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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17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10-20 16:29

经济分析

回顾数字人民币这六年

国务院出台文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国办印发意见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王一鸣: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深化改革

管涛:确保房地产及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要情文摘

稳就业成为重中之重

国企改革混改成重头戏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根基

土地出让金“再分配方案”有利于农村振兴

国办: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国资委深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

内部报告

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 货币政策是否转向?

正确理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政策借鉴

江苏出台20条措施推进经济开发区创新提升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经济分析

回顾数字人民币这六年

从开始研究至今,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探索已有六年时间。目前,随着试点范围的不断扩大,数字人民币逐渐露出真正面容。尽管官方还未公布真正的推出时间,但以当前的进度来看,数字人民币距离真正的“呼之欲出”应该不远了。

深圳率先发放1000万央行数字货币“红包”,无门槛使用、可当现金

10月8日,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公布,“2020礼享罗湖”系列促消费活动预约开启,此次活动面向在深圳的个人发放1000万元数字人民币红包,每个红包金额为200元,红包数量共计5万个。

此次深圳发放的“红包”类似于各地发放的消费券。但不同的是,深圳罗湖发的是数字人民币,属于无门槛使用,相当于使用现金支付。与之前数字人民币在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内部等试点相比,这次内测的范围首次扩大到了公众层面,意义重大。

疫情影响下,全国已经有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济南等地发放消费券来促消费。根据官方介绍,深圳市人民政府近期联合人民银行开展了数字人民币红包试点,这次活动就是数字人民币研发过程中的一次常规性测试。

此次采用“摇号抽签”形式发放,抽签报名通道自2020年10月9日0时正式开启。在深个人可通过“i深圳”活动申请抽签,中签后根据中签短信指引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开通“个人数字钱包”后,即可领取“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各大应用市场中均没有关于“数字人民币”的APP,只有中签的用户才可根据提示下载“数字人民币APP”。

这次发放的红包目的之一是促进消费,中签人员可在红包有效期内至罗湖区辖内3389家商户消费,不能转给他人或兑回至本人银行账户。如超过一个星期的有效期未使用,红包将被收回。另一方面,是对数字人民币进行一定规模的测试。

根据此前媒体的报道,在试点央行数字货币方面,深圳计划分为两个阶段,今年底是一个阶段,在小范围场景封闭试点,明年为第二个阶段,在深圳大范围推广。如果试点工作进展顺利,中国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将取得实质性进展,可谓真正的“呼之欲出”。

从原型构想到试验推广,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在摸索中前行

中国真正开始研究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始于2014年,在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倡导下,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了法定数字货币专门研究小组,开始论证其可能性。

2016年6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获得正式批复,并在原人民银行印制科学研究所基础上更名而来。

3个月后的9月1日,央行主管的学术期刊《中国金融》以专刊的形式,刊发了17篇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与探讨”的专题文章,从理论依据、技术实现、监管应对等方面对数字货币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央行数字货币的原型构想首次浮出水面。

据接近央行数字货币研发人士回忆,在紧锣密鼓开发数字货币原型系统的同时,央行也启动了基于区块链和数字货币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原型研发,开展法定数字货币的沙箱试验。

2017年春节前夕,数字票据交易平台测试成功。当时配合央行数字货币测试的机构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浦发银行等五家金融机构,测试的内容主要是做技术储备、知识积累,与真正发行数字货币还不是同一个概念。当年测试之后,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工作则进入了小步放缓的节奏。

2018年3月9日,周小川在记者会上正式透露了正在研发的法定数字货币名称为DC/EP。DC/EP的完整字面意思就是数字货币电子支付,在扫码支付横行天下之际,DC/EP因具有无限法偿性的法律地位特性,被认为是唯一的现金终结者。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央行数字货币继续在实质性的研发应用阶段摸索前行。

2019年8月,中国央行研发法定数字货币悄然提速。当时,央行在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中提到,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的步伐。此后,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新进展消息不断。

去年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主论坛上,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表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这一消息引起社会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广泛关注。

根据穆长春的介绍,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架构的要点是: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不计付利息,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简单来说,我国推出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主要的定位是替代M0,也就是相当于流通中的现金,没有利息。

一个月之后,中国法定数字货币进行“闭环测试”,测试模拟主要是涉及商业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支付方案。

到去年12月9日,由人民银行牵头,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共同参与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试点项目在深圳、苏州等地即将落地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时之所以选中深圳和苏州这两个地方,其背景是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深圳和苏州设立了两家金融科技子公司。

实际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早在2018年6月就成立了“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并参与贸易金融区块链等项目的开发。它的成立标志着央行已经从数字货币的研究阶段进入市场化运作阶段。

此外,选择深圳作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试点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支持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

2019年8月,《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

而苏州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近两年更是在重点发力金融科技领域。2019年3月1日,长三角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在苏州落地,该公司的控股股东便是深圳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狄刚。根据官方介绍,该公司将承接法定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稳定运行;承担法定数字货币关键技术攻关和试点场景支持、配套研发与测试;聚焦区块链、密码学等金融科技前沿方向。

与2017年在央行系统内部进行的数字票据交易试运营不同,苏州、深圳两地的内部测试真正落地到了交通、教育、医疗等实际服务场景,触达C端用户,产生频繁应用,试点银行可根据自身优势进行场景选择。由此可以看出,在深圳、苏州进行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试点,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加速推进

2020年,法定数字货币的推行进展加速。1月,央行发文称,央行基本完成法定数字货币顶层设计、标准制定、功能研发、联调测试等工作。4月16日,有消息称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钱包已在农业银行内测,苏州相城区部分公务员已领取用数字货币形式发放的部分交通补贴。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在试点方面,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推出了“赛马模式”,在自愿的前提下,参与试点方自行选择场景和技术路线,如果试行效果好,不排除直接采用。

目前,除了深圳和苏州,数字人民币还在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雄安新区、成都是京津冀及中西部的代表。

此外,北京也加入了支持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建设的阵营中。今年9月21日,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公布,提出支持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设立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和数字金融体系。同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京东数科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在研发和应用方面,共同促进数字人民币的移动应用功能创新及线上、线下场景的落地应用,推进数字人民币钱包生态建设。

由此看出,各地正在加快推进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和试点工作。不过,中国央行行长易纲此前多次公开表示,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出没有时间表,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风险防范,特别是数字货币跨境使用,还会有反洗钱、反恐融资等一系列的监管要求。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表示,一个创新事物的形成顺序是,先研究技术、小范围实验、形成统一共识、标准。“在向市场大规模推出之前,制定标准很重要。”据了解,央行就研发法定数字货币接入支付系统也进行了测试。据某清算人士介绍,现有的支付系统一定程度支持数字货币,并不需要进行大的改造。

尽管央行法定数字货币还只是在各地进行小范围地测试、试点,但从目前试点情况来看,数字人民币的落地进程正在逐步加快。

对于公众来说,数字人民币的支付与目前主流的移动支付到底有何区别?今年9月19日,在“北大国发院EMBA论坛”系列直播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指出,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最大优点是具有法偿性与真正无成本。“法偿性意味着可靠,只要有密码就可以兑换人民币,不会因为企业或者银行倒闭就影响兑付,0成本意味着其普惠性更好。”

