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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07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8-04 09:34

经济分析

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几个重要判断

物价短期回升难改通缩趋势

七部门印发意见部署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商务部:完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国常会确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措施

吴晓求:金融脱媒是大势所趋 政策应顺势而为

要情文摘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促进经济发展

阶段性政策退出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

“零容忍”利于资本市场行稳致远

加强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监管有助于实体经济

发改委: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

13部门: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

内部报告

从防风险到补短板: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与应对

“双循环”格局推动开放进入新阶段

政策借鉴

上海加快培育在线新经济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几个重要判断

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吗?否

要坚持宏观经济调控就要有GDP增长目标,即便是最市场化的国家,也有政府年度经济增长预测,这是最起码的。如果政府有增速预测,这同政府有增速目标有什么区别呢?况且多年来中国的增速目标一直是意向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目标也不是不可以根据形势发展进行调整的。GDP(或者GDP增速)是几乎所有重要经济指标的分母,没有经济增长目标,许多重要经济、金融指标都无法确定,各种政策也无法协调。中国真的没有经济增长速度目标吗?否。正像何立峰主任所说的“客观上它的内容已经融入到其他相关指标中,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目标中”。例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财政赤字是3.76万亿,同时又给出了财政赤字率3.6%。很容易知道,隐含在这两个数据中的名义GDP的增长速度是5.4%。事实上,没有GDP目标连财政预算都无法编制,财政政策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货币政策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经济增速目标这个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如M2的增长速度,信贷的增长速度等等也无法制定。但央行自己肯定是有一个目标或目标范围的。否则,很难设想央行会如何制定和执行2020年的货币政策。易纲行长最近说:“下半年,货币政策还将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预计带动全年人民币贷款新增近2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将超过30万亿元。”如果他心中没有通胀率和GDP的增速预测,他又如何能够预估全年人民币贷款量和社融量呢?

因而,问题不是为什么政府不制定增长目标而是为什么不公布增长目标。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如果已经有了GDP增长目标,就应该公布了这个目标。好处包括:可以更好协调政府部门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可以同市场进行有效沟通。公布增长目标的好处还包括可以发挥政府各级和各个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和公众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监督作用。通过传递明确的信息,可以凝心聚力,对外形成积极预期。当然,政府还有其他考虑,公布不公布增长目标是各种综合考虑的结果。对此,经济学家难以置喙。

那么,“融化到各种指标中”的2020年GDP增速目标到底是多少呢?从已公布的财政赤字和赤字率,我们知道2020年GDP的名义增速目标是5.4%。这是非常明确无误的。但实际增速目标呢?我们不知道政府所使用的2020年GDP平减指数是多少。根据历史趋势,可设2020年GDP平减指数上升2个百分点。这样,政府未公布的2020年GDP实际增速目标应该是3.4%。

根据1-5月份的经济统计数据,市场的普遍看法是第二季度实际GDP同比增速应该是3%左右,比较悲观的看法是1%左右。以上述两个数字作为下限和上限,并进一步假设2020年第三、四季度有效需求的同比增速达可以到与潜在增速持平的6%,2020年实际GDP增速应该在2%和2.4%之间。假设2020年通货膨胀率为1%,则名义GDP增速应该在3%和3.4%之间。换言之,在2020年中国名义GDP实现5.4%的增速将是困难的。

不仅如此,由于需求约束,即便在2020年实现GDP2%到2.4%的实际增速,3%到3.4%的名义增速也存在很大困难。在消费和外需难于成为GD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其增速超过GDP增速)的情况下,固定资产投资必须维持相当高增速。而这又只能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投资的更高增速,而除非执行更加具有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此之高的增速是难以实现的。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个选择:容忍较低的增速或在提高消费和出口增速的同时,进一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主要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提高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终的选择可能是两者的结合。

如果放弃了经济增长目标,只要就业目标,问题可能更大

2020年创造900万新增就业是否困难呢?如果知道所谓的就业弹性,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算出为创造出9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有多高。已知2019年底就业人数为4.4247亿,创造900万新增就业岗位,就业增长率为2%。为此,实现就业2%的增长,GDP的增速应该是多少呢?这取决于就业弹性。中国学者对就业弹性的估算是不太相同的。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郑秉文教授认为就业弹性在0.31到0.42之间。如果要实现就业2%的增长,相对应于0.31到0.42的就业弹性GDP的增长速度就需达到6%和4.8%。

应该看到,即便新增了9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的失业人数,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计划失业率指标,失业人口仍然有2757万人,要高于往年。

把解决失业问题作为重要政策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政府对民生的关注。但把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目标对立起来,认为不应强调经济增长目标的观点值得商榷。宏观经济管理“纲举目张”中的“纲”是经济增长而不是就业。有了经济增长目标,就可以确定其他目标。但从就业增长目标出发来确定其他目标是十分困难的。

过去大家说,如果让地方政府设立经济增长目标,地方政府就会盲目追求增长、盲目投资。如果放弃了经济增长目标,只要就业目标,问题可能更大。怎么解决就业问题呢?给地方政府下达就业指标,恐怕比给地方政府下达GDP增长指标的问题更大。为了实现就业增长2%的目标,调整统计口径?100个人可干完的事情让102个人来干?增加政府机关的冗员?或靠改革开放初期个体劳动者走街串巷的密集型经济?

总之,脱离经济增长谈稳就业是缘木求鱼,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就业问题变成失业救济和降低劳动效率问题,没有增长的新增就业只能新增隐性失业,是人均收入的下降。脱离经济增长我们不但解决不了就业问题,而且可能会滋生腐败。当然,改变产业结构,如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还是有余地的,但是和经济增长相比作用可能不会特别大。

今年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应该是6.7万亿,不是3.76万亿

在纾困阶段,政府采取的财政措施包括:减税降费,三项社保缴费阶段性免征,半免征,缓征,财政贴息,兜底采购双重政策,鼓励重点医疗物资生产,安排疫情防控资金,安排救助补助基金,等等,这些政策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现阶段——刺激经济增长阶段,除了继续执行过去已有的一些纾困的财政政策之外,重点应该转向刺激经济,让经济有尽可能高的增长速度,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增加财政开支,为基础设施投资提供足够的资金。

中国的财政预算结构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有四大项,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社保基金,国有资本经营。最主要的是有两项,一个是一般公共预算还有一个是政府性基金,我们在谈财政赤字的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指的都是在一般公共预算这一块里的入不敷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差额并是不包括在财政赤字中的。当我们讲财政赤字是3.6%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入不敷出的数额。根据政府所公布的数字,2020年计划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21.03万亿,包括三块一个是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还包括一点是调入、结转资金。这三块这些数加起来是21万亿,是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看一般公共预算入不敷出量就是3.76万亿。但实际上在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还包括了调入结转资金一项,过去几年的结余转到今年了。按定义,财政赤字=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76万亿元。但如果扣除3万亿元调入、结转资金,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有18.03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当年全国实际财政收入为6.76万亿元。财政收入是通过税费等等方式把购买力从社会中提取出来,起到抑制经济的作用。财政支出是花钱买东西,起刺激经济的作用。赤字代表了净刺激,由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有3万亿并不是从今年的购买力中抽出来的,所以今年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应该是6.7万亿,不是3.76万亿。政府性基金里有些入不敷出的差额实际上也是财政赤字。如果把所有东西都考虑进去,我们会发现中国财政刺激的力度还是相当大的。

