同要素领域,《意见》分类提出了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方向,明确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具体举措——

在土地要素方面,着力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一是灵活产业用地方式,推动不同产业探索增加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二是灵活土地计划指标管理,探索建立全国性的建设用地、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

在劳动力要素方面,着力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一是畅通落户渠道,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二是畅通职称评审渠道,推进社会化职称评审。

在资本要素方面,着力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一是完善股市基础制度建设,制定出台完善股票市场基础制度的意见。二是完善债券市场统一标准建设,统一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标准,对公司信用类债券实行发行注册管理制。

在技术要素方面,着力激发技术供给活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一是激活产权激励,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并行推进职务成果“三权”改革和所有权改革试点。二是激活中介服务活力,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体系。

政策点评:意见的出台,对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客观要求。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要素配置扭曲具有很强传导性和扩散性,由此造成一系列经济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制约全局深层次矛盾的重要突破口。从破除无效供给看,有助于推动“僵尸企业”出清,释放错配资源;从培育新动能看,有助于生产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支撑实体经济发展,形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是让要素活力竞相迸发的重要保障。要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来配置要素资源。在完善政府调节与监管的基础上,抓紧解决要素产权不清晰、市场化交易机制不健全、市场发育不足等问题,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盘活“沉睡”的要素资源,靠改革来激发要素蛰伏的潜能,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能。

文件的出台,将会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产生长远的基础性影响,在当前形势下,对于对冲疫情影响、有效激发各类要素潜能和活力,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施建议: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一方面要不断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加快发展要素市场;另一方面,要根据不同要素属性、市场化程度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分类施策、循序渐进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要分阶段、分区域、分步骤推进意见的落实。

积极财政政策要在稳增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3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4月初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都表示要提升财政赤字率,增加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

政策背景:因此,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将会上调,并发行特别国债。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参考标准是欧盟在1992年制定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规定的3%的赤字率、60%的债务率。这个规定有其合理性,但合理赤字水平受经济发展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各国情况差异很大。3%只是一个参考值,不是必须完全遵守的绝对标准,不少国家都已突破。我国历年在确定赤字率时,既考虑了3%的参考值,又权衡了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2016年、2017年我国赤字率均为3%,2018年赤字率为2.6%,系近年来赤字率首次下调,但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赤字规模与2017年的2.38万亿元持平。2019年,我国继续增加财政支出规模,安排全国财政赤字27600亿元,赤字率由2.6%适度提高到2.8%。

特别国债与一般国债在资金用途、预算管理和发行流程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特别国债资金用途不同于一般国债,专门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要。此前,我国发行过两次特别国债。第一次是1998年,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批准,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第二次是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批准发行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资本金。此外,2007年第一期6000亿元特别国债于2017年8月29日到期兑付。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采取滚动发行方式向有关银行定向发行6000亿元特别国债。

政策内容: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同时,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世界经济贸易增长受到严重冲击,我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经济发展特别是产业链恢复面临新的挑战,需要宏观政策精准、协同发力。因此,3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部署进一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时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4月3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表示为了有效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和实施力度,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2020年将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

政策评价:疫情冲击带来经济增速放缓、近年来持续实施减税降费等措施造成财政减收,同时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较大,收支矛盾较为突出。为应对收支矛盾,有必要适当提高赤字率,而且我国具备提高赤字率的空间。而特别国债既可以发挥拉动经济建设作用,又可以起到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吸收过量流动性的作用。与财政赤字和地方专项债相比,特别国债的用途更加灵活,可起到放大财政政策效果、对症下药的作用。特别国债一方面可以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让一些债务水平较高的地区使用国债资金,给这些地区解困;另一方面也通过灵活性投资,填补地方债不能覆盖到的一些领域。

实施建议:在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同时,也要防范财政风险。在采取提高赤字率等措施的同时,要继续深化财政改革,特别是要更加注重优化支出结构,以收定支、量入为出,政府要过紧日子,坚决取消不必要的项目支出,把该压的压下来、该减的减下去,加大对民生等重点领域的保障力度。

“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助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近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 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提出,要打造数字化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培育数字化生态。并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探索“云量贷”服务以及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强化数字化转型金融供给。

