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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14期
发表时间:2020-09-22 09:37

经济分析

十四五”时期风电将是能源结构转型重要支撑

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

国办: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蔡昉:拉动内需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情文摘

全国进一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央企全面部署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

中欧签署地理标志协定对深化经贸合作有里程碑意义

国务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中办: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国务院印发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决定

内部报告

“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完善公司治理 促进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政策借鉴

天津:30条措施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十四五”时期风电将是能源结构转型重要支撑

近年来,我国风电产业呈现出较好发展势头,在数量上稳居世界第一,在质量上步入全球前列。疫情对我国风电产业的影响在可控范围内。风电项目在受疫情影响最重的1-6月只是放缓,并没有停滞,在此后处于恢复期。其中有政策性抢装因素,我国风电行业运营依然保持在一定水平。

2019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全球占比超过32%,连续10年居世界第一;新增装机容量全球占比接近48%,连续11年位列世界首位。截至2019年底,风电累计并网量突破2.1亿千瓦,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升级和应对环境气候变化作出贡献。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国发电总量的比重接近28%。到2030年,这一比重较大幅度增长的话,增幅应该至少是10个百分点,达到38%左右。从我国2019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结构来看,水电、光伏发电、风电、生物质发电占比分别是63.73%、19.89%、10.10%、5.45%,同比增速分别是5.7%、10.9%、26.3%、20.4%。在光伏发电、风电、生物质发电三类可再生新能源中,风电是增长速度较快、电源占比较高的一类。特别是随着风电技术的不断成熟,风电市场已进入初创阶段,正处于上升周期。未来5-10年内,风电将是能源结构转型的重要支撑。从2021年开始,我国陆上风电将率先全面进入平价时代,海上风电平价也将在“十四五”期间实现。

我国风电产业发展亟待破解两个难题。一是如何进一步降成本。应该通过技术进步降低制造成本,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总装集成、电站运维、电场设计、供应链管理等综合水平降低管理类成本。二是创新盈利模式。平价意味着技术日趋成熟,市场将逐步启动。盈利模式应及时创新,否则行业的发展后劲不足。盈利模式创新的主体虽然是企业,但却能促进产业的专业化分工,进而有助于完善产业生态。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生态又会渐渐成为企业盈利模式的重要支撑。

政府施策重点在三方面:一是创新,促进风电产业核心技术创新。我国风电产业关键软件、原材料、零部件依然需要进口,形成供应链风险。“十四五”期间,我国须加大对风电产业补短板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力度。二是改革,深化电力体制机制改革。降低风电软成本和创新风电盈利模式,均涉及到我国电力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微电网、电力交易、电网平台化、能源互联网、混合所有制等相关领域,都是我国电力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实现我国风电产业可持续发展,上述改革问题还须加速破解。三是提升,拓展国内风电数字化场景。风电企业是系统集成商,需要为客户提供包括风电场设计、整机集成、电站运维、微网运行等产品和服务在内的一体化解决方案。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数字化。因此,从拓展风电应用场景切入,全面提升风电产业链数字化水平也应是我国“十四五”政策着力点之一。

我国国内风电市场规模巨大,但风电产业链的某些环节依赖进口。正是因此,我国风电产业已经深刻融入全球风电产业体系之中,具备了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本条件。但前提是创新、改革和数字化提升,以巩固优势、强化能力。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健奇)

国务院: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

9月1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重要讲话。

李克强说,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关键之举。近些年“放、管、服”三管齐下、互为支撑,推动市场主体和就业岗位大幅增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对今年抗击疫情、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围绕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并重实施好宏观政策和深化“放管服”改革,既助企纾困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稳住经济基本盘,努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

李克强指出,用“放管服”改革办法提高宏观政策实施的时效性和精准性,是今年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的重要举措。要落实好财政资金直达机制,确保减税降费实效,为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等提供支撑。创新信贷服务模式,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更加便利优惠。破除影响就业特别是新就业形态的不合理限制,因地制宜发展灵活就业。

李克强说,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放出活力、放出创造力。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加快取消重复审批、不必要审批,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在生产许可、项目投资、证明事项等领域推行承诺制。要管出公平、管出质量。推动从“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转变。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联网+监管”等。对疫苗、药品、特种设备等实行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严格监管。创新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新兴产业更大发展。要服出便利、服出实惠。全面推行“不见面”办事,推动更多事项跨省通办,明年年底前基本实现高频事项全覆盖,同时保障数据安全,保护隐私。建立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使困难群众及时得到保障。营商环境竞争力就是国际竞争力。要落实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回应关切,打造更优开放环境,使中国开放的决心让外商放心、开放的政策让外商受惠。

李克强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发挥好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奋发有为,真抓实干,结合实际探索深化“放管服”改革,增强协同性针对性,打破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障碍,取得更多企业和群众满意的改革成果,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动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广东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发了言。

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准入管理是补齐监管短板、深化金融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化解风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坚持金融业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原则,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与金融板块,《决定》明确,在我国境内的非金融企业、自然人以及经认可的法人控股或者实际控制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具有规定情形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经批准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决定》从注册资本,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补充资本能力,以及组织机构和风险管理、内控制度等方面对金融控股公司提出明确的准入要求。

《决定》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变更名称、住所、注册资本、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修改公司章程,投资控股其他金融机构,增加或者减少对所控股金融机构的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导致控制权变更或者丧失,分立、合并、解散或者破产,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

《决定》明确,已具有应当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情形的,应当自《决定》施行之日起12个月内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设立金融控股公司。

《决定》提出,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决定》制定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条件、程序的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可以采取相关审慎性监督管理措施。

国办: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商事制度改革。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市场准入更加便捷,市场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市场主体繁荣发展,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但从全国范围看,“准入不准营”现象依然存在,宽进严管、协同共治能力仍需强化。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需要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充分释放社会创业创新潜力、激发企业活力。

