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业务专栏>经济形势分析
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16期
发表时间:2020-10-12 10:52

经济分析

多措并举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中欧投资协定利中欧惠世界

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国办: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

楼继伟:结构性改革和依法治国是构建双循环格局要点

白春礼: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砥砺奋进

要情文摘

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将加强

中央要求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严控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倾向

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正当其时

两办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内部报告

“十四五”时期我国应仍以发展为先

当前要关注外汇储备的抗风险能力

政策借鉴

北京自贸区推110余项开放创新措施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多措并举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数字经济是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力军,是浩浩荡荡、扑面而来孕育世界经济新机的春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作出重要指示,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步伐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对经济社会产生严重冲击的同时,也为数字经济带来了新发展机遇。在海量需求和技术创新共同推动下,数字经济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向我们走来。

数字化转型从消费端到供给侧全面提速,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疫情促使大量的消费行为从线下转到线上,涌现出很多新消费模式,相当多的居民消费通过数字技术得以实现。今年1至8月,相较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8.6%,全国网上零售额却逆势增长9.5%。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增长28.7%、进口增长24.4%,而同期货物贸易总额同比下降3.2%。我们利用移动端市场大数据分析发现,今年上半年,数字经济相关移动应用产品的新增活跃用户数不断上升,总增长率超过80%。与此同时,工业互联网应用提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意愿和速度明显提升。我们对近万家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数字化程度越高的企业,受疫情冲击的影响越小。

数字技术应用创新了政府抗疫和社会治理模式,助推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的一场“大考”。从早期的监测疫情数据、调配抗疫物资、稳定人民生活和市场秩序,到后来助力复工复产、帮扶中小企业、恢复居民消费,各级政府依靠数字技术大幅提升了治理效能,实现了“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运用新技术新模式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如,疫情防控催生的“个人健康信息码”,凭借便捷、准确、动态可追溯等优势获得了广泛应用,目前仅微信平台就有9亿用户,访问量达420亿人次。

平台经济催生的新型灵活就业发挥了经济社会“稳定器”作用。疫情期间,依托互联网平台产生的多样化、个性化的新型灵活就业模式对稳民生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年2月和7月,人社部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连续两批次、联合发布了包括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在内的25种新职业。目前,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已达2亿左右,平台催生的灵活就业将成为重要的常态化就业方式。

二、数字经济各领域分化明显,新业态发展提速,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领域也已逐步恢复

疫情加速了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许多数字经济新业态,同时,数字经济内部分化也非常明显。

电子政务和数字娱乐在疫后一直保持了高增长势头。电子政务在疫情期间发挥了线上公共服务、传播真实信息等保民生和稳民心的作用,其相关移动应用产品的新增活跃用户数自疫情后增长了5倍多。疫情期间居家生活刺激了数字娱乐的消费,其新增用户数比疫前增长了60%。

在线办公、在线学习和在线医疗等领域从疫情前期的高增长开始回落,但活跃用户数仍高于疫情前。这三个新业态和新模式提供了疫情期间工作、教育和医疗的线上解决方案,在疫情初期呈高速增长。二季度以来,随着防控形势好转,复工复学提速,线下活动恢复,高增长势头有所回落,但总体上活跃用户数仍高于疫前,具有继续成长的广阔空间。

网约车、网购电商和移动支付等领域已从疫情的严重打击中恢复,并呈现良好增长态势。这些领域关系老百姓日常消费和生活,在疫情期间受影响较严重。二季度以来,这三个领域均维持了3月份以来的快速恢复态势,其中网购电商和移动支付已全面超过疫前水平,说明居民消费需求通过互联网得到进一步释放。网约车、网购电商和移动支付新增用户量也较一季度末分别增长了44%、51%和28%。

三、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制度环境,依靠科学监管提供良好运营环境,多措并举激发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数字经济下的新业态、新模式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对这些新生事物,我们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多种方式支持其健康发展,要继续坚持包容审慎的监管原则,继续完善基础设施的“硬”环境和法规制度的“软”环境,研究制定更有针对性、更加精细化的政策措施,充分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

要因势利导、分类施策,保持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势头。一些数字经济业态从高增长回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随着抗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不少行业线下业务已恢复到疫前水平,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制度性障碍的限制。所以,要从减少准入障碍和扩大需求两方面稳定其良好发展势头。在线医疗应抓紧解决费用“报不了”、数据“流不动”、线上线下“打不通”等关键痛点,在线教育应重点发挥其促进落后地区教育发展的重要作用。对受冲击最严重的在线旅游,除尽快恢复低风险地区线上线下结合的旅游活动之外,还可以在5G网络应用中,重点发展以虚拟现实(VR)技术为支撑的“云旅游”。

要以新思路和新机制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5G网络、数据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是新型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5G网络是提供更加宽阔和快捷数据传输的“高速公路”,数据中心则是提供数据高速运算和存储的“加油站”,它们共同为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作为主要投资方的四家电信企业上半年新建了25万个5G基站,为6600万个终端的接入提供了条件。应坚持市场为基、政府支持、适度超前、示范先行的原则,促投资和扩应用双向着力,创新投融资机制,实现投资、消费和转型升级的联动。

要明确交易规则、发展数据服务,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将数据确立为一种生产要素。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都明确提出了数据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和重点改革任务。我们要认真落实中央要求,尽快制定数据交易管理办法,明确可交易数据的范围,规范数据采集、处理、隐私和安全保护等行为,实现数据合法交易,打击非法数据交易。要支持和鼓励现有区域性交易平台发展数据增值服务,成为兼具技术、信息安全和法律保障等功能的数据交易服务专业机构。

