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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18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10-28 09:42

经济分析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行稳致远?

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如何?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印发

证监会:积极稳妥将注册制改革落实到位

李克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纵深发展

林毅夫:新发展格局是必然和共赢的战略选择

要情文摘

农村能源消费将进一步提高电力比重

我国拟扩延长江口禁捕范围

集成电路产业亟需加强规划布局

新增乱占耕地建房无论面积大小都须严查

两部门:试点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

内部报告

内需倍增的制度性动力

政策借鉴

浙江龙港:首个“镇改市”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行稳致远?

随着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一些西方媒体和机构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中国经济规模从2010年起就一直稳居世界第二位,2018年GDP总量超过居后三位的日本、德国、英国之和,与排名第一的美国差距进一步缩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特别是最近几年,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主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前提下,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6%以上,大大超过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速度,用事实书写了一个大大的“稳”字,彰显了一个大型经济体所具有的强大动能和巨大韧性。

一、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要素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这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是具有坚实基础的,也符合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逻辑。

首先,从劳动力要素供给看——我国劳动力资源总量庞大,劳动力素质大幅度提升。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贡献者。2018年我国总人口13.95亿人,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就业人口7.8亿人。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63年,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达13%,比1982年提高了12.4个百分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48.1%,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2018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不含成人高校)人数为753.3万人,是1998年的9.1倍,占当年新增劳动力人口一半以上。据初步估算,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培养了3亿多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和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绝对规模居世界第一位。

其次,从资本要素供给看——我国资本供应日益充沛,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按照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首要条件就是必须保证一定规模的资本积累和资本投入。国民储蓄率是反映一个国家资本积累能力的重要指标,从各国历史经验看,如果一个经济体国民储蓄率占到GDP的30%以上,那么它必然保持较强的投资能力和较快的经济增长。1982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33.84%,2018年提高到45.29%,虽然比2010年51.6%的峰值有所下降,但仍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26.7%的储蓄率水平。在高水平国民储蓄率的支撑下,加上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强大的吸引外资能力,困扰我国经济起飞过程中的资本短缺难题得到了根本扭转。1980年至201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年均实际增长15.5%,固定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达11.7%。资本有机构成大幅度提高,就业人口人均固定资本占有量按1990年价格计算,从1978年的3067元,增加到2018年的134198元,是1978年的44倍。固定资本存量和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幅度增加,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能力和效率的大幅度提升,根据模型测算,在1978年至2018年期间,我国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55.5%。

再次,从技术要素供给看——我国研发投入快速增长,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但技术创新能力和供给能力大幅度提升也是不争的事实。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19657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1992年至2018年年均增长20.0%,远超同时期按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速。研发经费投入强度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2.18%。按汇率折算,我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8)》显示,2018年我国综合创新能力国际排名第17位,是唯一进入前20位的发展中国家,比2000年上升了21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重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自主研制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5G必要标准专利数量全球第一,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芯片实现商业化应用,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相继实现突破。2018年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8.5%。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认识中国经济的现状,必须要有系统观;看待中国经济的优势,必须要有整体观。中国经济运行之所以能够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除了得益于生产要素供给的巨大改善,也得益于我们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制造能力、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发达的基础设施支撑,是超大规模优势和综合集成优势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今后,“稳”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特征,也是固有特质。“进”是中国经济超大规模优势和制度优势叠加的必然结果。

第一,要素提质增效有空间。从要素条件看,劳动、资本、技术未来发展仍然有大幅改善的潜力。我国人口素质仍将进一步提高,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预计到2020年有望达到11.2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有望达到20%。资本积累水平仍将保持世界前列,根据IMF的预测,到2024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仍将高达39.8%,远高于同期26.6%的世界平均储蓄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进步,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将进一步提高。从技术创新角度看,目前我国在一些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某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未来,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带来的发展红利和增长助推力是显而易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日新月异,随着“互联网+”深入开展,基于移动互联、物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将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提供有利契机。

第二,经济纵深发展有支撑。正在形成的强大国内市场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坚实支撑。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如此庞大的、正在进行需求升级的消费群体。我国拥有14亿消费人口,2017年中等收入群体已经超过4亿,世界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蕴含着巨大消费升级需求。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国土,差异化、多层次的四大区域板块组合,拓展了经济发展的巨大回旋空间,一旦统一大市场形成,所迸发出的经济活力将是无限的。

第三,制度红利发挥有潜力。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有自己独特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应对各类风险和挑战。当前,新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高质量发展正在引领行动,各地区各部门在中央统一决策部署下按照“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积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转变发展方式,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四,抵御风险冲击有耐力。判断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关键看产业“底盘”。产业链基本盘的稳定,即便是遭遇极限施压,我们也能够凭借完备的产业链和工业门类确保国内维持基本盘的稳定,为蓄势待发赢得时间和机会。产业链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配套,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需要资金量大,也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在短期内难以超越的。这些基础设施红利将会永续释放,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重要保障。

三、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些境外机构就宣扬“中国威胁论”,中国经济降速换挡,则被解读为“经济崩溃”。应对这种逻辑最好的方式就是集中精力办好我们自己的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用好我们的战略机遇期,牢牢把握经济发展主动权。

一是扎实做好自己的事,巩固发展基本盘。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要认真落实中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明确具体部署,促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实践中落地生根,顺势而为、主动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要注重各项政策的统筹协调,把握改革举措出台的时机时点,综合发挥好改革、创新、投资、产业、区域、财税、金融、人才等更方面政策作用,发挥好经济部门综合协调的作用,完善相关政策,强化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抢抓发展的新机遇,塑造发展新优势。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会,加快实施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以智能化引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加快实施人工智能重大科技项目,突破人工智能基础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以智能化推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

三是切实提升产业链水平,培育发展新生态。要巩固现有产业链体系,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吸引优质要素汇聚到实体经济中来。要着力提升工业基础能力,通过实施工业强基工程,集中突破一批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原材料和先进基础工艺,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的地位。要谋划新的支持方式,通过“揭榜挂帅”、签责任状等新机制优化支持方式,推动强强联合、协同攻关。要持续加大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投入力度,做好人力资源储备建设。要持续推进减税降费,落实好已岀台的増值税税率、社保费费率降低政策,探索进一步扩大增值税可抵扣范围和比重,进一步放宽制造业增值税留抵退税条件和优化退税流程。

四是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深化对外投资合作,促进贸易双向平衡;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对所有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我国对外贸易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造福人民,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执笔:魏琪嘉)

人民币汇率未来走势如何?

