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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01期
来源: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6-10 14:50:41

经济分析

客观认识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突出民生导向——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习近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八部委发布30条强化金融支持实体措施

何立峰: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意义重大  

刘世锦:都市圈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 

超低油价时代中国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要情文摘

高校毕业生就业将是稳就业工作重中之重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将分部门细化落实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新举措 

降低物流成本一直在路上

八部门: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内部报告

程实:“直达性”政策如何纾困中小微企业?

徐奇渊: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金融开放

政策借鉴

江苏省出台23条措施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客观认识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爆发并流行,对全球和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造成重大负面冲击,国际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明显加大。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境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为一次性短期冲击,不影响长期要素供给与潜在增长能力,我国经济中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

一、宏观经济逐步企稳

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短期内我国生产活动停滞、投资项目搁浅、居民消费萎缩、国际合作受限,一季度GDP比上年同期下降6.8%,为1992年有季度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对此,应认识到:一是新冠疫情已经成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截至北京时间5月12日8时,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11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8万例。新冠疫情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性灾难与挑战。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普遍采取居家隔离与社交限制政策,全球生产与消费活动大面积、大幅度减速。美国一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下降4.8%,失业率升至14.7%,创下自1948年建立现行指标以来的最高历史记录。二是本次经济负增长属于不可抗因素冲击的短期下降。本次疫情属于世界百年不遇的重大突发事件,尽管疫情源头仍不确定,但疫情在我国先期传播并爆发。灾害突如其来,严重抑制了年初以来国内的正常经济活动。一季度经济增速大幅下降并非我国宏观经济基本面出现恶化,也非我国要素支撑条件呈现转变,亦非我国产业体系优势有所减弱,而是突发严重卫生安全事件带来的结果。因此,当季经济减速不具有可比性,亦不具有参考性。三是我国积极防控疫情扩散,迅速果断采取超常规措施,在较短时间内阻断了本土疫情传播,同时为世界疫情控制做出贡献,不仅保持了社会秩序安全稳定,同时体现了大国担当与责任。3月份以来,我国大部分经济指标逐步恢复并有所提高,预计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将率先走出疫情阴霾。

生产方面,由于疫情初期实施交通管控、居家隔离、限制跨区域流动等措施,导致原材料、零部件、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产业链上下游无法正常衔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暂时停止。一季度,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农林牧渔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期下降2.8%,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下降8.4%,第三产业增加值下降5.2%。但是种植业增加值增长3.5%,夏粮长势较好,国家粮食安全具有保障;国家用于卫生防疫、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组织建设、社会保障和应急管理、援助救助等支出显著增长,相关领域生产提速;在电子商务、居家办公、在线教育等需求带动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较好增长。进入3月份以来,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工业生产增速3月份同比下降1.1%,降幅较1-2月份收窄12.4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9.1%,降幅收窄3.9个百分点。重点领域中,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量增速比2月分别加快9.9和14.3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医药、电子、化工、钢铁、机械等工业行业用电量已基本达到或超过去年水平;中国制造业PMI从2月份的35.7%回升至52.0%,非制造业PMI从2月份的29.6%回升至52.3%,经济增长信心逐步向好。需求方面,重点项目开工新建延后,项目开工率普遍不足,投资运行一度面临困难,复工情况有所分化,一季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6.1%,其中,制造业投资降幅偏大、达到25.2%,基础设施投资下降19.7%。但是应急医院建设、疫情防控物资、医疗卫生健康领域投资力度加大,保障了疫情防控工作顺利进行,体现了我国应急响应和集中统筹的优势。3月份以来,随着各项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断加大,投资增速降幅已明显收窄,新基建等领域投资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电子商务、专业技术、科技成果转化等服务业投资增速超过两位数。居民消费需求明显减弱,生活必需品消费略有下降,服务型消费快速萎缩,餐饮、旅游、电影等“聚集性”、“接触性”消费几近停滞,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下降19.0%,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下降17.7%。3月份以来,随着疫情形势好转,居民生活逐步恢复正常,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幅比1-2月收窄4.7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受世界经济停摆、国际范围内实施出入境限制、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中断影响,一季度进出口额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下降11.4%,进口下降0.7%,整体走势好于此前各方预期,4月份出口增速受全球防疫物资、消费品需求提升带动,增速由负转正,增长3.5%,

二、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会改变

为积极有效应对疫情,保持经济平稳有序发展,中央和地方多措并举,降成本、扩需求。中央推出减税降费、减免租金和稳岗补贴等措施,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节奏加快、规模加大,重大项目和重大民生工程建设快速推进,国家出台汽车购置优惠、多地发放消费券、减免景区门票等促消费政策,定向降准、降低超额准备金率、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等政策增加流动性投放,等等。政策实施对当前经济止跌企稳具有重要意义,缓解了实体经济突出困难,降低了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稳定了社会就业局面,增强了投资消费信心。近期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扩大消费和投资等;继续执行去年出台的下调增值税税率和企业养老保险费率政策,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保障就业和民生,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等等。宏观调控逆周期调节有利于增强发展信心、降低企业成本、推动复工复产、扩大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尽快走出低谷。

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巨大韧性和潜力,超大规模经济优势能够抵御突如其来的风险冲击。我国具有雄厚物质基础和完备产业体系,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具有世界最完备的制造业生产体系,货物贸易出口额稳居世界第一,拥有最大规模的信息通信网络,粮食产量连年丰收,抵御风险能力较强;我国新业态、新动能加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以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兴服务业表现活跃,互联网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网上零售、线上办公、数据中心等逆势成长的新增长点增长极,为经济发展增添活力和动力;我国拥有强大国内市场,14亿人口催生世界最大商品消费市场,高储蓄率支持大容量投资空间,经济发展前景广阔;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凸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举国上下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有效遏制了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恶化,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经济运行率先企稳。

                                         (执笔:闫敏)

突出民生导向——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极不寻常。这是一份非常时期的政府工作报告。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本来在三月初例行召开的两会延期到五月下旬。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必须综合研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新的形势,对疫情前考虑的预期目标和工作安排要做出适时调整。

在极度复杂的形势面前,我们如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如何实现脱贫攻坚、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如何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确定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怎样化危为机应对更加不确定的世界经济格局,所有的关注便聚焦到今年的这份政府工作报告上。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虽短,但内容依然是沉甸甸的,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把握了一个“实”字,突出了一个“民”字,回应了各方关切,是一份突出民生导向的务实报告。

把握一个“实”字:直面困难挑战,着力当前谋及长远

这份报告的一个最大看点,就是没有提出2020年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我们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主要因为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不确定性很大,我国发展面临一些难以预料的影响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这是实事求是的。