要完善法律制度环境,保护消费者权益。毋庸讳言,某些数字经济业态发展中,由于平台企业或疏于管理,或心存他念,以致存在诸如个人数据过度搜集、侵犯公民隐私等问题。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这种新业态有问题,而是科学的监管没跟上。以直播电商为例,这种融合了内容直播和网购电商的新生业态发展迅速,迎合了青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创造了“互联网营销师”这个新职业,但是也带来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平台责任界定不清等问题,需要在包容发展中明确各参与方责任,建立行业规范和联合监管制度。           

(作者:马建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

中欧投资协定利中欧惠世界

世界经济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全球跨境投资面临大幅下降。9月14日,中欧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再次明确加快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实现年内完成谈判的目标。这一共识为中欧乃至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信心。

中欧投资协定对于双方来讲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而言,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欧盟是中国最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之一,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有助于中国加快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于欧盟而言,在新技术革命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成为其企业拓展新兴技术的重要市场,以及应对不确定形势的投资“避风港”。中国欧盟商会6月份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0》显示,将中国作为前三大投资目的地的会员企业达到近六年以来的最高点。同时,中国企业在欧投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为欧盟疫后经济恢复提供有力支撑。中欧投资协定被两国企业和学者高度期待。

中欧投资协定不仅利于中欧,而且对世界经济恢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中欧均为全球领先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型经济体,为其他经济体提供市场与供给。比如,疫情以来,中国利用外资已连续5个月实现正增长,成为促进全球跨境投资稳定恢复的重要力量。中欧投资协定在促进中欧投资的同时,还将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传递投资需求与信心,为全球其他企业带来大量投资机会,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助力全球经济恢复。

目前距年底的时间所剩不多,中欧需抓紧落实双方领导人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确保实现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一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多样化是人类文明的自然特征,多元化是全球化的根本基因。中欧同为全球化的坚定维护者和支持者,面临全球性挑战,更需坚持和而不同,使中欧投资协定成为东西文明互鉴在经贸合作上的里程碑与新亮点。二要聚焦共识、提质升级。

以协定谈判与签署为契机,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中欧具有高度共识的领域,不断拓展开放合作的深度与广度,提升中欧绿色和数字伙伴的合作层次,共同引领全球新经济发展。三要目标导向、加快磋商。按照年内达成协议的总目标,加快工作层面沟通协调,明确后一阶段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切实解决具体障碍问题,共同抓住疫后双方和全球经济恢复的重大机遇。

(作者:宗芳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

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三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要求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一体发展,坚持移动优先,坚持科学布局,坚持改革创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意见》指出,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分散在网下的力量尽快进军网上、深入网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

《意见》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大兴“开门办报”之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

《意见》指出,要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要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网络内容建设,始终保持内容定力,专注内容质量,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创新内容表现形式,提升内容传播效果。要深化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一体化组织架构,构建新型采编流程,形成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

《意见》指出,要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努力打造全媒体对外传播格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意见》强调,要大力培养全媒体人才,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主流媒体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要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把更多熟悉新媒体的中青年优秀人才充实到关键岗位,充分释放人才活力。

国办: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以准确把握特色小镇发展定位为前提,以培育发展主导产业为重点,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和规范管理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抓手,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支撑。

《意见》提出,要准确把握发展定位,以微型产业集聚区为空间单元进行培育发展,不得将行政建制镇和传统产业园区命名为特色小镇,主要在城市群、都市圈、城市周边等优势区位或其他有条件区域进行培育发展。要聚力发展主导产业,科学定位特色小镇主导产业,打造行业“单项冠军”。要促进产城人文融合,叠加现代社区功能、文化功能、旅游功能,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新型空间。要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建立以企业投入为主、以政府有效精准投资为辅的投资运营模式。要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小镇创新创业生态,提高就业吸纳能力。要完善产业配套设施,惠及更多市场主体。要开展改革探索试验,努力探索微型产业集聚区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和路径。

《意见》要求,要实行清单管理,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按照严定标准、严控数量、统一管理、动态调整原则,明确本省份特色小镇清单;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全国特色小镇信息库,加强对各省份特色小镇清单的指导监督和动态管理。要强化底线约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规划管理,严格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严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严控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倾向,严守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激励引导,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组织制定特色小镇发展导则,引导培育一批示范性特色小镇;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特色小镇建设的支持力度。要及时纠偏纠错,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对违法违规的特色小镇予以及时整改或淘汰。

楼继伟:结构性改革和依法治国是构建双循环格局要点

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规则的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应当是构建双循环格局的要点。特别要提醒,既然是客观规律,政府有意按双循环优化产业链布局是做不到的,竞相动用公共资金抢占技术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偿失,还会引起国内外的误解,需要的是真正的学习理解要义和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地、落实。

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是大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在逻辑

一个经济体对国内国际循环的依赖程度可以有不同的度量,这里用贸易依存度度量。小型开放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可以达到200%以上。美国长期以来,国内储蓄率极低、巨额贸易逆差,贸易依存度在20%左右,得益于发钞国优势,不具可比性。欧洲大型经济体贸易依存度比较高,比如德国在60%以上,这是因为欧洲统一市场的效用,可比价值也不大。俄罗斯、巴西等大宗商品为主的国家同我国经济属性不同。还有一些大型经济体开放度很低。

