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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06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7-14 18:02

经济分析

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的外资风险研究

复苏还能持续多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四部门联合发文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李克强: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

央行:中国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要情文摘

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将增强

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将进一步深化

海事服务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我国将从九个方面开展立法工作

12部门: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内部报告

美国封堵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关键:产业链控制力

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政策借鉴

广西出台“稳企贷”扶持中小微企业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的外资风险研究

一、外商投资在我国的趋势变化分析

(一)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自扩大对外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8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6万家,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96万家;实际使用外资1383.1亿美元,累计实际使用外资2.15万亿美元,利用外资的流量和存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从利用外资的发展趋势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90年,我国主要实施以市场换资本的策略,通过引进外资来弥补“双缺口”,在此阶段我国利用外资实现快速增长,截至1990年,我国累计利用外资规模达206.9亿美元。第二阶段为1991-2001年,我国主要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鼓励外资进入工业制造业领域,在此阶段我国利用外资实现飞速增长,截至2001年,我国累计利用外资规模达3952.5亿美元,年均增速高达35%,特别是在“南巡讲话”后,利用外资增速更是高达150%。第三阶段为2002-2008年,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我国积极承接着国际的产业转移,引资策略转变为吸引质量型外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截至2008年,我国累计利用外资规模升至8990.9亿美元,较第二阶段增加了1倍之多,年均增速达13.1%,而2008年也是我国利用外资流量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之际,此后我国利用外资流量规模基本保持在千亿级别。第四阶段为2009年至今,金融危机的爆发令我国更加重视内需的作用,引资策略侧重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区域的协调发展,并将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作为吸引外资的突破点,全面开放的新格局正加速形成,在此阶段我国利用外资逐渐由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转变,年均增速降至2.8%。

(二)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领域

我国对外开放领域遵循循序渐进的方式,起先以制造业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领域,利用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受此影响,我国制造业利用外资快速增长,截至2004年,我国制造业占利用外资的比重高达71%,此后制造业利用外资的占比呈逐步回落态势,截至2018年,制造业利用外资的比重降至30.5%。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的领域逐渐增多,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2001年服务利用外资的比重仅为24%,而到2011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升至50.21%,首次超过制造业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流入领域,在此期间的年均增速高达18%。此后,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截至2018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比重升至63.6%。但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的质量不高,外资更多的流向房地产行业,2001-2014年房地产行业利用外资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44.8%。在我国加强房地产的调控、逐步放开服务业准入范围等因素的影响下,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结构才逐渐改善,利用外资的领域由房地产业向批发和零售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转变。

(三)外商独资成为进入我国的主要方式

在我国利用外资的初期阶段,由于外资企业对我国制度环境不熟悉,加之我国有向外资企业学习先进技术以及保护本国幼稚产业的内在要求,外资多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入我国。据统计,1984年采取合资合作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比例高达96.1%,合资合作一度占据绝对优势。此后,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比例逐渐回落,取而代之的是外商独资的比例逐渐上升。截至2001,以外商独资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比例升至50.9%,超越合资合作成为外资进入我国的主要方式。特别是由于外资对在我国发展的制度环境逐渐熟悉,而且外资又具有较强的跨国经营经验,采取独资经营的能力较强,同时出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技术的保密,外商采取独资经营的意愿愈发强烈。受此影响,以外商独资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比例显著提高。截至2014年,外商独资经营的比例升至79.2%,此后虽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66%以上,而以合资合作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比例却降至不足三分之一。

(四)外资并购活动趋于活跃

由于早期我国对合资比例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外资主要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我国。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以前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比例相对较小,2003-2010年外资并购与绿地投资之比年均为8%左右,绿地投资占绝对优势。然而随着我国对外资并购限制的逐渐放松,外资并购政策导向由限制向鼓励转变,以并购方式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不断上升,2011-2018年外资并购与绿地投资之比年均大幅升至23.5%,其中2014年更是高达70%左右,外资并购活动日趋活跃。而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持续提升,外商准入门槛逐步降低,外商准入领域不断拓宽,国内营商环境日益优化,外资进入我国的便利性大幅提升,以并购方式进入我国的外资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二、我国利用外资面临的潜在风险

(一)部分领域外资的相对垄断或绝对垄断趋势显现

外资通过并购及绿地投资等方式进入国内市场后,凭借其自身的资金、技术和规模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拓展国内市场,并试图获得市场垄断,以此来享有市场的独占权。据统计,外商投资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快速上升,由2000年的12%升至2004年的21.1%,由此引发外资垄断乃至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的热议。此后,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在工业领域的市场占有率逐步下降,截至2018年,外商投资企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占比已降至13.6%。但在某些领域,外资已完成对上游原材料、中游生产加工、下游市场渠道与供应的绝对控制。最为典型的便是食用油产业,四大跨国粮商已控制我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和加工及食用油供应,我国在粮油定价权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外资则通过更加隐晦的手段渗透我国农产品上下游,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隐患。而随着我国对外开发水平的持续提升,外资进入我国的限制将变得更加宽松,届时我国部分领域外资的相对或绝对垄断趋势将进一步突显。

(二)全球供应链重组冲击国内制造业生态系统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的严重性,美国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就提出《制造业促进法案》,旨在推进制造业重新回流到美国。欧盟也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目标,试图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引领“新工业革命”。而特朗普执政后则通过减税、贸易战等方式进一步促进制造业回流。虽然欧美制造业回流的效果并不明显,对我国利用外资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我国利用外资的外部环境却发生显著变化。一方面,自美国对我发动贸易战以来,我国绝大多数涉税产品在美国市场的份额下降,以美国市场为主而又缺乏定价权的企业纷纷撤离我国,我国低端劳动密集型甚至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加速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转移。另一方面,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我国采取停工停产应对疫情防控的方式导致全球部分行业供应链中断,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美国和日本甚至呼吁企业撤离中国并为此提供资金支持。全球产业链的构建理念将由过度追求经济效率的分散化发展向以经济效率为主、兼顾供应链安全的内向化发展转变。届时跨国公司也将调整在我国的战略布局,生产链的部分环节将加速外迁,从而破坏我国产业链的生态安全。

(三)我国面临的金融稳定压力进一步加大

由于外资具有天然的逐利性,海外金融资本通过各种手段进入我国股市、楼市等资本市场以获取高额利润,对资产价格的大幅波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从而扰乱我国金融市场秩序。与此同时,服务业是我国未来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金融业对外开放已进入新阶段,国际资本进出我国的限制愈发减少,不仅可以更加自由地游走于国内各行各业,进一步放大国内行业的波动性,而且拓宽了金融风险由国外向国内的传导途径,加大我国与国外风险的关联性。特别是外资对我国股市、债市的投资规模不断增大,截至2019年底,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我国境内股票的规模增加至2.1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了5倍之多,外资持股比例则由2013年的1.4%升至2019年的3.5%;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我国债券的规模增至2.26万亿元,较2013年增长了4.6倍,股市和债市的国际化水平持续提高。一旦外部市场发生金融风险,外资大规模回流压力将明显上升,令我国更易遭受国际金融风险冲击。

(四)民族品牌流失风险上升

我国品牌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部分领域的品牌市场占有率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突出。然而在我国加强品牌建设的过程中,外资对我国民族品牌的控制逐步加强,并将品牌控制作为重要其重要的竞争战略之一,国内耳熟能详的中华牙膏、双汇、金龙鱼、大宝、苏泊尔、白加黑等知名品牌均为外资企业。外资对我国品牌控制的手段也呈现多样化,以此来打压国内竞争对手。一方面,外资通过直接并购的方式直接获取我国知名品牌企业,利用国内企业的销售渠道扩大母公司在本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直接并购本土知名企业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众多外资通过迂回方式先与本土知名企业进行合资,然后在合资过程中逐步独资化,从而逐渐取得企业的控制权。在获得我国知名品牌企业后,部分外资由于经营不善导致企业迅速走向衰落。如曾经作为冰箱行业龙头的新飞电器,在外资获得控制权后便逐渐丧失竞争力,从而走向衰落。部分外资则会根据发展策略对品牌进行调整,有的将我国知名品牌定位于低端产品,在国内依然主打母公司品牌,进而导致我国知名品牌逐渐退出市场;有的则以不符合母公司品牌战略为由,直接将我国知名品牌冷藏,甚至是完全放弃本土品牌。