《通知》明确提出四个方面12项改革举措。一是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全面推广企业开办“一网通办”,进一步压减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工作日内或更少,持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能力。二是推进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大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制度改革力度,支持各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记试点。提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核名智能化水平,加强知名企业名称字号保护,建立名称争议处理机制。三是简化相关涉企生产经营和审批条件。将建筑用钢筋等5类产品审批下放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推动化肥产品由目前的后置现场审查调整为告知承诺。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将疫情防控期间远程评审等应急措施长效化,全面推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网上审批。推动第三方评价机构发布一批企业标准排行榜,形成2020年度企业标准“领跑者”名单。四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企业信息公示,健全失信惩戒机制,推进实施智慧监管,进一步完善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健全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规范平台经济监管行为,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依法查处电子商务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本通知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聚焦企业生产经营的堵点痛点,加强政策统筹协调,切实落实工作责任,认真组织实施,形成工作合力。市场监管总局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工作指导,及时总结推广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典型经验做法,协调解决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各项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听听大家对“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一个时期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今天座谈会的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分别来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企业,涉及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有在华工作的外国科学家。

刚才,大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就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请有关方面认真研究吸收。下面,结合大家的发言,我谈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通过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治疗、疫苗研发、防控等多个重要领域开展科研攻关,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作出了重大贡献。借此机会,我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一是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强大科技支撑。二是加快科技创新是实现人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必须推出更多涉及民生的科技创新成果。三是加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需要。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也需要科技实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四是加快科技创新是顺利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需要。从最初提出“四个现代化”到现在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从来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同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二、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

我国拥有数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给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第一,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科研选题是科技工作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多次讲,研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恩格斯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国防建设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农业方面,很多种子大量依赖国外,农产品种植和加工技术相对落后,一些地区农业面源污染、耕地重金属污染严重。工业方面,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能源资源方面,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70%以上,油气勘探开发、新能源技术发展不足;水资源空间分布失衡,带来不少问题。社会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民对健康生活的要求不断提升,生物医药、医疗设备等领域科技发展滞后问题日益凸显。对能够快速突破、及时解决问题的技术,要抓紧推进;对属于战略性、需要久久为功的技术,要提前部署。

第二,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对科技创新来说,科技资源优化配置至关重要。“两弹一星”成功,有赖于一批领军人才,也有赖于我国强有力的组织系统。我们有大批科学家、院士,有世界级规模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队伍,要狠抓创新体系建设,进行优化组合,克服分散、低效、重复的弊端。要有一批帅才型科学家,发挥有效整合科研资源作用。要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优化配置优势资源,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对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重组,形成我国实验室体系。要发挥高校在科研中的重要作用,调动各类科研院所的积极性,发挥人才济济、组织有序的优势,形成战略力量。

第三,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国基础研究虽然取得显著进步,但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还是明显的。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要明确我国基础研究领域方向和发展目标,久久为功,持续不断坚持下去。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首先是国家财政要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以适当形式加大支持,鼓励社会以捐赠和建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扩大资金来源,形成持续稳定投入机制。对开展基础研究有成效的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要创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建立健全科学评价体系、激励机制,鼓励广大科研人员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让科学家潜心搞研究。要办好一流学术期刊和各类学术平台,加强国内国际学术交流。

第四,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积极设置基础研究、交叉学科相关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探索基础学科本硕博连读培养模式。要加强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在数理化生等学科建设一批基地,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研究。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科研活动自身规律,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要高度重视青年科技人才成长,使他们成为科技创新主力军。要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为海外科学家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条件。

第五,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转变政府职能是科技改革的重要任务。我们很多产业链供应链都需要科技解决方案,能够提供这种解决方案的只能是奋战在一线的千千万万科技工作者和市场主体,政府要做的是为他们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条件,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要加快科技管理职能转变,把更多精力从分钱、分物、定项目转到定战略、定方针、定政策和创造环境、搞好服务上来。要加快推进科研院所改革,赋予高校、科研机构更大自主权,给予创新领军人才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坚决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要整合财政科研投入体制,改变部门分割、小而散的状态。对大家提出的加强科技力量统筹问题,我们将通盘研究考虑。

第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一方面,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持续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优势领域打造“长板”,夯实国际合作基础。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推进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当前形势下,要务实推进全球疫情防控和公共卫生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开展药物、疫苗、检测等领域的研究合作。要聚焦气候变化、人类健康等共性问题,加强同各国科研人员的联合研发。要逐步放开在我国境内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科学家在我国科技学术组织任职,使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广阔舞台。

三、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去年5月,党中央专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创新重任。这里,我重点强调一下爱国精神和创新精神。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都是爱国科学家的典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原创一般来自假设和猜想,是一个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归纳的复杂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归纳。假设和猜想的创新性至关重要。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如果选不准,即使花费很大精力,也很难做出成果。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要多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为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体系作出贡献。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从实践看,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的。有研究表明,科学家的优势不仅靠智力,更主要的是专注和勤奋,经过长期探索而在某个领域形成优势。要鼓励科技工作者专注于自己的科研事业,勤奋钻研,不慕虚荣,不计名利。要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决策部署,落实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新科学知识的学习,关注全球科技发展趋势。

马克思讲过:“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我相信,我国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登上科学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蔡昉:拉动内需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该如何理解中央强调的“加快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的格局?在疫情影响下,该如何找准突破口刺激内需,开启内循环?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认为,“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

蔡昉指出,当前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应该扩大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费需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三,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问: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率均线大概3%,您认为,未来五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下降到多少?

这取决于怎么测算,从潜在增长能力方面看,根据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测算,即使到2050年,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才会接近于世界增长率的均值,甚至还可能略高于均值,大概在3%—4%。此前我们的研究表明,潜在增长率一定是下降的,后来实际增长率的情况证明确实如此。那如何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实际上,如果改革得力,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或者通过生育政策改革提高生育水平等,那最后潜在增长率是可以提高的。

未来五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多少现在不好评估。因为疫情的原因,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会很低,这样一来我们的基数就下降了,也许明年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按照我们2012年根据人口等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十二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7.6%,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7.8%;当时测算的“十三五”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是6.2%,现在看来,如果不算今年的话,“十三五”的实际增长率应该是略高于6.2%的;下一个五年,潜在增长率应该在5.5%-6%之间。

潜在增长率反映的是供给侧的能力,而影响实际增长率能否符合潜在增长率,则取决于是需求侧的因素。不过,此次疫情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是供给和需求两侧的冲击。

问:那现在该如何拉动内需?您如何评价目前我们已经出台的一些政策对内需的拉动作用?

