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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08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8-04 09:36

经济分析

近期A股飙升 是否应警惕国际“热钱”?

七部门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十三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国常会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连平:中国经济V型复苏仍在路上

上半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9718元

要情文摘

我国将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

严禁商业银行与暴力催收等第三方机构合作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需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

发展小店经济有利于稳就业与扩内需

国办出台六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内部报告

美国制造业兴衰与中美竞争的大棋局

实现发展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精准匹配

政策借鉴

重庆加大力度培育科技型企业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近期A股飙升 是否应警惕国际“热钱”?

今年上半年,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全球经济大衰退背景下,上证综指、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跌2.1%、上涨15.0%和35.6%。而7月上旬(到10日),三大股指分别上涨13.4%、14.0%和14.0%。同期,日均成交额高达1.42万亿元,远超上半年日均7582亿元的水平。市场在担心股市上涨过快可能引发调整的同时,也关心这波大涨是否与国际“热钱”流入有关。本文拟就此进行探讨。

警惕国际“热钱”兴风作浪是一种理性

为应对疫情冲击造成的经济停摆,各国普遍采取了空前的货币刺激,主要经济体纷纷走到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重启量化宽松乃至无限量宽。全球宽流动性、低利率,有助于压低无风险收益、提升市场风险偏好。这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零利率+量化宽松”政策的取胜之道——通过资产价格上涨、正财富效应,缔造了美国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周期。“大水漫灌”也是今年3月底以来以美股为代表的全球风险资产大幅反弹的重要推动力。当然,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严重脱节,也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上次危机发生后,主要经济体货币大放水,国际“热钱”涌向新兴市场。这次也不例外。随着全球金融恐慌和信用紧张状况缓解,美元荒退潮,美元指数回调,过剩的流动性势必要寻找有利可图的机会。据国际金融协会统计,新兴市场在今年3月份遭遇了835亿美元的外来跨境组合投资净流出后,自4月起恢复净流入。第二季度,累计净流入541亿美元,上季为净流出512亿美元。其中:股票投资净流入121亿美元,上季为净流出628亿美元。

类似的剧情也在中国上演。3月份全球股灾期间,中国陆股通项下北上资金也遭遇了679亿元人民币的净流出。一季度,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来股票投资净流出106亿美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入204亿美元。但4月份以来,陆股通项下恢复净流入,二季度累计净流入1360亿元人民币,上季为累计净流出179亿元。

近来,不少国际大投行频频以中国疫情得到控制、经济率先复苏为由,建议境外投资者增持A股,这无疑进一步鼓舞了国内投资者做多的热情。有人由此发出了国内全面牛市基础不牢,外资积极唱多A股,乃是要割中国投资者“韭菜”的预警。

股市没有上涨就没有下跌,“热钱”没有流入就没有流出。因此,在全球流动性泛滥情形下,保持一份清醒和谨慎并非坏事。4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务会议提出,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要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积极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也是其中应有之意。

客观评估外资在本轮A股上涨中的作用

随着国内股票市场逐渐扩大对外开放,迄今为止外资尚处于进入期。从2014年11月股票通业务开通至今(今年7月)的累计69个月中,陆股通北上资金为净流出的月份仅有11个月,占16%,其他月份均为净流入,到今年7月10日累计净流入11701亿元人民币(约合1673亿美元)。由此而言,外资对于A股是“短空长多”。配置中国资产、分享成长红利,是外资对A股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

从年度国际收支数据看,从1998年到2019年,中国外来股票投资项下连续22年录得顺差,即便是股市汇市剧烈动荡的2015年,当年依然净流入150亿美元。从2015年底到今年3月末,外资在A股流通市值份额从不到1.5%稳步升至4%以上。

外资不仅给中国股市带来了资金,更带来了好的投资理念。外资资金属性稳定并且长期,对短期波动的容忍度相对国内机构投资者要高很多,且外资更注重长期投资,对商业模式、盈利质量、盈利可持续性的重视程度远高于短期盈利。因此,北上资金偏好绩优、高成长的行业龙头,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成为外资配置的核心资产,对国内投资者价值投资理念的培育起到了较好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促进了国内上市公司治理改善。

北上资金除了择股还讲究择时,习惯于“高抛低吸”的操作。如2015年4月,沪深300指数日平均值环比上涨20%,结果陆股通(当时仅有沪股通)项下首次出现净流出36亿元。显然,当时A股过快上涨触发了外资的减仓行为。到股市异动前夕的2015年6月,当月陆股通净流入额为59亿元,较沪股通开通以来(2014年11月至2015年5月)的月均水平骤减64%。

再如2018年,受贸易局势影响,A股出现了深幅调整。但陆股通北上资金自2018年11月起持续增仓,至去年2月份月均净流入460亿元人民币。去年4月份,沪深300指数日平均值较2018年12月上涨28%,但外资早在3月份就将加仓规模降至44亿元,4、5月份股指冲高时又大举减仓,基本完美走完了去年上半年的A股上涨行情。

然后,从去年6月起,陆股通又转为持续净流入(除今年3月份因全球股灾出现了短暂净流出),到今年6月,月均净流入372亿元人民币(不含今年3月份数据),显示外资再次耐心地持续加仓,直到迎来最近这波飙升行情。

此外,不少国际投行今年其实一直是A股坚定的多头。如瑞银早在2月底疫情发生初期,就建议境外投资者增加A股配置,理由是这里拥有更具吸引力的估值和增长组合,而且中国似乎也正在有效遏制病毒并恢复正常。再如摩根斯坦利在3月份美股熔断期间,就从情绪指标显示A股远未有过热、盈利预期并不那么悲观、A股估值目前并不算高、外资将持续流入等角度分析,建议增持A股。6月中旬、7月初,大摩又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

可见,这些投行分析师对A股的看法,并非是行情大涨之后的后知后觉、推波助澜。只是在目前行情下,国内投资者更容易选择性地相信他们的意见。

7月飙升行情中外资成交占比反而下降

7月上旬的这波国内股市飙升,主要是金融、地产等低估值的大流通市值、大蓝筹股的补涨行情。到7月10日,沪深300指数累计涨幅大14.1%,远超过上半年1.6%的涨幅,同时也领先于上证综指、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的同期涨幅。如果剔除10日的久违调整,沪深300指数的涨幅达16.3%,则领先更多。

然而,从陆股通每日成交额占当日沪深300指数成交额的比重看,7月上旬的8个交易日占比为30.6%,较上月下降了8.4个百分点,较二季度占比低了9.6个百分点。同期,沪深300成交额占沪深两市成交额的比重达到35.1%,较上月上升了7.2个百分点,较二季度占比上升了8.7个百分点。这个指标显示,内资在这波行情中的活跃程度又重新高于外资。

