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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495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4-24 00:00:00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

(第495期)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4月24日

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经济分析

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数据怎么看  

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国家发改委:关于促进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意见 

国资委:央企要突出抓好“三稳四保一加强” 

CF40:疫情冲击下人民币阶段性承压 国际化迎来机遇

疫情冲击加剧物价结构性变化

要情文摘

国常会出台应对疫情冲击新举措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新阶段 

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需打好政策组合拳 

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将提速发展

内部报告

提振消费是中国经济复苏关键 

疫情后将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中国 

疫情冲击下 关于经济应对政策的五个特征化事实

政策借鉴

“广州南沙新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构筑创新生态链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一季度我国宏观经济数据怎么看

4月17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经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20650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下降6.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但是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呈现回升势头,降幅明显收窄。尽管疫情冲击严重,但是14亿人的基本民生得到了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全面看

GDP同比下降6.8%,怎么看待?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步调一致,采取最全面、最彻底、最严格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指出,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比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减少了数以百万计的感染,挽救了大量同胞的生命,当然也不得不付出一些短暂的经济代价。不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和常规年份简单比较。

全面看待经济数据,还应看到,全球经济贸易大幅下降,中国很难独善其身。目前,疫情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扩散,全球跨境投资、货物贸易和人员往来大幅度减少。

近期,国际机构纷纷下调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世界贸易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暴跌13%至32%,全球经济增速将至少下降2.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进行了史上最大幅度的下调,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增速为1.2%,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少数正增长。

辩证看

辩证看,尽管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但随着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3月份主要经济指标明显改善。

春耕顺利仓廪足。一季度,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5%,冬小麦整体长势好于上年和常年。禽蛋、牛奶产量增速均超过4%,猪牛羊禽肉产量1813万吨。

工业生产恢复快。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4%。其中,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1%,降幅较1—2月份大幅收窄12.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的产出水平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41个工业行业中,90%的行业当月增加值比1—2月份加快,其中有40%的行业同比增长;从统计的6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来看,约有40%的工业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复工加快就业稳。一季度,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229万人。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比2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其中25—59岁群体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4%,低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0.5个百分点,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强调,尽管疫情冲击严重,但全国没有发生大规模裁员的情况,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供应充足物价稳。3月份CPI同比上涨4.3%,比上月回落0.9个百分点;一季度CPI的涨幅为4.9%,比1—2月份回落0.3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说明食品供应比较充裕、社会物流也比较畅通。

长远看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判断到,疫情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对经济的影响是短期的、总体可控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风向标”向好,回升态势有望延续。

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一向被视为经济风向标、晴雨表。3月,全社会用电量降幅比2月份明显收窄,4月上旬全社会发电量保持正增长;3月,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3.46亿吨,与去年同期持平,比2月增长4.5%。一季度,国家统计局5000万元以上投资入库项目达11477个,比上年同期增加144个,且3月挖掘机销量创下历史新高。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从目前调研和了解的情况来看,前期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帮扶企业渡过难关、帮助企业复工复产的政策举措,在不断显效。随着复工复产加快推进,更大力度的政策不断出台,二季度经济预计会明显好于一季度。如果全球疫情控制比较好,下半年应该会比上半年更好。

——“米袋子”充足,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受疫情影响,粮食问题近期引起海内外关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强调,中国人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过去五年,我国粮食产量都在1.3万亿斤以上,2019年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新高,我国谷物自给率超95%,库存很充裕。一季度粮食价格同比上涨0.6%,仍总体平稳,包括武汉在内的一些疫情防控重点地区的价格都没有出现大的波动,说明我国粮食供应能力强,市场供求关系总体是稳定的。

——适应性强大,产业体系完备有韧性。

1.1亿只!一个月,我国口罩产能就扩大了4倍多。50万件!还是约一个月,我国防护服日产量就增加约27倍。中国产业生产能力较强,配套设施也有较强优势,修复能力与适应能力都较强。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投资增长3.2%。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增长39.6%,专业技术服务投资增长36.7%,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投资增长17.4%。生物药品制品制造业等与抗疫相关行业投资保持增长,重点防疫工程建设快速推进。这些投资不仅形成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有效供给,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产业结构。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产业体系并没有受到冲击,生产能力没有受到影响。社会生产体系是健全的,生产能力是充裕的,经济恢复产能就能逐步释放出来。

——基本面不变,中国经济活力充沛潜力足。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强调,中国市场规模大、成长快、潜力充裕、韧性足等基本特点不会改变。从要素支撑来看,产业基础比较好,配套能力比较强,劳动力比较充裕,人力资本不断积累,这些能够有效支撑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同时,持续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推动创新,能不断激发经济的内生动力、潜力和活力。

两手抓

3月主要经济指标明显改善,来之不易,得益于上下一心,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持疫情防控不松劲、经济发展不动摇。

——防范风险有先手,宏观调控亮高招。

今年以来,阶段性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加上去年政策翘尾,预计全年可为企业减负1.6万亿元;央行3次“发红包”,定向降准累计释放长期资金超1.75万亿元;5881家企业受益于3000亿元专项再贷款,现有的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用完后,将再新增中小银行再贷款再贴现额度1万亿元;截至3月24日,共有146万户企业享受到222亿元稳岗返还……一系列含金量高、针对性强的政策措施迅速出台,让实体经济得以减负纾困、迎难而上。

——化危为机显能力,企业突围拼智慧。

“云端”互动,“宅经济”如火如荼;争当“网红”,直播带货助力销售逆袭;打掉“围墙”,企业订单、员工皆可共享……这些经济新动能都是各行各业共克时艰中爆发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尽管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措施也是常态化的,但是产业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特别是以新产业、新产品和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动能还逆势增长。

新产业蓬勃发展。3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8.9%,比1—2月份大幅回升20多个百分点。一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长13.2%,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新业态快速壮大。与互联网相关的新业态表现活跃,电子商务、在线学习、远程问诊等得到较快发展。3月,社会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6%,比上年同期提高5.4个百分点。

新产品增势不减。一季度,自动售货机、售票机,电子元件,集成电路,以及城市轨道车辆产量分别增长35.3%、16.2%、16.0%和13.1%。

——脱贫攻坚不放松,全面小康有质量。

尽管疫情突袭,但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没有放松。一季度,已下达中央扶贫资金1396亿元,中西部22个省份26万多个扶贫项目已开工建设。从收入来看,贫困人口比较多的一些省份,如四川、广西、西藏、贵州、青海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名义增长了5.3%、4.6%、9.5%、4.8%和3.1%,明显高于全国水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强调,脱贫攻坚这个仗打赢了,全面小康就更有质量,更经得起历史检验,更能让人民群众满意。                                                 (来源:人民日报)

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和当前经济形势的汇报,研究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工作,决定将有关意见提请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

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但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重,必须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绩,巩固防控战果,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因时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并切实抓好落实,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必要防护,不断巩固疫情持续向好形势,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会议强调,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精心治疗、悉心护理重症患者,抓实社区防控,压实企事业单位防控责任,对重点人群实行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对其他人群实行愿检尽检。其他地区要动态调整离汉人员管理和健康监测规定,同湖北省和武汉市互通互认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方面信息。要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政策支持,帮助群众解决就业、收入、就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要继续加强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各地要精准抓好内防反弹工作,对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要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发现其中暴露出的防控问题,加固薄弱环节、补上短板漏洞。

会议要求,加强和完善外防输入举措,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继续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驻外使领馆要做好领事保护和防护指导,发挥好侨团、留学生会等作用。要坚决守住守好口岸城市防线,优化医疗资源和救治力量布局,加强检疫检测能力建设。要加强集中隔离人员安全服务保障,做好健康监测和人文关怀。要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深化交流合作,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多种方式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今年一季度极不寻常,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众志成城、顽强拼搏,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我国经济展现出巨大韧性,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或达到正常水平,应对疫情催生并推动了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

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会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大局,必须确保疫情不反弹,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要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会议指出,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会议强调,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要释放消费潜力,做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要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要着力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加快落实各项政策,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提高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要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要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复工复产中优先使用贫困地区劳动力,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要完善社会保障,做好低保工作,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确保群众基本生活。我国粮食安全有充分保障,要抓好农业生产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夯实农业基础。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要不失时机推动改革,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要坚定扩大对外开放,保障国际物流畅通,严把防疫物资出口质量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国家发改委:关于促进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意见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时指出,建设内外部联通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提高机场运行效率的关键。加强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是扩大机场辐射范围,提升航空服务水平和枢纽运营效率,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促进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结合当前我国航空枢纽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实际,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融合,逐步从以城市轨道为主的单一模式向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转变,部分枢纽机场已经建设或规划联通了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集疏运系统,通达性进一步提高。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规划衔接不畅、建设统筹不足、衔接布局不合理、运营管理分割等诸多问题。当前,我国枢纽机场陆续实施改扩建工程,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也在加快建设,为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有必要强化对机场轨道交通系统的规划引导,加强统筹,多措并举,有力有序推进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有效联通,加快构建内外联通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我国航空枢纽国际竞争力,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安全、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需要。