《实施方案》明确六方面发展方向,一是筑基础,夯实数字化转型技术支撑。加快数字化转型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应用。二是搭平台,构建多层联动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企业级数字基础设施开放,促进产业数据中台应用,向中小微企业分享中台业务资源。三是促转型,加快企业“上云用数赋智”。鼓励平台企业开展研发设计、经营管理、生产加工、物流售后等核心业务环节数字化转型。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依托自身优势,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最终用户智能数据分析服务。促进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鼓励平台企业创新“轻量应用”“微服务”,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低成本、低门槛、快部署服务,加快培育一批细分领域的瞪羚企业和隐形冠军。培育重点行业应用场景,加快网络化制造、个性化定制、服务化生产发展,推进数字乡村、数字农场、智能家居、智慧物流等应用,打造“互联网+”升级版。四是建生态,建立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五是兴业态,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大力发展共享经济、数字贸易、零工经济,支持新零售、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互联网医疗、线上教育、一站式出行、共享员工、远程办公、“宅经济”等新业态,疏通政策障碍和难点堵点。六是强服务,加大数字化转型支撑保障。鼓励各类平台、开源社区、第三方机构面向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开发工具及公共性服务。支持数字化转型服务咨询机构和区域数字化服务载体建设,丰富各类园区、特色小镇的数字化服务功能。

《实施方案》指出,要树立一批数字化转型企业标杆和典型应用场景,组织数字经济新业态发展政策试点。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为载体,在卫生健康领域探索推进互联网医疗医保首诊制和预约分诊制,开展互联网医疗的医保结算、支付标准、药品网售、分级诊疗、远程会诊、多点执业、家庭医生、线上生态圈接诊等改革试点、实践探索和应用推广。在教育领域推进在线教育政策试点,将符合条件的视频授课服务、网络课程、社会化教育培训产品纳入学校课程体系与学分体系、支持学校培育在线辅导等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模式。

在强化数字化转型金融供给方面,《实施方案》提出,一是推行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服务。结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探索建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制,以专项资金、金融扶持形式鼓励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以及虚拟数字化生产资料等服务,加强数字化生产资料共享,通过平台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中小微企业多次复用的形式,降低中小微企业运行成本。对于获得国家政策支持的试点平台、服务机构、示范项目等,原则上应面向中小微企业提供至少一年期的减免费服务。对于获得地方政策支持的,应参照提出服务减免措施。二是探索“云量贷”服务。结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鼓励试验区联合金融机构,探索根据云服务使用量、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改造的投入,认定为可抵押资产和研发投入,对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或贴息贷款,鼓励探索税收减免和返还措施。三是鼓励发展供应链金融。结合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探索完善产融信息对接工作机制,丰富重点企业和项目的融资信息对接目录,鼓励产业链龙头企业联合金融机构建设产融合作平台,创新面向上下游企业的信用贷款、融资租赁、质押担保、“上云”保险等金融服务,促进产业和金融协调发展、互利共赢。

内部报告

不能低估疫情第二波冲击

一、不能低估第二波冲击,转入战疫增长模式后以相对增长率评估增长状况

今年年初中国经济首先受到疫情冲击,一个多月的时间经济几乎停摆,目前已在逐步恢复。但海外疫情正处在上升焦灼状态,总体上仍未出现拐点。

WTO最新估计,2020年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遭受剧烈冲击,增速将会下滑-2.5%至-8.8,出口增速为-17.1至-40.9,进口增速-14.5%至-33.8%。

中国出口一季度同比下降11.4%,进口下降0.7%。2季度以后,预计海外疫情对中国进出口影响加大,将会成为对中国经济的第二波冲击。有关研究推测,中国进出口全年将会出现15-20%的下滑,其中服务贸易降幅更大。

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净出口在GDP中的占比较低,只要净出口不出现大的负增长,对国内增长影响有限。这在正常增长情况下是对的,但如果出口短期内下滑幅度过大,导致大批出口企业停工停产,将会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消费、投资和就业。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可以看出,出口下降一个百分点,将会影响到0.2个百分点左右的GDP。近期有关信息显示,外贸企业订单断崖式下跌的情况已经出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出口从高点下降了30个百分点,带动GDP下降了7个百分点。