如果从增量资金看,情况则更加了然。去年初至今年6月份,融资融券业务有6个月份“融资余额变动与融券余额变动轧差”为负值,也就是说境内资金为场内降杠杆,而同期陆股通项下仅有3个月份为净流出。今年7月上旬,陆股通累计净流入额与沪深300成交额之比为1.6%,较上月仅上升了0.2个百分点,较二季度仅上升了0.1个百分点。同期,融资融券加杠杆与沪深300成交额之比为4.1%,且明显高于陆股通净流入额占比,较上月上升了2.5个百分点,较二季度更是高了3.4个百分点。这个指标同样显示,当前内资加杠杆的热情重新高于外资加仓的冲动。

显然,这次北上资金布局又领先了内资一段时间。鉴于同期陆股通项下净流入累计净流入585亿元人民币,显示外资尚未减仓,故目前最多只能算是内资的“抬轿”行情。从过往的经验看,不排除股指上涨过快、股票估值过高,外资随时可能“下轿”。有市场分析指出,最近这波行情,陆股通主要以交易型资金为主。对此,大家需高度警觉。如果不是立足长线的、基本面的价值投资,而是追涨杀跌、炒概念的话,就可能再次沦为被大资金(包括内资和外资)收割的对象。

上次,面对全球流动性泛滥,中国以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防止阻止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好处是避免了汇率过度升值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冲击,但坏处是民间积累了较多对外负债,后因人民币汇率意外贬值,触发了民间货币错配的集中调整。直到去年8月份人民币汇率破7,才算是基本达成了“8·11汇改”的预期目标。

现在,破7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更加市场化,央行也已基本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干预。那么,如果由于中国疫情防控、经济复苏和估值洼地等优势,再次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一方面,可能迅速推高国内资产价格,导致估值虚高、催生资产泡沫;另一方面,还可能加速汇率升值,影响出口竞争力。如何应对这次大考,或是中国必须面对的新挑战。 

(作者: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管涛)

七部门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

近日,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和《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的要求,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部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

《通知》指出,数字乡村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开展数字乡村试点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行动,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释放数字红利催生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要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部署,以解放和发展数字化生产力、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主攻方向,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农业农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为重点,积极探索数字乡村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通知》要求,坚持统筹推进,注重协同联动,加强试点工作统筹协调、资源整合、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做好数字乡村发展整体规划设计,系统集成数字乡村领域相关试点示范的支持政策和经验做法,统筹推进乡村的新型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数字农业农村、农村科技创新、乡村数字治理、信息惠民服务等建设和发展,形成工作合力,实现重点突破。坚持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创新,紧紧围绕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加大改革力度,加快制度、机制、模式和技术创新,着力解决整体设计缺失、资源统筹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打通信息壁垒,推进集约共享,释放数字红利,同步做好网络安全工作,不断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激发活力,倡导多方参与,深化“放管服”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和广大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建设,以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资流,激活农村各种要素,加快推动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分类指导,试点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和资源禀赋,积极探索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等不同类型乡村的数字化转型路径和发展模式,明确目标,细化任务,完善措施,精准施策,持续提升数字乡村发展水平。

《通知》明确了工作目标,到2021年底,试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乡村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水平大幅提高,依托互联网开展的农村创业创新蓬勃发展,乡村数字治理体系基本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乡村网络文化繁荣发展。通过试点地区在整体规划设计、制度机制创新、技术融合应用、发展环境营造等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经验,为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十三部门联合发文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3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简称《意见》),支持15种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意见》强调,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的自主就业、分时就业。

《意见》提出,积极探索线上服务新模式,激活消费新市场。大力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允许购买并适当使用符合条件的社会化、市场化优秀在线课程资源,探索纳入部分教育阶段的日常教学体系,并在部分学校先行先试。积极发展互联网+医疗。进一步加强智慧医院建设,推进线上预约检查检验。将符合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服务费用纳入医保支付范围。鼓励发展便捷化线上办公。不断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水电路网等城市设施智慧化改造。结合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及生产力布局,加快推进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

《意见》认为,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培育产业平台化发展生态。开展重大工程布局,支持传统龙头企业、互联网企业打造平台生态,提供信息撮合、交易服务和物流配送等综合服务。加快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步伐。组织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建立政府——金融机构——平台——中小微企业联动机制,发展普惠性“上云用数赋智”等。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支持建设自动驾驶、自动装卸堆存、无人配送等技术应用基础设施。

《意见》提出,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积极培育新个体,支持自主就业。支持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多样化自主就业、分时就业。鼓励商业银行推广线上线下融合的信贷服务,合理降低个体工商户融资成本。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可使用网络经营场所登记个体工商户。

《意见》表示,培育发展共享经济新业态,创造生产要素供给新方式。拓展共享生活新空间。鼓励共享出行、餐饮外卖、团购、在线购药、共享住宿、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智能化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生活消费新方式,培育线上高端品牌。打造共享生产新动力,探索生产资料共享新模式。健全完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生产资料管理新制度。激发数据要素流通新活力。依托国家数据共享和开放平台体系,推动人口、交通、通信、卫生健康等公共数据资源安全共享开放。

国常会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重点支持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要求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加强资金和项目对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面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应对疫情冲击和发展环境变化,必须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以新动能支撑保就业保市场主体,尤其是支持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一要加大对创业创新主体的支持。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双创示范基地建设。盘活闲置厂房、低效利用土地等,加强对双创重点项目支持。政府投资的孵化基地等要将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提供。对首次创业并正常经营1年以上的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可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二要鼓励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大中小企业融通、跨区域融通发展平台。建设专业化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三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设备融资租赁和与创业相关的保险业务。取消保险资金开展财务性股权投资行业限制,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四要实施创业带动就业示范行动,推动企业、双创示范基地、互联网平台联合开展托育、养老、家政、旅游、电商等创业培训,引导择业观念,拓展就业空间。会议强调,要促进加强数理化和生物等基础理论研究,鼓励青少年学习和探索基础理论,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夯实基础。

会议指出,截至7月中旬,经全国人大批准的3.75万亿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已发行2.24万亿元、支出1.9万亿元,全部用于补短板重大建设,对应对疫情影响、扩大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基本盘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要求,各地要加快专项债发行和使用,支持“两新一重”、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可根据需要及时用于加强防灾减灾建设,尽快形成实物工作量,确保项目质量。对项目短期内难以建设实施、确需调整资金用途的,原则上要于9月底前完成并按程序报备。会议强调,要优化债券资金投向,严禁用于置换存量债务,决不允许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草案细化预算法有关规定,将近年来财税体制改革和预算管理实践成果以法规形式固定下来,特别是为确保公共财政节用裕民,对财政支出向社会公开作出明确规定,要求一般性转移支付公开细化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公开细化到地区和项目,单位预决算支出公开到项、基本支出公开到款,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政府采购等按规定公开。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时效,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按一定比例,将下一年度转移支付提前下达至下一级政府。

连平:中国经济V型复苏仍在路上

7月16日上午,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经济的半年报数据,虽然各类数据快慢不等,但总体来看好于市场预期,表明我国疫情控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积极作用正在显现。下半年各项政策仍需保持定力,精准施策。

1、半年报数据有哪些亮点?