(二)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枢纽机场高质量发展为总体目标,科学指导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确保枢纽机场轨道交通发展与实际需求相匹配,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补短板、强交通,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三)基本原则。问题导向,需求引领。聚焦当前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满足航空出行需要,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比较优势,科学开展联通工作,提高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安全性、便捷性、经济性。

突出重点,统筹规划。围绕航空枢纽高时效、集疏运、广覆盖的特点,紧密结合当地机场和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情况,做好机场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方式有效衔接,充分挖掘机场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潜力。

科学分类,有序建设。根据各类轨道交通的特点,对功能定位、运输规模不同的机场分类施策,科学合理确定轨道交通的类型、建设时机和衔接方式。

全面联通,一体发展。做到机场与轨道交通硬件、软件设施的全方位联通,提高机场轨道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深入推进轨道交通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构建智慧运行与智慧服务体系。

二、强化规划引导

(一)积极做好顶层统筹。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科学规划机场轨道交通集疏运系统。国家铁路网、城际铁路网、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机场布局规划之间要加强衔接,促进各种交通规划融合推进。轨道交通规划、机场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要加强衔接,城市规划应考虑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优先将机场轨道交通集疏运系统纳入规划。枢纽机场要加强统筹考虑,因地制宜,结合区位特点和资源禀赋,明确功能定位,注重机场集疏运系统中各种交通方式一体化衔接,科学谋划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类型、线路和建设时机,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功能。暂不具备条件的要预留好建设用地和空间等条件。

(二)注重机场分类施策。根据机场旅客集散需求和相关规划建设等情况,对功能定位、规模不同的机场分类施策。国际枢纽机场应联通干线铁路或城际铁路或市域(郊)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有效辐射周边800—1000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区域枢纽机场应尽可能联通干线铁路或城际铁路或市域(郊)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有效辐射周边300—500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其他年旅客吞吐量1000万人次以上的机场应尽可能联通市域(郊)铁路或城市轨道交通,本期规划目标年预测年旅客吞吐量可达到3000万人次及以上的机场,宜充分预留干线铁路或城际铁路等建设通道。少数具备条件的支线机场也应尽可能联通轨道交通。

(三)加强一市多场联通。一市多机场的城市宜根据枢纽机场功能定位,充分考虑航空客货中转需求和溢出承接。现有一市多机场的城市,应在现有轨道交通基础上,通过改造和优化流程,以及新建城市轨道或市域(郊)铁路直接联通等方式,努力提升多场间的联通便捷程度。规划建设多个枢纽机场的城市,应提前做好轨道交通联接规划,确保项目同步建设或预留建设通道。

三、加强建设协作

(一)合理确定建设时机。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接入时机的关系,有序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统筹确定机场轨道交通系统的开工时间。当机场客流量和建设条件均满足相关要求时,加快机场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需要联通干线铁路或城际铁路的枢纽机场,要充分利用相应的铁路建设契机,加大协调力度,适时将其引入机场。

(二)推进建设协同管理。加强建设管理协作,推动各主体理顺管理界面,加强沟通协调,共同推进机场轨道交通建设。同步建设的机场和轨道交通系统,要做好建设工作的协调、协同;不同步建设的项目之间,要相互做好建设条件的预留。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旅客出行和运营管理的需要,注重轨道交通与机场之间便捷换乘,尽可能缩短换乘距离,实现无缝衔接。

(三)加强接口标准衔接。加强机场工程和轨道交通工程之间接口部位建设制度、规范、标准等互认或统一,为机场工程与轨道工程的充分衔接提供技术支撑。研究制定经济适用的接口部位设计、建设等标准和规范,促进机场轨道交通建设。

四、提升运营水平

(一)加强空铁信息联通。建立健全空铁联程联运管理体制机制,切实打破行业分割,打通运营规则,完善协作机制,破解联程联运管理中的难题。积极推动整合信息平台,加强数据、时刻、规则等衔接,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智慧化水平,便于轨道交通根据航班情况合理调度车辆和旅客安排出行。

(二)积极开展联合运营。机场轨道交通运营单位与机场及基地航空公司之间应加强战略合作,共同打造优质的空铁联程联运服务。根据航空客流变化情况,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合理安排运力,科学编排车次,适时开行快、慢车,满足不同旅客出行需要。

(三)提高出行便捷程度。简化换乘环节,优化轨道交通车站城市航站楼的值机、行李托运等服务,推进轨道交通与机场安检互认,提供便捷的换乘服务。创新服务,开发空铁联程联运产品,研究推出一票到底、多种票价机制等灵活措施,方便旅客出行选择。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审核把关。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在规划项目审批(审核)中,要加强机场规划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规划的衔接,具体项目办理中强化综合交通专篇的评估论证,统筹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发展,注重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的联通,实现无缝衔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快理顺并建立项目审批(审核)及投资管理程序,以利于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同构建以枢纽机场为核心节点的综合交通枢纽。

(二)完善协调机制。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统筹好轨道交通、机场等行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衔接,地方政府部门和建设单位要加大工作力度,组织建立统一高效的机场项目建设协调机制,充分发挥“管大事、抓协调、解难题”的作用,确保工程建设顺利实施。机场、航空公司、轨道交通等运营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沟通衔接,实现问题共商、信息共享,提高综合交通枢纽智能化建设和管理水平,促进枢纽机场和轨道交通便捷高效运行。

(三)拓宽融资渠道。拓宽轨道交通投融资渠道,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社会资本。鼓励采用机场公司、航空公司入股等多种方式参与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发挥综合交通多元主体组团效应。加强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创新优化补贴机制,促进枢纽机场轨道交通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国资委:央企要突出抓好“三稳四保一加强”

4月17日,国资委召开中央企业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通报暨2020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签订视频会议,分析中央企业经济运行形势,明确任务,研究措施,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全力以赴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国资委指出,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大落实“六稳”工作力度,突出抓好稳经营、稳产业链、稳企业,保国计民生、保重大工程、保安全生产、保高质量发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作出更大贡献。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郝鹏代表国资委与中央企业负责人签订了2020年度经营业绩责任书。

中央企业受到疫情冲击影响严重、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要清醒、全面、辩证、长远地看待疫情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推动中央企业生产经营尽快恢复正常秩序,不断巩固和拓展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空间。国资委将制定出台一系列支持引导中央企业深化改革、提质增效的政策措施,扎实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全面做好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与中央企业共同努力、共克时艰,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

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应对疫情冲击,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正视困难、坚定信心、担当作为,突出抓好“三稳四保一加强”:“三稳”就是要稳经营,统筹国际国内市场,统筹产运销储,努力保持中央企业经济运行稳定;稳产业链,发挥中央企业产业龙头牵引作用,打通供应链、协同上下游,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稳企业,抓好各类风险防范,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四保”就是要保国计民生,切实保障煤电油气、通信、粮食等基础产品服务供应,为保持经济社会正常秩序提供有力支撑;保重大工程,全力保障重大科技专项、“十三五”规划重大工程、“一带一路”重点项目等按计划推进、稳步实施;保安全生产,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全面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抓紧抓实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安全生产工作;保高质量发展,牢牢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经济增长,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一加强”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中央企业党委(党组)领导作用、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为统筹疫情防控和企业改革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要保持战时状态、更加奋发有为,切实抓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慎终如始防疫情,因时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毫不放松抓好境内防控,严密细致做好境外防控,切实保护企业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千方百计拓市场,稳住存量做好增量巩固开拓国内市场,积极做好国际化经营,开发用好协同合作的市场,深化央地合作、加大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合作力度,积极带动中小企业共同发展;多措并举深挖潜,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加大降本节支增效、低效无效资产处置、亏损企业治理力度,坚决止住出血点;加快升级补短板,切实补足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产业布局优化完善、产品服务提质升级、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短板,培育新增长点、激发新动能;深化改革强动力,加大市场化薪酬改革、市场化选人用人、改革专项工程和典型引领示范力度,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防范风险守底线,密切关注资金风险、妥善防控债务风险、注意管控金融业务风险、始终谨防投资风险、严格控制法律合规风险;用好政策谋发展,抓住国家支持企业发展各项政策的窗口期,加紧研究梳理和细化落实,确保尽快落地见效;加强领导强保障,国资委党委将建立与中央企业的直通工作机制,及时协调解决企业反映的问题和困难,各中央企业党委(党组)要加强领导,压紧压实责任,狠抓工作落实,同时大力加强宣传舆论工作,为中央企业战疫情、促生产凝聚起更加强大的力量。国资央企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过硬的作风狠抓落实,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各项工作举措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CF40:疫情冲击下人民币阶段性承压 国际化迎来机遇

近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召开内部研讨会“疫情冲击下的资产配置、资本流动和汇率形势”。新冠疫情对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国内疫情爆发、海外疫情爆发,以及海外疫情趋于稳定。整体来看,当前人民币面临短期贬值压力,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呈现先贬值后反弹的走势。目前仍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承压。一是市场恐慌情绪飙升,可能加大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波动;二是资本跨境流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三是客观存在的全球去中国化风险。