一个国家遭遇冲击时,财政的刺激能力和救助能力,与储蓄率特别是政府储蓄率成正比。按照我们的储蓄能力,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力度可以再大一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与美国等其他储蓄率并不如我国高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刺激力度稍微小了一点。此外,财政政策要把钱花在刀刃上,虽然加大小微企业支持力度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更多真正需要救助的个人。

“双循环”的提出,不仅仅是针对疫情而提的,也是在世界经济的大趋势,以及我国老龄化加剧、人口总量接近于峰值背景下提出的。如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好多要素还没有真正培养起来,因此,在这些背景下,我们提出的“双循环”会是一个影响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原则。

如果从中央文件的表述来看,可以把“双循环”理解为,与过去“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相比,现在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或轴心,推动国内国际循环互相促进,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变化。如果考虑到我国14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8%,我国最终消费的世界占比仅为12%,尚未充分发挥世界重要市场的作用,不把自己的十几亿人的消费充分调动起来,也不能叫国际大循环。

对于当前也在强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去有人把它狭义理解为去杠杆、去库存、降低负债率等,但站在更广的角度看,它是从供给侧的角度来改善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提高劳动力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最终的目的是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问:您认为,“双循环”会是未来五年或十年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吗?

肯定会,与其说是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我更愿意称呼它是未来这么一个新的格局,其实要实现这个新格局,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做不到的。而形成之后也不会随便就放弃了,所以我认为,这会是未来很长时间的一种发展方向,是未来的一种新格局。

问:“十一五”时期我国就提到扩大内需、刺激内需的战略,现在重新提出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再次拉动内需。与过去相比,我们需要一个怎样的新思路去拉动内需?

不能说过去做得不够好,而是我们还没有把内需的潜力挖尽。现在我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低收入人群应该消费而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

提高消费需求的努力,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富人太富,只能储蓄;穷人太穷,想消费,但消费不起。第三,以上两点还不够,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普遍的高基尼系数,到高收入国家基尼系数会一下子降下来,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一个国家进入高收入阶段之后,政府加大了再分配力度,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办法一下子就把基尼系数缩小了。所以,要想改善收入分配,政府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

要想实现“双循环”,就必须改善收入分配,而对改善收入分配最终起作用是再分配。这就是我们的最终手段,加大再分配的力度,主要措施例如:能不能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能不能把义务教育扩大到12年等。

问:拉动内需,首先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就是再分配。国外讲再分配主要是两点,一个转移支付,一个税收,这些我国都有继续推进的余地,但是我认为,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更应该针对我国的特殊情况,当前最大的突破口就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如果能把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惠及到农民工身上,政府固然要花钱,但是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也就让这部分人群后顾无忧地去消费。

问:内需和外需如何实现互相促进?如果防控疫情成为常态,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防控疫情本来就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说的是疫情成为一个常态,那就相当于说经济增长的名义值变了,疫情对我国和各国都是一个常态,而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仍然不变,作为其他国家的外需该多大份额也还是固定的。因为有些需求是刚性的,有些产业链是已经确定的,一时也改变不了,尤其是在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情况下,有些产业链也不可能完全转变。所以,相对来说,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是相对固定的,但受疫情影响,肯定会有短暂的下降,未来很可能会恢复到相对的正常水平,但却不会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那个份额。

因为某些国家对中国是有特殊对待的,有脱钩倾向的,所以,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会比过去更为严峻,但是我们也可以做更大的努力去弥补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之所以强调再分配,因为一般来说市场具有的分配功能是有限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帮助穷人找到工作从而增加其收入,但是让穷人赶上或者接近富人的生活水平,市场机制自身做不了这一点。如果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终究还是要回到再分配问题上。经济高速增长期的国家,发展速度快,会迅速向高收入国家靠近,但是贫富差距也在加大,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以后,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所以,再分配的相对力度就会越来越大。

问:“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会分别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准确的数字很难预测,我觉得目前保持这个结构变化趋势是可以的,也就是说消费需求的比重还是应该会显著上升的。外需可能不会回到以前的水平,投资需求的潜力也并不大,因为当增长速度下降,投资也回归到均值。因此,经济增长越来越仰仗消费需求的增加,以及对GDP增长贡献率的继续上升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

要情文摘

全国进一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

9月11日,按惯例每年一次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李克强总理会上强调,要持续抓好“放管服”工作。放要放出活力,放出创造力。

【问题】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关键之举。近些年“放、管、服”三管齐下、互为支撑,推动市场主体和就业岗位大幅增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成长,经济韧性和发展动力不断增强,对今年抗击疫情、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宏观政策实施的时效性和精准性还有待提升;财政资金的直达机制还需要加强落实,以确保减税降费实效,为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等提供支撑;信贷服务模式也还需要进一步创新,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更加便利优惠;影响就业特别是新就业形态的一些不合理限制还有待清除,以促进因地制宜发展灵活就业。

【对策】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放出活力、放出创造力。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加快取消重复审批、不必要审批,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在生产许可、项目投资、证明事项等领域推行承诺制。要管出公平、管出质量。推动从“严进宽管”向“宽进严管”转变。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互联网+监管”等。对疫苗、药品、特种设备等实行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严格监管。创新包容审慎监管,促进新兴产业更大发展。要服出便利、服出实惠。全面推行“不见面”办事,推动更多事项跨省通办,明年年底前基本实现高频事项全覆盖,同时保障数据安全,保护隐私。建立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变“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使困难群众及时得到保障。营商环境竞争力就是国际竞争力。要落实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回应关切,打造更优开放环境,使中国开放的决心让外商放心、开放的政策让外商受惠。

央企全面部署开展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

9月14日,国资委召开对标世界一流管理提升行动媒体通气会,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表示,以对标世界一流为出发点和切入点,用2-3年的时间,推动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重点企业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管理体系。

【问题】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做大”方面已有明显突破。但是国有企业还有一些重要指标和世界一流企业存在明显差距,比如净资产收益率、营收利润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以及工业企业的营收研发投入比例、国际业务收入比例等。只有通过对标世界一流的管理提升行动,找准差距,弥补差距,使国有企业在做强做优做大的基础上,实现‘世界一流’的目标。

【对策】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实际,明确将战略管理、组织管理、运营管理、财务管理、科技管理、风险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化管理等8个领域,作为对标提升行动的重点任务。

