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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04期
来源: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6-28 17:40:02

经济分析

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看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

稳消费需多管齐下

发改委:继续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商务部:拟降低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门槛

刘鹤: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

刘伟:疫情阻挡不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要情文摘

国常会要求金融机构让利支持实体经济

我国今年将为企业减负3100亿元

出口商品转内销助力外贸企业渡难关

外商投资大幅减“负”

六部门:推动钢铁、煤炭、电力企业兼并重组

三部门:力争今年外出务工规模不降低、有提高

内部报告

董忠云:货币政策易松难紧 宽松需相对克制

政策借鉴

北京市将清理行政审批中的隐性门槛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看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

一、工业化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发展将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仍将是工业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工业化将呈现以下三方面发展新趋势。

1、产业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化将逐渐摆脱依托资源和生产要素禀赋优势发展模式,更加强调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链提升和价值链升级。其中,既包括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简单加工制造环节向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营销、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的价值链垂直升级方式,也包括通过先进技术应用、价值链各增值环节重构、生产系统重组以提高产业链整体效率和竞争力的价值链平行跃升方式。制造业整体素质大幅提升,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迈上新台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给制造业发展赋能的重要力量,服务化转型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到2025年,制造业占GDP比重仍将保持一定规模。

2、平台经济将成为新的组织形态

与传统工业化模式相比,“十四五”时期工业化的产业组织形态将朝着平台经济方向发展。平台经济更加强调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服务型制造成为新趋势。一方面,传统制造业企业内部的产品设计、技术研发、质量管理、测试认证、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物流服务等环节不断分离出去,通过专业化水平提升为制造业部门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支撑;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通过创新优化生产组织形式、运营管理方式,不断增加服务要素在投入和产出中的比重,尤其是发展设计服务、网络化协同制造服务、信息增值服务,不断延伸和提升价值链。“十四五”时期的工业化既是技术进步驱动下的生产力变革,也是管理创新驱动下的生产关系变革。

3、绿色制造将成为发展的“硬约束”

绿色制造是指既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也能兼顾环境影响和资源使用效率的先进制造模式。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工业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带来的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结构扭曲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制约着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十四五”时期,工业化发展将更加注重对原有工业经济系统进行绿色化或生态化改造,包括开发新的生产工艺、降低或替代有毒有害物质使用、高效和循环利用原材料、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及净化治理等。与此同时,能源资源节约型、生态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制造业或绿色产业将得到蓬勃发展,既包括能够有效利用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兴产业,也包括充分运用自然规律和资源循环利用原理的传统产业。

二、城镇化发展总体趋稳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增长呈现高位趋稳态势,城镇化质量将进一步提升。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增长极和城市群将成为承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空间形式。

1、城镇化水平高位趋稳

“十四五”时期我国总体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后期,将呈现出新特征。一是城镇化率高位趋缓。从全球城镇化经验来看,大多数先发国家城镇化率在60%至65%区间开始明显放缓,也有少数在55%开始放缓。当前我国城镇化速度放缓迹象明显,预计“十四五”时期仍将继续保持放缓趋势。二是城镇化质量有所改善。由于在前期城镇化快速推进期,各地积累了大量诸如公共设施短缺、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管理低效等问题,这些问题将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得到重视并逐步改善。三是人口多向流动特征凸显。“十四五”时期,传统的单向乡城流动发生改变,人口从乡向城流动的规模下降,从城向乡流动的潜在趋势增强。四是城镇格局出现分化。在部分超大城市,人口增长可能呈现停顿和微幅负增长,部分低端劳动人口将撤离;在大城市,人口仍将保持流入,但由于城市容纳规模有限,人口增幅将放慢;大中小城市的联系日益紧密,城镇等级结构趋于完善,形成较松散的城市群体结构;城市现代化功能逐渐完善,集约化、规模化程度提升。

2、区域增长极助力城镇化发展

“十四五”时期,按照客观经济规律以及各地区比较优势,我国积极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将不断增强。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战略的引领作用和四大板块的支撑作用不断增强,一批世界级创新平台和增长极不断发展壮大,区域板块内生增长新动力得以激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城市群将从提高规模经济效应、构筑高质量人才池、提高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城市交通便利化水平以及促进高水平的产业一体化等方面拉动区域经济发展,三大城市群占全国GDP的比重明显提升;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哈长、北部湾等跨省区城市群的工作机制更加健全、基础设施更加畅通,市场更加统一有序,公共服务更加互惠共享,城市群内都市圈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并将带动新型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

三、信息化全面融入生产生活全过程

“十四五”时期,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不断创新突破,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展,将加速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愈发凸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继续稳步提升。信息化发展将呈现出三方面鲜明特征。

1、信息技术应用不断取得新突破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将处于稳步迭代创新期,大数据计算引擎、大数据PaaS及工具和组件成为企业标配,大量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大数据应用将落地。5G全产业链加速成熟,将快速步入商用阶段,围绕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智能驾驶、智能工厂、智慧城市的应用探索将成为热点。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将在制造、教育、交通、医疗、文娱、旅游等领域快速铺开,将创新社会服务方式,有效缓解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公共资源不均衡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智能音箱、智能电视、智能门锁、智能照明、智能插座、智能摄像头等智能家居硬件产品将更加普及,多种家居产品将根据用户自定义实现联动,实现人工智能操作,为居民提供更方便、更愉悦、更健康、更安

全的生活体验。

2、信息化与工业化广泛深度融合

得益于信息化的普及,“十四五”时期工业生产方式将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变革,工业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基础支撑、市场应用支撑、人才支撑、环境支撑不断得到强化。技术支撑方面,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突破取得进展。基础支撑方面,工业互联网实现高可靠、广覆盖。质量强国战略深入推进,技术标准、服务标准、管理标准和安全标准与工业化发展程度相匹配。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加强。应用支撑方面,相关领域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和示范应用积极稳妥推进,社会生产要素的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基本实现。人才支撑方面,掌握信息技术服务于工业生产设计的人才满足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创新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较为成熟。环境支撑方面,激励创新、包容创新、崇尚创新蔚然成风,为工业化信息化深度融合创造良好环境。