疫情在全球蔓延可能成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新冠疫情的爆发为我国在未来更好应对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风险提出了三点启示:一是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二是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三是从长期视角思考我国资产配置和外汇储备安排。

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表现相对稳健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人民币汇率在全球货币中表现相对稳健。虽然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上下震荡,但人民币多边汇率总体上稳中趋升。与其它非美元货币相比,人民币表现也更为坚挺。

人民币短期内仍面临贬值压力,但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走势呈现先贬值后反弹趋势。新冠疫情对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内疫情爆发期,从1月下旬到3月上旬。人民币汇率随疫情预期变化,先小幅贬值然后小幅升值,整体变化不大。这一时期海外金融市场稳定,企业各种形式的海外举债活动正常,资本流动相对稳定。

第二阶段是海外疫情爆发期,始自3月上旬。海外疫情全面爆发引致股市、债市、大宗商品剧烈调整,并有向商业票据市场蔓延迹象,金融市场风险偏好大幅下降。这同时带来了美元流动性短缺,美元相对其他货币升值。

这一时期,三方面短期因素带来人民币贬值压力。其一,根据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规则,为保持人民币对篮子货币稳定,美元升值要求人民币贬值;其二,海外美元流动性短缺和风险偏好下降带来人民币资产卖盘,离岸市场人民币贬值,冲击在岸市场价格;其三,海外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中国企业多种形式的海外举债难度上升,资本净流入下降。

第三阶段是当海外疫情预期趋于稳定,即便人类可能不得不长期与新冠病毒共存,但对疫情的恐惧心理趋于缓和,金融市场恢复平静。随着国际金融市场恢复常态,海外市场美元流动性和风险偏好恢复会带来人民币升值。此外,中国经济率先复苏,资金需求相对旺盛,企业海外举债和外资进入中国的动力提高,也会带动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升值。

警惕可能使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承压的因素

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基本面、货币和金融条件等诸多因素可以在未来支撑人民币汇率稳定在合理区间。但是,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可能导致人民币汇率阶段性承压,需对此保持警惕。

一是,应警惕市场恐慌情绪飙升,阶段性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疫情在海外扩散,给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极大冲击,也给我国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和实质影响。随着市场恐慌情绪上升,美元传统避险角色显现,可能阶段性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

二是,应警惕资本跨境流动给人民币汇率带来压力,尤其是关注和规避短期市场风险。目前来看,全球范围内人民币资产的相对价值较高。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得我国和世界经济的依存度越来越高,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影响不可避免,也不容小觑。

近期,海外股市大幅震荡已然通过信心渠道引起了境内和境外市场的共振,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呈现的净流出与境外股市的下跌保持了很强的同步性。这说明在海外股市大跌的时候,无论是出于避险还是流动性变现的动机,境外投资者正在抛售可变现的人民币资产。换言之,欧美市场后院起火可能会导致部分国际资金撤离中国市场。对这种现象,应该给予高度关注。

三是,应警惕当前客观存在的全球去中国化风险。在应对本次疫情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协调并不顺畅,使得市场对中美下阶段关系充满忧虑,担心疫情引发中美摩擦进一步加剧。有观点认为,从当前形势来看,疫情结束之后的去中国化可能已不仅仅是尾部风险。长期来看,若去中国化真的发生,将同时冲击我国的供给和需求端,尤其是可贸易部门,并给人民币汇率带来长期压力。

当下是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

疫情在全球蔓延可能成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利时机。随着疫情在全球扩散蔓延,多年来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输出、资本项目顺差完成回流的全球美元循环机制发生了变化。众多国家陷入经济停摆危机,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向全球市场提供流动性的渠道可能面临收窄。国际市场上美元供给收缩,会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紧张状态,产生了使用其它国际货币来替代美元的愿望。

国际市场美元流动性的稀缺可能使得人民币资产的投资价值凸显。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在控制疫情方面走在全球前列,成为全球的经济绿岛,并通过新基建、数字化转型等稳定经济增长,人民币在短中期内应存在走强的可能性,这也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契机。

此外,新冠疫情的爆发为我国在未来更好应对资本流动和人民币汇率风险提出了三点启示:一是要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从疫情爆发以来的外汇市场运行情况来看,只有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动摇、大力发展外汇市场,才能更好发挥人民币汇率作为经济稳定器的作用。

本次疫情中,人民币汇率之所以能够发挥吸收疫情冲击的稳定器作用,正是因为在疫情发生前,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2019年8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之后外汇市场基本保持稳定,这是汇率弹性增强的重要标志。正因如此,在疫情爆发以后,人民币汇率才实现了更加频繁的双向波动。

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难以等待最好的时机,需要顶住压力、保持定力、迎难而上。具体来看,对于外汇市场管理部门而言,可以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中资企业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参与境内外衍生品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整体汇率风险敞口的对冲。对于外汇市场参与者而言,要坚定地树立财务中性的管理理念,控制好货币错配,管理好汇率风险。

二是应对短期市场波动风险,需要提高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一方面,保持较高的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发挥人民币汇率作为调节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加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的监管框架。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更多以价值投资和中长期资产配置为目的的境外资金。

三是从长期视角思考我国资产配置和外汇储备安排。目前来看,疫情扩散将对欧美国家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各国被迫向居民、企业和市场输送资金,这意味着未来一到两年欧美经济体的财政赤字可能都将处在高位。疫情引致的政府支出扩大,在未来可能不易逆转,因此,当前我们需要开始思考疫情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哪些长期变化,需要开始思考后疫情时代我国的资产配置和外汇储备安排。

疫情冲击加剧物价结构性变化

受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一季度我国物价“食品通胀、非食品通缩”的结构性特征更为明显。2019年以来,我国物价呈现食品与非食品价格表现分化、CPI与PPI表现分化的特点。PPI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月度同比涨幅持续回落,尽管个别月份略有反弹,但总体处于下跌通道;同期CPI月度同比涨幅基本上逐月回升。从CPI构成看,拉升CPI的是食品价格。2019年8月以来,食品价格月度同比涨幅扩大至两位数,但非食品价格同比涨幅稳定在1%上下。

一、疫情冲击农业供应链加剧食品通胀

国内来看,疫情爆发以来,我国农村地区普遍以“封村”、“断路”作为疫情防控手段。此举使农业从业人员的正常流动、农产品和农业生产物资的正常流通受到限制,对生鲜农产品的生产和物流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春季种植业生产事关全年收成,疫情防控限制人员流动会耽误农时,春播和育苗计划无法全面落实。养殖业及上游饲料、兽药等生产物资和下游收购屠宰加工和销售目前也面临“运不进、销不出”的困境。一些鸡鸭苗等家禽养殖户因饲料断档而忍痛毁苗,加快屠宰,同时生产出的肉蛋奶等产品积压运不出去,种畜禽苗等运不进来,养殖链条上相互挤压,新的养殖周期正在错失,严重影响到养殖业的生产持续性。

国际来看,随着全球疫情快速爆发蔓延,为保证本国国内粮食供给,越南、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声称限制粮食出口。国际粮食供应链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国际粮价大幅走高。作为全球小麦期货交易基准的芝加哥小麦期货价格自3月中旬以来上涨了15%,作为国际大米交易基准的多种泰国大米价格飙升至7年高点,从3月25日至4月1日,损耗率5%的白米的价格(行业基准)上涨了12%。

农产品涨价将加剧食品通胀压力。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食品价格上涨较多,进而拉高CPI。一季度CPI累计同比上涨4.9%,比上年同期高3.1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累计同比涨幅高达20.3%,比上年同期高18.1个百分点,非食品价格上涨1.1%,比上年同期回落0.6个百分点。食品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一方面,疫情防控带来的企业和市场延期开工、交通运输管制、物流不畅等使食品生产和供给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受“居家”要求与“避险”心理等因素影响,有的居民出现囤购行为,加剧了食品价格的上涨。

疫情影响生猪供给支撑猪肉价格维持高位。2019年非洲猪瘟使国内生猪产能急剧下滑,猪肉价格快速上升。2020年一季度,猪肉价格累计同比涨幅高达122.5%。在政府政策支持下,生猪产能自2019年9月以来逐渐恢复。但2020年2月的能繁母猪存栏水平约相当于正常年份的70%左右,生猪产能的全面恢复还需假以时日。而且从产能恢复到毛猪出栏量恢复,还有一个滞后期,未来猪肉价格将继续高位运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使生猪运输受阻、部分屠宰场关闭、生猪补栏周期延长。随着疫情受到控制,餐饮业将逐步恢复,猪肉需求可能出现补偿性或报复性反弹,从而加剧猪肉短期供求偏紧状况。

