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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05期
来源: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7-03 10:57:56

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

我国人口中长期趋势分析

国际货币体系酝酿变局

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外发布

三部门发文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实施期限

刘元春:疫情带来五个史诗级变化

连平:加大货币政策支持消费力度

要情文摘

国常会部署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

我国将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县城城镇化急需补短板强弱项

国家脱贫攻坚需要普查作为有效保障

发改委:延长阶段性减免征信服务收费措施

内部报告

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存量改革与投资机会

2020年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

政策借鉴

广西稳企业生产畅通经济循环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

近年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和减税降费双重影响,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压力明显加大。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财政进一步减收增支,地方收支矛盾更为突出。

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凸显

从财政收入看,受疫情冲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1-5月累计,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41674亿元,同比下降10.4%,全年预算目标为下降3.5%;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7110亿元,同比下降3.1%,全年预算目标为增长4.2%;财政收支差额为-1.26万亿元,去年同期为3104亿元。分月来看,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复产复工,二季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当月同比降幅持续收窄,其中3月下降20.77%,4月下降9.12%,5月下降5.56%,随着生产生活秩序恢复,今年后几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可能继续企稳回升。但海外疫情的扩散蔓延导致外需减少,对下半年我国经济恢复造成不利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仍较为明显,叠加继续巩固减税降费政策的效果,税基增长状况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

与收入相比,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具有“刚性”,二季度增速明显高于同期收入,其中3月累计同比下降10.87%,4月下降11.08%,5月下降2.73%。前5个月,全国公共财政支出中,有四项支出实现正增长,即卫生健康、债务付息、节能环保和社会保障与就业,其中,卫生健康增速最大。全力保障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财政支出仍要保持一定强度,特别是地方财政为疫情防控投入大量资金,落实“六保”任务,一些地区因阶段性减免社会保险费需对基金予以必要财政补助等,今年后几个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扩张压力不减。另外,受疫情导致相关活动取消或延后影响,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支出偏缓,但随着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相关支出将会恢复。考虑到后续数月的债务到期规模,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压力也偏大。

二、地方政府基金收入增长前景仍不乐观

今年1-5月,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22442亿元,同比下降3.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1091亿元,同比增长0.9%。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逐月看,二季度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回暖,土地市场景气度恢复,地方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累计同比降幅逐月收窄,2月下降18.7%,3月下降10.7%,4月下降7.6%,5月下降3.1%。但今年后几个月,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增长仍存在一定压力。受疫情影响,春节之后土地和商品房成交都大幅低于往年,预计短期内难以完全修复,尤其是对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影响可能更为长远。去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价换量”的透支式促销、未来竣工节奏的影响、今年专项债对棚改支持的减弱等,也都会对房地产销售、进而对企业拿地意愿形成一定压制。

三、部分地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面临较大压力

今年一季度,除西藏之外,全国其他省份财政收入全部负增长,其中多达21个省份的财政收入降幅超过10%,湖北、海南、新疆、重庆、黑龙江、内蒙古的财政收入降幅更是分别达到了47.6%、31.8%、23.4%、23.23%、21.7%和20.6%。从已公布5月财政收支情况的14个省份(市、自治区)看,前5个月,只有青海和广西的财政收入实现了正增长,其余12个省份(市、自治区)均下滑较为严重。例如,1-5月,北京市财政收入累计同比下降11.2%,支出下降4.8%;吉林收入下降11.0%,支出下降6.6%,财政收入下降幅度均大于财政支出下降幅度。而山西省的情况则更加突出,财政收入下降17.1%,支出增长5.7%。在地方财政普遍困难的同时,“六保”“六稳”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大。“六保”是底线,“六保”中的任何一项,都需要财政的保障。

四、转移支付、专项债、特别国债等财政工具的下达与落实有利于缓解地方收支矛盾

中央以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地方财政运行情况总体稳定。我国实行以转移支付为主的地区间收入再分配机制,中央对地方实行的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统计数据中的地方财政收入特指“本级收入”,但财政支出则包括了中央转移支付的有关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有近四成来自中央转移支付。尤其是中西部省份,中央转移支付在其支出中占比很高,很多都在50%以上。今年一季度,全国共有18个省份的一季度财政自给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低于50%,其中黑龙江、甘肃、青海、西藏不足20%。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0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按照有关要求,总计1万亿元的抗疫特别国债将从6月中旬开始发行,7月底前发行完毕。截至6月24日,财政部已发行三期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共3400亿元。除了加快下达转移支付资金,中央财政还采取了加大对地方财政的资金拨付力度、阶段性提高地方财政资金留用比例、督促地方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地方库款运行监测督导、加快地方债下达力度等措施,确保地方财政运行情况总体稳定。今年前5个月,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同比增长12.8%,为近年来最高,将全力保障地方财政的正常运转。从目前情况看,地方财政运行情况总体稳定,疫情防控经费得到了充足的保障,基层政府的“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没有出现风险问题。财政部已提前下达了2020年部分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22900亿元,目前各地发行使用情况良好。截至6月15日,全国各地已发行新增专项债券21936亿元,发行进度96%,发行规模同比增长128%。各地发行新增专项债券中八成以上投向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和产业园基础设施、民生服务三个领域。                 (执笔:李若愚)

我国人口中长期趋势分析

2028年以前我国人口总量将呈缓慢低速增长态势,到2028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为14.21亿人左右,此后人口规模不断减少,到2050年将降至13.45亿人,较人口峰值减少7600万人。在此期间,人口性别比例虽有所好转,但人口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劳动力供给总量将加速减少,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深,我国将于2023年前后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并将于2050年前后成为超老龄化社会,从而给我国经济增长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带来一定压力。与此同时,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将持续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增长,人力资本优势逐渐显现。人口聚集程度不断提高,流动人口规模逐步减少,城镇化发展仍将保持良好势头,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

人口总量将于2028年前后达峰。虽然我国于2015年放开二孩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016有所回升,但二孩生育堆积效应逐渐消退,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尚未扭转,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由2016年的5.86‰降至2019年的3.34‰,人口总量达14亿人,仅比2018年增加467万人,增量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将进入缓慢低速增长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将进一步放缓,特别是育龄女性数量逐步减少将降低后继出生人口数量,居民更加注重优生优育以及育儿医疗教育成本过高等因素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从而抑制生育行为,而晚婚晚育变得愈发普遍的现象将进一步削弱生育基础。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至2‰左右,较“十三五”时期下降2.2个千分点。到2025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增长至14.18亿人左右,较2020年增加1400万人。到2028年前后,我国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为14.21亿人左右,此后人口规模呈不断下降态势。到2030年,我国人口规模将降至14.2亿人左右。到2040年和2050年,我国人口规模将分别降至13.98亿人和13.45亿人。2050年人口规模较峰值减少7600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人口增长率将下降2.5‰左右。

人口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一是我国男女性别比例失衡的状况持续好转。随着我国对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的深入推进,我国加大对性别比严重偏高地区的整治力度,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好转。与此同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令重男轻女地区的选择性流产现象有所缓解,出生人口性别比得到一定纠正。此外,“重男轻女”、“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逐渐消退,对男孩和女孩一视同仁的现象不断增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人口性别趋于平衡。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性别结构将进一步改善,男性比女性平均多2877.3万人,较“十三五”时期减少296.2万人。到2025年,男性人口总量将达到7.23亿人,女性人口总量将达到6.95亿人,人口性别比降至103.99(女=100),较2020年下降0.41。到2030年和2050年,我国男女性别比将分别降至103.54和102.4,较2020年分别下降0.79和2.01,男性与女性在数量上的差异将进一步减少,2030年和2050年分别缩小至2524万人和1594万人,我国人口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