相比较而言最有可比性的是日本。在1990年以前,日本的贸易依存度长期不足20%,在此之后逐步上升,现在约为30%。日本的变化很有启示意义。日本1955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这是向自由贸易过渡的国际协定,允许签约国保留贸易保护,同时承诺解除保护的过渡期。日本加入GATT时,对制成品贸易保护度很高,而美国出于扶植,对其削减保护十分宽容,日本一段时间大力引进技术,并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发展本国高水平制造业,同时外资企业很少。以九大商社为中心的贸易、银行、制造综合体,商社在全球投资采购大宗商品,在银行支持下加工制造成从汽车到家电等各类制成品,满足国内需要的同时,销向全世界,形成巨额贸易顺差。单位贸易额产生的GDP高或者说贸易依存度极低,一直小于20%。产业链高度分布于国内。巨额贸易顺差,特别是对美巨额顺差,终于被西方大国所不容,于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解除贸易保护,更为尊重知识产权。

在此时点后,日本的确削弱了产业政策,快速减少了制成品贸易保护和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并加快对外投资。产业链、供应链,以国内为基础更多的延伸到全球,贸易依存度由此逐步抬升,目前在30%左右,成为全球化条件下大型开放经济体的常规形态。我国贸易依存度近几年在35%左右波动,因中国经济体量和国际形势因素,估计今后还会略有下降。

二、我国贸易依存度变动的过程和原因

1978年以前,我国贸易依存度不足10%,是典型的封闭型经济体。改革开放之后,早期通过补偿贸易和吸引外资,贸易依存度抬升,到1985年达到了23%。这一年“广场协议”签订,日本企业一改不重视对我国投资,转为从重化、冶金、汽车、家电等各行业,全面到中国寻找投资机会,带动韩国也来扩大投资。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观察到这一现象,分析认为我国整体改革还没有开始,基础设施也不完备,但应当抓住这一波日本为主的对外产业转移机会,可利用沿海地区机制相对灵活,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条件,扩大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并在当年形成报告。赵紫阳总理批示,“我们应当实行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加以肯定。这是一个重要节点,贸易依存度逐步提升到1993年的32%,此一时期多数年份处于贸易逆差。

1994年是另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全面综合配套改革,其中外汇、外贸体制改革是重要内容。从这一年开始贸易依存度在波动中抬升。2001年底经过一系列解除贸易和投资保护的改革,加入WTO。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贸易依存度逐年抬升,到2006年达到顶点为67%。而且每年都是顺差,最高的年份,在GDP占比达到了9%以上,其间贸易摩擦加剧。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启动,海外需求萎缩,其后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国内投资大增,消费需求增长,以及其他因素,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到去年为35%。贸易顺差在GDP的占比多年不足2%。已初步成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大型开放经济体。

几个重大节点可以看出改革和重大政策的关键作用,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总结起来:

第一,改革开放是最大的推动力。1985年推出的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尽管完全必要,也是因全面改革还未展开的无奈之举。1994年的全面配套改革和加入WTO前后的解除保护措施,都说明改革开放是大型经济体提质增效的关键。

第二,我国和日本的变化过程说明,大型开放经济体应以内循环为主体,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很难持续,过度的贸易顺差会对全球带来太大的冲击,还需恢复常态。同时只要坚持扩大开放,企业绝不会放弃国际市场,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满足境外需求,和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从国民经济角度看,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增加国民收入,也会增加国内需求。

第三,我国一度过高依赖外需也是国内资源配置扭曲的结果。特别是城乡二元体制结构,造成城市化水平过低,国内需求释放不足。直到去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虽为61%,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为44%,人均1万美元GDP的其他大型经济体城市化率平均超过65%。特别是过低的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口不能够真正转移,消费和居住需求被压抑,也是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

第四,2007年以后贸易依存度急剧下滑,还因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农业劳动力转向其他部门趋势性放缓,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农民工红利”逐步消失。“两头在外”等更适用于小型经济体的国际大循环方式受到制约,劳动密集产业加速向外转移。近十年来,快速老龄化和低人口生育率进一步推动了上述进程。

第五,1998年后,大力投资基础设施,以及近十年来具有准公共设施性质的互联网平台快速发展,改善和创新了国内循环的渠道,国内需求得以释放。

三、结构性改革和依法治国是关键

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人口快速老龄化,都是客观因素,逆全球化潮流,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回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十余年的国际大循环模式,国内环境不支持,也不被国际所接受。加大改革开放,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全可以支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重要的是解决好制约双循环的堵点。

第一,坚定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是生产要素一侧,结构性改革是制度性变革。但常常看到的是,将下指标“去产能、去库存”“关停并转升”调结构等行政手段调整称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4月9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这个“意见”实际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意见”中有些措施还属于探索性的,要加速落实、加速探索,这对于动员国内需求是最为根本的。

第二,坚定地推进依法治国。我国一度过多依赖国外需求的原因之一,是国内法治环境不佳,对产权保护不足,信用社会还未建立起来。“补偿贸易”或面向海外市场的企业在经营中,往往还款信用高,知识产权侵权少。本次疫情,一些面向外需的企业不得不转向内销,就感到货款回收难,产品仿冒维权难。还有如,为完成某项任务,基层政府先拆、先关,不谈如何补偿,法不溯及既往观念淡漠,等等。当然基层也有其难处,任务刚刚下达,检查、巡查就来了,一些要求不够实事求是。基层不顾法治去落实任务也是不得已。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国内大循环就会受到堵塞。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是依法治国,大量的任务应当真正的落实。