(五)削弱我国技术创新能力

由于外商以独资经营方式进入我国的现象变得愈发普遍,同时加强了对知识产权和技术的保护,外商进入我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下降。而且即便是外资并购我国企业,关键核心技术依然由国外公司掌控,并不会通过并购将先进技术传入我国,反而会进一步阻止高端技术的扩散,有的甚至是精简或取消企业原有的科研机构,以此来保持关键技术的绝对垄断。外资也仅是将我国企业纳入全球化的生产链条中,并加强国内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附性,从而令国内企业固化于全球价值链的末端,使国内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长期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此外,虽然越来越多的外企在我国设立了研发中心,但所设的研发中心仅是对母公司起到辅助作用,核心的研发活动仍在母公司进行。外企设立研发中心的增加在导致我国人才向外企流失的同时,也会进一步增加对国外技术的依赖性。长此以往,不仅不能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反而会削弱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三、政策建议

(一)健全国家经济安全体系

一是加强国家经济安全的法律体系建设。完善《反垄断法》及其细则,健全高效透明的事后审查体系,加强外资并购后的反垄断规制。完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加大对可能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投资审查力度,适时调整外商投资的审查范围,提高对涉及国家安全相关行业的进入壁垒,坚决维护国家利益。二是切实保障产业链供应安全。持续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体系,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产业链的供给效率,强化产业竞争力。加强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研发与突破,降低关键环节的对外依存度,提高产业链的供给能力。以内需为导向,加强国内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与重组,提升产业聚集发展水平,促进国内不同地区经济的互动与循环发展,增强制造业生态体系的韧性。

(二)进一步完善外资监管机制

一是健全外资监测预警机制。详细梳理外商进入我国的细分行业领域,摸清外资对我国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的控制情况,建立健全外资预警监测指标体系,完善外资企业投资自由化上升对我国行业及国家安全影响的评估机制,做好风险防范与应对工作。二是加大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加强外资金融机构准入后的监管,完善相关配套监管机制,加快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对接,强化与相关国家的监管合作,维护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三是创新监管方式,加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在监管中的应用,提升监管的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三)强化民族品牌的建设和保护

一是加快培育民族品牌。完善品牌发展战略,加大品牌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健全中小企业品牌孵化机制,加强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以及品牌形象管理,全面提升品牌竞争力。二是优化品牌建设的生态环境。健全各行各业品牌管理体系标准,完善品牌指导服务平台建设,加强本土品牌宣传力度,提升本土品牌的知名度和消费者信心。三是增强本土品牌保护意识。完善本土品牌价值评估体系,避免本土品牌在被并购时价值低估。加强本土品牌被并购后的保护体系,建立健全本土品牌保护的长效机制,防止本土品牌被并购后的逐渐流失。

(四)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一是加大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加强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在企业研发中的促进作用,科学合理引导企业对重点领域、重点环节的投资,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降低企业研发投入成本。二是完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加快培育一批市场化、专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提升技术在引进、推广和转化的服务功能。加强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加大风险资金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进一步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加大知识产权执法监督力度,严惩各种侵权行为,加强不同部门之间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协调,提升我国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和水平。                                 (执笔:邬琼)

复苏还能持续多久

6月官方制造业PMI从50.6回升到50.9,非制造业PMI从53.6回升到54.4,综合PMI产出指数从53.4回升到54.2,这都比高频数据显示的要好。

制造业PMI分项指数也显示,经济恢复得不错。生产和新订单指数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更是从35.3大幅回升到42.6。采购量和原材料库存两个指数上升,产成品库存指数下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都回到荣枯线之上。这样的采购、生产、需求、库存和价格指标的组合,显示经济继续稳步复苏。

综合来看,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房地产处于一个赶工周期中。2019年3季度,竣工周期开始,开发商需要赶工交付前几年积压的项目。疫情耽误了一个季度,现在需要赶工赶点来推进项目。

第二,今年的基调是稳增长,而基建是主要抓手。随着专项债大规模发行,地方政府手里搞基建的资金多了,5月金融机构新增财政存款13100亿,属于超季节性大幅增加。有钱有项目,地方政府自然加快去完成稳增长的KPI。

5月建筑业PMI商务活动指数从60.8下滑到59.8,新订单指数从58.0下滑到55.2,但两者依然处于很高的水平。从长江流域和西北地区水泥价格的分化看,6月建筑业PMI回落很可能受到了洪涝灾害的影响。刨去天气因素的冲击后,建筑业的需求旺盛。

第三,外需要比想象中的好。疫情海外扩散,但目前震中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相比前期是弱化的。美国疫情虽二次爆发,但复工还在推行中。全球线上办公需求和防疫需求的激增,以及出口份额向中国转移,都对中国外需有稳定作用,这一点从出口、工业企业生产和利润数据中都能看到。

6月经济继续复苏已是既定事实,不确定的是,这种趋势能维持多久。生产已经基本回到疫情前的水平了,关键看需求恢复的节奏和力度。

展望未来,经济运行还有一些不确定性,这体现在:

首先,外需恢复可能会有一些反复。欧美经济复工,是避免经济崩溃的无奈选择,部分经济体,比如美国,复工后新增病例又创新高。这会拉长抗疫的时间,自中国进口需求的恢复也是缓慢的,中间也会有反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海外生产恢复,也会对国内产品有替代效应。中国出口的强韧性,和其它国家疫情后停工停产,市场份额转移到中国来有关。根据中国的经验,疫情后生产恢复的速度,远快于需求恢复的速度,其它国家复工复产,将会使一部分出口份额从中国流出。

其次,房地产赶工周期的可持续性不强。一方面,开发商的重点是已有项目的竣工,从施工面积增速下降和竣工增速反弹可以验证这一点,与房地产竣工相关的玻璃价格表现强势。另一方面,房地产新开工预计偏弱,从购地数据看,6月购地增速下降了41.3%(现有的高频数据)。

全国房地产销售数据目前明显好于30城市的房地产销售数据,可能反映出三四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明显恢复,三四线房地产恢复可能源于返乡置业需求集中释放,毕竟春节的时候因为疫情没能去看房子。

但很明显,三四线城市房地产销售的可持续是存疑的。从居民贷款增速看,近年需求透支的,主要是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市和三四线城市,这些地方的需求本身就难有持续性。

加之在此次疫情中,经济落后省市和三四线城市,经济和就业受到的冲击相对也更大些。

一方面,疫情的冲击是分化的,对科技行业影响较小,甚至科技行业受益于疫情,但对多数服务业是会有明显冲击的。考虑到重要的科技企业都集中在一线城市,三四城市产业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没那么强。

另一方面,部分劳动密集型外需受到冲击后,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将明显下行,这将滞后影响到三四线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进而削弱了消费和购房的能力。

再次,消费反弹的动力也不足。除了高杠杆挤出居民消费外,疫情对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是分化的,也会制约消费回升的节奏。

一方面,计算机设备、医疗物资受益于疫情,但多数行业明显受到了疫情的冲击,这会向就业和消费传导。

另一方面,在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制造业PMI回升的同时,小型企业PMI为48.9,相比上月下降了1.9。而且国家统计局有关领导表示,5月反映订单不足的小型企业占比高于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主体,它们的处境,意味着对就业和消费都应该谨慎乐观。

最后,当前企业仍面临着比较大的去库存压力。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从3月的高点14.9%回落到5月的9.0%,但对比历史数据,当前的工业品库存仍然位于高位。而且产成品存货是名义值,PPI累计同比从前3个月的-0.6%下滑到-1.7%,计价因素对名义库存去化有正向贡献,去库存实际上没有这么快,目前工业企业仍然面临着高库存。