半年报有六大亮点值得关注。一是GPD增长略超预期。二季度GDP增速为3.2%,相较于一季度的-6.8%,不仅实现了由负转正,而且高于市场平均预期。此前市场的预期二季度GDP增速均值为2.9%,乐观的观点认为3%,而实际的GDP增速略高于乐观观点,显示了中国经济复苏良好的态势。二是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表现突出。二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4.5%和0.4%,其中6月份分别增长10.0%和9.7%,涨幅较为明显,会对进一步改善工业结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有效推力。三是外贸数据好于预期。6月份出口、进口双双实现了正增长,远超此前负增长的预测。作为全球惟一在疫情蔓延下外贸保持出口正增长的国家,数据转正是十分不容易的,也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的实力和韧劲。四是线上消费快速增长。上半年,全国网上零售额51501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43481亿元,增长14.3%,比一季度加快8.4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2%,比一季度提高1.6个百分点。五是房地产需求逐步释放。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2780亿元,同比增长1.9%,实现正增长;商品房销售面积6940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8.4%,降幅比1—5月份收窄3.9个百分点,表明在疫情期间受抑制的需求进一步释放,对下半年投资和消费会产生拉动。六是就业状况较为平稳。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员564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2.7%。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比5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这一数据在疫情肆虐过后的当下,是十分难得的,会有助于下半年消费进一步回升。

2、三大因素支撑和保障经济V型复苏

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3.2%,这个数据与全球各主要经济的萎缩形成了鲜明对比。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陷入短暂的停摆后快速恢复。之所以会出现二季度较高的经济增速,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的支撑,一是政府对于防控疫情应对及时,使得疫情仅仅在一个季度内就被基本控制住,这对于后续经济的重启、复工复产的推进具有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二是中国经济自身的韧性较好,在受到巨大冲击面前,中国经济内生存在缓冲成分,例如因为隔绝疫情需要,线下消费大幅度下降,但线上消费却得到快速提升。三是中国进行了有力度的逆向调控,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中央将通过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将新增的国债融资全部发放至地方基层,是一种“中央财政加杠杆”的应对疫情冲击的方案。货币政策形成了“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组合,上半年三次降准释放1.75万亿长期资金;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通过下调MLF、逆回购、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工具利率,引导LPR等融资利率下行。上述举措都及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复苏。

3、2020年中国经济“下半场”该如何保持定力?

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已经回正,各地已经基本复工复产。而随着上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效应逐渐在下半年显现,特别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支持到位,新基建项目的大规模动工,预计三、四中国经济反弹的力度会超过二季度,进一步走向复苏,全年经济增长可能超出此前的有些悲观预期。然而,面对国际经济形势的诸多不确定性,我们还是应该清晰认识到,未来复苏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需要一定的举措来保持定力。

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六稳”、“六保”工作上,政策力度明显加大。在地方政府专项债的资金使用方面,下半年将主要侧重于“两重一新”,用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优先保障在建项目工程。根据国务院的安排,2020年的财政赤字率安排3.6%以上,实际上为下半年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冲击,留出了可供应对的财政政策空间,必要时政策支持的力度还可以加大。

下半年货币政策已经没有必要像年初疫情严重时那样频繁出手。鉴于流动性已经非常合理充裕,下半年可能更多侧重于“重结构+降价格”。一方面通过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把握好政策力度、重点和节奏,更加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另一方面则通过调低再贷款再贴现利率以及MLF、LPR等工具利率,推动实体经济融资利率进一步明显下降。为了配合特别抗疫国债发行、内需恢复带动投融资活动上升,以及未来可能因进出口而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冲击,货币政策也会留有一定的宽松空间。下半年,进一步促进银行让利实体经济也是货币政策应有之义。

上半年全国人均消费支出9718元

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718元,比上年同期名义下降5.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下降9.3%。9个省份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居民最能“买买买”,人均花费20112元,北京、浙江紧随其后。

京浙沪最能“买买买” 9省份超全国平均线

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等9省份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居民最能花钱,人均达到20112元,北京、浙江紧随其后,分别为18620元、15029元。

上半年上海人均消费支出突破2万元,北京、浙江、天津、广东、江苏、福建、以及重庆8地位于1万元阶梯,其余22地人均消费支出均处于万元以下。

西藏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5738元,暂列全国末尾。

消费券、“夜经济”、“小店经济”……央地频频出招促消费

对比去年上半年的数据来看,今年30个省份人均消费支出低于去年,云南“异军突起”,今年上半年人均消费支出7727元,比去年多374元,是唯一一个正增长的省份。

人均消费支出指居民用于满足家庭日常生活消费的全部支出,包括购买实物支出和服务性消费支出。消费支出按商品和服务的用途可分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杂项商品和服务等八大类。

上半年,各地坚持民生导向,发放各类消费券、文旅融合发展“夜经济”、助力搞活“小店经济”,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扩大消费,大力推动居民消费回升。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降幅明显收窄,名义降幅和实际降幅分别比一季度收窄2.3和3.2个百分点。米面粮油、菜肉禽蛋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得到充足保障,居民居家用餐增多。

居民部分生活消费支出增速由负转正。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通信支出增长3.0%,一季度为下降2.9%;人均个人用品支出增长2.2%,一季度为下降1.7%。

值得注意的是,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虽然传统消费如餐饮、电影等有所下滑,但是网络购物、在线娱乐、线上课堂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逆势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或服务的次数普遍增多,人均邮费支出增长10.8%。

关于下半年的消费走势,专家指出两方面有利条件。随着疫情防控的有效推进,消费便利性在逐渐改善;另一方面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逐步推进,消费的供给也在不断地优化。                                       (来源:中国网)

要情文摘

我国将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

近日,国家发改委召开7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抓紧出台2020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在保持现有条目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

【问题】今年二季度以来,随着我国疫情防控成果进一步巩固,复工复产达产全面推进,我国利用外资形势明显回稳。二季度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5.1%,增速比一季度回升17.9个百分点。从重大外资项目看,多个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惠州中海壳牌石化三期项目举行了“云签约”;巴斯夫新型一体化基地项目首批装置在广东湛江打桩开建,项目正式进入土建阶段;上海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一期已经顺利达产,二期也在有序推进。在推进前三批重大外资项目的基础上,近期我们推出了第四批重大外资项目,涉及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领域。这些重大外资项目的陆续落地,显示了外资企业对我国发展的强劲信心。中国欧盟商会6月10日发布报告,65%的企业将中国作为最重要或前三大投资目的地,48%的企业对在华收入增长持乐观态度,均较上年上升3个百分点。当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还面临很多挑战,全球疫情仍在持续扩散蔓延,国际经贸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对我国的外溢影响还在演化,外商投资增速出现下滑,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679.3亿美元,同比下降4%。国内一些行业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运行,不少外资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这些都是我们下步工作需要重点解决的。