第三,要降低基础设施和准公共设施的用户成本。基础设施适度超前是必要的,但有些方面过度超前,抬高了用户成本或不可持续的公共部门债务。互联网平台虽是私人部门运作,但有准公共性,垄断带来高用户成本甚至市场进入障碍,这两个方面都要有所控制。目前中央提出“新基建”,其中包括发展5G。但现有5G技术很不成熟,数千亿级的投资已经布下,而且运营成本极高,找不到应用场景,今后消化成本是难题。这些成本要逐步降下来,不然会是国内大循环的堵塞点。

第四,要坚定的维护和改进国际规则。自由放任的全球化时代过去了,今后全球产业链分布不会只由利益驱动,公共安全风险、节点集中度风险等会被充分考虑,会是效率和风险之间平衡的新形态,甚至会被政治意愿扭曲,产业链、供应链会收缩,但基于通行规则的对外开放应坚定不移。下一步的规则会被政治化,在规则制定上应主动作为,争取共识,形成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要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这符合实际,但要准备应对差别化地位的挑战和更难应对的结构性议题的挑战。

第五,也是作为总结,学习贯彻好9月1日中央深改委第十五次会议精神。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还强调“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推动更深层次改革,实行更高水平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这一战略决策基于历史、现实和内外环境,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规则的对外开放和依法治国,应当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要点。特别要提醒,既然是客观规律,政府有意按双循环优化产业链布局是做不到的,竞相动用公共资金抢占技术新高地是做不好的,得不偿失,还会引起国内外的误解,需要的是真正的学习理解要义和改革开放措施的落地、落实           (作者为财政部原部长)

白春礼: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砥砺奋进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一、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十三五”时期,我国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世界科技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整体实力显著增强。2019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达到2.21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56.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达到1335.6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重首次突破6%。我国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首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中位列第十四位,在科技部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9》中位列第十五位,较2015年均有所提升。

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基础研究整体实力显著提升,化学、材料、物理、工程等学科整体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量子信息、铁基超导、中微子、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成果。载人航天与探月、全球卫星导航、大型客机、深地、深海、核能等战略性领域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有力保障了国家相关重大工程的组织实施。5G移动通信、超级计算、特高压输变电等产业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促进了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科技战线迅速行动、协力攻关,在药物和疫苗研发、检测试剂以及试验动物模型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为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创新能力建设成效显著。“十三五”时期,我国启动了首批国家实验室建设任务,加快推进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工作。中国科学院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全面完成第一阶段目标任务,总体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自然指数”排名中连续8年位列全球科教机构首位。高等院校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进一步提升。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领军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推进,各类众创空间、新型研发机构大量涌现,创新创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散裂中子源等一批国之重器相继建成运行,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科技人才队伍规模与质量同步提升。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十三五”时期,我国深入推进人才管理体制改革,持续完善科技人才计划体系,培育和引进了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高技能人才、创新型企业家和优秀青年科技人才。2019年,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61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初步形成。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科教融合,加强科教协同育人,为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人才储备。

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总体部署,持续优化整合科技计划布局,深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深化院士制度改革,推进科技“三评”(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实施清理“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设立科创板,完善科技奖励制度,建立国家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加强作风学风建设,建立科研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等。通过一系列改革“组合拳”,科技创新的基础制度和政策体系更加完善,科技创新治理能力和法治化水平明显提高,为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科技创新空间布局持续优化。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深入推进,加快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和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积极培育打造原始创新的重要策源地。深入开展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并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大力提升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区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和创新型城市建设,重点区域创新能力加快提升。通过打造创新的区域高地,引领带动其他区域加快实现创新发展。

全方位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积极探索科技开放合作的新模式、新路径,科技创新的国际化水平显著提升。据统计,我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积极参与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等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并作出重要贡献。启动“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牵头成立了有42个国家近60家科教机构参与的“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与沿线国家共建了一批联合实验室和技术转移平台,发起“泛第三极环境研究”“数字一带一路”等国际科学计划,与沿线国家建立了多领域、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合作机制。

二、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越走越宽广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集中体现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团结协作、奋勇拼搏所迸发出的创新伟力。“十三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不断深化对科技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越走越宽广。

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准确把握科技创新的前进方向。党的坚强领导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最大政治优势,是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与时俱进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明确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确立了以创新为首的新发展理念,强化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设计,指明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基点、政策要点、领域重点,确保科技创新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

坚持自主创新,确保把创新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穷二白”到建立系统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并成功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我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自主创新道路。“十三五”时期,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科技界积极探索实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思路新举措新模式,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日趋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了发展先机、占据了战略主动。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确保科技创新始终围绕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大局。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空前强烈的科技需求和日趋复杂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我国科技界牢牢把握国家发展的急迫需求和长远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努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制约,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为加快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应对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建设美丽中国等重大需求提供更多高质量科技供给。