在生产已经恢复到疫情前水平的情况下,如果终端需求迟迟不能恢复到正常,工业企业后续可能放慢生产的节奏。

目前唯一确定的是基建投资还处于向上周期,但基建投资能不能持续拉动经济,这有较大不确定性,还需要观察。对此我们持谨慎的态度,经济内生性下行、疫情外生性冲击和逆周期调节平衡下的弱复苏,可能还会持续一个季度左右,在恢复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消退后,经济可能再度面临放缓压力,需要防范经济预期差的风险。                      (作者: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奇霖)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点》),部署全国政务公开年度重点工作。

《要点》指出,做好今年政务公开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政务公开工作的决策部署,准确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更高质量公开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聚焦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着眼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以公开促落实、促规范、促服务,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要点》提出,要围绕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用权公开,对照法律法规规章,全面梳理本机关依法行使的行政权力和依法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责,更新完善权责清单并按要求公开。强化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重点政务信息管理并集中统一对外公开,2020年底前初步解决底数不清、体系不完善等问题。

要围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全面阐释“六稳”“六保”各项政策举措及其效果,释放更多积极信号,为有效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尤其要加大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的公开力度,确保政策资金流向、使用公开透明,让政策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要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政务信息公开,不断提高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公开质量,向市场主体全面公开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以监管规则和标准的确定性保障市场监管的公正性。注重对基层一线政策执行人员开展政策解读和培训,确保减税降费等各项经济政策在实际执行环节不遗漏、不走样,全面及时惠及市场主体。

要围绕突发事件应对加强公共卫生信息公开,依法做到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加强各级各类应急预案公开,增强社会公众特别是应急预案执行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大力加强公共卫生知识日常普及工作,提高公众对传染病的防治意识和应对能力。严格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有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保管并妥善处理。

要围绕落实新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加强制度执行,以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为依托,推动公开内容进一步聚焦重点政务信息。以完善内部制度为抓手,以规范答复文书格式为重点,全面提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办理工作质量。加强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内容保障,强化网络安全责任。建立健全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制度。

要强化做好政务公开工作的各项保障措施。进一步明确责任,各级政府部门依法确定一名负责同志,履行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职责,报所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备案。加强机构队伍建设,依法明确政府办公厅(室)为本地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规范考核评估,清理规范以行政机关名义参加社会上各类政务公开评估颁奖活动。

四部门联合发文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政策

为进一步做好扶贫小额信贷工作,助力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近日,中国银保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扶贫小额信贷有关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共提出六项举措:

一是进一步坚持扶贫小额信贷政策,明确脱贫攻坚期内(2020年12月31日前)签订的扶贫小额信贷合同(含续贷、展期合同),在合同期限内各项政策保持不变。

二是进一步扩大扶贫小额信贷支持对象,将返贫监测对象中具备产业发展条件和有劳动能力的边缘人口纳入扶贫小额信贷支持范围。

三是进一步延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对到期日在2020年1月1日后(含续贷、展期)、受疫情影响还款困难的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在延长还款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的基础上,将还款期限进一步延长至2021年3月底。

四是进一步满足扶贫小额信贷需求,要求认真落实分片包干责任,坚持以乡镇为单位不断完善扶贫小额信贷主责任银行机制,实行名单制管理,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户要应贷尽贷。充分发挥村两委、驻村帮扶工作队等基层力量作用,配合银行机构做好扶贫小额信贷政策宣传、贷款使用监测指导等工作。

五是进一步做好扶贫小额信贷风险防控工作,坚持扶贫小额信贷户借、户用、户还,精准用于贫困户及边缘人口个人发展生产,加强扶贫小额信贷监测分析,持续完善风险补偿机制,明确风险补偿启动条件及流程。

六是进一步加强扶贫小额信贷工作组织领导,要求各级银行保险监管部门、财政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扶贫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将扶贫小额信贷工作情况纳入地方党委、政府脱贫攻坚年度考核内容,加大典型经验总结推广和新闻宣传力度。

下一步,中国银保监会将会同有关部门认真抓好《通知》的贯彻落实工作,充分发挥扶贫小额信贷作用,努力克服疫情影响,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

李克强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维护其合法权益;部署进一步促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必须加大金融支持,发挥中小银行不可或缺的作用。会议决定,在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一是优先支持具备可持续市场化经营能力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保就业能力。二是以支持补充资本金促改革、换机制,将中小银行完善治理、健全内控机制等作为支持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条件。三是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银行及股东主体责任、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在全面清产核资、排查风险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的前提下,一行一策稳妥推进补充资本金,地方也要充分挖掘其他资源潜力给予支持。四是加强监管和全过程审计监督。对专项债合理补充资本金建立市场化的到期及时退出机制,严防道德风险。

会议指出,当前稳住经济基本盘,要着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的法规、维护其合法权益,迫在眉睫。会议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同订立、资金保障、支付方式等作出规定,规范付款期限,明确检验验收要求,规定不得以负责人变更、等待验收、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并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或公示,设定了违约拖欠投诉处理、失信惩戒、处分追责等条款。会议要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做落实法规、保障支付的表率,国有企业、大型平台企业也要严格执行法规规定。对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国务院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确保法规执行到位。

会议指出,国家高新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对示范引领更大力度改革开放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促进“双创”和大学毕业生就业。一要在国家高新区复制推广自贸试验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相关改革试点政策,加强创新政策先行先试。放宽海外人才长期多次签证、居留许可等规定。二要加大国家高新区开放力度,鼓励与国外园区开展多种形式合作,更好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三要鼓励商业银行在国家高新区设立科技支行,支持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高新区开发建设主体上市融资。

央行:中国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2019年至2020年1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逐步走高,主要是受供给侧因素扰动,结构性特征明显。在此背景下,有观点结合疫情防控期间少数紧俏物资价格短期上行的现象,称我国可能出现“恶性通胀风险”。近几个月,同样受结构性因素影响,CPI涨幅较快回落,PPI涨幅再次落入负值区间,又有观点认为这反映出了典型的“通缩风险”。从基本面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与教训

关于恶性通胀的衡量标准,目前尚没有一个普遍公认的物价涨幅“门槛”,但从多数研究和历史经验来看,相关标准均远远超过当前我国物价涨幅,恶性通胀这一概念与我国事实相去甚远。美国芝加哥大学卡甘将恶性通胀界定为每月物价上涨超过50%(相当于年化涨幅近13000%)。国际会计准则(IAS)第29条将“三年累计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100%”作为预示经济体发生恶性通胀的重要特征之一。

总结出现恶性通胀经济体的共性教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大规模货币化,“中央银行不向财政透支”的规则被打破;二是由于爆发战争、政权失序、社会动荡等因素,经济秩序紊乱,无法有效组织生产,供给长期趋于停滞,远不能满足各类主体需求;三是大宗商品、农产品等重要物资大量依赖进口,同时外债攀升,一旦遭遇汇率大幅贬值,可能引发国内物价快速上涨。目前看,上述三方面可能导致恶性通胀的隐患在我国并不存在。

通货紧缩的界定与案例

国际上通常认为通货紧缩是指总体物价水平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下降,并表现为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伴随着经济衰退。

总结起来,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具备三个特点。一是总体物价紧缩而非局部物价紧缩;二是物价连续一段时间负增长;三是伴随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经济衰退。易纲(2000)指出,典型的通货紧缩具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的特点。本质上,通货紧缩的过程是一个商业信用被破坏的过程。作为一种货币现象,通货紧缩首先是货币流通量的下降,而不仅仅等同于价格下降。

综合这些特点判断,局部领域价格涨幅为负、物价涨幅暂时为负、物价涨幅收窄但仍然为正、物价涨幅为负但货币供应量和经济产出均稳健增长等现象,虽然值得重视,但均不符合通货紧缩的典型特征,研究讨论时需厘清概念,并理性客观看待。