事实上,不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速指标,也有利于我们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不唯GDP数字论英雄,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果有一个数字杠杠横在那里,许多地方就难免会在数字上搞层层算账、层层加码,甚至弄虚作假形成新的形式主义。眼下,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抓好复工复产达产,畅通经济社会循环,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守住“六保”底线,稳定经济运行。长远看,面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们决不能回到简单以经济增速论英雄的老路上去,决不能再回到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搞所谓发展的老路上去,更不能再回到粗放式发展的模式上去。疫情对我们是一次大战也是一次大考,从经济工作的角度看,一方面我们做好“六稳”落实“六保”,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另一方面我们要主动化危为机,变被动为主动,改变数字增长思维,全力提高发展质量,这也是应对疫情挑战产生的历史机遇。无论是实施疫情防控,还是适应后疫情时代,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客观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努力,我国经济实力已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疫情发生也暴露出我们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上还有诸多欠缺,必须紧紧扭住新发展理念推动发展,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各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上来。所以,看淡一点增速,抓住发展质量,才是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才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

当然,不确定具体全年经济增长指标,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不重要。其实,宏观经济运行是一个系统,经济增长指标也是一个体系。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依然针对疫情对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提出了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等具体指标,以及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重大金融风险有效防控;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等要求。这些指标和要求,保住就业、保住价格稳定和市场稳定,就保住了民生,突出的是民生导向,有良好的外贸形势,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提质增效,着眼的是稳定经济运行,这些指标经过努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完成,也就是为疫情形势下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突出一个“民”字:突出民生导向,兜牢民生底线

梳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部署的今年下阶段的工作着力点,可以看到其中凸显的民生导向。不难发现,所有的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为了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保就业就是保民生。

可以看出,财政、货币、就业“三大宏观政策”的落脚点都是为民指向。财政政策上,今年的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这比去年的2.8%上调了0.8%,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也为市场所预期。

这增加的两万亿怎么用?要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并且,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重点领域支出要切实保障。这里就包含了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此外今年再新增减税降费约5000亿元,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要坚决把减税降费政策落到企业,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货币政策上,要综合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这服务的也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受资金困扰的中小微企业。还要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推动企业便利获得贷款,推动利率持续下行,为的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财政、货币和投资等政策还要聚力支持稳就业,促进就业优先政策更加全面强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努力稳定现有就业,积极增加新的就业,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在扩大消费促进有效投资政策上,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民生导向,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通过稳就业促增收保民生,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比如,今年还要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以有效投资扩大需求;再比如,要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带动作用,培育产业、增加就业,完善便民设施,让城市更宜业宜居。还要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社会政策更是集中了民生导向。报告指出,面对困难,基本民生的底线要坚决兜牢,群众关切的事情要努力办好。今年要大力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决守护人民健康;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今年再增加30元,开展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上调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全国近3亿人领取养老金,必须确保按时足额发放;要切实保障所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让保民生助力更多失业人员再就业敢创业,等等。

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要求对非急需非刚性支出压减50%以上。各类结余、沉淀资金要应收尽收,各项支出务必精打细算,一定要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一定要让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奋力前行,就一定能克服。我们坚信,中国的发展必将充满希望,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一定能实现。

(作者:中央党校研究员 胡敏)

习近平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成熟一项推出一项,行稳致远,久久为功。

习近平强调,海南省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准方向、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抓紧落实政策早期安排,以钉钉子精神夯实自由贸易港建设基础。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支持海南大胆改革创新,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实施范围为海南岛全岛,到2025年将初步建立以贸易自由便利和投资自由便利为重点的自由贸易港政策制度体系,到2035年成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高地,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八部委发布30条强化金融支持实体措施

日前,央行、银保监会、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证监会和外汇局八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强调商业银行要提高政治站位,把经营重心和信贷资源从偏好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转移到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实现信贷资源增量优化、存量重组,并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

同时,结合政府工作报告和《指导意见》提及的个别政策目标,为强化对稳企业金融支持的要求,提高金融政策的“直达性”,央行、银保监会等多部委当天还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和《关于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的通知》。

作为支持这些政策落地的配套政策,央行再创设两个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另一个是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

《信用贷款支持通知》明确,自2020年6月1日起,央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按季度购买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发放的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最新央行评级1级至5级的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民营银行。购买范围为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2020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的40%,贷款期限不少于6个月。

央行解释称,小微企业经营风险大,银行发放贷款时,一般要求抵押担保,目前中小银行发放信用贷款的占比只有8%左右。为缓解小微企业缺乏抵押担保的痛点,提高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比重,央行创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提供4000亿元再贷款资金,通过特定目的工具(SPV)与地方法人银行签订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合同的方式,向地方法人银行提供优惠资金支持。预计信用贷款支持可带动地方法人银行新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约1万亿元,切实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延期还本付息通知》则对于2020年年底前到期的普惠小微贷款本金、2020年年底前存续的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息,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申请,给予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付息安排,最长可延至2021年3月31日,并免收罚息。

也就是说,今年年内到期的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均可以享受一次延期还本付息。之前已经享受过展期政策的贷款也可以享受这一政策。根据央行测算,预计延期政策可覆盖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本金约7万亿元。

《延期还本付息通知》强调,对于普惠小微贷款,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应延尽延。同时,为充分调动地方法人银行积极性,央行会同财政部对地方法人银行给予其办理的延期还本普惠小微贷款本金的1%作为激励。

央行表示,与之前的再贷款再贴现等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相比,此次新创设的普惠小微企业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具有更为显著的市场化、普惠性和直达性等特点。一是市场化,央行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机构行为进行激励,但不直接给企业提供资金,也不承担信用风险。二是普惠性,只要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对普惠小微企业办理贷款延期或发放信用贷款,就可以享受央行提供的支持。三是直达性,央行创新的这两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货币政策操作与金融机构对普惠小微企业提供的金融支持直接联系,保证了精准调控。

何立峰: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意义重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这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审时度势作出的历史性战略决策。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公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标志着这项重大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一、深刻认识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意义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批示精神,我们深切领会到党中央决定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一,这是探索和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选择。回望改革开放40年,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从货物贸易向投资、金融、服务等多个方面逐步展开;开放平台从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向自贸试验区逐渐扩大;开放范围由经济特区向沿海沿边开放,再到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的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深入推进。开放每前进一步,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发展。今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时俱进地推进开放至关重要。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通过学习借鉴国际知名自由贸易港先进经验,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制度体系,有利于为我国更深层次地适应和运用并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

第二,这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梗阻和政策创新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重大改革每推进一步,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都有可能面临“险滩”。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需要在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动产权保护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保障公平竞争等方面,深入推进改革完善这些制度。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重要的试验田。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就是要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打破现有的观念束缚、政策障碍和利益藩篱,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第三,这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举措。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海南拥有全国最好的生态环境,如何在保护好海南这一中华民族四季花园的同时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带来金山银山,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就是要推动海南将生态优势和开放优势相融合,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技术、高端人才和创新经验,打造包括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在内的全球优质生产要素集聚区,形成特色鲜明、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为全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典型示范。

第四,这是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实际行动。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内顾倾向不断抬头,新冠肺炎疫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中国政府将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开放合作、普惠共赢,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有序发展。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就是要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就是要以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化,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快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新的动力。

二、准确把握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方向、目标和要求

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是一项全新的探索,既没有先例可循,又不能简单照搬西方自由贸易港发展模式。要全面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落实好《总体方案》的总要求,确保方向不偏、路子不歪、健康发展。

一要坚持中国特色,把好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国际上典型的自由贸易港,基本都采用西方现行制度。海南自由贸易港既要具备自由贸易港的基本要素,更要充分体现中国特色,遵循社会主义制度。要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基本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绝不能逾越“红线”;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对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

