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业务专栏>经济形势分析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13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09-16 09:29

经济分析

把粮食安全这根弦再绷紧些

正确理解和科学看待我国粮食缺口

习近平:携手共促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

国常会:要求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陈昌盛:把握数字时代趋势 创新宏观治理模式

陈克龙:坚持不懈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情文摘

营造严打非法商业保险活动高压态势

我国农药产业将逐步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

《住房租赁条例》有助于促进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补齐我国航空货运短板时不我待

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方案发布

内部报告

服务贸易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外循环

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政策借鉴

上海将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把粮食安全这根弦再绷紧些

面对疫情和汛情,公众关心粮食安全并无不妥,但大可不必恐慌。非常之年农业依然有望丰收,凸显了我国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在增强。当然,粮食安全问题极为复杂,任何时候都不能高枕无忧。一方面,我们有实力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口粮绝对安全有充分保障;另一方面,要把粮食安全这根弦绷得再紧些,把保险系数再打高些。

近日,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旱涝灾害没有逆转粮食生产稳中向好态势。如果后期不发生大的灾害,全年还将是一个丰收年。笔者认为,非常之年农业依然有望丰收,凸显了我国粮食生产抗风险能力在增强。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南方洪涝灾害让我们对粮食安全现状有了再认识。一方面,我们有实力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口粮绝对安全有充分保障;另一方面,要把粮食安全这根弦绷得再紧些,把保险系数再打高些。

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稳住农业,越要确保粮食安全。尽管疫情给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对农业的影响小于二三产业。从春耕到夏管,各地着力打通农产品生产堵点,保障农业产业链畅通。作为粮食生产的前两季,夏粮和早稻已收获完毕且实现增产。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总体不错。尽管今年局部旱涝灾害较重,但灾后生产恢复及时有效,东北地区和黄淮海地区秋粮长势普遍好于上年。

面对疫情和汛情,公众关心粮食安全并无不妥,但大可不必恐慌。从生产方面看,农业的保障能力处于历史高水平。粮食产量已连续5年稳定在1.3万亿斤台阶上。2010年以后,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比世界平均水平持续高出50公斤左右。如今,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超470公斤,远超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粮食安全警戒线。除粮食外,肉蛋奶果菜鱼也非常丰富,食物来源多样化有保障。

从库存方面看,粮食库存处于高位。由于实行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在长期产大于需的情况下,库存数量居高不下。据商务部数据,我国口粮年均消费量为2亿多吨,2019年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主粮库存结余2.8亿吨。以此计算,仅库存量就可以确保全国人民一年的口粮消费。伴随今年夏粮和早稻上市,库存还会得到补充,价格也将保持基本稳定。

当然,粮食安全问题极为复杂,任何时候都不能高枕无忧。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粮食安全新战略,对维护粮食安全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曾几何时,面对国内粮价高于国外粮价的情况,有人提出“自己产粮不如从国外买粮”;面对粮食产量逐年增加,收购和仓储面临“甜蜜的烦恼”,有人提出“种粮储粮越多,财政负担越大”。在这些议论面前,中央始终重视粮食生产,没有改变支持粮食生产稳定发展的政策取向。

粮食产量大落容易,起来很难。恰恰在农业形势好的时候,更不能麻痹松懈。1993年我国粮食产量突破9000亿斤,此后14年间分别于1996年、1998年和1999年三次达到1万亿斤,但当时未能站稳这个台阶,2000年至2006年连续七年低于1万亿斤,直到2007年才站稳1万亿斤台阶。原因就在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连年丰收,对粮食生产有所放松。可见,在粮食问题上不能侥幸,一旦出了大问题,多少年都会被动。须知,中国人离彻底告别粮票的日子也只有不到30年。

从长远来看,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良田、良法、良人”是构成粮食安全的三要素。一是,耕地保护形势比较严峻,未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势必将占用部分农田,要加强耕地保护、落实好占补平衡政策,发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实施“藏粮于地”战略。二是,粮食单产提高面临瓶颈,这就要求不断攻关占领科研高地,不断推广新技术,把成果送进田间,实施“藏粮于技”战略。三是,种粮比较效益低影响农民积极性。要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效益,让农民种粮有必要的利益激励,培育一批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    (来源:经济日报)

正确理解和科学看待我国粮食缺口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发布《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报告预测,在“十四五”时期,中国有能力确保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战略底线目标,国家粮食安全有保障。我国粮食缺口主要表现为国内大豆产需缺口,而进口大豆主要用于加工和饲料,其对口粮安全的冲击基本可以忽略。因此,人们应正确理解和科学看待粮食缺口问题,不必过分解读。但在需求和消费层面,当务之急是将节约理念和危机意识纳入国家粮食安全观。

我国粮食安全中长期有保障

中国的粮食概念里包括谷物、薯类和豆类等。谷物中,小麦、稻谷和玉米并称三大主粮,其中小麦和稻谷统称口粮。中国粮食生产以谷物为主,近10年来,谷物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90%以上,而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占谷物的98%以上。因此,只要稳定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供给,中国粮食安全就有保障。根据国际标准和中国国情,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底线,谷物自给率和口粮自给率也被认为是考察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关键指标。

课题组采用流向统计等多种方法,分别计算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自给率,综合得出中国谷物自给率自2005年以来各年份都高于95%,达到了谷物基本自给的要求。同时,2015—2019年按稻谷和小麦计算的口粮自给率均在100%以上,这说明近年来我国始终处于口粮绝对安全的范围。报告预测,在正常情况下,2025年中国粮食产量为6.85亿吨左右,谷物产量为6.26亿吨左右,谷物自给率仍然高于95%的安全线,谷物产量占粮食产量的比例保持在90%以上。这表明,“十四五”时期,中国可以维持谷物基本自给的目标,谷物安全将继续为粮食安全提供坚实基础。

现有粮食缺口并非口粮缺口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以及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中国粮食自给率出现下降,其原因主要在于大豆进口数量显著增长。中国大豆的需求量每年在1.1亿吨左右,90%的大豆需要进口。2019年,大豆进口量为8851万吨,接近2019年全年粮食进口总量的70%。因此,国内粮食缺口主要由国内大豆产能有限造成,我们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

事实上,中国居民消费口粮是以大米、小麦为主的谷物类。进口大豆主要用于榨油和提供豆粕饲料,大豆缺口对口粮消费的影响非常有限。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谷物净进口1468万吨,占谷物消费量的2%左右。谷物进口主要用于消费结构优化和库存调节。考虑到“十四五”期间谷物结构调整的需要,预计2025年谷物(由三大主粮来衡量)消费量为6.51亿吨左右,由此将出现2500万吨的小幅缺口。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口粮是绝对安全的,粮食缺口主要由消费需求增长和消费质量改善造成,而非口粮缺口。

科学看待我国粮食缺口

粮食缺口是粮食供给量与需求量或者生产量与消费量之间的差额。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粮食生产依赖的耕地和水资源短缺,人地矛盾突出,近年来,粮食缺口问题一直存在。自2015年以来,我国粮食进口量均维持在1亿吨以上。随着粮食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粮食缺口将会长期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粮食缺口是消费结构调整和质量改善型的缺口,主要由结构性需求和品种调剂引起,并非主粮短缺,更不能把它等同于粮食危机。

对于粮食缺口问题,人们需要从底线保障和动态平衡两个方面认识。从底线保障来看,中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每年6.5亿吨以上,2019年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74公斤。2020年夏粮又创历史新高,库存充足,完全可以应对预测的“十四五”期间谷物缺口,谷物供给保持长期稳定的态势不变。若以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来看,按照目前我国每年6.5亿吨以上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即使在未来人口高增长预期下,也完全可以实现人均400公斤的粮食占有量,粮食安全底线无忧。

从动态平衡来看,中国已是农产品贸易大国,针对粮食缺口变化及时调整进口规模,借助国际市场来满足国内粮食需求,能够在开放格局下保持粮食供需的动态平衡。我国以粮食进口结构多元为基础,实现谷物结构持续调优,大豆需求充分保障。我国正逐步发挥农业大国优势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在“产能保障”的前提下,以“适度进口”为补充,妥善应对国内粮食缺口,这对保障粮食安全意义重大。

全面践行新国家粮食安全观

“十四五”时期,保障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至少在6亿吨以上十分必要。综合2025年前各年度谷物预测结果,考虑到人口基数、城镇化及消费结构等因素,“十四五”期间继续保持95%以上的谷物自给率水平较为合理,也能够实现。为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奠定中长期粮食安全良好基础,需要做好顶层谋划,从需求层面保持忧患意识和树立节约理念。这对于构建新形势下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具有积极意义。