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持续深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面对科技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方面问题叠加交错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把科技体制改革放到国家总体改革中通盘考虑,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部署改革的四梁八柱,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系统推进改革,努力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破除了许多困扰科技界多年的顽症痼疾,不断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充分释放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三、开启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科技创新成为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版图的关键变量。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不断深化,各学科领域之间深度交叉融合、广泛扩散渗透,呈现出多点突破、群发性突破的态势,正深刻改变着科研范式以及生产生活方式。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准确理解和把握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的新要求,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统筹规划国家科技战略布局,大力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推进国家实验室建设和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统筹推进一流科研机构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进一步探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奋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持续加大科技投入特别是基础研究投入,前瞻部署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工程,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项目、重点单位的支持力度,大幅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引领发展能力。加快建立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加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领域的人才培养,尤其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评价激励导向,构建有利于充分激发创新活力的良好创新生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鼓励科技工作者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持续产出更多高水平原创成果。

我们要通过“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努力,推动科技创新率先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为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打牢基础、做好准备,以高质量科技创新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

要情文摘

我国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将加强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促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问题】随着城市常住人口数量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日益增高。这其中就包括体育健身和体育消费等。现在健身已经被视为医护的一部分,甚至被称为治病防病的良药。有数据显示,在运动健身中多投入1元钱,就可以在医疗中减少7至8元支出。新冠疫情的发生更让我们认识到,健身不仅可以满足个人身体健康的需求,也是应对公共卫生挑战的重要保障之一。但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与发达国家仍有不小差距,体育场地短缺问题越来越凸显。因而,未来需要重点建设好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不断适应群众多样化、个性化的健身需求。

【对策】

一是重点建设好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各地要制定公布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用地、建筑目录,盘活空闲地、边角地等资源,规划建设贴近社区、方便可达、面向公众开放的多功能运动场、体育公园、健身步道、球场等。

二是简化健身设施建设审批,新建居住小区要按规定配建健身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建设和交付;既有小区要结合老旧小区改造,统筹建设健身设施。

三是加强政策协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各地可在符合相关规划前提下,以租赁方式向社会力量供地,健身设施建成开放达到约定条件和年限后可协议出让。充分挖潜利用城市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推动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培育社会体育指导专业人才。推进“互联网+健身”,丰富线上线下结合的全民体育活动,支持线上运动平台发展,带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居家健身和网络赛事活动,拉动相关消费。

中央要求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2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保护投资者权益,推动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问题】上市公司是我国最具代表性、最为优质的企业群体。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群体取得了较大成绩,但许多上市公司在法人治理架构、规范运作、投资回报等方面存在问题,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迫切需要采取办法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效率,规范其正常运营,切实为投资者带来稳健、可持续的回报,更好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积极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能够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竞争优势,增强我国核心企业竞争力;能够有效夯实资本市场的内在基础,确保资本市场长期稳健发展,拓宽资本市场对广大投资者的吸引力,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对策】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有利于促进资本市场持续平稳健康发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围绕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一要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制度规则,落实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职责和责任,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机制,推行内控规范体系。提高信息透明度和披露质量。

二要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健全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购和分拆上市等制度。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债等制度。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完善标准,简化程序,畅通渠道,健全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机制。严厉打击规避退市行为。

三要发挥部门合力加强监管。稳妥解决股票质押风险、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等问题。对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

严控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倾向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意见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省级人民政府要按照严定标准、严控数量、统一管理、动态调整原则,明确本省份特色小镇清单,择优予以倾斜支持。

政策背景:特色小镇作为一种微型产业集聚区,具有细分高端的鲜明产业特色、产城人文融合的多元功能特征、集约高效的空间利用特点,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各地特色小镇建设取得一定成效,涌现出一批产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美、机制新而活的精品特色小镇,但也出现了部分特色小镇概念混淆、内涵不清、主导产业薄弱等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对特色小镇发展的顶层设计、激励约束和规范管理。

政策要求:以准确把握特色小镇发展定位为前提,以培育发展主导产业为重点,促进产城人文融合,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和规范管理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为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提供抓手,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支撑。

主要任务:一是准确把握发展定位,以微型产业集聚区为空间单元进行培育发展,不得将行政建制镇和传统产业园区命名为特色小镇。二是科学定位特色小镇主导产业,提高主导产业质量效益,切实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三是促进产城人文融合,推进特色小镇多元功能聚合,打造宜业宜居宜游的新型空间。四是突出企业主体地位,推进特色小镇市场化运作,以企业投入为主、以政府有效精准投资为辅,依法合规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特色小镇投资运营模式。五是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小镇创新创业生态,提高就业吸纳能力。六着眼特色小镇主导产业发展所需,健全公共性、平台性产业配套设施,惠及更多市场主体。七是开展改革探索试验。

政策点评:规范发展特色小镇需要强化底线约束。单个特色小镇规划面积原则上控制在1—5平方公里,需要保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合理比例,保持四至范围清晰、空间相对独立,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入驻,同步规划建设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基础设施和环境卫生设施。严防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县级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地区原则上不得通过政府举债建设特色小镇。严控特色小镇房地产化倾向,在充分论证人口规模基础上合理控制住宅用地在建设用地中所占比重。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和重大灾害治理,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正当其时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的20个重点方向和支持政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政策背景:党中央高度重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重大政策文件,持续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深入学习、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在广泛征求50多个部门和地方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联合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 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

政策目标: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引擎作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策内容:一是聚焦重点产业投资领域。针对《“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的八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指导意见》要求在把握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上,结合当前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聚焦重点方向、关键环节和未来趋势,加快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培育新的投资增长点,推动重点产业领域加快形成规模效应,着力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二是打造产业集聚发展新高地。《指导意见》提出,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综合运用财政、土地、金融、科技、人才、知识产权等政策,协同支持产业集群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关键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等项目。三是增强资金保障能力。《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加强政府资金引导、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市场主体投资等三方面着力做好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资金保障工作。