多国限制粮食出口不利于稳定国内通胀预期。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封城”、“锁国”、“限运”,全球农产品贸易受到限制。一些国家开始限制本国农产品离境,以备不时之需。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警告,疫情虽然尚未对食品供应链产生大的影响,但食品物流却已备受挑战。疫情引发各国在粮食安全方面的行为变化,“粮食民族主义”浪潮正在兴起。自3月24日越南宣布禁止大米出口之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马来西亚、印度、塞尔维亚及柬埔寨等也纷纷提出限制主要出口。我国玉米、稻谷和小麦自给率均在96%以上,同时库存消费比远超消费进口依赖度,粮食安全系数高。但2019年我国大豆进口量占粮食总进口量的79.4%,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0%,从巴西、美国和阿根廷的进口大豆占进口总量的95%左右。目前疫情对南美及美国大豆生产和出口影响较小,但美国和巴西疫情升级,使大豆运输和出口港口的工作效率下降,阿根廷政府计划将大豆、豆粕的出口费用提高3个百分点至33%。目前国内大豆和豆粕库存较低,后期进口大豆延迟到港和进口价格上升可能放大疫情期间的恐慌情绪。多国限制粮食出口和全球粮食危机的担心可能引发我国民众恐慌性抢购,不利于稳定通胀预期。

二、经济显著下滑加剧非食品通缩

2020年一季度,PPI累计同比下降0.26%,上年同期为上升0.2%。因疫情防控,部分商业和服务网点停止营业,一些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工业企业停工停产,对工业品需求也相应减弱,从而压低了PPI。随着新冠病毒肺炎在国内外持续蔓延,国内国际经济活动被按下“暂停键”,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不仅造成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也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IMF在4月14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急剧收缩3%,比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还要糟糕得多。

全球疫情从供需两端影响全球生产和贸易活动。一方面,3月份开始,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欧洲和美国成为疫情中心,全球有一半左右的人口经济社会活动处于暂停状态,需求也随之消失。另一方面,在制造业产业内全球分工协作紧密的情况下,各国封城、停产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甚至断裂。4月8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一期年度贸易统计和展望报告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2019年的全球贸易就已呈现放缓之势,在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重压下,全球商品贸易陷入停滞并在接近年底时出现下滑。2019年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0.1%。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预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13%-32%。2021年全球贸易仍有可能复苏,但也存在不确定性,其最终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各国抗疫政策的有效性。

在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生产和贸易的背景下,加之受OPEC+减产同盟破裂、沙特和俄罗斯掀起“石油价格战”影响,国际油价自3月9日开始大幅度走跌,截至4月21日,布伦特和WTI原油期货结算价(连续)由3月6日的45.27美元/桶和41.28美元/桶跌到了19.33美元/桶和10.01美元/桶,跌幅分别为57.3%和75.8%。其中,4月20日WTI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37.63美元/桶,为历史罕见。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全球需求增长疲弱,国际油价大概率低位震荡,进而施压我国PPI走势。

随着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控制,3月份以来我国企业开始逐步复产复工。但3月份以来,疫情在全球爆发,欧洲和美国成为“大流行”的“震中”,多个国家与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紧急封城封国,停工停业,禁止民众非必要出行,保持社交距离。二季度我国疫情防控已转入主要防范境外输入风险的阶段,境内复工复产步伐将加快,经济活动会逐步得到恢复。不过,境外疫情大流行导致全球经济活动大范围停摆,全球产业面临“瘫痪”,外需的垮塌将给我国企业复工复产带来“二次冲击”。

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情况下,国内实体经济发展面临需求不足挑战,物价不存在全面上涨的基础,PPI走势也将进一步承压。但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价格具有刚性,未来物价的结构性变化将进一步加剧。 

(执笔:李若愚)

要情文摘

国常会出台应对疫情冲击新举措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贫困人口、低保人员和失业人员的帮扶保障力度;决定提高普惠金融考核权重和降低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促进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明确帮助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租压力的措施。

【问题】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经济金融发展面临较大挑战,我国疫情防控面临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形势,特别是国际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增加,又处于复工复产的关键阶段。要清醒看到国内外疫情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在疫情的冲击下,确保实现现行标准下剩余贫困人口、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面临巨大挑战。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必须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运营和融资成本,防止出现企业大面积破产和个体工商户倒闭现象。

【对策】一要加强农村贫困人口帮扶。国家重大项目建设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务工,扩大以工代赈投资建设领域和实施范围、将劳务报酬比例由10%提高至15%,拓展扶贫车间、公益岗位等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将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延长至今年底。对受疫情影响可能存在返贫、致贫风险的人员做好帮扶。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边缘人口,可纳入扶贫小额贷款贴息、技能培训等扶贫政策给予支持。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品扩大销售,增加农民收入。二要对符合低保条件的城乡困难家庭做到应保尽保,及时将未参加失业保险且收入低于低保标准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纳入低保、救助等范围。对受疫情影响遭遇暂时困难的人员做好临时救助。三要在落实落细今年已出台的失业人员帮扶措施基础上,进一步将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扩大至城乡所有参保失业人员。其中,将去年1月以来参保不足1年的失业农民工阶段性纳入保障范围。

为促进金融更好服务小微企业,会议确定,将普惠金融在银行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鼓励加大小微信贷投放。同时,将中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释放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企业能力。

为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租负担,会议确定,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除上半年3个月租金。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和高校、研究院所等企事业单位要带头。出租人减免租金的可按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并引导国有银行对减免租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非国有房屋减免租金的可同等享受上述各项政策优惠。

新冠肺炎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新阶段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召开会议,分析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研究部署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问题】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但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繁重,必须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绩,巩固防控战果,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因时因势完善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措施并切实抓好落实,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做好必要防护,不断巩固疫情持续向好形势,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秩序全面恢复提供有力保障。

【对策】湖北省和武汉市要继续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精心治疗、悉心护理重症患者,抓实社区防控,压实企事业单位防控责任,对重点人群实行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对其他人群实行愿检尽检。其他地区要动态调整离汉人员管理和健康监测规定,同湖北省和武汉市互通互认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等方面信息。要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障的政策支持,帮助群众解决就业、收入、就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要继续加强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各地要精准抓好内防反弹工作,对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要加强流行病学调查,及时发现其中暴露出的防控问题,加固薄弱环节、补上短板漏洞。加强和完善外防输入举措,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要继续加强对境外我国公民的关心关爱,驻外使领馆要做好领事保护和防护指导,发挥好侨团、留学生会等作用。要坚决守住守好口岸城市防线,优化医疗资源和救治力量布局,加强检疫检测能力建设。要加强集中隔离人员安全服务保障,做好健康监测和人文关怀。要深入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同世界卫生组织深化交流合作,继续向有关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多种方式为国际防疫合作贡献力量。

应对疫情对经济冲击需打好政策组合拳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17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当前经济工作,强调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政策背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外防输入、内防反弹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加大力度。要坚持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抓紧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政策目标: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加大“六稳”工作力度,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政策手段: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大局,必须确保疫情不反弹,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要在稳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全面推进复工复产达产,恢复正常经济社会秩序,培育壮大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

主要措施:要释放消费潜力,做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要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要着力帮扶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加快落实各项政策,推进减税降费,降低融资成本和房屋租金,提高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能力。要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促进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达产。要切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加大脱贫攻坚力度,复工复产中优先使用贫困地区劳动力,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要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要完善社会保障,做好低保工作,及时发放价格临时补贴,确保群众基本生活。我国粮食安全有充分保障,要抓好农业生产和重要副食品保供稳价,夯实农业基础。要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政策点评: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范畴,是一种超级外生冲击下导致的经济体系出现的剧烈震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出现急剧下滑,将比大萧条时期更加严重,全球将有170个国家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我国一季度经济也出现负增长。在此背景下,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的最新部署,有助于加快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解决复工复产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将提速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关于促进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意见》,要求聚焦当前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存在的突出问题,提高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安全性、便捷性、经济性。

政策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时指出,建设内外部联通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是提高机场运行效率的关键。加强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是扩大机场辐射范围,提升航空服务水平和枢纽运营效率,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枢纽机场高质量发展为总体目标,科学指导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确保枢纽机场轨道交通发展与实际需求相匹配,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补短板、强交通,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基本原则:问题导向,需求引领。聚焦当前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科学开展联通工作,提高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安全性、便捷性、经济性。突出重点,统筹规划。围绕航空枢纽高时效、集疏运、广覆盖的特点,充分挖掘机场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潜力。科学分类,有序建设。根据各类轨道交通的特点,建设时机和衔接方式。全面联通,一体发展。做到机场与轨道交通硬件,提高机场轨道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政策内容:一强化规划引导。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科学规划机场轨道交通集疏运系统。国家铁路网、城际铁路网、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机场布局规划之间要加强衔接,科学谋划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的类型、线路和建设时机,合理确定建设规模和功能。二是加强建设协作。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接入时机的关系,有序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统筹确定机场轨道交通系统的开工时间。当机场客流量和建设条件均满足相关要求时,加快机场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需要联通干线铁路或城际铁路的枢纽机场,要充分利用相应的铁路建设契机,加大协调力度,适时将其引入机场。三提升运营水平。建立健全空铁联程联运管理体制机制,切实打破行业分割,打通运营规则,完善协作机制,破解联程联运管理中的难题。积极推动整合信息平台,加强数据、时刻、规则等衔接,提高信息化、智慧化水平,便于轨道交通根据航班情况合理调度车辆和旅客安排出行。