【对策】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积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做好稳外资各项工作。

一是落实负面清单。新版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将于7月23日起实施。我们将会同有关方面,扎实做好新开放举措的落实工作,提高各项政策一致性,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切实给予内外资企业平等待遇,任何单位不得设置单独针对外资的准入限制。

二是优化投资服务。继续抓好国家层面重大外资项目落地,健全地方层面重大外资项目协调机制,加强项目储备。以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为示范引领,全面提升外资项目服务水平。

三是便利人员往来。今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建立了重大外资项目外方人员来华包机机制,重点解决跨国公司反映的国际出行问题。3个月来,已有23个项目5000多名外方管理和技术人员通过该机制包机入境。我们将继续做好这方面工作,为企业实施项目提供便利。

四是强化正面鼓励。抓紧出台2020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在保持现有条目稳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在产业方面重点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区域方面重点是促进中西部地区积极吸引外资。

严禁商业银行与暴力催收等第三方机构合作

近日,银保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严格禁止商业银行与有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暴力催收等违法违规记录的第三方机构合作。

【问题】近年来,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快速发展,各类商业银行均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开展互联网贷款业务。互联网贷款业务也暴露出风险管理不审慎、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充分、资金用途监测不到位等问题和风险隐患。现行相关管理办法未完全覆盖上述问题,且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对客户进行线上认证,实际上已突破了面谈面签和实地调查等规定。针对互联网贷款中存在的信息披露不充分、数据保护不到位、清收管理不规范等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有必要尽快补齐制度短板,促进互联网贷款业务规范发展。

【对策】《办法》将互联网贷款定义为“商业银行运用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信息通信技术,基于风险数据和风险模型进行交叉验证和风险管理,线上自动受理贷款申请及开展风险评估,并完成授信审批、合同签订、贷款支付、贷后管理等核心业务环节操作,为符合条件的借款人提供的用于消费、日常生产经营周转等的个人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

为有效防控互联网贷款业务风险,《办法》规定,明确互联网贷款小额、短期的原则,对消费类个人信用贷款授信设定限额,防范居民个人杠杆率快速上升风险。加强统一授信管理,防止过度授信。商业银行应当全面了解借款人信用状况,并通过风险监测预警模型持续性进行监测和评估,发现预警触发条件的,应及时预警。加强贷款支付和资金用途管理。商业银行对符合相应条件的贷款应采取受托支付方式,并精细化受托支付限额管理。贷款资金用途应当明确、合法,不得用于房产、股票、债券、期货、金融衍生品和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不得用于固定资产和股本权益性投资等。如发现贷款用途违法违规或未按照约定用途使用的,应当采取措施提前收回贷款。《办法》在多个章节全面提出消费者保护要求。

一是商业银行应当建立互联网借款人权益保护机制,将消费者保护嵌入互联网贷款业务全流程管理,做到卖者尽责。

二是围绕借款人数据来源、使用、保管等问题,对商业银行提出明确要求,特别对取得借款人风险数据授权时进行了具体规定。

三是要求商业银行落实向借款人的充分信息披露义务,应充分披露贷款主体、实际年利率、年化综合资金成本、还本付息安排、逾期清收、咨询投诉等信息,切实保障客户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四是严格禁止商业银行与有违规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暴力催收等违法违规记录的第三方机构合作。

在过渡期安排方面,按照“新老划断”原则设置过渡期,过渡期为《办法》实施之日起2年。过渡期内,商业银行对照《办法》制定整改方案并有序实施,不符合《办法》规定的业务逐步有序压降。过渡期结束后,商业银行所有存续互联网贷款业务均应遵守本《办法》规定。下一步,银保监会将加强督促指导,做好《办法》贯彻落实工作,推进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健康发展。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需多渠道解决资金问题

7月2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总体要求、目标任务、改造对象范围、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等各个角度,对老旧小区改造做出政策部署。

政策背景:从各地的实际开工进度来看,虽然疫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目前全国老旧小区改造的新开工进度已经完成了全年目标的逾四成,一些落实较快的城市,目前开工进度已超过全年计划。今年前5个月,至少有超过23个省份公布了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目标。其中,河南提出2020年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不少于50万户,四川和山东也提出在今年启动46.3万户和40万户以上的改造目标。西安开工情况达到今年计划的120%。截至7月,乌鲁木齐的改造开工率也达到了103%。另外,河北的邯郸与唐山,以及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地则提出,要在今年10月前完成老旧小区改造的全年计划。长期来看,也有部分省市通过了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长期计划。同时,还有部分省份扩大了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今年受疫情影响,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进度有所放缓,但是进入6月份后开始逐渐提速。截至目前,已完成年度目标逾四成。而去年各地新开工目标任务,6月底全国总体上已经完成。

政策意义: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对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惠民生扩内需、推进城市更新和开发建设方式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政策内容:此次《意见》与住建部、各地此前的方案和提法基本一致,也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内容分为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分别对应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型生活需求的内容和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条件积极推进的内容。在工作目标上,《意见》提出,2020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3.9万个,涉及居民近700万户;到2022年,基本形成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制度框架、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到“十四五”期末,结合各地实际,力争基本完成2000年底前建成的需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政策点评:相较于“棚改”,“旧改”的问题更加复杂,各地在推动落实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老旧小区改造社会效益的实现。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由于社区随着年代的增长老化,到2025年的时候可以考虑改造2005年以前建成的住宅,老旧小区改造有望形成一个滚动发展的长期项目。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收入来源少、规模较小,因此,风险控制成为重中之重。从现有案例来看,不少项目采取了混合融资的模式。从已有案例来看,多数已完成融资的项目,还是直接以项目自身产生的收入作为偿债来源,包括物业费、停车费、广告费等,但这部分预期收益较小。也有地方政府将项目范围内国有资产出租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纳入偿债收入来源,这种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采用。

政策建议:在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背景下,建议地方政府应该充分估计到老旧小区改造中的问题和困难。相比于棚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涉及的实际问题更多也更为复杂,因而难度也更大。不反对提出比国家更先进的指标,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把事情做扎实。各省市应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省市的资金实力和老旧小区改造量来决定改造的进程,从高质量的角度去考虑,避免粗糙,或者留下大窟窿。“钱从哪儿来”,一直是老旧小区改造的一大难题。要研究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办法。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模化实施运营主体采取市场化方式,运用公司信用类债券、项目收益票据等进行债券融资,但不得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杜绝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结合各自职能定位和业务范围,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依法合规加大对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信贷支持力度。商业银行加大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依法合规对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发展小店经济有利于稳就业与扩内需