政策点评:进一步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需要坚持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政府支持的理念,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积极有效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需要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等产业基础条件较好的区域,加快科技、人才、金融、数据等要素优化集聚共享,试点建设一批创新和公共服务综合体、新兴产业金融服务中心或事业部,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两办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从重要意义、目标任务、工作原则三个方面明确了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总体要求,要求深刻认识全媒体时代推进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坚持正确方向,坚持一体发展,坚持移动优先,坚持科学布局,坚持改革创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体制机制、政策措施、流程管理、人才技术等方面加快融合步伐,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意见》指出,要推动主力军全面挺进主战场,以互联网思维优化资源配置,把更多优质内容、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项目资金向互联网主阵地汇集、向移动端倾斜,让分散在网下的力量尽快进军网上、深入网上,做大做强网络平台,占领新兴传播阵地。

《意见》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大兴“开门办报”之风,把党的优良传统和新技术新手段结合起来,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

《意见》指出,要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加强新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和应用,推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要推进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注重网络内容建设,始终保持内容定力,专注内容质量,扩大优质内容产能,创新内容表现形式,提升内容传播效果。要深化主流媒体体制机制改革,建立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一体化组织架构,构建新型采编流程,形成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传播链条。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

《意见》指出,要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努力打造全媒体对外传播格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意见》强调,要大力培养全媒体人才,实行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引进政策,提高主流媒体人才吸引力和竞争力。要优化人才队伍结构,把更多熟悉新媒体的中青年优秀人才充实到关键岗位,充分释放人才活力。

《意见》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强化资金保障,加强政策支持,形成政策保障体系,支持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要强化党的领导,把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作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重要内容。要加强评估考核,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内部报告

“十四五”时期我国应仍以发展为先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中我国即将进入“十四五”规划时期,即2021-2025时期。为此政府和各个行业都在思考与准备“十四五”发展规划。思考的一个重要或主要方面应是“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战略导向的一个重要或主要方面应是继续以发展为先还是转为以稳定为先;这将决定“十四五”规划的本质,进而下一个五年及其后我国经济的宏观走向,不可谓不关键。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是以发展为先,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总设计师“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指引下坚定地以经济发展作为全国各项事业的中心,所以创造了过去40年经济年均增长9.4%这样的人类历史最大经济增长奇迹。过去我国发展为先的态势是显然的,且因其成效之大对其的正面评价也是基本上没有异议的。那么,下一个阶段呢?有人认为,经过40余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经济积累了很多风险及泡沫,所以下一个阶段应以控制风险及泡沫为主,即以市场稳定为先,而将经济发展推后为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发展来求稳定。

控制风险及泡沫以求市场稳定的确有必要,而且可以说是势在必行。但是,势在必行并不意味着要优先顺序最高;还有更势在必行的可以在此之上。笔者认为,下一阶段,进一步的经济发展比市场稳定更有必要,更加势在必行,因而应该继续排序第一。这就是说,“十四五”规划的战略导向应仍以发展为先,或引用邓小平总设计师的语言,仍以发展为“硬道理”。

为何如此?对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为何世界各国都以GDP增长速度作为经济表现和人民福祉的首个衡量指标,也是为何我国的每一个五年计划都制定GDP增长目标,而且还有人均GDP2020年比2010年翻番这样的数量目标。其实,对于一个经济体而言,发展与稳定哪个更为重要,取决于此经济体所处阶段发展的需要、条件和时机。对下一阶段我国经济而言,无论是从需要、条件还是时机角度,发展仍然更加重要。

第一,从需要角度,以发展为先,才能确保今后20年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年均5%左右),从而在“十四五”规划期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超过12700美元),并在本世纪中以前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达40000美元左右)的战略目标。对此,有人会说确保这些GDP目标有必要吗?如果我们认可世界各国都以GDP或人均GDP作为衡量人民福祉的优先指标的话,就是有必要的。我们奋斗的目的不就是要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福祉水平吗?设立目标以检验奋斗的成效并激励奋斗精神以提高成效,为何没有必要呢?

第二,从条件角度,以发展为先,下一个阶段我国能够取得中高速增长。很多人问我国经济还有发展或增长潜力吗?这是一个老问题,笔者曾多次撰文论证我国经济今后20年中高速增长,即GDP增长20年年均5%左右,前10年5-6%,后10年4-5%的潜力。这一论证涵盖以下的推断:1)当前我国人均GDP仅为发达经济体的1/4左右,因而大有追赶的空间;2)“入世有为”精神驱动国人在达到发达经济体水平之前将不断追赶;3)在成本与质量之间取得良好平衡的我国劳动力素质是追赶的根本性优势;4)我国经济正在形成的四大势头,即科技跃进、产业升级、城市群崛起和改革开放深化将为追赶提供强劲动力。此时有人会说,没有稳定,即风险及泡沫导致金融和经济危机,还能够发展吗?但问题是目前我国风险及泡沫已到了必然导致危机的地步吗?笔者认为没有。应该看到,近年来我国在控制风险及泡沫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风险及泡沫仍在,但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么严重。比如,近年来除疫情期间外企业杠杆率已有所下降;除深圳外,大部分城市的房价这几年都比较平稳;大部分的A股与美股比起来还算贵吗?稳定的确是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同时发展又确实是稳定的坚实基础,很多风险是可以并只能在发展过程中缓解的。比如,企业的债务和不良资产,如果企业盈利增长则可逐步降低,反而如果企业盈利停滞则债务不得不违约,不良资产必转成坏账。