第二波冲击何时缓解,直接取决于国际疫情走势,而国际疫情有三个很大的不确定性。第一,美欧日等国一段时间后出现拐点,但在现有管控模式下,可能难以像中国一样短期内清零,会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尾部;第二,印度、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爆发期;第三,疫情是否会跨年度甚至长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第二波冲击在时间上将会大大长于第一波冲击,带来的增长减值也大概率超过前者。

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全球疫情结束不取决与疫情结束最早最快的国家,而取决于最差的国家,因为我们处在相互关联的同一个地球。

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并适应这一个现实,即从常规增长模式转入相当长时期的“战疫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的显著特点是,需要支付一个“战疫折扣成本”,就是说,总是要拿出部分资源去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经济难以开足马力运转,实现潜在增长率。

这样,2020年的增长背景就出现了很大改变。一季度预计会出现-5%的收缩,二季度恢复正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在不考虑第二波冲击的情况下,假设三四季度受到反弹和刺激因素的支撑,较潜在增长率高出两个百分点,达到8%左右的增长,但若考虑到第二波冲击影响,要有2-3个百分点的减值,全年能够实现3%左右的增长,就是一个很大胜利。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背景下,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非常难得。可以说,“战疫增长模式”下3%的增长率,含金量要大大超过常规增长模式下的6%。

对增长目标的评估也要相应调整。建议采取“相对增长率”的评估方法,就是用中国增长速度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比值或差值,评估中国经济的增长状况。采取这种方法的基本背景是,中国经济已在较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而且这次疫情冲击也是全球性的。与以往相比,如果这种比值是稳定或上升的,表明中国经济表现是好的,反之则是差的。以差值为例,2019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速2.9%,中国是6.1%,相对增长率为3.2%;如果2020年世界增速为-2.5%,中国为3%,相对增长率就是5.5%,是高于去年的。

这种评估方法的一个好处是,不必过于拘泥于以往的增长目标,特别是避免用过度刺激办法去实现常规增长模式下制定的目标,而是在战疫增长模式背景下,科学务实地制定并实施增长目标。

二、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发直接补贴不能是毛毛雨,要给救助第二波冲击下的外贸受困企业留下足够弹药

短期政策要与这次经济受冲击的特点相适应。这次经济大幅下滑,是一次意外的超级外部冲击,而非经济内部出了问题,如需求严重不足、杠杆率过高等。这是与以往金融或经济危机的不同之处。

经济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疫情持续时间,二是生产能力受损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长,生产能力受损有限,疫情过后可出现V型反弹;如果疫情持续时间较长,或生产能力受损严重,反弹就不那么容易。除了尽快控制住疫情之外,尽可能减轻生产能力受损,保护生产力,是短期政策的重点。

短期政策要聚焦于“恢复”、“救助”“避险”。恢复就是把中断了的供求重新连接,有人强调扩大需求,其实当务之急是恢复需求。救助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甚至日子过不下去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避险是要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重点是防止金融体系由于流动性紧张引发的停摆和混乱。

从这个角度说,财政政策重点是救助,国家已决定发行特别国债,所筹资金应主要用于救助。货币政策的重点是避险。应该说,这次美联储反应相当快,通过提供充足流动性稳定预期,防止金融体系的混乱乃至崩溃。当然,代价也很高。中国央行采取了积极有效政策,三月份的金融数据已经出来了,可以看到社融指标大幅上升。当实体经济突然减速、几乎停摆的情况出现,只有加大注入流动性,才能保障经济的连续运转。但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的区别是,二者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还有相当大的结构性增长潜能,刺激经济主要靠结构性潜能而非宏观政策,所以,中国应该也有能力使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状态,而不必跟随去搞负利率。

短期政策有三个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一,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以往遇到经济下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花钱搞投资,特别是搞基建投资,这与当时的增长阶段和经济结构有关。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实行四万亿刺激计划,当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所占比重为62.8%,消费比重为42.5%。到了2019年,支出法GDP增量中,投资比重已经降为17.2%,消费比重则上升到66.9%,居民消费比重为49.5%。这组数据表明,现阶段要稳增长,首先和重点是稳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这个大头稳不住,经济整体就稳不住。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已经成了小头,靠小头稳不住大局。