二要坚持海南实际,把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路径。海南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偏离国际主航线,自身缺乏足够的发展腹地,不适宜大规模发展加工贸易。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必须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优势,紧密结合海南的资源条件和现实基础,聚焦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全球高端生产要素,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生态型服务型产业体系,进一步夯实实体经济基础。

三要坚持先立后破,把握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原则。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本身是一个改革的过程,需要对贸易、投资、金融、税收、人才等多领域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进行创新,每一步都涉及到突破旧观念、旧体制。在改革过程中,要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先立后破、不立不破”。在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则没有出台前,原有的要继续执行,避免出现空档期,确保改革有条不紊、工作平稳有序。同时,打破原有体制也必须在法治轨道实施,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四要坚持在“管得住”的基础上再“放得开”,把牢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安全屏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过程中,在部分行业和领域出现一定风险是正常的,但不能出现重大风险,更不能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管就死”的怪圈。自由贸易港中的“自由”是有限度的,其底线就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因此,“管”的能力和“放”的空间是成正比的。要在实施重大政策之前,开展风险评估和压力测试,及时查堵监管漏洞,扎紧制度“篱笆”。要以法治手段、市场规则和契约精神等多元化的手段代替单一行政命令式的监管,精准提高“管”的能力。

五要坚持分步骤分阶段,把控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节奏。从现实情况看,自由贸易港需要有大流量的经济活动支撑,是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与积累才实现的。目前,海南经济体量较小,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不足,短期内难以一蹴而就,建成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港,必须久久为功、循序渐进,既“慢不得”,也“急不得”。《总体方案》提出,分两个阶段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2025年前,要着力打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落实政策早期安排,为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实施全岛封关运作做好准备;2035年前,要全面推进各项政策落地,实现各类要素便捷高效流动,基本形成成熟的自由贸易港制度体系和运作模式。只有统筹安排好开放节奏和进度,才能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行稳致远。

三、切实抓好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任务

《总体方案》明确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制度设计和分步骤分阶段安排,既是“路线图”,也是“施工图”。要紧紧围绕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步步为营、扎实推进,不断推动《总体方案》部署的各项政策举措落地实施、产生实效。

在实施贸易自由便利方面。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货物贸易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服务贸易是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的重要内容。要进一步创新海关监管,逐步在全岛建立“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货物进出境管理制度,实现境外货物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出自由便利。要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依法合规推动跨境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在实施投资自由便利方面。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是加快产业集聚的关键因素。要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和外商投资准入,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严格落实“非禁即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要创新完善投资自由制度,推动落实企业设立、经营、注销和破产等各个环节的便利化政策。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新力。

在实施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方面。资金自由便利进出是国际自由贸易港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重要条件。要以国内现有本外币账户和自由贸易账户为基础,构建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建设海南金融对外开放的基础平台。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实行更加便利的跨境投融资政策,支持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实施。

在实施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方面。自由便利的人员进出政策是吸引国际各类人才的重要手段。要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要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人员自由进出限制,实施更加便利的免签入境措施。要加快推动人才服务管理制度便利化改革,全面提升人才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

在实施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方面。高效开放的运输政策是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重要支撑。要以建设“中国洋浦港”船籍港为契机,加快洋浦开发开放,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要进一步放宽空域管制与航路航权限制,试点开放第七航权,鼓励国内外航空公司增加运力投放。要加强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内地其他地区间运输、通关能力建设,提升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水平。

在实施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方面。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经济增长的先导力量,实现数据充分汇聚和跨境安全有序流动是海南自由贸易港稳步发展的战略需要。要有序扩大通信资源和业务开放,探索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积极培育发展数字经济。要创新制度设计,在国家数据跨境传输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探索形成既能便利数据流动又能保障安全的有效机制。

在实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方面。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是更好吸引全球贸易和投资,增强海南自由贸易港国际竞争力的客观要求。要积极创造条件,有序推进实施进口商品“零关税”政策,逐步优化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策。要结合我国税制改革方向,探索推进简化税制。要强化偷漏税风险识别,严格税收征管,防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避免成为“避税天堂”。

在实施有力有效的制度保障方面。为确保《总体方案》顺利实施,必须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健全完善法治制度,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要深入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治理体系。要建立以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营造国际一流的法治环境。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涉及面广、任务量大,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强化“中央统筹、部门支持、省抓落实”的工作推进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强化责任担当,积极推动政策落地见效。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充分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打造制度创新的新高地。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注重政策统筹,使各方面创新举措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努力形成政策合力。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汇聚形成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强大力量。

刘世锦:都市圈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

“尽管疫情带来较大影响,但越是这时候,越需要看长远和大局,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因素没有变。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都市圈、城市群在发展,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内需市场,推动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深化改革并激发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坚持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前进。”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我们争取用2—3年的时间,让经济重回正轨。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我国经济表现出坚强韧性和巨大潜能。刘世锦认为,今后应当注重释放结构性潜能,都市圈、城市群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结构性潜能。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设每年能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保持中速增长要转到释放结构性潜能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期内,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经济由高速转入中速增长期后,需要有新的结构性潜能替代,这就是通常说的增长动能转换。”刘世锦表示,现阶段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该转到结构性潜能。

在刘世锦看来,今后5年到10年,我国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都市圈的发展,是在核心城市周边建大量小镇,这里面有相当大的房地产发展空间。“如果能把都市圈小镇的房地产发展起来,对核心城市高房价也会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特点是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内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农村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结构都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变迁。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路径,先是城市的大型化、中心化,然后是都市圈化,之后是发展城市群。

过去20年,有65%的新增城镇人口流向了全国30个都市圈内,未来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将主要在都市圈内涌现。

都市圈相互连接形成大经济区

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刘世锦认为,我国正面临着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既有城市结构性矛盾之间的冲突。如果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或缓解,作为集聚效率最高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对将要进城的农村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已腾挪不出多少空间了。在这种冲突的夹缝中,加快建设都市圈是必然选项。

刘世锦以北京举例,“2019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350万,这部分老龄人口基本不需要上班了,很多人想去郊区找环境好、成本低的生活居所,但难以如愿。与此同时,大量年轻人在城市核心区买不起房,不得不到偏远地区租房买房,每天上下班承受着很大的通勤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经济体在与中国目前相似阶段,出现人口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流动的态势,带动了大都市圈的逐步形成。有些地区,若干都市圈相互连接,进一步形成大经济区或城市群。

刘世锦表示,都市圈是在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范围内,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从增长动能角度看,小镇小城需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要有制造业投资,这些都会形成可观的需求增长空间。中国将来形成三五千万人的大都市圈是可能的。

都市圈建设须深化改革

当前,都市圈建设面临着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的阻力与约束。“都市圈建设须深化改革,应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刘世锦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同等入市,要创造条件使宅基地流转。面对建设都市圈的紧迫需求,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都市圈建设过程中,除特定公共用途要由国家征地外,一般应通过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满足需求。