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之后,10月10日,央行决定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自10月12日起正式执行。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双跌破6.75关口。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今日继续大涨670点,报6.7126。中间价此番升值为2019年4月23日以来最高,同时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在整个三季度走出了十年来最强的单季走势。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快速升值之际,央行此次出手释放了哪些信号?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

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

10月10日晚间,央行发布公告称,“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远期售汇业务是银行对企业提供的一种汇率避险衍生产品。企业通过远期购汇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未来汇率风险,但由于企业并不立刻购汇,而银行相应需要在即期市场购入外汇,这会影响即期汇率,进而又会影响企业的远期购汇行为。这种顺周期行为易演变成“羊群效应”。

2015年“8.11”之后,为抑制外汇市场过度波动,央行将银行远期售汇业务纳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对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取外汇风险准备金,此后央行多次跟随市场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风险准备金率的具体水平。

央行曾解释称,要求金融机构按其远期售汇(含期权和掉期)签约额的20%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相当于让银行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亏损而计提风险准备。为满足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的要求,银行会调整资产负债管理,通过价格传导抑制企业远期售汇的顺周期行为。

一般而言,当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2017年9月,央行及时调整前期为抑制外汇市场顺周期波动出台的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将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0。2018年8月,央行又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

此次是两年多后,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再次恢复至0。

央行此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具有怎样的信号意义?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资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表示,“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是一种逆周期资本流动调节工具。央行感受到了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压力,并试图通过下调风险准备金率平衡外汇市场供求,稳定外汇市场价格。”

中间价上调或为补涨需求

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至零的首个交易日,在岸、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走低,双双跌破6.75关口。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以6.7268开盘后,跌穿6.73关口,16时30分收盘报6.7358,较上一交易日跌223个基点。而在进入夜盘交易时间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在岸市场进一步走低,跌穿6.75关口,最低报6.7552,较前一交易日贬值超过400个基点;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连跌破6.71、6.72、6.73、6.74和6.75关口,最低贬值至6.7556,较前一交易日6.6907的收盘价贬值超过600个基点。

市场方面普遍倾向于认为,短期看,央行下调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举措的情绪影响必然存在,人民币汇率短期或走弱,但当下人民币汇率本身仍以波动弹性为主。

不过,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大涨670点,创下2005年7月23日以来最大单日升幅。如何看待这种市场反应?

张斌表示,在岸和离岸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有很大差异,监管当局发挥的影响也很不同。总体来看,海外市场对基本面反映更敏感一些。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对此现象表示,“即使中间价于今日大幅跃升,从汇率的走势看还是相对平稳的,中间价今日一次性的变化,更多的是前期市场升值情绪的释放。”

在他看来,因为中间价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所以隔了周末之后,10月12日中间价在开盘后实现了一个补涨,基本符合假期后市场价格走势。一方面延续从5月底以来人民币走强趋势,另一方面反映的是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相对吸引力的动态变化。

经济基本面表现决定未来汇率走势

实际上,受美元走弱和国内经济复苏态势良好影响,今年5月底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在持续升值。6月初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涨幅已高达近6%。

此时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会否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节奏?

“会有些影响,但不会改变太多。”张斌对此表示,此次人民币升值主要是经济基本面推动,是在当前弹性汇率制度下的人民币升值。接下来人民币还会不会继续升值,主要也是看接下来经济基本面的表现。如果中国经济复苏的进程一直都不错,会支持人民币进一步走强。

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自身具有一个比较好的成长态势,国内和国际投资者的预期比较稳定,国内资金也更愿意留在国内,人民币对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人民币由此形成强势货币。反过来,如果预期趋弱,国内经济不好,企业找不到投资渠道,钱就更容易流出,人民币趋于弱势。

谈及人民币的升值空间,张斌分析指出,“这个要看接下来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走势对比,还要看市场情绪。”

他表示,有时候这两者很难完全分开,需要关注过度运用杠杆投机汇率变动收益的行为。如果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对资本流动的监管需要更细致,近期内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调子也不易放得太高。

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说,人民币升值会带来哪些层面的影响?

张斌分析认为,升值的影响很广泛,总体来看市场基本面主导的汇率调整对宏观经济发挥的是自动稳定器作用,有助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有助于协调各方面的利益。

防范单边升值预期的最好方式是浮动汇率

总的来看,此时将风险准备金率从20%降到0,体现出央行希望汇率保持在合理均衡的水平,而非形成明显的单边升值或贬值的市场预期。

有市场机构指出,如果外汇市场形成单边预期、人民币汇率出现超越美元指数的大幅升值,央行可能采用其他工具继续干预,例如调整逆周期因子、加强资本流动管理等。

但在张斌看来,防范外汇市场形成单边升值预期,最好的方式就是浮动汇率,因为汇率的弹性本身就会消除这些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预期。

“但是,有很多人担心人民币汇率会不会出现过度的升值,我认为,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中国经济对汇率变化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可以给汇率波动留下较大的单边升值或者贬值的空间。”张斌称,由此来看,央行还是应该尽可能的不要干预外汇市场。

此前张斌曾对此问题强调,“如果央行对人民币波动幅度容忍度太低,急于干预外汇市场,那就糟糕了。一旦干预,升值压力不能得到释放,可能就会像过去那样,形成单边人民币升值预期。这样,干预压力越来越大,央行越干预越被动,货币政策也被绑架,这方面我们过去有深刻训。”                          (作者:CF40)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印发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方案》提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制定该方案。