但他认为,目前微信、支付宝等移动支付手段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一定黏性的生态系统,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会不会取代移动支付,关键取决于能否建立与数字货币相配套的生态系统。“替代一定会发生,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不好说。”黄益平说。

而对于银行机构而言,法定数字货币是否能完全避免银行脱媒仍然存疑。他认为,如果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开始支付利息,对于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影响值得关注。

目前,除了中国,包括英国、日本、瑞典在内的多国政府均在持续推进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国际清算银行今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80%的央行正在研究数字货币,10%的央行即将发行本国央行数字货币。中国央行对法定数字货币的探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是未来如何能够在数字经济中抢占先机,央行数字货币的推出又会对全球货币体系和金融系统带来哪些影响,种种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CF40研究部)

国务院出台文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按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坚持存量与增量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发挥各方合力,强化持续监管,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和发展环境,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性明显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不断改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质量显著提高。《意见》提出了六个方面17项重点举措。

一是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制度规则,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界限和法律责任,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加快推行内控规范体系,强化上市公司治理底线要求,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分行业信息披露标准,增强信息披露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是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完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购和分拆上市等制度,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对境内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行条件。探索建立对机构投资者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健全激励约束机制。

三是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严格退市监管,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严厉打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主体的责任追究力度。畅通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渠道。

四是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积极稳妥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坚持控制增量、化解存量,强化场内外一致性监管,强化风险约束机制。对已形成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要限期予以清偿或化解。强化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政策支持。

五是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增加法制供给,加重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和赔偿制度,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依法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六是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力。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强化上市公司主体责任,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完善上市公司综合监管体系,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共同营造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国办印发意见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

10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发展群众体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完善健身设施建设顶层设计,增加健身设施有效供给,补齐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短板,大力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全民健身促进工作。争取到2025年,有效解决制约健身设施规划建设的瓶颈问题,相关部门联动工作机制更加健全高效,健身设施配置更加合理,健身环境明显改善,形成群众普遍参加体育健身的良好氛围。

《意见》提出,将通过完善顶层设计,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潜力,提升建设运营水平,实施群众体育提升行动等切实推进部署相关工作。各地区要抓紧启动本地区健身设施现状调查,评估健身设施布局和开放使用情况,对照相关标准规范和群众需求,摸清健身设施建设短板。与此同时,要系统梳理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城市空闲地、边角地、公园绿地、城市路桥附属用地、厂房、建筑屋顶等空间资源,以及可复合利用的城市文化娱乐、养老、教育、商业等其他设施资源,制定并向社会公布可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非体育用地、非体育建筑目录或指引。同时,要结合相关规划,于1年内编制健身设施建设补短板五年行动计划,明确各年度目标任务。

《意见》强调,支持以租赁方式供地。鼓励各地区在符合城市规划的前提下,以租赁方式向社会力量提供用于建设健身设施的土地,租期不超过20年。倡导复合用地模式。支持对健身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进行功能整合。在不改变、不影响建设用地主要用途的前提下,鼓励复合利用土地建设健身设施,通过与具有相容性用途土地产权人达成使用协议的方式促进健身设施项目落地。“十四五”期间,在全国新建或改扩建1000个左右体育公园,打造全民健身新载体。

《意见》明确,社会力量投资建设的室外健身设施在符合相关规划要求的前提下,由各相关方协商依法确定健身设施产权归属,建成后5年内不得擅自改变其产权归属和功能用途。社会力量可申请利用尚未明确用途的城市空闲土地、储备建设用地或者已明确为文化体育用地但尚未完成供地的地块建设临时性室外健身设施,使用时间一般不超过2年,且不能影响土地供应。完善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支持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挖掘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潜力,在政策范围内采取必要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区委托专业机构集中运营本地区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促进学校体育场馆开放。推动公共体育场馆为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提供免费或低收费服务。

此外,《意见》还提出,体育总局要加强统筹指导和顶层设计,结合开展“我要上全运”群众体育赛事活动,打造线上与线下比赛相结合、全社会参与、多项目覆盖、多层级联动的“全国社区运动会”,充分发挥社区体育赛事在激发拼搏精神、促进邻里交往、增强社区认同感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健康中国行动系列工作中大力推进居家健身促进计划,鼓励各地区与线上运动平台合作开办居家健身课程。鼓励体育明星等体育专业技术人才参加健身直播活动,普及运动健身知识、提供科学健身指导、激发群众健身热情。

王一鸣: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深化改革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当前业内对“双循环”的讨论大多聚焦在“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问题上,一些海外媒体把关注点更多放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上,担心“中国发展将向内转”。事实上,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不可分割的。中国已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也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

“双循环”的核心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主动深化改革,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国内规则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提高国内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国民经济循环在微观层面包括企业的产品、技术和供应链的循环,在中观层面包括产业、城乡、地区的循环,在宏观层面包括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循环。在这三个层面都存在一定的堵点和淤点亟待消除。

从微观层面看,一是技术“卡脖子”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原创技术和底层技术供给不足,基础研究短板较为突出,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部件、基础材料等仍需要依赖进口。二是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不足。过去几年,受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加之经贸摩擦影响,增大了产业链外移压力。三是流通体系现代化水平不高。流通环节过多,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从中观层面看,一是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循环不畅。实体经济要素成本居高,利润率降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配置的比重仍偏低。二是城市和农村双向流动机制尚未形成。农村土地增值收益以各种形式流入城市,金融资源从农村净流出,农民工进城落户仍面临“玻璃门”“弹簧门”制约,城乡要素单向流动造成循环不畅。

从宏观层面看,一是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存在。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就业和收入,造成内需市场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二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没有完全打通。不少外贸企业缺乏国内销售渠道和网络,“出口转内销”仍面临多方面制约。

打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梗阻,根本上要靠深化市场化改革。通过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提高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效率。围绕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路径,提出以下七点建议。

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探索科技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赋予科技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激发科技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有效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

二是健全公平竞争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和公平审查制度,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和投资热情,推动供应链补链、强链,提高产业链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

三是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减少流通环节,清除部门壁垒,打通各种运输方式连接的“最后一公里”,培育一批现代物流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流通效率。

四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放开金融业市场准入,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供给,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培育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在科创板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注册制改革,为新经济公司提供便利快捷的上市渠道。

五是深化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探索扩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入市用途,拓展宅基地使用权向外部人员流转空间,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六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促进更多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七是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进一步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纽带作用,推动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                        

(作者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

管涛:确保房地产及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近年来,在国内有一个与“保汇率还是保储备”同样饱受争议且热度不减的话题,那就是“保汇率还是保房价”。那么,房价和汇率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二者是否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本文拟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一、从房地产的双重属性看房价和汇率的关系

理论上,房地产具有商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从商品属性看,房地产的“一价定律”不成立;从投资属性看,房价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

(一)房地产的商品属性:“一价定律”不成立

购买力平价理论是经典的汇率决定理论之一。该理论以“一价定律”为基础,认为用同一货币表示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应该相等。因此,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一国商品价格(或通胀水平)和汇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直接标价法下,本国货币升值意味着一单位外国货币可换取的本国货币数额减少)。这也是主张在高房价与高汇率之间只能“二选一”的重要理论基础。

