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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00期
来源:市经济信息中心 编辑:郭辉 发表时间:2020-05-29 10:40:23

经济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  

4月出口超预期背后的隐忧     

中央发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王一鸣:推动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的融合互动发展

刘元春:中国并不存在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前提条件

要情文摘

我国将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回升

今年我国将从四方面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不设经济增长具体指标是务实之举    

民法典有望极大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六部门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   

六部门推进营造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公平市场环境

内部报告

限制对华贸易将终结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

黄奇帆:加快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策借鉴

福建二十四条措施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

一、中国增长奇迹的金融秘方

过去四十年,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果。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了9.3%,远高于全球平均,也是二战以来全球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我国的增长奇迹难以完全由主流经济学解释,其中潜藏着独属于中国的秘方。有观点将此总结为五方面的互补。

一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经济学认为,从资产配置效率来看,市场优于政府。而中国四十年来的经验表明,政府与市场各有长短,两者互补才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二是财政和信贷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财政与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有明确的边界,信贷资金不能财政化使用。而中国的情形表明,财政与信贷可以相互平衡、相互借力,中国国有银行体系的金融支持对改革与增长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三是国有和民营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相较于国有金融,民营金融效率更高。但是中国的情形表明,国有金融与民营金融是主辅搭配的关系,选择哪一种取决于改革与增长提出何种需求。

四是银行和资本市场关系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资本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相较于银行主导型更加高效。而中国的金融体系是两者搭配互补,其目的是实现总体金融支持最大化。

五是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与价格型调控手段的互补。主流理论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更加先进高效。但是理论上看,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并不存在先验的高低之分。数量型工具是过去四十年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看家本领,我们有必要研究清楚其操作优势。

二、中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发展方向

过去四十年,我国金融体系较为单一,主要靠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但也满足了特定阶段的经济增长需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从工业部门向服务部门、尤其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转变,产业风险更高、企业创业失败率也更高,对金融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单纯依靠传统银行体系支撑的边际贡献越来越小,需要出现新的金融服务,朝更加创新驱动、服务驱动、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首先,需要有对居民的金融服务。金融不仅能服务于企业,更可以服务于居民,比如消费信贷、居民养老等。一方面,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方面,养老保险还有很大空间;另一方面,权益资本市场的发展必不可少。

其次,要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实现高质量的市场化。高质量的市场化需要三个支柱:一是市场主体规范、有效率;二是市场管制较少;三是金融监管有效。

此外,需要认识到,作为转型经济体,中国的整体财力较弱,金融发挥了一部分准财政的功能,而且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体系还需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 

研讨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我们要深化对金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立足中国实际,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三、建设中国特色金融体系的三个关键词

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一定要立足中国国情,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金融体系,其核心在于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

“高度适应性”指金融体系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能不断适应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

“竞争力”指金融体系要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当前,从金融机构数量和大型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的全球排名来看,我国称得上是金融大国,但是离成为金融强国还有一定距离,金融开放程度、金融结构等方面都有待提升。

“普惠性”指更多的居民与企业能享受到金融服务。当前,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阶层获取金融服务的难度仍然较大,从而难以获取发展与投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具有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四、发展中国特色金融体系有赖于制度性突破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存在六方面的结构性失衡。

一是融资结构的失衡,直接融资、股权融资占比低,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占比低;二是金融机构结构失衡,虽然金融机构绝对数量不算少,但是不同类型机构服务实体的能力相对不足;三是期限结构失衡,居民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支持资本市场及PE/VC发展的长期资金;四是治理结构失衡,微观审慎监管处在分割状态,而宏观审慎管理又缺少功能监管工具,总体上看,监管缺乏激励约束,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也有待完善;五是风险结构失衡,从行业领域看,存在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从金融机构看,中小银行风险较为集中;从金融市场看,股权质押的存量风险尚未化解,债券违约的风险仍较为严峻;六是信息结构的失衡,表现为三个方面: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存在信息分割,金融机构难以识别企业风险;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存在信息分割,机构难以了解交易对手的业务情况;金融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不足。

针对六大结构性失衡,需要六方面制度性突破。第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大力发展股权融资;第二,深化金融机构改革,构建差异化的发展格局;第三,深化资金供需改革,完善促进期限匹配、鼓励长期投资的制度安排;第四,深化金融风险的分类处置机制安排,健全责任落实和保障;第五,深化金融治理改革,提升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第六,深化金融体系在国际化、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进程中的适应能力,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

五、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中国特色金融体系“压舱石”

推动建设更加成熟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之路的“压舱石”。

一是要完善货币政策治理体系。作为新兴及转轨经济体,处置金融风险以及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渴求等方面都容易对我国货币政策形成倒逼。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易松难紧、宏观杠杆易升难降,需要从决策机制、目标设置、政策传导、工具体系等方面对货币政策治理体系进行改进和完善。首先,需要有完善的决策执行机制,依法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其次,应将币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最终目标,根据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逐步将就业目标纳入货币政策体系,关注资产价格变化;再次,应进一步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最后,应强化沟通和协调机制,提高政策透明度,提升货币政策的可预期性。

二是要做好金融监管协调。随着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产品体系、组织体系日益复杂,金融市场关联性不断强化,跨业态、跨区域、跨境金融活动日益增多,金融监管中不协调、不适应、难以形成合力的矛盾愈加凸显。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新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金融创新的契机,同时也给金融监管带来新的要求和挑战。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需要强化和发挥好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

三是要建立现代的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要求传导链条的各个节点都能够协同发力,通过有效运转的银行体系和金融市场把流动性层层传导到实体经济。相对落后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央行金融服务体系会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央行宏观调控形成掣肘,因此,建立现代金融基础设施和高效的央行金融服务体系,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是要维护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健康。运转良好的中央银行制度需要处理好央行与财政、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建立适应央行履职需要的独立财务预算管理制度,将保持央行资产负债表持续健康摆在基础位置,建立起高效的货币财政政策协调机制。

(作者:CF40研究部)

4月出口超预期背后的隐忧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按美元计价,2020年4月,我国出口同比上升3.5%,较3月的-6.6%大幅回暖。其中,中国对美国、日本、东盟出口全线上升,但对欧盟出口同比下滑4.5%;纺线、织物、塑料、计算机、医疗器械增速较高,服装、鞋类、箱包、手机跌幅较大。可以说,在当前外需依然疲弱的背景下,4月中国出口反弹超出预期。

这主要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有关。

第一,海外疫情扩散之下,中国成为全球防护物资的供应中心,相关出口大幅上升。3、4月份,中国国内疫情形势好转,产能扩大;与此同时,海外疫情加剧,各国对防护物资的需求大幅上升。在此背景下,4月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如口罩、无纺布防护服)出口146.2亿美元,同比增长49.4%;医疗器械(如呼吸机)出口15.1亿美元,同比增长50.8%;塑料制品(如塑料防护服)出口62.7亿美元,同比增长63.8%。

第二,海外居家办公、居家娱乐等需求推升计算机出口大增。4月,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主要是计算机)同比大增50%,对4月出口增长的贡献在各商品中最高。其原因很可能是疫情下海外居家办公、居家娱乐等计算机使用需求大增,导致经销商补库存,又恰逢中国疫情形势好转后产能恢复,四月集中出货。但此种需求激增可能不会持续太长时间,特别是一旦疫情持续引发企业倒闭、失业攀升、居民资产负债表受损,对此类耐用品的需求大概率将迅速回落。