《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主要原则是,坚持立德树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持问题导向,从党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破立并举,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坚持中国特色,扎根中国、融通中外,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方案》确定的改革目标为:经过5至10年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水平明显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更加完善,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的评价制度更加健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办法更加多元,社会选人用人方式更加科学。到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

《方案》列出了五项重点任务:

一是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推进科学履行职责。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完善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

二是改革学校评价,推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完善幼儿园评价,改进中小学校评价,健全职业学校评价,改进高等学校评价。

三是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命。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突出教育教学实绩,强化一线学生工作,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

四是改革学生评价,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树立科学成才观念,完善德育评价,强化体育评价,改进美育评价,加强劳动教育评价,严格学业标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五是改革用人评价,共同营造教育发展良好环境。树立正确用人导向,促进人岗相适。

《方案》组织实施,一是要落实改革责任,二是要加强专业化建设,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履职尽责,带动全社会形成科学的选人用人理念。

证监会:积极稳妥将注册制改革落实到位

“在我国这样一个新兴市场实施注册制,不能过于理想化,也不能急于求成。我们将保持改革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充分估计并有效防范改革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积极稳妥地把注册制改革落实到位。”在10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作关于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有关工作情况的报告时表示。

易会满表示,近两年,证监会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推动形成了从科创板到创业板、再到全市场的“三步走”注册制改革布局。证监会从实际出发,探索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注册制框架,初步建立了“一个核心、两个环节、三项市场化安排”的注册制架构。

易会满表示,“一个核心”就是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要求发行人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需的信息,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两个环节”就是将审核注册分为交易所审核和证监会注册两个环节,各有侧重,相互衔接。“三项市场化安排”:一是设立多元包容的发行上市条件。二是建立市场化的新股发行承销机制。三是构建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审核注册机制。

易会满强调,注册制改革依旧面临三方面挑战:一是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二是有效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仍面临不少难题。三是市场环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易会满表示,证监会将深入总结试点经验,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全面推进注册制改革,着力提升资本市场功能,努力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主要有六方面:

一是不断完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试点安排。重点是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促进信息披露更加简明清晰、通俗易懂,进一步压实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责任,增强审核问询的专业性。优化发行审核与注册的衔接机制。促进科创板、创业板协调发展。

二是稳步推进主板(中小板)、新三板注册制改革。充分考虑主板(中小板)特点,设计好注册制实施方案。按照注册制的要求,改进新三板公开发行及转让制度。开展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公司向科创板、创业板转板上市试点。

三是系统推进基础制度改革,加快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体系。

四是加强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动员各方面力量,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五是加快证监会自身改革。证监会将摒弃行政审批思维,切实减少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微观管理,加强对重大问题的前瞻性研究和政策设计,加强对交易所和派出机构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加大监管资源整合力度,提高整体监管效能。同时,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权责清单制度,加强科技监管能力建设,培养“忠、专、实”的监管队伍。

六是建立健全严厉打击资本市场违法犯罪的制度机制。推动成立跨部委协调小组,加强行政执法、民事追偿和刑事惩戒之间的衔接和协同,形成打击合力。启动证券集体诉讼,抓好个案,发挥示范威慑作用。完善证券投资者赔偿机制。加强对典型案件的宣传,以案说法,向市场传递“零容忍”的信号,取信于市场。

李克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向纵深发展

10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发表重要讲话,并宣布活动周正式启动。

李克强说,今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云上”启动,大家在线上见面,但创业热情若在咫尺,创新活力触屏可及。双创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彰显了亿万人民勤劳实干、勇于创新的精神。

李克强指出,近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广泛开展双创,收到了显著成效。双创催生了量大面广的市场主体,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今年在疫情和世界经济衰退冲击下,我国经济能够稳住基本盘、较快实现恢复性增长,上亿市场主体的强大韧性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近几个月来,新增市场主体、初创企业大幅增长,有力支撑了就业,其中双创发挥了重要作用。双创培育了接续有力的新动能,中小微企业蓬勃发展,很多大企业通过双创汇聚各方资源加速升级。双创以鼎新推动革故,促进了“放管服”等改革,成为提升创新效率和能力的重要抓手。

李克强说,当前我国发展既面临复杂严峻的环境,又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要坚定发展信心,正视困难挑战,坚定不移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推动改革、扩大开放,增强发展动力,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一步巩固经济稳定恢复增长态势,实现全年正增长,还是要在保住上亿市场主体的基础上,让他们进一步活跃起来,这样增长才有支撑。这方面双创可以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要落实好规模性纾困政策,加大对广大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双创主体的帮扶。大企业要发挥优势,搭建更多双创平台,与中小微企业和创客融通创新,提高双创质量和效率。要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持续提高开放水平,对中外企业一视同仁,让中国始终成为全球创业创新的沃土。

李克强强调,创业创新是国家赢得未来的基础和关键。双创由“众”而积厚成势,因“创”而破茧成蝶。要尽心支持每一次创业,悉心呵护每一个创新,使更多创意在碰撞中结出成果、让更多创客靠奋斗人生出彩,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勇于创业、善于创新。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创新驱动,增强发展后劲,推动经济行稳致远。

两位创业创新代表发了言。李克强还通过视频巡视双创企业,对丰谷源公司创新农业发展模式助力精准脱贫、三个阿姨公司发展智慧家政带动十几万人就业、南科新材公司开发防护产品支持抗疫予以肯定,勉励他们创新产品和服务,满足市场需求,国家会进一步研究政策支持初创企业。

肖捷、万钢参加活动。何立峰主持启动仪式。

林毅夫:新发展格局是必然和共赢的战略选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大势和发展规律,科学分析我国发展面临机遇和挑战的新变化,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决策。