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以稳定就业、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提升经济活力为目标,推动形成多层次、多类别的小店经济发展体系。

政策背景:随着中国疫情防控的到位,经济开始复苏,但当前供给侧复苏的能力强于需求侧。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3526亿元,同比下降1.8%,降幅比上月收窄1.0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均为负数,但降幅在逐步收窄。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小店通常指面向居民消费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的个体工商户,雇员10人以下或年营业额100万元以下的微型企业,及年营业额1500万元以下的网店。截至2019年底,全国注册小店8000多万户,带动就业约2亿人。从国际经验看,小店经济对稳就业与扩内需意义显著,日本东京某个区有近200条商业街,商业街中均是个人开的小商店。他们都有商业街组织,负责管理全部的小商店,一方面是维护商业街秩序,想进入此商业街,店铺就必须加入此组织;其次,维护街道环境卫生,让店铺执行垃圾分类等政策;第三,日本每年要会拿出巨额补贴用于商业街的购物环境改造,包括为店铺添置pos机、成立社区商业大学,鼓励下一代去接班等。

发展目标:至2025年,培育小店经济试点城市(区)100个,赋能服务企业100家,形成人气旺、“烟火气”浓的小店集聚区1000个,达到“百城千区亿店”目标,小店主体更为壮大,民众就业更有保障,经济弹性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政策内容:《通知》提出各地要落实好现行扶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减税降费、金融支持、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共同促进小店经济健康繁荣发展。主要包括在用地、用房、财政、金融、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因地制宜,放宽临时外摆限制,允许有条件的沿街小店在不影响公共交通和周边居民生活的情况下开展外摆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企联合,探索消费券支持小店发展的长效机制;符合条件的小店及其经营者个人,可按规定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和财政贴息支持等措施。

政策点评:稳就业与扩内需是文件的主要目标,对于一些夫妻店等小店,店主的年龄一般都比较大,社会再就业能力比较差。此前因为部分城市的管理政策,一批城市小店被关闭,但市场方面一直有这样的需求。此次政策鼓励小店经济,这将成为吸纳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起着保民生的作用。

政策建议:下一步为推动经济增长,还是需要从扩内需与扩大开放两方面政策出发。发展小店经济不应该嘴上说说,关键要把小店纳入到整个商业体系中,同时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其次,需要从多方面去承认并支持小店的发展。中国应建立社区商业法,让商业街上的店铺有规律,如果店铺违反规则会被从商业街中驱除,最终让商业街变得更有秩序、更规范化。

国办出台六措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实施意见》指出,近年来我国营商环境明显改善,但仍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企业困难凸显,亟需进一步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对标国际先进水平,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破解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堵点、痛点,强化为市场主体服务,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持续提升投资建设便利度。优化再造投资项目前期审批流程,实行项目单位编报一套材料,政府部门统一受理、同步评估、同步审批、统一反馈。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在线审批。深入推进“多规合一”,统一测绘技术标准和规则,实现测绘成果共享互认。

二是进一步简化企业生产经营审批和条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清理教育、医疗、体育等领域不合理准入条件。精简优化工业产品生产流通等环节管理措施,年内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权限下放到省级。降低小微企业等经营成本,支持地方开展“一照多址”改革,鼓励引导平台企业降低佣金、条码支付手续费等。

三是优化外贸外资企业经营环境。提高进出口通关效率,推行“提前申报”,优化“两步申报”通关模式。进出口环节监管证件原则上“单一窗口”一口受理。进一步减少外资外贸企业投资经营限制,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授权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

四是进一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优化货运驾驶员、兽医等部分行业从业条件。促进人才流动和灵活就业,明年6月底前实现职称信息在线核验。完善对新业态的包容审慎监管,进一步放宽互联网诊疗范围,降低导航电子地图制作测绘资质申请条件。增加智能网联汽车等新业态应用场景供给。

五是提升涉企服务质量和效率。推进企业开办经营便利化,放宽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登记经营场所限制。提升纳税服务水平,年内基本实现主要涉税事项网上办。进一步提高商标注册效率。优化动产担保融资服务。

六是完善优化营商环境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以实施效果为重点的政策评估制度。建立常态化政企沟通联系机制,加快建立营商环境诉求受理和分级办理“一张网”。抓好惠企政策兑现,推行惠企政策“免申即享”。

《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围绕市场主体需求,研究推出更多务实管用的改革举措。国务院办公厅要加强对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业务指导,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内部报告

美国制造业兴衰与中美竞争的大棋局

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政治动荡是美国国内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的又一反映,但任何内部矛盾,都有可能被外化。长期以来,制造业外迁都被认为是美国贫富分化加剧的一种重要解释,多重因素共振引起的制造业全球产业链重构难以避免。美国与中国在新技术和金融领域的脱钩已非常清晰,中国能否突围,取决于能否在新兴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占领制高点,而这背后的关键又在于人才、教育等体制机制建设,以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一、中美竞争的关键领域是工业基础设施

二战后开始的工业革命的代表性产业为航空航天、飞机制造、石油化工和电脑,其中,电子计算机和机床可被称为是工业基础设施。1980年代初,随着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的诞生,以及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信息时代开启了。无论是在传统的重型装备制造业,还是在信息产业的硬件或软件领域,美国都是引领者,长期在基础性创新领域有绝对的优势,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芯片、汽车制造等领域,才逐渐受到了来自日本的挑战。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外交事务》的最新文章中称,中国对美国的冲击是前苏联+日本,前者对应的是军工产业,后者对应的是综合经济实力。所以,必定是难以调和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美国何以能够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领先地位?关于此问题的文献汗牛充栋,如美国在一战前就建立起来的工业基础和制造业优势,大萧条时期的创新,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催化作用等等,但我们不应该对美国政府在其中扮演的积极作用一笔带过。这个问题需要放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在国家层面,再也没有比应付战争更紧迫的了,以此为核心去理解美国的战略和具体政策可形成闭环。“现在,这种永久备战经济和军事工业联合体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将军事的烙印深深的打在广泛的民用工业和科研活动之上……军备竞赛在三个产业尤其突出,它们分别是飞机制造业、电子工业和机床业。”这三个产业都是基础性的,它们代表了“美国制造”的辉煌。

军事工业联合体是军方、产业和科研三者的联合,军方向产业提供采购订单和军事津贴,向科研提供研发资金,故在联合体中处于相对核心的地位。自二战爆发之后,美国联邦政府在研发投入上便开始占主导地位。

二战期间,飞机制造业野蛮生长。1939年,飞机及相关零部件生产工人只有6.3万人,二战期间的峰值达到了134.5万,到1946年,锐减至23.7万。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以及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开启,飞机产业再次扩张。1953年,民用机身总吨位的93%为军用。1964年,飞机产业中90%的研发经费来自美国空军拨款,拨款对象包括波音、洛克希德、北美航空等机身制造公司,以及通用电气、普惠等发动机制造公司。1947年10月实现的超音速飞行需要综合空气动力学、冶金、电子学以及飞机引擎设计等综合知识,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至少不会进展如此迅速。