然而,“一价定律”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商品为可贸易品,即当交易成本为零时,消费者的跨国套利行为会导致这种商品在不同国家间的价格最终趋向一致。但从房地产的商品属性来看,由于房屋具有不可移动性和消费区域性,这决定了不同地域的房价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也就是说“一价定律”对于房地产而言并不成立。

造成一个国家不同城市和区域之间房价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伴随城市不断扩张,大城市和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往往较快,公共产品投入(如交通、教育、医疗)更多,高端产业也相对集中。这些区位条件差异导致不同区域的房价水平高低不一。

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内部是如此,在不同国家之间更是如此。由于部分国家对居民跨境购房存在外汇管制,或者在税费等方面增加了对外国人投资房地产的限制,这势必会削弱国家间房价水平的趋同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2018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均对海外购房者实施了新的限制措施,以遏制本国不断上涨的房价。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对海外购房者征收附加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还对海外购房者征收空置税并取消了对外国纳税居民征收资本利得税的豁免,这些政策措施都是为了限制房地产开发商向外国业主的销售。即便欧盟市场内部实现了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通,但不同国家之间的房价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异。

(二)房地产的投资属性:价格取决于市场的风险偏好

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主要分为出租需求和投机需求。前者是指投资者采用以租养房的方式获取房屋租金收益;后者是指投资者通过转手出售的方式获取房屋增值收益。

所谓租金收益率,是指年租金与购买房屋总价的比值,类似于股票市场的红利收益率。在一个成熟的房地产市场里,由于租房需求代表真实的居住需求,作为住房服务价格的租金和作为住房资产价格的购价之间应当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国际上合意的租金收益率通常为4%-6%。但国际房价统计数据库Numbeo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租金收益率分别为1.8%和2.1%,而美国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租金收益率则高达10.8%和11.8%,中国住房租金收益率显著低于其他国家。

此外,在投资性购房者中,一部分人是以空置的方式等待获利空间,因此,可以通过对比各国住房空置率来观察房地产市场的投机程度。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的调查数据,中国住房空置率为22%,远高于包括日本(14%)、美国(13%)、德国(8%)等在内的大多数国家。

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者风险偏好较高,与国内房地产价格波动较大、上涨趋势明显密切相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利用HP滤波模型提取中美两国住房价格指数的周期项和趋势项进行了比较分析。从周期项可以看出,美国房价波动频率低、波动周期长,整体表现较为稳定;相反,中国房价波动频率高、波动周期短,适合高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从趋势项可以看出,在1999年至2018年期间,美国房价表现出“上升-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中国房价则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持续上涨的房价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者的投机需求。

鉴于中国房地产投资的高风险偏好,即使作为资产多元化配置的考虑,境内投资者也未必会因为境外房价便宜而抛售境内房产转向海外置业。这可以从股票市场双向开放的结果找到旁证。

从2014年底开始,中国内地与香港证券市场陆续建立了沪港通、深港通互联互通机制。面对估值水平大大低于沪深两市的港股,内地投资者理应卖掉高市盈率的A股,转而配置“价廉物美”的港股。但实际上,港股通每日840亿元的投资额度使用率并不高:除了2015年初期使用率达到100%之外,其他时间的使用率均低于60%,2018年初至2019年11月期间均值更是低至3%。港股通投资额度使用率长期偏低,一方面是由于本土投资偏好,影响了分散化投资行为;另一方面是由于两地投资者存在的风险偏好差异,削弱了国内内地投资者在港股市场的投资意愿。

二、从国际经验看房价与汇率的关系

(一)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期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汇率先涨后跌

1985年广场协议签署之后,日元兑美元汇率开始大幅升值。为抵消日元过度升值对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日本中央银行在1987年至1989年期间将贴现率接连下调至2.5%的低位。低利率导致大量流动性进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资产价格泡沫日益积聚。1989年之后,为抑制泡沫经济膨胀,日本中央银行多次上调贴现率,同时日本政府开始压缩房地产信贷规模,导致房地产泡沫破裂。在1991-2000年的十年时间里,日本名义住房价格指数下跌了22%。

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中央银行开始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从1991年7月1日起将贴现率连续下调九次,累计降幅达550个基点,到1995年9月8日降至0.5%。但低利率政策不仅没有导致日元贬值,反而伴随着日元升值。1990年代前期,日美贸易失衡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991-1994年,日本在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中的占比仍然在40%以上。迫于美国压力,日元处于持续升值态势,1995年4月日元兑美元汇率最高升至80∶1。之后,受美国推行强势美元政策的影响,叠加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日元开始逐步贬值。1998年8月,日元兑美元汇率跌至147比1的低位。

从日本经验看,1990年代初期房地产泡沫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宏观政策应对不当,而非政府为了稳汇率有意为之。实际上,即便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日本房价持续下跌,日元汇率却是先涨后跌。日本政府并未面临“保汇率还是保房价”的两难选择。

(二)瑞典20世纪90年代初期房价大跌后汇率承压并最终崩盘

20世纪80年代初期,瑞典开始推行金融市场化改革,银行贷款的诸多管制被取消。随着竞争压力加剧,银行机构开始不断扩大信贷规模。在高通胀预期下,实际利率水平为负以及抵押贷款利息可以抵税的优惠政策,刺激了居民的贷款需求。信贷快速扩张推动瑞典房价持续走高,而不断上涨的房价又反过来刺激信贷进一步扩张。1986-1990年,瑞典名义住房价格指数上涨了87%。

20世纪90年代初期,受两德统一后德国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瑞典面临利率上升压力。为防止克朗贬值,瑞典货币当局不得不提升国内利率,并将抵押贷款利息抵税比率从50%降至30%,再加上1992年瑞典通货膨胀率由上年的9.44%迅速降至2.37%,导致实际税后利率大幅上升,从而引发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出现大幅下跌。1991-1993年,瑞典名义住房价格指数下跌了14%。与此同时,瑞典股票市场出现大幅震荡,最终演变为系统性金融危机,瑞典经济也陷入全面衰退。

1992年9月,英国与意大利相继退出欧洲货币体系,国际投机资本开始加大对瑞典克朗的攻击。为了稳定克朗汇率,瑞典中央银行不得不多次上调隔夜利率。而利率上升不仅增加了银行负担,而且还进一步加剧了经济衰退,助长了投机资本的攻击性。随着投机资本的攻击活动再度加剧,瑞典被迫于11月19日放弃盯住汇率制,允许克朗自由浮动。当天,克朗兑美元汇率贬值6.3%。

从瑞典经验看,为了稳汇率抬高利率,刺破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泡沫,由此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又给了国际投机资本做空克朗可乘之机,令瑞典克朗汇率持续承压,最终在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的大背景下出现汇率崩盘。显而易见,瑞典的情况与90年代初期日本房地产市场崩盘、日元汇率升值大异其趣。这也说明,即便在相似的时期,由于各国金融状况不同以及外部环境存在差异,房价和汇率的关联性也可能大相径庭。