第三,前期低基数也对4月中国出口数据造成了一定的扰动。2019年4月,受中美贸易摩擦、全球需求较弱以及日本天皇即位“超级小长假”的影响,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下降2.7%,对美、日出口均为两位数下滑。低基数下,中国对美、日出口均有反弹,对日出口更是同比回升33%。

需要警惕的是,4月出口回暖并非普遍现象。特别是诸如服装、鞋类、家具、箱包、玩具、手机等主要商品的出口,纷纷遭遇负增长,表明在当前海外疫情蔓延的形势下,国内企业面临外需疲软的压力仍然较大。4月,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分项数据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从46.4锐减至33.5,表现最差,也可以佐证这一结论。根据PMI调查,当前反映订单不足的国内企业占比已高达57.7%。这意味着4月的出口增长并不均等,“亮眼”的数字掩盖了大多数出口导向行业所面临的困境。

展望全年,海外经济深陷泥潭或使得中国出口有所承压。

美国方面,其一季度GDP下滑4.8%,降幅创下金融危机以来最高。考虑到美国是自3月中下旬以来才开启大面积停工和保持社交隔离,在防控升级的二季度,美国或面临更大的经济考验。预期整个二季度美国GDP收缩幅度将达到10%以上,失业率也将至少达到15%。

其他经济体也同样不容乐观。欧委会指出,欧洲正经历大萧条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休克,欧盟27国GDP全年将下降7.4%。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综合24家机构的预测认为,二季度日本GDP将年化收缩11%。印度、巴西、土耳其、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则仍然无法控制疫情。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发达国家二季度可能会陷入同比-7%至-10%的大幅衰退,全球经济至少要经历两个季度的负增长。

中国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的近四分之一,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海外经济衰退不仅会影响中国外需,还会增加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以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为主,如果海外疫情重挫消费、打击投资信心,对中国外贸的需求侧和产业链的冲击可能会更为深远。

当然,外需冲击对各行业的压力并不相同。笔者根据分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和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率,对制造业各行业的外需敞口进行测算,结果显示,电子、服装、鞋帽、家具、文化娱乐用品的出口比例较高,而这些行业也正是疫情期间外贸表现较弱的行业。考虑到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需求的影响可能比设想中更加持久,上述行业面临的经营和就业压力值得关注。

(作者:京东数科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中央发文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战略部署,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现提出意见。

《意见》的指导思想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加强和改善制度供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意见》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

《意见》共分八个方面,包括: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夯实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保障市场公平竞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坚持和完善民生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强化法治保障;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改革举措有效实施。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公布。

《意见》指出,强化举措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出发,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新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新时代继续做好西部大开发工作,对于增强防范化解各类风险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意见》要求,确保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35年,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通达程度、人民生活水平与东部地区大体相当,努力实现不同类型地区互补发展、东西双向开放协同并进、民族边疆地区繁荣安全稳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意见》提出,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加大西部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支持西部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投资贸易领域依法依规开展先行先试,探索建设适应高水平开放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研究在内陆地区增设国家一类口岸。完善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布局,支持在跨境金融、跨境旅游、通关执法合作、人员出入境管理等方面开展创新。扎实推进边境旅游试验区、跨境旅游合作区、农业对外开放合作试验区等建设。统筹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沿边地区外经贸发展。支持建设一批优势明显的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意见》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鼓励各类企业在西部地区设立科技创新公司。支持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在西部地区设立创业投资子基金。充分发挥西部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具备条件的产业集群化发展,在培育新动能和传统动能改造升级上迈出更大步伐,促进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广泛应用并与之深度融合,构建富有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提高基础设施通达度、通畅性和均等化水平,推动绿色集约发展。加强横贯东西、纵贯南北的运输通道建设,拓展区域开发轴线。强化资源能源开发地干线通道规划建设。加快川藏铁路、沿江高铁、渝昆高铁、西(宁)成(都)铁路等重大工程规划建设。

王一鸣:推动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的融合互动发展

一、新基建区别于传统基建的新特点

新基建,从根本上说就是服务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还应包括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比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等。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具有诸多新的特点。

一是新基建把数据孕育为新的生产要素。数据只有经过采集、传输、存储、加工和应用,才能成为生产要素。在新基建支撑下,数据日益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加入到经济活动中。在新科技革命背景下,衡量产业结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要看数据要素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国际上看,数据规模、数据加工能力、数据治理体系,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新制高点。

二是新基建具有更大的“乘数效应”。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除了可以发挥投资带动效应外,还能把涉及数字采集、存储、加工与运用的相关产业联成网络,极大突破了产业间相互联系的时空约束,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就业机会,因而有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益和更强的产业带动性。

三是新基建具有更强的正外部效应。新基建可以大大拓展网络用户数量,推动集聚的海量数据资源几何级迅猛增长。集聚的数据资源越多,外部效应就越大。这种外部效应带来的用户效率提升,会吸引更多用户使用和参与,进而能够大幅提升经济体系包括产业体系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引发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

四是新基建进一步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比重提高,但同时带来的问题是由于服务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减速。新基建带来的产业革命性变化,能够有效突破产业结构服务化带来的结构性减速,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提供新的驱动力。

综上所述,新基建可支撑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可以推动我国经济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给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战略支撑。

二、新基建可以推动产业互联网向纵深发展

新基建,也是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基础。相对于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对数据采集精度、传输速度、存储空间、计算能力和智能化加工应用的要求大幅提高,迫切要求加快以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产业互联网发展的基石。

近年来,我国消费互联网发展突飞猛进,处在国际前沿地带,但产业互联网领域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比如,2017年美国80%的制造业企业已经上云,而我国仅有30%。这种反差反映了我国产业互联网还处在起步阶段,既面临产业数字化水平低、信息标准化水平低、信息平台场景化应用不够等因素影响,也受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据采集、传输、存储、价格应用的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制约。

新冠疫情催生产业互联网迅猛发展。疫情防控期间,远程办公、在线教育、健康码和智慧零售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迅猛,对疫情防控模式下增强经济发展的弹性和韧性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通过这次疫情,人们对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潜力和对新基建的巨大需求有了新的认识,也证明了加速新基建落地,推动产业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必要性。

新基建可以推动产业互联网向纵深发展,加快产业数字化进程,打造数字化企业,构建数字化产业链,塑造数字化生态,以数据流引领物质流、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与此同时,产业互联网是新基建的需求来源,将引导新基建的建设方向和重点建设领域,避免无的放矢,盲目建设,对新基建起到反哺作用,增强新基建的“乘数效应”和外部效应。

三、推进新基建与产业互联网的融合互动发展

新基建要避免传统基建遇到的问题,如因需求不足带来的过剩问题,市场主体参与不足带来的低效问题,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脱节问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推动新基建与产业互联网的融合互动发展。

(一)新基建要加强与终端需求有效衔接

新基建要释放巨大的市场需求,关键是要发展上下游的产业化应用。新基建既要适度超前,也要与终端需求有效衔接。要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进程,推进信息装备的标准化,构建产业互联网的应用生态,这样才能创造新基建强大的市场需求。如果我们建了很多数据中心,却没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就会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这样,再宏大的基建,再庞大的投资,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新基建要加强产业链视角的顶层设计

新基建要强化产业化应用,就要基于产业链视角来推进顶层设计,包括在数据交换、数据接口、开放模式、数据安全等方面建立规范和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推动企业从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到销售服务等业务流程向数字化转型,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数据通道,促进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进一步还可以将生产过程与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等渠道打通,促进全渠道、全链路供需精准对接,形成新基建的产业链应用生态。