二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加速减少。我国生育意愿的下降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逐步放缓对人口年龄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我国人口总量虽处于缓慢增长态势,但适龄劳动人口(16-59岁)规模却逐年缩减。2013-2019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已减少231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385.67万人。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仍将延续下滑态势,降幅较“十三五”期间有所加快,同时伴有劳动力趋于老化的现象。到2025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将降至8.62亿人左右,较2020年减少3116.55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2020年的63.6%降至2025年的60.8%,减少2.8个百分点。到2030年和2050年,我国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将分别降至8.35亿人和7.21亿人左右,较2020年分别减少5900万人和17200万人,占全国人口比重分别降至58.7%和53.6%。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导致劳动成本不断上涨,从而加快倒逼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是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随着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以及预期寿命的延长,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截至201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升至18.1%,65岁及以上人口达1.7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升至12.6%。预计到2023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2.84亿人左右,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进一步攀升至20.1%,65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2.05亿人左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将升至14.5%。如果按国际标准对老龄化程度的划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4%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深度老龄化。由此可知,我国将于2023年前后由老龄化社会迈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且伴有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从老龄化社会过渡至深度老龄化社会,德国用了65年,日本用了26年,而我国将用23年左右,届时我国将超越日本成为从老龄化社会过渡到深度老龄化社会最快的国家。到2025年,60岁及以上人口将超过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升至21.2%,“十四五”期间净增老龄人口近4000万人。到2030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规模将达3.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升至23.2%。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的人口规模将升至25%,即我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位老人。到2050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规模将突破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三分之一,我国将成为超老龄化社会。2020-2050年间,我国将净增老龄人口1.4亿人,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凸显,届时人口老龄化将给我国经济增长以及社会保障带来深远影响。

人口素质稳步提升。一是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逐步提高。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持续改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随之延长。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升至76.47岁,较2010年提升了2岁之多,高于72.38岁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也高于75.52岁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与高等收入国家的差距逐渐缩小。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保持提升态势,到202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升至78.32岁,较2020年增加1.11岁。到2030年和205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将分别升至79.33岁和82.48岁,较2020年分别增加2.12岁和5.27岁。

二是人力资本红利不断释放。随着我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我国加大对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基础教育与成人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我国人口的文化素质随之提升。截至2018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6年,较2010年增加了1年之多。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将进一步提升,到2025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升至10.13年,较2020年上升0.54年。到2030年和2050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分别升至10.72年和12.88年,较2020年分别上升1.13年3.29年。虽然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消逝,但人力资本优势将不断显现。

人口分布日趋合理。一是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201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达8.48亿人,城镇化率升至60.6%。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势头虽有所减弱,但仍保持较大的规模。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相比,我国仍属于发展中经济体结构。按照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在突破60%后仍能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城镇化率在到达70%以后才逐渐趋于稳定,因此我国城镇化依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人口聚集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到2025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6.56%左右,“十四五”期间城市化率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人口由中小城市向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中心城市聚集的现象将愈发明显,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群对区域经济的带动作用将不断增强。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67%,标志着我国城镇化进入后期阶段(城市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此后我国城镇化进程将逐渐趋缓,到2050年,我国城镇化率将升至80.33%。

二是流动人口规模逐渐降低。我国流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高峰后便呈逐步下降趋势,截至2019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36亿人。预计“十四五”期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仍将保持下降态势,特别是在严格控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鼓励人口向中小城市流动等相关政策的出台,以及产业结构在区域间的调整、户籍制度的松动、部分劳动人口竞争力的减弱、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攀升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将进一步减少,同时将出现跨省流动人口比例缓慢下降、省内跨市流动比例缓慢上升的现象。到202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将降至2.19亿人,较2020年减少1400万人。到2030年和205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将分别降至2.05亿人和1.48亿人,较2020年分别减少2800万人和8500万人,届时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规模也由2020年的16.6%分别降至2030年的14.5%和2050年的11%左右。   (执笔:邬琼)

国际货币体系酝酿变局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全球大部分国家的政府和央行都摒弃了常规情况下财政和货币纪律的约束,采取了大规模、非常规的纾困与救助措施,以帮助本国居民和企业度过这段艰难时期。美联储更是推出了“无限量化宽松”政策,以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防止危机蔓延。作为灾难与危机救助措施,这些非常规的举措无可厚非,非常必要!但由于许多经济体政府本已债台高筑,国债可持续性本已堪忧,不得不依赖中央银行大规模扩张资产负债表来支持,直接或间接地形成财政赤字货币化的事实。例如,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2020年3-5月的3个月时间里就从4.2万亿美元扩大到7.1万亿美元,增幅达2.9万亿美元,超过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英国2019年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8万亿美元)。

从美国目前的疫情、经济与金融形势来看,此轮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远远没有结束,很可能在明年底之前就超过9万亿美元,为2008年金融海啸前的10倍。显然,美国政府和央行正在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来帮助其度过当前的困境。作为国际投资者和更广泛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得不严肃思考美联储这一举措的深远影响和历史意义。

国际货币体系的现有格局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完全依赖于中央银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它以美元为主,欧元为辅,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等货币为配角。2019年,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占比逾60%,其次是欧元(20%)、日元(6%)、英镑(4%)和人民币(2%)。作为国际清算货币,美元所占比重超过40%,欧元超过30%,英镑(6%)、日元(4%)、人民币(2%)等其他所有货币加总仅占四分之一的比重。

这一体系的雏形源自1945年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到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进入纯粹基于各国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之后又经历了多次危机与变革,包括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日元的崛起、欧元的诞生、英镑的衰落、人民币国际化等等。直至今日,美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柱地位依然坚如磐石。这表明,尽管过去50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担忧不绝于耳,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显然是一个难以撼动的稳定均衡格局。

回顾世界货币的演变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一国的经济实力息息相关。以美元为例,1894年,美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经济体量就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之和。鉴于美国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1945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时,选择以美元为核心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由于“特里芬难题”及美国经济在1960年代所面临的困境,美联储也难以摆脱“超发”的魔咒,令美元从战后初期的“美元荒”迅速转变成“美元灾”,最终迫使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夏天将美元与黄金脱钩,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以后,全世界进入了一个完全基于央行信用的信用货币体系。美元供应更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1971~2019年底,美国的广义货币(M3)供应量增长了26倍,而同期美国的实际GDP只增长了3倍。显然,高速的货币成长,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成长的需要,更多转化为价格上涨(包括消费物价和资产价格)。这是为什么过去50年来对美元地位的担忧此起彼伏,也是此轮美联储“无限量宽”政策重燃这一担忧的原因。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过去50年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虽然今天它仍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已经从1960年的40%下降到目前的24%,而且经济基本面相当脆弱,经济和社会都面临严重的结构失衡。巨额的“双赤字”(即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赤字)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社保基金入不敷出,其庞大的隐性债务也不容忽视;愈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加剧了民粹主义,而种族歧视、毒品泛滥及阶层固化等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的脆弱性。长期来看,如若没有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很可能早已陷入深度的债务危机、货币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了。

当然,从当前形势看,似乎难以想象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会遭遇重大挑战,暂时也找不到令人信服的替代品,因此美联储似乎可以尽情享受美元的“铸币税”,无限扩表,应对任何危机。然而美联储的“无限量宽”也有极限。一旦高通胀回归,就会立即给“无限量宽”政策画上句号,并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即便不出现高通胀,市场也有可能通过“用脚投票”给“无限量宽”划一个界限,甚至迫使量宽政策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事实上,国际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例如,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美国长期国债;尽管外国私营部门的投资者还在净买入,但二者加总,外国投资者过去5年已累计净卖出5000多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而今年3月份开始的“无限量宽”很可能会加剧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担忧,进一步削弱美元的信用,使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支柱地位出现进一步的松动。

谁是美元的替代品

经过50多年的发展演变,全球经济已与20世纪70年代初大不相同。与之相应,国际货币体系有可能出现了新的均衡点,甚至有多个新均衡点,其中有些均衡点很可能比当前的均衡点更有效率。如果在新均衡点中,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明显下降,那么谁有可能填补美元的地位呢?