面对粮食消费需求的刚性增长,以及为应对各种突发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的需要,必须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始终绷紧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不放松。虽然我国粮食产需属于紧平衡,但中国每年在餐饮上浪费的粮食高达800亿—1000亿斤,相当于目前粮食生产量的6.0%—7.5%。在粮食产需中长期仍处于紧平衡状态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树立全社会厉行节约的绿色健康消费理念,反对和杜绝任何形式的粮食浪费。在加快立法、强化监管的同时,还应发挥教育机构、公益组织、社会团体的引导、教育和监督作用,共同约束和禁止铺张浪费行为,营造健康餐饮环境,形成节约粮食的生活常态。

习近平:携手共促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

大家好!值此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参与本次大会的线上线下所有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世界各地的新老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共同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应对疫情带来的全球性挑战作出了艰苦努力。当前,全球范围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各国都面临着抗疫情、稳经济、保民生的艰巨任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举办这样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就是要同大家携手努力、共克时艰,共同促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繁荣,推动世界经济尽快复苏。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大规模展会和交易平台,自2012年起,已举办6届。本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希望以此为契机,搭建起平台和桥梁,让各国人民充分展示服务贸易领域新发展新突破,共同享受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新技术新成果。我们期待与会嘉宾深入交流、加强合作,为深化服务贸易和投资合作、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促进了产业深度融合,引领了服务经济蓬勃发展。这次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间,远程医疗、在线教育、共享平台、协同办公、跨境电商等服务广泛应用,对促进各国经济稳定、推动国际抗疫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放眼未来,服务业开放合作正日益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

借此机会,我愿提出3点倡议。

第一,共同营造开放包容的合作环境。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服务业因其独特的轻资产、软要素等特点,更加需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行业发展生态,更加需要各国努力减少制约要素流动的“边境上”和“边境后”壁垒,推动跨境互联互通。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开放平台建设,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中国将积极顺应服务贸易发展实际需要,推动多边、区域等层面服务规则协调,不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第二,共同激活创新引领的合作动能。我们要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共同致力于消除“数字鸿沟”,助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中国将拓展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发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快数字领域国际合作,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积极促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蓬勃发展,推动世界经济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第三,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的合作局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彼此依存,利益交融前所未有,以诚相待、普惠共享是根本之计。各国要加强服务贸易发展对接,创新合作方式,深化合作领域,积极寻求发展利益最大公约数,不断做大“蛋糕”。中国将充分利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各类平台,推动开展政策和经验交流,建立和培育政府间、国际组织、商协会及企业间多样化伙伴关系,支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不断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使各国人民共同享有服务贸易增长成果。

为更好发挥北京在中国服务业开放中的引领作用,我们将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加大先行先试力度,探索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设立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带动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一段时间内阻隔了我们的相聚,但阻挡不了服务贸易发展的脚步,阻断不了我们携手共进、合作共赢的信心和行动!让我们齐心协力、携手前行,以坚定的步伐走出人类历史上这段艰难时期,共同迎接世界更加美好的未来!

国常会:要求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着眼服务实体经济明确金融控股公司准入规范;听取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研究成果汇报,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科学防治、促进绿色发展;核准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和浙江三澳核电一期工程。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今年以来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实施一系列精准适度的金融政策,对保市场主体、促进经济恢复性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要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保持政策力度和可持续性,不搞大水漫灌,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促进经济金融平稳运行。为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规范金融市场秩序,会议通过《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明确非金融企业、自然人等控股或实际控制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并且控股或实际控制的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符合要求的,应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会议要求,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要依法依规、稳妥有序推进实施,防范化解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会议指出,治理大气污染、改善空气质量,是群众所盼、民生所系。近年来,大气污染防治取得积极成效。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重污染问题,有关部门组织专家集中开展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攻关项目研究,为推进科学治理提供重要支撑。会议听取了相关情况汇报,要求:一要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根据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成因加强精准治理。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突出抓好工业污染整治、散煤清洁替代和柴油车污染防治,加强农牧业生产中的氨排放治理。针对当前臭氧污染逐渐凸显的情况,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科研攻关,促进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协同治理。加强重点地区联防联控。二要促进区域内能源、产业、交通运输等结构调整。加强煤炭清洁利用。加快钢铁、焦化、石化、建材等产业转型升级。大幅提高大宗货物集疏港铁路运输、城市配送领域新能源货车使用比例。三要发展壮大节能环保产业和循环经济。加快提高环保技术装备、新型节能产品和节能减排专业化服务水平,加强国际合作,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推动实现生态环保与经济增长双赢。

会议指出,积极稳妥推进核电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增强能源支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会议核准了已列入国家规划、具备建设条件、采用“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的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和民营资本首次参股投资的浙江三澳核电一期工程。两个项目有效总投资超过700亿元,将带动大量就业。会议要求加强核能短板领域攻关,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工程建设和运行监管,确保万无一失。

陈昌盛:把握数字时代趋势 创新宏观治理模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要辩证认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们要敏锐地看到,当今世界已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全球经济中最活跃的要素,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阵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大规模物理隔离,进一步加速了数字经济发展。因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经济运行模式和宏观治理模式也必将随之改变。“十四五”时期要顺应数字时代新要求,加快宏观经济治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每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都由最活跃要素主导

最活跃要素是特定发展方式中生产率提高最快、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最大的要素,是社会资源配置围绕的中心、国家竞争力的要害。谁能把握和管理好最活跃要素,谁就能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农业时代,最活跃要素是土地。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土地扩张和农业产出的增加,农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土地要素展开。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是粮食增产和稳定。比如,通过创新灌溉、育种、历法等技术以增产,利用常平仓等制度解决粮食青黄不接和丰歉调节等。管好土地,就管住了农业社会的根基。

工业时代,最活跃要素是资本。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本积累和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工业经济活动紧紧围绕资本要素展开。宏观经济治理的核心是推动资本在跨部门跨时空的优化配置,以及社会化大生产下的供求平衡。比如,用财税和货币政策管理总需求,用产业政策引导资本投入,用现代金融管理信用体系和支持技术创新等。管好资本,就管住了工业社会的动力。

数字时代,最活跃要素是数据。经济数字化不仅向上拓展新业态,也向下改造传统产业,数据已成为贯穿整个经济系统最活跃的要素,并加快重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只有管好数据,才能赢得未来。而当前宏观经济治理方式诞生于工业时代,服务于工业经济模式,必须做出适应性变革。

数字时代经济运行变革带来的新挑战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呈现出众多不同于工业经济运行的变革性特征,使传统的宏观经济管理框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是规模报酬递增特性。一般要素会折旧且规模报酬递减,越用越少,而数据要素不会折旧,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边际成本为零的特性,越用越多,越用越好。比如,人工智能就是使用的人越多、数据越丰富,智能化水平就越高。以规模报酬递减为前提的主流经济框架,在数据时代将被颠覆。

二是时空边界限制被突破。数据实时联通、高速传输,全时全域互联互通,时空边界被打破。比如,平台经济打破传统企业边界,突破地理限制,实现24小时全球交易和线上线下联动。而传统宏观经济治理主要基于物理边界展开,对数字空间和平行世界等跨域管理手段不足。

三是所有权在交易中的主导性减弱。以往交易一般以所有权转移为前提,而数字时代商品和服务的所有权在交易中的主导性减弱,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注重连接。比如,共享经济正在快速发展,共享汽车、共享住房等越来越普遍。宏观经济治理中对产权的界定与保护、对权益收益的确定,都变得日益复杂。

四是供给与需求深度融合互动。工业时代供给多为标准化、规模化产品,供给决定了消费的可及性。数据时代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被及时响应,消费者深度参与生产过程,生产与消费趋于同步,企业库存大幅压缩。宏观经济治理在供给侧与需求侧边界变得模糊,库存周期管理作用下降,对供需政策协同要求大幅提高。

五是宏观与微观的阻隔被打通。传统的经济信息搜集方式,主要依靠统计体系层层汇总,加总和平均的过程难免导致个性化、结构化信息丢失,容易产生信息漏损、时滞和信息偏误,导致合成谬误和宏观微观背离的情况常常存在。数字时代,数据从小样本走向全样本,从事后走向实时,从低纬度走向多维度,微观的整体即构成宏观。因此,宏观经济治理必须突破宏观与微观边界,及时感知微观变化,加快构建基于微观信息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六是个体和群体管理模式发生重大调整。在传统治理体系中,对个体的管理,往往通过组织来实现,比如企业、单位、社区、村等。个体通过特定组织归入某类群体,通过组织管理群体来实现对个体的管理。

数据时代,连接性的变革使每个个体都成为重要节点,个体可能成为无数个自组织或正式组织的一员,通过组织进行管理的效能并不一定比直接管理个体更高。对个体的直接管理变成可能而且更高效。比如,在此次疫情期间,通过手机移动轨迹追踪密切接触者,通过各个企业智能电表监测复工复产进度,比通过传统的基于组织的信息加总和间接管理更为有效。

推动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创新和改革重点

数字时代开启,恰逢我国迈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同一历史时期。加快数字化转型,创新宏观治理模式,应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增强大国竞争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战略重点之一。