(三)泰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房市泡沫破裂后汇率承压并最终崩盘

90年代初期,为竞争区域金融中心地位,泰国开始实行金融市场化改革。由于对外资缺乏有效的控制和监管,加上银行对抵押贷款的偏好,大量资金开始进入泰国的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泡沫日益积聚。1994-1996年,金融机构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年均增速达35%。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坏账大幅增加。1997年初,泰国办公楼的空置率达21%,位于曼谷商业区的房屋价格下跌了22%,部分金融机构在3月初甚至发生了严重的挤兑事件。

1996年,受美元升值和半导体市场低迷影响,泰国持续多年的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速由上年的8.1%下滑至5.7%。资产价格下跌、银行坏账增加以及经济增速下滑,诱发了国际投机势力对泰国金融体系的攻击。为维护泰铢兑美元汇率稳定,泰国中央银行进行了大规模外汇市场干预,此举令外汇储备很快消耗殆尽。同时,由于银行和金融机构坏账问题严重,中央银行的加息政策受到掣肘。终于,在国际投机资本的持续攻击下,1997年7月2日,泰国被迫放弃联系汇率制度,泰铢兑美元汇率一次性贬值19%。7月28日,泰国向IMF发出救助请求。为获取IMF救助,泰国开始实施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大批金融机构倒闭,经济衰退进一步加剧,名义住房价格指数继续大幅下跌,直到1999年才开始出现转机。

与瑞典类似,泰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房价下跌与货币贬值联动的情况。从影响机制来看,泰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在先,房价大幅下跌导致银行和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暴露。为了维护国际收支平衡,泰国中央银行面临提高利率或让泰铢贬值的两难选择,但并不存在稳定房价和稳定汇率的抉择难题。

(四)俄罗斯2014年卢布大幅贬值后房价不跌反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中央银行实行美元和欧元双货币联系汇率区间制度。自2013年起,受原油价格大幅下跌以及西方国家大规模经济制裁的影响,俄罗斯经济出现严重下滑,资本大量外流。为防止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中央银行频频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并从2014年3月开始多次上调基准利率,但这些政策措施均收效甚微。2014年11月10日,俄罗斯中央银行宣布取消与美元和欧元的一揽子联系汇率机制,允许卢布自由浮动。随后卢布兑美元汇率在一个月内迅速贬值40%以上。

在卢布大幅贬值期间,俄罗斯名义住房价格指数并未下跌,反而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升势。从结果来看,虽然卢布贬值和房价上涨同时出现,但这并非政府“弃汇率、保房价”的有意选择。在通胀高企、卢布贬值、中央银行加息的背景下,俄罗斯房价之所以出现上涨,是由于居民担心财富缩水以及信贷成本进一步上升从而争相购房所致。

三、主要结论及启示

从国际经验看,汇率作为一种资产价格,会受到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不过,影响汇率和房价走势的因素不尽相同。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不断变化的汇率走势与房价之间不存在稳定的相关关系。在房地产泡沫危机时期或汇率出现剧烈波动时期,即使房价下跌和汇率贬值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机制,但各国政府也并没有面临“保汇率还是保房价”的难题。

对中国来讲,“保汇率还是保房价”本身也是个伪命题。这种舆论炒作通常发生在人民币汇率承压之际,通常是市场看空情绪的宣泄,与“货币超发必然导致人民币贬值”异曲同工。当然,如果房地产市场不能够实现良性发展,势必加剧中国经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进而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从瑞典和泰国的经验看,如果发生房地产市场崩盘,届时很可能不是保汇率或保房价的问题,而是两者均难以保全。

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一定要坚持“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加紧建立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在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任务的同时,务必把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确保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要情文摘

稳就业成为重中之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部署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问题】今年前三个季度,随着复产复工的顺利有序进行,经济增长速度企稳回升,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拉动了就业的稳步增长。但和去年相比,就业增长仍然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近200万人,而大学生毕业人数再创新高,包括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需求量较大,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重点困难群体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就业形势仍然严峻。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就业相关目标设定为: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6%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5.5%左右。从8月的情况来看,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降至5.6%;城镇新增就业781万人,距离900万的目标还差119万。

【对策】一要继续保市场主体、稳就业岗位。抓好助企纾困和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落实,完善减负、稳岗、扩就业措施,对受冲击大、生产经营恢复慢的中小微企业、困难行业加大帮扶。二要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推进行动和技能培训,提升就业能力,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做好对未就业毕业生“不断线”服务。加大对农民工就业服务和创业支持,扩大以工代赈建设领域和实施范围。强化困难人员就业援助。统筹做好受灾群众、退捕渔民、残疾人等就业工作。三要更大释放就业潜力。持续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压实各方责任,鼓励发展灵活就业,多措并举增加岗位。

国企改革混改成重头戏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翁杰明近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明确提出要推动国有企业上市以及围绕上市进行各种改革,包括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大力度。

【问题】在资本市场中,国有企业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级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超过了1000家,约占A股市场的26%左右,市值约占32%左右。2013年以来,中央企业推进的混改事项达到4000项,引进各类社会资本超过1.5万亿元,混改企业的户数超过中央企业法人单位的70%以上,上市公司已经成为混改的主要载体,总资产占到中央企业整体的68%,利润占到86%。在新的“1+N”政策体系的推动下,国有企业混改在分类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国企管理体制结构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同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比如: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内涵和外延不清晰,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企业去行政化问题,  各细分产业领域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缺乏细分的、针对不同模式改革的具体政策体系,国有资产流失担忧、同股不同权与企业融合难等。

【对策】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聚焦八方面重点任务:一是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二是推进国有资本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国有资本配置效率;三是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各类所有制企业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四是要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大正向激励力度,也由此提高效率;五是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着力从监管理念、监管重点、监管方式、监管导向等多方位实现转变,进一步提高国资监管的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六是推动国有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强化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七是推动一系列国企改革专项行动落实落地;八是加强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推动党建工作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为此:

结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以激发活力、提高效率为具体路径,按照“宜独则独、宜控则控、宜参则参”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合理设计和优化股权结构。鼓励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引进持股占5%甚至5%以上的战略投资者,作为积极股东参与治理。非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所占股比还可以再大一些。将分层分类推动混改,更多聚焦到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所出资企业和商业一类子企业。支持和鼓励国有企业集团对相对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实施更加市场化的差异化管控,混改的企业在劳动人事分配机制方面可率先突破,真正形成富有活力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下一步在优化国企股权结构和完善公司治理的同时,还要在优化产业布局和提高运行质量上下功夫。优化存量方面,首先,要把现有的一些在上市公司体外的质量非常好的资产继续注入上市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其次,一些企业内部有些业务是类似的,要通过适当的方式大力推动专业化整合;再次,要充分利用上市公司本身的并购重组功能,推进各方通过这样的平台共同发展;最后,对于一些缺乏持续经营能力,甚至出现严重的违法违规事项的企业要及时让它退出市场。

同时,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兼并重组,同样也支持中央企业和中央企业之间兼并重组,支持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只要兼并重组能够提升企业竞争力,能够避免企业之间无序竞争,能够比较好地提升产业集中度,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都将支持。国企民企兼并重组、专业化整合不设界限。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根基