一种潜在均衡是,黄金、比特币或其他具有总量限制的商品或资产取代包括美元在内的现有的主权信用货币。这种可能性在今天看来微乎其微,因为黄金和比特币的供应量是有限的,很难承担全球流通货币的职能,很容易造成全球通货紧缩,这在对“金本位”的研究中已被论证得很透彻。因此,黄金和比特币未来更有可能作为一种保值资产(而不是货币)而存在,不可能成为未来货币体系的主角。也许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技术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更多可能性和选择,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只是今天尚不得而知。

另一种潜在均衡是,类似于Libra(天秤币)的超主权货币(或稳定币)替代美元成为全球支柱货币。理论上讲,由Facebook主导打造的数字货币Libra 1.0版(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在应用过程中有可能,也有潜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逐步演化成为取代美元的国际支柱货币,但由于其与主权货币的竞争关系、数据安全和监管困难等一系列问题,遭到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压制,未能推行。之后推出的Libra 2.0版已经退化成依附于单一主权货币的支付工具,已无可能取代或颠覆法定货币。其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在50年前就发明了类似的超主权货币:特别提款权(SDR)。但由于对美元地位的潜在威胁,其额度发行一直遇到各种阻碍,自发明到现在的50年间,发行总额度不足3000亿美元,与美联储过去3个月扩表2.9万亿美元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可见,类似于SDR这样的超主权货币虽然很可能优于美元,但在实践应用与推广中面临重重困难。

第三种潜在均衡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同货币,在体系中的相对重要性出现较大变化,美元一家独大的局面消失,形成多支柱、多元化、更平衡的新格局。例如,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从196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16%,以中国在全球排名第二的经济体量、排名第一的贸易总量,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潜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实现这个演变并不容易。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多年,市场形成了习惯和共识,在此之上也建立了很多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很难另起炉灶。因此,若要从当前的均衡过渡到新均衡,只有出现很大的外部冲击时才有可能改变。

当前新冠疫情所形成的全球危机,是一个很大的外部冲击,很可能要历时多年,最终导致全球经济格局、各国财政负担及央行资产负债表出现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稳健成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对外开放愈益深化,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届时,完全存在一种可能,即市场将主动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令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人民币国际化的未来

从当前形势看,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基本面最健康的经济体之一,明显优于欧美日及大部分其他经济体。中国连续25年保持经常账户顺差,对外收支总体平衡;财政状况也比较稳健,政府债务负担(包括地方政府)过去10年虽然有大幅度上升,但整体公共负债率仍然低于80%的国际警戒线,而且政府有巨大的国有资产做后盾(总额相当于GDP的100%);由于中国储蓄率在全球位居前茅,相对而言,民众在面临当前的经济困难时更容易渡过难关;国家外汇储备更是稳居全球第一,规模逾3万亿美元,有足够的实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此外,得益于“降杠杆、防风险”的前瞻性调控举措,中国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都保持了比较大的克制和纪律性,因此在应对此轮全球危机时的政策空间更大。这些优势都有助于中国经济在今后数年平稳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看到人民币国际化潜力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进程中存在的风险、挑战和障碍。具体来说,宏观经济大幅度波动、国内金融体系遭受冲击、货币超发与资产价格泡沫、“中等收入陷阱”、“中美脱钩”与“逆全球化”、地缘政治风险等,都有可能削弱全球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信心。因此,我们要平衡好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以免杠杆率快速反弹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再次积聚。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这场全球性危机,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稳发展,危机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大概率会获得市场的更大认可。

当然,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性的提升只是从中长期来讲的一个可能性,不是必然的。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决定、水到渠成。美元能否维持地位,取决于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恢复经济的能力,以及中长期能否保持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全面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同样,人民币地位能否长期稳固地提升,取决于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能否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能否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能否维护并改善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法制环境及软实力的信心。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快一些技术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向纵深发展铺平道路。例如,实现人民币在资本账户项下的完全可兑换、加速扩展人民币国际清算体系(CIPS,即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等,都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在一个非线性系统中,从一个均衡过渡到另一个均衡的过程往往不是平滑的,而是剧烈的“跃迁”或“突变”;用公众易懂的词语来解释,就是有可能发生“危机”或“灾难”。在人类历史上,无数次货币体系、货币制度的变迁都是痛苦而突然的,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稳定也可能造成威胁。虽然“跃迁”的时点、路径、形式、结果都难以预测,但我们对此必须深谋远虑,本着“合作共赢”的思路和理念,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作者:海通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孙明春)

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外发布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于2020年6月23日发布第32号令和第33号令,分别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自2020年7月23日起施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同时废止。

本次修订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其中全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40条减至33条,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37条减至30条。主要变化:一是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进程。金融领域,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基础设施领域,取消50万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二是放宽制造业、农业准入。制造业领域,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和核燃料生产的规定。农业领域,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34%。三是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开放试点。在全国开放措施基础上,自贸试验区继续先行先试。医药领域,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中药饮片的规定。教育领域,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将会同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要求,落实好2020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之外给予内外资企业平等待遇,同时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在扩大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

三部门发文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费政策实施期限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期限等问题的通知》,明确延长阶段性减免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单位缴费政策实施期限。

《通知》明确,各省份免征中小微企业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12月底;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不含机关事业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减半征收的政策,延长执行到2020年6月底。湖北省对大型企业等其他参保单位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免征的政策,继续执行到2020年6月底。受疫情影响生产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的企业,可继续缓缴社会保险费至2020年12月底,缓缴期间免收滞纳金。

《通知》提出,各省2020年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下限可继续执行2019年个人缴费基数下限标准,个人缴费基数上限按规定正常调整。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单位方式参加三项社会保险的,继续参照企业办法享受单位缴费减免和缓缴政策。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体工商户和各类灵活就业人员,2020年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确有困难的,可自愿暂缓缴费。

《通知》要求,各省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严格按照规定的减免范围、减免时限和划型标准执行,抓紧组织实施,确保各项措施准确落实到位。各省级政府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待遇按时足额支付。

刘元春:疫情带来五个史诗级变化

从今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展现了其超级黑天鹅的这种属性。它一方面带来了自有史以来经济全球化、交往现代化第一次全球性的公共危机,同时也带来了深度的经济下滑和社会冲击。那么目前大家会看到,在疫情本身已经出现了以东亚为主体的第一波疫情,以及以欧美为主体的第二波疫情同时还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拉美、南亚、非洲为主体的第三波疫情,导致全世界整个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万,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4万这样一个惨烈的公共卫生危机。

那么这种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各种举措,直接带来世界经济出现深度下滑,出现几大史诗级的这种变化:

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各大板块出现深度回落,回落的深度已经大大超过1971年和2001年下降的幅度,仅次于1929-1933年大危机的水平。那么这种下降幅度不仅体现在第一波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更重要体现在第二波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的这种下滑。所以说我们会看到美国第一季度GDP已经出现了-5.8%这样一个负增长,二季度估计会达到-30%这样一个深度下滑。那么当然我们还会看到第三轮的这样的冲击,对于我们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这种冲击,可能带来的这种经济层面下滑会更加惨烈。这个创造了近几十年的新低,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史诗级的变化。

第二个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在欧美经济下滑之前所产生的发达金融市场的这种深度下滑。那么这种深度下滑不仅体现在4次股市的熔断,体现在各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度的下滑,体现在各个国家金融不稳定指数、风险指数的全面上扬,体现在高收益债的直线上扬,更体现在主要经济体的流动性出现枯竭,金融出现大幅度的重挫,那么这些重挫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使人们看到了由于全球恐慌所引发的这种金融的脆弱性和震荡。

第三个史诗级变化,就是我们会看到由于金融和预期的这种变化,以及我们地缘政治和有效需求的一些变化,直接导致能源价格出现前所未有的下挫。最为典型的WTI原油在5月份的期货交割价格出现-37美元的这一个负价格,这也创造了历史记录,使整个石油出现了深度的这种回落。

第四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会看到,随着疫情的这种冲击,随着各个国家采取社交隔离,采取停工停产、停学、停试等等一系列的举措,直接导致全球的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受到剧烈的这种冲击。那么逆全球化在加速,导致各个国家重新思考经济安全的问题,重新要求一些有关国计民生和经济安全。要产业回归本国,要构建风险可控的新的供应链和产业链。那么当然这里面也导致大量的民粹主义、孤立主义、社会运动全面泛滥,引发大家对于经济安全的思考。

第五个史诗级的变化,很重要的一个是在面临我们经济下挫,金融动荡,产业链重构,大宗商品大幅下挫这样的四大史诗级的变化时,各个国家采取了天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及前所未有的疫情救助政策。所以大家会看到美国不仅仅采取了零利率政策,同时采取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同时出台了接近3万亿美金的财政救助计划。这些政策引起各个国家纷纷出台相应的一揽子救助政策。那么全球累计财政刺激已经超过8万亿美金,达到全球GDP的9%左右的这样一个天量水平。

那么这些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当前世界经济未来的这种变化趋势。因此我们在下一步要关注几个重点:

第一个,随着疫情的这种蔓延,特别是在疫情没有出现拐点之前,全球经济的底部还没有显现。按照我们的预测,全球经济的底部很有可能从前期所预测的二季度要延迟到三季度甚至到四季度。因此对于各个国家经济的这种冲击还没有完全到高点。如何应对三季度四季度全球经济深度下滑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是各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把控的一个关键点。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会看到随着全球疫情的这种不确定性,以及全球经济的新深度下挫,各国的金融市场,全球的金融市场还会出现一系列的大动荡。那么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金融各类参数,在天量救助政策的作用下出现了快速的回调,回调速度已经接近2月份的正常水平。那么这个正常水平我们就会看到与美国经济深度回落,美国社会全面骚乱以及美国的这种孤立政策,保护主义政策进一步的上扬,出现了完全背离。那么这种背离越大,就意味着下一步的调整越深。所以说大家会看到本周星期一所出现的美国市场的这一个小幅震荡,已经预示着未来的大幅震荡将会是一种常态现象。

虽然美联储宣称还有一系列的救市政策,但这种金融泡沫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进一步的这种脱节,必定是不可延续的,那么必定会产生再调整,那么这个再调整就会导致全球金融资本出现一个再构,特别是对于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会带来深度的脆弱性。比如说在第一轮震荡中间,我们就会看到阿根廷出现金融危机,那么下一步哪几个经济体还会出现深度的这种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就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第三个我们会看到,随着这种金融震荡增长的进一步下挫,那么各种社会冲突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利益分配所产生的冲突会导致我们的民粹主义,社会的分裂、国际的冲突上升到新层面。那么产生的风险又会对我们的金融和经济产生一系列的反作用。这上面是我们要高度关注的。因为目前世界治理正处于一个真空状态,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地向区域化、多元化迈进,大国之间的这种极端博弈已经全面上演。因此政治风险、社会冲突风险会引发金融风险和经济风险,成为我们下一个阶段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的。

第四个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是随着疫情的蔓延,经济的恶化,金融的动荡,很多经济体在3月份中下旬所出台的第一轮一揽子方案,就显得不足。举个例子,集中体现在美国前四轮的救助政策可能不足以覆盖就业主体,不足以覆盖破产的企业,也不足以稳定金融市场,那么他必定要启动第五轮的救助新政,第五轮的这种救助新政,在债务的约束,在金融的可持续性,以及在国际政策上的这种可协调性上面,可能依然具有巨大的疑问,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把这四方面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2020年世界经济进一步深度下滑,各个主要的研究机构会进一步下调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风险和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会进一步上扬,引发我们在很多领域里面出现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因此在2020年各个国家的政策必须要强化底线思维,各个国家政府必须要在这种疯狂的多元化体系里面,要寻找到可以进行合作的契机,要寻找到新的合作途径,新的寻找经济缓和的平台。

我们当然也会看到2020年下半年世界经济深度下滑过程中间,也会出现大幅度的分化。这个分化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很可能会成为大国经济最为耀眼的经济增长体,成为未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唯一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我们也寄希望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事件、宏观经济政策的合作能够在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缓和的基础上展现出新的形态。

连平:加大货币政策支持消费力度

2020年,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全球经济衰退已成定局,主要经济体开启了新一轮似乎是难见底线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为有效应对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更加重视经济增长和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强化了逆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以更大的力度对冲疫情的影响。货币政策操作形成“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通过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2019年至2020年5月,人民银行共实施了8次总量和结构性降准,共释放长期可用资金4.45万亿,三次增加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尤其是3月底增加1万亿再贷款和再贴现额度,其规模前所未有。受此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年初以来,社融、信贷、货币总量和货币乘数都加快了增长步伐。社融由2020年3月的11.5%上升至5月的12.5%,信贷余额同比增长13.3%,较2月份提高1.1个百分点,同比四个月连续上升;广义货币M2增速连续三个月站上两位数,结束了之前长达35个月的个位数增长;狭义货币M1由年初的不到1%升至5月的6.8%,表明企业的经营活动趋向活跃;货币乘数由2019年12月的6.1%上升为2020年5月的6.8%,创四年来的新高。截至目前的各项金融数据变化表明,相关货币政策工具的逆周期调节使得流动性状况有了明显改善,金融正在逐步满足实体经济的紧迫需求。

在货币政策基调的引导下,2020年以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持续下降。尽管近期有所回升,年初以来不同期限的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收益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MLF利率下调两次,降幅为30个BP,牵动LPR同步下降,下调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25个BP,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37个BP。这些举措有效地推动和引导了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下行。3月底人民币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比去年高点下降了0.6个百分点,降幅超过了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和LPR的降幅,预计6月底会进一步下降。

通过总量、结构和价格三管齐下,货币政策逆周期操作初步达成了阶段性的政策目标,为宏观经济走向复苏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主要从供给侧增强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从1-5月份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尽管投资、工业、房地产、消费仍运行在负值区间,但负值幅度已持续大幅收窄,有的数据5月份已为正值,内需复苏持续推进。按照目前的运行走势,6月底GDP增速可能在零上下水平,不排除增长为正的可能性。

在复苏走势持续的同时,内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应当引起关注。目前,各类高频数据回升较快,但总量水平并不完全同步,即后者落后于前者。数据表明,近期供需缺口在经济持续复苏过程中反而扩大了。年初以来核心CPI持续走低,而PPI则保持负增长状态。当下情形似乎预示着6月经济尽管会延续复苏之势,但回升的力度可能会因为需求不足而有所减弱。

二季度以来,尽管出口数据表现超出市场预期,但世界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似乎并没有真正的显现出来。有权威机构的预测,欧盟经济和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二季度经济增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负增长,尤其是美国有可能出现罕见的超过40%的负增长。美国市场仍是我国出口的最大市场之一,美国经济剧烈衰退必将给我国出口带来很大压力。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衰退也将减少从中国进口的需求。据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可能负增长3%,从而进一步导致国际贸易萎缩。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贸易实际增长率将为-13.4%。尽管在疫情全球蔓延之下,各国对我国口罩等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会持续较大,但毕竟其货品种类有限,货值不高,是不能与大宗商品和耐用消费品等相比对的,不可能对整个出口带来根本性影响。因此,未来一个阶段,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不可掉以轻心。

鉴于内外需可能出现的变化,货币政策应增强其应对的前瞻性和针对性。2020年内货币政策应继续保持逆周期调节方向,维护好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局面,推动市场融资利率继续有序下降,加快各类面向中小微企业政策落地的步伐。考虑到货币政策工具实施效应有二至三个季度的滞后,去年底以来的降准降息和再贷款再贴现等政策目前正在释放其效应的途中,社融、信贷、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增速都仍有继续加快的趋势,当前进一步出台逆向调节措施需要考量已经实施的政策举措效应的释放因素。如果下一阶段外需继续恶化,而内需动力明显不足,则可以进一步推进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考虑到我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而且可能多变,留有一定的政策空间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前面临的内需不足主要体现在消费领域。消费累计同比仅从2月份的-20.5%升至5月份的-13.5%,复苏力度相对较弱。由于境内疫情并没有绝迹且存在反复和输入的可能性,常态化防控举措将持续存在。时至今日,消费领域中仍有不少限制政策,包括观影、聚餐、旅行、大型集会等等,从而必将影响消费复苏步伐。此时,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心可以从注重供给侧的救助行为适度转向注重需求侧的刺激行为。

建议运用结构性降准和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首次置业、购车、住房装修、购买大件商品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降低成本、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发展新型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尤其是推动金融机构加强绿色消费信贷支持,对居民购买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智能家居、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产品提供分期付款和利率优惠;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以公司信贷支持企业生产绿色消费品,并在LPR利率定价方面给予优惠。

要情文摘

国常会部署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为市场主体减负松绑、增添活力;决定改革完善乡村医生和兽医职业资格制度,为高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提供便利。