第二,对低收入群体直接补贴。这是稳消费直接引出来的议题。到底是直接发放货币补贴还是发放无太多限制的消费券,还可以讨论。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直接货币补贴,直接就发到居民账户上去了。我们的短板是低收入人群识别和补贴的基础设施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数字技术发展到目前水平,搞这个“新基建”应该不难,当下的需求也提供了一个补短板机会。短期内,可以利用已有的渠道信息,如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城市社保体系中的低收入人群、个税申报系统等。这种补贴至少要注意三点:确实补助到低收入人群;尽可能多地去消费;不能走形式,下毛毛雨,要有适当大的量,比如达到低收入人群一个月的收入或消费水平。

相关的一个认识问题也要讨论。不能简单认为对低收入人群直接补贴就是给福利、养懒人。直接看,发补贴可以稳消费、稳增长,部分补贴将转化为企业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从经济循环过程看,给低收入群体发补贴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保护生产力,提升人力资本,因为低收入群体既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是人力资本提升空间最大的生产者。

第三,要给第二波冲击下的外贸受困企业留下足够弹药。救助企业的资源要均衡使用,子弹不能一次打完。第二波冲击刚刚开始,峰值和尾部在什么地方还看不清楚。出口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和竞争力的一个部分,如果这部分企业倒下,对中国经济的伤害难以估量。要把救助资源的大头放在这个领域。

对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也可与救助外贸企业结合起来。对外贸受困企业中一定收入水平之下的员工,由政府发放一定数量的补贴,以帮助企业稳定员工队伍,这样就可以同时扩消费、降成本、稳就业,使政策更好地起到作用。

三、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以要素市场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形成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即使经济恢复较好,仍会留下一个增长硬缺口。前面提到的“战疫成本折扣”,也要有新需求填补。如何激发新增长动能,是与短期政策相配套的中长期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

今后五到十年,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结构性潜能,用一句时尚的话语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风口”。

所谓都市圈,在空间形态上,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概括地说,都市圈发展,重点是那个“圈”的发展,通过疏解核心城市的结构性矛盾、扩展城市化空间,小分散、大集中,实现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转型升级。具体说,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制造业在降成本的基础上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大幅度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有利于职住平衡,减缓拥堵、污染和通勤压力;有利于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改进居住条件,获取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带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促进生产生活转向高质量、可持续、有韧性的新发展方式。

从增长动能角度看,小镇小城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小镇小城之间要用轨道交通等连接,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也要有新的产业投资,这些不仅可以带动消费,也可带动大量投资。初步估算,今后十年,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近期热炒“新基建”概念,从体量上说,基建投资的主体还是所谓的老基建。其实,不论老基建还是新基建,投对地方都是好基建。基建投资的突出问题是投的地方和机制不对。投到都市圈,出错的概率不大。

回到现实,都市圈建设面临不少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方面的阻力与约束。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核心是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文件发布后社会反应积极热烈,对解决都市圈建设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政策问题,可以说恰逢其时,切中要害。这也再次说明,实质性深化改革是最好的刺激政策。

建议以落实中央文件为契机,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包括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并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充分的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制定规划,并着手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为外来人口在都市圈小镇小城安居乐业、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和若干发展潜力大的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作者:刘世锦)

疫情冲击下 关于经济应对政策的五个特征化事实

经济史上充满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以及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灾难,这些事件也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长期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孵化器或催生剂。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新冠病毒疫情还远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尚不是对之做出总结或者进行反思。毋宁说,从以往的经验、教训及其相关理论讨论中,着眼于对于这次应对疫情冲击具有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若干个角度提出有关问题进行思考,既讨论不同冲击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一样”),也讨论各次冲击之间不尽相同(“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政策反应过度这回事

面对重大冲击性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及时反应很重要,并且根据历史经验,政策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偏于保守的,常常跟不上现实的需要而颇显被动,所以,事后看来每一次政策响应都不存在所谓的“反应过度”问题。特别是面对具有高度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大流行疫情,政策响应能够及时和到位,对于消除事件演变趋势不确定性与政策取向不确定性产生的叠加效应,进而导致双重市场恐慌十分重要。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活动的决策常常来自于行为者本身的冲动性,而并非总是来自于对期望均值的预估,因此,人类本性的弱点会造成经济和市场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这种冲动性在个体的经济决策中必然显示出非理性的特点,可以说既在逻辑之中又不符合逻辑本身。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经济活动的这种特性,即经济活动受到冲击性干扰的情形,既可以表现为期望均值的降低,也可以表现为该值的方差的增大。