按中国的财政赤字定义,中国财政赤字由2019年的2.8%上升到3.6%。对比2009年执行“四万亿刺激计划”时2.7%的财政赤字率,不能不说2020年中国财政刺激的力度是很大的。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体量,本次刺激计划的规模理所当然要大于当年的“4万亿”。当然,“4万亿”的经验教训应该汲取。除上项目太快、太急,造成浪费外,过度依赖地方政府平台融资应该是“4万亿”的主要经验教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0年GDP的名义增速大概率会低于5.4%的隐含增速目标。由于2020年的财政预算是建立在GDP名义增速5.4%的基础之上的。这样,一方面财政收入可能会明显小于计划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支出刚性,财政支出难以相应减少。这样,在2020年实际财政赤字就可能会显著大于计划财政赤字。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国债价格因供大于求而下降,从而对国债收益率造成上升压力。而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上升又会导致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利息率的上升,从而对经济增长进一步施加下行压力。但是,如果放弃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中国经济就会在重大体制性和结构性调整未完成之前,过早滑入低速增长时期,从而在今后给我们带来更多、更难以应付的挑战。

在今后我们可能会面临这样一种两难挑战:进一步加强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还是为了避免财政状况的恶化而满足于较低的GDP增速。如果坚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进一步增加扩张力度,中国的财政状况会因GDP名义增速低于预期(财政收入减少)而恶化。此时,可能会出现国债销售困难的情况。

为了使国债可以顺利销售,央行可能不得不执行中国式的“量宽”,以冲销挤出效应。如果“知难而退”——由于财政收入减少,减少财政支出,降低扩张力度。这种选择的可能后果是: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跌、失业问题无恶化、杠杆率上升(因GDP增速下降)、不良债权增加;经济最终陷入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

如果出现这种两难局面,“两害取其轻”。我认为应该走第一条路线,争取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采取第一条路线,肯定后遗症不少,但我们还是应先保住增长,由此产生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

2020年中国货币政策选择:中国式QE?

在疫情期间,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传统的货币政策来抗疫纾困,特别是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在疫情期间,央行主要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包括:公开市场的逆回购;降低MLF利率,引导LPR爆价下行;发放低成本专项再贷款;定向降准;降超准备金率等等。

公开市场的逆回购可以压低银行间货币市场利息率,进而影响银行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MLF,向商业银行提供中期再贷款影响商业银行的LPR。央行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工具。如众多基准利息率、专项再贷款、准备金率等等。在疫情期间,央行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抗疫纾困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应该说2020年央行的货币政策应该是比较宽松的。再者,在经济处于收缩期间,货币政策对增加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货币政策只能充当第二小提琴手的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在讨论货币政策时不必过多的考虑财政问题。执行宽松货币的目的是使银行能够给居民和企业发放廉价和充分的信贷,不用考虑更多的东西。但2020年下半年央行面对的一个重要挑战是如何配合财政部使国债得以顺利发行。2020年政府计划新发行政府债券的总额是8.51万亿元。如果再考虑到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的发行、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帮助地⽅政府把融资平台债务转换为规范的政府债券以及地⽅政府专项债,2020年国债发行量将明显高于往年。此外,如前所述,还应该考虑到如果名义GDP无法实现5.4%的增速,财政状况会因财政收入的减少而急剧恶化。

2020年政府债券的大规模发行,有可能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从而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使日后国债发行难以为继。因此,央行不仅应尝试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降低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抑制挤出效应,而且还应考虑采取非常规措施。

受法律限制,央行无法直接从一级市场上购入国债。如果尽管有传统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国债融资依然导致国债收益率曲线的上移,央行就可以考虑扩大公开市场操作规模,由央行从二级市场买入商业银行从一级市场买入的国债,实行中国式“量宽”:在财政部通过一级市场向公众出售国债的同时,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从商业银行购入等量国债,实行中国式量宽。

新冠肺炎是巨大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机会。只要不被种种传统观念束缚,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敢于创新,大胆试验。中国必能克服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是光明。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余永定)

物价短期回升难改通缩趋势

6月CPI同比2.5%,结束了今年前几个月快速回落的趋势,小幅回升0.1个百分点。翘尾为3.3%,新涨价和上个月的一样,还是-0.8%,也就是说6月CPI同比回升全部由翘尾贡献。

6月CPI环比-0.1%,和前三年6月CPI环比的均值持平,符合季节性规律。食品烟酒项环比上涨0.1%,比较受关注的有两个子项:

一是猪肉,6月环比上涨3.6%。从高频指标看,全国猪肉价格6月初就开始企稳回升了。原因一是猪肉此前经历了3个月的下跌,恐慌性抛售后,在生猪低存栏的约束下,出栏节奏有所放缓。原因二是北京新发地出现聚集性疫情后,进口肉类的检疫要求变严,猪肉进口量减少。原因三是南方洪灾,也对生猪出栏和运输产生负面冲击。

二是鲜菜,环比从前值-12.5%,大幅回升到2.8%。鲜菜的种植和运输,受异常天气的影响较大。正常情况下,6月天气炎热,蔬菜供应充裕,过去三年的6月CPI鲜菜项环比都是负的。今年因为洪灾提前到来,导致部分地区蔬菜短期供应紧张,6月菜价反季节性上涨。

6月CPI食品烟酒项同比上涨8.8%,影响CPI同比上涨2.64个百分点。其中,猪肉项同比81.6%,和5月的同比81.7%几乎持平。猪肉项拉动6月CPI同比2.05个百分点,贡献率为82%,仍然是支撑CPI的最核心因素。

除食品烟酒外的七大项,6月同比下降0.2%,继续通缩。6月国际油价继续反弹,回到40美元/桶之上,在现行成品油定价机制下,6月29日国内成品油零售价上调一次。因此,5月CPI交通工具用燃料项环比上涨0.2%,同比从-22.0%收窄至-19.1%。

相比于6月CPI同比小幅回升,核心CPI同比的回落,更值得关注。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CPI,即核心CPI,6月同比只有0.9%,这是2013年1月公布这个数据以来的最低值。和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12月相比,下滑了0.5个百分点。

核心CPI同比低迷,反映了复工复产有序推进后,生产已经恢复到疫情前,但终端需求恢复偏慢、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凸显的事实。从这个角度看,未来物价整体通缩的概率更大。

5月PPI环比,从-0.4%回升到0.4%,今年2月以来首次转正。同比也从-3.7%,回升到-3.0%,结束了连续4个月下滑的趋势。拆分来看,翘尾从-0.5%收窄到-0.2%,新涨价从-3.2%收窄到-2.8%。

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领导的解读,6月PPI环比转正,主要由上游和中游贡献。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上涨38.2%,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1.7%,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上涨0.4%,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1.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上涨1.9%,这五个行业合计影响PPI环比上涨约0.42个百分点。

可见,6月PPI环比明显回升,一方面是因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另一方面则和国内建筑业的需求有关,6月建筑业PMI商务活动指数、新订单指数都小幅回落,但仍然处于高位。