3、数据安全成为信息化发展聚焦点

“十四五”期间,网络数据安全问题将会成为影响信息化长远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一方面,数据安全问题将面临在各个领域爆发的风险。数据传输流通安全形势较以往更为严峻,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各领域对数据资源需求量猛增,政务数据开放、企业间的数据交易、数据跨境流动等都有很强需求,但目前技术能力很难支撑数据安全、平稳、有序流动的需求。数据开发利用安全问题可能大面积出现,大数据杀熟、个人信息深度关联挖掘等数据滥用问题也将进一步凸显。另一方面,围绕数据采集存储、传输流通、开发利用的治理亦将得到进一步完善。数据采集存储将会得到更加严格的规范,尤其是对APP个人信息采集、存有个人信息的信息系统的开发和运维将会有全面规范,APP个人信息滥采滥用、信息系统个人信息监守自盗和漏洞泄露等现象将会得到有效遏制。      

(执笔:闫敏、胡祖铨、邹蕴涵、陈彬、邬琼)

稳消费需多管齐下

疫情使中国经济快速陷入短期衰退,“六稳”已不足以应对当前“极不寻常”、“前所未有”的局面,“六保”又正式登场,凸显了宏观调控的底线思维,加上这次“两会”破天荒地不设经济增长目标,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实际面临的困难比想象中要更大,经济复苏之路也更加坎坷。

从最新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看,经济复苏仍在路上,但后续增长态势有可能略有放缓。从生产端看,工业增加值增长虽继续加快,但已露出疲态,制造业增长乏力,高技术产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增加值增速均有所放缓。

从需求端看,消费增长继续缩窄跌幅,其中,广义乘用车一改过去十个月的负增长颓势,首次实现正增长;受房地产投资和销售强劲反弹影响,房地产链条上的相关消费,如家电、家具、建筑及装潢材料实现正增长。但是,消费的复苏弱于投资、弱于生产,仍显著低于疫情前的水平,表明当前和中长期的经济问题主要是消费不足的问题。

投资反弹相对于消费更为明显,投资活动几乎是一个“V”型的反弹,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更是一马当先,已经接近正常化,5月实现增长-0.3%,已经非常接近正增长;基建投资也在快速恢复之中,制造业修复相对较慢。

出口受益于防疫物资出口增速加快、东盟市场增长和汇率贬值的积极影响,展现了一定的韧性,数据略超之前市场的悲观预期。进口受累于内需不足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呈现加速回落态势。

随着六稳六保措施的进一步落地,后续工业增加值回升将有所收窄,内需将继续缓慢恢复,投资受到的冲击基本结束,消费会受到疫情反复的冲击,以及收入增长乏力的影响,未来消费增长不容乐观;进口预计将有反弹,出口形势受外部环境复杂变化影响,难以预料,贸易顺差预计会有所收窄。综合来看,二季度仍然有望实现小幅正增长。

为此,下一阶段宏观调控仍需保持一定的扩张力度。就两大政策而言,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灾后经济重启,都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笔者建议,需要采取更有力和更具针对性的措施,“三箭齐发”稳消费:以稳就业为前提,以提高收入为核心,以财政手段为政策首选。

稳就业是稳消费的前提。疫情给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中小微企业和出口企业。疫情过后经济活动的恢复,特别是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的恢复也许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畅,部分零售、餐饮、酒店、旅游、交通等吸纳就业较多的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将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年毕业的大学、大专与高职学生将超过900万人,这部分人群的就业困难已成为现实。出口订单滑坡、对外贸易萎缩可能导致相关行业失业加剧,粗略估计,目前我国约有6000万人左右从事和出口相关的行业工作,若出口下跌10%,则有可能最大造成约600万人的失业;若出口下跌20%,则有可能最大造成约1200万人的失业。因此,未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中低端产业从业者、大学生毕业生、出口企业员工、农民工等为代表的结构性失业将成为突出矛盾。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会提出发展“地摊经济”的大背景。

一哄而上摆地摊固然不对,高高在上地排斥低端人口、拒绝烟火气恐怕也不是正确的做法。稳就业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开拓性思路和非常规方法来拓宽就业渠道。首先要保住市场主体这一就业的青山,企业不倒,就业和民生才能稳。为此,要更加重视对众多受疫情影响较大、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微企业给予直接财政救助,而非一味地要求金融机构发放债务性资金,要下决心拿出真金白银,发挥好抗疫特别国债的积极作用,多方发力,从直接补贴、政府采购、免除税费房租、降低融资成本和房租、增加金融支持、发放专项消费券等多方面加大力度,把救助企业的好事做实做细做到位,着力帮扶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提高其生存和发展能力,让他们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活得久”,防止市场主体出现破产倒闭潮和大规模裁员。

提高收入是稳消费的核心与根本。疫情对居民就业和收入直接产生冲击。“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令人震惊又心酸;发展地摊经济的提法一夜之间火爆网络,引发了全社会的热议。这些现象的背后都反映了就业民生的艰难、收入增长的乏力。这样的一个基本国情,应该说,对我们下一步扩大消费、稳定增长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事实上,在疫情之前,居民收入增速就已经开始显著地、趋势性地放缓。疫情之后,更是雪上加霜。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比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3.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91元,实际下降3.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641元,实际下降4.7%。这些数据都是有统计以来的最低值,负增长,从来没有过。收入是消费的前提,消费是增长的支撑。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更没有增长。后小康时代、后疫情时代需要以内需为经济发展根本动力,而扩大内需则依赖于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没有收入的持续增长,就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几年前笔者参与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就提出:将居民收入倍增上升为后小康时代国家优先发展战略。目前来看,这一建议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以,在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我们非常有必要继续制定“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将之列入“十四五”规划,这是从根本上激活消费、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具体来看,“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每阶段十五年,每十五年实现一倍增:第一阶段从2021年到2035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20年翻一番;第二阶段从2036年到2050年,继续实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35年翻一番。这一战略目标如果能够如预期实现,则基本意味着,中国将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初步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之所以确定每十五年一倍增,而非每十年一倍增,主要是考虑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特别是以今年的疫情为分水岭和分界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大概率将由过去的中高速(6-7%)向中低速(4-5%)减速换挡,长期保持较高速度的收入增长并不现实,十年倍增需要年均增速超过7.2%,如果每十五年实现一倍增长,大概需要每年增长5%,这通过努力还是有可能实现的,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财政手段是稳消费的政策首选。今年疫情期间,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启动了兜底式的应灾模式。除了大量释放流动性以稳定金融市场外,在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计划中,5600亿美元是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的现金,占美国GDP的2.9%。合计年收入不超过15万美元的夫妇可获得2400美元,每个孩子还可额外获得500美元。4月中旬,日本决定向每位国民发放10万日元;6月中旬,香港也开始给18岁以上居民每人派发1万元。可以说,直接补贴居民的做法在欧美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了,政策应对集中在救济方面,把钱直接发到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账户上,非常精准和及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情对民生的冲击,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我国目前应对疫情冲击主要还是依靠传统手段,例如银行增加信贷、实行延期还本付息,财政刺激搞基建投资,通过产业链一环一环地传递到中小企业和个人手里,比较间接,链条比较长。另外相对于投资,对提振消费还是重视不够,尽管有所谓新基建,但从整体上来看,“两新一重”基本上还是走扩大投资的老路。要知道,近些年我国的投资回报率一直在下降,资本产出率的增速也在下降,由此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也在逐渐下降,基础设施投资,无论新旧,都会过剩、都会浪费,都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特别是政府为主体的投资,更是如此。