(三)新基建要加强与产业互联网融合互动

现在新基建与产业互联网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互相融合的,比如,数据中心不光政府在建,企业也在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腾讯云在江苏扬州、仪征建设超过30万台规模的数据中心。事实上,新基建的投资主体很多是头部平台企业。加强新基建与产业互联网的互动发展,可以将新基建与市场需求对接起来,也可以拓展产业互联网应用空间和深度。

(四)新基建要鼓励市场主体广泛参与

在传统基建中,政府是主要投资方,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是地方政府通过平台公司举债,造成地方隐性债务不断积累。新基建要吸纳市场主体深度参与,包括通过PPP合作模式,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新基建与终端需求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新基建提高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为新基建区别于传统基建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技术能力,其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技术创新,鼓励市场主体特别是前沿科技企业参与尤为重要。

今后一个时期,产业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和应用将会加速推进,工业制造和服务过程将有越来越多的环节被重构和优化。新基建和产业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和互动发展,将推动形成各方广泛参与的产业互联网生态。

刘元春:中国并不存在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前提条件

采取赤字货币化有很多严格的条件,是在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疫情超级冲击下采取的极端救助工具,一般需要以下几个因素作为其前提:

一是货币政策处于流动性偏好陷阱之中,难以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达到救助目的,必须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来推进各种救助举措。

二是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已经没有,必须采取大规模的赤字政策,并且政府赤字扩展难以通过常态化的市场销售来完成。这时中央银行直接进行国债一级市场购买,帮助进行赤字货币化。

三是市场利率已经很低(通常为零),国家通过财政债务融资与央行进行货币发行融资的成本负担基本相当,利用央行发行现金的负债替代财政赤字负债具有等价功能。

四是必须修订各种包括《中央银行法》在内的法律或启动各种例外条款,允许政府突破赤字上限并允许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国债市场购买国债。

中国经济在疫情受到冲击后出现停摆现象,要全面启动中国经济,对冲外部经济体和供应链断裂所带来的冲击,需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因此这对财政的空间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但是目前来看,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需求对财政空间提出挑战的压力并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超越其极限,并不存在实施赤字货币化的各种前提条件。

一是中国财政空间依然很大,中国从政府债务率和一般预算赤字空间都处于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不到60%的债务债务率和不到3%的年度一般预算赤字率使我们在当前疫情救助有足够的财政空间。

二是中国货币政策工具没有失灵,其效果依然很好,同时中国也没有像欧美发达国家出现强劲的流动性偏好陷阱,货币政策的空间依然很大。

三是中国政府债务发行的市场空间依然很大,国债发行并不存在需求缺失的情况,大量商业银行和居民持有大量现金需要购买国债这种安全性资产,因此,国债发行并不需要央行直接进入一级市场进行购买。

四是要采取赤字融资必须修改或暂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五是必须深刻认识到赤字融资对经济治理体系和市场运行体系带来的额外冲击。允许赤字货币化就允许政府行为无纪律化,就会导致政府行为的失范,导致并意味着政府能力的崩溃和治理体系能力的崩溃。

中国一定要跳出“谈刺激色变”的心理陷阱。如果经济下滑得很厉害,需要刺激,那就一定要刺激。中国必须要根据不同的冲击特性来安排相应的政策,选择相应的政策工具和把握一定的政策力度。目前是经济发展的窗口期,我们必须要尽快提出6.5万亿的刺激方案,深入设计刺激方案。

近日有观点称“货币数量论”已经过时,以货币存量来衡量宏观杠杆率已经不合时宜,主张发行特别国债,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对于这个观点,我认为需要考量推行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前提条件。

首先,“货币数量论”在短期内发生一些偏离,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能简单化。在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用货币存量描述杠杆率,用债务率衡量经济运行的状况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财政赤字货币化就是没有前提条件的理论假说或政策主张。

在现代经济史上,财政赤字货币化并非十分罕见的现象,在央行独立性规则和财政纪律法规化之前,很多国家都经常采用这种政策手法来应对财政收支压力。严格杜绝财政赤字货币化在人类历史上的时间并不长。即使如此,在一些特殊时候,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也有其必要性,因为任何政府的债务支出、社会的债务支出,最后都会转换成货币形态,只是看通过何种模式。

财政赤字货币化广义角度存在几种途径:

第一,财政部门发行国债,中央银行通过二级金融市场购买国债,并持有国家债务,其目的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以调整货币供应和债券收益率曲线,辅助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完成稳定价格和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目标;第二,中央银行直接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以帮助财政部门进行融资,并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体现为债务持有和现金发放的扩表;第三,通过债务减记,央行直接削减持有的政府债券规模,降低政府债务负担;第四,央行将持有的国家债券转换为零息永续债券;第五,央行通过发行货币现金;第六,直接转移给财政使用。各级政府通过各种融资工具的创新隐性将政府债务转换为货币信贷,并存在不补偿还债务的意图和能力。

应当明确的是,理论和政策关注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主要是指第二到第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在本质上是货币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是货币政策调整的必然手法,中央银行不仅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受国债发行和财政政策的影响,政府必须如期偿还政府债券的本金和利息。第六种形态在本质上是在隐形化和软约束化环境中的债务融资,比如2009年以后的各种投融资平台。在本轮疫情冲击下讨论的财政货币化以及“直升机撒钞票”主要是指中央银行直接到一级市场购买国债。

 

要情文摘

我国将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回升

近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喆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发改委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回升。

【问题】新冠疫情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冲击,首当其冲,消费领域受到冲击,居民的一些聚集性、流动性、接触性消费和一些非必需的消费都受到了影响。今年3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了15.8%。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型消费还在扩容发挥作用,网上消费、电子商务等,保障了14亿人民的基本生活,而且也助力了企业的复工复产。4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5%,降幅比3月份收窄了8.3个百分点,这也说明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和复工复产的推进,我国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的大趋势没有改变,相信5月份的消费数据还会更好一些。报复性消费不一定准确,但恢复性的消费是肯定的。

【对策】发改委将按照《政府工作报告》的要求,多措并举促进消费回升:

一是大力推动商品消费优化升级。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大城市老旧小区适老化、便民化的改造力度。进一步促进汽车消费优化升级和二手车流通,落实好新能源汽车购置相关财税支持政策。

二是全面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加快释放文化、旅游、体育、养老、托幼、家政、教育培训等服务消费的潜力。全方位优化养老服务有效供给,支持社会力量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三是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创新无接触、少接触型消费模式,探索发展智慧超市、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零售业态。大力发展“互联网+社会服务”消费模式,培育丰富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文娱等线上消费。积极发展中高端移动通信终端、可穿戴设备、超高清视频终端等新型信息产品。

四是积极扩大绿色健康节能环保消费。加快完善回收利用网络,促进机动车、家电和电子产品消费更新换代。完善工业节能与绿色制造标准体系。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契机,倡导全社会形成健康消费观念和健康生活方式,鼓励以家庭为单位储备包含口罩等在内的医疗救助箱。

五是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网络布局建设。加快布局支持新型消费的5G网络、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完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推进智能快递柜等设施建设和资源共享。

今年我国将从四方面着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近日,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四个着力点,将推动电力、电信、铁路、油气等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

【问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都坚持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定位,且认识在不断深化。随着实践的不断拓展,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化、定位越来越科学。与此同时,还需要看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和问题:市场体系不够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市场竞争不够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在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现象,市场规则还不够统一;在一些地方、部门存在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市场秩序还不够规范,等等。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广大中小企业举步维艰,迫切需要政府推进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这就要求突出问题意识,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力通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解决这些问题。