二战前,电子工业的主要产品是收音机。二战期间,在军事需求的刺激下,美国电子工业急剧膨胀,整个行业的销售额涨了20倍,就业人数增加了4倍。雷达、声呐设备、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炮火控制设备、工业控制设备和步话机等都是二战期间的重要发明,军方都是其背后重要的资助方。其中,最重要的发明是电子计算机,最初的目的就弹道计算和原子弹爆炸分析。

二战结束后,美国军方在飞机和导弹制导系统、通信系统、控制设备、高速电子计算机和晶体管等领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1954年5月,德州仪器公司的高登·蒂尔设计出第一个生长结硅晶体管,使德州仪器开始成为最重要的晶体管供应商。美国军方是最大的采购方,尤其是1956年之后。从1961年开始,德州仪器开始生产集成电路这种“微型组件”并与1965年开启了商业化进程,其中,最重要的合作项目就是NASA的“阿波罗”计划。

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TRW)的创始人之一拉莫回忆时说:“五角大楼的决策主导了(美国)电子工业的发展。”截止到1964年,美国电子工业的研发费用仍有三分之二来自政府,获得补贴的公司包括通用电气、西屋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等。

机床是制造业也的基础性工具,各种金属产品的加工都需要借助于机床,而且,机床还需要生产机床本身。所以,它往往被认为是工业的晴雨表。受飞机制造业的提振,冷战期间,美国机床产业也快速扩张,这一切都拜美国空军所赐。1957年,美国政府拥有全美机床的15%,是该行业最大的采购商,其次就是飞机制造商。在政府的资助下,相比于1950年,1957年的机床研发费用提高了8倍。

从二战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4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有2/3都与军事有关,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政府的研发支出都要超过企业。1940年,政府科研项目的70%由政府科研机构完成,到1944年,则主要有非政府机构来完成——私人企业50%,科研院校20%。1939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的研发经费中只有1%来自政府,到1943年,上升至83%。据统计,在战争期间,贝尔实验室共获得了4,200万美元的科研合同,通用汽车3,900亿美元,麻省理工学院,5,600万美元,加州理工学院4,000万美元。

军备竞赛与政府研发资金的支持为冷战后期技术的商用奠定了基础,从而也构成了美国制造业的先发优势。在《技术、增长与发展》一书中,弗农·拉坦说:“政府资助的研究和技术开发在几乎所有美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用技术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甚至怀疑,如果没有政府的采购,核能是否会发展起来。

麦克雷详细阐述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与战相关的任务——创造并维持一个创新生态系统,催生卓越的军工技术,而在和平时期的任务则是将其转化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技术。例如,冷战结束后,美国国防部启动了技术再投资计划(TRP)并拨款8,000亿美元用于技术的升级换代,重点发展军民两用技术。没有军方资金的支持和军用技术的商业化运用,1980年代几乎不可能成为信息时代的起点,苹果公司也是不会诞生的。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解释美国的繁荣与衰退时认为,最关键的三个方面是:生产力、创造性破坏和政治。创造性破坏是美国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动力机制,而政治则是影响该机制能否得以发挥的重要因素。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的扩散确实有迹可循,但它并非独立生成,而是内生于经济和政治的社会化过程,其背后是人的选择、意愿,甚至是强迫,尤其不能忽视政府和军事的诉求。

二、脱钩与突围:中美博弈的大棋局与关键词

中美贸易纠纷发生之后,曾负责中国事务的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克莱尔·里德(Claire Reade)指出,即使双方能够达成某种协议,但美中关系已呈现出质的恶化,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和顾忌在不断加深,整体战略已经从接触转变为遏制。她说:“我的直觉是,本届政府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把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根’拔出来,让它们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这就是特朗普关税的最终目的。一方面,对美国出口依赖度较高的企业也是最有可能将产业链迁出中国的企业,是否迁往美国,是次要问题;第二,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还能起到“拦路虎”的作用,对计划向中国迁移的企业有威慑作用,尤其是美国本土企业。

对于中美关系,我们既应该看到不同之处导致的冲突,还应该看到相同之处给美国带去的不安。不同之处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和文明上都有体现。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将中国明确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经济增长并没有使中国变得越来越像美国,如其所说的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等。另一方面,常被忽略的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与美国有相似之处,如崛起过程中的保护主义和技术转移,以及政府在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所扮演的积极作用。正是这些相似之处,使中国快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世界工厂”,这又推动了中国的技术创新,因为很多基础创新与生产环节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美国的贸易政策已全面转向双边主义,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看来,双边主义就是保护主义。特朗普向保护主义的转向是一种回归,因为,建国以来,美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时间并不长。

历史经验显示,后发国家多是通过保护政策发展起来的,而守成大国则倾向于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因为,通行的贸易规则往往是由霸权国家来制定的。但是,当霸权国家感受到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时,往往会退回到保护主义的状态。无论是20世纪中叶大英帝国向自由贸易的转换,还是美国从建国初期的保护主义向二战后的自由贸易的转换,及其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的制裁,还是今天对中国的压制,都符合历史经验。表面上看,这种政策的转换,都是由某种形式的危机触发的,上一次是一战,这一次是2008年金融危机,更为根本的,是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贸易冲突只是内部矛盾的转移。

如果说关税的特点是打击面广,那么,“301报告”及其衍生出的一系列措施,如对对中国学生申请美国大学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签证限制、“千人,计划”、“实体清单”(包括华为)等,就是精准打击中国的高端制造业,遏制中国产业升级,中断美国对华的技术溢出。尤其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美国紧紧咬住华为?因为5G是“工业4.0”时代一项新的基础设施,而且是为数不多的领先于美国的领域,这让美国有一种失控的感觉。一旦华为的5G网络全面铺开,就会形成“锁定效应”,如果其它企业加入华为的5G网络,而美国政府因为国家安全的考虑限制美国企业加入,那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就会因此而下降。

美国对中国所谓的“不公平竞争”的批评,理由之一就是产业政策,如税收、金融补贴和政府采购等。但是,即使是在二战后,已经成为世界霸主的美国政府也从未停止过对企业的支持。虽然中美在创新产业政策的操作上有差异,但幼稚产业的发展均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对于不在同一起点上的两国国家,美国意义上的公平,对中国来说就是不公平。

最令美国当局警惕的当然还是中国在军事上的发展,以及“军民融合”政策。美国国防部最新发布的《美国对华战略》明确指出,中国的军事发展威胁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对全球商业和供应链构成了复杂的挑战。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使解放军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和获取民间实体的先进技术,具体项目包括国有和私营公司、大学和研究项目。所以,在美国制定的实体清单中,除了商业企业,还包括科研院校。