6月生活资料PPI环比0.1%,其中耐用品的PPI环比-0.1%,连续9个月为负。反映了耐用品需求羸弱,这也和分行业的限额以上批零数据一致。

6月CPI和PPI的同比都出现回升,并没有改变通缩趋势。

首先,经济供过于求的矛盾依然很突出。一是创有记录以来新低的6月核心CPI同比;二是企业订单不足,尤其是中小企业,6月官方PMI发布时,统计局有关领导解读称小型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较大,反映订单不足的小型企业占比高于大中型企业;三是工业产成品库存,如果剔除价格因素后,今年5月末实际同比10.5%,甚至比2015年12月提出“三去一降一补”时的实际同比8.5%还要高,企业面临着很大的去库存压力。

其次,经济回暖的持续性,可能并没有主流预期的那么乐观,总需求并不强。不可否认,二季度经济较快修复,生产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了,6月官方制造业PMI的采购、生产、需求、库存和价格等分项指数的组合,显示终端需求和经济都继续复苏。

市场关注的焦点是,这种复苏的持续性。固定资产投资是核心动能,其中,基建投资的确定性很高,不确定的是地产投资在经历一个季度的停滞后,赶工能维持多久。

6月初至今,全国水泥价格指数下跌了6.8%,和洪灾冲击建筑业的短期需求有关。但与此同时,全国石油沥青装置的开工率是上升的,从46.9%回升到52.1%,且高于前两年的同期水平。沥青主要用于道路工程,对施工条件有很高要求,6月沥青高产,意味着洪灾对建筑业施工的影响,可能并没有主流观点认为的那么大。

因此,我们认为建筑业活动,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活动的走弱,除了天气影响外,也和赶工消退有关。

最后,就业压力之下,拉低服务价格的同时,灵活就业人数的增加,也会降低一些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价格。

小微企业贡献了80%的就业,它的生产经营情况,对就业市场有较大影响。新冠疫情后,为保市场主体,加大了政策扶持。对比疫情前后的小微企业融资指数和扩张指数,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小微企业从有订单没钱,变成了有钱没订单。前面分析过,终端需求并不强,这个趋势还会延续,会逐步向就业市场传导。

三季度末、四季度初,CPI同比可能转负。7月开始CPI翘尾将快速回落,从7月的2.9%降低到9月的1.3%,10到12月则分别只有0.4%、0.0%和0.0%。今年5月和和6月的新涨价降到了-0.8%,如果后续供过于求的局面未能改善,CPI环比继续弱于季节性,三季度末、四季度初CPI同比有较大概率转负。                     

(作者: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奇霖)

七部门印发意见部署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经国务院同意,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 加快补上“三农”领域突出短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实支撑。

《意见》明确,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对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一批牵引性强、有利于生产消费“双升级”的现代农业农村重大工程项目,千方百计扩大农业农村有效投资规模,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推动农业优结构、增后劲,把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

《意见》要求,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现代农业园区、动植物保护、沿海现代渔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供水保障、乡镇污水处理、智慧农业和数字乡村、农村公路、农村电网等11个农业农村重点领域补短板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从四个方面部署加大农业农村投资力度。一是扩大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规模,通过一般债券、专项债券等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二是保障财政支农投入,要求中央和地方财政加强“三农”投入保障,中央预算内投资继续向“三农”补短板重大工程项目倾斜,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扩大以工代赈规模。三是加大金融服务“三农”力度,要求抓紧出台普惠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政策举措,大力发展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贷、首贷业务,切实发挥好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完善农业保险试点。四是积极引导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要求各地区制定出台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指导意见,细化落实用地、环评等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加快实施一批PPP项目,支持发行公司信用债券,加大农业企业在公开市场股票发行支持力度。

《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督导考核,扎实做好规划编制和项目储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保障政策落实落地。

商务部:完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近日,商务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下发《商务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 加强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就今年取消商务领域外资审批、备案后如何落实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向各地明确工作要求,旨在切实做好外商投资法及其条例实施工作,为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提供数据支撑。

《通知》指出,做好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工作是全面落实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抓好稳外资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进一步深化外商投资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重要举措,对提升精准服务水平、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外资企业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各地要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加强协作,确保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得到有效实施。

《通知》要求,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加快推进系统改造,做好渠道保障,便利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报送投资信息;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提升服务水平,多渠道、多方式开展宣传解读和答疑,确保信息报告主体知悉报送义务、了解报送流程。

《通知》强调,各地商务主管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依法履行监管职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健全公开透明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体系,坚持在法律面前各类市场主体一律平等,行政执法对各类市场主体做到一视同仁,以公平监管促公平竞争。不断创新监管方式,大力推进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实行包容审慎监管,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减轻市场主体负担,切实依法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国常会确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确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措施,部署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国累积降水量比常年同期明显偏多且降雨集中,局部地区受灾严重。近期南方大部地区仍有强降雨,据预报下一步雨区会北抬。南北方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将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坚持生命至上,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一是压实各方责任,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下沉一线,强化监测预警,加强协调调度。二是切实做好大江大河流域防汛工作,加强中小河流防洪、中小水库除险和城市防涝。针对北方江河多年未来大洪水、防洪设施较薄弱等情况,抓紧部署做好黄淮海和松辽等地区防洪工作,健全会商联防机制,备齐防汛物资,强化水库、堤防等巡查防守,科学调度骨干防洪工程,做好蓄滞洪区运用准备,完善人员撤避预案,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三是加大物资和资金支持,帮助地方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开展水毁工程修复和生产自救。同时,做好部分地区抗旱工作和旱涝急转应对。

重大水利工程是“两新一重”建设的重要内容。会议围绕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水生态保护修复等,研究了今年及后续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安排,要求抓紧推进建设,促进扩大有效投资,增强防御水旱灾害能力。会议强调,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水价标准和收费制度,建立合理回报机制,扩大股权和债权融资规模,以市场化改革推动加快水利工程建设。

会议指出,要按照“六稳”“六保”工作要求,既立足当前,围绕保上亿市场主体,落实好已部署的财政、社保、金融等规模性纾困政策,又着眼长远,用改革的办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一要强化为市场主体服务。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审批。积极探索对需要许可证的行业实行“一证准营”、跨地通用。年内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下放到省级,将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缩至4个月以内。二要为就业创业提供便利。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引导平台企业降低佣金、条码支付手续费等,促进灵活就业。清理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不合理准入条件。明年6月底前实现职称信息在线核验。三要优化外资外贸环境。授权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原则上“单一窗口”一口受理。

会议指出,201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已公布。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对照查出的问题逐项整改、“对账销号”,并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整改结果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后公开。

吴晓求:金融脱媒是大势所趋 政策应顺势而为

第一,中国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发展的逻辑基础。

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有相当大的重叠,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今天,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在一个有14亿人口,贫富差距又相对比较大,高净值客户的规模越来越多的国家,需要一种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需求。在人均GDP很低的时候,这个需求是不强烈的,因为人们在那个时候只是要吃饱饭。现在中国社会整体已经迈上了小康,对财富管理或资产管理的需求日益强烈。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金融体系和结构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

基于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对金融体系的要求,金融体系所提供的产品供给的多样性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基于这样的变化,加上整个经济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也会客观地推动金融脱媒的加速。实际上,中国金融脱媒的速度,在一定程度受到了政策限制,我们有意或无意地在阻止脱媒速度的加快。但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金融脱媒是大势所趋。