一、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的必然之选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短期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当今世界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冲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4月初的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13%到32%,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强,我国出口也将受到外部需求下降的影响,需要加快释放内需潜力、激发国内大循环活力。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长远来看,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2006年,我国出口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5.4%,2019年,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降至17.4%,与2006年相比减少一半,这一年我国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的。

出现这种变化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发展规律和国际经验看,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大,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越大,国内消化产出产品的能力越强,国内生产总值越多地依靠国内循环。2006年,我国人均GDP为2099美元,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5.3%,到2019年,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提升到10098美元,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16.4%。随着我国成为越来越大的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随之降低。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由2006年的41.8%提高到2019年的53.9%。受这两方面因素影响,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

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2019年,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国内资本形成的贡献率则达31.2%,两项加起来为89%,尤其消费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随着我国发展,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所带来的经济体量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服务业比重的增加,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经济发展决定于国内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可见,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当前阶段的体现,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论断,是必然的战略抉择。

同时,新发展格局也是共赢的战略抉择,它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国际贸易有利于各国利用自身比较优势进行互补,让交易双方均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想要的商品和技术,以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全球化趋势亦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新发展格局一定是内外循环双轮驱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势互补。2008年以来,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长来自中国,中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市场扩张动力来源。新发展格局将使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市场引力场,并将中国发展红利与世界共享,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二、深化改革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战略方向,利用好我国的发展潜力和空间,扭住提高收入、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在生产层面,要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强化产业链供应链既要注重以改革促创新,也要打开大门搞创新,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配置资源、共享资源。要让产业形成足够竞争力,需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区等足够大的区域内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打造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带动技术水平跃升。分配层面应在一次分配中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次分配中更注重公平,要继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各地充分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同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以提高二次分配的能力,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在流通上,要进一步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费用、提高流通效率,让生产要素在区域和城乡之间高效流通、合理配置。消费层面则需要继续不断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增强居民消费的能力和信心。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深化改革,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好因势利导的作用,更好地释放增长潜力,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技术不断创新,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让经济不断良性循环。

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面临新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前,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发展迅速,但要素市场发展仍存在堵点,应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具体而言,在资本要素的金融市场,要通过结构改革补中小金融短板,让农户、中小微企业等市场主体得到更多金融支持;在人才市场,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和让房子回归居住功能等举措疏通人才跨区域流动的障碍;在土地市场,要深化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制度改革。

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家奋发有为,有效市场能提高企业家的创业热情和积极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必然有些只靠企业家自身难以解决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政府不能缺位,要理顺“两只手”的关系——市场有效要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应以市场有效为依归,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营造长期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使经济发展的动力充分涌流,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

要情文摘

农村能源消费将进一步提高电力比重

近日,国新办就能源行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国家能源局局长章建华表示,清洁化和智能化是未来农村能源变革的一个方向,在农村的能源消费中要进一步提高电力的比重,减少散煤的燃烧,推广清洁取暖。

【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农村能源作为支撑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一直备受国家高度重视。农村能源是指农村地区能源的供应和消费,不仅影响农业生产水平,而且也在无形中影响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指出需要构建农村现代能源体系,优化能源供给结构,进一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广泛使用传统的化石、煤炭等“高碳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是有限的、不能可持续使用,而且在使用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环境,带来全球变暖等一系列问题。在能源形势紧张、低碳经济盛行的背景下,大力开发农村可再生资源已势在必行,能源结构亟待优化,以保障农村地区能源的可持续使用,增加优质能源的供应,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对策】按照中央的部署,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将是下一步的重点,章建华介绍,初步考虑有三个方面:

一是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能源局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抓光伏扶贫,光伏扶贫除了抓好建设以外,还要抓运维工作,确保能够有长期稳定的收益。同时,我们要继续抓好农村电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一个高质量的供电质量和服务水平。我们现在已经解决了无电人口的问题,用上电以后又通上动力电,随着农村发展,以后可能大的用电设施又不行了,所以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供电质量。另外,我们要支持中西部地区,要开发它的能源资源,因为我们大部分的资源现在还是在中西部,包括水电、煤电、油气都在西部,所以要优先开发,这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也提供动能。

二是要优化农村能源供应结构。要重点就地发展一些清洁能源,主要是风电、太阳能、地热、生物质,在满足生产生活清洁化需求的时候,助力建设美丽乡村,保护好青山绿水。

三是推进农村能源变革。清洁化和智能化是未来农村能源变革的一个方向,在农村的能源消费中要进一步提高电力的比重,减少散煤的燃烧,推广清洁取暖,实现农村废弃物能源化的利用,比如沼气。同时,要结合智慧能源技术的发展,国家能源局准备支持一批整县域农村能源革命的示范工程,先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然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我国拟扩延长江口禁捕范围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部关于扩延长江口禁捕范围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稿》),拟决定扩延长江口禁捕范围,强化长江禁捕管理,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问题】从今年1月1日开始,长达10年的长江“禁渔令”开始实施。然而,长江偷捕鱼类现象并未禁绝,特别是“江鲜”仍在暗中交易,有的一公斤能卖6000元左右。暴利驱使下,对长江鱼类的捕捞、运输、销售,已经形成完整的黑色地下产业链。破解问题的关键还是在需求端。偷捕的人是流动的,甚至不少人会选择夜间作案,但是吃鱼的人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卖鱼的餐馆也是固定的,监管力量似乎并未有效覆盖非法交易发生的场所。“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只有打掉吃“江鲜”的全链条,才能扭转长江偷捕鱼屡禁不绝的局面。

一线执法队伍人手与装备不足也是问题,长江江苏段400多公里,有渔业执法资格证的只有200多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约100人。视频监控、无人机等新技术手段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人员不足的问题,但人力和财力都是有上限的,不可能无止境增加。渔民上岸后的转型问题也要妥善解决,长江沿岸地区在退捕工作中存在财政缺口,对渔民的补偿、培训力度欠缺,使一些上岸渔民有返贫的风险,现实面前部分渔民选择转入非法捕捞。长江禁渔是一项系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系统化执行。捕捞、运输、销售、餐饮,以及渔民转岗就业,每个环节都要跟得上、做到位。