新《土地管理法》已经对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开了口子。刘世锦表示,宅基地流转目前仍限于集体组织内部,但真正的需求是在外部。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完全可以有的放矢地加以解决,不能因为这些问题而回避改革。由来已久的小产权房问题无法再回避。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头开始,正本清源,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建设都市圈的大框架下,把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与都市圈小镇小城住宅建设统筹推进。

在他看来,可以考虑推出建设都市圈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应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养老社区建设下乡试点。

与此同时,引导、鼓励核心城市内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疏解至都市圈低成本区域,通过产业集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专业化小镇。加快都市圈小镇小城商场、餐饮旅馆、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基本公共服务和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建设。

刘世锦表示,可选择粤港澳大湾区或省会城市作为都市圈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取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超低油价时代中国迎来重大战略机遇

2020年初,新冠疫情肆虐,导致国际石油需求骤然下跌,国际石油市场价格战异常惨烈,WTI5月原油期货合约价格历史上首次跌至负值。油价的快速下跌对中国经济整体和相关产业都造成了较大的短期影响,但同时也给我国提升能源战略安全、优化能源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有必要做好有针对性的政策准备。

一、短中期内石油价格可能依然弱势

新冠疫情必将导致2020年世界经济走向衰退,2021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复苏,但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增长水平,今明两年全球石油需求总体上较为疲弱。国际权威机构对2020年世界经济给出了较为悲观的预测:4月发布的IMF《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比2008-2009年次贷危机时期的情况更差。全球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商业活动减少,将持续压抑石油需求,需求短期内恢复去年水平的可能性很小。

根据OPEC 4月发布的石油市场月报数据,2020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每日减少690万桶,而且考虑到当前形势的不确定性,需求下降幅度增大的可能性也较高。在石油需求极度萎缩的情况下,短期内供给各方达成全面减产协议的可能性较小,并且不排除南美、非洲产油国因疫情扩散、财政吃紧而增产的可能性。在如此供给充裕、需求萎缩的情况下,2020年石油价格大概率将维持在较低水平。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油价将出现单边下行趋势,主要产油国短期单方面减产等原因也可能激起原油期货多头的热情,原油期货价格可能出现阶段性小幅反弹。

当前国际石油供给-需求体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复杂。在供给端,OPEC、俄罗斯、美国等主要石油出产国文化背景迥异、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形成一体化石油供给组织的可能性非常低,短期内通过协议减产大幅抬高油价的难度大大提高。在需求端,中国日渐增长的需求正在打破美国在石油市场上“一家独大”的买方地位,美国买方的垄断权力也在逐渐丧失。

国际石油定价体系正在从过去的“政治角力”逐渐向更具竞争性的“市场化定价”过渡,而这也意味着油价受重大政治经济事件影响的程度会更高,油价波动的频率和幅度也将比以前更高。本次新冠疫情就是石油供需新体系形成的最好注脚。

随着疫情结束、石油需求可能逐步恢复到接近疫前水平,主要产油国OPEC、俄罗斯和美国更有可能在产量上达成协议,世界石油供需将出现新的均衡状态,石油价格也将有望上涨至多数产油国的盈亏平衡线40美元/桶以上。但在新的石油供给-需求体系下,油价出现经常性波动的概率较大,大幅单边上涨并长期维持在60美元/桶以上的概率则较小。

二、低油价对中国经济利大于弊

石油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对经济的影响渗透至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方面,炼油企业通过蒸馏等工艺提炼出的成品油是交通运输业的主要燃料;另一方面,石油通过化工企业提炼、加工后的产品又能成为塑料、合成橡胶以及化纤等日用商品的主要原料。因此,油价短期内大幅下跌并维持在历史低位的情况将对我国经济的多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1.对PPI、CPI形成下行压力

根据相关研究,PPI权重最大的五个行业分别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8.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7.5%)、汽车制造业(6.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6.2%)、农副食品加工业(5.9%)。但由于其波动相对较小,这几个行业对于PPI整体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真正对PPI影响较大的是上游的重工业生产资料行业。石油和化工行业整体的权重估算值高达15%,其中石油4.3%、化工11%。这说明石油价格变动对于PPI的影响非常大。

另一方面,石油化工产业链的上游炼油行业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大型企业,而中下游的化学工业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因此化工产品价格在石油价格下行阶段传导将相对较快,价格上行阶段则相对较慢。

石油价格下行情况下,化工企业毛利率提高,有激励通过主动降低产品售价提高市场份额;反之在上行情况下,化工企业毛利率比压缩,提价可能会损失市场份额,因此将更倾向于被动接受产品的市场价格,做缓慢调整。

反映在PPI的计算上,则说明当前PPI数据已经充分反应了油价下跌的影响,对后续月份的迟滞影响较小。

PPI连续数月落入负值区间,同时油价短期内料将持续低位运行,引起市场上对于通货紧缩可能性的担忧。然而,第一季度CPI同比上涨4.9%,并未出现明显的紧缩趋势。食品价格上涨是推高CPI涨幅的主要因素。

受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影响,一季度能源价格有所下降,汽油和柴油价格均下降3.6%,降幅均比去年同期扩大1.6个百分点。居民用煤和液化石油气价格由去年同期上涨转为下降,降幅分别为0.9%和0.6%。一季度,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上涨1.3%,涨幅比去年同期回落0.6个百分点,比去年四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持续维持在较低水平。

PPI连续落入负值区间,说明工业领域已经感受到了通缩的压力。一季度CPI涨幅较高,油价对消费品价格(CPI)的影响没有对工业品价格(PPI)的影响明显,通缩压力二季度后可能会在消费品领域阶段性显现。国家为应对疫情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其积极影响将对低油价的通缩效应进行有效的对冲。

2.冲击石化行业

油价下跌导致相应的成品油以及化学中间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跌。三大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数据显示,2020年第一季度,沥青期货价格下跌幅度最大,为-41.66%;尿素期货价格下跌幅度最小,为-9.27%。

从趋势上看,1月份化工中间品价格相对平稳;2月份因为疫情原因停工停产,价格波动短期内停滞;3月份则随石油价格战快速下跌。随着复工复产的逐步推进,4月起中间品价格出现了快速的反弹趋势,部分产品价格甚至回到了2月初的水平。

对石油化工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而言,油价3月快速下跌对企业盈利的冲击非常大。根据A股上市的石油化工企业公布的一季度财务数据,炼油企业由于年初高价油库存大幅贬值影响,受油价冲击最大。2020年一季度营收同比下降23.18%,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211.51%;化纤企业虽然因疫情影响服装等消费品需求下滑,但受益于上游中间产品价格调整以及海外口罩生产等特殊需求强劲,2020年一季度实现营收同比上升12.27%,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62.33%。

其他子行业的冲击主要来自外需订单的减少叠加库存和产品价格的倒挂等原因,随着4月份化工产品价格的反弹形势以及化工企业高价库存逐渐被消化,相关企业二季度的业绩有望出现大幅反弹。

3.给运输业减负、降低居民出行成本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09年发布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和2016年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国内成品油价格根据国际石油价格定期调整。随着国际石油价格不断走低,国内成品油价格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调。但是受成品油40美元/桶的价格调控下限的限制,在当前在国际石油价格在20美元-30美元/桶的价格区间波动的情况下,成品油价格并没有做进一步下调。