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的宏观框架。当代主流宏观管理框架诞生于大萧条后,并根据时代发展不断扬弃演化,主要适应的是开放条件下的工业化经济。202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强调,要“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并提出了对数字时代的适应性问题。“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加快推动经济治理模式创新,建立适应数字经济大发展的宏观管理新框架,在新一轮国际竞争和治理重构中建立新优势。

打造政府决策智能中心。重点是加快政府数字转型和数据整合,可考虑建立政府超级数据中心。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提升实时感知微观主体经济行为的能力,推动政府信息收集和处理方式变革,重建政府数据优势;强化经济监测预测预警能力,提升对复杂网络系统的管理能力,建设经济决策“超级数据大脑”。

引领数字经济制度变革。尽早明确我国法定数字货币地位,并加大数字货币试点和推广力度,探索在国际结算领域应用,抢占新一轮货币竞争先机。开展数字税研究和试点,积极参与并推进国际数字税谈判进程,在新一轮国际规则重构中发挥建设性引领作用。明确数据开放的范围和边界,建立开放指南和开放目录,率先推动政府数据开放。

大力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在这一过程中,要制定数据分类标准,研究出台数据产权制度;在市场主体互动中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化定价机制,构建数字交流和跨境流动的制度基础;有效监管平台对数据的垄断,促进数据要素有序合理流动;制定数据隐私保护制度和安全审查制度,加快构建数据主权法律基础和管理制度。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编制和实施国家数字基础设施规划,启动实施全社会数字化转型工程。以5G网络建设为牵引,建立统一规范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大力发展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积极支持金融业数字化转型和金融科技创新。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建设包容开放的数字基础设施生态圈。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

陈克龙:坚持不懈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此文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陈克龙在2020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的发言稿)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受到巨大冲击,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相关部门组建制造业复工复产专班,把汽车产业作为重点领域进行保障服务,配合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适应性调整了政策标准,鼓励地方因地制宜促进汽车产业消费,全行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复销。4月起实现产销正增长,1-8月,汽车产销预计完成1450万辆左右,同比下降约9.7%,总体好于年初预期,恢复速度在全球范围处于前列。1-7月份,全球汽车市场同比下降24.5%,同期我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12%,是全球的一半。汽车产业发展为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座的各位企业、各位嘉宾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国际看汽车产业四化叠加交汇、相互赋能,汽车从交通工具转变为储能单元等具有多种属性的产品,生产方式加快互联协作、智能制造演进,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速发展变革,孕育很多新机遇,同时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疫情影响给全球产业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从国内看,我国汽车产业已经打下了不错的家底,新能源汽车取得一定的先发优势,智能化、网联化发展势头强劲,但也存在核心技术部分缺失,基础能力不强,品牌竞争力不强等大而不优的问题。新能源汽车下行压力增大,外部竞争加剧,智能网联成为全球竞争高地,如何巩固传统优势,构建发展新优势,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未来十五年,将是我国汽车技术加快演进和产业激烈变革的一个关键时期,汽车产业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困难与希望同在。总体看,我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并将保持一定增长的空间,我国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具有跨领域、跨部门推动的优势。当前,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需要主动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坚持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坚定发展方向,提升优化能力,优化发展环境,坚持不懈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借此机会,我就四个方面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交流。

一是加强质量品牌建设。当前,我国汽车企业均已建立整车正向研发体系,中国品牌汽车平均每百辆车问题数与外资品牌差距由2016年的14缩小到2019年的9,红旗、长安、领克、蔚来等品牌已经获得消费者的更多认可,但我们在研发投入、品牌溢价能力方面还有不少的差距。大家注意到,在疫情影响的情况下,重点整车企业上半年研发投入同比增长8.1%,这是非常难得的,这也说明大家对于中国汽车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品牌向上如逆水行舟,需要持续推动,一方面我们要把产品做好做优,这是根本,要加大投入,加强联合,利用新技术、新手段加强用户粘性。我们将组织开展固链、补链、强链行动,全面提升产业链的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品牌建设,讲好品牌故事,发挥企业和政府两个优势,营造良好氛围,加大中国品牌汽车宣传推介力度,同时要坚持开放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畅通,推动形成更加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

二是要坚定不移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快新能源汽车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通过11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取得了积极进展,建立了完备的产业体系,掌握了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产销量连续5年位居全球第一,今年以来,受疫情、油价、燃油汽车排放升级、降价销售等因素影响,1-7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下降32.8%,低于汽车总体20个百分点,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们研究发布双积分办法的修改决定,启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动实施新能源汽车税收优惠目录和产品公告合并改革发布,努力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平稳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坚持从产业升级和促进消费双向发力,联合相关部门与行业企业一道,推动发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推动实施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行动计划,推动车电分离商业模式的创新发展,持续推进提升公交、出租、物流、环卫等公共领域和一些特定场景的车辆电动化水平,同时针对疫情影响导致的2020年新能源汽车正积分供给不足的问题,我们也在加强研究,下一步要做一些政策的调整。同时,我们要加强安全监管,组织开展全产业链安全隐患排查,加大新能源汽车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

三是加快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智能网联汽车是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必争之地,近年来我们坚持单车智能和网络赋能双轮驱动协同发展,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标准引领、开展测试示范,加快构建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下一步,将重点推进三个方面:一是推动网络化基础建设,发挥各方优势,加快布局5G蜂窝通信基站,部署LTE、V2X的路测技术;二是完善标准体系,启动“十四五”标准体系建设,加快车载信息交互,车路协同、网络安全等相关标准的制定,形成基于车路协同,体现中国特色的体系架构;三是推动测试示范,联合修订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的管理规范,鼓励有关地区开展载人载物规模化示范应用,探索新商业模式。

四是深化汽车行业管理“放管服”改革。最近一个时期,我们持续推动汽车公告管理改革,压缩审批范围,将部分事项转为备案管理,放开检测检验市场,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开为主体的监督管理办法,保障了疫情期间企业生产运行,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下一步,我们将按照企业主体、问题导向、开放创新、监管有效的原则,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强化精细化、精准化的管理服务。一是,在保障产业安全的基础上,有序放开待工生产、包容审慎监管,建立新技术豁免机制,支持鼓励创新,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需要。二是,在保障产品安全的基础上,推动产品自检自证,尽量减少检测费用,减少企业负担。三是,建立健全法规体系,强化部门协同,信息和数据互通,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今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一司组建,汽车处由原来的一个处调整为两个处,进一步增强了为汽车产业服务的力量,在部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能力,也希望大家在各种场合多提宝贵意见。

(作者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

要情文摘

营造严打非法商业保险活动高压态势

近日,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简称“打非局”)发布《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分析及对策建议研究》一文,对我国的非法商业保险活动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及工作措施。

【问题】近年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保险需求持续释放为保险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此同时,非法商业保险活动也借势抬头,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互联网化使得非法商业保险活动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规制难度更大。调查发现,打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主要涉及未经批准开展保险业务或设立保险机构、变相经营保险中介业务、以“保险”为名虚假宣传销售、伪造销售假保险单证和非法销售境外保险产品等行为。此外,最近一段时期野蛮生长的网络互助平台,本质上具有商业保险的特征,但目前没有明确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处于无人监管的尴尬境地。相互宝、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平台会员数量庞大,属于非持牌经营,涉众风险不容忽视,部分前置收费模式平台形成沉淀资金,存在跑路风险,如果处理不当、管理不到位还可能引发社会风险。

一是互联网化趋势明显。随着网络科技和第三方支付的飞速发展,相关网站和APP平台架设的技术门槛大大降低。一方面,依托8亿多网民的庞大消费群体,借助网络平台发展各类寿险、车险与理财型保险等产品;另一方面,微信公众号、手机APP等互联网平台成本低、传播广、溯源难,特别是大量的从事信息技术中介服务的第三方网络平台,无保险牌照、无代理资质,从事非法保险中介业务,违规开展保险代理,游走在监管灰色地带,成为非法商业保险活动滋生的温床和重要载体。互联网保险平台在借助网络科技公司海量流量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索赔门槛高、合同条款误导等问题。据统计,仅2018年互联网保险消费投诉就达10531件,同比增长121%,成为投诉重灾区。

二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往往采取多重包装手段,难以识别,特别是对于缺乏保险知识的普通消费者,非法商业保险活动无论从宣传、销售还是理赔环节,均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消费者若不出险索赔,很难发现其实质。有的非法商业保险活动在保险机构体外运转形成闭环,监管机构难以及时发现;有的借助持牌保险机构品牌、信用获取非法利益;有的业外机构采取搞全国加盟、频繁更换合作保险机构、向省域交界区域转移等方式规避监管。