保障措施:一是加强审核把关。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在规划项目审批(审核)中,要加强机场规划与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规划的衔接,以利于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同构建以枢纽机场为核心节点的综合交通枢纽。二是完善协调机制。有关部门要加强指导,统筹好轨道交通、机场等行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衔接,提高综合交通枢纽智能化建设和管理水平,促进枢纽机场和轨道交通便捷高效运行。三是拓宽融资渠道。拓宽轨道交通投融资渠道,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吸引社会资本。

政策点评: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融合。当前,我国枢纽机场陆续实施改扩建工程,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也在加快建设,为枢纽机场联通轨道交通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有必要强化对机场轨道交通系统的规划引导,有力有序推进枢纽机场与轨道交通有效联通,加快构建内外联通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我国航空枢纽国际竞争力,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安全、便捷、舒适的航空出行需要。

内部报告

提振消费是中国经济复苏关键

新冠疫情已经对中国和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就目前各地复工复产的情况来看,一季度我国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世界范围内,美国和欧洲也肯定负增长。世界经济进入衰退,已经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这场衰退会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疫情会持续多久以及各国疫后恢复经济活动的速度。

就疫情而言,隔离是遏制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唯一有效办法。当我国决定武汉封城的时候,西方媒体还持嘲讽的态度;今天,当疫情开始在欧美爆发的时候,各国不得不选择也开始严格的隔离措施。然而,至今多数欧美国家仍然不主张戴口罩,留下了疫情蔓延的一大漏洞,因为空气传播的概率远远大于触摸传播的概率。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病毒在空气中可以最多存活两个小时,一个感染者带来下一个感染者的概率,就是两个小时内所有人走过其行动轨迹的概率。如果人流量较大,这个概率就会很高。

依照武汉的经验,严格隔离两个月可以基本控制住疫情,但多数西方国家的隔离没有达到武汉的级别,因而,它们能否在两个月内实现目标,仍然存疑。欧美的经济暂停键什么时候取消,尚不得而知。

另一个需要担心的是疫情在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传播。根据欧美的经历,如果这些地方不采取必要措施,疫情爆发是迟早的事情。由于这些地方医疗资源匮乏,国家能力较弱,无法实现严格的隔离,疫情一旦爆发,就不可避免地引发人道主义灾难。

即使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大爆发能够得到控制,但消灭或控制病毒还得靠疫苗或特效药。然而,就目前的科研进展来看,今年之内找到疫苗或特效药的可能性都较低。

目前,欧美给经济按下暂停键,经济衰退已经开始。由此,国外需求将大幅度下降。今年1–2月份,我国出口同比下降15%,预计3月和未来几个月继续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在10–15%之间,出口负增长15%因而导致GDP下降1.5–2.25%。一季度经济负增长已成定局,二季度要转为正增长也比较难。在基层,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停工、裁人,失业已然成为一个大问题。目前的经济形势用“严峻”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如何加速复工复产、特别是服务业的复工复产,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首要挑战。

我国复工复产慢在哪里?

我国的本地疫情已经基本控制,现在面临如何复工复产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踌躇,政府终于下决心把复工复产作为第一位的工作,3月27日政治局会议的主旨就是复工复产。紧接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浙江,在许多场合不戴口罩,为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释放出强烈的信号。

然而,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仍然不理想。制造业的复工做得最好,但交通运输、建筑和服务业的复工不理想,其中尤以服务业复工最差。按照百度市内出行强度给出的数据,三月初全国的复工率不到60%,三月中旬上升10个百分点。按照这个速度,目前全国的复工率应该在80–85%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业拖了复工的后腿。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丹丹团队的调查,三月初服务业的复工率不到50%,餐饮业只有三分之一。即使是以全国复工进度来计算,目前服务业的复工率不会超过70%,餐饮业更低。从各个城市了解的情况来看,线下零售业的活跃度均没有达到正常年景的一半。北京的情况更差,恢复度恐怕没有达到三分之一。

三月中旬之前,复工进度慢,主要是因为各级政府尚未下决心把复工复产当作第一位的工作。但是自那之后,除湖北和北京之外,各地基本上取消了隔离措施,唯一剩下的是扫描绿码和戴口罩,不应该构成阻碍服务业回暖的主要原因。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服务业复工缓慢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民众仍然担心疫情的扩散。中国人的避险心理较重,所以,在病毒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民众还不愿意增加线下消费。其次,各级政府对于防控还是抓得比较紧,一旦出现新增感染,马上要求停止营业,如最近上海所做的。这给企业的复工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复工本身是有启动成本的,开工之后再停工,对于企业来说非常不划算,所以,一些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宁肯选择不复工。第三,北京的严格隔离措施对于全国的经济活动和信心具有很强的负面作用。至今,北京的隔离措施没有任何放松。

消费是复苏的关键

目前,各级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支持复工复产,加速经济复苏。在其中,一些对企业的救济性措施是必要的,但不能作为推动复苏的主要手段。一个观察是,当经济下行、企业经营状况下降的时候,国内关于减税、减负的呼声就提高。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标是救助企业,减税、减负是一个办法;但是,多数情况下经济下行是经济自我调节的过程,是淘汰低效企业的好时机,而减税、减负会让低效企业存活下去。即使不谈企业的效率问题,减税、减负本身也不是加速经济复苏应该做的事情。过去一百年的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经济衰退是缺少需求造成的,增加有效需求是走出衰退的唯一路径。尽管凯恩斯首先提出这一点,但这个结论被后来的经济研究反复验证,从而成为各路经济学家的共识。很奇怪这个共识却没有在中国出现。

政府已经出台了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直接提振有效需求,货币政策在提升有效需求的同时为企业注入流动性,防止企业出现流动性危机。然而,目前的财政政策过于偏向投资,而忽视了消费,因而作用可能会是有限的。消费已经占到我国GDP总量的55%,而且,近些年来消费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一直在70–80%之间。另一方面,零售服务业是消费的龙头,消费不振,意味着服务业就业不足,在目前的防疫情形下,两者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总是把就业摆在第一位,以为可以离开经济复苏单独提高就业。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就业永远都是和经济活动的强弱联系在一起的。在技术不发生大的变动的前提下,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就业增长;反过来,没有看到就业增长,也不会有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还必须考虑政府投资扩张的后遗症。自2008年以来,我国已经有过两轮政府投资的高潮,一轮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四万亿”,另一轮是2016–17年应对经济下滑的财政扩张。现在即将形成第三轮政府投资高潮。政府基建投资有其合理性,但运动式的投资扩张后患无穷。最主要的问题是,在每一次投资高潮中,地方政府的商业性债务就膨胀一次,而这些债务基本上处于无人监控的状态,但最终还得中央政府买单。

如何提振消费?

既然消费下降主要是因为民众害怕疫情复发、不敢出门去消费造成的,那么,提振民众的信心就是首要任务。如何提振民众的信心呢?

首要的是政府层面转变认知,放弃运动式抗疫方式,确立抗疫长期化的思想。根据北京大学刘德寰教授的研究模型,当人口中的感染率低于十万分一的时候,感染率不会大幅度上升,而只有当感染率大于十万分之二的时候,爆发才会发生。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感染率在百万分之一级别,因此完全可以采取“佛系”抗疫方式,同时内部监控不放松,一旦感染率接近十万分之一再提高抗疫级别也来得及。在转变思路的基础上,应采取下述具体措施提振消费。

首先是传播科学防疫的知识,缓解民众的紧张情绪。两个多月的防疫经验告诉我们,只要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如戴口罩、勤洗手,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是很低的。然而,目前各种传播途径给出的信息仍然是,防疫仍然是第一要务,为达到“零风险”的目的,政府宁愿关闭消费场所。如果科学家的判断是正确的话,病毒不可能在今年以内消灭掉。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上下必须学会与病毒共存一段时间。媒体的宣传和政府的措施都必须以这个判断为基础。

其次是放宽对企业和服务场所的防疫要求,除必要的个人防疫措施之外,不要再因为一例新增病例就让企业或服务场所关停。可以要求企业和服务场所增加个人卫生设施,如增加洗手池,放置洗手液等。

第三是要用一些显著的活动给民众传递积极的信号。比如,中小学复课可以大大增强民众的信心。线下培训机构本来是一大服务业主力,但现在全都处于关门状态。显然,中小学不复课,没有家长敢送孩子去参加线下培训。在此基础上,应尽快在四月份召开两会。五一长假即将来临,在此之前召开两会将极大地提振五一期间的旅游和其它消费。各地也可以开一些论坛或展览,提振当地民众消费的信心。