【对策】农业农村部指出,《意见稿》旨在巩固和扩大长江禁捕退捕成效,加强长江口水域禁捕管理,清理整治非法捕捞行为,更好地养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保护长江水域生态环境。《意见稿》主要涉及四方面:

一是禁渔区。长江口禁捕范围确定为东经122°15′、北纬31°41′36″、北纬30°54′形成的框型区线,向西以水陆交界线为界。

二是禁渔期。长江口禁捕范围内水生生物保护区水域,实行永久性全面禁捕;水生生物保护区以外水域,2021年1月1日0时起实行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相同的禁捕管理措施。

三是禁止类型。《意见稿》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关于禁渔区和禁渔期的规定,长江口禁捕范围内水域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的生产性捕捞,并停止发放刀鲚(长江刀鱼)、凤鲚(凤尾鱼)、中华绒螯蟹(河蟹)和鳗苗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在上述禁渔区内因科研、监测、育种等特殊需要采捕的,须经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专项特许。在上述禁渔区外临近海域,有关省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资源状况和管理需要,适时调整压减针对上述资源的生产性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发放规模,加强其他海洋渔业资源捕捞生产规范管理,清理取缔各类非法捕捞行为,避免对长江禁捕管理和保护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四是执法监督。《意见稿》要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有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渔政执法机构,应当在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加强与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强化渔政执法队伍和能力建设,开展禁渔宣传教育引导,严格禁渔执法监管,确保长江口禁渔区管理制度顺利实施。

集成电路产业亟需加强规划布局

针对目前部分地方盲目上马集成电路项目的现象,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顶层设计,努力维持产业发展秩序。

政策背景:集成电路产业,是国民经济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中央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势头向好,技术水平大幅提升,企业加速成长壮大。2019年,我国集成电路销售收入达到7562亿元,同比增长15.8%,成为全球集成电路发展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集成电路领域虽发展势头良好,但仍存在较多问题。整体看,集成电路整体资本支出偏低,资金偏向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仍需持续投入。虽然各地基金投资积极性高涨,但是部分基金和资本更关注土地、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新技术研发仍有大量资金缺口。截至2018年底,我国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共有1700家企业,故设计行业发展活跃,增速较快,但总体技术水平还处于中低端水平,成规模、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仅有10余家,且仅细分领域有技术亮点。国内投资集成电路的热情不断高涨,没经验、没技术、没人才的“三无企业”投身集成电路产业,部分地方盲目上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厂房空置、造成资源浪费。

政策内容:针对当前行业乱象,孟玮表示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一是加强规划布局。按照“主体集中、区域集聚”的发展原则,加强对集成电路重大项目建设的服务和指导,有序引导和规范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秩序,做好规划布局。引导行业加强自律,避免恶性竞争。二是完善政策体系。加快落实国发〔2020〕8号文,也就是关于新时期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抓紧出台配套措施,进一步优化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质量,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三是建立防范机制。建立“早梳理、早发现、早反馈、早处置”的长效工作机制,强化风险提示,加强与银行机构、投资基金等方面的沟通协调,降低集成电路重大项目投资风险。四是压实各方责任。坚持企业和金融机构自主决策、自担责任,提高产业集中度。引导地方加强对重大项目建设的风险认识,按照“谁支持、谁负责”原则,对造成重大损失或引发重大风险的,予以通报问责。

政策点评:目前,我国在集成电路领域,受制于人的情况严重——2018年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为860.15亿美元,进口金额为3166.81亿美元,贸易逆差同比增长11.21%。2015年起集成电路的进口金额连续4年超过原油,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商品。现阶段,国家对芯片国产化的推行势在必行,一方面,我国军事设备所用芯片国产率仍较为低下,大量采购国外芯片,对我国军事安全造成威胁。另一方面,大量进口造成成本居高不下,以小米手机为例,其芯片成本占据整个手机成本30%-40%左右,与此同时芯片向国外品牌采购,如此大额的成本不由己控,严重压缩了产业利润。整体看,集成电路产业存在整体资本支出偏低的问题,且投资偏向于扩产能支出,而非技术提升支出,进一步造成了设计领域以及制造领域技术亮点少,制造工艺落后等问题。另一方面,在制造领域,原材料以及生产设备的垄断性,也进一步增加了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产业弊端依旧存在,发展任重道远。

政策建议:集成电路是国家推进信息化的基础产业,要大力推进供应链的本土化,提高产业链安全水平,形成门类齐全、产能优异、全链安全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格局,强化关键环节、领域、产品的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形成基于创新链共享、供应链协同、数据链联动、产业链协作的融通发展模式,在工业互联网架构下,将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集成电路产业深度融合。要建立市场导向的企业家、科学家联合研发、共同转化的合作机制,探索大型企业面向中小型企业的资源开放、能力共享的协同机制,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以及承担与国际接轨的大科学项目和国家重大科研项目。要提倡多方通过土地、设备、资金等参与投资,并用于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和运营,政府财政资金主要用于设立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的专项基金,引入VC、PE等社会资本。建立起合理收益共享机制,促成相关方面形成利益共享,合作共赢的产业共同体。

新增乱占耕地建房无论面积大小都须严查

近日,自然资源部召开农村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通报新闻发布会,通报35个乱占耕地建房典型案例。自然资源部执法局局长崔瑛表示,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对新增乱占耕地建房的行为,不论面积多大或者多小,都必须依法制止,严肃查处,坚决止住新增。

政策背景: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由来已久,数量大,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情况十分复杂。一些地方农村未经批准违法乱占耕地建房问题突出且呈蔓延势头,尤其是强占多占、非法出售等恶意占地建房(包括住宅类、管理类、工商业类等各种房屋)行为,触碰了耕地保护红线,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当前存在计划指标需求不平衡、指标使用要求不够明确、指标有挪用等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今年7月3日,国务院召开的电视电话会议指出,对历史存量违法问题,要抓紧摸清情况、查清底数,科学制定方案,从实际出发,分步整治、分类处置。要突出工作重点,着力整治恶意占地建房行为,要完善政策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合理的建房需求,保护农民切身利益。