成品油价格下调首先会对交通运输行业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降低运输企业的运营成本,为其应对疫情冲击提供缓冲空间。

对于细分行业,客运行业受疫情隔离的影响更大,需求端收缩的幅度和速度都要相对更快,最典型的就是民航业。由于需求的大幅下滑,对成品油的消耗也同比大幅降低,因此油价下跌对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而货运行业在疫情后恢复速度较快,交通运输部提供的数据显示,2020年3月的货运量已经恢复至去年同期的90%左右。考虑到货运行业约80%是通过公路完成的,成品油价格下调将对整体货运行业产生积极影响。经测算,第一季度油价下调仅针对公路货运行业就可以降低成本超过120亿元。

成品油降价有利于增加居民自驾出行。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居民出行热情逐渐回升。相比长距离旅行,和人群接触少、相对自由的短途自驾游成为近期的新热点。成品油价格走低降低了出行的成本,也是刺激居民出行的主要因素之一。

成品油价格下跌还将刺激居民的汽车消费需求。虽然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但油价下跌使消费者保有汽车的成本降低,对首次购车和置换大型车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今年4月汽车销量结束了连续21个月的下降,这让汽车行业成为疫情得到控制后率先恢复的行业之一。

汽车消费的恢复一方面能降低库存,盘活4S店等销售渠道资源,保养等后续服务也将逐步恢复;另一方面,销售的恢复将拉动整车生产企业的生产,进而带动上游零部件加工、钢铁、橡胶等相关行业的复工复产。

4.能源结构优化条件下低油价的影响有限

根据生态环境部最新编制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9年度报告》,中国石油发电占比较低,因此油价下跌在国内不会出现较大的替代效应,电力等主要能源的供应不会受到较大影响。然而油价下跌对汽车等碳排放较高行业的转型会产生短期影响。

根据中国的2030年节能减排承诺,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

为达到这一宏伟目标,我国在降低石油等化石燃料消费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通过新能源汽车补贴、碳排放指标、国六标准升级等方式在需求端鼓励清洁能源替代、提升石油利用效率。在发电端不断提升水电、风电装机容量,提升清洁能源发电占比,让电力能源从源头上更“清洁”。

从总体上看,低油价对中国经济利大于弊。

低油价的利在于能够大幅降低交通运输成本,给实体经济减负和鼓励居民出行消费,有助于疫情后生产运输的恢复和消费的回升。低油价提供了难得的扩大石油战略储备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国家能源安全水平。

弊则是对石化行业产生短期冲击,引发阶段性通缩忧虑。然而国家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已经极大地激发了实体经济的活力,有效对冲了油价下跌的影响,因而出现通缩的可能性较小。

三、积极把握重大战略机遇

当前石油价格走势虽然对部分行业生产造成了短期冲击,但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也创造了难得的战略机遇,需要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来加以有效把握。

1.产油国利益多元化创造了“合纵连横”的战略机遇

纵观时下主要产油国,无论是从宗教信仰,还是冷战思维角度,都存在诸多分歧。虽然油价上涨是每个石油输出国都希望看到的,但对个别国家达成减产的激励和惩罚机制都较弱,中小产油国“搭便车”的意愿十分强烈。

中国与绝大多数石油输出国都保持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同时也不像其他国家受到较大的历史羁绊,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存在障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在不同国家之间寻找战略共识和利益共同点,探寻最大公约数;采用“合纵连横”策略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为实现长期能源安全战略创造条件。

2.健全和完善长效战略石油储备机制

我国在1993年之前石油一直能够自给,不存在战略石油储备问题。但在1993年之后,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并且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石油进口量大幅攀升,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意识到了战略石油储备的重要性,逐渐将其列入国家议程。

2009年,我国公布了建立相当于100天石油净进口量的石油储备库存计划。2017年4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局、商务部等同步发布消息称,中国国家石油储备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至2016年年中,我国建成舟山、舟山扩建、镇海、大连、黄岛、独山子、兰州、天津及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库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利用上述储备库及部分社会企业库容,储备石油3325万吨(按照1吨石油7.4桶计算,相当于2.46亿桶),约占我国2015年石油净进口量的1/10。

2019年,中国石油净进口量首次突破5亿吨大关,成品油净出口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双破70%。当前的战略石油储备规模已经难以满足国家战略安全需要,短期内应借助良好的油价形势,扩大战略储备规模;同时需要研究战略石油储备的长效机制,使石油储备和国家战略发展阶段相匹配,有效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3.宏观政策审慎应对油价低位运行

短期内油价下跌产生通货紧缩的可能性较小,但如果石油价格长期维持低位水平,引发全球性通货紧缩并传导至国内的可能性依旧存在。因此,宏观政策方面应准备充足的政策工具,防范可能出现的紧缩压力。

财政政策方面可以考虑发行战略石油储备特别国债,作用类似于2007年发行的第二期特别国债。募集资金部分用于战略石油储备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余部分通过向人民银行购买外汇用于购买海外石油现货。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水平,保障我国的能源安全,还能够提升外汇投资多元化水平,在当前全球“量化宽松”条件下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国家外汇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

4.深化能源结构优化改革,降低能源进口依赖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乘用车需求也将逐步提升。未来我国对石油的需求必将大幅上升,对石油进口的海外依存度也将相应地水涨船高。为保证国家的能源安全,有必要提前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通过严格执行国六标准和生产企业碳排放指标控制,引导整车制造企业提高新能源汽车开发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通过牌照发放和销售补贴方面,鼓励消费者选择新能源汽车。在淘汰老旧国三、国四车型的同时,加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和销售,逐步优化存量汽车结构,降低汽车使用对汽油和柴油的消耗。

“十四五”期间,有必要在发电层面降低能源消耗,通过电力系统市场化改革等方式降低高能耗火力发电比例,大力发展水电、风电等清洁型发电模式。充分利用市场对于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在消费端和要素端协调配合,优化整体能源消费结构,维护国家能源安全。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可以通过低价格引导等方式,将消费者的充电需求集中引导至凌晨非用电高峰时段,然后通过适当调度安排水电等低成本、环境友好型能源满足消费需求。

(作者:植信投资  连平、张秉文、路宜桥)

要情文摘

高校毕业生就业将是稳就业工作重中之重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6月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强调采取更多市场化办法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千方百计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平稳。

【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关系千万家庭幸福,关系财富创造、高质量发展。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严峻形势,任务更为艰巨。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层层压实责任,抓实抓细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这一重中之重。要加紧落实稳企业稳岗位各项举措,采取更多市场化办法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大“双创”支持力度,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更大发展,为毕业生创业和灵活就业搭建更广平台。扎实做好职业培训和就业见习,加大对疫情严重地区和就业困难毕业生的倾斜帮扶,为暂时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不断线的就业服务。千方百计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平稳,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对策】会议强调,今年就业形势复杂严峻,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加大全方位就业支持和服务,切实维护就业大局稳定。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稳就业工作重中之重,积极组织好各类招聘活动,引导企业扩大招用规模,支持新增投资向高校毕业生就业带动强的项目和领域倾斜,鼓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显著增加高校毕业生招聘岗位。要提供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扩大就业见习规模,多措并举提升就业创业能力。要加强户籍地、求职地、学籍地之间的政策和服务协同,着力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重点难点和突出问题,加大对湖北毕业生、贫困家庭毕业生等各类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力度。