近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出台多项举措,明确了下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方向。

政策背景: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目前,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已超过4000家,但A股历史上累计退市的公司数量却只有百余家,反观境外成熟市场,上市公司呈现出的是一种“大进大出”的格局。这样“进多出少”的现象被不少投资者视作A股市场的一大“堵点”。同时,上市公司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深层次的矛盾都是公司治理的问题。具体来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监高等关键少数没有履职尽责,导致上市公司独立性不够,甚至内控失灵、运作失灵。

政策内容:提出了六个方面17项重点举措。一是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制度规则,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界限和法律责任,健全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加快推行内控规范体系,强化上市公司治理底线要求,切实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完善分行业信息披露标准,增强信息披露针对性和有效性。二是推动上市公司做优做强。全面推行、分步实施证券发行注册制,支持优质企业上市。完善上市公司资产重组、收购和分拆上市等制度,允许更多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对境内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发行条件。探索建立对机构投资者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入市。健全激励约束机制。三是健全上市公司退出机制。严格退市监管,完善退市标准,简化退市程序,严厉打击恶意规避退市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主体的责任追究力度。畅通主动退市、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上市公司多元化退出渠道。四是解决上市公司突出问题。积极稳妥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坚持控制增量、化解存量,强化场内外一致性监管,强化风险约束机制。对已形成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要限期予以清偿或化解。强化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政策支持。五是提高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法违规成本。加大对欺诈发行、信息披露违法、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增加法制供给,加重财务造假、资金占用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和赔偿制度,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依法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六是形成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工作合力。持续提升监管效能,强化上市公司主体责任,压实中介机构责任,完善上市公司综合监管体系,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共同营造支持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

政策目标:使上市公司运作规范性明显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不断改善,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质量显著提高。

政策亮点:抓住了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这两个核心点,涵盖了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整个生命周期,打通入口、畅通出口,支持上市公司依托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政策意义: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供了制度和机制层面的有力保障和支撑。常态化实施有进有出、动态淘汰的上市及退市综合机制,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群体保持活力、提高质量,对资本市场融资、投资、交易、对外开放等各个环节实现正反馈意义重大。

政策举措:在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强化法制保障、坚持底线思维的基础上,调动各方资源,发挥并购重组、破产重整等多种工具,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强化场内外一致性监督,支持银行、证券、保险、私募等各类机构积极参与进来,推动风险总量不断下降。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部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问题“死灰复燃”,将按照《意见》部署,对此分类处置、严肃处理。

土地出让金“再分配方案”有利于农村振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政策背景: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呈现增长态势:2018年为65096亿元,2019年为72517亿元;9月18日,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月至8月累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17亿元,同比增长9%。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近年来,随着数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方向,相关政策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占比虽高,但考虑到土地出让收益小于土地出让总收入,近年来这笔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额度可能并不“宽裕”。

政策内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按照“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调整土地出让收入城乡分配格局,既要在存量调整上做文章,也要在增量分配上想办法,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提出了5个方面的重点举措:一是明确了以省(区、市)为单位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的2种可选择的计提方式。二是明确了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支出的统计口径。三是明确了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四是明确了允许各地根据乡村振兴实际需要,打破分项计提、分散使用的管理方式,对土地出让收入进行整合使用,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五是明确了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特别是要求不得虚增土地出让成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政策保障:为保障落地实施,提出了五项重点举措:一要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二要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三要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四要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五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

政策意义:财政投入作为指引和撬动的“杠杆”,其总量如何保障及进一步增加,将对中国的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等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策挑战:政策的含金量不低,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比如在如何计提、如何统筹等方面,则可能仍需进一步细化。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少、东南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相对较多的现象,是否及将如何制约各省在进行统筹时候的做法,则有待于各地相关细则出台后进一步解析。

国办: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适应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要求,有效服务人口流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链高效协同,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推动政务服务从政府部门供给导向向企业和群众需求导向转变,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和各级政务服务机构,着力打通业务链条和数据共享堵点,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有力保障。

《意见》提出140项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清单。2020年底前,实现市场主体登记注册、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职业资格证书核验、学历公证、机动车驾驶证公证等第一批58项事项“跨省通办”。2021年底前,基本实现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异地就医结算备案、社会保障卡申领、户口迁移等74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下一步加快实现新生儿入户、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记录查询等8项事项“跨省通办”,同步建立清单化管理制度和更新机制,逐步纳入其他办事事项,有效满足各类市场主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异地办事需求。

《意见》确定了三方面政策措施:

一是明确政务服务“跨省通办”重点任务。聚焦保障改善民生、助力惠企利企,推动个人服务和企业生产经营高频事项“跨省通办”。鼓励区域“跨省通办”先行探索和“省内通办”拓展深化。

二是优化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业务模式。按照“应上尽上”的原则,深化政务服务事项“全程网办”。对法律法规明确要求必须到现场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通过“收受分离”模式,拓展“异地代收代办”。推动一地受理申请、各地政府部门内部协同,优化“多地联办”。

三是加强政务服务“跨省通办”服务支撑。加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提升数据共享支撑能力,统一业务规则和标准,加强政务服务机构“跨省通办”能力建设,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线上线下多样化办事渠道。

国资委深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的决策部署,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有效推动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深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制定印发了《关于深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国资发监督规〔2020〕60号,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从体制机制、主要工作、重点领域以及内部审计监管等方面对深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监督工作提出了工作要求:一是进一步完善内部审计管理体制机制。明确建立健全党委(党组)、董事会(或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下的内部审计领导体制,发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管理和指导作用,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压实工作责任,加强集团总部对内部审计工作的统一管控。二是强化内部审计监督。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情况、提质增效稳增长、突出主责主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大额资金管控、对赌模式并购投资、高风险业务和“三重一大”事项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加强内部审计监督检查等具体工作要求。三是进一步规范内部审计工作。针对近年来经济责任审计、境外经营投资、内控体系建设、审计整改落实及结果运用等方面新的工作要求和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细化相关内部审计工作要求。四是加强出资人对内部审计的监管。对审计计划编制、重大事项报告等工作提出要求,明确建立健全出资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检查评估工作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等。

《实施意见》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国有企业、国有资本审计监督体系和制度的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对推动健全中央企业内部监督体系,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促进中央企业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提升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施意见》同时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

内部报告

宏观杠杆率阶段性上升 货币政策是否转向?

四季度货币政策导向如何?未来降准、降息空间有多大?如何看待宏观杠杆率上升?人民币汇率升值还有多少空间?全年减负1.5万亿的既定目标完成的怎么样?10月14日,人民银行举行2020年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阮健弘、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金融市场司副司长彭立峰、宏观审慎局副局长赵先信、办公厅副主任罗延枫出席发布会,回应了一系列热点问题。

重点一:应该允许宏观杠杆率有阶段性的上升

9月,广义货币(M2)和社融增速超预期,延续了此前新增信贷社融高增长的趋势。在当前全球面临经济衰退的压力下,各国的刺激政策都会推动本国宏观杠杆率不同程度地上升,我国宏观杠杆率接下来是否可能继续走高?