金融脱媒是来自于融资者的需求,也来自于投资者的需求,这两者的需求推动了金融脱媒的加速。金融脱媒的加速客观上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会推动融资的市场化,或者说推动投资产品多样性的出现,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今天,中国金融的结构性变革非常强烈,其核心不仅仅表现于金融机构的多样性,也来自于金融功能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来自于金融产品结构的多样性。随着金融结构多样性的出现和脱媒的推动,中国金融的功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一个金融体系的金融功能,主要是通过产品结构的多样性来实现和完成的。

目前看,在整个中国金融体系、金融产品的结构中,证券化的金融产品(不包括非标部分)规模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增长,比例也在逐步地提高,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功能由过去比较单一的融资功能,慢慢走向融资和资产管理,或者财富管理并重的二元时代。

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或财富管理业务,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是顺应了中国金融结构变革的趋势。我们必须要顺势而为,看到中国金融结构性变革的趋势,才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才不会出台一些阻碍中国金融现代化,阻碍中国金融脱媒的政策。

在过去一些年里可以到,我们在理论上并没有很好地认识这样一个基本的趋势。中国社会实践呼唤金融市场的发展,呼唤产品的多元性。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的提高推动了中国金融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中国金融的多样性。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第二,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业务或财富管理业务,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是趋势。

市场化是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的基石,没有市场化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市场化的核心是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资本市场的发展,缺乏流动性和透明度,就没有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业务的未来。

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最核心的要点是要有足够的透明度。透明度是改善风险管理最基础的保障,没有透明度,没有充分的信息披露,就像是在黑洞里面进行资产管理,风险是巨大的。P2P不断爆雷就是因为信息的对称性做不到,特别是需求方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就等于是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操作。透明度是现代金融的基石,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是现代金融最重要的功能。

第三,深刻认识到中国金融目前的风险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风险结构来自于产品结构,来自于金融的资产结构。金融资产结构的多样性,带来了风险的多样性。中国金融体系的风险已经变得至少是二元了,由原来单一的机构风险慢慢过渡到机构和市场风险并重,由原来资本不足的风险过渡到透明度不足与资本不足的风险并重的时代。

过去监管的重点主要是金融机构,现在除了对金融机构监管以外,很重要的是对市场的透明度和信息披露进行监管。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对透明度的监管已经变得非常重要。因为透明度的监管主要是面对资产管理或财富管理的产品,主要是面对社会大众以及投资者的一种风险的管控。如果没有透明度的监管,风险是不可能管控住的,靠它的道德约束以及靠它的自律是不够的。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有足够的认知。

因为风险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监管的改革也要推进。金融改革包括政策的一致性、统一性以及规范性,特别是对相关概念的认定要非常规范,要有利于整个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同时,法律要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边界。法律边界的确定,对于完善金融监管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监管的体系,也要进行必要的梳理,监管既有交集,也有边界,也有合作,核心是要降低市场所带来的巨大的风险。

所以,我认为从理论到实践,到对监管和风险的认识,可能是发展资产管理业务和资产管理市场重要的认识前提。

要情文摘

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促进经济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听取对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问题】今年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有效控制疫情,不失时机推动复工复产,近来经济呈现恢复性增长势头,表现出逐步回稳态势,充分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巨大回旋余地。但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仍在增加,形势仍然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挑战特别是就业压力仍十分突出。

【对策】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紧紧围绕“六稳”“六保”,全面落实助企纾困和激发市场活力规模性政策,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稳住经济基本盘,保住基本民生,有效防范风险,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增强宏观政策实施的时效性,着力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坚持并全面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先政策,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今年通过改革建立了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的机制,要确保尽快见效、惠企利民;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推动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发展普惠金融,做到既有效增加信贷投放量又明显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多措并举帮助大学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实施差异化的税费、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吸纳更多就业。

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韧性。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大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创业创新生态,吸引集聚人才,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以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在更大开放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用改革的办法更大释放消费潜力,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农产品销售和出口产品内销等新空间,丰富优质消费品供给,引导消费升级。发挥政府投资作用,带动社会力量投入,推进“两新一重”等项目建设,以有效投资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加就业。

阶段性政策退出不代表货币政策转向

在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上半年金融数据发布会上,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郭凯表示,前期特殊的、阶段性的政策在完成使命后将退出。

【问题】今年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货币政策达到了预期效果。上半年,金融部门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加码。截至目前,央行已经推出了包括3次降准、增加1.8万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出台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实施中小微企业贷款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在特殊时期推出的特殊政策有其阶段性特征,需要理性认识。尤其是在4月以来,伴随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数据呈现好转态势。个别金融领域出现杠杆率回升和资金空转现象,金融风险苗头隐现。因此,货币金融政策也需根据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及时进行调整。

【对策】这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就此转向。货币政策的立场仍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下半年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综合利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更多地关注贷款利率的变化,深化LPR改革,推动贷款实际利率持续下行和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明显下降。

一是总量上要适度,信贷的投放要和经济复苏的节奏相匹配。如果信贷投放节奏过快的话,快于经济复苏就会产生资金淤积,产生信贷资金没法有效使用的问题;二是价格上要适度,一方面要引导融资成本进一步降低,同时也要认识到利率适当下行并不是利率越低越好,利率如果严重低于和潜在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水平,就会产生套利的问题,产生资源错配的问题。

下半年,金融继续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支持也不意味着“大水漫灌”,进一步出台逆向调节措施需要考量已经实施的政策举措效应的释放因素。从政策取向上,以定向政策为主,实现“精准滴灌”中小微企业。

“零容忍”利于资本市场行稳致远

7月1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研究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工作要求。

政策背景:市场主体的诚信建设,事关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欺诈发行、财务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是资本市场的“毒瘤”,损害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危及市场秩序,制约资本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制度建设存在短板,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较低,发生了多起恶性财务造假案件。新修订的证券法已大幅提高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成本,监管规章制度正在不断完善,构建了立体处罚的有力框架,证监会和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证券执法和司法工作,坚决打击、遏制资本市场违法犯罪活动,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回应社会各方面期待。

政策内容: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犯罪行为“零容忍”要求,多措并举加强和改进证券执法工作,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和良好生态。一是严厉查处重大违法犯罪案件,加快调查、处罚、移送工作,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惩处。二是强化民事赔偿和刑事追责力度,要加快新修订的证券法实施细则落地,对典型重大、社会影响恶劣的个案,依法及时启动“集体诉讼”。三是深化退市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强化退市监管力度,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形成“有进有出、优胜劣汰”的市场化、常态化退出机制。四是配合立法机关加快刑法修改等工作进度,进一步完善惩戒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度,提高刑罚力度。五是完善符合资本市场发展需要、有中国特色的证券执法体制机制,加强行政执法基础制度建设,统一执法标准,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效率,强化专门的执法力量。六是由证监会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形成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合力,共同维护资本市场健康稳定。七是加强舆论引导,多渠道、多平台强化对重点案件的执法宣传,向市场传递“零容忍”的鲜明信号,充分发挥典型案件查处的警示、教育功能,推动形成崇法守信的良好市场生态和文化。

政策亮点:此次推出的举措在落实层面与之前的最大区别是,在七大举措中金融委提到将由证监会会同相关部门建立“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组”。这意味着将由证监会牵头组建专门的部门来落实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有了这样一个部门的存在,打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的专注度和力度以及和其他部门协调机制都将上一个档次,资本市场违法犯罪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迎来高压监管、“零容忍”的阶段。