【问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要把保市场主体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以保就业、保基本民生。在加大力度支持企业纾困的同时,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挖掘优化营商环境潜力,更大激发市场活力。会议确定,要进一步优化企业开办服务,年底前各省份全部开通“一网通办”平台,实现全部手续线上“一表填报”,办齐的材料线下“一个窗口”一次领取。在加强监管、保障安全前提下,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应用,作为企业在网上办理企业登记、公章刻制、涉税服务、社保登记、银行开户等业务的合法有效身份证明和电子签名手段。推动企业开办时间从去年推开的5个工作日以内压缩至4个工作日以内或更少。这既是一项制度安排,也是防疫条件下的便企措施,有利于增企业、稳就业。会议指出,今年大学生就业任务十分繁重。要按照保重点群体就业的要求,用改革的办法破除执业障碍、拓宽就业渠道。针对农村对充实乡村医生新生力量的巨大需求,以及现代畜牧业和动物疫病防控对兽医人才的需要,

【对策】在已实施大幅压减行政事业性收费和自然垄断行业服务收费的基础上,进一步清理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坚决做到“五个严禁”:严禁依托政府部门或利用行业影响力强制企业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

会议决定,一是借鉴一些省份的现行做法,在湖南、广东、贵州等16个省份推动改革完善乡村医生职业资格制度,允许临床医学等相关专业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并有临床实践的应届毕业生,包括尚在择业期内的未就业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缩短求职时间,减少就业成本。二是在已出台的年底前对执业兽医资格实行“先上岗、再考证”的基础上,通过推动修法改革执业兽医资格考试方式,允许兽医相关专业高校学生在校期间报考、考试合格的毕业时即取得执业资格。同时,取消执业兽医注册和乡村兽医登记许可,使取得执业兽医资格的人员备案即可执业,具有兽医相关专业中等以上学历的人员备案即可担任乡村兽医。要做好对新入职乡村医生和兽医的岗前培训,加强执业监管,落实好补助等激励政策。会议强调,各部门要在扩就业上多想办法,对各类职业资格等就业门槛,要通过改革删繁就简,同时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我国将通过扩大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稳外贸工作座谈会,要求抓紧抓实抓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研究出台稳外贸稳外资的新措施。

【问题】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对稳定经济运行和就业大局至关重要。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各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有序推动复工复产,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近几个月外贸有所回稳。当前疫情仍在全球流行,世界经济严重衰退,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下一步外贸环境依然严峻复杂,对此必须有充分估计和准备。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聚力“六稳”“六保”,坚定发展信心,积极应对困难挑战,着力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创新外贸方式,推动外贸促稳提质,为保就业稳经济提供支撑。

【对策】要按照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要求,抓紧抓实抓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助企纾困政策,在积极扩大内需的同时,研究出台稳外贸稳外资的新措施,尤其要加大支持力度保住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并助力大型骨干外贸企业破解难题,更好支撑就业稳定。完善出口退税方式,加快退税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强信贷、信保、担保等融资支持,纾解外贸企业流动性困难。继续挖掘通关便利化改革潜力,优化对外贸企业服务。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稳外贸稳外资工作,加强与相关国家沟通协调,畅通国际货运通道,开辟更多方便商务人员往来的“快捷通道”。鼓励外贸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加快发展跨境电商、网上交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鼓励引导多元投入建设海外仓,加大对带动中小企业出口的外贸服务平台的支持,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及时完善稳外贸稳外资相关措施。要坚定不移推出更多扩大开放的举措,推动多领域多层次国际合作,在不断深化制造业开放的同时,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高端服务业开放,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鼓励和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让中国成为更多外商投资兴业的热土。增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在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上下更大功夫。

县城城镇化急需补短板强弱项

6月2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视频会议,布置5月底印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通知》落实工作。

政策背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抓紧补上疫情暴露出的县城城镇化短板弱项,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促进公共服务设施提标扩面、环境卫生设施提级扩能、市政公用设施提挡升级、产业培育设施提质增效,适应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市场纵深,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政策内容:一是明确目标区域。各地区要统筹配置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工作的公共资源,重点投向县城(县政府驻地镇或街道及其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委会所辖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并在布局建设各类公共设施时,注重做好与邻近地级市城区同类设施的衔接配套。二是明晰建设领域。各地区要瞄准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需要政府支持引导的公共领域,聚力推进17项建设任务。三是界定项目范畴。各地区要坚持“缺什么补什么”,立足本地实际和发展急需,参照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项目范畴,因地制宜研究确定本地项目范畴。四是加强项目谋划。各地区要综合考虑资金保障情况、财务平衡及收益状况,分阶段、有步骤地滚动谋划设计不同性质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成熟一批、实施一批。五是严把项目标准。各地区要坚持“项目跟着规划走”,综合考虑县城地域特征、人口规模和发展潜力等因素,依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国土空间规划,合理确定项目区位布局和规模体量。坚持合规开展项目建设,严格执行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有关部门印发的规范性文件。

政策点评:县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国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空间、城镇体系的重要一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县城建设日新月异,但发育成长总体滞后,不少县城的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环境卫生设施缺口较大,市政公用设施承载能力有限,产业培育设施十分薄弱,对扩大内需的支撑作用不强,对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承载能力较弱。推进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有利于促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既利当前、又利长远。

政策建议:要扎实有序做好组织实施工作。各地区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抓紧制定本省份落实方案。加强对120个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示范地区的指导,抓紧制定示范方案,因地制宜、一县一方案。加快开展项目前期工作,争取尽快开工建设。切实做好风险防范,切忌一哄而上、脱离实际、盲目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支持示范地区建设示范性项目,以现场会等方式持续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并从中选择若干直接联系点,及时跟踪建设进展情况。

国家脱贫攻坚需要普查作为有效保障

6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7号),提出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部署,经国务院同意,定于2020年至2021年年初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

政策背景:脱贫攻坚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标志性工程和底线任务。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是对脱贫攻坚成效的一次全面检验。普查重点围绕脱贫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全面了解贫困人口脱贫实现情况,为分析判断脱贫攻坚成效、总结发布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真实准确的统计信息,为党中央适时宣布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数据支撑,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主要内容:普查范围是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享受片区政策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7个市县,以及在中西部22个省(区、市)抽取的部分其他县。普查对象为普查范围内的全部行政村(包括有建档立卡户的居委会、社区)和全部建档立卡户。普查内容包括建档立卡户基本情况、“两不愁三保障”实现情况、主要收入来源、获得帮扶和参与脱贫攻坚项目情况,以及县和行政村基本公共服务情况等。普查标准时点为2020年12月31日。

政策保障:为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成立了国家脱贫攻坚普查领导小组,负责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组织和实施,协调解决普查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统计局,具体负责普查的组织和实施。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通力协作、密切配合。中西部22个省(区、市)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及时解决普查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地方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做好普查工作。地方普查机构根据工作需要,选调符合条件的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要保证选调人员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及其他待遇不变,稳定普查工作队伍,确保普查工作顺利进行。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所需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按规定予以保障,列入相应年度政府预算,按时拨付、确保到位。

工作要求:一是提高思想认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普查的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分工协作,分级负责,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扎实做好普查各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二是坚持依法普查。普查工作应当严格遵守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和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方案。三是确保数据质量。充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直接采集上报源头数据,严格普查全流程数据质量管理,加强对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的管理和培训,建立数据质量保障和管理机制。加大统计执法和违纪违法行为惩戒力度,坚决杜绝人为干扰普查工作的现象。四是做好宣传引导。各级普查机构要会同宣传部门认真做好普查宣传的策划和组织工作,提高普查透明度和公信力。

政策点评: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为解决贫困问题而开展的大型专项普查,因此需要加快组建市县级普查机构,落实好工作经费,选优配强普查人员队伍;扎实开展综合试点,对普查方案进行全面测试;加强普查人员培训,确保参加普查的人员都达到规定要求;优化普查指标设计和数据处理方法;强化普查工作质量管理,完善质量控制办法和监督问责机制,确保普查结果真实可靠,为总结发布脱贫攻坚成果提供真实准确的统计信息。

发改委:延长阶段性减免征信服务收费措施

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政府工作报告》精神,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助力企业共渡难关,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延长阶段性减免部分征信服务收费的通知》。

《通知》明确有关征信服务收费减免政策延长至年底。即,继续免收企业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变更登记、异议登记费;免收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营银行、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等10类金融机构征信查询服务费,包括查询企业信用报告和个人信用报告服务费。预计全年可减轻企业负担8.9亿元。