我们对小微企业和居民的救助和支持政策尽管也比较及时,但是还远远不够。且不说是否具备像欧美那样直接补贴的财政条件,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精准识别低收入群体、受疫情影响较大群体的能力,更不用说迅速发放了。精准识别能力、直接触达能力是未来政府需要重视解决的一个短板。无论是直接救助还是发放消费券,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例如对于6亿低收入群体,我们能够在一星期之内把钱发到他们手中吗?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大概率已经进入了某种流动性陷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明显下降。作为总量工具,货币政策的结构性意义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在救助企业和居民方面,作用十分有限。央行之所以不顾政策效果欠佳,还要一次又一次地下场创设了像定向降准等等一系列的结构性工具和政策,主要原因还是本该承担结构性政策职能的财政部门,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去搞结构性政策,反而提出了“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样疯狂而又危险的想法。其实经典理论早就告诉我们:在经济下行期和巨大的外部冲击下,只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可以起到较为直接的政策效果。

总之,今年加杠杆的主体应当将以中央政府为主,以替代已很难再加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就两大政策而言,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灾后经济重启,都应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未来对市场主体的纾困,还是要靠财政发力。我们现在有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希望能用好这笔钱,把其中一部分用在为企业纾困、为低收入群体纾困上。

对于企业,应着重以直接补贴或低息贷款等方式,把钱从政府部门向企业转移。除了落实好前期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的福利政策,如减免税费、贴息贷款、缓交或者少交五险一金等,还可考虑以下五条措施:一是给予直接的现金补贴和救助,以助其给员工发放工资,避免出现大规模裁员;二是救助措施前置,主动为小微企业免租金、免利息、免水电、免社保缴费、退回去年的所得税;三是给小微企业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贷款主要用于覆盖小微企业的一些基本费用,包括工资、流动资金、五险一金、房贷和其他贷款利息、租金和水电费,以拯救处于悬崖边缘的小微企业;四是加大发放中小企业产品专项消费券,以支持企业渡过难关;五是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各级政府部门在公共消费的采购过程向小微企业倾斜。

对于居民,可考虑以消费券和现金补贴共同发力,纾困疫情受损民众和低收入群体。建议以特别国债的发行为契机,尽快尝试发放普惠性质的现金补贴,大幅增加发放消费券的城市、规模和力度,拓宽消费券的使用范围,从餐饮、零售、旅游、酒店、文化娱乐逐步扩展到教育培训、家电、汽车、装修装饰等,有效发挥其在关键时期经济停摆的重启键和保障社会公平的稳定器的双重作用。  

(作者:王军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发改委:继续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发改委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做好2020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继续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完善钢铁产能置换办法,加强钢铁产能项目备案指导,促进钢铁项目落地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一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严格落实安全、环保、能耗、质量、用地、产业政策和产能置换等相关要求,严禁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新增钢铁冶炼产能,严肃查处各类钢铁产能违法违规行为,加快推动落后产能退出,严防“地条钢”死灰复燃和已化解过剩产能复产。

具体内容包括:一、准确把握2020年去产能总体要求。二、全面巩固去产能成果。三、继续深化钢铁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持续推进煤炭上大压小、增优汰劣。五、积极稳妥推进煤电优化升级。六、加快“僵尸企业”处置。七、严格控制产能总量。八、统筹做好去产能保供应稳预期工作。九、多措并举提高职工安置质量。十、依法依规推进资产债务处置。十一、提高专项奖补资金使用效益。十二、加快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十三、不断提高行业治理能力。十四、加强违法违规和失信行为监管。

商务部:拟降低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门槛

商务部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商务部表示,为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39号)、《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19号)的有关政策措施,拓宽利用外资渠道,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商务部研究起草了《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

商务部关于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说明指出要大幅降低投资门槛,一是明确进行战略投资的外国投资者包括外国自然人,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自然人实施战略投资。二是降低对非控股股东的外国投资者或其全资投资者的资产总额要求,从拥有1亿美元资产或管理5亿美元资产的要求,分别降至5000万美元和3亿美元。三是将外国投资者的持股锁定期由3年调整为12个月,《证券法》及其相关规定对锁定期有更长期限规定的,从其规定。四是取消外国投资者通过上市公司定向发行新股方式实施战略投资的持股比例要求;将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实施战略投资的持股比例要求从10%降低至5%;明确以要约收购方式实施战略投资的,预定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不得低于已发行股份的5%。《证券法》及其相关规定对投资者持股比例或预定持股比例有更高要求的,应满足其要求。

刘鹤: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6月18日出席第11届陆家嘴论坛表示,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以下为演讲摘选。

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突发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全国上下同心协力,在统筹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方面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各类经济指标已经出现边际改善。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其中制造业增长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环比提高5.87%,一些消费零售指标也出现积极变化,车市和楼市均在回暖。我们仍面临经济下行的较大压力,但形势正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变,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这次百年不遇的疫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要更加重视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要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更加重视全球合作和保护产业链的完整稳定,要更加重视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应该也必须同舟共济,协同发展,我们将为此不断努力。