第三,从时机角度,以发展为先,才能及时抓住可遇不可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或第4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是今后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并将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在这一革命中领先则将取得新的增长动力并将引领世界,否则反之。截止目前我国已经领先,但道阻路险,竞争惨烈,不抓紧时机进一步奋斗则可能转为落后;一旦落后则经济增长动力消退。而抓紧时机,就需要继续以发展为先。过早地以稳定为先而将发展推后,就有可能丢失这一机遇,我国经济增长将过早地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另一方面,从负面时机来看,新的外部挑战迫使我们要坚持发展为先。今后最大的外部挑战是中美脱钩,而美国要与我国脱钩就是要遏制我国的崛起势头,也的确将会削弱我国的崛起势头。在此形势下,如果我们不坚持发展为先,则崛起势头真有可能被遏制住。只有继续以发展为先,通过加速内循环加快内需增长以弥补外需增长放缓,才能打破美国遏制我国崛起的企图。

至于如何抓住机遇,在当今时代,我们可以并应该跳出传统框架而具新的思维,即以前瞻性预测发掘发展机遇。这源于笔者受美国苹果公司不断推出新版智能手机的启发。众所周知,苹果公司自2007年以来每年更新智能手机版本,从iPhone1至最新的iPhone11,每一新版本都增加一些新的功能,相应地提升销售价格,都很热销。问题是,那些新功能都是客户提前要求的吗?实际上,大部分不是,而是苹果公司的管理、研发及销售人员前瞻性地预测出来的,他们预计这些当时没有且没人想到但将会为消费者所接受并喜欢的功能,然后付诸于设计、生产与销售。而消费者果然被这些功能所吸引,从而接受,进而喜欢。这样,供、需双方一拍即合,造就了每年新版苹果智能手机的热销,同时促进了苹果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和消费者通讯消费的跃进式升级。这就是前瞻性预测创造发展机遇的新模式,与传统的需求推动供给进而增长的旧模式相比令人眼前一亮。

由此可以想到,对于“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苹果公司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信息革命时代,只要用心去找,就不难找到。苹果公司以其对智慧型社会初级形态准确的前瞻性预测不断地推出新版智能手机而找到了新发展机遇,成就了公司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我国的阿里巴巴、腾讯及小米等公司也是如此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我们何不将其推而广之以前瞻性预测来发掘国家“十四五”期间的发展机遇呢?这一前瞻性预测就是今后智慧型社会的全面形成,因而经济将不断地向智慧型社会的高级形态升级从而全面转型。此全面转型必将催生巨大的经济发展机遇。试想,全面地向智慧型社会转型,无论是在供给端还是在需求端都将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供给端,意味着物联网的全面铺开,人工智能在生产中的全面应用和智慧工厂及农场的全面涌现,这将创造出多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需求端,将是智能住宅、智能家电家具、智能交通、智能通讯和智能购物的全面普及,这将是多么飞跃式的消费升级。如此这般,还愁没有发展机遇吗?

                (本文作者: 廖群, 中信银行(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当前要关注外汇储备的抗风险能力

今年以来,受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疫情冲击等因素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经历了一番起伏,截至9月初,过去三个月时间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4%。随着近期人民币的持续走强,关于人民币汇率走强的背后成因、人民币变化趋势对于经济和金融市场带来的影响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等相关一系列问题均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王涵认为,短期内我们面临资金流入的升值压力,但如果在资金流入时依然把汇率作为工具、储备作为目标,未来当资金流出时抗风险能力会下降;另外,需要考虑在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而导致减值的风险。如果从一个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讲,我国的资产端有减值的压力。接下来的政策设计中,如何防范以上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考量。以下为王涵发言全文。

讨论汇率的问题,首先需要做出一个判断,那就是“疫情之后,人民币方面的风险是会增多还是减少?”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在政策方面,我们是选择以一个发展的思路,还是选择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考虑风险的因素。个人认为至少有两种风险在疫情之后是会增多的。

第一点,首先,我国这几年的政策都是把汇率作为一种工具,而外汇储备是政策目标。但是在疫情的背景下,存在水涨船高的效应,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在此次疫情中扩张了65%,欧央行扩张了35%,日本央行扩张了15%,也就是说全球三大央行的基础货币都在此次疫情中实现增多,但相比之下我国外汇储备的名义值却没有发生变化。当然,短期内我们面临资金流入的升值压力,但如果在资金流入时我们依然把汇率作为工具、储备作为目标,则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在全球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之下,同样的3万亿外汇储备,未来当资金流出时我们的抗风险能力是下降的,这是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其次,方向上来说,我支持让资金出海进行投资。如果在资金流入国内后,我们再出海投资并得到很好的收益,这样当然好。但是需要考虑在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因为地缘政治的因素而导致减值的风险,在疫情之后将会增多还是减少?比如,美国打压中概股,包括之前有很多外部资金进入国内投资我国的互联网公司,然后上市,这些公司目前在美国的打压之下,有被迫以低价卖给美国的风险。如果从一个国家对外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讲,我国的资产端有减值的压力。从这个角度上看,接下来的政策设计中,如何防范此风险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第二点,关于我国货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很好的,但是其本身是实体经济的一种结果。换句话说,为什么1973年美元兑黄金贬值之后,却还是把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这是因为它控制了全世界最主要的战略资源——石油,只要资源在它手里,就要使用它的货币。人民币现在潜在的发展方向到底是好的方向还是有风险的方向?我们认为,接下来的一个阶段中,对经济发展来讲,数据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以前我国纯市场化的发展,包括腾讯、抖音等在内的发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走强和在未来数字战略资源的竞争中抢得先机。但是现在,抖音等机构在美国打压之下,我们对于这些战略资源的控制力是不是在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吗?或者说,在没有把这些经济问题解决前,强推人民币国际化会不会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这个问题也需要得到关注。