内部报告

经济分化背景下的存量改革与投资机会

第一部分是疫情加速了全球经济衰退的步伐。这次疫情从1月末突然暴发,到现在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的时间。截至目前,可以说中国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整个东亚(控制的)也还可以,但是欧美地区就呈现急速蔓延的趋势。虽然到现在为止,欧洲的疫情基本上得到控制,美国的R0(传播系数)也降到0.9,但美国的疫情仍然处在平台期,还没有显著的下行。此外,像拉美、印度等地又相继暴发,这些地区目前基本处在失控的状态。所以以此来判断的话,这次疫情的持续时间要比大家预测的要长,尤其像拉美、非洲、印度这些情势失控且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疫情继续蔓延的趋势还会延续下去。

实际上,即使没有疫情,全球贸易也处在一个下行的趋势当中,其增速要低于GDP的增速。而疫情的到来则使得全球经济停摆,加剧了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通过数据来看,我们5月份的外贸出口出现了负增长,向德国的出口贸易额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

应对疫情,我们采取的手段还是有限的。欧洲、美国、日本,都是通过降低利率水平或者采取无限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而现在的利率已经处在历史低位了,像欧盟、日本的利率本身就是负的,美国利率经过两次的调整之后,现在也是零利率。目前稳经济所采取的大规模放水措施,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比如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率估计会达到15%以上,二战后最高。

虽然降息、无限量的释放流动性,这些措施的效果对于股市是有利的,但我认为,其对整个经济的复苏所起的作用仍非常有限。二战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地扩大,现在已经处在一个极度分化的趋势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最近美国由黑人反歧视运动引发的全国各地的游行示威,甚至“打砸抢”事件,背后的原因还是经济的分化、贫富差距的分化、居民财富收入的分化。比如1%的人拥有50%的财富,这种社会必然导致不平衡。

我们看到历史上每一次美国的暴乱都与低利率相关,每当利率不断下行或者处在历史低位的时候,就发生了暴动。为什么呢?因为经济下行触发了利率的下调和失业率的上升,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的反感情绪。所以全球经济原本的衰退曲线是比较平缓的,而疫情的到来改变了衰退曲线的斜率,政府采取各种政策的目的是让陡峭的斜率再平缓一些,但是政策没有办法阻止全球经济衰退的趋势。

那么全球经济从二战以来已经经历了75年的迅猛发展,每个阶段都拥有一个领跑者,起初是美国,后来是日本,现在则是中国。但是中国经济现在的增速也在放缓,那么下一个领跑者是谁呢?有人寄希望于印度来领跑,但是印度的经济体量只有中国的1/5,其经济增速比现在的中国还要缓慢。因此在当下全球经济没有“热点”(领跑者),且全球的结构性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经济衰退恐怕还是难以避免。所以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可能会步入一个低增长、高震荡的阶段,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地缘政治的冲突等等可能成为将来的一个常态。同时,中国也面临着逆全球化、去中国化的压力。

第二部分我想讲的是,中国越来越明显的存量经济特征。我们看这张图体现出我们的经济增速目标在过去10年中的每一年都在下调,2020年我们没有提及GDP增长目标,这是由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但是拉长时间轴来看,为什么过去十年的GDP目标在不断下调呢?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力量越来越大,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也显现出来了。所以增量的部分对存量的影响越来越小,这也就是我所讲的,中国的存量经济特征越来越明显。

存量经济与增量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存量经济的特征是“此消彼长”,而增量经济的特征是各行业欣欣向荣、大小企业都有盈利空间。

存量经济更多体现在结构性分化方面,这种分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个分化是人口和区域经济的分化。当中国经济步入到减速阶段的时候,对应的就是人口的老龄化。经济增速的下滑也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体现为一种数学现象,即分母越来越大的时候,分子对分母的影响自然在变小,这是为什么增速会放缓;其二则源自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率在不断的上升,当经济减速之后,并不是中国所有的地方都有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而是会出现地域分化与不均衡。所以总体来看,人口是往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2019年的显著特点是浙江的人口净流入量超过广东,成为整个中国人口净流入最多的省份,浙江的经济体量在全国的排名大概是第五位左右。广东是第一位,其人口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

为什么浙江的人口流量那么大呢?显然它的经济的亮点更多,投资机会更多,新兴产业发展更快。我们看到杭州的人口也超过了深圳,这体现的趋势就是人口正在往浙江和长江三角洲一带流动。同时,深圳排名第二,说明第二个人口流入大方向是往珠江三角洲流动。

那么哪些地方的人口在流出呢?总体来讲是“三北”,东北、西北、华北。所以经济的此消彼长是非常明显的,将来经济的发展的重心也会随着存量经济下的分化越来越明显,与此相关的是我们的城镇化率的上升的速度也在下降。过去城镇化的进程每年大概要增加1.4个百分点,现在则已经降到了1个百分点,在今后几年可能还会继续降低。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在逐步的减少,由于人口的老龄化,流动人口数量也在减少,从2012年到现在八年时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净减少了2800多万。所以我们不要给予城镇化过高的期望,与此相对应的是要关注“大城市化”,更多的人口往大城市流动,往省会城市、经济发达的这些热门城市流动。所以中国城镇化率增长幅度放缓,但是大城市化的进程方兴未艾,这也与我们的人口分化和区域分化是相关的。

第二个分化是我国居民收入的分化。这一方面是要引起我们大家重视的,因为这种分化对于我们的消费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的经济结构调整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整体来看,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处于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是个好现象。 但另一方面,高收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

举个例子,从2016年到2019年,中国高收入组的收入增长是29%,而中等收入组的收入增长只有19%,差距进一步扩大。这表现在我们的消费领域就是,奢侈品的消费非常火爆,但是我们整个社会零售品的消费增速却在逐年下降。放眼长期则会带来经济动能的下降。因为中国经济也步入到消费主导的阶段,消费的主体是中等收入的人群。如果说人们的收入增速放缓的话,消费也会受到相应的负面影响。

比如整个汽车行业的销量是在下降的,但是豪华车的销量却保持正增长。我们疫情期间,欧美奢侈品消费总额降低了20-30%,而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额上升了30-50%,这也就表明了收入分化导致我们的消费领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扭曲。

第三个分化,我认为是好的分化,就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分化。新兴产业发展非常迅猛,传统产业增速放缓。增速最大的还是信息传输和软件,增长了18.4%。

反观我们的房地产行业去年增长了3%,包括像建筑业等等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位的增长区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结构性的问题,比如传统产业增速的下降,会带来传统产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压力,虽然新兴产业也可以解决就业,但是两个群体的人数相比是不对称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GDP上升一个百分点,我们的就业可以增加200多万;但如果GDP下行1个百分点,我们的失业会增加300多万,因为失业的是传统产业,新增的就业往往来自新兴产业,所以产业分化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第四个分化是企业的分化,产业往头部集中,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的提升。

比如大家多数所熟知的家电行业,三大巨头的市场份额在明显上升,格力、美的、海尔。房地产领域也是如此,头部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这对提高企业的效率是有好处的,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压力提高了,而中小微企业对于就业的带动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总体来讲,分化是存量经济下的一个特征,分化导致了优胜劣汰,也提升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对我们就业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实际上,西方社会的分化早就发生且体现在了资本市场上。

我统计了过去11年当中,也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之后,中美股市的表现差异。美股以纳斯达克为例,截至目前达斯达克已经有4000多家上市公司退市了,现在剩下的是2800家上市公司,这2800家上市公司在过去11年当中的涨幅的中位数只有33%,非常之低。但涨幅最大的前10%的股票也就280家上市公司,它的平均涨幅达到了19.6倍,接近20倍。而这些股票所占的市值要占到整个纳斯达克的总市值的50%。

这就是典型的28现象,中国的未来股市也是这样,涨的股票是少数,但是它们市值大、权重大,对指数的带动作用会非常明显。未来股指上涨是必然的,但是并不等于所有的股票都会涨,可能绝大部分股票都涨不了,甚至还会下跌。

第三部分要讲的就是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前面提到了存量经济下的分化有弊有利,从应对方法来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我们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

而在投资方面,我们怎么来配置资产?首先我还是看好黄金这个避险工具。在过去50年间,黄金的涨幅是领先于其他类的资产。黄金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全球货币的超发,尤其是美元超发,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使得美元跟黄金脱钩,从此以后美元的涨幅就明显的加大。美元的含金量在过去50年间平均缩水了97%,而其他货币又较美元平均贬值90%。