从全球历史看,比较典型的通货紧缩主要有美国经济大萧条和2000年前后日本持续通缩。分析其原因,这两次通缩均是由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与经济主体债务积压交织共振所导致,结合我国经济现状看并不存在发生此类风险的基础。

我国具备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的有利条件

物价涨幅根本上取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变化。我国国内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总供求基本平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市场机制作用得到更好发挥,货币政策保持稳健,货币条件松紧适度,不存在长期通胀或通缩的基础。

总供给层面,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潜在经济增速远快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供给将保持充分,为物价稳定打下坚实基础。从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暂时给我国经济造成冲击,其中就包括给物价走势带来一定扰动。

今年年初以来,为应对疫情影响,人民银行主动作为、积极施策,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释放1.75万亿元长期资金,根据疫情防控进展先后安排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抗疫保供、复工复产和中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发展。

当前,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经济社会运行逐步趋于正常,复工复产正在逐步接近正常水平,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和重要产品稳定增长,基本民生得到较好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

从中长期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既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又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还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

总需求层面,我国经济逐步向潜在增长恢复,不会出现经济过热或过冷导致大幅通胀或典型通缩的情况。从短期看,总需求偏弱,但恢复速度很快。今年1~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分别同比下降13.5%、6.3%、8.0%。

近期经济回暖迹象显现,6月份前三周,乘用车批发销量同比增长21%,发电耗煤量同比增长1.3%。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经济增长将保持在潜在产出附近,这是物价水平保持平稳的重要保障。受疫情影响,我国经济今年第一季度出现同比负增长,但第二季度以来已经向潜在产出水平恢复,预计下半年可能恢复到潜在产出附近,产出缺口较快弥合有助于实现物价平稳。

从法律层面看,《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这是不出现恶性通胀的根本保证。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有利于为物价平稳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物价涨幅有望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一方面,近期CPI涨幅趋于下行,事实上已进一步证伪恶性通胀论。2019年至2020年初,CPI同比涨幅从2%以下逐步走高至5%以上,主要受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价格较快上涨所拉动,今年前两个月还叠加了疫情对供给的影响,既有结构性特征,又有阶段性特点。随着各部门保供稳价举措有力实施,复工复产逐步恢复,食品价格已多月呈现回落态势。

截至6月23日,猪肉、蔬菜、农产品价格分别较2月中旬的年内高点下跌13.0%、28.9%、16.4%。5月CPI同比上涨2.4%,涨幅较1月份收窄3个百分点,已连续四个月下行。全年CPI预计将呈“前高后低、逐季下行”态势,明显回升的概率不大。

总的来看,我国粮食持续丰收、制造业基础雄厚、“房住不炒”定位得到坚持、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食品、衣着、居住、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等多个CPI分项价格均将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另一方面,非食品和工业品价格低位运行,是总需求仍然偏弱的反映,但不会出现典型的通货紧缩。短期看,由于2019年第四季度至今年第一季度物价水平基数较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年内大幅下跌、我国总需求恢复尚待时日,非食品价格涨幅较低,PPI同比涨幅在1月份短暂回正后再次转负,一段时间里我国物价涨幅仍可能短暂性、结构性地趋于下行。

但如果不考虑疫情二次全面暴发等突发因素,2020年全年CPI涨幅预计处于近年来波动中枢位置附近,随着今年下半年投资和消费需求进一步回暖,工业品价格同比降幅有望趋于收窄,非食品类价格保持相对稳定,不存在典型通缩的风险。

同时,我国货币信贷规模保持平稳增长,2020年5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1.1%,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2.5%,有力对冲了疫情影响,第二季度以来多项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回暖向好,这与典型的通货紧缩也完全不同。

总之,保持货币币值稳定是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在当前遭受疫情冲击、经济逐步复苏的特定背景下,既要防通胀也要防通缩,两手都要硬。下一阶段,要坚持建设好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更加有效地发挥宏观政策协同作用。人民银行将继续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上年,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

要情文摘

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将增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着眼增强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能力,允许地方政府专项债合理支持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通过《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维护其合法权益。

【问题】国家日益关注中小微企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以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在银监会“两个不低于”政策的引导和各金融机构共同努力下,中小微企业融资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且比较突出。

【对策】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特别是保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生存发展,加大金融支持,发挥中小银行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今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限额中安排一定额度,允许地方政府依法依规通过认购可转换债券等方式,探索合理补充中小银行资本金的新途径。一是优先支持具备可持续市场化经营能力的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增强其服务中小微企业、支持保就业能力。二是以支持补充资本金促改革、换机制,将中小银行完善治理、健全内控机制等作为支持补充资本金的重要条件。三是压实地方政府属地责任、银行及股东主体责任、金融管理部门监管责任,在全面清产核资、排查风险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的前提下,一行一策稳妥推进补充资本金,地方也要充分挖掘其他资源潜力给予支持。四是加强监管和全过程审计监督。对专项债合理补充资本金建立市场化的到期及时退出机制,严防道德风险。

出台《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草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合同订立、资金保障、支付方式等作出规定,规范付款期限,明确检验验收要求,规定不得以负责人变更、等待验收、决算审计等为由拒绝或迟延支付,并建立支付信息披露制度,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将逾期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金额等信息向社会公开或公示,设定了违约拖欠投诉处理、失信惩戒、处分追责等条款。各级机关、事业单位要带头做落实法规、保障支付的表率,国有企业、大型平台企业也要严格执行法规规定。对拖欠中小企业款项典型案例要公开曝光,国务院办公厅及有关部门要加强督查,确保法规执行到位。

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将进一步深化

近日,商务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下发《商务部办公厅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加强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就今年取消商务领域外资审批、备案后,如何落实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向各地明确工作要求,旨在切实做好《外商投资法》及其条例实施工作,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供数据支撑。

【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要完善投资促进和保护、信息报告等制度,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外商投资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进一步细化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相关规定。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工作,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外商投资法》,抓好稳外资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实行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是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规范外商投资管理、提升精准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对于支持各级政府决策,制定和完善外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资企业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

【对策】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工作,是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抓好稳外资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精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资企业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加强协作,确保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加快推进系统改造,做好渠道保障,便利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报送投资信息;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提升服务水平,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宣传解读和答疑,确保信息报告主体知悉报送义务、了解报送流程。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依法履行监管职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坚持在法律面前各类市场主体一律平等,行政执法对各类市场主体做到一视同仁,以公平监管促公平竞争。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大力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实行包容审慎监管,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切实依法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海事服务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更好的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交通运输部印发了《关于推进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意见》。

政策背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国家战略。从发展定位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的独特地理区位优势,航运业成为大湾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因此,需要粤港澳海事管理机构协同合作保障大湾区水上交通安全,促进航运安全绿色发展。服务大湾区建设,对海事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给海事发展的提供了历史新机遇。

政策意义:推进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在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海港枢纽,推进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规划建设,建设世界一流港口,也是我国交通强国建设的重要依托。

政策目标:到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协同发展,船舶污染防治能力明显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交通安全多元共治格局基本形成,粤港澳海事管理机构合作机制有序运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交通安全便捷,航运要素高效流动,粤港澳海事管理机构合作机制高效运行,水上交通安全监管、船舶污染防治能力达到国际一流,全面建成海事服务交通强国建设先行区、海事改革开放创新发展试验区、海事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政策内容:一是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海事协同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粤港澳海事合作机制,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多元文化交流,依法共享粤港澳海事管理信息,推动粤港澳海事管理和技术标准协同互认。二是加强水上交通安全保障能力建设,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制度衔接,积极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船舶高效便捷流动,推动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水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水平,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航海保障科技水平,全面创新粤港澳大湾区中内地海事信用管理机制。三是积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航运绿色发展,全面加强船舶污染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有效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水域综合污染应急能力建设。四是持续提升水上应急搜救能力,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水上应急搜救合作机制,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水上应急搜救能力。五是助力优化粤港澳大湾区航运发展环境,全面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海事服务效能,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航运产业要素聚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高素质船员队伍建设,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渔业可持续发展;六是坚持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支持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推动珠江—西江经济带航运高质量发展。