军民融合是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2019年报的主要关切,其最为关注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新材料(纳米技术)和新能源(核能),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有可能会威胁到美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美方注意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是全国总动员,政府的政策支持覆盖面广,甚至包括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政策会加快技术的扩散,从而会损害美国利益。尤其令美国关注的,是一些由美国原创的技术也被应用在军民融合领域。

所以,当看到美国禁止哈工大等院校使用Matlab软件时,就不应感到奇怪了。在现代制造业中,没有工业基础软件的支持,寸步难行,而这些基本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21世纪的制造业竞争,将更多的体现为软件之争、算法之争。在一个新车型的开发成本中,程序开发占比非常高,而且,汽车的编程任务甚至多于波音飞机。再以3D打印技术为例,它是建立在计算机基础上的,工作流程是将多重材料薄层按顺序进行沉淀,并借助于加热、液体粘接、层压或激光烧结进行固化,再打印出特定形状的物体,它被认为是非常有前景的一项工业技术,可一定程度上弥补非技能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削弱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一般来说,在打印之前,首先需要经过软件完成设计,再将其输入到3D打印机打印。

USCC将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科大讯飞和商汤科技定义为“AI国家队”,它们各自在自动驾驶、云计算和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医疗诊断、语音识别和智能视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军方部分将领认为,AI或是中国在军事领域赶超美国的重要技术。所以,AI是中美必争之地。新材料中的超材料(人造复合材料)、电子材料、生物材料、石墨烯和纳米技术,新能源领域中的核能等,都备受美国关切,所有参与其中的中国企业,都可能面临美国的制裁。

技术创新是美国技术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关键词,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也已深入到毛细血管,与此同时,它也是中国能否突围的关键词。技术创新是一个从基础科研到创新发展,再到市场扩散的过程。寻求技术的领导权,不仅需要完备的工业基础和研发支出,还需要扎实的基础教育和注重基础科学研究的科研体系、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金融市场(包括风险投资和资本市场),以及有一定容错率的社会制度。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经济学人》的访谈中说:“全世界要迎接这个新时代(智能时代),必须发展教育,在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基础上,在充分的学术自由、思想自由下,培养百花齐放的人才。”所以,归根到底,中美制造业和技术的竞争,还是人才的竞争,是我们的社会和体制机制能否培养出、留得住创新型人才,发挥出他们的潜力。

美国与中国脱钩,并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如G7联盟)孤立中国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是全面遏制,中国能否成功突围,关键在于能否在新一轮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取得话语权,这需要一个全局设计方案。

三、结语

国家层面的战略性的调整都不是单一政客所能主导的,这大多是一个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制造业外流和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的“双赤字”状况,呈不断扩大之势。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这与全球化下的制造业空心化,及其国内的信息技术革命和新经济模式的兴起等密切相关。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这一切被认为是符合经济理性原则的。从美国建国以来所确立的汉密尔顿传统来看,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是对传统的背离。一定程度上讲,特朗普建立的新叙事是一种回归,将华为拒之门外并对其进行制裁,本质上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行贸易保护行为,是对汉密尔顿“幼稚工业论”的回归,因为5G是中国在工业基础设施领域取得的为数不多的领先技术。

如果说制造业占GDP的比重的下降是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但它是有边界的。不宜从GDP份额中去理解制造业的地位,因为它是国民经济良序运转的基石。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正在消退,我们所说的市场优势,在“我们人均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是1000元”的现状下,又有多少真实的优势可言?无论是当下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未来避免陷入“高收入陷阱”,拥有比较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都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应对逆全球化,如何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是一个长期课题。

(本文系节选,作者:邵宇,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达飞,东方证券宏观分析师)

实现发展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精准匹配

改革道路虽然曲折,但一旦找准发展路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一定会“行则将至”。未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多方面不断深入,在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有效增强金融韧性,抵御外部冲击。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自2019年2月中央正式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以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推进。在外部不确定性增强、国内经济形势存在下行压力的背景下,金融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给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一定的制约。通过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供给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精准匹配具有重大意义。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道阻且长”

当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较为平稳,从总量上看相对充沛,2018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达7.7%,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但从结构上来看,存在效率不高、结构失衡、与经济转型匹配度不高的问题,难以有效支持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一是社会融资规模常年高于名义GDP增速,一定程度上说明金融供给量处于相对充裕的状态,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高。高货币供给会导致杠杆率上升,虽然高杠杆过多年来支持了经济增长,但随着杠杆率的攀升、债务规模的扩大,经济主体的利息负担也呈加重态势。二是我国金融机构“同质化”现象突出,大、中、小金融机构普遍追求业务的全面性与规模扩张,主业不突出,服务对象、产品和模式较为雷同。

第二,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不平衡。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间接融资,直接融资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需要,且债券市场上企业债和公司债的占比偏低。二是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金融对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支持较少。三是金融资源主要集中于基建、房地产和大型企业,对高科技创业、节能环保和小微企业支持相对不足。

第三,货币政策“传导不畅”。更深层次来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不畅也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领域。政策传导不畅导致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下降。一边是货币市场资金较为充裕,另一边是企业依然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货币市场利率与信贷市场利率出现分化,宽货币无法有效地产生宽信用。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内外兼修”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服务。随着宏观经济及政策的不断发展,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服务国家战略、金融结构优化、双支柱调控政策和金融开放政策等方面的深入改革,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涵。

第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国家重大战略既是未来经济的增长点,也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抓手。这要求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针对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供给,满足重大战略的金融服务需求。同时加强对高端装备、生物制药、新材料、智能制造、数字创意等重点产业的支持,结合项目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

第二,优化金融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金融结构的改善对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目前我国企业获取融资大多是信贷渠道,间接融资占据融资的主导地位,直接融资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加大其他长期股权投资,完善债券市场的参与度与市场丰富度,提高股票及债券的种类。二是丰富多层次的银行体系。商业银行作为融资的最大供给方,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尤其是建立健全中小型银行机制,改善小微企业融资的供求错配问题。

第三,提升双支柱政策调控效果。双支柱政策调控效果的提升不仅要求政策显著作用于经济主体,还要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平衡。一是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我国货币政策框架需不断转型以适应复杂的内外环境,要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等改革措施提升政策传导效率,简化利率体系,避免多重信号之间的互相干扰。二是处理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稳增长”与“防风险”是一个动态平衡,需要金融针对不同的领域提供相应的支持。要完善宏观审慎政策,缓解金融领域出现的顺周期行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四,妥善推进金融开放。金融开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应对国内外复杂经济形势的重要策略。加大金融开放有助于国内的金融机构提升自身管理水平、服务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能够补充国内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完善金融资源的供给结构。其是引入国外中小型金融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其与国内金融机构合作有助于提升国内金融市场的完善,形成结构性的补充。与此同时,国内金融机构还可充分借鉴外资金融机构跨境服务的经验等优势,加快其在国际市场的布局,提升全球竞争力。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则将至”