受疫情影响,宏观杠杆率出现阶段性上升。看宏观杠杆率要看一个关键年份:2017年。2017年,我们提出了稳杠杆政策,还是取得了明显成效,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在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势头得到遏制的同时,存量的债务风险也得到了有效和有序释放。今年碰到了特殊的情况,应该说前期的工作都对今年实体经济增加新增债务创造了条件和空间。

我们预计,2017年到今年年均的宏观杠杆率增幅是8.1个百分点。2008年到2016年,宏观杠杆率的年均增幅是11.4个百分点,对比来看,8.1个百分点还是明显低于11.4个百分点增幅。这说明我们当前面临的是特殊情况,宏观杠杆率的回升是宏观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和国民经济恢复的一个体现,应该允许宏观杠杆率有阶段性的上升,扩大对实体经济的信用支持。二季度GDP已经实现正增长,预计三季度GDP的增速会进一步提升,这也为未来更好的保持合理的宏观杠杆率水平创造了条件。

重点二:房企融资新规将稳步扩大适用范围

融资管理规则是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这个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强房地产企业融资管理的市场化、规则化和透明度,促进房地产企业形成稳定的金融政策预期,合理安排自身的经营活动和融资行为,同时也矫正一些企业盲目扩张的经营行为,增强房地产企业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在规则制定过程中,也充分考虑了企业和市场的实际情况,设计了科学合理的过渡期安排。从整体上看,目前重点房地产企业资金监测和融资管理规则起步平稳,社会反响积极正面。下一步,将会同住建部和其他相关部门,跟踪评估执行效果,不断完善规则,稳步扩大适用范围。

重点三:货币政策坚持稳健取向不变

今年前4个月,央行因经济形势变化特别是疫情冲击,前瞻性引导公开市场操作中标利率、中期借贷便利中标利率下行30个基点,带动1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同步下行,并推动贷款利率明显下行。近几个月来,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央行的政策利率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均保持稳定,市场利率围绕央行政策利率运行,利率水平与当前的经济基本面总体是匹配的。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根据形势变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支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

重点四: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是我国经济基本面向好的自然反映

近期,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小幅升值,接下来人民币汇率升值还有多少空间?人民币汇率小幅升值是我国经济面向好的自然反映。我国率先控制了疫情,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我国将是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出口形势良好,包括各国央行在内的境外长期资金有序流入人民币资产,人民币汇率在市场上供求推动下有所升值是正常的,是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市场供求对汇率形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应有之意。

从汇率的影响来看,汇率波动对经济主体的一方有利,对另一方有弊,因此汇率还是要由市场供求决定,发挥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当然也要防止过度的加杠杆行为和过度的正反馈行为,近期央行调整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2018年8月,外汇市场出现一些“羊群效应”,为了防范宏观金融风险,人民银行当时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上调至20%。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金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人民银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下调为零。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重点五:银行超储率处于合理区间

9月,银行超储情况如何?未来超储率将如何变化?今年以来,银行超储率处于合理区间。由于支付清算服务进步、人民银行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金融机构管理能力提高等因素,银行体系所需要的超额准备金水平总体是趋于下降的,而且超额储备金率本身就有季节性波动,因此衡量流动性水平更多还是应当看像银行间市场存款类金融机构回购利率等市场基准利率指标,对超额准备金水平、超额准备金率等数量指标不宜过多关注。近几个月来,DR007一直围绕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平稳运行,在月末、季末都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也说明流动性是合理充裕的。

重点六:资管产品风险状况得到改善

7月末,资管新规宣布延迟,目前存量资管产品压降情况如何?存量的资管压降今年的情况有一些变化,到8月末,金融机构的资管产品资产合计是90.1万亿元,比年初增长了4万亿元,同比增长4.5%。今年以来,金融管理部门有序推进资管产品的整改、转型,资管产品风险状况得到改善。

一是净值型产品占比非常多,8月末净值型产品募集资金占全部资管产品募集资金余额的63.1%,占比比年初提高了7.7个百分点;二是去通道进程加快,同业交叉持有占比明显下降,8月末资管产品全部资金来源当中来自于同业的资金占比47.3%,比重比年初下降了3.7个百分点;三是杠杆率回落,8月末资管产品负债杠杆里总资产比上募集资金,负债杠杆率的水平是107.8%,比年初回落了0.8个百分点。

重点七:全年减负1.5万亿的既定目标可实现

今年,金融机构对市场主体让利1.5万亿元的目标,根据最新的数据估算,前8个月,金融系统为实体经济减负已超过1万亿元,其中通过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已减负约5260亿元,企业融资成本明显下降。同时,中小微企业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工具抓紧推进,约为实体经济减负2000亿元。银行业会继续通过减免服务费用、支持企业进行重组和债转股等方式为实体经济减负。所有已经采取的各项政策效果持续体现,可以实现全年减负1.5万亿元的既定目标。

重点八;截至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对3.7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延期

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和普惠小微信用贷款两项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对小微企业的融资情况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截至今年8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对3.7万亿元贷款本息实施了延期。按照两项工具明确的时间范围,今年6月到8月,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对72.9万户、6176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其中,地方法人银行对46.4万户、3751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实施延期。今年3月到8月,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信用贷款1.89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放了6279亿元;其中,央行评级一到五级的地方法人银行发放了7753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发放了2376亿元。小微企业融资呈现出量增、面扩、价降的良好趋势,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也带动了更多就业。

正确理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本文拟通过历史和现实两个背景,来谈谈如何理解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为此,大概谈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我们的工业化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取得了怎样的成就;二是如何总结中国的工业化。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经济总量排行第二的国家,我们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智慧;三是要谈一谈当前和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1.新中国70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人类社会,我们如今仍处在整个工业化的进程中。从学术角度来看,工业化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前工业化阶段;二是工业化阶段,它又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三是实现工业化之后,就是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

用什么标准来界定和划分这些阶段呢?一般有五个标准: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增加值的比例、人口的城市化率和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这五个标准基本上可以总体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其中我们将城市化率也放到工业化水平评价指标中,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相互促进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往往是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到了工业化中后期,往往是城市化来拉动工业化,两者是互相促进的,可以用人口的城市化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

70年的工业化进程,分成改革开放前30年和改革开放后40年。前30年我用数据来展示一下:一是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化进程,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总体还是在工业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工业建设中取得了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与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到4100多亿;棉纱产值增长3.5倍,达到293万吨;原煤产量增长8.4倍,大大6.2亿吨;发电量增长40倍,达到3000多亿千瓦时;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吨;钢产量达到3700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达到1270亿元。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进程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过程。发达国家把一个国家推进到工业化后期,往往需要上百年的时间。而基于我们现在的测算,到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意味着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到2030—2035年,经过十年、十五年左右工业化的深化,我们应该能够全面实现工业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国家。