【对策】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看,“改革”依然是高频关键词。在困难挑战增大的背景下,“向改革要动力”继续成为政策层面发力的重点。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四个着力点。

第一,着力推动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今年将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综合改革试点,制定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的政策文件。还会改革土地计划管理的方式,赋予省级政府更大的用地自主权。另外,发改委会修订和发布2020年版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第二,着力提升国资国企改革的质效。今年会制定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的意见,深入推进已经公布的四批210户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发改委还会研究制定深化国企混改的实施意见,以此打造混改政策的升级版。

第三,着力优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推动电力、电信、铁路、油气等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来参与这些领域的项目运营和项目建设。

第四,着力健全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今年会推动出台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体系,通过这个标准体系明确各级政府要保障什么范围的基本公共服务,明确底线标准到底是什么。

除了这“四个着力”之外,在其他的领域,包括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的调控、绿色发展等领域,发改委也会推出一些改革举措。

不设经济增长具体指标是务实之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罕见地多年来首次没有明确设置GDP增长目标。

政策背景:这次疫情突如其来,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今年以来,很多指标跟以往是不具可比性的。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现在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还在蔓延,对所在国的经济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还有待观察。受疫情及全球化进程遇阻等因素影响,主要国际机构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负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世界银行宣布“负”的程度要进一步地恶化,预计2020年全球经济负增长5%。此外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到32%。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不是第一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有4次没有提年度增长预期目标,今年是第4次,前3次分别为2000年、2001年和2002年。

政策意义:今年没有提出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主要是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在目前情况下,不纠结于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将使我们更加专注于不断扩大内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更加专注于做好“六稳”工作,实现“六保”任务;更加专注于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适应引领创造新的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更加专注于实现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不设定经济增长具体目标,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

政策内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的发展目标是“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这体现了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民生,体现了就业优先,体现了攻坚克难的重点目标任务——打赢脱贫攻坚这个三大攻坚战之首,体现了“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发展目标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目标的衔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包括今年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为900万人以上,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6%左右和5.5%左右,以及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等。

政策点评:即便没有GDP增速的硬性目标,但要实现诸多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仍需适当的经济增长托底。可以说,无论是保民生、保就业,还是脱贫攻坚,都需要经济增长的支撑,至少是稳定经济基本盘。在整体环境颇为不乐观的背景下,要实现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仍需诸多政策配合。这次没有提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不等于经济增长不重要,要看到无论是保民生、保就业,还是脱贫攻坚,都要有经济增长的支撑,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经济增速的具体目标,不等于经济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的内容已经融在其他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之中。

政策建议:为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适当提高赤字率、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等,既是可行的,也是安全的,同时也是必要的。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支持实体经济恢复发展。保企业就是保就业,为保市场主体,一定要让中小微企业贷款可获得性明显提高,一定要让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在巩固和拓展国内疫情防控成果的同时,进一步将已经出台的各项支持政策落实落细,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在保持稳定的同时不断提升竞争力。同时开展数字化转型行动,鼓励企业推进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提高灵活应变和协同能力。组织实施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试点,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和增长极。

民法典有望极大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今年“两会”期间,各界期盼已久的民法典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这部法律涵盖民生方方面面,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即将书写我国民法典时代的新篇章。

政策背景:基层治理是当代社会治理的难题之一,当前不少基层治理难题经常困扰着我们:比如,小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总是“剪不断,理还乱”;再比如,近年来频频发生的高空抛物坠物事件,“头顶上的安全”事件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纠纷;还有公民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屡屡发生、广告电话和信息骚扰等等,这些都将有可能在民法典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良方,通过民法典的全面实施而得以解决。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党和国家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四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一直未能完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如今,民法典的制定条件已然成熟,首部民法典呼之欲出。今年4月20日、21日,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召开会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意见、代表研读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各方面的意见,对民法典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认为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和广泛征求意见,草案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政策意义: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征程中,编纂民法典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民法典不仅是法律条文的集中汇编,更是一个国家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立法表达,体现了国家治理的特色,对全社会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作用。民法典的出台,让公民权利保护的范围、力度更大,公民的维权成本更低廉、人权保障水平也将得到极大提高。民法确立了私法自治的原则,这在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建设方面,逐步演化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为公权力行使划出了界限,尤其是在民事活动领域,可谓“法无授权不可为”,从而使公民权利成为公权力行使的边界。这对实践中减少政府的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对市场的不当行政干预,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交易提供更为多元、便捷、安全的选择空间,减少不确定因素,是有重要意义的。私法自治的原则,让公民在法律的框架下,依法律建构的秩序,来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也可以逐步培养形成公民的法治素养,提升整个国家的法治水平。通过民法典的制定以及颁布实施以后的宣传学习,将会大大的提高国民的权利意识,来积极地维护自身的权利,积极地同侵权行为作斗争,积极地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期待,通过民法典的颁布和实施,中国的人权保障水平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政策亮点:民法的职责主要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都属于民法典的调整范畴,可以称之“普通公民社会生活的规则全书”。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消费借贷、生产生活,每个人终其一生,都能从里面找到答案。这次民法典草案,既保护胎儿权益,也关注死者权益;“禁止性骚扰”被写入人格权编草案,使得职场、校园性骚扰的预防和处置更有针对性;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房子”问题,民法典草案也提出了“居住权”概念;为减少轻率、冲动离婚现象,民法典草案规定了“离婚冷静期”;为解决民间借贷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合同编草案里也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民法典针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侵权行为的发生,空中抛物这一类的侵权行为等等,对这些侵权行为民法典都做了周到的保护制度安排,并且加大了制裁的力度。此次民法典草案的最大亮点之一,在于独立设计了人格权编、侵权责任编。民法典草案设计了侵权责任,这又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独立设计,彰显了民法作为民事权利救济法的崇高价值。

政策点评:民法典是一部民法大全,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各种权利的具体化,与刑法、行政法并列为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三大基本法。民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始终体现出对私权利的充分尊重和对权利的平等保护,从而把人的权利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民法典更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动方面,这体现在多个方面。比如,民法的核心理念——私法自治、财产权保障等,在现代社会被证明是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最有效手段之一。民法典通过构建完整的私权保护体系,确保“有恒产者有恒心”,促进财产和要素的自由、有序流动,使市场主体打消顾虑,充分释放创造力,大胆投资,勇于创新,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就现有的民法典草案来看,也有其完善空间。譬如,监护制度尚待完善。另一方面,在遗嘱监护中,如果被监护人的父母双方指定监护人不同,将陷入无法确定监护人的尴尬境地,且没有监护人依据合理事由自行辞任的相关规定,不利于平衡及保护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关系及权益。

政策建议:民法典草案如获审议通过,后续实施过程中,依然会面临不少问题。民法典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会遇到不完全契合社会生活事实的情形,这就需要发挥最高人民法院利用司法解释进行漏洞补充的作用。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可谓鸿篇巨制,其条文数量之多在我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中无出其右,这就需要全面的普法宣传和教育,让全民对其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以理解其具体的条文规定及其蕴含的法理要义。由于民法典分编的编纂并非制定一部全新的法律,对现行民事法律的规范进行整理,或将需要不断地适应新的情况,不断修改和完善。

六部门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

近日,银保监会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信贷融资收费 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的通知》(简称《通知》)。