当前,我们正处于“十三五”规划收官、制定“十四五”规划宏伟蓝图的重要时期。全国“两会”已胜利闭幕,对全年工作进行了部署。金融系统要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做好以下重点工作。

一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从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加强逆周期调节,坚持总量政策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全力支持做好“六稳”、“六保”工作。

二是服务实体经济,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适应各类市场主体需要,着力打通货币传导的各种堵点,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结构,提高小微企业贷款、信用贷款、制造业贷款比重。

三是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加快发展资本市场。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信息披露、发行、退市等基本制度,着力增强交易便利性、市场流动性和市场活跃度,健全鼓励中长期资金开展价值投资的制度体系。强化对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管,大幅提高对财务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加快推动证券代表人诉讼机制落地,更好保护投资者利益。

四是风险应对要走在市场曲线前面。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各种不确定条件下,要增强预判性,理解市场心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提高金融监管与金融机构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应对任何内外部风险冲击,实现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五是深化改革开放。中国将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出台和落实金融改革开放举措,保护在华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应创造条件和氛围,排除干扰,共同落实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央政府将坚持“一国两制”,支持香港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作用,切实保护各国在港企业和投资人权益,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上海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海的金融、科技和产业潜力巨大。上海正努力打造扩大金融开放的新高地,由衷希望上海立足自身优势,大胆开拓,不断创新,在金融、科技和产业良性循环与三角互动方面进行新探索,在引领未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刘伟:疫情阻挡不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眼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战。尤其是2019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国际经贸摩擦不断升级,2020年年初又遇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冲击,二者交织叠加对我国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季度GDP增长为-6.8%,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的增长速度。供给侧受到严重冲击,第二产业增速下降9.6%,第三产业增速下降5.2%,产业链供应链严重受损,企业面临巨大的压力和风险。需求侧投资和消费均大幅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降19%,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16.1%,加剧了内需疲软矛盾。国际上疫情蔓延进一步加剧经济衰退,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已成共识,对我国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会产生严重冲击。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承受这种冲击的能力?

一方面,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韧性。我国经济在历次全球性或区域性危机中都表现出较强的抗击打能力,在危机后都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迎来了近1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黄金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们出现了连续多年的强劲增长,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疫情空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在全球疫情蔓延的情况下率先实现复工复产。自3月份起,主要经济指标降幅明显收窄,第二产业降幅较1、2月收窄12.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降幅收窄3.9个百分点。防疫虽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但在保卫人民生命的同时,赢得了恢复经济的主动。这意味着在全球负增长的低速状态下,中国经济仍可能实现正增长,意味着中国经济无论在存量上还是增量上都会进一步提高,意味着中国经济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不仅未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潜力。一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需求潜力。到2019年末,GDP总量99.1万亿元,已相当于美国的67%左右;人均GNI突破1万美元,已超过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突破60%,城镇人口规模已达8.5亿,未来30年至少还有30%的人口约4.2亿实现城镇化,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约1400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内消费品市场,开始具有“世界市场”特征;居民恩格尔系数降至28.2%,消费水平进入“富足”阶段,消费结构升级加快,这些变化都构成推动内需扩张的坚实基础。二是中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工业制造业。自2015年起,我国工业制造业的规模超过美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疫情冲击虽然强烈,但毕竟是外生的、偶发的,不会根本改变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不会根本改变中国经济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历史事实,不会根本改变长期向好的客观趋势。三是基本经济制度及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具有逆周期调节反危机的优势和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制度基础;日益完善的宏观政策体系具有较强的反危机能力,宏观调控目标在关注总量的同时注重结构,宏观调控方式在关注需求侧的同时注重供给侧,宏观调控工具强调规划、财政、货币政策的同时注重多元化,从而使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效果更加精准。特别是在近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我们没有在政策上采取大水漫灌式的超强总需求刺激,而是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为应对疫情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为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聚焦“六保”着力点,落实“六保”任务预留了较为充足的政策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总的来看,我们完全能够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预定目标。2020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决胜全面小康之年,也是打赢脱贫攻坚等三大战役的决战之年。这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都必须有必要的经济增长。

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潜在经济增长率在3%至4%,采取强有力的总需求扩张政策,同时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可能接近或达到5%甚至略高的增速的,但或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从总需求角度看,需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出口,扩大投资的同时活跃消费,使经济增长具有必要的需求动力。当然不能仅依靠需求拉动,这样既不现实也面临极大的风险。从总供给角度看,需要持续释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红利、制度红利、政策红利,从根本上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使经济增长更加均衡、协调、强劲。决胜全面小康关键在于“全面”,在于实质性发展,速度服从于发展要求,发展不是以速度为目标,实现全面小康不单纯是经济指标,而是具有广泛深刻的社会发展内涵;就经济指标而言也不单是GDP数量指标,更重要的是质量指标,包括结构升级和协调发展、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之所以不提具体的增长率指标,更为深层的动因应在于对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全面性和质量指标的强调,而不在于进一步突出速度和规模。因此,从需求与供给、规模与结构、数量与质量、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的统一上看,2020年决胜全面小康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完全可能实现。

就“六稳”和“六保”的首要目标就业来看,由于受疫情冲击,《政府工作报告》较2019年上调了失业率目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由2019年的实际调查失业率5.3%以下,上调为6%左右。保住6%左右的调查失业率,需要9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2020年需要达到4%以上的经济增长,GDP的总规模达到105万亿元左右(实际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和名义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乘的关系,按GDP折算系数折)。若根据我国近些年的实际经验,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增加就业约200万个,那么新增900万个就业岗位,GDP要增长4.5%。应当说,这一增长速度在各方面努力下是可能达到的。如果再考虑到“六稳”“六保”对就业的突出强调以及由此产生的就业政策性效应和经济结构变化产生的扩大就业的吸纳效应,或许低于4.5%的经济增长条件下也能够实现6%左右的调查失业率控制目标。