三是风险隐患和社会危害大。非法商业保险活动数量庞大且逐年递增、涉及金额大、涉及消费者多,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有的不法机构和人员以保险为名,行诈骗、非法集资、传销之实,严重损害群众利益。有的严重侵蚀行业利益,影响保险机构稳健运行。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的存在,不仅破坏保险市场的信誉,影响消费者购买保险产品的信心,同时也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对策】非法商业保险活动涉及产险、寿险、中介各业务板块,往往又相互交织,跨行业、跨地域,量大面广、专业性强,发现难、认定难、处置难,必须齐抓共管、协同联动。地方政府要发挥贴近一线、手段丰富等优势,牵头对辖区的非法商业保险活动进行打击处置,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行业金融监管部门派出机构要发挥业务专长,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共同构建起监测预警、查处取缔和善后处置的工作联系机制。

一是多渠道监测预警。地方政府在运用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建立健全非法金融活动监测预警体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的优势,把对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的监测预警纳入其中。银保监会系统以建设国家非法金融活动监测预警平台为核心,促进各地方、各部门实现信息资源整合,加强对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的监测预警,同时利用投诉、信访、举报等方式,多渠道获取风险线索。

二是依法查处取缔。地方金融监管局发挥牵头作用,加强与银保监、市场监管、公安、网信、信访等部门协作配合和信息共享,对涉嫌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相关线索开展调查取证和性质认定,对擅自设立保险机构、从事非法商业保险业务的及时查处取缔。对跨业务跨地域的重大非法商业保险活动风险或案件,在认定、查处中存在困难的,地方金融监管局商属地银保监局等部门提出初步定性处理意见后,视情提交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协调处理。

三是稳妥善后处置。地方政府应认真落实属地风险处置责任,组织辖内宣传、网信等部门积极做好舆情管控引导、资产处置、信访维稳等工作,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要营造严厉打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的高压态势,坚持对所有保险活动实行严格准入、持牌经营,严禁无照驾驶行为,严厉打击各类非法商业保险活动。

我国农药产业将逐步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

农业农村部在近日发布的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9325号建议的答复中称,《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目前已形成初稿。

【问题】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关系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我国农药产业经过6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从2005年开始,已由原来的农药供给不足、依赖进口,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农业农村部高度重视农药产业发展,在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后,制定了《农药登记管理办法》《农药生产许可管理办法》《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5个配套规章和6个规范性文件,逐步使农药管理进入了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但是,我国农药产业缺乏国家统一规划指导,存在布局不合理、产能严重过剩、农药过量使用等突出问题,急需加强规划引导,统筹各方资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农药产业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水平。

【对策】农业农村部将农药产业发展规划纳入“十四五”期间重点专项规划制定计划,于2019年启动了农药产业规划制定工作,成立规划制定工作组,在组织开展农药产业布局、科技创新、高毒农药替代、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政策等重大问题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起草《全国农药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目前已形成初稿,分析了当前农药产业发展基础、面临的形势要求和问题挑战,提出了“十四五”发展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下一步将广泛征求有关方面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尽快发布实施。

首先,关于支持农药创新与研发项目。农业农村部将切实加强新农药创制和推广应用,加大扶持力度,推动科研、教学、推广单位和农药企业协作,打造覆盖农药创新全链条、全环节、对农药创新具有强大支撑能力的创新平台,围绕草地贪夜蛾、沙漠蝗虫、小麦条锈病、赤霉病、水稻“两迁”害虫等重大病虫草防控的需要,以及高毒农药、老旧农药替代和航空植保、绿色发展的需要,创制一批高效、低风险(低毒低残留)的绿色农药新品种和新剂型,为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其次,关于加强专业化防治组织的引导。实践表明,病虫害专业化防治组织的发展,明显提高了防治效果、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在稳定提高粮食产量、控制农药残留污染、减少人畜中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依托全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全国认定一批星级服务组织,促进统防统治提档升级,示范引导专业化防治组织发展,推进科学安全用药,促进农药减量增效。

最后,关于探索引进农资使用注册资格制度。农业农村部将积极强化基层农技队伍建设,加强农药使用技术指导和培训宣传,结合农药经营门店标准化管理服务试点,探索“持证上岗、开方卖药”服务方式,提高农民科学用药意识和技术水平,保障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人畜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住房租赁条例》有助于促进租赁市场健康发展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隐瞒、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相关内容。国家鼓励住房租赁企业与承租人签订租赁期限为3年以上的住房租赁合同。

政策背景:伴随着我国住房租赁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参与主体的种类和数量不断扩大,市场运行的规则也日益复杂,过去只针对房东和租户的法规已难以覆盖对整个市场的指导和监管。行业此前出现了长租公寓企业跑路、租金贷、虚假房源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租客和房东的权益。对于近期市场上出现的长租公寓企业因“高收低出”、“长收短付”、“租金贷”等高风险经营行为而爆雷跑路的现象,征求意见稿从租赁出租和承租、租赁企业和经纪活动监管等方面对租赁市场的主体行为进行了规范和约束,能有效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租赁市场监管制度化、常态化。

政策内容:征求意见稿从出租与承租、租赁企业、经纪活动、扶持措施、服务与监管、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对租赁市场的秩序进行规范。明确提出住房租赁合同需网签备案,住房租赁企业不得违规使用“租金贷”,存在“高收低出”、“长收短付”等高风险经营行为的企业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对于租金上涨过快的将采取必要措施稳定租金水平。征求意见稿对住房租赁合同提出了网签备案要求,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过房屋网签备案系统进行备案。住房租赁企业租赁住房或者房地产经纪机构促成住房租赁的,由住房租赁企业或者房地产经纪机构办理住房租赁合同网签备案。

明确提出住房租赁企业不得以隐瞒、欺骗、强迫等方式要求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以租金优惠等名义诱导承租人使用住房租金贷款,不得在住房租赁合同中包含租金贷款相关内容。另外,住房租赁企业存在支付房屋权利人租金高于收取承租人租金、收取承租人租金周期长于给付房屋权利人租金周期等高风险经营行为的,房产管理等部门应当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加强对租金、押金使用等经营情况的监管。同时,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建立住房租赁资金监管制度,将租金、押金等纳入监管。另外,对于租金价格,征求意见稿还提出,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住房租赁指导价格发布制度,定期公布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租赁住房的市场租金水平信息。对于租金上涨过快的,可以采取必要措施稳定租金水平。

政策点评:条例扶持与惩戒并行,多举措推动租赁住房市场健康发展。条例中明确了鼓励商改租、工改租等存量盘活措施,鼓励增量租赁住房建设以及住房租赁金融的多元化发展,对住房租赁企业带来利好。同时,条例也明确了对于违法违规的市场主体的惩戒措施,旨在有效维护住房租赁市场中各个主体的公平竞争,推动市场良性进化。过去租赁市场在备案方面几乎是空白的,此次明确了各类租赁合同都必须备案的规定,该内容有很大的创新和约束性。同时,承租人在申请公共服务时,相关部门需要查询备案信息,该规定使得“备案”在合同中的地位大增,类似备案的模式,有助于促进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未来“稳租金”有望成为监管核心,第一,租金指导制度将加快建立,体现了政府对于租赁市场引导的导向,即形成地方“基准租金”的概念。第二,租金公示制度将加快建立,后续各个区域和不同住房都会公布相关租金信息。第三,租金监管制度将加快建立,“稳租金”概念提出,成为“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后的第四个“稳”,后续租赁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租金稳定也会成为考核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内容。

保障措施:国家鼓励通过新增用地专门建设租赁住房,在新建商品住房项目中配建租赁住房,利用整幢既有房屋用于出租,将商业办公用房、工业厂房等非住宅改建为租赁住房等方式,多渠道增加租赁住房供应。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符合出租条件的住房出租,鼓励出租人和承租人签订长期住房租赁合同。签订长期住房租赁合同且合同履行达到一定年限的,按照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住房租赁企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金融、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国家支持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的原则创新针对住房租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发展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支持住房租赁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公司信用类债券及资产支持证券,专门用于发展住房租赁业务。住房租赁企业可以依法质押住房租赁租金收益权。

补齐我国航空货运短板时不我待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暴露出我国航空货运体系存在的问题,加快补齐航空货运短板和弱项,促进我国航空货运设施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民航局近日发布《关于促进航空货运设施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政策背景:国际航空货运一直是制约中国拓展全球产业链的短板之一,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全球航线少,二是全货机数量少。数据显示,近五年航空货邮吞吐量呈缓慢上升趋势,2019年货邮吞吐量达1700万吨,但增长率却呈现下降趋势。2019年货邮吞吐量在20万吨以上的共16个机场,吞吐量之和占全国总量的80%,是国家航空货运发展的未来所在。其中,300万吨以上机场仅有上海浦东,100万吨以上机场则在北京、广州、深圳,武汉则在新一线城市中处于中下游地位。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医护用品一度因货运能力不足而出现短缺。今年3月24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中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在受疫情冲击国际航空客运萎缩、客机腹舱货运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面临极大挑战。