改革道路虽然曲折,但一旦找准发展路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一定会“行则将至”。未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多方面不断深入,在支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有效增强金融韧性,抵御外部冲击。

第一,加强对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支持程度。要加大金融对于国家战略项目的支持力度,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未来金融要重点做到:一是进一步加大金融对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支持,成为重大战略的推进基础。二是在支持“十三五”规划的重大项目的基础之上,关注“十四五”规划重点支持领域,率先做好基础准备。同时针对未来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和制造强国战略,提供有综合的金融服务。三是加强支持乡村振兴战略,合理分配金融资源推动农村供给侧改革,针对农村经济主体发展现状提供差异化支持,全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的完善,促进农村产业的升级。

第二,完善普惠金融体系。长期来看,不断提升金融对于中小企业和“三农”企业的支持是金融与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这就要求:一是优化普惠金融政策环境。货币政策方面,继续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合理运用差别准备金、TMLF等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增加对于中小企业、“三农”企业的支持,降低其融资成本。财政政策方面,合理运用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加大对于普惠金融主体的税收优惠。二是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要在坚持商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鼓励金融机构增大对小微企业的服务范围,促进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商业银行合作。同时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提升对小微企业的服务效率。三是发展养老金融。金融机构要加快改善养老和健康领域的金融服务水平,丰富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积极开发多样化商业养老基金和保险产品,缓解养老方面的负担。

第三,鼓励发展金融科技。未来金融科技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是金融发展的新引擎,需要加快推进。一是鼓励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不断完善金融科技生态建设。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提升金融科技的应用水平。同时也要完善金融科技的标准规范与法律框架,为金融科技产业提供制度性保障。二是利用金融科技手段增强产品创新,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的效率与质量,在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惠及实体经济。金融科技产品创新方向要精准对接经济发展需求,提升对中小企业等传统金融支持力度较为薄弱的环节的支持,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三是加强金融科技对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合理处理风险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四,坚持发展绿色金融体系。绿色金融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需要继续加快推进。一是优化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需要健全绿色金融市场,要有序发展绿色债券市场、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以及碳排放权市场等。探索基于绿色权益及其未来收益权作为抵质押物的融资工具,促进绿色金融的市场化发展。二是加强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完善对于绿色金融参与企业的信息披露制度。进一步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建设,形成可以复制的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和做法。

第五,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金融风险管控能力。一是从制度上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利率并轨的推进,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前利率并轨重点涉及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形成了新的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这会增强利率在支持实体领域的有效传导。二是增强金融风险的管控能力。重视中小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问题,合理解决中小银行由于扩张速度过快形成的风险积累,通过新资本引入等方式使其顺利过渡。未来还要在货币市场上实施合理的改革措施以解决流动性分层问题,降低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第六,进一步加大金融开放力度。未来金融开放政策依赖我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一是要适应竞争环境,增强国际业务参与程度。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中国金融业提高在全球市场的参与度,同时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实现高水平的金融双向开放。二是要增加产品创新能力,提升业务竞争力。金融机构要努力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努力适应国际金融市场规则,在支付清算、衍生品交易、金融科技等领域加强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形成自身的核心竞争力。三是加强金融市场中各子市场开放程度的协调性,增强市场稳定性。

(作者简介:宗良系中国银行首席研究员,李义举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博士后)

政策借鉴

重庆加大力度培育科技型企业

为加快完善重庆市科技创业投融资体系,大力培育科技型企业。近日,重庆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新修订的《重庆市种子投资引导基金运营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明确种子基金采取分类分级的办法投资项目。对符合条件的分别给予支持额度不超过80万元、60万元、50万元和40万元支持。

以公益参股方式支持初创科技企业

《办法》共26条,涵盖种子引导基金的设立和管理,种子基金的组建,种子基金项目投资,种子基金的投资收益分配、损失核销及清算,以及种子基金的风险防控及法律责任等内容。明确了种子基金支持企业方式为公益参股,增加了种子基金投资持股比例计算方式、种子基金投资项目分类分级办法和种子基金投资股份让渡情形及让渡比例等内容。

《办法》规定,种子引导基金由重庆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利用市级财政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设立,由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金融监管局共同负责管理。在组建种子基金时,种子引导基金与合作方均以货币出资,每支种子基金规模不低于500万元,种子引导基金在每支种子基金中的出资比例不超过40%,出资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其中,种子引导基金合作方包括区县政府(园区管委会)、高校、科研院所、人民团体等机构或组织。

种子基金将以公益参股方式支持重庆市初创期科技型企业创新发展,坚持只参股不控股、不追加投资、不参与被投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支持的企业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是已入库重庆市科技型企业系统;二是依照公司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且成立时间未超过5个(含)纳税年度;三是企业或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团队核心成员近一年无科研失信行为,未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无连续30天以上的银行不良信用记录及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和竞争力的未决诉讼。

明确种子基金分类分级投资项目

与过去不同,此次新修订的《办法》明确提出种子基金采取分类分级的办法投资项目。

第一类为首选投资项目。支持对象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科技型企业:一是属于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二是拥有的成果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第二类为择优投资项目。支持对象为依托下列四级项目创办的科技型企业:第一级为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或优胜项目;第二级为省部级创新创业大赛的获奖项目或优胜项目;第三级为种子基金运营管理机构组织路演活动涌现出的获奖项目或优胜项目;第四级为种子基金出资方认可的其他以公平、公正、公开方式评选的优质项目。

对于符合条件的第一类项目,种子基金给予最高80万元支持;对于第二类项目,按照等级不同,第一级项目给予最高60万元、第二级项目给予最高50万元、第三、四级项目给予最高40万元支持。

新修订的《办法》还明确了种子基金投资持股比例的计算方式,要求种子基金投资应按照“种子基金投资额度/(企业公允价值+种子基金投资额度)×100%”计算后确定持股比例。如计算结果显示种子基金为最大股东时,则调减投资额度至种子基金为第二大股东为止。

种子基金让渡比例得到明确

在种子基金投资项目退出方式上,《办法》提出,种子基金投资项目五年内可由被投企业股东按种子基金投资额原值回购股份。其中,被投企业股东三年内原值回购的,种子基金的投资分红全额无偿让渡给其他股东;被投企业股东五年内原值回购的,种子基金第四年、第五年投资分红的50%无偿让渡给其他股东;被投企业五年内未回购种子基金股权的,将根据其是否实现提档提质发展,实行分类处理。

此外,种子基金股份让渡的情形以及让渡比例也得到明确。被投企业五年内未回购种子基金股权,实行分类处理。对取得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编码的,种子基金原值让渡所持股份的20%;对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或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种子基金原值让渡所持股份的40%;对完成股份制改造的,种子基金原值让渡所持股份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