政策保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为海事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二是做好规划对接,对接落实好国家战略规划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项目。三是开展先行先试,以点带面逐步推进将可复制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广运用。四是加强实施管理,提升海事服务大湾区发展的社会影响力。

我国将从九个方面开展立法工作

为了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立法体制机制,提高立法质量,加快立法步伐,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国务院2020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政策背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紧制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政策导向:要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深化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以完备的制度推动和保证宪法实施,维护宪法权威。要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坚持立改废释并举,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要领域立法,加快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以良法推动发展、保障善治。

政策重点:一是围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印花税法草案,制定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暂行条例、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条例,修订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修订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行政法规。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商业银行法修订草案、反洗钱法修订草案、保险法修订草案、公路法修订草案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二是围绕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著作权法修订草案,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修订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文化产业促进法草案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三是围绕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退役军人保障法草案、社会救助法草案、教育法修正草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草案,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安全管理条例、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建设工程抗震管理条例,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四是围绕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安全生产法修正草案、海上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监狱法修订草案,制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修订地名管理条例。五是围绕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定地下水管理条例,修订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六是围绕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兵役法修订草案。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其他法律草案,以及需要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适时提请国务院、中央军委审议。七是围绕坚持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定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开展有关国际条约审核工作。八是围绕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计法修订草案。九是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行政复议法修订草案,制定政府督查工作条例。

政策保障:牢牢坚持党中央对立法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立法风险防范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切实做好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工作,大力加强行政立法宣传工作。

12部门: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2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提出,吸引更多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股改上市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交通领域民营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铁路企业实施债转股或资产股改上市融资。引导金融机构结合职能定位,按照市场化原则对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意见》提出,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合理设置资格条件,不得以任何形式对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设置限制性门槛,不得以施工企业必须在施工所在地设立子公司为由限制民营企业参与项目投标,不得在招标文件中提出明显超出项目特点和实际需求的资质资格、业绩、奖项等要求。以平等对待各类市场主体为原则,全面清理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现有资质资格限制性规定,分类提出处理措施。在不影响铁路路网完整统一的前提下,研究将部分路段或部分工程分开招标,单独组建项目公司。

《意见》明确,创新完善体制机制,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加快研究制定和完善符合市场原则的铁路行业调度、收费定价、财务清算等方面的规则和制度。健全运输企业间协商调度机制,平等协商处理相关事务。完善行业清算平台,制定公开透明、公平合理的铁路运输收入清算规则,完善清算收费标准体系,保证各类主体平等准入、公平竞争,调动企业参与建设投资积极性,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路网接轨技术标准和办理程序。公平配置航权时刻等资源,不得因企业性质不同对航线、时刻、航油、航材、飞行员、机场等要素实施差异化供给。推广站城融合开发新模式,以多层次轨道交通衔接枢纽为重点,将枢纽地上地下及周边区域开发作为一个整体,构建“一个主体”的建设开发新体制,建立各类开发主体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协商机制,鼓励民营企业通过独资、股权合作等方式参与依托既有枢纽的城市更新和新建枢纽区域综合开发。

《意见》指出,塑造新型商业模式,拓展企业参与领域。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铁路项目建设以及铁路客货站场经营开发、移动互联网服务、快递物流等业务经营,推动铁路站城融合投融资改革,因地制宜规划建设以铁路车站为载体的城市商业综合体,打造公铁、铁水联运中心。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以货运功能为主的机场、通用机场、直升机起降点项目建设,获取航空货运国内和国际航权,与上下游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参与机场服务配套设施建设运营,对机场周边物业、商业、广告等资源综合开发。研究支持从事航空货运的民营企业扩大货运飞机引进规模。鼓励具备专业经验的民营企业参与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活动。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停车设施建设运营渠道,加快探索政府投入公共资源产权与社会资本共同开发的PPP模式,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市智慧停车发展模式,支持和鼓励民营企业推动5G、物联网、互联网等智能技术与停车设施建设、管理、运营深度融合。完善政府采购政策,推动民营企业提供拥堵治理、交通大数据平台建设等服务。引导、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绿色维修、绿色驾培、绿色物流、绿色公路、绿色航运等绿色交通发展。

《意见》提出,减轻企业实际负担,保障企业合法收入。优化营商环境,税费优惠政策平等对待各类所有制主体。不得向民营企业收取不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承诺费、资金管理费等。对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账款情况实行台账管理,限期清零,对应收账款优先使用现金支付,暂无法现金支付的应主动使用商业汇票支付款项或对账款进行确权,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切实杜绝新增拖欠款。对交工验收且投入运营的交通基础设施,符合验收条件的原则上不得晚于1年内开展竣工验收;竣工验收前,对工程尾款、保证金,可在第三方金融机构监管、确保承包企业有承担能力的前提下,由第三方金融机构按照业主指令先行支付给承包企业。

此外,《意见》还强调,对民营企业投资建设的公益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与其他市场主体享受相同投资支持政策。支持民营企业规范参与交通基础设施PPP项目,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予以融资支持。对民营企业投资建设铁路,按有关规定程序审批由电网企业投资建设的铁路配套外部电源电力工程,相关建设成本费用纳入省级电网输配电成本,通过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回收。

内部报告

美国封堵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关键:产业链控制力

5月19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发布新的“实体名单”管制规则,修订内容直接针对中国企业华为,在技术链、供应链上对华为采取了精准而细致的管制手段。在新的规定之下,华为的技术通道和供应链渠道均受到封堵。中国部分高技术企业向前向上的道路越来越窄,其中既有大企业的竞争战略,也有美国政府的意志,本报告另辟蹊径,从产业链控制的视角来看美国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封堵,这种控制是一种相对精巧细致的方式。

一、产业链控制力是美国保持领先和竞争力的关键法则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用了不到15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工业化,且在发展质量上遥遥领先。尽管美国政府和民众为其制造业“衰退”、“失去竞争优势”而充满担心,并大行其道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从根本上来说,最具竞争优势的高附加值环节仍然掌控在其手中,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美国所谓“空心化”现状是遵循产业、市场规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倒行逆施倡导逆全球化,那美国的这种竞争优势将黯然失色。当然,美国拥有竞争优势并保持领先的背后有其复杂的历史动因以及特定的发展规律,如果从产业层面深究会发现,“对产业链的持续控制”是其保持领先的关键法则之一。

我们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投入-产出数据库(ISIC Rev.4-国际标准行业分类)”跟踪“主要国家制造业所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来考察每个国家供应链进口的程度,这一指标从不同国家供应链进口部分的增值角度出发,阐述本土供应部分增值占比,更能集中说明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增值部分主要源自国内,且美国制造业活动并未被国际竞争对手抢走,而是各国经济都在趋向于更加全球化。

研究发现:美国制造业供应链中进口增值部分仅占10%,世界范围内排名第三;中国制造业供应链中进口增加值部分占比为20%,排名第七。且近年来各国供应链中间进口增值部分整体呈现增长态势,而美国的增长水平低于主要国家平均增长水平,这也印证了各国经济都在趋向于更加全球化,包括美国在内。供应链中间进口增值程度是考察一个国家现存制造链条自给能力乃至对产业控制能力的一个最直观指标,这也一定程度上印证开头我们所提到的观点,即美国制造业并未失去竞争优势,而且仍具有极强的产业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不仅仅在于原创上、核心技术上,更是在技术链、价值链乃至产业链上。

同时,美国对资本市场的强大控制力,反映了其在资金融通方面对产业链的控制。标准普尔全球综合市场指数(BMI)通过跟踪2019年50个发达和新兴经济体的11000多只股票发现,截至2019年12月31日,美国公司市值在全球主要制造业行业市值中的占比几乎均超过50%,比如在电子信息领域美国公司市值占比超过70%,在医疗领域美国公司市值占比超过65%,在航空航天领域美国公司市值占比超过73%,在机械领域美国公司市值占比接近50%。