一是在战略管理方面,通过强化战略意识、投资管理、主业管理和国际化经营,持续提升战略引领能力;二是在组织管理方面,通过科学设置组织架构、分类开展授权放权、完善组织运行机制、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持续提升科学管控能力;三是在运营管理方面,通过推行精益管理、加强现场管理、优化供应链管理、完善营销管理和用户服务体系,持续提升精益运营能力;四是在财务管理方面,通过构建一体化财务管控体系、充分挖掘利用财务资源、提高资本的流动性和回报率、加强市值管理,持续提升价值创造能力;五是在科技管理方面,通过加强科技创新规划、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提高协同创新水平、强化创新考核引导,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六是在风险管理方面,通过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健全合规管理制度、加强内控体系、责任追究体系建设,推进法律管理与经营管理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合规经营能力;七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通过强化规划引领、完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健全薪酬分配激励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持续提升科学选人用人能力;八是在信息化管理方面,通过充分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统一基础数据标准、促进业务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完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

中欧签署地理标志协定对深化经贸合作有里程碑意义

9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举行了视频会晤。会上宣布,将正式签署《中欧地理标志协定》。

政策背景:《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全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该协定于2011年启动谈判,历时8年。2019年底,双方宣布结束谈判。“地理标志”(Geographical indication)是“(产品)地理标志”的简称,有时也称为“地理标识”。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定义,地理标志是在具有特定地理来源、并因该来源而拥有某些品质或声誉的产品上使用的标志。它既指产品、也指区域,通常被用于农产品、食品、酒类和酒精饮料、手工艺品和工业品。通过完善的地理标识制度,可以对地方特色农产品、工艺品等以产地命名的权利进行保护和控制,从而保护本地的竞争力,提升商品质量和信誉,也使消费者免受假冒伪劣坑害。为了统一欧盟各国的地理标志,欧盟委员会推出了“欧洲原产地命名保护”。自2002年起,只有在登记进入欧洲原产地命名保护中以后,地区性标识和原产地命名控制才是有效的。中国也有国内层面的地理标志,由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农业农村部三个部门提出,对地理标志进行注册、登记和管理。欧盟已将3300多个欧盟产品名称注册为地理标志。按价值计算,欧盟地理标志市场约为748亿欧元,占欧盟食品和饮料的6.8%,出口额169亿欧元,占欧盟食品和饮料总出口的15.4%。根据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底,中国累计批准地理标志产品2385个,核准专用标志使用企业8811家,累计注册地理标志商标5682件。

政策内容:协定包括十四条和七个附录,主要规定了地理标志保护规则和地理标志互认清单等内容。协定纳入双方共550个地理标志(各275个),涉及酒类、茶叶、农产品、食品等。保护数量多。这是中欧之间首次大规模互认对方的地理标志,共550个(各275个),都是双方久负盛名、家喻户晓的地理标志,比如我国的绍兴酒、六安瓜片、安溪铁观音、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欧洲的香槟、巴伐利亚啤酒、帕尔玛火腿、马吉那山脉橄榄油等。

政策点评:该协定是中国对外商签的第一个全面、高水平的地理标志双边协定,也是近年来中欧之间首个重大贸易协定,对深化中欧经贸合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该协定为双边产品进入对方市场、提升市场知名度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中欧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据欧盟官方统计,2019年欧盟27国同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为5596亿欧元,增长5.6%。其中,中国是欧盟农产品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国,达到145亿欧元;中国也是欧盟出口受地理标志保护的产品的第二大目的地,占葡萄酒,农产品和烈性饮料总价值的9%。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第四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国。2019年欧盟对中国出口农产品额达153亿欧元,同比增长37.9%;进口额61.46亿欧元,同比增长7.3%。因此,这一协定的签订对于双边进出口商品都有重要的保护。协定将为双方的地理标志提供高水平的保护,有效阻止假冒地理标志产品,使双方消费者都能吃上、用上货真价实的高品质商品。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谈判的结束有助于深化双方互利合作,进一步巩固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经贸基础,并进一步增强中欧双边政治互信。这一协定在当前这种特殊环境下签署也向世界表明,第一中欧的经贸关系仍将继续向高质量方向发展,中欧经贸方面的合作在当前疫情下非但没有停滞,还在持续推进;第二该协定的签署表明中欧在知识产权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像全世界表明中国在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行动和决心;第三协定的签署还将推动整个世界范围内对地理标志的重视,也表明中欧之间为世界经贸合作所做的表率。

国务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提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4个方面12项改革举措。

政策背景:商事制度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一项基础制度,是市场主体产生、存续、退出市场以及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商事制度改革是我国政府作为发展型政府,基于自身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创新能力,积极进行制度调整和变革来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需求,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国家发展质量的重要体现。商事制度改革成为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激发改革红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12年以来,商事制度改革经历了探索试点、顶层设计、重点突破、逐步深化、全面扩大的过程。2014年,是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施的第一年,国务院在注册资本登记这个关键改革环节上实现了重点突破。2015年起的商事制度改革,进入了改革深化和全面扩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具体改革内容涵盖“多证合一”“一照一码”“证照分离”、信用信息公示、市场监管,并在多点多面上持续深化便利化改革。2015年,国务院初步构建了事中事后监管新模式。

近年来,商事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市场准入更加便捷,市场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市场主体繁荣发展,营商环境大幅改善。但从全国范围看,“准入不准营”现象依然存在,宽进严管、协同共治能力仍需强化。为解决上述问题,2020年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

政策内容:通知提出4个方面改革举措:一是推进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要求2020年年底前,各地要全部开通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平台,压减企业开办时间至4个工作日内或更少;持续提升企业开办服务能力。二是推进注册登记制度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大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改革力度,支持各省级人民政府统筹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记试点;提升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系统核名智能化水平。三是简化相关涉企生产经营和审批条件。推动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完善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简化出口转内销产品认证程序,降低认证成本;深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改革,全面推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网上审批;加快培育企业标准“领跑者”,引导更多企业声明公开更高质量的标准。四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加强企业信息公示,依法依规向社会公开公示;健全失信惩戒机制,加强失信惩戒;推进实施智慧监管,进一步完善新型监管机制,健全完善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规范平台经济监管行为,为平台经济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政策点评:商事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商事制度改革有利于激发社会创业热情,也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但“准入不准营”的现象依然存在,宽进严管、协同共治能力仍需强化。因此通过改革,今年要进一步缩短企业开办时间,全面推广企业开办“一网通办”,实现企业开办全程网上办理。为解决目前企业登记当中的许多问题,要推进住所与经营场所登记改革,支持各省份统筹开展住所与经营场所分离登记试点。