当前,中国航空货运主要依靠客机腹舱,内地全货机仅有170多架。在中国快递量与日俱增甚至居于全球首位的情况下,中国当前的航空货运能力已无法与实际需求相匹配。航空货运量的提升依赖于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等地区客机腹舱运力,在摸清家底的情况下针对客机腹舱无法满足的运输需求,打造一批货运枢纽也是应有之义。目前,除在建的鄂州货运枢纽外,郑州、嘉兴、南通等地也均在大力开展货运枢纽建设。这种情况下,强化我国航空货运短板可谓迫在眉睫。

政策内容:《意见》提出,展望2035年,在全国范围内建成1-2个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并结合《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修订,进一步完善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布局,综合性枢纽机场和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布局相辅相成、更加成熟。培育若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航空物流企业,覆盖全球的航空货运网络骨架初步形成,航空货运发展核心要素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设施布局进一步完善,效益显著提高,综合保障能力大幅提升,成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深度参与国际合作、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根据《意见》提出的主要目标,2025年,建成湖北鄂州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优化完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综合性枢纽机场货运设施,充分挖掘既有综合性机场的货运设施能力,结合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建设,研究提出由综合性枢纽机场和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共同组成的航空货运枢纽规划布局。

政策点评:当前杭州、西安、武汉货邮吞吐量年均复合增长率均保持在10%左右,《意见》出台计划在2025年建成湖北鄂州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意在进一步增强中部地区的航空货运实力,随着政策落地刺激,这一速率还将提升。在此之前,由于航空货运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大型客运航空公司手中,在客运利润远高于货运利润的情况下,仅愿意使用客机腹舱运力运输货物,对于建设全货机航线的内在动力不足。在此番政策刺激下,或许大型快递物流企业参与航空运输全货机业务将成为一种趋势,巨大未开发的市场使得快递物流企业对于投资全货机兴趣浓厚。2019年,我国出口的邮件快件量超过了21亿件,重量约为75万吨,而这些邮件、快件大多通过航运送达欧洲、北美、亚洲等地。但目前邮政航空、顺丰航空、圆通航空自有的全货机总数仅突破了100架,国际航线30余条,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缺口。

政策建议:应扶持货运航空公司尤其是快递物流企业旗下货运航空公司、地方专业货运航空公司发展,支持相关企业引进货机、进驻机场,不断提高航空货运承运能力。要全面提升航空货运设施使用效能。鼓励航空货运企业与快递物流企业打破所有制限制,加快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快递物流企业,以大型快递物流企业为主体,以其组建的货运航空公司为主基地航空公司,参与主导专业性货运枢纽机场规划、建设和运营。研究优化整合国内航空公司全货机机队资源和市场资源,培育航空货运超级承运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市场竞争力。

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方案发布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国家铁路局、民航局、国家邮政局、国家铁路集团公司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推动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发改经贸〔2020〕1315号,下称《实施方案》),提出了促进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创新、提高物流业制造业融合水平、优化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等十六条政策措施。这是2010年全国现代物流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关于促进制造业与物流业联动发展的意见》的“升级版”,为今后物流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重要抓手,必将成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助推器”。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要培育形成一批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标杆企业,引领带动物流业制造业融合水平显著提升。

《实施方案》以解决物流业和制造业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营造发展环境为导向,积极回应业界诉求,提出了一批行业期盼的政策措施。

一是《实施方案》提出要提高大宗商品物流领域的物流业制造业融合水平。大宗商品领域是我国制造业供应链的上游环节,是制造业采购领域的核心,也是降低制造业物流成本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因此,大宗商品领域的两业融合水平相比其他领域的两业融合度较低、挖掘的潜力较大。《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扩大面向大型厂矿、制造业基地的“点对点”直达货运列车开行范围。鼓励铁路、水路运输企业与制造业大客户签订量价互保协议,实现互惠共赢。依托具备条件的国家物流枢纽发展现代化大宗商品物流中心,促进大宗商品物流降本增效。这既是促进两业融合的重要政策,也是推动《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国发〔2018〕22号)、《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发改经贸〔2018〕1886号)等重要政策落地的重要举措。

二是《实施方案》提出要提高生产物流领域的物流业制造业融合水平。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5G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生产物流的运作方式。这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智能化、高端化、精细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我国物流业与上下游制造、商贸企业实现深度融合,加快优化供应链、延伸产业链、进而提升价值链。因此,《实施方案》明确提出,鼓励制造业企业适应智能制造发展需要,开展物流智能化改造,推广应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自动分拣等新型物流技术装备,提高生产物流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三是《实施方案》提出要提高消费物流领域的物流业制造业融合水平。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并指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此,面对复杂的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消费物流是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发展,推动新一轮发展的新航向。因此,《实施方案》提出要提供高品质、差异化寄递服务,促进精益制造和定制化生产发展。稳步推进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推动提高生鲜农产品产业化发展水平。

四是《实施方案》围绕关系国际民生的重要物流领域提出两业融合发展要求。《实施方案》在绿色物流领域中明确提出逆向物流的试点,支持具备条件的城市和制造、商贸企业开展逆向物流试点,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逆向物流发展模式;《实施方案》在国际物流领域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航空、海运、中欧班列等国际干线物流通道以及物流枢纽、制造业园区统筹布局和协同联动,支持外向型制造企业发展。支持制造企业利用中欧班列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实施方案》还指出要研究制定健全应急物流体系的实施方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应急物流队伍,在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确保主要制造产业链平稳运行。这些要求都紧紧围绕当前国家经济形势,从可持续发展、国际国内双循环、有效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等视角提出了可行的方案,是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五是《实施方案》围绕优化融合发展的政策环境提出新举措。《实施方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亮点。例如,《实施方案》提出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对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开发服务物流业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社会资本设立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平台;在危化品物流、逆向物流及服务先进制造等专业化程度高的领域培育形成一批技术水平高、服务能力强的企业,打造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创新品牌;选取若干企业开展物流成本统计核算试点,研究建立制造业物流成本核算统计体系;依托主要行业协会建立物流业制造业融合发展动态监测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研究制定融合发展统计和评价体系,定期发布研究报告等。

内部报告

服务贸易发展更多重视生产要素外循环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的,这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前内循环的一个根本区别。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封闭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的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

一、中国历来以国内循环为主内循环与外循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

最近关于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讨论比较多,其实中国历来以国内循环为主,理由有如下四条:

1无论国内还是国际循环,其出发点和归属点都在国内。循环来,循环去,国内都是源头,都是以内需为基础,都是为了提高中国国内全民的收入水平。

2从国际范围来看,目前我国对外贸易比重相对比较低。中国这么多年,外贸占GDP比重高的时候超过60%,出口超过30%,但是现在出口占GDP比重已经降到20%以下,美国、日本这些都在15%以下,这是大国的一个特点。

3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超大型经济体,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级市场。世界上唯有中国,4亿中产阶级在一个统一市场。跟其他大国相比,中国更有必要也有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4中国已经进入以服务业比重提升并逐步处于主体地位的增长阶段。服务业以本地化、不可贸易为特点,必然提升内需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比重。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息息相关、连为一体的,这也是和改革开放以前内循环的一个根本区别。所以,如果没有外循环,就没有中国目前能够取得的如此大成就的内循环。

二、不搞脱钩竞赛服务贸易发展要更多重视生产要素的外循环

目前复杂形势之下,也需避免一些误解。我们首先要明确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封闭发展。自给自足也不是什么产业都自己搞,而且都得搞成世界第一,都不进口了。实际上,封闭发展不可能,也做不到。我们还是要讲全球化,讲参与国际分工,还是要讲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由于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甚至出现断供的极端手段,大家会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个变化:不仅是中国,其他一些经济体特别是大中型经济体,可能被迫调整自己的产业链。产业链收缩之下,实行某种程度的产业备胎战略,这是无奈的选择。

但是我们搞这种产业链调整备胎,是为了防止“卡脖子”,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还是要用的。当然,有些备胎有可能转为正胎,这有利于打破世界上不合理的格局,对全球市场竞争也有好处。

全球化正在面对逆流,需要结构调整,可能停滞甚至出现局部倒退,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支持全球化的各种因素已经改变了。极端的单边主义、逆全球化,不能代表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有清醒的头脑、正确的判断。

全球化讲了很多年了,顺境的时候讲全球化没问题,现在你对全球化还有没有信心?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应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现在不能搞脱钩竞赛,我们还是要更加开放。中国服务业已经是发展的重点,也是下一步开放的重点,这既是中国的机遇,也是各国的机遇。

第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发展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提高了服务业的可贸易性。服务业大部分是本地化、不可贸易的,但是数字技术改变了这种情况。

比如,前几天的欧冠比赛吸引了很多中国观众。欧冠比赛发生在欧洲,但是每天晚上很多中国球迷观看这个比赛,数字技术把这两个场景联系在一起了。

第二,服务业的产品和消费主体是内循环,但是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生产要素特别是技术含量高的生产要素,包括管理、规则、技术、人才、营销渠道等等,我们需要更多关注外循环。特别是金融、物流、信息服务、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娱乐等领域,对外开放的眼界要高一些,力度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既要对外开放,更要对内开放,二者同样重要。要放开对行业外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的机会,给他们平等进入的机会。所以,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开放、对内放开的程度。