就脱贫攻坚等三大战役的目标达成而言,虽然与经济增长有联系,但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和努力已经积累了深厚基础,脱贫攻坚近些年年均减贫10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已降至2019年的0.6%,贫困人口总量只剩500多万,即使考虑到疫情冲击可能会有200万人左右返贫,今年减贫人口也不到1000万,低于近年年均减贫人口数,是有可能全部实现脱贫的。全面小康下的脱贫,关键是“一个都不能少”,要求的是精准扶贫,而实现“一个都不能少”的精准扶贫,矛盾的主要方面并不在于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只要不出现严重负增长,即使在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上,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评估,依靠制度优势,同时在经济运行上推进“六稳”,落实“六保”,就完全能够打赢脱贫攻坚战。

总之,疫情冲击阻挡不住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步伐。

要情文摘

国常会要求金融机构让利支持实体经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基本盘;要求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效,为市场主体减负。

【问题】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大量中小微企业受到波及,为保就业、保民生,一季度各类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政策加速落地。要做好“六稳六保”任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配合发力,在发挥好积极财政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同时,货币金融政策也需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帮助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一般服务业、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目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有所缓解,企业贷款利息成本已降至历史低位。不过,相较于全球低利率环境,相较于疫情之下企业发展的需求,相较于小微企业的融资感受来看,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仍有必要。

【对策】会议在加大货币金融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力度、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等方面提出了多项政策。会议指出下一步要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一是抓住合理让利这个关键,保市场主体,稳住经济基本盘。进一步通过引导贷款利率和债券利率下行、发放优惠利率贷款、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支持发放小微企业无担保信用贷款、减少银行收费等一系列政策,推动金融系统全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二是综合运用降准、再贷款等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力度解决融资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和社会融资新增规模均超过上年。三是遵循市场规律,完善资金直达企业的政策工具和相关机制。按照有保有控要求,确保新增金融资金主要流向制造业、一般服务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更好发挥救急纾困、“雪中送炭”效应,防止资金跑偏和“空转”,防范金融风险。四是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和动力。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督促银行完善内部考核激励机制,提升普惠金融在考核中的权重。加大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力度。严禁发放贷款时附加不合理条件。切实做到市场主体实际融资成本明显下降、贷款难度进一步降低。     

我国今年将为企业减负3100亿元

李克强总理6月17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们已定的降费措施要说到做到,落实到位,不能失信于民。”。会议决定全年为企业减负3100多亿元。

【问题】今年以来,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出台免收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降低工商业企业电价、降低电信资费、减免相关政府性基金收费等一系列降费措施,为企业纾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正如总理所言“必须清醒看到,现在许多企业受疫情冲击影响,在复工复产等方面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在这种形势下,必须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把降低涉企收费切实落实到位,帮助他们渡过当前难关。”

【对策】会议强调,下一步,要紧扣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效,为市场主体减负。一是把降低涉企收费切实落实到位。6月17日国常会决定,通过将降低工商业电价5%、免征航空公司民航发展基金和进出口货物港口建设费、减半征收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基金政策延长至年底,并降低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15%,连同上半年降费措施,全年共为企业减负3100多亿元。二是坚决制止不合规收费。今年受疫情冲击等影响,基层财政收支矛盾加剧,而降费措施的具体落实主要靠基层。针对这一现状,中央已经建立了财政资金的“直达机制”,让资金直达基层、直达企业、直达民生,使市县基层尽快拿到资金、安排支出。为了防止地方财政吃紧不合规收费,总理要求,有关部门一定要“瞪大眼睛”,加大监督力度,坚决制止不合规收费。严禁收“过头税费”、违规揽税收费和以清缴补缴为名增加市场主体不合理负担。对已取消、停征、免征及降低征收标准的收费基金项目,要坚决落实到企业。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在开展进出口环节、企业融资、公用事业、物流、行政审批相关中介服务等重点领域收费专项治理基础上,完善制度机制,从制度上铲除乱收费的土壤。

总理最后强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要真正过‘紧日子’,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把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等‘六保’任务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坚决稳住中国经济基本盘。”

出口商品转内销助力外贸企业渡难关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着力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促进外贸基本稳定。

政策背景: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严重冲击,外需萎缩,我国部分外贸产能转向国内市场。由于内外贸市场环境不同,外贸企业在拓展内销市场时面临一些具体困难。早在今年4月,商务部就提出,将在狠抓稳外贸系列措施落地同时,帮助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围绕支持企业增订单稳岗位保就业,加大信贷投放,扩大出口信用保险覆盖面,降低进出口合规成本,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支持适销对路出口商品开拓国内市场,帮扶外贸企业渡难关。会议确定,为帮扶涉及近2亿人就业的外贸企业纾困发展,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简化内销认证和办税程序。支持电商平台、大型商业企业等开展外贸产品内销活动。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为此,国务院办公厅6月22日发布《关于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着力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促进外贸基本稳定。

政策内容:《意见》指出,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在鼓励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同时,支持适销对路的出口产品开拓国内市场,着力帮扶外贸企业渡过难关,促进外贸基本稳定。

《意见》强调,要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帮助外贸企业纾困,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持市场化运作,鼓励外贸企业拓展销售渠道,促进国内消费提质升级。要落实地方属地责任,因地制宜推动出口产品转内销工作,重点帮扶本地区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外贸企业和中小微外贸企业。

《意见》提出三方面举措:一是支持出口产品进入国内市场。加快转内销市场准入,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简化企业办税程序。促进“同线同标同质”发展,扩大适用范围至一般消费品、工业品领域。加强知识产权保障。二是多渠道支持转内销。搭建转内销平台,鼓励外贸企业对接电商平台,引导主要步行街组织开展出口产品转内销专题活动,组织大型商业企业开展订单直采。发挥有效投资带动作用,重点结合各地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需要,组织对接一批符合条件的出口产品转内销。精准对接消费需求,引导外贸企业研发适销对路的内销产品,创建自有品牌,充分利用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三是加强信贷保险和资金支持。提升转内销便利化水平。做好融资服务和支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支持,开展应收账款、存货、订单等质押融资,依托大型电商平台加强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直贷业务。加大保险支持力度,支持保险公司提供多元化的保险服务。加强资金支持,用足用好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意见》要求,各地方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工作。各地方要根据本地区实际出台针对性配套措施。商务部要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加强政策指导和业务培训。要营造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的良好环境,引导拓展国内市场空间,促进公平竞争。