最后,是我长期的一个观点,汇率的自由浮动是很好的。但是,可以观察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汇率自由浮动的前提是,市场对央行是有敬畏之心的。比如美国,汇率在不超过10%的浮动幅度下,都属于正常的汇率,但是如果美联储出台任何举措,市场敢跟美联储唱反调吗?不太可能。与此相反的是,1997年,泰国的央行虽然也在进行干预手段,但整个市场都没有进行响应,是因为市场认为它手中的牌没有那么多。

最好的一种货币国际化的方式,一定是在央行有足够控制权的前提下,选择不进行控制。这显然比把所有的安全垫都扔掉后,让市场自由做决定要好得多,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

(本文作者:王涵,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政策借鉴

北京自贸区推110余项开放创新措施

北京自贸区总面积119.68平方公里,涵盖科技创新片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高端产业片区三个片区。近日,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北京自贸区)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主要内容和开放创新措施的特色和亮点。北京市在推动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等七大方面提出110余项开放创新政策措施,其中30余项系全国首创。

三大片区范围首次公布

《总体方案》共分为总体要求、区位布局、主要任务和措施、保障机制4个部分。总体要求主要明确了指导思想、战略定位及发展目标,要求北京自贸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等要求,助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加快打造服务业扩大开放先行区、数字经济试验区,着力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在此前发布的公开信息中,已经明确了北京自贸试验区总面积119.68平方公里的面积数。这位负责人表示,在进行空间布局规划时,北京自贸区充分考虑了中央对北京的战略定位以及北京市产业空间布局特点,对片区进行了选择划分。

科技创新片区共31.85平方公里,包括中关村科学城21.59平方公里和北京生命科学园周边可利用产业空间10.26平方公里。其中,中关村科学城区域主要涵盖翠湖科技园、永丰基地及周边可利用产业空间,它们和北京生命科学园是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几个紧邻的专业园区,园区内产业布局合理、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配套设施完善。

北京自贸区将上述园区部分面积纳入科技创新片区,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健康、科技服务等产业,打造为数字经济试验区、全球创业投资中心、科学技术体制机制创新改革先行示范区。

北京自贸区的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共48.34平方公里,包括首都国际机场周边可利用产业空间28.5平方公里,北京CBD区域的4.96平方公里、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2.96平方公里,以及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和张家湾设计小镇周边可利用产业空间10.87平方公里等。这些区域纳入国际商务服务片区后,将重点发展数字贸易、文化贸易、商务会展、医疗健康、国际寄递物流、跨境金融等产业,打造临空经济创新引领示范区。

北京自贸区的高端产业片区共39.49平方公里,主要包括大兴国际机场西侧可利用产业空间10.36平方公里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27.83平方公里等。这一区域将重点发展国际金融、文化创意、生物技术和大健康等产业,建设科技成果转换承载地、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和国际高端功能机构聚集区。

突出科技创新壮大数字经济

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是北京自贸区的主要特征。北京自贸区将进一步突出科技创新特点,做大做强北京数字经济。

除了近期在人才方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之外,还包括通过模式创新,使交易更加便利化,包括在全市范围开展资本项目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允许出口商在境外电商平台销售款项以人民币跨境结算等。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政策包括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探索形成市场化赋权、成果评价、收益分配等制度;以未来科学城、怀柔科学城等为依托,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创新发展等。

为落实好北京自贸区的方案,北京市经信局出台了《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行动纲要》,将以自贸区的建设为新起点,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高质量发展中的赋能作用。《纲要》中部署了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试点工程、数字贸易试验区建设工程等,并将组建面向国内国际市场的大数据交易所,争取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率先破冰。

经过2015年以来的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北京在金融开放中已积累了许多经验,此次国家赋予北京在自贸区中实施一系列金融开放重要措施,主要突出了跨境资金自由流动、金融市场双向开放、金融科技创新引领、金融风险有效防控4个特点。

形成产业和园区双轮驱动新格局

2015年,北京成为国内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前不久,《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公布,随着北京自贸区的挂牌,北京将推动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贸区的政策联动。

自贸区和服务业扩大开放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开放模式。在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中,自贸区属于园区开放模式,限定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有利于开放压力测试和风险管控。而服务业扩大开放属于产业开放模式,主要是聚焦服务业的开放发展。两种开放模式各有特点、各有优势,两者相结合的开放模式,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开放格局。

同时,北京市将支持将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政策优先在北京自贸区内先行先试;另外一些在北京自贸区内实施成熟的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按程序报批后,将优先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助力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北京市还将在管理模式、推进机制等方面进行统筹设计,力争形成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与自贸区政策叠加、优势互补、统筹管理、协同推进的良性互动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