《通知》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以融资各环节为主线,以是否提高融资综合成本为标准,同时考虑信贷资金供给侧和需求侧,对信贷、助贷、增信和考核环节收费行为及收费管理作了规范,强化了内部管控、外部监督与激励的作用。《通知》要求银行加强合作机构管理。《通知》把出台新措施、细化旧政策、系统化原禁令三者并举,适用于各类型企业,同时充分体现对小微企业的政策支持。

《通知》共6部分20条,主要包括在信贷环节取消部分涉企收费,细化严禁贷存挂钩和严禁强制捆绑销售等现有规定,鼓励银行提前开展信贷审核。助贷环节,要求银行明确自身收费事项,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管理,评估合作机构收费情况。增信环节,要求银行合理引入增信安排,从银行独立承担、企业与银行共同承担、企业独立承担三个角度,对信贷融资相关费用承担主体和方式等提出要求。考核环节,对银行资金定价管理、信用评级和拨备计提等影响融资成本因素提出要求,并要求绩效考核取消不当激励。

《通知》提出发挥跨部门监督合力,并给予正向激励。包括推动深化产融合作,加强企业和项目白名单管理,完善违规收费举报查处机制;对国有控股机构经营绩效考核给予合理评价;在流动性、资产证券化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等方面予以支持;加强行业自律。同时,对融入低成本资金而套利的企业,严格加以约束。

《通知》自2020年6月1日开始实施。银保监会将会同相关部委持续关注企业信贷融资收费问题,不断推动降低企业融资综合成本。

六部门推进营造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公平市场环境

近日,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发改委、工信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发改环资〔2020〕790号),营造针对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加大税收、金融等支持力度,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健康发展。

《实施意见》提出,在石油、化工、电力、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各地在推进污水垃圾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项目时,要对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全面开放、一视同仁,确保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鼓励国有企业与民营节能环保企业成立混合所有制公司,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开展相关业务。

此外,《实施意见》明确在招投标活动中不得设置影响民营企业准入的限制性规定,不得设置与节能环保业务能力无关的企业规模门槛,不得设置明显超过项目需求的业绩门槛。各地不得以签署战略性合作协议等方式,为特定企业在招投标中谋取竞争优势;不得设置与企业性质挂钩的行业准入、资质标准等。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积极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继续深入推进清欠民营企业账款工作,逐项清偿,并确保不再增加新的拖欠。特别是促进各地、大型国有企业履行与民营节能环保企业依法订立的合同,严格按合同约定及时支付账款。

同时,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引导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生态环保工程建设。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在中央预算内投资生态文明建设专项、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特别国债等项目申报、审核中,要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不得违规限制民营企业申报,不得附加额外的条件要求。

在此基础上,未来政策层面还将进一步加大对环保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鼓励金融机构提升对民营节能环保企业的绿色金融专业服务水平,大力发展绿色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民营节能环保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同时,加大对民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支持民营企业独立或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支持的绿色技术研发项目。

《实施意见》说,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的作用,遴选一批民营企业重点环保技术创新成果支持转化应用。支持民营节能环保企业牵头或参与建设绿色技术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钢铁、冶金、建材、电镀、化工、印染等行业企业和园区为重点,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内部报告

限制对华贸易将终结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

近日,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了一份题为《限制对华贸易将如何终结美国在半导体行业的领导地位》的研究报告。《报告》预判了中美贸易摩擦在芯片领域的两种可能走向,指出如果美国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商用芯片出口管制力度,美国半导体公司的竞争力将会被削弱,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长期领先地位会受到威胁,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甚至远超“中国制造2025”政策的预期效果。如果美国对中国限制的政策态度继续加强,由于韩国在内存、显示器、图像处理和移动处理器等关键产品方面的强大能力,以及它扩大生产能力的能力,韩国可能会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领导者。同时,该报告还结合当前美国对中国技术限制的政策不确定性水平,评估了两种可能的情况,并结合这两种情况预判了这将对中美两国半导体产业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程度。

一、美国半导体产业失去良性创新周期

在数字转型和人工智能时代,强大的半导体工业对美国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美国一直是全球国家半导体领导者,占据45-50%的份额。并且美国的领导地位建立在一个良性的创新循环中,这种循环依赖于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以达到为持续保持美国技术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的大量研发投资提供资金所需的规模。

(一)中国是美国半导体行业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发展潜力巨大

除去中国工厂对外国公司的制造活动,中国公司占全球半导体需求的23%。如今,中国的半导体工业(没有外国半导体公司在中国建造的制造工厂)只占国内需求的14%。显然,中国是美国半导体行业的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据此,波士顿估计,“中国制造2025”计划将使中国半导体自给率到2025年提高到25%至40%左右,使美国的全球份额降低2-5个百分点。所以,对中国获得美国技术的广泛单边限制可能会大大加深和加速美国公司的份额侵蚀。在接下来的三到五年中,美国公司如果继续遵守现行《实体名单》所规定的限制,则将失去8%的全球份额和16%的收入;如果美国完全禁止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产品,那么全球市场份额将损失18%,其收入将损失37%,这实际上将导致技术与中国脱钩。这些收入下降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研发和资本支出的大幅度削减,并在美国半导体行业中损失15000个至40000个高技能直接工作。

(二)美国半导体产业面临多重竞争

根据Gartner的数据,2018年美国半导体公司(包括在自己的工厂中设计和制造产品的集成设备制造商(IDM),以及依靠独立代工厂制造其芯片的无晶圆厂设计公司)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提供了约48%的份额。而在从PC和IT基础设施到消费电子产品的所有最终应用市场中,美国在32种半导体产品类别中的23种中均处于领先地位。

事实上,美国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归功于大量研发投资带来的技术卓越和产品创新。半导体是由高度先进的制造工艺生产的高度复杂的产品。改进往往需要在艰苦的科学上取得突破,而这需要多年才能实现。过去十年中,美国半导体工业在研发领域投资$3120亿美元,仅2018年就$390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在半导体研发领域投资总额的两倍。就美国政府而言,它在基础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这有助于弥合学术突破与新商业产品之间的鸿沟。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政府投资多年来一直持平或下降。

尽管在全球范围内拥有明确的领导地位,但美国半导体行业仍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因为类似智能手机、个人计算机和消费电子等终端产品都拥有很短的周期,但是它们占有一半以上的半导体总需求,那就意味着美国半导体公司必须每年进行激烈竞争才能赢得每款新一代设备的供应合同。

在全球32条半导体产品线中,有18条(占全球总需求的61%)线中至少有一家非美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为10%或以上,这使其有可能成为替代美国的可行选择。

根据中国半导体工业协会(CSIA)的数据,在过去五年中,在中国运营的半导体公司的报告总收入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除了外国半导体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据估计,2018年中国公司在全球半导体销售和半导体制造领域仅占3%到4%的整体份额,其中,中国在无晶圆厂设计方面的进步最为显著:首先,中国Fabless在过去几年里净增,中国半导体协会的报告显示,该国目前有1600多家本地公司,在全球市场中所占份额总计为13%,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为5%。

在需求上,中国目前占全球半导体需求的23%。这意味着,美国半导体公司仅占中国终端设备制造商总需求的14%。

中国政府之前还制定了一个称为“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并设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实现半导体自给自足。其目标是到2025年使国内供应商满足该国70%的半导体需求。迄今为止,中央和地方政府已对该计划承诺了约1200亿美元的规划。此外,中国还积极寻求海外人才和并购机会。