期望均值的降低通常表现为投资者的退缩和投资的减少进而产出的下降,主要是对风险的反应;方差的增大则表现为产出的波动,以及资本市场和大宗产品贸易等市场大幅度震荡中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部分。既然是由动物精神所驱动的投资活动,就其常态而言天然就存在着估价过高因素或泡沫成分,遇到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突然提高,人们必然根据他们自己所能获得的信息进行解读,产生所谓的流传性叙事并据此做出反应。

这时,即便不去深究这种反应究竟是理性的市场调整,还是非理性的心理恐慌,抑或对扭曲信息做出的不恰当反应,或者对不确定信息做出的错误解读,终究会给市场和经济带来不能承受之乱。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可以由特定的信息反映出来的,所以,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可以预测的;而后者的本质就在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不可得性甚至扭曲性,因而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可预测性,市场所做出的反应,最充分地体现在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和18日,美国股市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四次熔断,成为继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当时尚未建立熔断机制),以及熔断机制建立后,于1997年10月27日发生第一次熔断之后最惨烈的股市暴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做出大尺度的动作,并非仅仅是出于对选票的考虑,也并非不知道降息政策并不对症,只是要阻止恐慌及其导致的大幅震荡的规定动作而已。应该说,为了避免恐慌及其引致的实体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对民生的影响,政策及时并大力度做出反应,即便尚不能做到准确对症,也仍然是必要的。

根据冲击性质选择宏观政策工具

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是双重的,即从需求与供给两侧相继或同时造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相应反映在金融市场和大宗产品市场上。虽然市场状况是根据影响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匹配和交织情形所决定,但是,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短期冲击来自需求侧,而供给侧的因素主要影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表现。

作为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和政策来源,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周期理论是为解决需求侧冲击而诞生的,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的十八般兵器,也主要是为此而设计的。虽然各国经济史都见证过供给侧冲击事件,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各种自然灾害冲击,总体而言,经济政策在应对供给侧冲击方面缺乏经验,在可供选择的手段上也常显捉襟见肘。

中国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一开始就表现为需求侧与供给侧两重因素的交织。为了严格执行社交距离、封城和隔离等措施,与人员流动相关的消费活动和聚集性的消费活动,如住宿、餐饮、旅游、娱乐、客运等消费需求受到致命的抑制,与此相关的生产经营领域也同其他行业一样相应停止。由于中国处在疫情冲击的第一波,停工停产的供给侧安排导致对很多其他国家生产者供货的延误甚至中断。

当国内疫情好转,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有望改变供给状况时,不仅停产时断裂的供应链修复起来困难重重,进一步,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制造业停产、萎缩则为中国生产者设置了新一轮需求侧冲击。这种冲击效应是叠加的,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政策实施必须有超大超强的力度,政策选择既要充分挖掘传统工具箱的存货潜力,也要尝试改变思路和路径,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把功夫同时做到画里画外。

财政政策走到宏观调控舞台中央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协同发力,财政政策因其具有针对性更强、实施机制更直接见效等特点,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本来,这两个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之间的分工和配合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旷日持久的话题,近年来又迎来一个新的讨论高潮,其中一些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得出的政策实施建议,也出现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主张之中。

在关于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究竟来自于供给侧因素还是需求侧因素的争论中,人们不自觉地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认为货币政策并不能独自承担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甚至由于发达国家处于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遭遇经济冲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捉襟见肘,宏观经济调控的空间十分的狭促。因此,人们认为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手段,但是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却莫衷一是。

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特殊冲击,人们可能会暂时搁置种种观点分歧,取得更多的政策共识。在诸如战争和灾难等紧急状态下,用于维护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计的必需支出,如补贴居民收入、对中小微型企业的纾困,以及支付基本社会保险等,既是政府的天然责任,也是居民个人和民营经济所难以承受的。同时,在这种特殊的艰难时刻,正常的公共财政收入也无法满足大规模额外支出的需要,需要政府根据自身的财政结构特点和支出的性质,分别通过提高一般公共财政赤字率或者增加政府债务予以解决。