三、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具有五个特点

当前是推动中国加入CPTPP的较好时机从更广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内循环要适应新形势和新特点。从外循环来讲,中国应该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种开放有五个特点。

1适应不同国家地区的市场变化。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经济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确实都处在四十年来的一个低点,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现在在往回收,美国之外的市场还很大。但是就美国本身来讲,中美之间合作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中美合起来占世界GDP的40%,中美不合作,全球化是没有前途的。

2适应开放程度的周期性变化。过去我们可能对全球化过于乐观,认为它是一个线性的发展,现在看来,全球化是有矛盾的,需要进行调整。

3应该更有韧性和弹性,形成更具抗冲击性的开放。

4基于负面清单的制度规则。开放是个常态,负面清单的限制就是一些例外。我们应该按照这种负面清单的理念和制度来开放。此前全球化智库发布了一个“推动中国加入CPTPP”的建议,我本人还是赞成的,中国应该加入区域性的合作组织,而且目前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5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方向。

(作者:刘世锦,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中国经济正迈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需要新基建,是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供给侧改革的最有效的办法,最有力的抓手,利国利民的国策。从需求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和稳就业,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侧,新基建有助于扩大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为中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至高点创造基础条件。

一、当前中国基建的国际比较

中国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适度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快速成长为基础设施大国,为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制造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从数量看,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7年我国公共资本存量达到48万亿美元(2011年不变价格计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3.5万美元,在149个经济体中居第37位,明显低于日本(6.4万美元)、俄罗斯(5.7万美元)、美国(4.6万美元)等。

从质量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经济类基建质量评分为77.9(百分制),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8位,低于日本(93.2分,第5名)、美国(87.9分,第13名)等发达国家。

从区域看,因过去资源长期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当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发展到基本平衡,欠发达地区尽管密度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标甚至较高,反观东部地区由于人口和产业持续流入聚集而短缺。

1.经济基建: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

能源领域:中国发电量和能源消耗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洁能源占比低。在发电量方面,根据《2019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数据,2018年中国发电量为7111.8太瓦时,位居世界第一,高于美国(4460.8太瓦时)、日本(1051.6太瓦时),但人均发电量(5106.4千瓦时)远低于美国(13634.6千瓦时)、日本(8311.1千瓦时)。

在能源消耗方面,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数据,2018年中国消费一次能源总量3273.5百万吨油当量,高于美国的2300.6百万吨油当量和日本的454.1百万吨油当量;人均消费2.35吨油当量,仅为美国(7.03吨油当量)的33.4%和日本(3.59吨油当量)的65.5%。在2018年中国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为23.1%,而美国仅为5.7%。

在清洁能源消费比例方面,根据2019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中国能源消费中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能、可再生能源分别占比58.2%、19.6%、7.4%、8.3%、2.0%和4.4%,清洁能源合计占22.1%;而美国分别占比13.8%、40.0%、30.5%、2.8%、8.4%和4.5%,清洁能源占46.2%;日本分别占比25.9%、40.2%、21.9%、4.0%、2.4%和5.6%,清洁能源占34.0%。

交通运输领域:

铁路:中国铁路里程仅次于美国,但密度大幅低于美日,其中高铁里程世界占比超2/3。2018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13.2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6年,22.5万公里),铁路密度为137.1公里/万平方公里,远低于美国(246.0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749.1公里/万平方公里);人均铁路里程为0.95公里/万人,也大幅低于美国(6.88公里/万人)等发达国家。高铁方面,2019年中国高铁营运里程超3.5万公里,全球占比超2/3。但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铁路服务效率评分仅59分,在141个经济体中排名24,稍高于印度(57.0分,世界第30名)和英国(55.2分,世界第31名),明显低于日本(96.0分,世界第1名)、美国(69.2分,世界第12名)。

公路:中国公路里程仅次于美国,密度大幅低于美日。2018年中国公路里程为484.7万公里,公路密度为5048.5公里/万平方公里;而美国为672.2万公里,密度为7348.6公里/万平方公里;日本2015年为121.9万公里,密度为33431.3公里/万平方公里。中国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占比分别为2.9%和2.3%,而美国高速公路占比1.9%,英国A级公路占比12%。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道路质量评分为59.7分,排名世界45位,明显低于日本(84.8分,第5名)、韩国(81.6分,第9名)、美国(74.5分,第17名)等发达国家。

机场:中国公共机场仅235个,相当于美国的62%。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CIA和美国联邦航空局数据,2018年中国颁证公共机场235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6.9个公共机场;美国公众机场5099个(其中380个承担99%航空客运量),私人机场14528个,平均每亿人拥有116.1个公众营运机场;日本175个(2013年),平均每亿人拥有138.3个机场。中国航空运输量及注册运营商全球出港量为436万次,美国为964万次。从航空服务效率看,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得分仅60.7分,位居世界第66名,而美国、日本、印度分别为79.6、86.7、64.3分,分别位居世界第10、5、59名。

城轨:中国轨道交通里程居世界第一,人均高于美国,但低于日英法德俄。按照国际较为常用的分类方法,城轨分为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三类,从总量上看,根据《2018年世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统计与分析》,我国城轨里程共计5766.7公里,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总里程的22.09%;其中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里程分别为5013.3、420.8和332.6公里,分别占全球地铁和轻轨里程的35.3%、32.5%和3.1%,地铁、轻轨里程也是世界第一。但从人均来看,中国人均城轨里程4.1公里/百万人,高于美国的4.0,但低于日本的7.0、英国的13.1、法国17.7、德国的38.0和俄罗斯的7.5。

通信领域:中国互联网覆盖面61%,明显低于美国的76%、日本的85%。互联网覆盖面、网速等可反映出各国通信基础设施情况。在覆盖面方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和《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数据,2019年6月中国网民达8.54亿,覆盖面61.2%,2018年英国94.9%、日本84.6%、德国89.7%、法国82.0%、美国87.3%。在网速方面,根据Speedtest 2020年1月全球网速测评数据,中国大陆移动网络网速在140个经济体中排名第6,固定带宽网速在176个经济体中排名第27,而美国分别排35/140、8/176。此外,据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中国平均每百万人拥有安全的互联网服务器447个,低于中等收入国家(925个)和全球平均水平(6173个),远低于美国(65768个)。

水利领域:中国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比达18%。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9全球竞争力报告》,2018年我国供水稳定性(没有中断和流量波动)评分为64.9分,排名世界第68位,低于日本(94.6分,世界第12名)、美国(86.1分,世界第30名)、德国(84.9分,世界第34名)等发达国家;接触不安全饮用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8%、全球排名74,远高于并列第一的美国、德国、英国的0.3%,日本的1.9%(世界第27名)。

2.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

(1)科技领域: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人均科研人员数远低于美日,基础研究薄弱。在研发投入方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7年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2.1%,低于美国(2.8%)、日本(3.2%)、韩国(4.6%)、法国(2.2%),从绝对额看,中国研发总投入为美国的1/2。在研发人员方面,2017年中国每百万人口拥有的研发和技术人员数为1234人,美国(2016年)、英国、日本、韩国为4256、4377、5305、7514人,中国约为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的29%、28%、23%和16%。在研发投入结构方面,中国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阶段的投入占比分别为5%、11%、84%,而美国分别为16.9%、19.6%、63.5%,中国基础研究投入明显薄弱。

(2)教育领域:中国高校数量质量全面低于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在教育程度方面,根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3.4、12.8、14.1年;2018年中国学龄儿童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3.9年,而美国、日本、德国分别为16.3、15.2、17.1年。在高校数量方面,当前中国大学有2956所,而美国有7236所,日本有1112所。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根据中国教育部和世界银行统计,2018年中国为48.1%,美国为88.2%(2017年),日本为63.2%(2015年),英国为60%,韩国为94.3%。在高校水平方面,根据2020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美日进入全球前100名的大学分别有6、29、5所,进入前200名的大学分别有7、46、10所,进入前500名的大学分别有24、89、41所。

(3)文化领域: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是美国的18%、35%。根据国家统计局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数据,2018年中国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分别为5354个、3176个,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众藏书楼数量分别为3.8、2.3个;美国现有30168个博物馆,公共图书馆9057个(全美图书馆共116867个,公共图书馆占比7.7%),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数量分别为92.3、27.7个;日本拥有博物馆、公共图书馆1287个、3296个,每百万人拥有数量为10.2、26.1个。