政策点评:稳定外资外贸是近年来外贸政策的重点领域,从近年来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承接到销售端产品寻求内销推进,寻求内销途径正成为外贸企业寻求生存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目标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企业普遍实现复工复产,但外部需求正在出现下滑,外贸企业面临的困难从年初的开工不足向订单下滑转变。外贸企业已经开始了寻求内销途径的努力,但是出口转内销亟须获得针对性政策支持。《意见》的印发实施对于有意寻求内销途径的外贸企业而言犹如“雪中送炭”。充分挖掘国内大市场潜力和稳定作用对当前外贸企业继续生存和长远发展而言大有裨益。对外贸企业而言,通过政策鼓励和支持降低成本,将销售渠道转向国内可以确保生产延续,赚取利润确保生存;对于国内消费者而言,按照国际竞争标准生产的商品本身质优,能够实现国内销售也是一次对国货品牌树立新认识的难得机遇。

实施建议:出口转内销的政策实施路径最终还是要落到需求方。搭建有效的平台是一方面,但仅仅为企业搭建平台还不够,还需要从需求端着力,即真正让消费者有意愿为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买单。国外卖得好的产品,回国内市场未必卖得好。外贸企业拓展国内市场要有一个系统的拓展。根据国内市场的需求特点来自我调整。另外,外贸市场和内需市场有一些区别。一般来说,外贸市场的规范性比内需的要好,透明度更高。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支持出口产品拓展国内市场,需要提高国内市场的规范化水平和开放度,打破地方保护、行业壁垒以及垄断等,形成一个更加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注意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外商投资大幅减“负”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第32号令和第33号令,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自2020年7月23日起施行。

政策背景: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跨国投资带来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制定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总的方向是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考虑:一是扩大外资市场准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高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二是推进制度型开放。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完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则,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三是负面清单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修订不新增或加严对外资的限制,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四是发挥自贸试验区扩大开放试验田作用。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扩大开放的压力测试,在一些领域的开放上先行一步。五是在扩大开放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要按照《外商投资法》要求,做好投资管理工作,统筹兼顾开放与安全。

政策内容:本次修订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主要变化:一是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进程。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基础设施领域,取消50万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二是放宽制造业、农业准入。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和核燃料生产的规定。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三是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开放试点。在全国开放措施基础上,自贸试验区继续先行先试。医药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中药饮片的规定。教育领域,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政策评价:这是自2017年以来,我国连续第四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跨国投资带来巨大冲击的背景下,此举释放出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强烈信号。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全面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最新配套文件,展示了我国坚定不移支持经济全球化和跨国投资的决心,将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环境,以更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施建议:各地区、各部门需要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要求,落实好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之外给予内外资企业平等待遇,同时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

六部门:推动钢铁、煤炭、电力企业兼并重组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下发《关于做好2020年重点领域化解过剩产能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加快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统筹考虑区域发展需求和产业布局,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构建科学合理、安全环保、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推动钢铁、煤炭、电力企业兼并重组和上下游融合发展,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和科技创新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高行业安全环保水平和企业竞争力,推动先进产能向优势地区和企业集中。

《通知》指出,尚未完成“十三五”去产能目标的地区和中央企业,要统筹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去产能任务在2020年底前全面完成。国家有关部门将继续开展巩固钢铁煤炭去产能成果专项督查抽查,坚决防止已经退出的项目死灰复燃。进一步完善去产能和产能置换工作台账,为“十四五”发展打好基础。切实抓好去产能政策的宣贯落实,强化监督问责,确保相关要求落实落细落地。进一步推动钢铁行业绿色化发展,加快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发展电炉钢工艺。进一步推动钢铁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增强企业创新意识,为钢铁行业实现由大到强转变奠定坚实基础。持续推进煤炭上大压小、增优汰劣。严格安全、环保、质量等方面执法,坚决淘汰不具备安全环保条件、不符合产业政策的落后产能。统筹推进煤电联营、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等工作,促进煤炭及下游产业健康和谐发展。着力加强煤炭产供储销体系建设,持续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增强能源保障和应急调控能力。并积极稳妥推进煤电优化升级。

《通知》强调,加快“僵尸企业”处置。各地区和中央企业要按照要求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履行主体责任,加强督促检查,原则上在2020年底前完成已摸底确定并上报的钢铁、煤炭行业“僵尸企业”处置工作。严格控制产能总量。严格禁止在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划布局新的煤矿项目,严格限制高硫高灰高砷煤项目开发。统筹做好去产能保供应稳预期工作。

《通知》指出,依法依规推进资产债务处置。各地要认真落实去产能企业和“僵尸企业”资产处置相关规定,依法依规加快土地、矿产资源等各类资产处置。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关于积极稳妥深化“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意见》要求,推动金融机构和企业积极开展债务处置,指导相关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区分不同情形采取适当处置方式,依法公平合理分担处置成本,分类处置直接债务、统借债务和担保债务。严格落实《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分配和使用专项奖补资金时,应充分考虑企业实际情况,更多支持职工安置任务较重、困难较多的企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挤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鼓励开展产能置换指标交易,产能置换收入应优先用于职工安置。

《通知》强调,坚持把职工安置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建立健全定期调度机制,完善风险处置预案,落实职工安置政策措施。对产业衰退、结构单一地区,加大跨地区劳务协作、专项培训、创新创业支持力度,提高就业稳定性。对依法参保缴费且不裁员或少裁员的企业按规定给予稳岗返还,为符合条件人员及时发放失业保险金等待遇,加强再就业帮扶,做好公共就业服务和公益性岗位托底,切实守住民生底线。引导企业资产处置收入依法优先用于清缴社会保险、解决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职工安置费用,妥善接续社会保险关系,维护职工社保权益。各地要统筹资金加大对困难企业的支持力度,妥善解决职工安置、失业职工帮扶、内部退养费用缺口等遗留问题。

三部门:力争今年外出务工规模不降低、有提高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围绕贫困劳动力出得去、稳得住、留得下,帮助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帮助已外出贫困劳动力稳定务工,力争今年外出务工规模不降低、有提高。