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许可证制度的改革也成为一项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今年的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一是简政放权做“减法”,下放许可证审批层级以后,企业申请许可证的效率进一步提高,时间成本进一步降低,取证更加便捷;二是加强监管做“加法”,通过加大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强化企业质量的主体责任;三是优化服务做“乘法”,不断提高生产许可证审批效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政府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的重大转变,是减轻企业负担、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举措,同时也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创新事中事后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且市场监管部门依托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对企业信用风险实行自动判别和自动分类,同时将分类结果和“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有机结合,针对不同风险类别的企业设定不同的抽查比例和频次,实行差异化的监管,从而实现监管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

中办: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党的民营经济统战工作不断开拓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指导和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营经济规模不断扩大、风险挑战明显增多,民营经济人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日趋多样,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

《意见》就加强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要巩固扩大政治共识。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进一步加强民营企业党建工作,切实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大力宣传党中央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进一步推动思想理论创新,及时回应广大民营经济人士思想关切。各级党委统战部门要落实民营经济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要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持续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创新教育形式和话语体系,不断扩大覆盖面,提升实效性。依托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等主题教育示范基地,加强世情国情党情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发挥党员民营企业家、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的示范作用,充分调动广大民营经济人士的主观能动性,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

要加大思想引导力度。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增强自律意识,筑牢思想道德防线,严格规范自身言行,培养健康生活情趣,塑造良好公众形象。完善联谊交友、谈心交流制度,广交深交挚友诤友,打造一支关键时刻靠得住、用得上的民营经济人士骨干队伍。按照“团结-批评-团结”原则,扩大团结面、体现包容性。

要倡导争做“四个典范”。强化价值观引领,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法治观、事业观、财富观,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深化中国梦宣传教育,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家国情怀,以产业报国、实业强国为己任,脚踏实地干事,谦虚低调做人。注重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作用,开展常态化法治宣传和警示教育,筑牢依法合规经营底线,倡导重信誉、守信用、讲信义,不断提升民营经济人士法治修养和道德水准。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充分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倡导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理念,坚持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大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积极参与光彩事业、精准扶贫和公益慈善事业,克服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做到富而有德、富而有爱、富而有责。

《意见》还围绕建设高素质民营经济代表人士队伍,支持服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提出了具体要求。

国务院印发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决定

为推动金融控股公司规范发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依据《国务院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国发〔2020〕12号,以下简称《准入决定》),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印发了《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4号,以下简称《金控办法》),自2020年11月1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工作,明确要求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和产融结合,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统筹监管,加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金控办法》的发布实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金控办法》遵循宏观审慎管理理念,以并表为基础,按照全面、持续、穿透的原则,对非金融企业投资控股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依法准入并实施监管,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行为。《金控办法》的实施,继续坚持金融业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原则,从制度上隔离实业板块与金融板块,有利于金融控股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防范风险交叉传染,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金控办法》细化了《准入决定》中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的条件和程序,进一步明确了监管范围和监管主体,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控股公司实施监管,金融管理部门依法按照金融监管职责分工对金融控股公司所控股金融机构实施监管。《金控办法》对股东资质条件、资金来源和运用、资本充足性要求、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险管理体系和风险“防火墙”制度等关键环节,提出了监管要求。对于《金控办法》实施前已具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情形但未达到《金控办法》监管要求的机构,合理设置过渡期安排,把握好节奏和时机,逐步消化存量。

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开展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和持续监管,与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协作,推动金融控股公司健康有序发展,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

内部报告

“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一、经济持续恢复,就业形势严峻,“双循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与放开生育

当前经济形势,简单来讲就是:经济持续恢复,生产和需求均稳步回升;消费低迷,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形势严峻,需要重点关注;货币政策从总量超宽松转入结构性宽松和结构性收紧,跨周期调节兼顾稳增长与防风险;财政政策发力基建尤其是新基建,对冲经济下行,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不确定性,“双循环”的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

“双循环”的核心是对内扩大内需、对外提升产业链安全,关键是三大抓手:新基建、城市群和放开生育。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公共政策领域的三大建言和呼吁,但进展不同,新基建已经从学术讨论走向国家战略,城市群逐渐走向社会共识但尚未完全落实到公共政策,而全面放开生育则面临巨大的学术分歧和社会争议。近年我国公共政策日趋成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支柱调控、新基建、双循环、跨周期调节。

二、工业生产恢复至正常水平

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5.6%,较上月上升0.8个百分点,创年内新高。41个大类行业中,29个行业增加值同比正增长;612种产品中,394种产品同比正增长。

1、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继续高增。8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为7.6%和10.8%,快于规模以上工业2.0和5.2个百分点。其中,汽车和电气机械制造业同比分别为14.8%和15.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同比为8.7%,金属制品、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分别为9.9%、10.9%和8.0%。分产品产量看,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微型电子计算机和智能手机同比分别为31.6%、32.5%、12.1%、12.0%和12.1%。

2、受房地产和基建投资拉动,上游行业生产有所加快。8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9.2%,较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和延压加工业同比增长4.8%,较上月上升2.2个百分点;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同比5.0%,较上月上升1.9个百分点;钢材产量同比11.3%,较上月上升1.4个百分点;水泥产量同比6.6%,较上月上升3.0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强劲恢复

8月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同比9.3%,较上月上升1.0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正增长;1-8月累计同比-0.3%。

1-8月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同比8.2%,较1-7月加快0.2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累计同比分别为8.8%和7.2%。高技术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18.3%和7.8%;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9.7%和18.2%。

四、房地产销售和投资继续回暖

前期抑制需求逐步释放,房企降价促销加快回款,房地产销售显著回暖。8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当月同比分别为13.7%和27.1%,较上月上升4.2和10.5个百分点。