最后,一些财政补贴措施也可以帮助提振消费。一些城市发行了消费券,另一些城市出台了对汽车消费的补贴,等等。这些措施在边际上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足以重启消费。当前的情况不同于一般的经济衰退,不是人们在边际上减少消费,而是全体民众一致性的减少消费,必须用很大的冲击才能重启。建议由中央政府给中低收入者发可观数量的消费券,资金可以通过国债来筹措。今年政府债务突破GDP的3%,甚至达到5%都是应该的。        (作者:姚洋)

疫情后将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中国

这次新冠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它有可能成为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一种新的大流行病。新冠病毒是不分高低贵贱、白人黑人、东方西方、中国美国的。越发达的经济社会、越先进的科学技术、越复杂的产业分工、越紧密的人际联系,病毒就越猖獗活跃。在没有得到有效疫苗和特效药品的条件下,应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方式是隔离和增强自身免疫力。隔离会造成消费、投资、贸易、物流、商流和人流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等国民经济循环和产业链接的停顿和中断。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将引发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改变。疫情结束后,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供应链、不一样的中国未来。

一、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当今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产业布局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冲突的时代。其特征:

一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力量的冲突对抗越来越像1870至1913年全球化中断后动荡无序的国际环境;

二是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引发了各种焦虑、冲突和紧张形势;

三是大国之间科技战和产业战将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周期性、结构性和战略性脱钩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大威胁;

四是全球化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成为并存的相反趋势;

五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趋势没有改变,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成果进入供给侧并形成生产率增长效应尚待时日;

六是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及时供货和零库存随时面对中断风险;

七是科技竞争正成为决定大国未来的关键领域,国际较量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等创新链各个环节展开;

八是安全因素泛化越来越阻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关键环节的链接,产业布局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

九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正酝酿一场双边、诸边、多边、区域和全球的“规则变局”,基于规则、基于对等、基于包容的分歧和冲突将改变未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走向;

十是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石油、金融和粮食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

新冠疫情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引信,引发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安全格局的许多全面重大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第一波武汉是重灾区。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9日武汉新增病例归零,再到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中国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代价是一季度GDP增速跌至-6.8%。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的收官之年,也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谋划开局之年。这预示着未来40年改革开放将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环境。

第二波美欧疫情蔓延。4月17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2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4万例。G7除日本以外,剩余西方G6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58%,累计死亡病例占全球的69%,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31%,累计死亡病例占全球的22.75%。IMF今年1月份预测全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3%,4月份下调为-3%,美欧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

第三波很有可能波及拉美、非洲和南亚次大陆。全球新增病例前10的国家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土耳其(新增9154例),排在第四位的俄罗斯(新增4070例),排在第七位的巴西(新增2791例),以及伊朗(1499例)、新加坡(1351例)。中国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3.87%,其余四个金砖国家占全球的3.63%,合计7.5%。新冠疫情使世界强烈意识到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我们处于同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只有联合开发出检疫工具、疫苗和有效药品,共同探索新冠病毒发生发展和传播规律,团结合作与新冠病毒展开不懈斗争,才能共度难关。

疫情结束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原有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的对立和冲突,也带来了抗疫模式背后的政治因素竞争。尤其当中国在第一季度控制住新冠疫情影响,开始全面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启动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全年力争保持正增长。而美欧在第二、三季都可能在疫情重创下艰难应对,加剧了中美抗疫的地缘政治化竞争。这不仅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加剧了“去中国化”的进程。其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将中国疫情扩大化,将中国抗疫模式歪曲化,将制度竞争显性化。来自美国精英代表发表的公开信,呼吁中美团结合作联合抗疫。但合作的基础类似于当年美苏团结合作抗击法西斯,然而,战争结束后迎来的却是冷战。如果把中美团结合作抗疫被当作权宜之计,这预示着疫情结束后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对抗和分裂将加剧而不是缓和。因此,未来是推动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朝向持久团结合作方向迈进,还是进一步陷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各国面对重大战略抉择。

二、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供应链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新冠疫情的直接影响造成了世界三大生产网络,即东亚、欧洲和北美生产网络产出和链接的大幅下跌、休止和停顿,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巨大不可预见的冲击。其直接影响是12个月、18个月还是36个月,其间接影响是否会持续更长尚不得而知。但已经确定的事实是,疫情蔓延扩散所到之处,必然导致当地和跨境物流、商流和人流的中断,导致当地和跨境的消费、投资、进口和服务的中断,导致当地和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断,进而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全球经济急剧深度衰退,严重打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经贸冲突可能再次升级,从而加速了全球化倒退和收缩,甚至加快逆全球化进程。疫情结束后,世界各国将做出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供应链全球布局的调整。

一是疫情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把确保供应链国家安全上升为重大系统性风险应对战略加以实施。这次新冠疫情影响有一个特点,参与全球化工序分工体系越深、技术和产业复杂性越高、供应链越长、对全球综合物流网络依赖越大的行业受影响越大。因此,预期疫情结束后,战略性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一些行业供应链布局的安全考量高于效率考量、强调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足将成为新趋势,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实施和制度保证。

二是疫情结束后,科技“逆全球化”趋势可能会全面凸显。一方面,疫情加强了疫苗和药品研发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另一方面,新冠病毒来源的“甩锅”现象会加剧大国之间对立冲突。其中,“科技是决定大国生死存亡的关键领域”。疫情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会重构国家科技供应链体系,强化其全球科技主导力将成为新趋势。不仅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具有公共科学技术知识领域,而且包括企业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领域都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

三是疫情结束后,世界大国将显著加强供应链的“国家干预”能力。例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法国拟考虑动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保护受威胁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这些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很可能被长期化、制度化。这使得2020年有可能成为政府作用提升的标志性一年。类似于1934年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革命,类似于1980年里根、撒切尔夫人新政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回潮的又一次理论政策导向的大调整。

四是疫情结束后,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将加快调整。过去美欧为世界提供市场和技术,疫情使美欧的市场购买力大幅萎缩,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重要材料和设备的供给中断,供应链回归和加速再工业化试图重塑实体经济。过去东亚为世界提供制造和人力等要素,疫情迫使“10+3”东亚地区加强合作,协调扩大区域内需,共同稳定区域供应链、恢复区域产业链、提升区域价值链。过去中东和亚非拉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疫情结束后,也将加快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本地化趋势。

五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东移步伐会加快。全球疫情率先趋于稳定的是东亚地区。中日韩和东盟复工复产复市和社会经济正常化会领先美欧地区,这将加速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东移,高端工业服务、消费服务新业态等东移,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优质要素东移,进而带来东亚生产方式的变革,即从要素投资增长支撑的旧动能向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新动能转换。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东移,将使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六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缩短的趋势将加快。新冠疫情、去全球化和新科技产业革命相互作用,加快推动全球供应链更短、更本地化、更分散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将进一步收缩跨国经营的全球布局,避免供应链过长、价值链过度全球化、产业链过分集聚集群集中所带来的断链、断供、断联风险。一些跨国企业可能将采用新型贸易的方式推动货物全球化,用商业存在的方式推动服务全球化,用数字技术方式推动技术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缩短趋势将进一步加快。

七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如RCEP(不包括印度,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9%)、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13.1%)、欧日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1%)、美墨加协定(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7.6%)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将改变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布局。其中,RCEP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美墨加协定则有更强的排他性、保护性和单一性。RCEP经济的高成长性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参与其供应链布局。

八是疫情结束后,医药、健康、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市场成长性最好的科学抗疫供应链网络。该网络将更加重视增强人体自身免疫力,更加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流网的应用,更加重视全方位国际合作。因此推动中西医药的深度融合,推动医药、健康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推动全球科学、技术和人才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新趋势。尤其在拉美、非洲和南亚地区可能因疫情失控成为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还是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是对科学抗疫供应链的需求和挑战。

九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分散化将成为主流趋势。新冠疫情会改变人际交往方式、人群集聚频率和服务空间密度,促进网络会议、网络广交会、网络购物等新业态的发展,推动传统制造业与数字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群的深度融合,形成更加分散化、碎片化、个性化的新型供应链网络。其中,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定制供应链,满足多样性需求的跨境电商供应链,满足主观体验性消费的虚拟供应链等迅猛发展,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痛点,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水平。

十是疫情结束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供应链将成为新增长点。疫情蔓延过程中,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将带动供应链进入拉美、非洲和南亚地区。包括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合作,也包括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供应链产业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改善民生等领域合作。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大减少当地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

三、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可以预见,这次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面临着三个不确定性变化前景。

一是科学和技术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更加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更加开放的科学和技术国际合作。

二是规则和标准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在确保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更快推动与国际高水平规则和标准相衔接。

三是供应链和产业链接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更加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形成基于自主可控的更加紧密的区域内、产业内和产品内更高层次的分工合作链接。