政策内容:针对当前存在问题,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一是以县域为单位,提出用地需求,增强计划的合理性。二是对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实行年度计划指标单列安排,由县级专项管理,防止截留、挤占和挪用。当年保障不足的,下一年度优先保障,强化计划的保障性。三是合理用地、实报实销,防止宅基地批而不建、闲置浪费,突出计划的实效性。四是简化审批材料和审批程序,下放审批权限,提高审批效率。五是规划要预留农村村民建住房的空间,要统一落实耕地占补平衡,但不得收取耕地开垦费。在保障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需求时,还要注重引导村民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建设住宅,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同时要注意分户的合理性。总之,一方面既要依法保障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需要,另一方面,也要严格保护耕地,防止耕地“非农化”,两者不可偏废。

政策点评:典型案例涉及占用的耕地面积都很小,主要是要体现对新增乱占耕地建房“零容忍”的态度。“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可能有一些人会认为,占用一点点耕地建房没那么严重的后果,大家都这么想,你占一点,我占一点,他占一点,大家可以想像,大家都占一点,合起来,恐怕这么多一点加起来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必然会对国家的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保障措施:各地要深刻认识耕地保护的极端重要性,向社会广泛公告、宣传“八不准”相关规定。地方各级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在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完善土地执法监管体制制,加强与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协作配合,采取多种措施合力强化日常监管,务必坚决遏制新增农村乱占耕地建房行为。对出现的新增违法违规行为,各地要以“零容忍”的态度依法严肃处理,该拆除的要拆除,该没收的要没收,该复耕的要限期恢复耕种条件,该追究责任的要追究责任,做到“早发现、早制止、严查处”,严肃追究监管不力、失职渎职、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

两部门:试点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

近日,财政部和住建部联合发布《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提出在南京市等六个城市进行试点,并鼓励其他地区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

《通知》明确,在政府采购工程中推广可循环可利用建材、高强度高耐久建材、绿色部品部件、绿色装饰装修材料、节水节能建材等绿色建材产品,积极应用装配式、智能化等新型建筑工业化建造方式,鼓励建成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到2022年,基本形成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政策措施体系和工作机制逐步完善,政府采购工程建筑品质得到提升,绿色消费和绿色发展的理念进一步增强。

《通知》明确试点对象、内容和时间。试点城市为南京市、杭州市、绍兴市、湖州市、青岛市、佛山市。鼓励其他地区按照本通知要求,积极推广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试点项目包括医院、学校、办公楼、综合体、展览馆、会展中心、体育馆、保障性住房等新建政府采购工程。鼓励试点地区将使用财政性资金实施的其他新建工程项目纳入试点范围。时间为2年,相关工程项目原则上应于2022年12月底前竣工。对于较大规模的工程项目,可适当延长试点时间。

《通知》要求,一是形成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财政部、住建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建材产品在政府采购工程中的应用情况、市场供给情况和相关产业升级发展方向等,结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绿色建材产品标准,制定发布《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基本要求》(试行,以下简称《基本要求》)。财政部、住建部将根据试点推进情况,动态更新《基本要求》,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网站、住建部网站和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试点地区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对《基本要求》中的相关设计要求、建材种类和具体指标进行微调。试点地区要通过试点,在《基本要求》的基础上,细化和完善绿色建筑政府采购相关设计规范、施工规范和产品标准,形成客观、量化、可验证,适应本地区实际和不同建筑类型的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报财政部、住建部。

二是加强工程设计管理。采购人应当要求设计单位根据《基本要求》编制设计文件,严格审查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审查设计文件中执行《基本要求》的情况。试点地区住建部门要加强政府采购工程中落实《基本要求》情况的事中事后监管。同时,要积极推动工程造价改革,完善工程概预算编制办法,充分发挥市场定价作用,将政府采购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增量成本纳入工程造价。

三是落实绿色建材采购要求。采购人要在编制采购文件和拟定合同文本时将满足《基本要求》的有关规定作为实质性条件,直接采购或要求承包单位使用符合规定的绿色建材产品。绿色建材供应商在供货时应当提供包含相关指标的第三方检测或认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认证证书等证明性文件。对于尚未纳入《基本要求》的建材产品,鼓励采购人采购获得绿色建材评价标识、认证或者获得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的绿色建材产品。

四是探索开展绿色建材批量集中采购。试点地区财政部门可以选择部分通用类绿色建材探索实施批量集中采购。由政府集中采购机构或部门集中采购机构定期归集采购人绿色建材采购计划,开展集中带量采购。鼓励通过电子化政府采购平台采购绿色建材,强化采购全流程监管。

五是严格工程施工和验收管理。试点地区要积极探索创新施工现场监管模式,督促施工单位使用符合要求的绿色建材产品,严格按照《基本要求》的规定和工程建设相关标准施工。工程竣工后,采购人要按照合同约定开展履约验收。

六是加强对绿色采购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试点地区财政部门要会同住建部门通过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手段密切跟踪试点情况,加强有关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和供应商在采购活动中的违法违规行为,依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有关规定处理。

内部报告

内需倍增的制度性动力

当前全球大变局为百年未有之量级,其影响不局限于对经济周期的短期扰动,更将体现于对经济结构的深刻颠覆。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扩大内需、畅通“内循环”,不仅需要逆周期的总量性需求管理,更加需要跨周期的结构性改革攻坚。从政策趋势来看,针对内需增长的难点和堵点,三方面的关键性制度改革有望加速落地。一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多维提升和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二是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升级,降低全球变局下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三是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减弱房地产的“挤出效应”,强化其“挤入效应”。