8月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11.8%,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1-8月累计同比4.6%。8月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2%,连续五个月高于59%;其中,房屋建筑业和建筑安装装饰业为59.9%和66.8%,分别高于上月0.3和7.8个百分点,主因房地产销售投资持续回暖。预计“金九银十”房企促销活动将利好销售回款,汛期影响减弱和销售推动下房企或加快施工竣工,新型城镇化、老旧小区改造等政策也将促进房地产投资。

五、基建尤其新基建投资持续高增,起到稳增长作用

8月基建投资(含水电燃气)当月同比7.0%,较上月下滑0.7个百分点;1-8月累计同比2.0%。分行业看,1-8月电热燃水投资累计同比18.4%,较1-7月上升0.4个百分点;交运仓储和水利环境设施投资累计同比分别为1.7%和-2.9%,较1-7月上升0.8和0.9个百分点。交运仓储中,铁路和道路投资累计同比分别为6.4%和2.9%,较1-7月加快0.7和0.5个百分点。

六、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由负转正

8月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5.0%,较上月上升8.1个百分点;1-8月累计同比-8.1%。制造业投资增速与企业盈利和出口增速密切相关,6、7月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为10.4%和15.0%,企业投资意愿和能力增强;7、8月出口持续高增长提振对应出口行业投资力度。8月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纺织、化学原料、医药制造、运输设备制造和电子设备制造业投资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13.6%、12.8%、10.3%、11.5%、38.3%、21.0%和17.9%,均较7月大幅改善。

七、消费年内首次正增长,保就业是关键

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0.5%,较上月上升1.6个百分点,年内首次正增长。分消费品看,升级类消费品同比显著上升,通讯器材、化妆品、珠宝和服装纺织同比分别为25.1%、19.0%、15.3%和4.2%,较上月上升13.8、9.8、7.8和6.7个百分点。汽车依然保持较高增速,同比11.8%;但石油消费不振,同比-14.5%,降幅较上月扩大0.6个百分点。地产相关消费较为低迷,家具、建筑装潢类消费同比分别为-4.2%和-2.9%。

八、出口超预期高增,进口同比降幅扩大

8月中国出口(以美元计)同比9.5%,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创2019年4月以来新高。

8月中国进口(以美元计)同比-2.1%,降幅较上月扩大0.7个百分点。分产品看,工业原料和农产品进口均大幅下滑。原油、铁矿砂、钢材、铜材进口金额同比分别较上月下降2.2、15.5、16.4和4.8个百分点。大豆进口数量同比1.3%,较上月下降15.5个百分点;进口金额同比-1.3%,较上月下降16.9个百分点。分经济体看,自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进口同比分别为1.8%、-0.9%和-26.2%,较上月下降1.8、6.0和19.0个百分点;自欧盟、东盟和巴西进口同比分别为-4.6%、1.6%和21.1%,较上月上升4.9、0.5和12.9个百分点。

九、政府债券放量发行推动社融创新高,货币政策转向结构性宽松与结构性收紧

8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13.3%,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新增社会融资规模3.58万亿元,同比大幅多增1.39万亿元。

8月M2同比增长10.4%,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企业存款增加7491亿元,同比多增1699亿元,财政支出节奏加快、财政存款向企业存款转化;居民存款增加3973亿元,同比多增1259亿元;财政存款增加5339亿元,同比多增5244亿元;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减少2612亿元,同比大幅多减9910亿元,8月股市震荡,部分参与者或兑现前期盈利离场。M1同比增长8%,较上月上升1.1个百分点,房地产销售持续回暖、基建发力,交易性需求持续恢复,实体经济活跃度进一步上升。

十、猪周期见顶带动CPI回落,基建和地产投资拉动PPI降幅收窄

8月CPI同比2.4%,较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环比0.4%,较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食品中,猪肉供给有所改善,但需求持续增加,价格环比上涨1.2%,较上月回落9.1个百分点;受饲料成本上升、需求恢复及猪肉价格上涨带动等因素影响,牛肉、羊肉、鸡肉和鸭肉价格环比上涨0.5-1.4%;蛋鸡存栏量仍处低位,夏季产蛋率不高,同时临近开学和中秋,需求增加较多,鸡蛋价格环比上涨11.3%,较上月扩大7.3个百分点;受高温及降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环比上涨6.4%;鲜果供应充足,价格环比下降0.4%。非食品价格由上月环比持平转为上涨0.1%,为今年2月以来首次上涨。非食品中,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汽油和柴油价格环比分别上涨0.9%和1.0%;暑期出行增多,飞机票和宾馆住宿价格环比分别上涨7.3%和2.1%。

8月PPI同比-2.0%,降幅较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环比0.3%,较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持续向好,市场需求继续恢复,原油、铁矿石和有色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延续上涨势头,带动国内工业品价格继续回升。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价格环比上涨3.6%,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环比上涨1.2%,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价格环比分别上涨4.3%、1.5%和3.0%。PPI同比回升主因基建地产投资拉动上游原材价格上涨。终端消费低迷,生活资料价格同比低位徘徊;而基建地产投资较旺,带动生产资料价格同比由5月的-5.1%持续回升至8月的-3.0%。生产资料中,采掘和原材料工业价格同比回升最为显著,8月同比降幅分别较5月收窄9.0和3.5个百分点。

十一、PMI生产持续恢复,内外需显著改善

8月制造业PMI为51.0%,较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连续六个月高于荣枯线。分项来看:

1、生产持续恢复,内外需显著改善。生产指数为53.5%,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连续六个月高于53%;新订单指数为52.0%,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稳步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9.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2、基建和地产投资拉动,价格指数创新高。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58.3%和53.2%,较上月上升0.2和1.0个百分点,均创2018年10月以来新高。

3、大中型企业持续景气,小型企业供需承压。大中小型企业PMI分别为52.0%、51.6%和47.7%,较上月变化0.0、0.4和-0.9个百分点,小型企业PMI连续三个月低于荣枯线。小型企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48.1%和46.2%,供需两端承压。