会议指出,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抢抓离校前的关键期,开展“百日冲刺”行动,把党和政府的关心传递给高校毕业生。要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通过税费减免、创业贷款、补贴等政策支持创新创业,实施好基层就业项目,引导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创业、到军营建功立业。要推动大学教育供给侧改革,深化专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高质量完成扩招任务,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要加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帮扶。要强化就业管理、服务和指导,引导毕业生树立正确就业观、增强就业信心。

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将分部门细化落实

全国两会闭幕次日,国务院便召开常务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45个方面51项重点任务逐一分解到国务院有关部门。

【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能在较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保障了人民基本生活,十分不易、成之惟艰。我们也付出巨大代价,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冲击。面对艰难局势,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体现了人民群众意愿,凝聚了社会各方智慧,是各级政府的任务书、军令状,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说到坚决做到。

【对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要求狠抓政策和工作落实,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了三方面的重点任务,一是抓紧做好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的规模性政策实施,该拨的钱尽快下拨、该发的债加快发行、该出的配套措施抓紧出台;二是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三是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狠抓工作落实,尊重客观规律,力戒形式主义,不搞花架子。

会议要求,要建立资金直达基层、确保有效使用的特殊机制,财政、社保部门要设立特殊账户,资金要直接拨到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和困难群众,避免中间截留;财政地方监管、人民银行国库管理、审计等机构要立足各自职能加强监管,形成监管合力,对做假账、偷梁换柱等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会议指出,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无论是破解难题还是促进发展,都要在改革上想办法、找出路,打破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把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更大释放出来。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把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公平竞争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推广疫情防控中主动服务企业的好做法,取消非防控需要的管制措施。更大力度自主开放,培育吸引外资的沃土、面向世界的大市场。

会议要求,要充分估计当前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密切跟踪全球疫情和经济形势新变化,注重了解和解决政策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完善政策,做好政策储备,根据需要适时推出必要新举措,稳住经济基本盘,推动实现经济增长,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海南自由贸易港:高水平开放新举措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政策背景:海南是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具有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和试验最高水平开放政策的独特优势。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是党中央着眼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入研究、统筹考虑、科学谋划作出的战略决策。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更大的逆风和回头浪。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推进高水平开放,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根本要求。

政策目标:对标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聚焦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将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和重要开放门户,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增强区域辐射带动作用,打造我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

政策内容:一是贸易自由便利。“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对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制度安排。对服务贸易,实行以“既准入又准营”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举措。二是投资自由便利,实施市场准入承诺即入制,严格落实“非禁即入”。三是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分阶段开放资本项目,有序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与境外资金自由便利流动。四是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需要,针对高端产业人才,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和停居留政策,打造人才集聚高地。五是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实施高度自由便利开放的运输政策,推动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和航空枢纽,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六是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扩大数据领域开放,创新安全制度设计,实现数据充分汇聚,培育发展数字经济。七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增强产业竞争力。八是实施低税收制度。按照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强法治、分阶段的原则,逐步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九是鼓励区块链等技术集成应用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自由贸易港治理体系。十是建立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为基础,以地方性法规和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重要组成的自由贸易港法治体系。十一是建立有效风险防控体系。

配套机制:在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指导下,海南省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全力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各项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位要按照本方案要求,主动指导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一步细化相关政策措施,制定出台实施方案,确保政策落地见效。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成立指导海南推进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小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部门分别派出干部驻海南实地指导开展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有关情况及时上报领导小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对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展全过程评估,牵头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建言献策。

降低物流成本一直在路上

为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务院办公厅日前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政策背景:物流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近年来,物流降本增效积极推进,社会物流成本水平保持稳步下降,但部分领域物流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社会物流成本出现阶段性上升,难以适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部署,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现提出《意见》。

政策意义:物流业贯穿一二三产业,衔接生产与消费,涉及领域广、发展潜力大、带动作用强。推动物流降本增效,以提高物流业运转效率,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降低疫情影响程度和时长,有助于加强城市之间的链接,激发协同发展活力,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升国民经济整体运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内容:一是深化关键环节改革,降低物流制度成本。完善证照和许可办理程序,科学推进治理车辆超限超载,维护道路货运市场正常秩序,优化城市配送车辆通行停靠管理,推进通关便利化,深化铁路市场化改革。二是加强土地和资金保障,降低物流要素成本。保障物流用地需求,完善物流用地考核,拓宽融资渠道,完善风险补偿分担机制。三是深入落实减税降费措施,降低物流税费成本。落实物流领域税费优惠政策,降低公路通行成本,降低铁路航空货运收费,规范海运口岸收费,加强物流领域收费行为监管。四是加强信息开放共享,降低物流信息成本。推动物流信息开放共享,降低货车定位信息成本。五是推动物流设施高效衔接,降低物流联运成本。破除多式联运“中梗阻”,完善物流标准规范体系。六是推动物流业提质增效,降低物流综合成本。推进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培育骨干物流企业,提高现代供应链发展水平,加快发展智慧物流,积极发展绿色物流。

配套机制:各地区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切实落实工作责任,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发挥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作用,加强工作指导,及时总结推广降低物流成本典型经验做法,协调解决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

八部门: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近日,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从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开展商业银行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改革完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加强中小微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优化地方融资环境、强化组织实施等七个方面,提出了30条政策措施。

《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信贷支持政策,开展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全国性银行要发挥好带头作用,内部转移定价优惠力度不低于50个基点,五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要把3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落实到位,以优惠利率支持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商业银行要将普惠金融在分支行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提升至10%以上,大幅增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首贷、无还本续贷。鼓励保险机构发挥保险保障作用,提供针对性较强的贷款保证保险产品。

《意见》指出,要改革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外部政策环境和激励约束机制。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强化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和结构调整功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健全商业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监管评价、金融企业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政府性融资担保考核,强化外部考核激励机制。积极发挥地方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作用,大幅拓展政府性融资担保覆盖面并明显降低费率。2020年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力争新增再担保业务规模4000亿元,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批量担保贷款业务合作,提高批量合作业务中风险责任分担比例至30%。

《意见》明确,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作用。引导公司信用类债券净融资比上年多增1万亿元,金融机构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3000亿元,释放更多资源用于支持小微企业贷款。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加快推进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优化新三板发行融资制度,引导和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专注投资中小微企业创新创造企业。

内部报告

程实:“直达性”政策如何纾困中小微企业?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20年两会期间,“直达性”经济政策创新成为新亮点之一。随着货币政策强调“直达实体经济”,财政政策强调“直达市县基层”,纾困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工具箱亦有望顺势扩容。我们认为,纾困中小微企业,关键在于降低刚性成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由于刚性成本相对更高、现金流韧性更低以及末梢更为脆弱,中小微企业在应对成本压力时存在先天短板。基于此,两会期间推出的一系列“直达性”政策措施,有望针对性地修补上述短板,进而收获实效。更为重要的是,放眼长远,“直达性”政策工具的落地,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协同机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的强化升级为代表,新一批政策协同点或将出现,在绕过“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同时,务实推动中小微企业纾困政策进一步下沉化、长效化。纾困中小微企业,关键在于降低刚性成本。对于2020年中国经济的“六稳”“六保”,纾困中小微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是核心发力点之一。随着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以租金、薪酬、税费为代表的刚性成本对实体经济的压力持续凸显。而受制于三大因素,中小微企业在应对这一压力时存在先天短板。