分析人士预计,到2025年,中国将用本地设计的半导体来满足其国内25%至40%的需求,这是目前水平的两倍以上,但仍低于其自身70%的目标。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感到了威胁,于是不断采取行动以保全自己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地位,但这份《报告》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对华限制会使美国半导体企业的营收和市场份额受到显著的影响,削弱美国持续对创新研发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导致其半导体产业所依赖的创新周期中断,并最终丧失行业的领先地位。韩国可能会在几年内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半导体领导者,而中国可以长期获得领先力。

二、半导体产业对美国战略布局的重要性

强大的、财务健康的半导体工业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半导体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技术突破,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一)实现技术突破

过去的三十年中,半导体行业一直是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连续革命性发展的核心。反过来,ICT的突破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使美国自1988年以来在生产率增长和实际GDP增长方面都优于其他高收入国家,美国半导体技术使这些技术的进步成为可能,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地区。

过去的三十年中,每个芯片的晶体管数量增加了近100万倍,处理能力提高了45万倍,并且每年降低了20%到30%的成本。这项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计算设备从1980年的大型机过渡到2010年的智能手机。如今,全球有超过50亿人拥有智能手机,半导体行业本身也实现了快速发展:自1987年以来,半导体(工业收入占全球名义GDP的百分比)增长了2.8倍。全球半导体需求以年均8.6%的速度增长,并在2018年达到了4750亿美元。

我们正处于由技术驱动的全球经济另一次大规模变革的早期阶段:数字化转型和AI时代。增强型/虚拟现实体验,无人驾驶汽车,物联网(IoT)和工业4.0系统等革命性应用程序以及智能城市正逐渐成为商业现实。实现这些新应用中的每一个都是半导体技术的进步。而且,半导体行业目前正在测试首批量子计算原型,其运行速度可比当前计算机快1亿倍。

(二)维护国家安全

半导体工业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国防工业。虽然美国国防部(DoD)目前约占该行业收入的1%,但电子部件在国防和武器系统中无处不在,因此对美国的军事能力仍然至关重要。在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中提出的国防现代化优先事项包括微电子、5G和量子科学作为需要美国投资的战略领域。其他优先领域-如网络安全、人工智能、自主系统和先进的成像设备也严重依赖先进的半导体能力。

随着数字化连接的电子系统对于管理先进武器系统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变得越来越重要,能提供可靠和安全组件的可信赖半导体供应商对于国家安全变得更加重要。为此,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率先开展了一项为期多年的电子复兴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通过与美国公司建立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设计用于军事用途的半导体设计和基础技术。同时,国防部正在倡导“可信赖和有保证的微电子”等计划,以确保用于国内供应的价值链制造层的安全。该计划在2020年的90种国防部研发计划中占第二位。

三、限制半导体对华贸易对美国半导体产业会有哪些影响?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给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一系列新挑战。迄今为止,中国已将半导体从其对美国产品征收的关税提高名单中排除在外,以反击自2018年初以来一系列中国进口商品征收更高的美国关税。

此外,半导体处于其他有争议问题的中心,例如美国政府对华为和其他中国实体公司施加的美国公司技术访问限制,它们认为这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背道而驰。

中美贸易冲突的持续进行,可能会损害美国半导体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使其与中国和其他地区的竞争对手拉近距离。这可能会对美国半导体公司从中国设备制造商那里获得收入构成直接风险,并进一步威胁美国半导体行业维持其创新和全球领导力良性循环所需要的规模。

据此,《报告》评估了美国继续限制半导体对华贸易可能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

(一)现状永存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将不再对美国半导体征收任何关税,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华为和美国商务部实体名单中包括的其他几家中国公司在美国获得美国开发技术的广泛限制仍将继续。不在实体名单上的中国公司,将被允许从美国供应商那里采购半导体,但由于军事应用而已经受到出口管制的特定组件除外。

维持现状的四个主要直接影响是:

跨国技术公司可能会将其部分供应链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以便它们可以继续为美国市场提供服务,而无需受到关税和其他对从中国出口的产品的潜在限制。

出于对美国限制会损害其功能和质量的担忧,中国境外的消费者和企业将不愿购买中国的技术产品。结果,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市场中的市场份额将受到侵蚀;相反,随着买家因关税,监管措施,消费者信心或价格上涨而避开美国产品,美国科技公司将在中国失去市场份额。只是来自国内品牌的海外竞争压力增加。

实体列表中的中国公司将用来自中国,欧洲和亚洲其他供应商的组件替换基于美国技术的组件。

未列入实体名单的中国设备制造商将积极扩大半导体供应商的种类,以减少它们对美国技术的接触,因为它们预计美国限制可能会升级。这将包括加快内部的努力,中国一些主要的智能手机,消费电子产品和互联网公司已经在进行内部努力,以设计自己的芯片。

预计影响将在2-3年后显现,3-5年后美国半导体企业从中国市场获得的营收将减少55%,全球市场份额下降8%,全球营收减少16%,研发投入下降13%-25%。

而美国半导体公司损失的另一半收入将流向欧洲或亚洲的替代供应商。重要的是,这种从美国到非美国供应商的收入转移不会使中国更加自给自足。因此,这部分对美国公司的负面影响将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预期效果完全分开,并进一步增加。

那么,这将扭转美国半导体产业创新良性循环的方向——降低研发投入将降低美国公司保持其在技术和产品方面领先于全球竞争对手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削弱美国在中国以外市场的份额。

(二)逐步升级以使美国和中国的技术产业脱钩

在这种情况下,将有效禁止美国半导体公司向所有中国客户出售产品,而不仅限于目前的实体名单上的客户。该禁令将涵盖所有出售给中国设备制造商或在中国组装产的非中国制造商的半导体组件。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的升级导致全面的美国技术出口禁令将导致两国技术产业脱钩。这将使美国半导体公司无法进入庞大的中国市场,并迫使中国设备制造商寻找替代供应来源。

这种假设也有四个影响:

新兴的国内供应商存在,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大规模。中国电子设备制造商将把采购转移到既有的国内供应商。

中国电子设备制造商将把采购业务转向国内老牌供应商。这意味着即使没有业界领先的设计工具,替代供应商也能保持竞争力。这也取决于它们是否有能力扩大和提升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内代工能力,或者保持与亚洲主要代工伙伴的联系。

短期内,中国设备制造商将把采购转向亚洲或欧洲其他地区的现有供应商。假设这些海外供应商继续不受限制地使用美国开发的设计工具和制造设备,与中国客户做生意不受限制。从中期到长期,中国可能会寻求完全或部分地用国内供应商取代第三国供应商,以实现其半导体自给自足的既定目标。

中国将加速其本土替代品的开发。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消费者可以用其他芯片替代美国最先进的处理器。例如,中国公司可以设计自己的专用集成电路,来代替美国的CPU、GPU和FPGA。另一种选择是开发基于不受美国出口管制的架构的处理器,例如RISC-V开源架构。这种高度复杂的半导体产品需要先进的设计工具,而目前只有美国的供应商可以提供这些工具,因此中国必须自行开发一套设计工具,或者从第三方国家寻找能够设计这些关键替代元件的新供应商。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半导体公司可能会失去其技术和产品优势比全球竞争对手,不可避免地导致进一步的市场份额侵蚀。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份额将从48%下降到大约30%。美国也将失去其在该行业的长期全球领导地位。

除了上述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外,《报告》还揭示了一个风险:

如果将美国半导体公司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可能引发该行业的剧烈结构变化,对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国家安全产生深刻、不可逆转的影响。

如果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份额下降到大约30%,美国将把其长期以来的全球半导体领导地位让给韩国或中国。

更根本的是,美国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外国供应商来满足本国对半导体的需求。预计每年研发投资将减少30%至60%,美国工业可能不再能够提供满足美国国防和国家安全系统未来需求所需的技术进步。

一旦美国工业失去其全球领导地位,它将极不可能恢复它。如果这种模式成立,中国半导体公司也可能成为国际市场上的积极竞争者,获得更多的全球份额。对中国公司的全球市场份额与其他技术部门观察到的中国国内市场权重之间的比率进行推断,中国半导体行业的长期全球份额可能达到35%至55%。随着中国半导体企业加速海外扩张,行业利润率可能会大幅压缩。因此,美国半导体公司将无法维持今天的高研发强度。当前创新的良性循环可能会逆转,而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美国公司陷入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和利润萎缩的恶性循环。

因此,《报告》认为美国政府需要客观评估对华限制的政策结果:如果保持现状,甚至加大范围和力度,美国公司降低全球市场份额和营收,将影响美国半导体行业的良性创新周期,并进一步让美国公司陷入研发投入降低、抑制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的下行漩涡。

同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设计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应同时解决两个问题: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保护美国半导体公司的全球市场准入。

黄奇帆:加快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稳定,复工复产进展顺利,但由于欧美国家疫情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经济陷入停摆,未来几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萧条是大概率事件。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带来实质性影响:不仅外需下降,而且产业链也将因欧美停摆遭到上下游夹击,这个时间短则一两年,长则可能持续三五年。

对各地区而言,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做好自己的事、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根本之道,而其关键在于如何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源,以下五个方面值得重视和注意。

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60%,各类城市正由各管各的发展阶段迈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阶段。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地区已经开启了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红利将高达数十万亿级。因此,接下来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围绕一些中心城市高质量建设都市圈、城市群应当成为我们新形势下扩大内需、提振经济的一个重要抓手。而这需要高瞻远瞩地做好规划布局。

一是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任何大城市,都有居住、商务、产业、教科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集聚区,在布局上应结合城市地形地貌和人文特色,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策略。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上述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依靠自然山水体系和城市绿化带合理分隔,并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最优的现代化大都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二是科学安排城市群内部功能结构。世界知名的城市群一般都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城镇化率在70%以上;

•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这种比例不能过大,过大了如同齿轮模数不配无法啮合那样,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功能传递和要素流动就会受影响;

•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

对中国的很多超大城市而言,其发展规划一定要考虑三个圈:即超大城市本身2000-3000平方公里的核心圈、以超大城市为中心100公里的半径形成都市圈、包含超大城市在内的以200公里为半径范围内其他大中小城市共同形成的城市群。超大城市有义务带动周边、照应周边,不仅要考虑自己市域范围的事情,还要考虑到整个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一方面,要将部分资源让渡给都市圈、城市群,以促进后者更快地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群、都市圈发展后又会众星拱月,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使超大城市实现更好发展。

三是规划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都市圈、城市群要形成有机整体,综合交通网络是其血管系统。要重点建设以下四个交通:

•一是承载区域枢纽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铁路、机场、港口通道等,这是城市群提升辐射带动能力的基础要件。

•二是承载各城市之间连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市群的动脉血管。

•三是承载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内部交通,通过城市道路、地铁轨道及公交站场建设,确保城市平均车速达到30公里每小时,高峰时段不低于15公里每小时。

•四是承载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过渡的换乘枢纽。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城市运行效率和区域地位,对助推城镇化极其重要。

积极构建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

此次疫情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断裂,引起广泛关注和担忧。从目前复工情况看,那些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的地方,恢复起来比那些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要快、要好。这些地方的电子制造相关产业的配套零部件,超过80%是在本地生产。这种集群化生产模式降低了从全球采购零部件所带来的风险,在疫情时期更凸显其竞争力。

这种在一个地方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与传统的水平分工区别在于,产业链上的企业尽管还是国际化水平分工,但不再是广泛分布在地球每一个角落,而是选择合适的地区,在1小时到3小时车程半径内(50-200公里半径)形成整个上中下游70%以上的零部件、半成品的集群化生产基地。这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寿命周期。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发展模式,能为地方政府调结构、转方式起到核心支撑作用,是不容易垮掉的。疫情之下,我们更应该倒逼自己去补齐产业链集群的短板。具体方式上,要推动三种集群:

首先是制造业上游、中游、下游的集群。比如说汽车产业,一辆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要形成支柱,就要把上中下游原材料、零部件产业、各种模组的百分之七八十实现本地化生产。又如,搞电子产业,笔记本电脑有2000多个零部件,就要几百上千家零部件企业,从集成电路到液晶面板,从印刷线路板到机壳,各种各样关键零部件都能实现本地产。

其次是促使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形成集群。在一个大产品产业链集群形成之后,那么它的上游原材料、零部件配套产业既可为这家龙头企业服务,也可为那家企业服务,这就有条件把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落户,形成集群。打个比方,就像一个地方有希尔顿也有喜来登,有可口可乐也有百事可乐,这样就使得这个产业东方不亮西方亮。否则,如果只有一个世界级企业,今年它订单多了,就可能大发展,明年如果丢了几个大单子,就可能出现20%、30%的负增长。这样会使地区经济大起大落,进出口也大起大落。但只要形成了这种同类企业集群,即使有个别龙头企业遇到困难,就产业整体而言,是稳定的,是持续向上的,整个产业集群就能健康发展。

最后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形成集群。新产品开发过程中,会有很多从事研发、设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应用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为之配套,这就涉及创新链条的延伸。这方面有条件的地方应该积极创造条件,促进此类产业在本地集聚。同时,在产品销售过程中,还会产生结算和物流等环节。比如,产品在全球销售、在全国销售,就会使得与结算、物流相关联的各种服务型企业集聚扎堆,围绕着制造业集群来布局产业链。这种集群背后往往是各大企业集团的销售中心和利润中心的聚集,是价值链的整合,是地方税收的重要源泉,理应全力争取过来。

提升区域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建立了极为丰富的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像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市场也得以发育并茁壮成长。与商品市场中有千千万万的品种、规格、性能的商品不同,要素市场一般品种相对单一,场所或平台相对集中,一般具有资源优化配置功能、维护市场秩序功能、集中竞价功能、资金枢纽功能和大数据汇集功能。

成功的要素市场前提是能够在业态上做到三个集聚:一是交易量的集聚能力,往往能集聚区域性或全国性80%以上的相关要素交易资源。二是交易会员单位、中介机构等各类企业的归集和集聚。三是物流通讯的枢纽集聚功能。作为一个成功的要素市场,理应有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以支撑这个要素市场的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的枢纽条件。基于此,要素市场的效率往往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效率,成为国家和国家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竞争的核心能力体现。相比较于普通经济体,那些拥有全球要素市场影响力的经济体竞争优势更为突出。

由于种种原因,要素市场在运行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干预过多、市场化运作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的许多措施属于生财型、聚财型和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是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的重要举措。

事实上,疫情下的发展,除了在需求侧进行逆周期调控外,很重要的是要在供给侧方面下功夫。而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是供给侧方面重大改革。但凡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定是基础性制度的改革,一定是体制机制性的改革,会带来每年万亿级的红利。在当下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因疫情而大幅受挫的背景下,这种不花钱或少花钱却又能带来巨量红利的改革显得尤为珍贵,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实际,也有利于复工复产、激发企业活力、重启经济循环。有关地方应抓紧抓好这方面改革的落地工作。