可见,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中,财政政策如今有着居于主角位置的趋势,而货币政策重在配合前者的实施。疫情大流行下不得已的停工停产,最先带来的是公开失业和就业不足,进而居民的收入遭受损失甚至丧失殆尽,严重威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计。即便在有条件或者完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被中断的供应链也需要时间进行修复,何况全球疫情大流行还可能进一步断裂供应链。因此,财政大规模支出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充分给付,较之保障金融环节的流动性充足远为重要和对症。

即便是现任或者前任中央银行家们,实际上也承认面对这场疫情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而言居于辅助性地位。例如,两位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耶伦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指出货币政策此时的作用在于满足以下需要:其一,在居家隔离和电子交易条件下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其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贷款人在放贷时需要额外的信心;其三,无论是短暂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还是疫情持续更久致使企业和家庭受困,都需要信贷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此外,货币政策还需承担他们没有提及的货币财政功能(monetary financing)。

可见,由于财政政策具有更直接瞄准关注对象的特性,预期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和家庭纾困,因而在应对疫情经济冲击中针对性更强,应该居于宏观政策的舞台中央。与之对应,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充当配角,着眼于帮助政府筹资,以及确保这些纾困和救助政策的实施不会受到流动性不足的制约。

流行病学曲线决定经济复苏轨迹

新冠病毒疫情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决定经济复苏的时间、方式、路径和效果。因此需要依据事件发展的进程和顺序,按照宏观政策的类型和手段特点,选择恰当的出台时机。在疫情爆发的早期,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处于峰值前的上升阶段,为了控制疫情大范围传播,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封城、隔离、取消聚集活动等等,这时不可避免要减少甚至遏止经济活动。而在疫情发展达到峰值之后,倒V字形曲线进入下行阶段,在疫情传播确保可以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便居于更高的优先序。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手段也受这个特点的影响,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依次出台,否则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例如,旨在刺激居民消费特别是鼓励补偿性消费的政策,在社会尚处于隔离状态时就不能产生预期效果;旨在保持必要且充分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不同阶段都是需要的,但是应该与每个时点的主要政策目标相适应,而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旨在恢复和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实施于全社会普遍隔离期间从而经济活动开始恢复之前;至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托底政策,则应该以各种形式贯穿于疫情发展及其经济冲击的始终。

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活动都是不得不为的硬要求,必须科学处理两者之间存在的取舍权衡和两难决策。虽然新冠病毒死亡率低,但是,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其流传速度快,最终以感染人数巨大而造成生命健康的损失。因此,以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实行严格防控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与此同时,在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条件下,及早复工复产也是头等大事,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然而,两个硬道理之间的确存在着取舍权衡因而两难抉择的关系。

从实施武汉封城和各种全国性隔离措施以来的经验看,空间与时间分离、以时间换空间的双轨制过渡方式,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按照地区之间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防控和复工复产任务重点做出区分,正是由于在前一阶段不惜代价地进行防控,才得以在确保感染人数不发生反弹的前提下,在后一阶段加快经济复苏的进程。

鉴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仍处于新冠病毒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复苏过程中还可能经历W字形的轨迹,甚至,人类很可能将与这个病毒的流行长期打交道,因此,根据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经验和遭遇过的两难处境,可以把这种空间与时间分离的双轨制过渡模型,进一步扩展为时间和空间并行的更新版本。

这个版本的模型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第一,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对于敏感人群尽可能做到全面检测,以便分期分批地把检测后的人群分为两组——安全组和风险组。第二,在确保两组人群不发生相互交叉的情况下,让安全组人群随即进入复工状态,同时对风险组人群继续隔离并进行连续排查。第三,随着检测和收治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安全组人数的比重逐步扩大,风险组人数相应缩小,双轨制趋于向安全单轨过渡。通过采取这种过渡办法,防控隔离与复工复产之间的时间差便可以实现最小化。