第一,刚性成本相对更高。根据Wind数据,截至2020年4月,较之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创造每单位营收所依赖的自有资产仅为近50%,而所需的人力则为1.9倍。由此,以私营为主的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轻资产、重人力”的经营特征,决定了其需要相对更多地租用设备场地、雇佣员工,刚性成本占比相对更高,更难以调整缓冲。

第二,现金流韧性更低。历史经验显示,经济增速的下滑会对私营企业的资金周转产生显著压力。例如,2017年至2019年,中国经济增速下滑0.8个百分点,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由28.8天上升至43.8天。由此,在中性情景下,假设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能够维持于3%左右,那么在不考虑纾困政策效应的条件下,私营工业企业的应收账款回收期料将显著拉长,并进一步逼近大部分中小微企业的现金储备红线(3个月)。

第三,末梢更为脆弱。从结构来看,聚集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家政维修等)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是整个中小微企业体系的末梢,也是吸纳中低收入人群就业的重要载体。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这一末梢的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我们以CPI分项中的家庭服务、邮递服务、衣着加工服务的同比表现均值,作为劳动密集型服务价格的指示信号。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今,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价格增速已经低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并且明显弱于同期CPI的整体水平。这表明,相较于整体经济,当前总需求不足对此类小微企业的冲击更为严峻;相对于成本,此类小微企业的收入下降更快。由此,这类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对刚性成本的支付能力进一步弱化。

降低刚性成本,“直达性”政策组合有望实现精准突破。从今年两会政策信号来看,围绕降低中小微企业的刚性成本,新一轮政策正在进行“直达性”的部署和发力。其一,针对刚性成本负担问题,加码减税降费,预计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元,同时多种途径减免或降低租金、用电、通讯等经营成本。其二,针对现金流韧性问题,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根据近日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讲话,这些工具将包括:1)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2)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力度;3)改进政府性担保机制;4)加大债券市场融资支持;5)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其三,针对末梢脆弱性,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使财政资金直达市县基层,同时激活各类结余、沉淀资金,用于惠企利民。上述“直达性”政策组合紧扣中小微企业的关键短板,在三个层面同步发力,有望在纾困中小微企业、保市场主体层面收获实效。

基于“直达性”工具,“货币-财政”政策新协同或将形成。从全局视角来看,基于上述“直达性”政策组合,我们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将构建一批更加触及微观、重心下沉的新协同点,也为日渐激烈的政策搭配争论提供一个务实的解题思路。其中,根据目前的政策基础和现实国情,我们预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有望率先成为此类协同点。

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是打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关键举措之一,尤其是对远离直接融资的小微企业尤为重要。我国目前虽然构建了三层融资担保组织体系,但是较小的资本金规模制约了其实际作用。借助“直达性”政策组合,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望在这一点聚力突破。一方面,财政资金“直达”基层之后,或将适度补充政府性担保机制的风险“补偿池”,从而用好融资担保机制的放大倍数,服务更多中小微企业。另一方面,在“补偿池”扩容的基础上,一行两会或可提供便利性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此举不仅可以直接补充资本金缺口,并且由于外部战略投资者的进驻,政府性担保机构有望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的前提下,进一步通过发行债券、资产重组、IPO等方式,更广泛地运用资本市场资金。基于此,政府性担保机制的资本约束被双向打开,对中小微企业的增信、输血功能有望显著增强。基于上述的政策协同,推演至全局,一方面,得益于增信环节的强化,小微企业信用贷款的投放力度有望切实扩大;另一方面,得益于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的健全,扩张中小微企业信贷对金融机构(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压力将系统性下降,提升了专项金融支持的可持续性和覆盖面。由此,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全局将得以进一步盘活。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上述“货币-财政”政策新协同机制最终落地,其与美国针对中小微企业的“主街贷款工具”(Main Street Lending Facility)相比,既存在相似点,也具有差异性。一方面,相似点在于采用“政府+市场”的方式调节信贷配置。在“主街贷款工具”中,美国财政部出资提供担保,美联储出资提供杠杆。而对于贷款的流向、风险的评估,则由银行的出资方向、出资份额进行市场化调节。在上述中国模式中,通过政府性融资担保机制,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资源起于财政货币政策,但是最终由市场配置,避免了粗放式政策调控对市场效率的扭曲,使该项举措能够有望成为一项常规性、长效化措施。另一方面,不同点在于央行独立性的取舍。在“主街贷款工具”中,美联储跟随美国财政部出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在上述中国模式中,财政出资金直接参与,央行“出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并未导致央行流动性的被动投放,绕过了“财政赤字货币化”的巨大争议,更易于在中国政策环境下加以务实推进。

徐奇渊: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的金融开放

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尽管到目前为止,东亚疫情可能在2月中下旬,欧美疫情可能在3月下旬逐渐度过了高峰期,主要国家在分阶段谨慎地重启经济,金融动荡也在消退中,但疫情冲击给世界经济金融带来深刻影响。和东亚危机,次贷危机明显不同的是,这次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汇率波澜不惊,甚至没有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而金融领域则继续有条不紊地运行在高水平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既定方针下。疫情对中国金融风险和金融体系的稳健影响几何?又将如何演变?

问题1: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人们已对全球化进程和全球供应链的再布局产生忧虑,疫情无疑加剧了这种忧虑情绪。中国既提出要维持全球供应链的稳健,同时也在构建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就1-4月而言,中国外贸的回升似乎好于预期,利用外资稳中有增。同时,资本和金融交易项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北上资金在略有波动之后,继续不断流入A股市场。在两位看来,如何判断所谓“去中国化”的可能趋势?

回答:事实上,这个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是It depends…或者说这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假设。相对确定的是,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将会呈现出:多元化、区块化、资本化三种趋势。是否会出现“去中国化”,将取决于中国对这种三趋势做出的调整和适应。

具体而言:第一,多元化是指,企业为了避免、缓解不确定性,将采取多元化战略对供应链进行布局。

第二,各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后意识到了供应链安全问题,因此会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土。实际上只有少数大国能够做到自己掌控供应链安全,更多国家将退而求其次的努力实现供应链回归本区域。这和近十年来的涌现的区域型超大自贸易区协定潮流也是一致的。

第三,疫情本身将加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5G等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而在零利率、负利率的货币环境预计长期持续的背景下,新技术和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在中长期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国在适应这些新变化面前,面临一定挑战,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和机遇。

问题2:中美贸易摩擦也罢,疫情冲击也罢,似乎都没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主动加速对外开放的战略进程。对金融机构的外资股比限制已趋于消失,外资在银行、保险、券商和公募基金等的布局更为活跃。央行和外汇管理当局也在持续推动资本和金融交易账户的可兑换进程,外资进入中国债市股市已大致畅通无阻,利润汇出渠道也在加速便捷化。两位觉得中国在金融开放上的持续努力,能否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认可并取得预期政策效果?