基于此,虽然国内疫情基本平息之后,中国消费需求的回暖略显滞后,但是展望未来,在制度改革的长效支持之下,中国消费引擎的长期动力与持久韧性值得期待。

动力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根据我们此前研究,在保守估算下,2019-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规模倍增。具体到这一目标的实现路径上,从经济规律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再优化有望促进内需潜力的兑现,并赋能于消费升级的两大脉络。

其一,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演进。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因此在提高这一群体收入水平的过程中,每单位的国民收入增长将生成更多的消费内需,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必选消费的升级,在形式上体现为消费升级在人群范围上的扩张。

其二,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更加稳定的消费能力、多元的消费需求和支付更高品质溢价的意愿,其消费需求的成长在内容上主要驱动可选消费的升级,在形式上体现为消费升级在细分市场上的深化。

从当前国情来看,收入分配的两大现实特征部分阻滞了上述效应。其一,在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中,财产净收入增速大幅快于工资性收入,不利于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演进。

其二,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虽然历经了近年的持续反弹,但是居民收入占比依然明显低于上世纪90年代水平,企业、政府收入占比过高,减缓了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壮大。因此,未来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制度,针对性地打破上述阻碍,已成为强化消费内需的必要之举。

展望未来,中国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善预计将迎来重大的历史机遇。从学术研究来看,中国居民收入差异与经济发展呈现“倒U形曲线”,并且已经迈过最高点,进入长期下行通道。由此,通过政策工具加速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窗口期已经打开。从政策路径来看,随着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基本完成,具体措施有望提速落地。

基于此,未来收入分配结构有望实现三方面优化,进一步释放消费升级的长期潜力。其一,在初次分配环节中,通过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的分配比重,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壮大。其二,在再次分配环节中,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工具的调节功能,降低工薪阶层税费负担,持续收窄收入差距,加快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演进。其三,在第三次分配环节,发挥慈善公益事业的救济功能,进一步托底弱势群体的基本消费能力。

动力二: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升级

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储蓄率长期保持较高水平,并且在2016年至今中断了下行趋势,因此减缓了居民收入向消费的转化。2018年,中国储蓄占GN(国民总收入)的比重高达约45%,较全球均值和中等收入经济体均值分别高出约18和10个百分点。展望未来,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三种“焦虑症”或将强化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加剧上述的转化难度。

其一,生存型焦虑。当居民对未来长期收入感到担忧时,将为保障自身基本生活而提前储蓄。在全球疫情时代,随着公共卫生风险、经济金融风险、地缘政治风险、环境气候风险相互激化交叠,这一忧虑得到普遍加强。2020年上半年中国基本控制疫情之后,所谓的“报复性储蓄”比“报复性消费”更早到来,便是这一作用的体现。

其二,发展型焦虑。当前,中国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升,叠加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正在驱动居民需求重心向教育、医疗、养老等发展型服务消费加速延伸,但是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依然不充分、不均衡,因此居民被迫加大储蓄力度以满足未来购买服务所需。

其三,数字型焦虑。以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压力测试”,不难发现,虽然中国经济社会已经快步走在数字化升级的新赛道上,但是弱势群体和偏远地区依然缺少对接数字经济所需的设备、技能和渠道,他们在数字时代将遭遇更多的生活不便和交易成本,不得不通过节约消费、增加储蓄加以应对。

针对上述“焦虑症”,进一步升级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体系,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将是系统性提升居民消费意愿的核心举措之一。根据十九大至今的政策趋势,我们认为,当前至2035年三个方面有望成为本轮升级的重点。

其一,打破结构性差异。在稳步加大总量性投入的同时,通过全面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缩小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区域和人群之间的落差,使其成为区域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助推器。

其二,加速融入数字时代。将数字服务的可得性纳入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范畴,一方面助力弱势群体跨越“数字鸿沟”,享受时代红利;另一方面在弱势群体接入数字化基层治理网络后,其他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措施的精准施策能力也将得到大幅提高。

其三,用好金融体系助力。从《银行保险机构应对突发事件金融服务管理办法》等新措施来看,基于本次“战疫”经验,中国金融体系正在升级在突发风险下保障基本金融服务、缓解企业和居民流动性压力、加速实体经济修复的能力,这将与社保体系构成对民生就业的经济金融双保险,降低在全球乱局下居民强化预防性储蓄的必要性。

动力三: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

对于居民消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挥着双面性的作用。一是“挤入效应”,即购房引致的家电、装修、汽车等相关消费需求,以及房产升值带动的居民财富增长,将增加居民消费。二是“挤出效应”,即购房压力迫使居民节省开销、增加储蓄,从而抑制居民消费。

展望未来,新型城镇化呈现广阔的发展空间,由此驱动的房地产市场更加需要平衡自身增长与外部效应,如何增强“挤入效应”、削弱“挤出效应”将成为核心问题。基于现实国情与学术研究,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把握好三大要素。

一是“属性”,房地产兼具居住和投资两大属性,其中投资属性越强,则对消费的“挤出作用”越强。

二是“预期”,居民对房地产价格的长远预期深刻影响了居民对当期消费的选择,若房地产价格预期稳定,则将以“挤入效应”为主,若房地产价格失稳(大涨或大跌)并打乱居民预期,则将以“挤出效应”为主。

三是“比例”,较之于金融资产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房地产对家庭预防性储蓄的缓解作用更弱,因此如果房地产占家庭资产的比重过高,挤占了金融资产等其他资产的份额,则将相对地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

基于此,如果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能够对房地产的属性、预期、比例这三大要素进行精准调控,使其回归并长期稳定于合意水平,则将化消费阻力为消费动力。由此结合当前的政策思路,未来三方面的综合改革措施值得期待。

其一,从“属性”着手,当前至2035年,“房住不炒”的政策立场预计将得到长期坚持,持续淡化房地产的投资属性、强调居住属性。此外,为了避免“复燃”楼市投资属性,房地产市场料将不再作为宏观逆周期调控的抓手。新型城镇化所形成的真实居住需求将成为未来房地产市场增长的主动力。