此外,通过分析台湾地区台积电公司和荷兰ASML的股本结构发现,美国通过资本控制或影响着全球集成电路价值链,台积电前十大股东基本由花旗、摩根大通、渣打组成,控制着台积电37.46%的已发行股票,美国国际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 International,Inc)作为第一大股东控制着ASML15.36%的已发行股票。

二、“高端、精准、持续”是美国控制产业链的三种特质

美国对产业链的控制,既有大企业的竞争战略,也有美国政府的意志。企业层面,始终保持着对产业链设计、研发、服务高附加值环节以及高端制造领域的控制;政府层面,始终保持着对产业链精准且持续的控制。

(一)企业层面:高端控制

所谓“高端控制”,即美国企业始终保持着对前沿制造领域的控制。多年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发密集型产业生产国,诸如航空航天、医疗设备等,这些产业具有“价值链复杂、全球化生产”的特性。2018年美国企业包括软件等服务型制造在内研发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全球增加值近1/3,也就是3万亿美元,而中国2018年整个制造业增加值为4万亿美元。同时美国也衍生出了诸如波音、英特尔、美敦力、特斯拉等“链主”企业,主导航空航天、半导体、医疗器械、现代汽车等产业发展。

随着1947年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以及1950年代德州仪器、仙童半导体发明集成电路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完成处理器、指令集、操作系统等半导体底层技术原始积累的国家,时至今日仍牢牢掌控着涵盖材料、设计、设备、生产以及应用等半导体全产业链核心环节,以英特尔、英伟达、高通、应用材料等为代表的企业占据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半壁江山。

美国数字公司DEC于1969年就研制出了第一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即PLC,是专门为在工业环境下应用而设计的数字运算操作电子系统。其实,工业软件的本质是产业知识的代码化,通过图形工程学将工业生产知识封装到软件之中,再向行业提供服务。我们经常关注的EDA电子自动化设计软件基本被美国垄断,Synopsys、Cadence(铿腾电子)和Mentor Graphics三家美国公司占据了全球65%以上的市场,且三家公司的产品互为补充,企业一般需要同时购买,一旦一家断供,就卡脖子。

1986年,美国成立全球首家增材制造公司3D Systems,一种颠覆原有等材和减材制造的技术席卷而来,经过多年发展,七大主流3D打印技术原创专利中有六种属于美国,且产业应用水平非常高,据统计超过70%的美国制造公司使用3D打印技术。

(二)政府层面:精准控制

美国政府对产业链的控制更像是医生手中的手术刀,每一次落刀都非常精准,直中要害。通过研究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IS)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机床产业链的调研报告,发现其调研细致程度可以精准到国内机床企业的上游供应来源乃至数量规模,甚至对中国五轴数控系统的技术来源都非常清楚。一旦美国政府想要遏制中国相关产业发展,从对产业链的精准控制层面就已经有了很大的主动性。

其次是美国政府对中国高技术企业的精准打击。2020年5月15号以及19号,美国商务部分别针对中国企业发布管制新政,试图精准限制甚至切断企业供应链上重要元器件、设备、开发工具和软件的获取,都体现了美国政府精准控制产业链的能力。当然,随着摩尔定律失效,在新技术革命窗口期到来的现状下,美国的本质意图不仅在于封禁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限制中国企业的造血能力,以保持其头部控制,同时,他们还想要利用中国的制造能力、部分研发能力以及庞大的市场资源,真可谓步步为营。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美国政府此举之意,更重要的是保障其以“量子领先和人工智能”为主的下一代科技领先战略。

(三)政府层面:持续控制

“精准控制”的背后,是美国对长期“持续控制”的追求。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一直在有意识的增强其产业链控制力,一直在强调开放环境下的制造领先、技术领先甚至是绝对领先,不管是上世纪对日本半导体产业链崛起的压制还是对韩国等国家战略性的产业链扶持,都体现其保持“持续控制”的意图。

金融危机后美国所发布的一系列报告,如美国总统科技委员会在2011年发布的《确保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报告,非常详细地描述了确保美国制造业的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性;2018年10月5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非密版报告,在供应链的“可控”上,提出要给面向未来国防能力的种子基金投入巨额经费;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9年度《国家情报战略报告》指出,中美竞争的核心在于塑造世界经济结构和对前沿技术的掌控,要保持和加强对前沿技术领域的掌控等。

此外,美国政府的《出口管理条例》限制了关键零部件技术出口,除军品外,多为工业关键零部件、材料、工艺和软件,保障这些工业基础能力,是美国从工业基础的源头上遏制其他国家发展的手段,也是美国保障对产业链的持续控制以保持其竞争力的关键。

三、美国构建和长期保持产业链控制能力的五种模式

通过初步的研究与总结,我们认为美国主要通过五种模式来构建和保持其产业链控制力,即标准规则先行、基础能力控制、价值单元链控、平台软件支撑、创新生态驱动,这五点层次递进并互为基础,前四种模式是偏向基于市场竞争的企业层面的控制模式,最后创新生态驱动模式则是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结合。

(一)标准规则先行:标准和规则先行的源头锁定

美国企业在研发、知识产权、标准、战略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而且四者通过联动机制变成行业规则,形成技术壁垒,在这里企业扮演了一个“引链者”的角色,通过标准规则从源头主导和控制技术进步的方向和节奏,进而控制产业链的发展,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企业先行、他国企业跟随”的现象。

以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为主导的美国标准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也就是由以企业为主体的标准使用者主导标准化的活动,在美国就制定了超过10万个标准,且几乎都被批准为美国国标。

美国非常善于将专利嵌入标准,也就是专利标准化,这样所形成的的技术壁垒会更加坚固,而且通过技术授权、认证许可具有非常大的规模效应,最典型的就是高通,高通一直在主要芯片标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有时甚至是占据主导地位,其很大的一块利润来源就是技术授权。

(二)基础能力控制:关键工艺和环节的基础控制

美国虽然实施了多年的外包战略,服装、电子、家电、机械甚至是军工等产业的价值链上的生产、装配等环节都实现了全球布局,但是美国企业在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关键软件等工业基础能力方面仍然是世界一流,掌握着机械、电子等领域的关键零部件和工艺的研发、制造技术,甚至在某些领域能凭借对关键零部件和工艺技术的掌控来牵制整个产业链的布局,这里企业充当了“布链者”的角色,即以基础制造能力布局产业链关键单点。

(三)价值单元链控:全产业价值单元的链式布防

如果将这些工业基础能力放在一起,用放大镜进行观察会发现,美国企业不仅基于这些基础制造能力生长出了许多价值单元,而且能够将其串联起来,形成价值单元的链式布控,即“价值单元链控”。企业在布控每个价值单元基础上,充当了“串链者”的角色。并由联盟构建产业生态圈的组织形式将产业链上的关键价值单元的主体企业吸纳和整合在一起,在创新上形成闭环,互通有无,且在经营上进行良性竞争,共同推动和控制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美国半导体协会SIA曾在其一篇报告中提出,“一家典型美国半导体公司的芯片生产流程,一般情况下需要环绕全球4个以上的国家、4个以上的州/市、总计行程超过二万五千公里”,也就是环绕地球超过半圈,而且“有50%的IDM企业集中在美国,有62%的芯片设计企业主要在美国,有47%的半导体设备由美国提供,有30%的半导体材料由美国提供。”也就是说,美国在半导体等代表性高端产业中拥有全产业价值单元的链式布防。

(四)平台软件支撑:产业软件和平台的数据支撑

美国企业在工业软件领域具有非常强的控制力,类似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PLM)、软件定义生产、定义服务、定义产品等新生产理念的发展都是在美国。

而美国企业成熟的软件环境带给其天然的数据优势,往往可以依靠其先进的检测能力不断地积累其关键数据库,这是一个正向迭代的过程,越早开发,就越具有优势。这也是美国控制产业链的另一种形式,即企业通过软件深深嵌入制造业设计、生产、装配到服务各个环节,以数据贯穿实现产业链的控制。