(4)医疗卫生领域:中国人均护士数差距明显,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有待提高。在床位、医生数、护士数方面,根据OECD数据,2017年中国每千人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为4.3张、2.0人、2.7人,而美国为2.8张、2.6人、11.7人,日本为13.1张、2.4人、11.3人。其中,在ICU床位方面,根据2015年第三次ICU普查数据,中国华东地区ICU床位数占总床位数比例为1.67%,而美国在2010年就已达到13.4%。根据《柳叶刀》2018年对全球医疗可及性和医疗质量(HAQ指数)排名,中国得分78、排名48,而美国得分89、排名28,日本得分94、排名12,印度得分41、排名145;中国在孕产妇安全、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得分较高,但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慢性肾功能疾病、非黑色素瘤皮肤癌、卒中以及先天性心脏病等对医疗水平要求较高的疾病上得分较低甚至垫底。

(5)体育领域:中国人均体育场地用地不到2平。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中国共有体育场地195.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25.9亿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1.86平方米,远低于美国(16平方米)、日本(19平方米)等发达国家。

(6)养老领域:中国人均养老床位数为美国84%,且利用率不高。根据民政部《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末中国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27.1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29.1张。根据Statista估算,美国2015年养老床位合计166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4.8张。不过,中国现有养老床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比如2017年北京市养老机构实际入住率约为60.2%。

(7)环保领域:中国单位GDP能耗超过美日2倍,空气质量居全球第120名。在能耗方面,根据BP数据,2018年中国单位GDP能耗为9.55千英热/美元,而美国为4.45千英热/美元,日本为3.63千英热/美元。在空气质量方面,根据耶鲁大学《2018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国环境绩效指数为50.74、在180个经济体中排名120;而美国71.19,排名第27位;日本74.69分,排名第20位;瑞士87.42分,排名第1。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PM2.5的平均浓度为53μg/m³,高于世界水平(46μg/m³),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PM2.5平均浓度为7μg/m³、12μg/m³、25μg/m³、12μg/m³和12μg/m³。从大城市看,根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2019年12月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和美国环境保护署数据,2019年12月北京、上海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45μg/m³、50μg/m³,而2019年华盛顿都市区和纽约大都市区的PM2.5平均浓度分别为9.5μg/m³、11.1μg/m³。

二、意义重大:惠民生、稳增长、补短板、调结构、促创新

新基建惠民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基础设施是提供公共服务的载体,不管是经济基建还是社会基建都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当前基建存量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国,但人均基础设施存量、质量与发达国家还存在明显差距。由于中国过去长期注重投入推动能够快速促进经济增长的能源、交通运输、通信等经济基建,对社会基建重视相对不够,医疗、环保、文化、体育等社会基础设施与发达国际相比差距更为明显。

新基建短期可拉动大量需求,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压力,稳投资稳增长稳就业。当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速换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降至6.1%,创1991年以来新低;2月中国制造业PMI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大降至35.7%、29.6%,创历史新低,短期影响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持续下行,既有潜在增长率下降、内部改革不到位的因素,也有外部性、周期性和政策性因素的叠加,当前又叠加疫情冲击,总需求不足。

新基建长期将推动新动能供给,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增长潜力。从历史看,1929年大萧条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出著名的“罗斯福新政”,其中一项重要政策是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提高了就业,增加了民众收入,还为后期美国经济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推出“四万亿”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而作为对比,印度受制于基础设施短缺等因素,工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潜力和人口红利无法有效释放。根据IMF数据,2017年印度公共资本存量9.8万亿美元,排名第三;人均公共资本存量7305美元,排名102位。当前中国新动能发展迅速,启动新基建将进一步推动新动能发展。

三、新基建空间巨大、带动效应明显

有观点认为“新基建”投资现在占比小,我们认为这种思维存在误区。

第一,尽管新基建当前规模尚不足,但是新事物发展有过程,未来新基建的占比会越来越高,增量贡献会越来越大。

第二,新时代对新基建的本质要求是创新、绿色环保和消费升级,补短板的同时为新引擎助力,央视报道的七大领域是新基建的部分核心,而非全部。

第三,“新基建”通过上下游联动效应,进一步带动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蓬勃发展,未来空间巨大;而“老基建”就像传统行业,现在占比大,但增长慢,未来空间有限。

以下以央视报道的新基建七大领域为例,分析其市场及应用领域。

1.新一代信息技术:万物互联、赋能未来

新型信息基础设施为智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支撑。5G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深度融合,将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能力。5G网络较4G具有高传输、低延迟、广连接的显著提升。5G技术具有跨界融合的天然属性,与新一代ICT技术、传统行业、新兴终端的融合,未来将产生更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其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增强型互联网,应用于8K视频、3D视频、云办公、云游戏增强现实等;海量连接物联网,应用于智慧城市、智慧家居;超低时延高可靠通信,应用于工业自动化、自动驾驶等。在数字经济浪潮下,5G就如同“信息高速公路”,为庞大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人工智能如同云端大脑,依靠“高速公路”传来的信息学习和演化,完成机器智能化进程;工业互联网如同“桥梁”,依靠“高速公路”连接人、机、物,推动制造走向智造。5G使万物互联变成可能,将推动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改进和生产力的发展。据市场调研机构Dell’OroGroup统计,中国5G网络将在未来5年迎来爆发式增长,预计到2024年中国5G用户规模达10.1亿人,市场规模达3.3万亿元;到2030年5G用户达13.9亿人,市场规模达6.6万亿元。

投资规模方面,预计到2025年5G网络建设累计达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累计投资超3.5万亿元。三大运营商方面,中国移动2020年的目标是建设30万个5G基站,并将在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建设5G网络;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则表示,将力争在2020年上半年完成47个城市的10万个基站建设,并在今年前三季度完成全国25万个基站的建设目标。据中国信通院预测,到2025年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此外,5G网络建设还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预计到2025年将累计带动超过3.5万亿元投资。

预计2020-2025年可直接拉动电信运营商网络投资1.1万亿元,拉动垂直行业网络和设备投资0.47万亿元。另一方面,有助于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同样以5G为例,预计2020-2025年,5G商用将带动1.8万亿元的移动数据流量消费、2万亿的信息服务消费和4.3万亿元的终端消费。

2.特高压:建立能源互联网的关键一环

特高压是建设能源互联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环。虽然中国发电量、能源生产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人均耗能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未来还有较大提高空间。并且,以5G基站、大数据中心为代表的信息新基建领域均是耗电大户。从区域看,中国80%以上的煤炭、水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区,70%以上的电力消费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资源分布消费严重不均。上述情况就迫切需要中国进一步开发新能源以保障能源供应,而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具有的随机性、波动性使得必须建立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大范围配置、高效利用的能源互联网,即“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

特高压能更好连接电力生产与消费,并变输煤为输电,改善生态环境。特高压指电压等级在交流1000千伏及以上和直流80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其输电能力是现有500千伏直流电网的5-6倍,具备输送容量大、送电距离长、走廊利用率高、线路损耗低的特点。一方面,特高压将电力生产与消费更好“连接”起来,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特高压能够有效消纳清洁能源,将“三北”地区的清洁能源输送出去,通过建设大容量坑口电站,变输煤为输电,有助于提高综合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此外,特高压作为世界最先进的输电技术,工程建设能够推进包括换流阀、电力电子、新材料等高端装备制造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转换和升级的趋势。

2020年特高压投资规模超千亿。特高压工程投资规模大,增加就业岗位多,在稳增长与惠民生中作用力十足。2018年9月3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一批输变电重点工程规划建设工作的通知》,其中特高压直流项目5条,特高压交流项目7条。从上下游产业链来看,特高压产业链包括电源、电工装备、用能设备、原材料等,产业链长而且环环相扣,带动力极强。日前,国家电网公司2020年特高压建设项目明确投资规模1128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2235亿元,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

3.充电桩:服务新能源汽车,助力汽车强国梦

新能源汽车是中国实现汽车强国梦的现实选择,是推进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支撑和融合载体。汽车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也是体现国家竞争力的标志性产业。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正在成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潮流和趋势。当今欧洲、日韩等国政府纷纷加速电动化转型,一次次验证十年前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战略的前瞻性。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十年的规划和培育,已具备一定先发优势和规模优势,中国汽车人离汽车强国的梦想从未如此近过。根据中汽协数据,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0.6万辆,占整车总体销量仅约4.7%。2019年12月工信部发布的工信部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规划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2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30%;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当年汽车总销量的40%,有条件自动驾驶智能网联汽车销量占比70%。

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充电桩少导致充电难是制约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步伐的重要短板。截止2020年1月底,中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2万台。私人充电桩建设远不达预期,对小区电网负荷冲击较大是重要因素,未来需推广社区智慧充电有效实现削峰填谷,降低电网负荷。假设2025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达450万辆,保有量约达2300万辆。即使按照目前车桩比3.5计算,国内仍需新建约530万台充电桩,如果考虑车桩比提升,市场空间更大。

2020年充电桩投资规模超百亿元。2018年全国新增14.7万台公共充电桩,2019年新增12.9万台,2020年预计我国将新增公共充电桩16万台,其中公共直流桩6万台、公共交流桩10万台;新增私人桩30万台。参考国家电网充电桩的中标价格,按照公共直流桩8万元/个,交流和私人充电桩3千元/个的成本计算,2020年投资规模超百亿元。.