其中,有三种不同的驱动力在起作用。一种是基于经济规律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钟摆现象会使创新链、规则链、产业链出现更多关联或更少关联的自然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外部干预的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更加开放还是保护、更多干预还是放任、更加全球化还是本地化,会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联程度。第三种是基于战略竞争的安全性因素在起作用,非理性冲突对抗隔离大国之间科技、规则和产业链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在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后,第三种因素有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1870至1913年全球化中断后,曾经发生过的旧秩序解体、贸易战、大萧条、流感大流行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再次重演。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更要保持平常心,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保持进一步扩大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共享合作的心态,赢得这场划时代的国际拔河。

这场疫情对我国的影响重大深远。主要表现在科学和技术尤其是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基于规则法治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及能力建设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在科学抗疫基础上稳定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及安全并与全球生产体系对接的战略性更加凸显。在与新冠病毒作持久斗争的过程中,我国作为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要对疫情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朝向和平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行做出应有贡献。

首先要对全球科学抗疫,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联合抗疫加强合作。重点是加强与东盟及周边地区、“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合作。

其次要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国际合作。推动医药和养老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和公共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是构建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国际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深化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管理体制改革。

再次要打造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是构建满足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弹性灵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形成中高端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差异化集聚的城市群,打造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建立与全球产业体系紧密对接的产城、产创、产智、产融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

第四,要推动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不仅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文明和环保、国家安全和反恐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而且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

最后要推动公共卫生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抗疫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公共资源、企业和工商界的市场资源、志愿者和社区及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源、全球华人华侨的海外资源以及境外团结合作的国际资源,形成了和谐之力,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成功。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制变革,提高法治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治理水平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疫情结束后,武汉疫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有可能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战略支点。以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有更多发展机遇。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变化因素就是中国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其中,创新发展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成为根本目的,将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合作网络的发展理念和合作重点。       (作者:张燕生)

疫情冲击下 关于经济应对政策的五个特征化事实

经济学家习惯于说:千万不要浪费掉一次经济危机。意思是说,由不同起因导致、后果严重程度不一的各种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终究造成人们不希望看到的或大或小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计的伤害,如果不能最大限度地从惨痛经历中汲取教训,这些代价就白白付出了。此外,经济学家还乐于争论诸如这一次(危机)与上一次究竟是一样还是不一样的问题。其实,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同时每一次危机也与其他的危机有诸多共同之处,遭受危机伤害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也各有各的不幸。

经济史上充满了经济衰退、金融危机以及疫情大流行造成的经济灾难,这些事件也成为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长期热门话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孵化器或催生剂。从世界范围看,这场新冠病毒疫情还远远不会完结,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尚不是对之做出总结或者进行反思。毋宁说,从以往的经验、教训及其相关理论讨论中,着眼于对于这次应对疫情冲击具有的针对性和借鉴意义,我们可以从若干个角度提出有关问题进行思考,既讨论不同冲击事件之间所具有的共同点(“一样”),也讨论各次冲击之间不尽相同(“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政策反应过度这回事

面对重大冲击性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做出及时反应很重要,并且根据历史经验,政策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偏于保守的,常常跟不上现实的需要而颇显被动,所以,事后看来每一次政策响应都不存在所谓的“反应过度”问题。特别是面对具有高度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大流行疫情,政策响应能够及时和到位,对于消除事件演变趋势不确定性与政策取向不确定性产生的叠加效应,进而导致双重市场恐慌十分重要。

在凯恩斯看来,经济活动的决策常常来自于行为者本身的冲动性,而并非总是来自于对期望均值的预估,因此,人类本性的弱点会造成经济和市场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所谓的“动物精神”。这种冲动性在个体的经济决策中必然显示出非理性的特点,可以说既在逻辑之中又不符合逻辑本身。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认识经济活动的这种特性,即经济活动受到冲击性干扰的情形,既可以表现为期望均值的降低,也可以表现为该值的方差的增大。

期望均值的降低通常表现为投资者的退缩和投资的减少进而产出的下降,主要是对风险的反应;方差的增大则表现为产出的波动,以及资本市场和大宗产品贸易等市场大幅度震荡中因不确定性因素所造成的部分。既然是由动物精神所驱动的投资活动,就其常态而言天然就存在着估价过高因素或泡沫成分,遇到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突然提高,人们必然根据他们自己所能获得的信息进行解读,产生所谓的流传性叙事并据此做出反应。

这时,即便不去深究这种反应究竟是理性的市场调整,还是非理性的心理恐慌,抑或对扭曲信息做出的不恰当反应,或者对不确定信息做出的错误解读,终究会给市场和经济带来不能承受之乱。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可以由特定的信息反映出来的,所以,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至少从理论上说是可以预测的;而后者的本质就在于信息的不充分性、不可得性甚至扭曲性,因而市场对其做出的反应是难以预料的。

对于新冠病毒疫情的不可预测性,市场所做出的反应,最充分地体现在2020年3月9日、12日、16日和18日,美国股市在极短时间内发生的四次熔断,成为继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当时尚未建立熔断机制),以及熔断机制建立后,于1997年10月27日发生第一次熔断之后最惨烈的股市暴跌。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做出大尺度的动作,并非仅仅是出于对选票的考虑,也并非不知道降息政策并不对症,只是要阻止恐慌及其导致的大幅震荡的规定动作而已。应该说,为了避免恐慌及其引致的实体经济大幅下滑从而对民生的影响,政策及时并大力度做出反应,即便尚不能做到准确对症,也仍然是必要的。

根据冲击性质选择宏观政策工具

新冠病毒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是双重的,即从需求与供给两侧相继或同时造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并相应反映在金融市场和大宗产品市场上。虽然市场状况是根据影响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因素的匹配和交织情形所决定,但是,一般来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短期冲击来自需求侧,而供给侧的因素主要影响较长期的经济增长表现。

作为逆周期调节的理论和政策来源,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其中的周期理论是为解决需求侧冲击而诞生的,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的十八般兵器,也主要是为此而设计的。虽然各国经济史都见证过供给侧冲击事件,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冲击和各种自然灾害冲击,总体而言,经济政策在应对供给侧冲击方面缺乏经验,在可供选择的手段上也常显捉襟见肘。

中国面临的新冠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从一开始就表现为需求侧与供给侧两重因素的交织。为了严格执行社交距离、封城和隔离等措施,与人员流动相关的消费活动和聚集性的消费活动,如住宿、餐饮、旅游、娱乐、客运等消费需求受到致命的抑制,与此相关的生产经营领域也同其他行业一样相应停止。由于中国处在疫情冲击的第一波,停工停产的供给侧安排导致对很多其他国家生产者供货的延误甚至中断。

当国内疫情好转,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有望改变供给状况时,不仅停产时断裂的供应链修复起来困难重重,进一步,全球疫情大流行造成的制造业停产、萎缩则为中国生产者设置了新一轮需求侧冲击。这种冲击效应是叠加的,产生的后果十分严重,因此,政策实施必须有超大超强的力度,政策选择既要充分挖掘传统工具箱的存货潜力,也要尝试改变思路和路径,以更丰富的想象力,把功夫同时做到画里画外。

疫情冲击面前并非人人平等

新冠病毒对生命和健康的伤害固然一视同仁,但是,在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之间,对于获得免疫、治疗、康复机会的可得性,以及对于疫情经济冲击的程度和承受力都是不尽相同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在回顾疫情大流行和人类抗击历史时指出,预防和治疗流行性传染病的技术,通常是按照社会等级序列自上而下逐级传递的。因此,对这位揭示美国“绝望而死”现象的经济学家来说,在病毒面前,并非人人生而平等。

诚然,在现代社会,医疗技术的普惠性和可得性大大提高,而且,面对新冠病毒,无论是发达国家的亿万富翁和政要精英,还是发展中国家挣扎在贫困线上的非正规就业者,确有同样多的机会受到感染,受到感染后都会付出健康和生命的代价。然而,避免感染是否有选择的机会、患病后能够获得怎样的救治、疫苗一旦面世能否及时受益,特别是受疫情冲击的影响性质和程度如何,却毋庸置疑地存在着国家之间和社会人群之间的巨大差异。

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经济危机,对人产生的冲击不应该从其数量级评估,而应该就其性质判断。例如,一场金融危机可能给金融行业造成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损失,同时因波及实体经济而造成大量挣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丧失岗位。具体到个人,银行家和工人遭受损失的金额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前一情形中,银行家损失的是资本所有者的钱,投资人面临的是资本收益的多与少或者有与无的区别,而在后一情形中,劳动者失去的却是基本生计。

因此,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时,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群体因不具备完善的医疗保障条件,面临更大的机率首当其冲,生命和健康受到更大的威胁与伤害;进而,当疫情进入高潮,封城和隔离等措施造成经济活动休止,脆弱的国家缺乏充足的资源和财力维系必要的检测、救治并保障居民基本生活,普通劳动者也更容易失去工作从而收入来源,在暴露在健康风险中的同时陷入生活困境;而当经济开始复苏时,正如经济增长并不产生收入分配的涓流效应一样,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也不会随着经济的整体复苏自然而然回到正常轨道。