关于工业化的水平判断,有两个极端判断,一个认为我们早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已经提前实现了十八大提出的目标。还有一个观点,当中美贸易摩擦开始以后,尤其是去年3月份美国制裁中兴,于是又有人说你连芯片都生产不出来,还奢谈什么到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我认为这两个观点都比较偏激。一是我们已经实现工业化这个判断肯定不成立,这属于有点过于乐观,是没有道理的。二是如果说因为芯片生产不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卡脖子的工艺和产品生产不出来,我们就不敢奢谈实现工业化,这就犯了另外一方面的错误。工业化本身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表现,你不能因为某项技术没有掌握就说不能实现工业化。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改革开放后40年工业化有什么特征?大概总结了几个方面:

第一方面,人口多。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大国工业化,中国的人口几乎超过了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人口的总和。如果中国到2030年到2035年整体步入到工业化国家,是对世界做出了颠覆性的贡献,因为历史上还没有如此之多人口的国家步入到工业化国家。

第二方面,速度快。中国工业化是一个长期、快速推进的工业化,世界上还很少有国家和地区能够长期保持如此高的工业化速度。改革开放40年,从1978年到现在,按全国经济GDP增速大概是9.5%,一产、二产、三产的增速分别是4.4%、10.9%和10.5%,二产增速最高。这么高的增速持续40年也是前无古人的。亚洲四小龙作为赶超型国家也曾经历过工业化中期快速成长的阶段,但是不会保持40年一直保持接近10%的增速。

第三方面,新型工业化。中国实现的工业化是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努力实现符合“四化”同步发展要求、与信息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中国所实现的工业化,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工业化,而是信息化时代以信息化引导工业化、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下的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既要符合中国工业化阶段的国情,又要适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世界工业化趋势。党的十六大就提出,我国要走区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的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从而达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到了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

第四方面,低成本。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低成本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中国制造在世界每个角落都可以找到。低成本、出口导向是两个含义,低成本是因为前些年我们的技术是引进的,加上我们的低劳动力成本,甚至环境付费都是低成本的。出口导向是我们作为工业化战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战略,所以说存在着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这些年又开始向满足内需转型,转向满足国内市场需求。

第五个特点,不平衡。中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工业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失衡和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巨大、经济增长速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平衡,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协调。“极不平衡”三个层面,一个是产业结构不平衡;二是区域之间不平衡;三是增长速度和环境资源的承载力不平衡;四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平衡。

从产业发展看,这些年我们反复说要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产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的低水平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并长期存在,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另一方面,高端产业发展不够和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占有不足,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

从区域发展看,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工业化水平差异很大如表2所示。我们测算全国的工业化水平,到2015年基本到了工业化的后半阶段。同时我们测算了全国31个省市区域的工业化水平,结果表明区域之间的差异巨大。例如,北京、上海和天津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到了后工业化阶段。但是像贵州、云南、海南、甘肃等地,还处在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从工业化中期到后工业化阶段,要跨越好几个阶段,意味着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很大,经济发展水平至少是50年以上的差距。

从环境保护看,经济增长速度和资源本身的环境承载力不平衡。所谓工业化是人类利用资源来为人类生活现代化服务的。快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约束,就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如此快速度的实现工业化,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所以耗费的资源和排放,也是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所以我们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极大不平衡。

2.中国工业化取得的经验和智慧

我们怎么来解读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或者如何来讲解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这里我概括了6个中国工业化的经验。

一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中求进”保证产业持续成长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深化。一个大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工业化是必由之路。工业化进程一旦开始,要保证这个过程不会由于战争、危机或社会动荡等各种原因被中断,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才可能保证产业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二是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产业效率和促进产业向高端化。“创新驱动”的关键必须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努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三是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促进产业合理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四是正确处理市场化与工业化关系,培育全面持续的产业发展动力机制。五是正确处理全球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形成全面开放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六是正确处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与社会民生协调发展。

3.未来如何进一步深化工业化进程,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是什么?

当工业化发展到现在,要继续深化工业化进程或者说推进经济发展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一是如何有效预防“去工业化”。在去工业化理论里有两种工业化,一种叫过早的去工业化,一种叫成熟的去工业化。当一个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30%以后,制造业所带来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都已经得到充分体现,服务业效率提高能够承担支持经济增长的引擎,此时制造业占比降低被认为是“成熟地去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工业占比到20%就不错了,甚至有的比这个还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经济会出现所谓经济服务化,服务业占比到80%或更高。但是,工业占比在降低之前,工业里的制造业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外汇储备效应一定要得到充分发挥。只有依靠制造业经济才能发展,这是立国之基,兴国之本,强国之器。如果制造业占比过快的下降,我们有可能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现在中国还没有过早的去工业化问题。到了一定阶段,去工业化或者说制造业占比下降,这个趋势是正常的趋势,但你不能过快。近几年中国服务业占比提升速度的确过快。1978—2011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0.6个百分点;2011—2016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年均增长约1.5个百分点。英国经济学家伍德(2017)的研究表明,1985—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1.3%,远远高于世界各类国家

服务业占比上升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服务业的效率不高,中国存在明显的服务业“鲍莫尔成本病”现象。效率低下的服务业占比迅速提高、效率相对高的工业占比迅速下降,必然导致整体经济增速下滑,从而表现出三次产业占比上升、效率下降的“逆库兹涅茨化”问题。如果严格区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转型”主要用于描述从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转型为另外一种产业主导的结构变化,而“升级”则表述了从附加值低的产业(或者产业环节)主导的结构转向附加值高的产业(或产业环节)主导、整体效率提升的结构变化,中国面临着因服务业比例过快上升和实体经济比例过快下降而产生的结构“转型”和未“升级”的结构性失衡。

二是如何积极推进高质量的工业化。如何界定高质量发展或者高质量工业化?它要和我们新的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相吻合,或者说是以它为指导来解决我们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高质量工业化必须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所谓环境可持续就是要保护环境,这要求工业化进程中包括工业流程的选择、所采用的技术都要考虑环境可持续。联合国2030年议程里面,专门提到包容的可持续工业化,现在就应该强调这种包容性、可持续性。

第二个战略是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工业化,尤其是体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以及中国制造业自身创新发展的要求,围绕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的中国制造业总体规划应当在以下这些方面做出重点调整。

第一,在总体战略导向上,要弱化“对标”或“赶超”欧美日,强化突出通过统筹部署构筑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为全球制造业发展做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全球工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英、德、美、日等国家跃迁成为工业强国的过程,都不是领先国家工业竞争能力的简单重复和照搬,而是不同于领先国家的独特工业能力的构建过程——德国创造了公司研发中心组织结构,美国独创了大规模生产和现代公司制,日本发展了精益制造。中国建设工业强国也必然能够为人类工业发展贡献独特的技术能力和制度模式。“构筑中国制造业核心能力”的政策导向,对外体现了中国通过原始创新与全球工业国家共同推动人类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的愿景,对内容易凝聚各级政府和广大企业形成实现中国制造业更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抱负。