黄金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作为避险工具来应对经济衰退,来应对投资者风险偏好的下降,此外黄金天然是货币,具备投资功能,其他货币泛滥之后黄金虽然也上涨,但是它的上涨幅度远不及货币的超发的幅度。

第二类看好的资产是大家都普遍关注的房地产。很多人都在问未来货币的超发以及各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会陆续的不断的宽松,我们应对贬值是不是可以配置房地产?我前面也讲到了,中国已经出现了四大分化,房价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与我国人口的流向和货币的流向是相关的。

所以我认为无论房地产也好,还是股市也好,它更多的是表现为结构性的机会。也就是说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的话,政策覆盖了全国的所有的土地,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区域,但是不可能每个区域都会发展得非常好,而是分化的。

过去我们喊得比较多的是一些大范围的振兴,比如说东北振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现在来讲的话,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一体化,比如京津冀一体化、长三角一体化,然后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等等。我想这些是政策上追求平衡,但现实却不平衡的。

既然现实中不平衡,我们则要追求投资的精神。比如在长三角地区,我前面也讲到浙江是发展最快、人口流入最多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杭州湾的湾区;珠三角整体发展也很快,但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地方是粤港澳湾区,比如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这些城市人口是净流入的,而那些广东省的其他那些城市,尤其在粤西、粤北的人口都是净流出的。如果要配置房地产的话,要配置未来5年到10年人口净流入的地方,或者是资金净流入的地方,或者是产业的发展非常迅猛的地方。

现在投资应该从面找到线,接下来的话要从线找到点,找到哪些点是值得投资的,因为分化是必然的。像美国也存在“铁锈地带”,经济往热点城市集中的特征非常明显。所以我们进入到一个存量经济时代,分化时代一定要精准投资。

第三类资产配置我看好利率债,虽然近期利率债的价格再次出现了下调,主要原因是大家对于宽信用的预期,认为利率降不了多少。不过在我看来利率还会继续降低,因为经济还在往下走,全球大衰退的局面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所以利率债这类资产是值得配置的。

股票市场方面,我们要看的更加长远。我也多次提过股市是结构性机会,不可能迎来一个全面普涨的大牛市。A股的退市率只有美国1/10,这是一个非常低的值,而接下来会有一批股票退市,因此投资风险也在加大。所以要关注到好的行业,尤其是那些新兴的有前景的行业,要加大配置力度;同时要抓住头部投资机会,简单来说就是抓大放小。

过去我们看好小市值的股票,因为认为小市值股票有壳资源,在注册制之后退市率会上升,“壳”会越来越不值钱。A股总体会与欧美市场越来越接轨,大市值股票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

总结来说,寻找投资机会要具备三大思路,第一要明确产业发展的趋势、方向;第二要理清政策导向,即政策在主张、提倡、支持什么;第三要关注企业的分化机会。在这个分化的时代,改革在同步推进,结构在转型,我们的资产配置也要顺应这样的趋势。

(作者:李迅雷,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2020年中国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日本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会有一定影响。借此机会,与各位交流分享一下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首先是大家比较关心的2020年中国经济走势的主要指标。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对中国在2020年一些比较关键的经济指标做了介绍。虽然中央政府并没有明确制定2020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但就其他一些指标做了说明,包括CPI年增长不超过3.5%,赤字规模控制在3.76万亿元,同时也给出了2020年中国的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与此同时,“两会”还提出了就业指标,如登记失业率不超过5.5%,2020年全年新增就业岗位达到900万等。

这其中,引起各方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缺位。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来始终非常强调经济增长速度。我认为,在缺少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的情况下,很多其他重要的经济指标是很难确定的,各种政策也难以协调。比如说,如果没有名义GDP目标,就可能很难制定相关的财政预算。因此,我个人认为,所谓的中国在2020年没有经济增长目标这种认知是不够准确的。

实际上,中国是有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只是政府没有公开说明具体的数值。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先生在一次讲话中特别提到了GDP增长目标的问题。他表示,客观上,增长目标的关键内容其实已经融入相关指标和政策之中,包括财政、货币和其它政策。

具体而言,我们通过财政部公布的赤字规模3.67万亿元和赤字率3.6%这两个指标,就可以推出2020年中国的名义GDP的增长速度目标,我个人认为大概是5.4%;相应地,也可以推出2020年中国名义GDP的目标是104.4万亿元。如果假设2020年通货膨胀率是2%,那么2020年GDP的实际增长速度目标就是3.4%。

总而言之,我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实际上是制定了隐含的经济增长速度目标,这一数值我们还可以从其它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标中推算出来。

那么,2020年中国到底是否能够实现名义GDP增长5.4%这个目标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值得仔细分析的问题。4月份,我们世经所对2020年经济增长的前景做了一些非常简单的推断,当时我们已经了解到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长速度是-6.8%,同时中国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6%左右。如果我们假设中国在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能够恢复到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6%的水平,那么可以比较容易推算出2020年中国GDP实际增长速度大约为3.2%左右。这种推算的方法虽然比较简单,但是不难看出,这一结论与后来中国政府提出的潜在经济增长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实现3.2%或者3.4%这个实际增长速度目标呢?这个主要看中国有效需求的情况。我们假设在武汉解封之后,也就是5月份之后,中国经济逐渐恢复正常增长,同时假设疫情不会有非常严重的反复,那么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能够实现3%以上的增长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需求端的状况。

我们知道,需求是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和净出口这三块决定的。我们假设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和GDP的增长速度大致是一样的(这种假设的根据在于消费需求是收入、收入预期和财富的函数,收入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就可以推算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大概应该是1.76个百分点;同时也需要分析净出口对GDP的贡献。2009年中国净出口增速跌入谷底达到-34%,我们假设今年中国出口的形势像2009年那么差,也即-34%的增速(从今年1至4月份中国净出口-30%的增速来看,这一假设算是比较准确的),那么净出口对GDP增长基本拖累了0.7个百分点。

那么,为了实现3.2%的目标,就需要依靠资本形成的增速来补足,隐含的资本形成增速应该是5.7%。在资本形成中,政府能控制的最主要的变量就是基础设施投资。我们假定房地产、制造业和其它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内生的,政府不能直接施加影响力,如果把资本形成中的固定资产投资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可以推算出基础设施投资最终的数额。这个数字实际上比较难估算,但是可以合理预测今年基础设施投资相对于去年会有比较明显的增加。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或者资本形成的增速达到5.7%的水平,另外再加上净出口以及消费,才能在需求端保证2020年中国经济达到3%以上的增长速度。

1-5月份的经济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第二季度经济将会恢复正增长,但不会出现强劲反弹。市场的普遍看法是第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应该是3%左右,比较悲观的看法则是1%左右。以上述两个数字作为下限和上限,并进一步假设2020年第三、四季度有效需求的同比增速达可以到与潜在增速持平的6%,容易算出,2020年实际GDP的增速应该在2%和2.4%之间。如果政府无法通过刺激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从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难实现实际GDP增速2%到2.4%的目标,更遑论达到名义GDP增速5.4%的隐含目标。

不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相对立

今年,中国政府特别强调的一个目标就是解决失业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在此我简单介绍一下与就业相关的一些基本数据。中国2019年全国就业人数是7.7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是4.4亿人,这里包括城市农民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1.9亿人。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很强,失业统计中的误差遗漏还是比较大的。

从下图可以看到,2015-2019年间,全国就业数字基本都是7.7亿左右,虽然每年会有些许变化,但变化幅度不太大。同时,全国城镇就业差不多一直维持在4亿多的水平。由于疫情的冲击,2020年就业状况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恶化,尤其是2020年3月,无薪休假状态没有上班的隐性失业人群有7611万,把它和实际失业的人口相加,那么差不多有上亿人口,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失业问题。当然,随着经济的恢复,隐性失业已经从7611万迅速下降到1480万。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进一步复苏,隐性失业及实际失业人口都会不断减少。

今年,中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900万的就业增长目标。政府强调就业的重要性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失业统计中的误差与遗漏,很难说新增就业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增长目标可以用来协调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在中国这种特定情况下,就业目标就很难起到这种作用。

创造就业最终依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基础,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没有增长、没有发展,就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在讨论就业问题的时候,不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对立起来。