政策点评:将完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规范资本市场秩序,将进一步便利投资者维权,震慑造假行为,更加有利于长期资本市场的优胜劣汰,提升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极大地改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生态,也将降低金融市场风险,,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高资本市场发展质量,保障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政策建议:证券法第95条第3款规定的“特别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很受市场关注,但集体诉讼效力强劲,需要严格依照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来推进。相关制度的落地,需要同时考虑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出发点和逐步摸索推进、适应市场发展现状的现实背景。当前特别要强化资金流向监管,规范跨市场资金往来和业务合作,严禁银行保险机构违规参与场外配资,严查乱加杠杆和投机炒作行为,防止催生资产泡沫,确保金融资源真正流向实体经济中最需要的领域和环节。

加强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监管有助于实体经济

近日,银保监会介绍当前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情况,通报了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突出问题。

政策背景:经过连续三年多的乱象整治,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已大幅压缩,相关业务逐步回归本源,风险持续收敛,为此次应对疫情冲击带来的复杂局面,创造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但该领域仍然存在一些新老问题,局部风险隐患仍不容忽视,稍不留意又可能死灰复燃。存在问题主要包括“资管新规”“理财新规”执行不到位,过渡期业务整改不到位,新业务违背禁止刚性兑付要求等;业务风险隔离不审慎,理财资金违规承接表内不良资产,理财产品间通过非公允交易调节收益等;同业业务专营及授信管理不到位,同业交易对手选择不审慎,同业投资多层嵌套,隐匿业务风险等;非标投资业务管控不力,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违规投向房地产领域、“两高一剩”限制性领域等;发行的金融产品超出内控水平和管理能力、尽职管理不到位等。

政策内容:重点要把握好“一二五”。“一”,就是坚持回归本源、专注主业这一核心要求。即银行保险机构开展信贷、保险、资管等各类业务,都必须按其业务实质、严格依法依规进行管理。“二”,就是“两个坚决”。即坚决深化改革、推动创新、完善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治理,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坚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持之以恒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规范整治结构复杂金融产品。“五”,就是“五个严禁”。一是严禁多层嵌套投资、资金空转,结构复杂产品和业务死灰复燃;二是严禁监管套利、假创新和伪创新行为,发行超出风控水平和管理能力、尽职管理不到位的金融产品;三是严禁选择性落实新规要求,过渡期整改不积极不到位,过渡期内新增资金池运作、长期限的非标资产,母行与理财子公司间产品划转不合规、利益输送、风险交叉传染;四是严禁资金违规流入股市,违规投向房地产领域、“两高一剩”等限制性领域;五是严禁不当宣传和销售,降低投资者准入门槛,严重侵害金融投资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政策措施:一是要落实主体责任。对照问题清单,坚持“有什么整改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密切结合自身实际,建立台账,逐一整改。各银行保险机构董事会要担负起最终责任,董事长是第一责任人,高管层要担负起执行责任,监事会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推动整改到位。二是要严防屡查屡犯。紧盯本机构易犯多发的问题,集中力量,一抓到底。对有令不行、屡禁不止的部门、分支机构和人员,要严肃处理和问责,坚决杜绝内部问责流于形式、处理浮于表面的现象。三是要做到举一反三。要以业务看制度、以基层看上级、以行为看操守,坚持边排查边整改、边整改边建制度,弥补管理短板,完善制度机制,做到标本兼治,真正做到回归本源、专注主业。

政策意义:深入开展市场乱象整治“回头看”,依法严厉打击资金空转和违规套利行为。有利于督促引导资金“脱虚向实”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政策建议:想要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纾困,还需采取疏堵结合的方式,在严查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以及资本市场的同时,有效降低楼市、股市的资金需求。

发改委: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组织开展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明确,到2025年,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培育一批绿色产业龙头企业,基地绿色产业集聚度和综合竞争力明显提高,绿色产业链有效构建,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基本建立,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智能高效,绿色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对全国绿色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初步显现。

《通知》指出,推动绿色产业集聚。根据《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进一步明确绿色产业示范基地主导产业,不断提高绿色产业集聚度,扩大绿色产业规模。加快推进原有存量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培育绿色产业增量,促进各项生产要素投向绿色产业。提升绿色产业竞争力。积极培育拥有自主品牌、掌握核心技术、市场占有率高、引领作用强的绿色产业龙头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推进绿色产业链延伸,促进绿色产业基地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挖掘产业关联性,推动企业间物质交换利用、能源梯级利用,提高产业协同效应。构建技术创新体系。积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协同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支持龙头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建立绿色技术创新联合体、绿色技术创新联盟,强化绿色核心技术攻关、促进技术成果转化推广。打造运营服务平台。强化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推动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支持园区探索功能混合布局和复合开发,促进产城融合。积极开展能源托管服务、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等模式,推广整体式、全过程服务。提高园区管理信息化、可视化、精准化水平,构建能耗监测与预警、资源智能化管理、污染源全流程管理系统。完善政策体制机制。围绕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创新政府引导产业集聚方式,大力推进绿色产业招商。严格实行产业准入管理,建立绿色招商引资准入门槛。加强对安全、行政、金融、财税等园区管理工作的改革创新,落实好国家和地方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强信息沟通,宣讲绿色产业政策,畅通企业意见诉求渠道。强化专业咨询,聘请第三方研究机构提供智力支持和跟踪辅导。

《通知》指出,拟申请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的,应为《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2018年版)》中的产业园区,主导产业符合《绿色产业指导目录(2019年版)》规定,近3年来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突发环境事件。园区所在地及园区管理机构对开展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积极性高,有一定条件和基础,有明确的建设思路和目标。

《通知》指出,国家发改委统筹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的相关政策,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予以倾斜支持。对列入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方案内的绿色技术创新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及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生态文明建设专项予以适当支持。各地要加大对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在统筹规划、资金支持、用地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对符合相关条件的事项予以优先支持。加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支持力度,支持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开展绿色金融创新。

13部门: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

近日,发改委、网信办、工信部等13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意见》提出,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

《意见》要求,把支持线上线下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作为经济转型和促进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打破传统惯性思维。从问题出发深化改革、加强制度供给,更有效发挥数字化创新对实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带动作用,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台经济等迈向新阶段。

《意见》提出,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要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进一步降低个体经营者线上创业就业成本,提供多样化的就业机会。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要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打造兼职就业、副业创业等多种形式蓬勃发展格局。支持线上多样化社交、短视频平台有序发展,鼓励微创新、微应用、微产品、微电影等万众创新。引导“宅经济”合理发展,促进线上直播等服务新方式规范健康发展。还要强化灵活就业劳动权益保障,探索多点执业。

《意见》明确,要积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激活消费新市场。包括大力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鼓励发展便捷化线上办公;不断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培育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

此外,《意见》还提出,要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要拓展共享生活新空间,鼓励共享出行、餐饮外卖、团购、在线购药、共享住宿、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智能化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生活消费新方式,培育线上高端品牌。推动旅游景区建设数字化体验产品,丰富游客体验内容。扩大电子商务进农村覆盖面,促进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鼓励康养服务范围向农村延伸,培育农村消费新业态。还要打造共享生产新动力、探索生产资料共享新模式、激发数据要素流通新活力。

内部报告

从防风险到补短板:全球产业链的重组与应对

产业链可能的局部调整是什么?