第二,在总体发展思路上,弱化重点产业和领域选择,突出新一轮工业革命背景下的通用技术创新和产业统筹部署。新技术浪潮和新工业革命是当前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技术变革,美、德、日、英、法等工业强国都颁布了系统的规划和产业政策。但与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不同,这些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在文本的具体表述方面,都不涉及到政府重点支持特定产业和领域发展等内容。我国新的制造业总体规划应借鉴美、德、日等国家的经验和普遍做法,在战略任务的拟定方面,一是强调强调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应用所涉及通用技术和使能技术的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二是强调对于新技术创新和应用(而非产业)的统筹部署。例如,在促进5G技术创新和应用方面,应当避免使用支持特定5G领域的发展等表述,而强调通过促进5G应用场景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参考架构建设等内容,完善5G创新链和产业生态的任务导向。

第三,在具体重点任务上,技术创新导向的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更加突出管理创新导向的服务型制造和制造业品质革命。在当今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无疑也是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这需要我们不断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制造,促进中国制造业抓住当今世界新工业革命的重大机遇。但是,对于中国大多数制造业的发展而言,德国工业4.0所倡导的物理信息系统(CPS)还相对遥远,很多产业的技术基础还不具备,而推进制造业与服务融合的服务型制造以及推进中国制造业品质提升的任务则相对更有紧迫性和现实意义。在当今时代,制造服务化也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制造企业从注重生产和产品逐步向注重“产品+服务”的趋势发展和演进,这极大地促进了制造业附加值的提升,进而促进了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另外与国外发达工业国家不同,中国的制造业品质问题还没有实质性的全面解决,通过制造业品质革命全面提升制造业产品和服务的品质,还是中国成为制造强国所必须补上的重要一课。

4.当前我国工业化如何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

当今全球化有两个,一个叫逆全球化,还有一个超级全球化。逆全球化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搞的。其实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他不是在搞逆全球化,他只是不满意现有的全球化规则,认为现有的全球化规则让美国吃亏了。他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全球化规则,由美国来主导重新建立全球化规则。他的这些做法表现为逆全球化,表面上是针对中国搞贸易摩擦,根本上还是要跟中国打技术战。对华301调查报告提出了所谓补贴、外资股比限制、强迫转让技术,网络窃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等一系列问题,这些恰恰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有关系,尤其是中国的制造业总量增加值全球第一的背景有关。美国以此为借口,来遏制中国的制造发展、遏制中国的技术创新,这是美国的根本目标。美国也做了一些长期的战略准备,从历史经验看,无论是对日本、德国发起的贸易战,美国都获得了极大的便宜,包括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确定美元不可撼动的霸权地位,都是通过贸易战打出来的。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超级全球化。最近也有一些建议,说我们能不能接受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接受超级全球化。超级全球化可能是一个方向,但我个人认为要想实现很困难。著名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曾经说过,全球化不可能是三角形。他说超级全球化、民主和国家主权不可兼得,三者最多得一个。为什么英国脱欧,欧盟为什么会慢慢失败?其实可以利用这个三角形来解释。问题在于,在超级全球化过程中,有些国家经济发展很快,有的国家经济有问题。有了问题的国家,会通过民主形式向国家主权示威、游行、闹事。比如法国前一阵搞的“黄马甲”运动,法国人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了,他们就上街闹事。超级全球化,经济有了问题,又是民主国家,这个国家的主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三者不可兼得。总体来说人们会往这个方向去谈,但是超级全球化的趋势很难落地。中国在现有的WTO规则中属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的一些关税水平一下子降低到发达国家一样水平,步伐就过大。当然也有人说我们进入了新一次的WTO,对中国经济有大的新推动作用。超级全球化对于我国而言现在总体上压力会很大。中国的工业化走到今天,一方面由于中美贸易摩擦需要考虑逆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还要考虑超级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的产业到底怎么发展,需要仔细考虑。

(作者介绍:黄群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政策借鉴

 

江苏出台20条措施推进经济开发区创新提升

近日,江苏省出台《关于推进全省经济开发区创新提升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此次出台的《实施意见》含5个方面内容及20条政策措施:

高水平推进开放合作方面,提出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强化投资促进工作、提升对外贸易质量、加强对外合作交流4条政策措施。包括支持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功能性机构,对重大外资新设或增资项目给予奖励,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外贸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关税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全覆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等内容。

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提出优化机构职能设置、创新建设运营模式、促进整合优化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4条政策措施。包括分类推动开发区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管委会大部门制改革,提高开发区国有资产运营质量和效益,加大放权赋能力度,深化区域评估改革等内容。

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培育自主可控优势产业集群、推动现代服务业优化升级、推动发展数字经济、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推进园区绿色发展、提升本质安全水平7条政策措施。包括全力做好补链强链固链,优先扶持重大研发类项目,开展大数据产业园创建工作,支持建设商务创新区等内容。

在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方面,提出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强化财政金融支持、吸引集聚高水平人才3条政策措施。包括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提升开发区财政自主权,加大政策性资金投放力度,加大力度引进领军人才等内容。

《实施意见》具体还体现在“四个突出”:

一是突出分类指导。比如,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中,对处于起步阶段、区域范围相对独立的经济开发区,托管代管乡镇(街道)的经济开发区,以及经过多年发展、产城融合度较高的经济开发区,首次提出了“分类菜单式”改革路径。

二是突出开放发展。重点引进跨国公司总部等功能性机构,探索建设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强化投资促进,对重大外商投资新设或增资项目,各地可按照其对地方经济社会综合贡献度给予奖励;对招商一线岗位人员,可实行特岗特薪。支持建设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外贸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关税保证保险试点工作全覆盖,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优化完善经济开发区科学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办法,对成绩突出的开发区给予资金支持、优先申报国家级经开区等奖励。

三是突出改革创新。《实施意见》提出经济开发区要聚焦主责主业,优化机构职能设置,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实行扁平化管理,职能机构以下原则上不再设管理层级,编制、岗位和资源向招商引资一线和服务企业一线集中。开发区国有公司如参与招商引资项目,须全面做好论证评估和风险防范,规范履行决策程序,防止国有投资损失和国有资产流失,提高国有资产运营质量和效益。允许开发区开发运营主体在境内外上市、发展债券融资。有序推进整合优化,实行“开发区+功能园区”“一区多园”模式,被整合的园区管理机构可调整为职能机构性质的管理办公室。加大放权赋能力度,借鉴自贸试验区各项改革经验,推动相关领域省级管理权限下放。深化开发区区域评估改革,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四是突出产业升级。《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打造自主可控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固链。支持建设重大科技平台等创新载体,对区内重大研发类项目给予优先扶持。推动发展数字经济,支持建设5G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支持有条件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商务创新区,提高服务业层级和水平。推动经济开发区绿色安全发展,深入开展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现重点排污单位在线监控率、安全风险评估完成率、安全监管信息共享平台建成率“三个100%”。

开发区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富民的重要载体。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江苏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1-8月,全省开发区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17997.0亿元,“四上”企业营业收入107984.5亿元,经济运行逐步回升;实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884.4亿元,同比增长6.7%,高于全省4.9个百分点,占全省62.4%;完成税收收入3451.1亿元,同比增长9.6%,高于全省12.2个百分点,占全省67.1%;引进1274家外商投资企业,完成实际使用外资164.2亿美元,同比增长9.7%,占全省82.6%;进出口总额3123.9亿美元,占全省77.9%,其中出口1865.3亿美元,进口1258.6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