8月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5.2%,较上月上升1.0个百分点,连续六个月高于荣枯线。1)建筑业高位小幅回落。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60.2%,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高于59%。其中,土木工程建筑业为57.7%,低于上月4.8个百分点,主因洪涝灾害影响基建投资推进;房屋建筑业和建筑安装装饰业为59.9%和66.8%,分别高于上月0.3和7.8个百分点,主因房地产销售投资持续回暖。2)服务业复苏加快。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连续六个月高于荣枯线。交通运输、电信等行业业务总量持续快速恢复,商务活动指数连续四个月位于60%以上;住宿、餐饮、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有序恢复经营,商务活动指数均高于57.0%;租赁及商务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自疫情以来首次回升至荣枯线以上。

(作者: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

完善公司治理 促进中小银行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地方中小银行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但股权结构失衡、高管履职有效性不强、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内外部约束性不足等问题是部分中小银行发展的内在隐患,进一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已迫在眉睫。本文认为,为进一步强化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具体可以从加强股东管理,完善“三会一层”的运作机制,优化并制定可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加强外部监管与社会监督等五方面入手,以提高银行风险防范能力。

地方中小银行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普惠金融、服务小微民营企业的重要力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披露的数据,截至2019年末,我国地方中小银行已达到4005家,资产规模近80万亿元,约占银行业资产总规模的25%。地方中小银行整体运行情况良好,但由于内外部各种原因,也有部分机构在资产质量、盈利状况、风险资本抵御机制等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出现了一些风险事件。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既包括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自身市场定位不清、历史包袱重的因素,也包括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的外部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是部分中小银行出现经营困难或重大风险事件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风险事件表明,部分中小银行在公司治理领域存在着“形似而神不似”现象,一些阻碍公司治理正常运转的缺陷和深层次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诸多方面仍需要提升和改善。自2017年以来,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始终是强化监管和制度补短板最为关注的领域,相关工作也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公司治理是银行稳健发展的保障

公司治理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公司委托人(所有者)与代理人(经营者)之间由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在董事会、管理层、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做出一系列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制度安排,实现对公司权力的合理分配和监督。但由于银行具有许多不同于一般企业的特征,银行的公司治理也因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银行除了对股东负责外,还应对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银行通常具有负债率高、风险负外部性较强、资产不透明等特征,董事会、管理层、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比一般企业更为复杂,股东的道德风险问题也更加突出。银行不仅要处理好股东与管理层的关系,还要处理好自身与存款人、监管者的关系。银行公司治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寻求对大股东权力的合理制衡,以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加强银行公司治理的原则》,明确提出“银行除应对股东负责以外,还要对存款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负责”。

二是银行经营不能以短期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标,而应关注更为长期的社会责任。商业银行是全社会重要的融资渠道和主要的支付服务组织,作为国民经济特殊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除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以外,还应兼顾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体系稳健,并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2013年7月,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强调商业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应当包括但不限于健全的组织架构,清晰的职责边界,科学的发展战略、价值准则与良好的社会责任,有效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三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应能有效应对商业银行风险经营特征。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但金融风险的暴露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过度强调短期利润,则可能激励管理层和股东过度承担风险,在获取短期高额收益的同时,将风险成本推给继任者或社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应该包括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收益与风险兼顾、长期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的绩效考核机制。

四是股权管理是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关键环节。有效的股权管理是良好公司治理的基础,对股东管理缺乏制衡约束、股权过度分散或集中均有可能导致公司治理失效。2018年,银监会出台《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银监会令〔2018〕1号),加强对股东资质的穿透审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其目的就是从股权管理的源头上控制重大风险,保护商业银行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为商业银行的安全稳健运行创造更好的制度条件。

与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地方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具有特殊性。第一,中小银行的地域特征较为明显,其业务发展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关联度较高,在不同情形下,其公司治理差异较大。第二,中小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更为复杂,很多中小银行的股东是当地政府,对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影响不容忽视。第三,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通常在经营理念、风险控制、人员素质、系统支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也将影响其公司治理效果的发挥。

二、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上一轮改革中,在监管部门的推动下,中小银行在完善公司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体现为:部分中小银行通过财务重组、引入战略投资者和公开上市等途径推进公司治理改革,实现了股权结构多元化;大多数中小银行建立了“三会一层”(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公司治理架构,逐步确立了比较符合现代商业银行制度的治理体系;基本树立资本约束的现代经营理念,部分先进的城商行、农商行已经开始重视和应用经济资本、经济增加值和经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等风险回报复合指标,等等。但从总体上看,中小银行的公司治理还存在一些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股权结构失衡导致公司治理有效性不足。随着金融体系改革不断深化,各类资本大量涌入银行业,中小银行的股权结构逐渐呈现分化趋势。

一种情况是中小银行股东持股较为分散,导致银行出现了所有者缺位及“内部人控制”问题,具体表现为所有者对经营者缺乏监督和激励、银行公司治理效率低下、关键经营管理决策由少数人掌控、监事会无法对管理层进行有效监督,进而出现治理失误和严重的道德风险。

另一种情况则是股权过度集中。我国城商行、农商行起点低、规模小、底子薄,过去出于化解风险的需要,在股权结构设计方面存在先天不足,在引入资本过程中缺乏对股本的穿透式监管,在此背景下,部分出资主体通过违规的资本运作及股权安排等方式获取控制权,形成了某一实际控制人违规控制银行的情况。这些资本在入股动机方面并不满足于进行投资及获取利润分红,而是要谋取对商业银行的控制权或者要求对银行的经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为自身企业的扩张提供足够的信用支持。

二是公司治理架构运转不畅。目前,我国中小银行基本都建立了“三会一层”的公司治理架构,但其“形似而神不似”的问题仍较为突出,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董事会的结构不尽合理。部分中小银行的经营层在董事会中占据优势地位,实际上形成“经营型董事会”,董事会则丧失了对经营层人员的有效监督。

第二,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例如,一些中小银行的审计委员会、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在实践中未能形成有效的运作机制,基本流于形式,未能对银行的风险管理产生应有的影响。

第三,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从理论上说,董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应该有清晰的责任划分,前者提供战略决策、监督和战术指导,后者负责参与战略的制定和落实,并进行运营计划的决策和实施。但在实践中,两者的职责划分存在交叉,由此引发的矛盾往往导致管理混乱。