回答:我国的金融开放可以从法律意义(de jure)和事实意义(de facto)两个维度来进行观察。政策制定者的出发点往往是前者,而外资金融机构主要看重后者。从事实意义角度来讲,外资金融机构最看重其在中国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其赢利的机会、以及实际赢利水平是否会有显著增加。

这也容易导致国内视角下零和游戏的思维,即:外资把中国的钱赚走了。这一判断会影响到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推动金融开放的做法,也可能增大法律意义、事实意义两个维度开放的反差。

但是实际上,中国对外资的金融开放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外国投资者、金融机构有其比较优势,只要开放顺序得当、稳妥推进,金融开放可以发挥双赢的作用。在这样的开放过程中,外资金融机构会多赚一些钱,同时,中国的经济、金融体系也将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在过去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案例。

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仍然不成熟,很多方面亟待发展。一方面,这要求我们稳妥推进金融开放,要遵循一定的顺序。另一方面,金融市场有一些不成熟的环节、缺乏效率的障碍需要打通。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根据国内外资本、国内外金融机构的比较优势,来推进中国的金融开放,让国外资本为我所用、让外资金融机构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建设者,推动我国金融市场走向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

问题3:疫情大流行之后,西方经济体普遍采取了力度较大的财政货币刺激。中国除了提出六稳、六保之外,也在宽货币松财政方面有所强化,但中外政策刺激差异仍然明显有别。一些人主张更积极的持续量价齐松的货币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货币信用的宽松也应有侧重有章法,避免过度应对引起金融风险的潜伏积累。在两位看来,疫情至今中国金融体系稳健性总体受到了哪些影响?应如何防微杜渐?

回答:可能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2016年前后,我国对地方债的存量进行了大规模的置换,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显性化、并且降低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但是一直以来,央地两级财政的财权、事权不对等的矛盾还有得到根本性解决。再加上近年来规模空前的减税降费、房地产调控下的土地市场降温,地方财政运行状况在2019年已经明显出现吃紧。

在此基础上,疫情冲击一方面使得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另一方面则使得地方财政开支明显上升。根据《瞭望》新闻周刊的报道,一些县级国库款已经亮出红灯,但因为一些原因,这种情况还没有反映到省级财政当中。实际上,地方财政不仅在流量上,而且在存量上也面临较大压力。

目前,明显提高特别国债的增发幅度,这方面呼声较高。但是,特别国债的使用要对应项目、对应资产,所以无法解决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般公共预算赤字的增加不及预期,将无法有效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债务隐性操作处理的进一步加剧。这可能会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性造成影响。

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近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当中提到,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可以看到《意见》指出,一方面要适当加强中央在多个方面的事权,另一方面要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稳步扩大地方税管理权。再加上进一步规范地方财政的其他措施,央地两级财政有望建立起一种新的平衡关系。这可能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地方财政的脆弱性问题。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关注地方财政面临一些比较现实的、迫切的压力。特别是疫情在全球蔓延,如果经济复苏不及预期,地方财政还将面临更大压力。事实上,地方财政问题也是近期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争论的一个缘起。但是后来的争论过多聚焦于“赤字货币化”,我们恐怕需要收回来,更多关注当前地方财政本身面临的困难究竟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政策借鉴

江苏省出台23条措施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

江苏省政府近日出台《关于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做好招商安商稳商工作的若干意见》。

《意见》提出落实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强化外商投资促进和服务、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提高利用外资质量效益等5方面23条政策措施。其中,落实国家对外开放政策方面,提出拓宽利用外资领域、支持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明确将江苏省级能够下放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依法下放给自贸试验区,鼓励自贸试验区在法定权限内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推动国家各项开放政策在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提高外商投资便利化程度方面,提出降低资金跨境使用成本、提高来苏工作便利度、优化外资项目规划用地审批程序,包括在有条件地区开展跨境人民币创新试点业务,优化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和工作类居留许可办事流程,推动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等。

《意见》提出,对急需紧缺的创新创业人才、高级技能人才等专业人才来苏工作,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申请人情况放宽年龄、学历和工作经历限制。对毕业后在江苏从事创新创业活动的外国留学生,可凭中国高校毕业证书和创新创业证明材料,申办有效期2年至5年的私人事务类居留许可。连续两次办理1年以上工作类居留许可且无违法行为的外国人,可在第三次申请时按规定签发5年有效期的工作类居留许可。

江苏省商务厅厅长赵建军表示,《意见》既全面落实国家文件精神,又紧密结合江苏实际,突出招商安商稳商、放开放权放活、提质提效提升和落地落细落实。明确加强统筹招商,加强要素保障,推动项目落地,落实公平竞争制度,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重大外资项目挂钩联系、外商投资投诉、外资企业政企协调服务“三项工作机制”,开展走访、专访、回访和服务外商企业、服务招商引资、服务项目推进“三访三服务”活动,增强外资企业获得感。

据介绍,新冠肺炎疫情给我江苏省利用外资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江苏省积极应对,以重大项目、政策举措、优质服务着力稳住外资基本盘,稳定企业运营发展,实现利用外资规模领先、稳中提质。1-4月,全省新设立892个外商投资项目,实际使用外资103.7亿美元,同比增长5.7%。利用外资规模保持全国首位,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个百分点。

江苏省利用外资总体表现为“一优两稳三提升”。“一优”,即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优于全国,制造业占全江苏省实际使用外资的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1个百分点。“两稳”,即来自亚洲的外资总体稳定、江苏省内重点地区支撑作用稳定。除中国香港继续位居我江苏省外资第一大来源地外,来自韩国、新加坡、日本的实际使用外资规模位居前列,超过来自欧美的外资总和。苏州、南京、无锡、常州、南通5市实际使用外资占全江苏省总量的78.6%,同比提高3.8个百分点。“三提升”,即战略性新兴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江苏省的66.6%,同比提高8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占全江苏省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的47.5%,提高1个百分点;新设及净增资1亿美元以上项目113个,增长31.4%,3000万美元以上项目实际使用外资占全江苏省的51%,提高2.8个百分点。

有关人士强调,前4月,江苏省外资工作表现不俗,但在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下,绝不能漠视困难和挑战。今年以来,江苏省标志性重大外资项目较少,细分产业明显分化,区域利用外资不够平衡,稳住外资基本盘压力很大,需要全江苏省上下付出持续艰苦努力。

“今年全江苏省推出220个年度省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其中外资项目有36个,我们将持续推。进江苏省重大项目江苏省领导挂钩联系制度。目前已挂钩外资项目共12个,占比超过1/3。”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林康说,将发挥重大项目“压舱石”作用,强化重大外资项目在用地、用人、资金等要素的保障,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成、早达效。

“支持自贸试验区承接高级职称评审权,结合自贸试验区重点发展产业,授权组建相应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自主开展相关专业的高级职称评审。”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朱从明介绍,江苏省拟在自贸试验区南京片区组建医药化工和电子信息两个工程专业的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同时积极争取在自贸区开展职业资格的国际互认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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