总体上,任何国家的产业体系都存在着相应的短板,大幅改变现有产业体系的某些部分都需要相应的成本。然而,近些年来,个别发达国家出于自身目的试图改变现在的国际经贸版图,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显示出了承接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意愿,给全球产业链带来了新的变量。当前疫情条件下,受政治、安全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链存在进一步局部调整的可能。

(一)产业链可能的局部调整

尽管跨国公司大量迁出中国、全球产业链大面积“脱钩”的风险没有那么大,影响产业链调整的多重影响因素却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疫情条件下各国对于政治、安全等因素的考量。此次疫情给世界多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带来了相应的恐慌情绪。客观上,有关国家会更加重视公共卫生安全问题,甚至颠覆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既有认知,针对公共卫生相关领域出台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从公共卫生安全和抗疫物资安全的角度,药品、医疗器械等相关的产业链很可能会受疫情影响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例如加强产业链某些环节的备份、缩短供应距离、增加供应链的多样性等来分散突发事件带来的供应风险。某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将产业链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用一些非常规的政策助力本土企业的发展,比如强行要求涉及产业链安全的本国企业回迁或迁移到较近的邻国,用多种手段诱导一些发展中国家跟中国竞争直接投资或订单等。

不容忽视的是,尽管“外包”为特色的生产体系让美国这样的国家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在很多国家进行,但美国仍旧拥有相当庞大的工业/制造业规模,在全球高技术制造业中仍旧领先(全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1.6万亿美元中占比31%),有影响全球产业链的能力。即使有些产业回迁美国本土有困难,但存在迁移到别的国家的可能性。近年来,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包括中国本土企业对外投资),的确处于动态调整之中。印度、墨西哥、越南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承接了一些容易迁移的产业。2019年,受中美经贸摩擦等多种因素影响,墨西哥、越南的对美出口的制造业产品增长分别超过130亿美元和140亿美元。

的确,因应于产业链自身的复杂程度等多种因素,全球产业链调整差异较大。有些产业链是相对独立、技术不密集、资本不密集、容易转移的,有些产业链是深度镶嵌、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不容易转移的。相比简单的产业链,技术密集型的、资本密集的、相对复杂的产业链调整是不容易、更加耗时和成本较高的。产业链的复杂性和上下游的相互依赖,在半导体、飞机、汽车等高技术产业表现得非常明显,而这些高度依赖专业化和全球范围的分工合作的产业正是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不断加码的政治因素

除了出于本国产业安全的考量,不断加码的政治因素是推动全球产业链调整和影响全球产业链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近年来的动向来看,一方面,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要求美国产业链回迁或转移的声音和动作一直不断,主张加强美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另一方面,除了产业链回迁,美国政府对于国际经贸尤其是中美经贸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例如,采取对进口商品关税税率的调整,出口关键技术的管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少数企业的重点关注等。

2017年以来,美国政府先后推出了《评估和强化制造与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弹性》《美国信息和通信技术产业供应链风险评估》《美国联邦信息通信技术中来自中国供应链的脆弱性分析》等研究报告,分别以国防工业、制造业、信息通信技术产业等为对象关注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这次疫情冲击客观上给了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弹性和安全的观点再次放大的机会,可能给中美经贸关系注入新的影响因素。

2020年4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再次声称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的教训是美国对外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呼吁美国医药相关产业链的回迁。5月19日,美国卫生部生物医学高级研究与开发局(BARDA)与美国仿制药企业普洛(Phlow)签署协议,支持该企业在美扩大药品产能(本次协议金额为3.5亿美元)。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对于医药产业链局部调整的直接行动。可以预料,经历这次疫情,美国政府和民间会更加注重本土产业战略和政策的实施,以确保重要产业或关键环节的安全、弹性和竞争力,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从国际政治角力的角度,美国、日本、德国等国政府的政策动向和声音,某种程度上是疫情冲击下对于本国产业链安全和布局的考量和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是国际经济竞争与谈判的筹码。历史上,美欧等国政府的工业化早期,作为一种保护幼稚工业的工具,关税和非关税措施也曾被积极地使用过。当下和未来美日德等国的政治因素对产业链的影响,比如美国的总统大选、美国社会的政治倾向变化、美国政府是否按常理决策等,需要密切关注和研究。

疫情对产业链的现实冲击有多大?

全球产业链如果发生进一步的调整,会对中国产业链产生怎样的影响?回答这个问题,既有内因也有外因;既取决于中国产业链所受的冲击大小,也取决于中国产业链自身的竞争力。

(一)影响不再是短期和局部的

相比在疫情结束后外资迁走、那种大面积“脱钩”的可能风险,当下的中国产业链已经在承受疫情带来的现实冲击和影响。当前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既有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响,也有对产品和劳务活动的影响;既涉及供给侧也涉及宏观经济总需求;既波及制造业等第二产业也波及服务业等第三产业。

在抗疫的第一阶段(1月和2月),中国国内的产业链受到了第一轮冲击,主要表现为国内航班、船运等运输总量的下降以及汽车、电子、制药等产业对国外企业出口供给的影响;在第二阶段(3月至今),随着欧洲和美国成为全球疫情中心,疫情影响了国内产业链相关企业的零部件进口,对中国产业链造成了第二轮冲击。

从当下的影响面来看,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冲击,不再是短期和局部的,需要做好更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一方面,如果疫情进一步扩散并持续时间较长,中国产业链的相关进口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会对国内扩大内需带来制约。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冲击也会对中国国内的最终消费、产业链的投资需求带来相应的影响,反过来制约供给侧。

(二)具体的产业部门影响

多年以来,受制于自身的供给能力,中国企业对日本、韩国、美国、欧洲等国家或地区的产业链产品,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例如某些半导体装备和材料、特殊钢材、汽车零部件、飞机发动机、高档数控机床等。

现有的产业链进口国别风险实证分析显示,如果欧美国家经济受疫情影响加重,中国的汽车、机械、化工、医药、航空、航天等产业的进口将面临一定的风险冲击;大豆、半导体、棉花、铁矿石和煤炭等则暂时属于供给冲击影响较小的产业。此外,一些产业的供给冲击影响暂时没有表现出来,有待继续跟踪研究。从疫情影响的严重程度来看,疫情暴发期的欧美国家情况,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如上国别风险研究是根据联合国的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结合疫情在全球蔓延的情况来选取重点国家名单,从所涉及的国别和产业两个视角进行分析的。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等国际组织,也纷纷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速、全球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预期;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左右,2020年全球贸易总额下降13%或32%(乐观和悲观两种估计),2020—2021年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降30%—40%左右,势必会对中国经济和产业链造成新的冲击和影响。

中国产业链自身的短板何在?