4.城际高铁轨交: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

纵观人类每一次交通运输方式的变革,都会带来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深刻改变,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中国高铁里程、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已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仍较低,未来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根据2016版《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至2020年底计划实现高铁3万公里,至2025年年底实现高铁3.8万公里,至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

城际高铁、城际轨道交通是推进城市群一体化、都市圈同城化的“血脉”。从国内外经验看,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都市圈城市群。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产效率,更节约土地、能源等,是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平台,是中国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的重点。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规划建设19个城市群;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要求,打造1小时通勤圈促进都市圈内同城化。2019年9月国务院发布《交通强国建设纲要》,要求到2035年,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通过加强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投资,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推进城市群和都市圈发展的基础。

四、政策建议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除新领域外,新基建还应有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

1.新地区: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

随着人口负增长临近,未来越来越多的地区将面临人口收缩,但城市群都市圈人口仍将持续流入。由于生育率持续低迷,出生人口持续下滑,中国人口总量将在“十四五”时期见顶,即进入人口存量博弈时代。与此同时,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中国还有很大空间,但未来新增城镇人口将更多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我们通过几十个代表性经济体上百年城市化历史研究发现,人口流动的基本规律是“人往高处走,人随产业走”,在城镇化中后期人口迁移将从城镇化转为都市圈化城市群化。根据我们预测,到2042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峰值时,新增1.9亿城镇人口约80%将分布在19个城市群,约60%将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中原、山东半岛等七大城市群。

一方面,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都市圈城市群是中国经济和人口的主要载体,当前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短板明显,且伴随人口持续流入、未来将更为突出。当前19大城市群以全国1/4的土地集聚75%的人口,创造88%的GDP,其中城镇人口占比78%;24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大都市圈以全国6.7%的土地,集聚34.7%的人口,创造53.8%的GDP。有观点认为,应该通过控制大城市规模而不是大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来治理“大城市病”。过去受“小城镇派”的“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误导,导致人地错配、供求分离,一二线高房价、三四线高库存。2019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求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要承载更多产业和人口。

以北京为例,1983年《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要求将200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000万左右,但1986年即被突破;1993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年)》要求201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250万,但2005年即被突破;2005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要求2020年人口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即被突破。2019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54万人,根据大数据测算的实际管理服务人口可能已超过2500万人。当前北京的大城市病主要缘于过去城市规划长期刻意控制人口,导致土地、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等均供给不足。比如,在交通方面,北京市2019年有机动车637万辆、私人汽车497万辆,而东京圈2014年分别有1602万辆、1200万辆;虽然东京圈汽车保有量远超过北京,但通过大规模轨道交通建设、高额停车费降低汽车出行比例等改善交通。2019年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长度仅699公里,而纽约都市区、东京圈、首尔圈高达3347、2705、1098公里。在轨道交通、公共(电)汽车、小汽车、出租车等四种主要出行方式中,当前东京圈轨道交通出行比例为61%,东京都区更是高达81%,而北京中心城区仅为28%。

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当前中国地区收缩、城市收缩现象已经出现,未来将越来越多,并且主要是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从地级行政单元看,扣除数据缺失地区外,2001-2010年、2011-2018年人口减少的收缩地区从87个降至46个,占比从25.8%降至13.6%,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农民工回流中西部;人口正增长但低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出地区从87个升至160个,占比从25.8%增至47.5%;人口正增长且高于自然增长的净流入地区从162个降至116个,占比从48.1%降至34.4%。随着自然增长率逐渐下行乃至转负,人口减少地区必将越来越多。从现实看,不少地区政府债务水平已经比较高,2018年末西部、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比值高达30.5%、34.5%,而东部、中部分别为15.1%、18.7%(不含未公开债务数据的河北、湖北),其中青海、贵州分别为64.2%、57.6%。因此,对于人口流出地区,基建要从促公平保基本、一带一路战略、国家军事安全能源安全等角度考虑,防止无效投资造成明显浪费、加剧政府债务压力。

2.新主体: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竞争。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不得设置与项目投融资、建设、运营无关的准入条件。

在传统基建领域,当前民间投资仍存在不小的准入门槛。以统计局最后公布分行业投资绝对额的2017年为例,民间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60.4%;其中,在制造业、农业、文体娱乐业中分别占比87.2%、76.0%、57.3%,但在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业、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基础设施领域中仅分别占比38.2%、20.3%、22.6%,合计占比24.5%。

二是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信息领域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不同,不少项目具有明显的商业化价值,一些企业已经进入或正考虑进入。对商业化价值低但又非常有必要的、或涉及公共信息的、或市场整合难度比较大的信息类新基建,政府应积极主导或牵头。

3.新方式: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注意科学规划和分步实施

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同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要适当扩大赤字率,赤字率可以突破3,赤字总额可以达到3万亿,为减税降费以及扩大基建的支出腾挪出空间。增加专项债额度,建议从2019年的2.15万亿上调至3-3.5万亿。当前中国政府杠杆率可控,且背后有庞大的国有资产支撑,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加杠杆空间,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支持特定阶段基建项目。据BIS数据,2019年三季度中国政府总杠杆率为52.5%,较上年度提高4.4个百分点,远低于G20国家的均值82.7%和发达国家均值99.0%,与发展中国家均值49.9%相当。

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因信息类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术新产业,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撑。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资、专项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产业政策方面,纳入到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三是做好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要充分吸收过去基建的经验教训,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发展重点和次序,地方制定投资项目需充分考虑实际,不能盲目硬上,防止造成无效投资、产能过剩等。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还有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有挤出效应。我们认为,不能只讲挤出效应,财政政策还有外溢效应、带动效应、规模效应;并且,在推进新基建过程中,要优化财政投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置效率。

中国过去有两轮大的刺激计划,一次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2008年是短时间一次性投入,而1998年是陆续投入,后者效果更好、代价更小。2008年11月宣布在2010年底前投入投资4万亿,2009年基建投资增速达42%的历史峰值,政策用力过猛,虽然总体是以成绩为主,但是出手太快太重带来很多负面效果。而1998年中启动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到2004年连续七年,实际赤字率从1997年的0.7%上升到2002年2.6%的阶段峰值,随着后续经济复苏、财政政策从积极逐渐转为稳健,2005年赤字率回落到1.2%;1999年增发特别国债1000亿,1999年1100亿,2000-2002年均1500亿,2003年1400亿,2004年900亿。因此,对这一轮新基建,绝不要搞一次性的过度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分批有序推进。

4.软基建: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

新时代不光需要硬的新基建,还需要新的软基建。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

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避免到处救火。

(作者: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政策借鉴

上海将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上海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推进上海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部署。

《意见》提出八大体系、31条任务和28项重点改革举措,明确到2025年,上海要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上海特征、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现代环境治理新路,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水平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28项重点改革举措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其中,制度创新类9项、模式构建示范类9项、平台搭建推进类5项、政策创新类5项。《意见》一半以上的改革举措都围绕制度创新、模式创新和政策创新,强化人工智能、5G、物联网、遥感等新技术新手段在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在明确环境治理责任方面,上海将参照河长制、湖长制的先进经验,依托城市运行综合管理中心平台和各区网格化管理机制,探索建立街镇、产业园区“最小单元”环境治理的新模式。

上海还将探索发达国家城市普遍推行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和环境治理信息公开制度。在电器电子产品、动力蓄电池、铅酸蓄电池等产品领域,上海将强化生产者的废弃产品回收处理责任,推动生产者完善从生产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体系建设。对于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上海将按国家相关规定,推动他们有效落实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并推行重点企业环境责任报告制度。

在环境治理监管上,上海将完善生态修复实施机制,创新异地修复、替代修复、代履行、第三方监督、执行回访等执行方式。同时,加快建设覆盖全要素、全区域、全领域的生态环境智慧监测网络体系。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已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开展排污单位污染排放监测与用能监控联动试点。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健全的环境治理市场体系。上海将充分运用价格杠杆机制,鼓励企业转型升级。

以电价为例,上海将把国家、上海产业发展指导目录中“限制类、淘汰类”的落后产能和各区资源利用效率评价认定为整治淘汰类的企业纳入差别电价执行范围并提高加价标准。而实行两部制电价的污水处理企业用电、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港口岸电运营商用电、海水淡化用电,则免收需量(容量)电费。此外,上海将在工业园区率先试点推行企业污水排放差异化收费机制。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将对“各扫门前雪”说不。上海将配合编制《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生态环境专项规划》等文件,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实现标准、监测、执法的统一,建立协调高效的一体化环境管理体系。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将创建绿色技术产权交易服务平台、绿色项目投融资服务平台、环境信息汇聚系统等,将区域内企业环境行政处罚信息、企业环境行为信息评价结果共享至信用长三角平台和长三角环境信息大数据平台,对重点产业企业实现更精准的培育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