其二,从“预期”着手,一方面以“一城一策”强化房地产市场监管的灵活性、针对性,在高房价地区加大刚需型商品房供应,在高空置率地区平稳去库存,从而实现地价、房价和预期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强化货币政策的精准性和金融监管的穿透性,切断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市的渠道,抑制房市过热的金融诱因。

其三,从“比例”着手,积极发展公共租赁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多种住房供应形式,降低居民财富向房地产配置的必要性,同时稳步推进资本市场发展,合力引导居民财富重心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由此,居民财富将从静态的水泥砖瓦中解放出来,借由金融市场加速推动“供给侧产业升级+需求侧消费升级”的动态内循环。

(本文作者:程实,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

政策借鉴

浙江龙港:首个“镇改市”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作为全国首个“镇改市”,浙江省龙港市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各项事业呈现出崭新气象。

龙港市深耕新型城镇化改革试验田,推进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和基层治理模式改革。全域规划未来社区、创建未来城市,积极推动宅基地(农房)市域流转改革试点;集中谋划公共服务中心、龙湖公园、新人民医院等龙港设市十大标志性项目;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推行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

作为新型城镇化改革试验田的浙江省龙港市,积极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系统推进政府“大部门制”改革和基层治理模式改革,各项事业呈现出崭新气象。

2019年9月25日,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正式挂牌撤镇设市。龙港市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不设乡镇和街道的新型县级市。

“镇改市”取得阶段性成效

龙港因改革而生、靠改革而兴。1983年10月龙港建镇,2014年龙港被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第一批综合试点。2019年9月25日,龙港正式撤镇设市,成为全国第一个“镇改市”,实现了从小渔村到农民城、从农民城到产业城、从产业城到撤镇设市的历史性跨越。

一年来,龙港市顺利起步,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今年上半年,龙港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8.1亿元,同比增长1.9%;财政总收入14.4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5亿元;29项可比主要经济指标中增速超过温州市平均水平的有15项,其中规上工业增加值、规上工业利润总额等6项增速指标排名温州首位;完成73个行政村改社区工作,实现了全域城市化、农村社区化、就地市民化;在全国率先实现全域5G网络全覆盖,城市大脑一期项目投入运行。

从“镇”到“市”,急需补齐民生服务短板。据介绍,龙港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从民生最薄弱的短板补,从城市最基础的环境抓:全面推进新老城连接线、下涝未来社区等重点项目拆迁清零,全域规划未来社区、创建未来城市,积极推动宅基地(农房)市域流转改革试点;集中谋划了公共服务中心、龙湖公园、新人民医院等龙港设市十大标志性项目,全力推进社会力量办社会事业改革;以“没有本地人外地人,来了都是龙港人”为导向,全面放开落户限制,推行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均等化。

小空间里集聚大能量。龙港坚持传统产业重塑和新兴产业培育并举,实施制造业“三百三新”计划和民营企业“龙腾计划”,打造印刷包装、新型材料、绿色纺织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着力培育新能源装备、医药卫生材料、通用机械三大重点新兴产业,推进医疗卫生材料产业园、印刷材料交易市场、现代物流园区、总部经济园等“强链补链”项目,加快形成具有龙港优势的产业集群。

下一步龙港将锚定“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示范区”这一目标定位,坚持整体智治、数字赋能、改革破题、创新引领,加大探索力度,加快改革落地,努力形成更多引领性、示范性的改革成果,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龙港经验”,交出行政体制改革和高效能治理的“龙港方案”。

重点领域改革有序推进

紧扣“大部制、扁平化、低成本、高效率”的改革要求,龙港着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形成了具有“窗口”标准、富有龙港特色的“十个一”制度成果。

如何破解“人少事多”困境,打造“小政府、大服务”高效运转模式?龙港积极探索了“一枚印章管审批”“一支队伍管执法”“一张清单转职能”等改革。

“一枚印章管审批”。龙港开展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权改革,集中梳理许可事项1129项,增挂行政审批局,努力实现全省首个全领域“一枚印章管审批”。比如,在企业审批上,一般企业投资项目审批最多40天、投资低风险小项目审批最多16天,比原来再减少一半时间,逐步构建事项最少、流程最佳、效率最高、服务最优的新型县域政务服务模式。

“一支队伍管执法”。龙港开展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省级试点,全面梳理集中执法事项,将全市9个政府部门涉及自然资源、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26个领域的执法事项统一划转,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集中行使,率先在县级层面构建跨领域、跨部门执法事项最集中的执法管理体系。有序推进执法监管一体化改革,全面提升事中事后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化水平。

“一张清单转职能”。龙港按照“政府可转移、社会力量可承接”的原则,建立政府职能转移和购买服务清单,将政府职能转移给行业协会、社团组织等社会力量,实现可转尽转,加速政府转型、瘦身、提效,打造县域“多元共治”的龙港模式。目前,龙港已梳理职能转移事项154项,首批27项成熟事项已集中签约交办。

在龙港市下垟郑社区服务中心可以看到,这里设有创意工作坊、亲子儿童中心、健身房等多个活动空间,社区居民正在参与制作月饼、漆画等活动,几位老人在长者服务中心下棋、练习书法,其乐融融。

基层治理综合改革是龙港改革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据了解,龙港将全市划分为32个大网格、103个全科网格,按照“一格多元、一员多岗”的管理要求,整编部门下沉力量与社区所有人员入格,形成就近及时响应的网格运行机制,实现90%以上事项在网格一线解决,全市矛盾纠纷化解、消防安全管控、违章违建治理等有了新的明显成效。

龙港以基层治理扁平化、社区化、网格化、信息化“四化”集成改革为路径,坚持在机构层级上做减法、在社会服务上做加法,进一步做强社区、做实网格、做好服务,不断完善“市管社区、分片服务、智能高效”的基层治理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