比如,针对土地要素,文件提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城市盘活现有利用低效的工业用地,促进腾笼换鸟、转型升级,还有利于降低企业用地成本。再如,针对劳动力要素,文件提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不仅将直接改善进城农民工待遇、促进农民工变市民,还有利于在现有基础上延长有效劳动时间,增加劳动供给,释放潜在人口红利。落实好这些措施,有利于提升要素流动性,有利于引导各类要素协同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为区域发展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

持续改善区域发展的营商环境

疫情之下,广大企业承受重压,需要各地及时出台措施亲商安商,帮助企业过难关。从长远看,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仍是各地方工作的共同任务。

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尽管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方向不会改变,在非常时期各地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也不会改变。接下来,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和高度都将有进一步提升,集中体现在自贸区有望扩面提质、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以数字经济引领经贸规则制定等方面。对此,有条件的地方应结合自身实际,积极争取先行先试的政策支持,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为中国进一步开放探索经验。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在地方政府层面,应按照竞争中性、同等待遇的原则公平对待各类企业。尽管这在认识上容易统一,但实际操作中往往千差万别,疫情之下政府机构更应在办事细节上付诸实践,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以规则公平确保竞争公平。谁在这方面率先塑造出公平信誉,谁将赢得下一轮资本竞争的青睐。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当前大国之中,唯有中国成功控制住了疫情,发达国家一些创新成果希望能到中国进行转化,以收获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带来的产业效益。那些知识产权保护有力的地方将是吸引这类成果落地转化的首选。

打造便利化营商环境。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各类隐性制度成本和显性成本如物流成本:一是加快将铁路引入规模以上开发区,打通铁路运输最后一公里;二是发展公铁、水铁和空铁无缝对接的多式联运;三是优化企业园区布局,促进产业在空间上集聚,节约上下游运输成本。要采取措施将这些年投入巨资建设的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的综合效率发挥出来,以更为便利的运输体系将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由15%降到10%以内。

如果把上述几方面工作做好,区域经济的营商环境将得到极大改善。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本地区的竞争力、软实力和创新活力都将持续存在。

着力汇聚用好各类高层次人才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结合实际工作,着重汇聚和用好三类人才:

一是培养和选拔务实专业、讲党性、肯担当的党政人才。需要地方主要负责人带头形成真抓实干的氛围,营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人用人导向,还要加强培训和培养,丰富和完善党政人才的年龄结构和能力结构,以备发展之需。我们既需要懂得城市管理“绣花”功夫的专业人才,也需要善于在地区竞争中捕捉机遇的战略人才,还需要能有效把握科技和产业革命大势、积极应用最新科技成果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效能的高层次人才。

二是引进或培养敢冒风险、敢打敢拼的优秀企业家人才。企业家是产业发展的核心灵魂。一个地方要在发展中占据优势,团结和招引一批优秀企业家人才来本地发展是不二法门。这里就涉及如何有效招商安商亲商,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其中,招商的关键是要研究这些企业家及其产业短板,以己所长、补其所短。安商的关键是要信守承诺,不能前任承诺的现任就不管,更不能做“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事。亲商的关键是在确保“清”的前提下保持与企业家的热络度,随时掌握产业发展新动向,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

三是健全高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体制机制。近年来,关于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持续推进。特别是最近两年,成果发明人享有股权比例可以达到50%甚至75%,极大地释放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热情。但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能搞出“0—1”的不一定搞得出“1—100”,基础创新的设计发明人与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人、生产工艺转化者、生产制造组织者是完全不同体系的人才。术业有专攻,给予这些科研人才过多的股份、过强的激励,反而制约了其他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不利于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我们应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理顺产业转化有关机制设计,把科研机构、研发人员、科技企业三方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以加速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作者:黄奇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政策借鉴

福建二十四条措施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福建省政府近日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聚焦企业关切,出台24条支持措施,贯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断点,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畅通产业链条方面:开展固链行动,聚焦电子、机械、石化等重点产业,突出抓龙头企业带动大中小企业协同,抓产业协作促进上下游贯通,抓关键替代维护供应链稳定。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堵点,采取“一事一议”“一企一策”方式,推动解决龙头企业及其配套中小企业复工复产、增产增效的跨部门跨地区问题,协调解决企业实际困难。推动产业链填平补齐,精准策划生成一批产业龙头项目及产业链缺失、延伸和升级项目。

帮扶纾困解难方面:一是减税费。自2020年2月至6月,免征中小微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服务业小微企业减免租金的非国有房产出租方,可按现行规定减免当年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对餐饮、住宿、公路水路运输、部分旅游行业免征2020年度江海堤防工程维护管理费。落实阶段性减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政策,阶段性减征实施时间为2020年2月至6月。二是纾困难。用好首期100亿元贷款额度的省中小微企业纾困专项资金,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设立的企业应急周转金作用。三是降成本。对受疫情影响不裁员、少裁员的中小微企业,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缴纳的失业保险费全额返还,对暂时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的符合条件的参保企业,稳岗返还政策实施期限延至2020年底。对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2020年按每人1000元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至2020年6月底,对承租国有经营性房产的中小企业免收或减半收取房租,服务业小微企业免除上半年3个月租金。四是缓期限。阶段性缓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缓缴期限延期至2020年10月底。

支持企业融资方面:加大信贷支持力度,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不随意压缩贷款规模和授信额度,不随意调降贷款分类标准,适当提高中小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提高新发放贷款中的“首贷户”、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和无还本续贷业务比重;推广“总对总”批量担保业务并对其取消反担保要求,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逐步降低担保费率至1%以内。

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福建省中小企业经“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或银行业金融机构自建的供应链融资平台开展应收账款融资的,省级财政按福建省中小企业通过应收账款获得年化融资额不超过1%的比例。深化产融对接合作,整合设立规模10亿元的省级政策性优惠贷款风险分担资金池,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快服贷”和助保贷产品。发挥省技改基金带动作用,中小企业技改项目融资额占比不低于50%。建立“白名单”制度,优先满足“白名单”企业的融资需求。加大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力度,及时支付企业征迁补偿款。

加大财政支持方面:用好专项发展资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公共服务体系和融资服务体系建设。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引导带动社会资金,支持初创期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发展和融资担保体系建设。

推动市场开拓方面:发展新模式新业态,扶持疫情防控期间涌现出的在线办公、在线教育、远程医疗、无接触配送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发展。发展工业旅游、文化旅游、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对列入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的,给予一次性不超过50万元的奖励。

实施梯度培养方面:引导个体工商户转为企业,对“个转企”的小微企业给予不低于5年的过渡期。推动小微企业上规模,以年营业收入500万元~2000万元的小微工业企业为重点培育对象,建立“小升规”工业企业培育库。推动规上企业股份制改造,每年筛选一批条件成熟、成长性较好的企业,作为上市后备企业,在企业改制、政策培训、综合金融服务等方面加大服务力度。省级财政对推动实施梯度培养成效明显的前三名设区市(含平潭综合实验区),分别给予500万元、300万元、200万元正向奖励。

引导提质增效方面:支持“专精特新”发展,对新认定的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不低于10万元、50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分别给予一次性不低于50万元、100万元奖励。支持纳入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的中小企业享受最低20万元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补助。推进创业创新载体建设,对新获评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统筹省、市资金给予一次性100万元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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