对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而言,国际产业链的调整是外因,中国国内产业链自身的短板和能力缺口则是内因。相比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产业链的短板关系着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而不仅仅是GDP之类的短期经济增长指标。美、日、德的产业体系有自身的问题和短板,中国的产业体系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短板。

(一)部分产业的依存度较大

整体而言,根据笔者参与的中国工程院牵头的“中国制造强国发展指数”研究,中国制造业和产业链优势更多体现在总体规模和布局等方面,在全员劳动生产率、研发投入强度、标志性产业的产业集中度等方面跟美国、日本、德国的制造业还有不小的差距。在一些产业和领域,产业基础(包括高端装备、核心零部件、基础研究等)还很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表现得比较突出,产业风险不容忽视。

具体而言,中国工程院的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安全评估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产业链60%左右是安全可控的,但部分产业对国外依赖程度大;其中,6类产业自主可控,占比23%;10类产业安全可控,占比38.5%;而2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占比0.77%;8类产业对外依赖度极高,占比30.8%。尤其是,光刻机(集成电路产业)、高端芯片(通信装备产业)、轴承和运行控制系统(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燃气轮机热部件(电力装备产业)、设计和仿真软件(飞机、汽车等产业)等产业和领域的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二)研发投入和市场结构有待优化

从研发(R&D)投入的占比和结构来看,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研发密度整体还不高;另一方面,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重开发、轻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除了研发投入的占比和结构问题,中国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和试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复和低水平研究、经费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产学研需要更好地衔接等问题。

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最新的国别比较统计,2015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和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的经费占比约为16%,大量研发经费用于开发和试验(约占84%);同期,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占比分别为36.5%、31.8%和38%(试验开发经费投入占比分别为63.5%、63.7%和61.9%);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全社会研发经费中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用于试验开发的经费,大致保持着这样的比例关系,可见其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重视,与中国等后发国家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人民日报》披露的权威部门数据则显示,80%左右的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没有研发活动。

从市场结构和企业规模来看,中国的产业集中度还比较低、企业规模也不够大,影响制约着中国经济更好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中国的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指标CR4(非加权平均值),只有美国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指标CR4(非加权平均值)的一半左右。中国企业的平均规模尚不及美国、德国和日本企业平均规模的1/5。在世界500强之类的大型跨国公司排名里,制造业为主业的中国公司还是相对缺乏的。而按照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等的观点,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机构,大型企业某种程度上就是关键的微观经济部门,其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防风险到补短板,筑牢中国产业链

因应全球产业链可能的调整,中国有必要着眼于当下和长远,坚持底线思维、沉着应对,从防范和化解产业链风险、提升本土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产业链技术更加自主可控、产业链社会基础更加包容等角度,发挥产业政策、产业集群、大企业和公共投资的积极作用,提升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筑牢中国产业链的基础,助力全球产业链的平稳运行。简而言之,理想的中国产业链应该更加自主、安全、创新、竞合与包容。

从当下和短期来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才能维护产业链平稳运行。

第一,中国企业既要做好产业链风险的化解,也要做好产业链风险的防范。这包括增加备货、储备中间品库存、当下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等。对一些重要的产业或领域,即使短期内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无法提升,也要做到有备份或替补能力。

第二,提升中国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能力,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资源管理。对于自身领先的产业和技术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知识产权输出,要善于运用并加强管理,维护中国企业的整体利益。

第三,发挥产业集群和大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引领作用,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有能力的企业可以探索更加积极的订单或采购模式,以缓解产业链其他企业的订单不足等问题,防止经营困难的连锁反应。

第四,积极发挥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反周期”调节角色,熨平产业链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和领域,国有企业要做好投资方向研判和可能的项目储备,通过“挤入效应”带动更多投资。

第五,着眼于战略性产业和领域,产业政策有必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技术难题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瞄准产业链短板和价值链中高端进行生产研发。政府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竞争前阶段(Pre-Competition)的研发投入,是WTO规则下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美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总体投入(既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包括开发和试验),更是长期以来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从中长期来看,筑牢产业链的基础,中国既要着眼当下的宏观经济总需求,更要考虑可持续的产业链供给能力。

第一,在当前全球产业链可能发生局部调整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需要更加注重通过自主性的学习和创新来筑牢产业基础。旨在推动创新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机构,可以更好地实施产业政策。

第二,着眼于未来的竞争,更加注重培育大企业领军的产业集群,加强上下游企业的产业联系,构建本土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改善产业链内部的市场结构、解决产业链内部的散乱小问题,培育更多中国本土的跨国公司、龙头企业和隐形冠军。

第三,更加注重培育和壮大中国市场,更大程度地发挥国内需求对于企业商品和服务的导向作用,降低中国经济尤其是某些产业的对外依存度。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进出口而进出口。

第四,注重引导和鼓励更多本土企业进入实体经济,扎扎实实做好主业,做产业链的“耐心资本”(不是短期资本,更不是投机资本),有能力、意愿与发展伙伴共担风险、互帮互助、长期发展。这次疫情防控取得的成绩,跟我们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和制造能力有很大关系。

第五,注重维护产业链的包容性,扩大全球产业链的社会基础,让更多国家和人群从中受益。中国要推动世界各国在联合国、WTO等国际政治经济框架下友好协商、互利共赢,让经济全球化更加公平和可持续。    

(本文系节选,作者:周建军,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双循环”格局推动开放进入新阶段

近段时期以来,有些人对“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理解存在片面之处,忽视了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要求,甚至认为外贸外资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已经不重要。因此,有必要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澄清一些片面的观点。

外贸依存度等指标的下降不意味着对外经贸工作重要性的下降

近年来,在全球贸易投资不景气的背景下,我国外贸外资稳步发展,保持了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的地位。与此同时,我国外贸外资在经济增长、财政税收、就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外贸外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有所下降,例如2019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货物进出口占GDP的比值)为31.8%,对比2006年的最高点64.2%下降了一半。除此之外,外贸顺差或者经常项目顺差与GDP的比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所有进出口的比重、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等指标均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外贸外资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如何看待外贸外资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扩大以及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上升,我国外贸外资与国民经济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这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规律。经济体量越大,一般外贸依存度会相应下降,上述的各种指标也可能下降。例如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2019年的外贸依存度为19.7%,远远低于我国。在今后一段时间,预计我国外贸依存度仍会有所下降。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外贸外资对我国经济社会贡献的下降。

上述指标的下降也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下降。实际上,尽管多哈回合谈判停滞,通过近些年的自主开放,中国在2006年之后的最惠国平均关税从大约9.8%下降到大约7.5%;与此同时,通过签订一系列的自贸区协定,进口商关税负担还有进一步的下降。在外资领域,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的外资限制程度进行了评估。他们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13年以来对外资限制程度迅速下降,下降幅度是各主要经济体中最大的之一。实际上,虽然全球直接投资连续四年下降,今年很可能会是连续下降的第五年,但我国吸引外资的流量近年来不仅保持了稳定而且略有上升。

当然,外贸依存度这些指标如果下降过快,也是需要注意的问题。外贸外资的发展应该有适度规模,不能因为国民经济内循环的重要性而忽略国际市场外循环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外贸依存度等指标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体量的上升,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新的特征。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形成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来源而非放弃国际竞争的理由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一大特点。以往这个特点主要表现为劳动力价格便宜,但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劳动者收入的上升,这个特点日益表现为庞大而且持续增长的国内市场。中国企业对外竞争力的优势来源也日益从便宜的劳动力转化为庞大的国内市场。

很多人看到了内需与外需相互替代的一面,但是,对于规模经济型产业来说,庞大的内需可以成为提高出口竞争力的优势来源。在一定条件下,内需与外需也会呈现出互补关系。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通讯设备等领域,有一批中国企业做到了利用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来增强对外竞争力,我们的大部分外向型企业还没有做到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强调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不是弱化企业的外向性,反而是为了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获得中国大市场利益的企业,更容易形成出口。因此,强调大市场优势并不是认为中国市场大到可以容纳出口型企业的所有产能,而是要发挥国内大市场在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定经营并提高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协助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内销,不是放弃海外市场,恰恰是为了帮助出口型企业熬过困难时期生存下来,同时保住已经建立的外销渠道。