第四,监事会缺乏体制机制保障。目前,在多数中小银行的管理分工中,监事会不涉及对具体部门的管理。此前曾有监事会分管审计部的安排,但目前这项职能也逐渐移交董事会。在监事会人员和经费缺乏的背景下,这样的安排难以保障监事会工作的持续开展以及对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形成有效监督。

三是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经营行为短期化。目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银行尚未建立科学的激励约束机制,缺乏公正、公开的绩效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在此情况下,其评价结果难以起到激励和约束的作用。在激励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小银行经营层的薪酬往往与短期经营业绩相关,致使银行经营层过度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银行的长远发展,经营行为呈现短期化特征。如果同时存在约束不到位的情况,缺乏权力制衡的经营层则有较强的动机去从事机会主义行为,这会加大中小银行的潜在风险。

四是信息披露不充分,内外部约束性不足。商业银行以经营风险为主业,资产交易复杂,透明度不高。作为经营者的高级管理层掌握着大量信息,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因此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实施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的治理效果。

但从目前来看,我国部分中小银行信息披露不充分、透明度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信息披露不够全面,未按照相关规定充分、有效披露涉及银行经营的重大事项,例如财务指标变动、风险管理状况、股东情况等关键信息;第二,信息披露不够及时,一些中小银行经常存在延期披露甚至不披露的问题;第三,存在虚假信息披露情况,这导致中小银行利益相关方难以了解其实际经营情况及潜在的风险,不能及时识别关联交易。由此可见,中小银行信息披露约束机制建设有待加强。

三、加强中小银行公司治理的建议

应进一步强化中小银行公司治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具体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加强股东管理,严格落实《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

在银行层面,建议中小银行董事会积极承担股权事务管理的最终责任,定期对主要股东履行承诺事项、落实公司章程、遵守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定等情况进行评估,提高股权透明度。严格控制关联交易,规范股权质押、股份转让等行为,约束控股股东行为,防止控股股东不当干预银行经营。

在监管层面,建议监管部门强化股东行为监管,对于通过隐瞒关联股东信息、股权代持等方式变相谋求银行控制权的,责令相关银行股东转让股权或者限制股东权利。建议地方政府部门适时做好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改革和整顿工作,通过大股东减持、增资扩股、扩大开放等方式,引进注重机构长远发展、资本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战略性股东,推动符合条件的中小银行兼并重组。

1、完善“三会一层”的运作机制

建议进一步明确中小银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工作重点和任务。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加强“三会一层”的交流与沟通,使其各负其责、各尽其职、不越位、不缺位,相互配合形成公司治理合力。

2、优化激励约束机制,制定可持续的利润分配政策

按照收益与风险兼顾、长期与短期并重、精神与物质兼备的原则,不断完善中小银行业绩考核机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战略目标实现。中小银行应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发展、市场变化、自身发展战略、风险偏好等因素,完善考评指标体系,淡化规模指标,突出质量、风险、合规指标。加强对重要风险岗位人员的管理,对于那些对银行稳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员可考虑实施薪酬延期支付制度。利润分配政策要兼顾股东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要求和银行健康发展的资本要求,正确处理短期回报与长期发展的关系。在满足有关监管要求和中小银行资本管理规划的前提下,保持年度利润分配政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以利于投资者对中小银行利润分配政策的预期管理。

3、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我国多数中小银行未上市,其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和专业性较上市银行偏弱,难以保障投资者及时获取信息,也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约束对银行公司治理的作用。从未来看,中小银行应不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和完整。除监管层要求披露的信息以外,中小银行应在遵循法定格式与披露内容的基础上主动丰富披露内容,不仅应包括对改进董事会整体运作情况及其效果的披露、对于市场关注热点问题的说明,也可尝试披露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如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等)的报告。

(作者:曾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政策借鉴

天津:30条措施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

近日,天津市印发《天津市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的通知〉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围绕三个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落实措施。

一是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行业协会商会要坚持入会自愿、退会自由的原则,不得依托政府部门、利用垄断优势和行业影响力强制或变相强制入会、阻碍退会。不得利用行政权力实施行业垄断,强制企业入会、参加各类收费培训班、研讨班等活动,强制向申请人收取赞助费、咨询费、服务费、审验费、评估费、评比费等。不得强制市场主体付费订购有关产品、刊物,不得强制市场主体为行业协会商会赞助、捐赠。

行业协会商会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定代行政府职能并收取的费用,应当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因本部门出台政策文件规定产生的中介服务收费一律取消。

部署开展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情况自查自纠。各行业协会商会对2019年度所有收费项目进行自查,查清收费项目、标准、依据和金额,并对照清理规范的重点内容,研究提出2020年取消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以及自查清理意见,报送《行业协会商会收费信息公示表》,依托政务官网“公示频道”对收费信息进行集中公示。组织开展协会商会收费情况抽查检查,全面清理取消行业协会商会违法违规收费,推动行业协会商会做到“五个严禁”(严禁强制入会和收费,严禁利用法定职责和政府委托授权事项违规收费,严禁通过评比达标表彰活动收费,严禁通过职业资格认定违规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头重复收费)。重点查处行业协会商会依托行政机关或利用行业影响力,强制、违规收取各类费用行为等。

二是进一步提升行业协会商会收费规范性和透明度。指导全市行业协会商会收取会费要严格执行相关法律规定,调整规范以产销量、企业规模等为基数收取会费的方式,合理设置会费档次不超过4级;制定或修改会费标准,应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指导各行业协会商会根据本行业实际,特别是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主动降低偏高收费,确保年内各项收费项目只减不增、收费标准只降不升。指导会费结余较多的行业协会商会,在确保正常运行经费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会费标准,鼓励对困难企业会员、小微企业会员免收会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与会员企业共度时艰。放宽中介服务机构准入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明确规定的以外,各类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资格审批一律取消,各部门设定的区域性、行业性或部门间中介服务机构执业限制一律取消。按照国家要求,对银行、证券、基金、期货、资产评估等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业协会商会的收费项目加强成本审核,降低偏高的收费标准。

三是建立健全行业协会商会收费长效监管机制。确保在2020年底前基本完成脱钩任务,从源头遏制行业协会商会借助行政影响力违规收费的行为。组织实施全市487家(市级203家、区级284家)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工作。行业协会商会收取会费和其他经营服务性收费,应依法执行明码标价制度,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自行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及投诉电话等信息,并实行动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