《通知》强调,要优先组织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加强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信息的归集发布,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劳务对接,扩大劳务输出规模。优先留用贫困劳动力,建立企业定期联系专人帮扶机制,对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确实需要裁员的企业,提前介入指导,同等条件下不裁贫困劳动力。优先帮助转岗就业,将就业转失业的贫困劳动力纳入当地就业困难人员范围,加强就业帮扶,及时提供职业介绍、岗位推荐等服务。优先落实扶持政策,对企业、服务机构以及贫困劳动力,优先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困难企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助、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交通费补贴等政策,全力帮助贫困劳动力稳在企业、稳在当地。同时,拓宽就地就近就业渠道,充分尊重贫困劳动力意愿,多渠道帮助返乡留乡贫困劳动力就业创业。

《通知》提出,要始终聚焦重点,把52个未摘帽贫困县、“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大型安置区以及湖北省的贫困劳动力作为重点对象,优先组织输出、优先稳岗转岗、优先托底安置、优先实施救助。

《通知》要求,要强化考核评估,将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作为年度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的重要内容,东部地区今年吸纳中西部地区贫困劳动力务工总数不少于去年,中西部地区外出务工贫困劳动力总数不少于去年。

内部报告

董忠云:货币政策易松难紧 宽松需相对克制

6月18日,第十二届陆家嘴论坛在上海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针对目前疫情冲击下的全球货币政策发表了观点,可概括为六点:第一,大型经济体应当自觉平衡好自身政策的内外部影响,如果美联储货币宽松仅从其自身经济角度出发,可能侵蚀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础并透支美元和美国的信用;第二,财政金融刺激应三思而行,为今后预留一定的政策空间,中国不会搞大水漫灌,更不会搞赤字货币化和负利率;第三,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央行无限量印发货币已有历史教训,开出空头支票也必须付出代价;第四,国际股市的高歌猛进很难让人理解,国际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背道而驰,这样的扭曲已经空前显著;第五,在各国持续刺激需求之下,通货膨胀仍有可能卷土重来;第六,大规模刺激政策要考虑将来如何退出,2008年的“量化宽松”刺激政策到现在为止还未完全消化。同时,在当天的论坛上,央行行长易纲的发言也提到了货币政策退出的问题,他表示疫情应对期间的金融支持政策具有阶段性,要注意政策设计要激励相融,防范道德风险,要关注政策的后遗症,总量要适度,并提前考虑政策工具的适时退出。我们充分认同上述观点,参考美国金融危机后的经验,以及结合我国各方面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并不具备进一步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此维持相对克制的政策刺激力度,守好短期和长期发展之间的平衡,是目前最理想的选择。

理论和实践经验都显示,央行在危机出现时,有必要通过实施宽松政策来稳定经济和金融市场。从美联储在历次危机后的表现来看,其危机应对越来越及时,刺激力度也越来越强力,如本次新冠疫情爆发后,美联储大幅放宽货币政策,降息和扩表的速度史无前例,目前美联储总资产规模已经超过7.2万亿,较疫情前迅速扩张了70%。近期全球疫情形势仍不乐观,美国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出现反弹的迹象,而美联储将疫情发展作为其政策决策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宽松还将继续。美联储在6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明确表示未来几个月将至少按目前的节奏增持国债与MBS,并预计将维持当前低利率水平至少到2022年。美联储的积极应对,一方面及时阻断了美元流动性危机的进一步发酵,另一方面为助力美国企业和居民部门度过疫情危机提供了有力的融资支持,其积极作用值得充分肯定。

但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危机中的货币宽松刺激应该是阶段性的,在危机结束后,货币政策也应该回归正常化,但美联储在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实践并不成功,大幅扩张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但未能按计划收缩,反而对内对外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冲击和影响。经济影响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长期的宽松政策令经济对货币宽松形成了强烈的依赖,一旦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收紧,经济增长动能往往迅速衰减,这导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易松难紧,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经济结构问题愈发严重,贫富分化、债务问题等制约了经济的内生增长动能,而货币宽松无助于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甚至会令其进一步恶化。金融市场影响方面,标普500指数从2009年开始步入了十年长牛,但在美联储各轮QE结束或缩表期间,指数均发生了较明显的阶段性回撤。如标普500指数从2018年10月初至圣诞节前,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下跌了20%,原因是美联储的持续缩表和加息引发投资者对流动性的担忧,这导致美联储在次年1月份的会议纪要中承认金融市场波动性有所上升,融资条件总体趋紧,并将提前结束缩表提上了日程。对全球的影响方面,由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因此无论是美联储的QE操作大量释放美元流动性,还是此后的退出缩表,都对全球产生了明显的外部效应,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明显的冲击。全球美元流动性泛滥,新兴经济体面临本币升值、资本涌入和资产泡沫等方面的压力。而当QE退出,美联储开始加息并缩表回收流动性之后,大量资金开始流出新兴经济体,相关国家货币面临严重的贬值压力。而为应对货币的严重贬值,部分央行被迫大幅加息,这又对国内经济造成了负面冲击,甚至触发危机。如在美联储缩表阶段,土耳其、阿根廷都爆发了货币危机,虽然危机的出现存在各国国内债台高筑、货币超发导致通胀失控等内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美联储不断收紧流动性是诱发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主要外因。

上述多方面的影响制约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从2017年10月开始缩表时的4.5万亿美元以上收缩至2019年8月底的3.8万亿美元,仍远远高于08年金融危机前的不足万亿美元的水平。同时,从2019年三季度开始,美联储再次开始购买国债,重新开启了扩表,虽然美联储表示这仅是支持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技术性措施,并不代表其货币政策立场的任何变化,但我们认为这至少充分反映了经济体的“货币宽松依赖症”。本次疫情过后,美联储将再次面临宽松政策退出的困境,届时如果全球主要经济体债务问题、贫富差距等问题没有解决甚至进一步恶化,且在没有出现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情况下,美联储从宽松政策中退出将再次形成对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冲击。