“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并不意味着内需体系本身构成完整的需求体系,外需仍然是整个需求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对内需的满足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供给。要真正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需要正确理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的含义。

第一,“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意味着国内大市场应该是统一的、完整的,而不是分裂的、破碎的。要制约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第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市场导向型生产活动,消除压制内需的不利因素,把潜在内需挖掘出来。要通过降低贫富差距,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活跃中西部地区生产与消费活动,在产业梯度转移的同时推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

第三,“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意味着不仅仅要完善商品需求体系,还要完善要素需求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

第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意味着应该积极扩大进口,引进国际上适销对路的产品和要素满足国内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封闭的内需体系不可能是完整的内需体系。

如果我们能够构建开放、统一、完整的内需体系,它就能够成为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优势来源,成为吸引外资的优势来源,从而有利于中国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建立起来的外商投资企业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

国内大循环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大循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又能够提高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使得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我国对外开放早期的一大特点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我们一度没有资本、没有市场、没有技术、没有原材料,只有劳动力。通过发挥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我国逐渐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并且地位有所攀升。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早期的对外开放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也没有必要固守。我国对外开放应该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开放应该是全面的,深入的。要推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使得双循环相互促进成为对外开放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有观点认为,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深度融合是不可能的,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很难实现的,脱钩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能不能使得双循环相互促进,会不会脱钩,关键在于中国自身的政策,而不光是看其他国家的政策。

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长期以来形成了纵向的国际分工关系,中国在低端,发达国家在高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和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扩展与攀升,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分工日益横向化,纵向分工和横向分工同时存在,横向分工的比重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部分生产环节的回归和转移是具有一定的经济逻辑的。部分国家出于国家安全和供应链稳健性的考虑对其在全球价值链上布局的一些调整对我国经济也并不会构成严重的伤害。绝大部分的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仍然是基于基本经济规律在发展的。

能否促进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融合,能否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中国自身的开放政策。尽管近年来我国对外开放有了长足的进展,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的开放程度仍然是偏低的,离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开放水平仍然有一段距离。2020年中国《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在各方面要求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以国民待遇,力争实现大门开了小门也要开,准入也要准营。这是使得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有利举措。外商投资企业是包含了外国投资的中国企业,它们是链接双循环的纽带,是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力量。

自贸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是链接双循环的重要平台,自贸区(港)的建设也是推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方式。除此之外,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也是促进内陆和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有利于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  (作者:崔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政策借鉴

上海加快培育在线新经济

无人工厂、“无接触”配送正推动市场加快“活”起来;中国游戏产业研究院,一个全新的国家级游戏产业研究机构,在上海正式落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云端”呈现……分析研判疫情给生产生活以及消费需求带来的新变化,上海正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能力,“赋能百业”,加快打造在线新经济高地。

在上海的蓝图中,交通出行、住房家居、养老服务、教育医疗等领域,都将成为在线新经济、人工智能的赋能场景,优质资源将更加公平可及,市民生活将更加美好。在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跃升中,拼多多、bilibili(以下称B站)等诸多生机勃勃的企业“种子”,正在成长为参天大树。

新模式根植于生活

不久前,B站献给新一代青年的宣传片《后浪》刷爆了“朋友圈”。《后浪》刷屏的背后,是B站对优质内容的深耕,以及用户基数的剧增。如今的B站,优质内容不断井喷,生活、娱乐、科技等产品迅猛增长,并将继续加强内容生态及商业化体系建设,释放更大潜能。

B站的壮大,是上海在线新经济发展的代表。一大批由年轻人创办的在线新经济公司正在上海“组团”出现。

上海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在疫情中经受住了考验,也抓住了新一轮发展机遇。自3月15日起,拼多多日均在途物流包裹数已稳定在5000万个以上,同比增幅超过60%。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企业全力挖掘、对接新消费的努力。

拼多多还在脱贫攻坚战中扛起了重任。拼多多以眼下流行的“直播”形式,让全国各地的农产品乘上在线新经济的东风。7月7日,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周汉民,携手民建上海多位企业家成员,走进拼多多直播间开展对口帮扶河北丰宁的大型消费扶贫活动。仅1个小时,就卖出了2000多单优质农产品。

新机遇有“硬”科技支撑

新场景、新玩法的背后,是产业发展格局在技术支撑下的重塑。人工智能、5G、大数据、区块链等蓬勃发展的智能交互技术正在推动上海各产业加快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

上海联影医疗公司针对疫情研发的CT产品,在不需医护人员协助的情况下,就可智能识别全身位置信息,实现智能定位和摆位,精准定位肺炎病变。这台设备每天能够实现300人的大流通量扫描,是一般设备的3倍。

如此高效率的“智慧”效能,让上海的“智慧”技术开始“外溢”。比如,商汤科技的智慧通行产品及AI智慧防疫解决方案为韩国LG CNS的防疫工作提供支持;上海向9个国家出口了19台各类影像检测设备,并配套提供了AI运用,研发了方舱CT、远程分级诊疗等体系化方案。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也打破了时空限制。以上海演播厅为主体,德国、韩国、新加坡等地进行呼应,并特别策划了“洲际连线”“AI夜话”,云集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新生代企业家代表,畅想新经济的未来。

正是基于各类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撑,上海在线新经济在疫情期间,走出了一波“亮眼行情”。数据显示,掌小门教育科技一季度营收12亿元,同比增长144%;喜马拉雅一季度营收6.3亿元,同比增长40%;极链科技营收1.8亿元,同比增长116%。

拼多多、B站、叮咚买菜、趣头条等上海互联网新“军团”正强势崛起。业内人士认为,在线新经济的崛起,与近年来上海在营商环境以及应用领域为互联网企业发展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密不可分。

新“冠军”根植新生态

面对充满无限可能的智能时代,上海正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拥抱人工智能,持续打造面向全球的前沿创新平台,推进人工智能领域标准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促进人工智能跨地域跨领域跨行业发展。

好产业不缺空间,好应用不缺场景。上海将发挥数字新基建带动作用,持续打造“智能基座”;持续完善产业地图,整合市区两级以及各园区的政策、人才、资金、土地等资源,进一步推动智能产业生态完善和企业集聚发展,不断扩大在线新经济的“朋友圈”。

要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上海不只看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的产值有多高,更要看“赋能百业”的效应有多大,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在线新经济,“赋能”制造业,打造强大工业互联网。基于这样的思路,上海发布了《上海市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将聚焦三大类12个领域重点布局,用3年时间打造在线新经济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特别注重创造新制度供给,营造新经济营商环境,明确了加大统筹协调、包容审慎监管、强化公共服务、新型人才从业评价、建设在线新经济生态园等5方面保障措施。

城市是在线新经济最大的应用场景。如今的上海,正以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为载体,推动城市治理向人机协同型、数据驱动型、跨界融合型转变,实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的跃升,这让整个上海成为新兴科技力量一展身手的巨大舞台。

上海将全力推动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同向发力,让人工智能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为全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在线新经济的发展贡献‘上海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