美国企业通过工业互联也就是产业技术平台化推动其制造业产业链从制造和服务环节分离向制造服务一体化转变,通过网络平台掌控和主导产业链,从而衍生出了一批系统解决方案集成商,在这里企业充当了一个“延链者”的角色。

(五)创新生态驱动:持续创新和精益生产的生态驱动

软件和网络平台的背后,是美国政府和企业所构建的强大创新生态,更核心的是其持续的创新能力和精益生产能力。美国的创新系统非常完善,主要由国家创新网络(基础研究)和地方先进集群(应用研究)组成,其中,不同的集群内部以及集群之间相互协作与联系,不仅形成了先进的创新网络,而且具有非常强的精益生产能力,形成了一个集“市场化、产业化、过程化”为一体的完整创新链条,直接带动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和发展。

在这里,美国政府和企业扮演了一个“强链者”的角色。持续创新是美国企业保持超强产业链控制力的关键所在,汽车产业就是其通过持续创新以颠覆性的改变控制产业链的最好体现。

综上所述,美国通过标准规则先行、基础能力控制、价值单元链控、平台软件支撑以及创新生态驱动,仍然在高端领域保持着精准的产业链控制力。

四、从美国产业链控制是看中国产业安全的提升

标准规则、精益生产、创新引领、系统集成、数据贯穿是美国企业和政府协同控制产业链的五大法宝。而且在新的发展时期,美国政府已经抢先开始优化自身的资源配置,通过政策导向引导社会与企业的研发资源,抢占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制高点,以保障其产业安全。在中美摩擦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国内产业发展面临更大挑战的同时,也迎来了新技术革命的窗口期和机遇期,中国政府和企业应通力协作,通过“引链”、“布链”、“串链”、“延链”、“强链”、“铸链”来提高中国产业链控制能力,这也是新时期保障中国产业安全的关键生存法则。

“引链”:实施“重点竞争型”国际标准竞争策略,聚焦高铁、电网、通信等中国优势、特色产业,强化重点龙头企业参与并主导相关行业国际标准制定,使国际标准更多反映中国技术要求,以标准、规则确保中国重点领域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和控制力。

“布链”:针对中国产业链短板环节,特别是由于某些产业基础能力不足而严重依赖于国外的环节,政府应加强扶持,企业应强化布局,防止关键环节被长期“卡脖子”。加强基础研发,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中国产业基础能力,为中国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的成长提供应用机会。

“串链”:鼓励和强化企业间联盟竞合,以满足行业关键需求为目标,整合产业链上关键价值单元,吸引优质资源集聚,培育创新链“舵手企业”,在深化合作的同时通过制定标准规则引导市场良性发展。

“延链”:加强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基础能力和平台建设,加强核心工业软件、工业互联网、工业云等“新四基”能力建设,提升产业链基础能力,促进产业链的配套与延伸。培育一批软硬结合的“两栖型”企业链主企业,主导中国产业链的发展。

“强链”:加强构建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协同发展的产业生态,企业和科研机构应加强基础研发,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提高产业基础能力,为中国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软件的成长提供应用机会。

“铸链”:围绕原始创新,打造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先发优势,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体系的建设,让企业原意投入研发。

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

为应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美欧日英等国家纷纷推出大幅降息、无限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规模空前的社会救助行动,政府债务急速扩张,中央银行大幅扩表,但疫情蔓延、经济衰退、社会不稳的压力仍然相当沉重。相对而言,疫情在中国先发并被率先控制住,且中国在防范外部输入、巩固抗疫成果、促进复工复产的同时,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抗击疫情。

中国在宏观政策调整方面远不及美欧日英等国家那么猛烈,但却又可能成为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民币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从而迎来难得的发展契机。

一国货币国际化是市场驱动,水到渠道的过程,也是一国综合国力的镜像;本质上,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不切实际。它至少需要具备“国际影响力、国际收支逆差、高效安全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及金融市场”等三大重要条件。

因此,新形势下,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切忌盲目冲动,不能急于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不妨少说多做,宜以强化内功,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为重。

要推动一国货币增强国际化,需要具备很多重要条件。其中至少包括:

其一,国际领先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一国主权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最重要的条件和基础,就是该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要世界领先。

首先,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经济实力上,更不是仅仅体现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国际排名上,还包括公民教育水平、科技研发能力、经济发展活力、社会法制环境、持续发展潜力、军事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仅仅GDP排名领先,并不代表其综合国力就一定领先,并不代表其货币就一定能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甚至其货币的国际排名还会大大低于其GDP的国际排名。

此外,即使综合国力强大,但如果闭关锁国,不能充分对外开放,其国际影响力并不一定同样强大,所以,还需要扩大对外开放,拥有广泛而雄厚的世界投资和贸易往来基础,以及严格规范的货币自由兑换与金融交易监管体系作为保障,拥有被世界广泛接受的语言和法律以及可以对外输出的强大军事力量等作为支撑。这样,其货币才能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接受、流通并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正因如此,美国GDP在1890年已经超过英国,但美元并没有同时取代英镑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而是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英美两国国际影响力发生根本变化,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才确立了美元作为新的国际中心货币的地位;中国自2010年即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GDP排名),但10年后的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还是很弱,与世界排名第二的欧元还相差甚远。

其二,保持很大的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逆差)。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还需要有合法途径实现该货币对外净流出,从而更多地为境外所拥有。这主要包括:

诸如“扩大本币支付结算的净进口;扩大本币对外净投资;以本币对外援助或贷款;央行与外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境外筹资者在该国发行当地货币债券”等等。

由此可见,一国货币要大量被境外所拥有,就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保持对外贸易、服务和资本的充分发展,并保持其货币净流出(国际收支大额逆差,而不是顺差)。否则,其货币就难以更多地被境外所拥有,并在国际储备中占据最主要的地位。

这样,就需要该国充分对外开放,并具有足够大的国际收支规模与逆差。这就需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金融全球化与国际分工合作越发达,对国际中心货币的需求和支持就会越强。如果没有国际经贸往来与全球分工合作,也就不需要国际中心货币了。

其三,建立高效便捷、安全稳定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与金融交易市场。

为便于货币的跨境流动,就需要国际中心货币的发行国必须建立起与世界各国广泛连接高效便捷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如SWIFT),并要建立起货币流动严密的监管体系,确保货币流动过程中的安全,防止其被盗窃、挪用、无故扣押或被用于非法途径。

同时,记账清算方式的运用,又使得货币的境外所有者不得不将货币存放在发行国,从而大大增强货币发行国的资金实力,为该国发展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条件。而发展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等在内的、主要以本国货币计价清算的各种金融交易市场,并允许境外货币所有者平等地参与市场交易,不仅有利于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利益,增强其所持货币的流动性和盈利性,而且又反过来能够更好地促进本国货币的国际化(金融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远远大于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规模,不能成为金融交易市场最主要的计价清算货币,其国际化就会受到很大束缚)。

当然,一国货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并大量为境外所拥有,一国金融市场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并吸引大量国际投资者参与,既有利于增强其货币金融的国际影响力,同时也为其货币金融管理带来更大挑战,需要该国中央银行和货币金融监管部门能够更好地坚持国际准则,更好地保护境外货币所有者的合法利益,很好地控制货币投放与流动性调节,满足货币的国际需求,确保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合理充裕与健康稳定,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能力。

所以,从根本上讲,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本质上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国际化,单独讲货币的国际化是不切实际的。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既积极又稳妥。

首先,对人民币国际化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所需要的条件和相应的权利义务要有充分了解,不可盲目冲动。

如前所述,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是需要很多重要条件的,目前,中国GDP规模尚与美国存在很大差距,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差距就更加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急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急于挑战美元的国际地位,是不现实的。而且必须清楚,成为国际货币,特别是国际中心货币,并不是只有好处,还必须承担起维持该货币国际流动性的基本稳定,有效抗击各种突发事件的冲击,维持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的基本稳定等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需要对国际货币体系有准确把握,能够准确判断和有效处理国际关系。