对各国来说,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增强自身经济的韧性和政策空间,以便有更多的主动性来防范和抵御潜在的外部冲击,考验各国政府的经济调控能力。从这一角度出发,结合美联储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我国并不具备进一步实施大规模货币宽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从必要性来看,本轮疫情最早在我国爆发,随后在全球蔓延,我国在疫情实现有效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领先于海外各国。目前我国疫情发展处于长尾阶段,常态化防控机制能够有效兼顾疫情控制和经济恢复。从近几个月的经济数据来看,2月经济数据形成了疫情冲击下的低点,此后三个月主要经济指标快速修复,工业增加值已经回升至正增长,需求端虽然相对偏弱但也在持续改善,二季度GDP增速有望恢复至正值。可见,经济已经在现有刺激措施的推动下逐步修复,现阶段抑制经济的主要因素依然是全球疫情的发展,疫情后制约经济的主要矛盾将回归到结构性因素,而我国货币政策进一步的宽松无助于解决全球疫情和改善内部结构性问题,只会消耗有限的政策空间,必要性不强,我们需要将政策空间更多的用在提升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上。

从可行性角度来看,多项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令我国效仿美联储的宽松力度会面临高昂的成本和代价,可行性较低。首先,在通胀方面,由于美元对应的是全球的商品购买力,美国能够利用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将发行的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稀释,以此缓解本土通胀的压力。而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依然不高,人民币大量发行后,大部分只能对应国内的商品购买力,此时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就会迅速带来通胀压力,因此我国在评估宽松政策影响时,需要更加重视通胀风险的考量。其次,在经济杠杆率方面,前些年我国货币发行速度长期超过名义经济增长,M2/GDP从2015年开始升到了2以上,而同期美国这一指标的水平只有不到0.7。大量的货币投放和信用扩张推高了房价,并延缓了大量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的退出,阻碍了经济结构的调整,降低了长期经济发展动能。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从2016年开始大力推进“去杠杆”,此后又逐步转向“稳杠杆”,试图为经济减负并控制金融风险,此后几年M2增速明显压降,M2/GDP维持在2左右的水平没有进一步提升,社科院计算的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也基本实现了高位平稳运行。我国稳杠杆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未有效驱动宏观杠杆率的回落,居民部门杠杆率甚至在持续较快速地攀升,未来我国政策上去杠杆的理想路径是在控制债务增长的同时,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来逐步消化杠杆率。今年一季度,疫情的冲击和相应采取的刺激措施令实体经济部门杠杆率大幅攀升,从2019年末的245.4%升至259.3%,创出新高。虽然一季度杠杆率的大幅走高很可能只是阶段性的,但杠杆率走高对应的风险提升依然需要警惕,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为了刺激短期经济增长而进一步推高经济杠杆率,将对长期增长造成较大损害,得不偿失。最后,从宽松政策退出的角度来看,如果我国不加节制用尽货币宽松的空间,不但会在政策退出时面临与美联储同样的困境,对国内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同时在面临美联储货币政策退出时产生外部效应时,也会失去政策回旋和对冲的能力,只能被动跟随美联储的步伐,失去了针对国内实际情况开展货币政策的主动性。

政策借鉴

北京市将清理行政审批中的隐性门槛

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近日表示,今年本市将以更大的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创造力,全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梳理审批相关的隐性问题清单

近几年,本市持续简政放权,大幅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申请材料、办理时限,全面推行行政审批标准化,取消了一批兜底性条款。为什么还有企业群众反映办事难?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坦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行政审批相关的评估、评审、核查、登记等环节存在隐性门槛,出现办不通、办不顺的问题,使改革成果在部分领域“看得见”却“摸不着”。企业群众办事涉及从政策公开到执行的全过程,比如中介市场的服务问题、市区办事标准不统一问题等,都影响办事人的体验感。

近日印发的《北京市提升新服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专门针对这个痛点问题,提出要全面梳理与行政审批相关的各类隐性管理问题清单。首先是各部门自查,全周期、各环节查找问题;其次,或将采取网上征求意见的方式,让市民反映他们迫切希望改善的办事环节。对政策公布不及时、不到位,审批标准不一致、不清晰,办理环节不透明、不规范等现象进行清理规范,分类分批破除影响企业准入和准营隐性壁垒,真正为企业打开方便之门。另外,梳理行政备案事项也将列入今年重点工作,本市会将市级层面设定的行政备案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并向社会公布。

分级分类审批避免“一刀切”

如今,办事的企业群众在一个窗口就能拿到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许可证,而且不同的风险级别适用不同的审批标准。这得益于本市在工程建设项目领域试点推行的分级分类审批模式。

依据项目风险,本市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不同的审批方式。其中,对风险完全可控的项目,推行“非禁免批”;对低风险项目,推行“简化审批”;对一般风险项目,采取“告知承诺审批”;对于风险高的项目,实施“严格审批”。

据透露,像这样的分级分类审批也将在其他政务事项办理上进行推广。现有管理方式往往是一刀切式的,相对缺乏精细化的分类管理理念和手段。这项改革探索倒逼政府审批部门转变管理理念,细化审批标准和方式。本市将探索基于风险的分级分类审批模式,简化低风险事项审批。

电子材料在审批中“流转”起来

数据显示,北京市级“全程网办”事项目前达到了965项,疫情以来,政务事项的网上实办率比去年同期有所提升,群众办事越来越便利。

近年来,北京市一直在推动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本质上就是要减少企业群众的跑动、减少见面、最好是不要见面,疫情期间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不能见面的环境。”市政务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希望达到的状态是:现在不见面能办的事,疫情过后也可以不见面;现在通过在线咨询能解答清楚,将来就不要办事人再来大厅;现在通过视频连线能做的身份或材料确认,将来同样适用。

《行动方案》中提出,北京将推动电子印章、电子签名应用,打破只收取纸质材料的前端业务制度设计,让电子材料在审批办理过程中流转起来。如何确保电子材料的有效“流转”?该负责人举例,比如企业前端递交材料,凭借企业的电子印章或签名即可确认身份,开启“不见面”审批,后端涉及的政府部门也要共享、互认电子印章,这将会是政务服务全流程信息共享和交互服务的过程。

对于那些还是期望有一些交流的办事企业群众,本市将提供可在线咨询、可在线受理、可在线查询、可在线支付、可在线评价等网上办事服务,提升线上政务服务互动体验。市民可获得一对一咨询服务,实现网上即时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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