今年财政实际扩张程度远超3.6%赤字率所反映的力度

关于中国财政的问题,刚才提到按照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今年财政赤字目标是3.6%,打破了3%的界限。2020年的计划财政赤字为3.76万亿人民币。但中国财政的扩张程度实际要大很多。2020年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有3万亿左右是从上一年结转、调入的。如果扣除从上年调入的这3万亿,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减去当年全国实际财政收入之间的差额是6.76万亿,相较于之前的算法多出了3万亿。后者代表了对经济更为强大的刺激。所以,如果单看中国3.6%的财政赤字,刺激强度并不算大,但如果把刚才提到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强度就明显加大了。

同时,今年要发行的1万亿特别国债及地方政府要发的3.75万亿专项债都不计入财政赤字,但如果按世界银行使用的广义财政赤字概念,中国的赤字率为11%。当然这个概念不一定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但实际上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财政政策扩张程度确实大大超过3.6%这个赤字率所反映的刺激强度。

今年发行的政府债(含国债)总计规模达到8.51万亿。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中,很多资金是用做抗疫纾困、帮助民众解决生活困难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需要考虑财政赤字或者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

例如,如果发了一万亿的国债,主要用于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刺激消费,那么它的乘数效应会比较小,在今年前两个季度,中国老百姓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个人或家庭储蓄渡过难关的,这点我相信日本同行也是深有体会。如果增发1万亿的支出主要用于帮助群众纾困,那么老百姓拿了这个钱之后很可能不会选择消费,而是选择用来补充过去消耗的储蓄,那么财政赤字或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就不会很明显,经济增长速度也就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所以我认为,在这一特定背景下,想要推动经济增长主要还得依靠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产生挤入效应,使私人企业能够找到投资的机会,从而真正刺激中国经济增长。如果我们没有合理的使用财政支出,把资金主要用在纾困问题上,就可能会面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达不到预期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年底的财政收入就可能小于预期,中国2020年最后实际的财政赤字很可能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大得多,这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最后简单说一下货币政策。我认为,今年前半年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非常积极的,尽其所能帮助企业及居民渡过难关。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目前经济增长的恢复主要靠财政政策,如果财政政策不能很好起到推动及牵头作用,那么货币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就会非常有限。

货币政策中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渠道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逆回购,继而压低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此外还有调降MLF利率,以期引导LPR报价下行,也即降低银行给企业提供贷款的利率。总而言之,人民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在今年能够给经济营造一个良好的货币环境。但我想强调的是,考虑到我们的财政状况,尤其是考虑到今年财政支出会非常巨大,且下半年财政状况可能有所恶化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提升,央行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扩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度。一旦国债发行出现困难,央行可能要采取类似日本和美国所采取的QE政策。当然,这只是一种选项,但我认为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总结一下,综合考虑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只要有正确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实现正增长,实现2%-3%的实际增长并非不可能。                          (作者: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政策借鉴

广西稳企业生产畅通经济循环

在疫情冲击下,如何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危机,进一步提升广西制造的优势?当前广西正在稳链、补链、强链上下功夫,稳链条运转、补足关键点、强大产业链,畅通企业生命线,稳住经济基本盘。

疏通堵点 稳定产业链运转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重点铝企业普遍反映的物流运输、原料供应、产品销售等问题,作为广西铝业重镇的百色市工信部门成立协调小组,通过跨市区协调联动等系列措施,解决包括吉利百矿集团在内的多家企业原材料的运输和供应;推动工矿、煤炭、电力、氧化铝等上游企业加快生产,

强化氧化铝-电解铝-铝材加工的产业链协同发展。

疫情冲击下,不少企业感受到了产业链不畅的危机以及来自市场的寒意。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成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重要支撑。

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今年4月,建立了推动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专班,由自治区工信厅牵头,自治区发改委、商务厅等24家单位配合,疏通堵点、连接断点,全力贯通产业链。

——出台工业企业复工复产“9条”政策,强化各项要素保障支撑复工。实施“复工贷”金融援企惠企政策,帮助1459家企业获得117.8亿元贷款;减免164家大工业用户基本电费,降低企业用电成本;对有色、汽车等12个重点行业约110余家骨干企业用工进行奖补。

——以汽车、机械、电子信息、高端金属新材料、高端绿色家居、生物医药六大重点支柱产业链为重点,完善龙头企业及上下游核心关联企业清单、问题清单、任务清单,采取“一链一策”“一企一策”,帮助企业解决跨省、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协同问题。

关键“节点”的疏通,畅通了经济循环,迅速为一线生产带来活力。据统计,我区工业产值由2月的同比下降26.9%大幅收窄至3月下降1.6%,并于4月转正为0.4%,在5月加快回升至4.7%。其中,汽车、机械、电子信息等重点行业的复产率均超过130%,是全区工业持续加快回升的主要拉动力。

协同作战 提升制造业优势

疫情对整体经济环境造成了剧烈破坏,但也倒逼着企业紧密协作熬过“寒冬”,通过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加快供应链的本地化、区域化、多域化,提高供应链流程数字化管理能力,培育制造业新优势。

今年以来,原已面临严峻下行压力的汽车行业雪上加霜。在艰难的产业突围战中,上汽通用五菱在供需两端发力全力稳生产稳经营:拿出150亿元用于支持供应商、经销商一线员工复工复产;紧跟抗疫需求以及经济形势推出移动测温车、地摊车等新产品;依靠品牌、规模、产业链等核心竞争优势,积极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一季度上汽通用五菱整车及KD件累计出口突破2.0752万台/套,同比增长254%。目前,企业国内四大生产基地、供应商、经销商均已实现100%复工复产,成为行业实现复工复产最快的汽车企业。

“疫情如同一次对企业的全面‘体检’,考验的是企业应对挑战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全面梳理产业链条,紧跟市场积极转向,企业才能保持生机盎然。”公司负责人表示,目前企业已编写了关键零部件柳州本地化项目建设清单,计划引进10余家供应商来建厂,通过加快产业集聚,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

龙头企业引领,带动着上下游核心配套企业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疫情期间,全区整车企业87种铸件实现本地化生产,龙头整车企业零部件供应紧张得到缓解。

疫情加速了新技术、新模式渗透融合,企业在生产方式、产业合作机制、市场运行环境等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灵活性。

“在参与春耕夏收的重点农机领域,玉柴发动机的市场份额达到70%。企业稳定生产稳定供给,就意味着对产业体系的保障。”据玉柴股份副总裁姚华雄介绍,公司通过互联网订单平台实时在线监控下游汽车厂需求、产线产能、上游供应商供应能力等动态变化情况,全产线提前3天锁定排产计划;同时通过技术攻关、优化机器人程序、升级关键设备等渠道,进一步提升关键工序的生产效率。目前玉柴发动机日产连创新高,月产量比春节前提高10%以上。

在广西汽车集团五菱柳机生产线上,一批批市场亟需的国六发动机,下线后将搭载上汽通用五菱、长安跨越、厦门金龙、江淮汽车等上市销售。

受疫情影响,常规工作模式出现“卡顿”。如何继续稳定供应链?广西汽车集团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科技,在疫情防控期间实现了“云办公”“云商谈”“无接触生产”“智能化制造”,还为近200个上下游供应商提供“云上平台”服务和技术支持,确保生产不断档、质量不下降。

强链补链 着眼长远强后劲

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仅是应对风险挑战的关键之举,更是着眼长远,赢得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手段。

稳固产业链供应链,要补齐重点产业链,形成环环相扣、层层嵌套的产业循环系统。不久前,自治区下发《2020年全区制造业发展攻坚突破年实施方案》,今年将重点打造绿色化工新材料、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制造、汽车、金属新材料、精品碳酸钙、高端家具家居材料、生物医药、轻工纺织九大产业集群,通过关键产业链的固链提链专项行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提升产业链竞争力,要培育完善双循环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大力提升技术装备水平。据悉,我区正加紧出台《关于提升广西工业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的若干措施》,围绕关键产业链、龙头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打通堵点、连接断点,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国内国际双循环,建立海外原料供保基地,加强技术和装备国际合作,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集中攻关制约产业链“卡脖子”的核心关键技术,通过加强重大技术攻关,打造产业链协同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链创新人才引进培育等措施,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技术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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