这次大流行及其造成对全球的经济冲击,与历史上的疫情大流行、经济衰退和危机事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例如,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充分性,导致市场的震荡和经济复苏的徘徊踟蹰,都是经济史上耳熟能详的情景。同时,此次事件也有诸多独特之处。除了新冠病毒本身演化和疫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之外,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巨大占比和增长贡献,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的中枢地位,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以及世界处于更高全球化阶段的同时,逆全球化暗流也被推向高潮等等,都对中国和世界应对这场经济冲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这次疫情及经济影响事件也暴露出一系列在常态下被忽视的问题,如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协同合作、紧急物资储备、供应链的维护与修复等等,都受到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提出对解决所面临各种困境的对策建议,同时能够未雨绸缪预见将来。                                       (作者:蔡昉)

政策借鉴

“金融超市”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针对疫情期间中小微企业更加迫切的资金需求,深圳市税务局和银保监部门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把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缓解融资难题。同时,充分发挥退税款的“扶持效应”,降低企业资金成本,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渡过难关。

“金融超市”解决企业燃眉之急

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银税互动平台”,对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给予贷款利率和评审政策的支持,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相关流程,降低企业贷款利率,缩短办理时间。3天之内,银行便可加急批复企业小微贷款数百万元,后续企业即可提款使用,经营周转难题迎刃而解。2020年一季度,民生银行已累计为959户纳税信用等级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提供授信支持,总计发放小微贷款10.98亿元。

据了解,近年来,税务部门在促进“银税互动”,帮助民营企业破解融资难题方面不断作出新的探索。国家税务总局从2015年7月开始启动“银税互动”,2018年11月出台《关于实施进一步支持和服务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对解决融资难作出具体部署:深化“银税互动”助力民营企业便利融资,要求各级税务机关联合银保监部门和银行业金融机构,进一步深入开展“银9税互动”活动,并由“线下”向“线上”拓展,鼓励和推动银行依托纳税信用创新信贷产品,深化税务、银行信息互通,缓解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一张纳税单换来200万元“真金白银”

“真没想到,凭一张纳税单,我们企业就贷到了200万元的额度。”深圳市宝安区一家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姚先生说。据了解,该公司是一家小型的电子加工制造企业,多年来按时诚信缴税,信誉良好,由于资金全部投入生产经营中,没有购置固定资产,无法提供传统贷款所需抵押物,一直没有办法贷到银行款。

“为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我们积极推进‘银税互动’,用税收‘好信用’为企业信贷‘增信’,更好地助力实体经济的‘血液’流动。”宝安区税务局西乡税务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们还积极与财政部门、银行等加强协作,共享纳税信用信息和纳税信用等级评价结果应用,对诚信纳税的企业采取开通绿色办税通道等税收激励措施,对纳税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落实税收‘黑名单’制度,体现‘信用值千金’的理念,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

目前,深圳市税务部门已经与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邮储银行、北京银行、微众银行、深圳农商行等多家银行签订“银税互动”战略合作协议,同时推出自主研发的“银税互动”合作平台——“金融超市”。纳税人只需登录深圳电子税务局,找到“金融超市”入口登录并签署用户协议,选择银行和金融产品,进行数据授权和提交,然后在银行的界面补完流程即可。

退税资金“扶持效应”凸显

为进一步解决企业收款难、融资难等突出问题,深圳市税务局在推出“金融超市”的同时,积极落实“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措施,通过退税办理提速、大力支持综服企业发展等方式,积极发挥退税资金扶持效应,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经大数据统计,疫情期间,深圳市综服企业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缩短至6个工作日,比全市正常出口退税平均办理时间的8个工作日还快2个工作日。同时,将退税款加速退给综服企业,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资金成本、确保资金充裕,激活综服企业发展新动能。另一方面,传导支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综服企业收汇和收到发票后即可代垫退税款,让中小微企业退税资金回笼时间大幅缩短。

据了解,面对全球疫情扩散、其他国家大面积停工的严峻形势,部分大型综服企业发挥信息平台数字化营销优势,配套提供“1+N”套餐服务,将退税资金扶持效应成倍放大,传导给产业链上游的成千上万户中小微实体经济,帮助他们生存下来,尽快复工复产,为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全球产业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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