财政政策走到宏观调控舞台中央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需要协同发力,财政政策因其具有针对性更强、实施机制更直接见效等特点,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本来,这两个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之间的分工和配合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旷日持久的话题,近年来又迎来一个新的讨论高潮,其中一些研究领域的发展以及得出的政策实施建议,也出现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主张之中。

在关于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究竟来自于供给侧因素还是需求侧因素的争论中,人们不自觉地形成了某些共识,即认为货币政策并不能独自承担刺激经济增长的重任,甚至由于发达国家处于长期低利率甚至负利率状态、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在遭遇经济冲击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捉襟见肘,宏观经济调控的空间十分的狭促。因此,人们认为应该更多使用财政政策手段,但是在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却莫衷一是。

针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特殊冲击,人们可能会暂时搁置种种观点分歧,取得更多的政策共识。在诸如战争和灾难等紧急状态下,用于维护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和人民生计的必需支出,如补贴居民收入、对中小微型企业的纾困,以及支付基本社会保险等,既是政府的天然责任,也是居民个人和民营经济所难以承受的。同时,在这种特殊的艰难时刻,正常的公共财政收入也无法满足大规模额外支出的需要,需要政府根据自身的财政结构特点和支出的性质,分别通过提高一般公共财政赤字率或者增加政府债务予以解决。

可见,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作用中,财政政策如今有着居于主角位置的趋势,而货币政策重在配合前者的实施。疫情大流行下不得已的停工停产,最先带来的是公开失业和就业不足,进而居民的收入遭受损失甚至丧失殆尽,严重威胁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计。即便在有条件或者完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被中断的供应链也需要时间进行修复,何况全球疫情大流行还可能进一步断裂供应链。因此,财政大规模支出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的充分给付,较之保障金融环节的流动性充足远为重要和对症。

即便是现任或者前任中央银行家们,实际上也承认面对这场疫情影响,货币政策的作用相对而言居于辅助性地位。例如,两位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耶伦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指出货币政策此时的作用在于满足以下需要:其一,在居家隔离和电子交易条件下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其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贷款人在放贷时需要额外的信心;其三,无论是短暂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还是疫情持续更久致使企业和家庭受困,都需要信贷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此外,货币政策还需承担他们没有提及的货币财政功能(monetary financing)。

可见,由于财政政策具有更直接瞄准关注对象的特性,预期能够有效帮助企业和家庭纾困,因而在应对疫情经济冲击中针对性更强,应该居于宏观政策的舞台中央。与之对应,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充当配角,着眼于帮助政府筹资,以及确保这些纾困和救助政策的实施不会受到流动性不足的制约。

流行病学曲线决定经济复苏轨迹

新冠病毒疫情发展的特点和方向,决定经济复苏的时间、方式、路径和效果。因此需要依据事件发展的进程和顺序,按照宏观政策的类型和手段特点,选择恰当的出台时机。在疫情爆发的早期,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处于峰值前的上升阶段,为了控制疫情大范围传播,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包括封城、隔离、取消聚集活动等等,这时不可避免要减少甚至遏止经济活动。而在疫情发展达到峰值之后,倒V字形曲线进入下行阶段,在疫情传播确保可以得到控制的情况下,经济复苏便居于更高的优先序。相应地,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政策手段也受这个特点的影响,需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依次出台,否则不能取得预期的成效。

例如,旨在刺激居民消费特别是鼓励补偿性消费的政策,在社会尚处于隔离状态时就不能产生预期效果;旨在保持必要且充分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可能在不同阶段都是需要的,但是应该与每个时点的主要政策目标相适应,而不应成为一个独立的目标;旨在恢复和刺激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也不能实施于全社会普遍隔离期间从而经济活动开始恢复之前;至于保障居民基本生活的社会托底政策,则应该以各种形式贯穿于疫情发展及其经济冲击的始终。

疫情防控与恢复经济活动都是不得不为的硬要求,必须科学处理两者之间存在的取舍权衡和两难决策。虽然新冠病毒死亡率低,但是,也正是这个特点使其流传速度快,最终以感染人数巨大而造成生命健康的损失。因此,以全社会动员的方式实行严格防控措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硬道理。与此同时,在疫情得到总体控制的条件下,及早复工复产也是头等大事,同样是颠扑不破的硬道理。然而,两个硬道理之间的确存在着取舍权衡因而两难抉择的关系。

从实施武汉封城和各种全国性隔离措施以来的经验看,空间与时间分离、以时间换空间的双轨制过渡方式,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按照地区之间疫情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把防控和复工复产任务重点做出区分,正是由于在前一阶段不惜代价地进行防控,才得以在确保感染人数不发生反弹的前提下,在后一阶段加快经济复苏的进程。

鉴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仍处于新冠病毒流行病学倒V字形曲线的上升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复苏过程中还可能经历W字形的轨迹,甚至,人类很可能将与这个病毒的流行长期打交道,因此,根据中国应对疫情的成功经验和遭遇过的两难处境,可以把这种空间与时间分离的双轨制过渡模型,进一步扩展为时间和空间并行的更新版本。

这个版本的模型有以下几个关键步骤。第一,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对于敏感人群尽可能做到全面检测,以便分期分批地把检测后的人群分为两组——安全组和风险组。第二,在确保两组人群不发生相互交叉的情况下,让安全组人群随即进入复工状态,同时对风险组人群继续隔离并进行连续排查。第三,随着检测和收治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安全组人数的比重逐步扩大,风险组人数相应缩小,双轨制趋于向安全单轨过渡。通过采取这种过渡办法,防控隔离与复工复产之间的时间差便可以实现最小化。

这次大流行及其造成对全球的经济冲击,与历史上的疫情大流行、经济衰退和危机事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例如,疫情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充分性,导致市场的震荡和经济复苏的徘徊踟蹰,都是经济史上耳熟能详的情景。同时,此次事件也有诸多独特之处。除了新冠病毒本身演化和疫情传播方式的特殊性之外,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巨大占比和增长贡献,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的中枢地位,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以及世界处于更高全球化阶段的同时,逆全球化暗流也被推向高潮等等,都对中国和世界应对这场经济冲击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此外,这次疫情及经济影响事件也暴露出一系列在常态下被忽视的问题,如公共卫生应急响应体系、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之间协同合作、紧急物资储备、供应链的维护与修复等等,都受到严峻的挑战。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需要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提出对解决所面临各种困境的对策建议,同时能够未雨绸缪预见将来。                                     (作者:蔡昉)

政策借鉴

广州南沙新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构筑创新生态链

《广州南沙新区(自贸片区)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办法》近日发布。《办法》覆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全链条,聚集一系列鼓励知识产权创造、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举措,为知识产权发展提供创新动力和制度保障,助力构筑完整的创新生态链。

“2019年10月份,国务院颁布《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将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作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我们此次发布的《办法》就是旨在以知识产权保护引领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加速高质量发展。”南沙区副区长刘朝阳表示。

据介绍,《办法》覆盖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在保护方面,集合调解、仲裁、公证、行业协会自治等多种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完善行政执法程序,设立行政执法技术调查官制度,加大行政处罚力度,同时健全知识产权信用评价、诚信公示和失信惩戒机制,切实增大侵权违法成本;针对知识产权成果转化运用的难点,《办法》支持搭建知识产权成果转移转化平台,推动优质科技项目落地扎营、协同研发、产业整合,鼓励知识产权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知识产权保险、知识产权及其衍生债权证券化的创新探索。

据了解,自贸区挂牌5年来,南沙持续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以知识产权保护加速高质量发展,构筑起贯通政产学研商的完整创新生态链。5年来,南沙累计申请专利33277件,年均增长52.8%,专利授权17275件,年均增长49.6%;累计申请商标86293件,年均增长86.5%,商标注册41536件,年均增长118.9%;累计破获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108宗,涉案价值约3.5亿元;累计受理知识产权案件6288宗,审结5292宗,涉案标的达9.8亿元。此外,近年来南沙海关着力打击进出口环节侵权行为,开展跨关境联合执法行动,累计查扣侵权货物34.77万件,销毁侵权货物总量达14.17万件。

据介绍,对应《办法》在运用、保护和服务领域规定的各项改革举措,今年南沙将加快推动各项知识产权项目落地,重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平台、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3个品牌项目,多措并举加快提升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能力,着力打造南沙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新生态。

其中,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平台将围绕知识产权创新空间建设、创新要素集聚、交易平台搭建、人才队伍培养、运营与保护服务、高价值专利转化及孵化多点发力,并上线全国首家设计版权交易云服务平台,实现艺术设计作品、人才与产业创新需求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孵化育成、评估认定、转移交易的知识产权转移转化生态系统。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援助机制项目将探索建立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网络,与不少于10个国家、40家国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组建海外维权专家库,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海外专利布局建议和海外专利纠纷应对服务。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平台将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专业、高效、便捷的知识产权托管服务,覆盖专利商标数据管理、专利商标年费监控与提醒、专利申请、商标注册、专利信息推送等方面,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能力,并逐步将服务范围辐射至珠三角地区,积极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微企业知识产权托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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