今年3月份以来,对美联储大幅降息至零利率水平,并宣布实施无上限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举措,不少人严厉指责其不负责任“疯狂大放水”、是“运用货币霸权掠夺国际财富”,甚至认为美联储这种无限量宽的实施,必然导致美元极端贬值,终将会摧毁美元体系,因此,中国应该尽快将美元储备(包括所投美国国债等)转换成黄金并搬回国内。同时,要加快建设人民币国际支付清算体系,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推广,争取数字货币的国际领先地位,做好美国封锁中国使用由其主导的国际支付清算体系(SWIFT)的准备。

上述这些看法很有影响力,但却存在很多误解和偏差。

实际上,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美国金融市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美联储就成为隐形的世界中央银行,要维持美元流动性和金融市场稳定,会受到全球范围更广泛的冲击,也会对全球货币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目前情况下,如果美元流动性和美国金融市场出现重大问题乃至爆发危机,全球货币金融都将遭受重大影响。所以,面对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联储迅速采取超乎想象的强力举措,是非常必要的,事实证明,效果也是明显的。而且,在危机过去、市场稳定下来之后,美联储还可以降息逆向调节,收回多余的流动性。

同时,必须看到,美国的融资结构通常是以直接融资为主,这与中国以间接融资为主存在很大不同,所以,美国M2与GDP之比,2019年末也就刚刚突破70%。即使近期美联储大量投放流动性,M2与GDP之比明显上升,但也只是达到76%左右,这与中国目前M2与GDP之比达到210%左右相差甚远。所以,美国央行大幅扩表,并不代表美国货币总量就会按照固定倍数扩张,就必然会造成美元大幅贬值甚至摧毁美元体系。相反,面对重大危机挑战和市场流动性急速萎缩,美联储及时行动大量投放流动性,有效遏制危机爆发和市场动荡,充分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可能更有利于美元和金融体系的稳定。

所以,对于美国3月以来快速推出一系列强力宏观调控举措,需要客观理性看待,特别是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考虑,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中心货币,中国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遇到这种重大疫情冲击,我们又该怎么办?

也正是基于上述判断,现在既无急于抛售美国国债或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搬回的必要,也不存在短时间内高达上万亿美元的买卖市场(最后,只能由美联储兜底),此时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将激化中美矛盾,而且将带来巨大经济损失。

长时间以来,很多人对中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加以指责,认为中国依靠优惠政策(高回报率)吸引投资以及廉价出口赚得外汇,却又不得把外汇不存放境外或购买境外债券,获取非常低的收益。同时,在境内又不得不在商品出口的同时,由银行把外汇换成人民币,造成人民币被动投放以及货币总量远超可交易财富规模,引发通货膨胀,丧失货币政策自主权,纯属“赔本赚吆喝”、“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一直有人强烈呼吁应该压缩国家外汇储备。但这种看法漠视了扩大开放、招商引资、扩大进出口对促进改革和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根本没有看到我国能够积累超过三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中国充分融入国际社会形成的巨大通货积累,成为中国密切国际关系、增强国际影响力、抵御国际资本冲击、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巨大力量(国力),所以,只要不是通过扩大外债形成的,非常时期下,外汇储备未必多了就不好,不可急于花掉。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保持定力,高举“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注重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保持高质量健康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

其中,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要纳入国家战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但仍要坚持少说多做,扎实推进,而不能盲目冲动,认为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就应该同时成为第二大国际货币,不能急于公开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

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行动上,不应再把重点放在离岸中心建设或者急于让人民币加入SDR等国际组织上,而是把重心放在强化内功,切实深化金融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注重消除社会不良债务损失,努力提升货币内在质量;切实加强对外援助、政府优惠贷款以及投资等方面的人民币使用,减少外汇使用;切实加强人民币在岸交易与清算中心及相应的国际清算体系(如CIPS)建设;切实加强规则完善、监管严格、公平公正的国际化金融交易中心建设,包括股市、债市、外汇、贵金属、大宗商品等市场;切实增强国家驾驭国际金融体系、防范和解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

与此同时,应致力于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不是简单模仿美元的国际化运行中美国的独断专行,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作者:王永利,中国国际期货副董事长)

政策借鉴

广西出台“稳企贷”扶持中小微企业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出台《深入推进“稳企贷”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若干措施》,从实施“延续降”、健全产品服务、强化综合服务、落实监管政策、打通政策传导等五个大方面提出15条措施,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力度,力争2020年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信贷融资增量超过1000亿元、新增融资户数超过1万户,信用贷、首贷、无还本续贷大幅增加,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40%,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在2019年基础上有较大幅度下降,中小微企业有效贷款需求覆盖面明显扩大,实现信贷融资“到期延、存量续、总量增、利率降、产品好、覆盖广”。

据介绍,“稳企贷”是在深化“复工贷”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广西稳企业保就业工作实际,由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牵头起草并由广西区政府印发的金融政策。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行长宋军表示:“‘稳企贷’若干措施既注重解决短期的资金周转难题,又着力构建长期的民营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制,突出‘给政策、优服务、强保障、抓激励、畅传导’,实现‘应延尽延,应保尽保,应奖尽奖’,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给政策”,即延长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做到应延尽延。针对中小微企业延长延期还本付息的诉求,广西从“稳企贷”政策上给予保障,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延长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企业提出延期还本付息申请,根据商业原则保持有效担保安排或提供替代安排,且承诺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各金融机构应当予以办理、应延尽延,对其他特殊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金融机构要对2020年底前到期的贷款提前2个月进行排查摸底,逐月梳理形成企业贷款到期情况清单,在贷款到期前完成续贷手续的办理,确保贷款无缝衔接。同时,通过“复工贷”贴息转为“稳企贷”贴息、金融机构将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内嵌到内部定价和传导环节、减免服务收费、完善风险补偿等政策,为企业让利优惠到位。

“优服务”,即健全金融产品服务体系,突出“三个优先”。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短、小、频、急”的特点,“稳企贷”政策要求金融机构继续向基层下沉和延伸服务,保证基层金融供给的稳定。构建“政策 商业”“抵押 信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金融产品体系,创新个性化金融服务,满足不同阶段、不同行业企业贷款需求。提升金融服务便捷度,建立信贷审批“绿色通道”,对民营中小微企业做到信贷额度优先安排、贷款申请优先审批、贷款资金优先发放。

“强保障”,即建立综合服务保障,实现应保尽保。各级行业主管部门筛选当前急需金融支持的重点企业清单,反馈当地人民银行。对大中企业和核心企业,采取名单推送、一企一策的方式对接扶持,组建金融顾问团队主动上门服务;对规模较小、数量众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探索利用现有线上平台批量对接。建立地方征信平台和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促进地方市场监管、税务、征信、社保、水电气等数据互通,推广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开展线上融资业务,力争2020年促成应收账款融资200亿元。

“抓激励”,即落实监管考核激励,做到应奖尽奖。对“稳企贷”的政策落实情况,广西按有关规定进行考核激励。进一步加大央行优惠资金激励,对符合条件的地方法人银行,按其办理的延期还本普惠小微贷款本金的1%作为激励,并按其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本金的40%提供优惠资金支持。探索建立地市级和县级中小微金融区域环境评价体系,提高对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提高小微信贷从业人员免责比例,弱化国有金融企业绩效考核中对利润增长的要求,力争全年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高于40%,全区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新增贷款突破400亿元,中小微企业信贷融资增量超过1000亿元。

“畅传导”,即打通“最后一公里”,确保落地生效。广西深入开展“稳企贷”支持稳企业保就业查访、“百名行长下百县”等专项行动,深入基层调查督导,深入园区、企业开展辅导、对接签约,疏通政策传导渠道,确保金融资源精准滴灌民营中小微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