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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21期
来源: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11-17 10:50

经济分析

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国务院:确定加强财政民生支出保障的措施

央行:四方面深化金融业开放

刘元春:中国面临五大挑战 要保持战略定力

黄奇帆:要素市场也要防高杠杆、防无照经营

要情文摘

中央将强化财政民生支出保障措施

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将加速

扩内需促消费需多方发力

“证照分离”改革有新招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明确

内部报告

雷达:“双循环”新格局的核心是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对外开放的深化

面向2035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宣示中国将秉持开放、合作、团结、共赢的信念,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将更有效率地实现内外市场联通、要素资源共享,让中国市场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正能量,并宣布建设开放新高地、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等四个方面的扩大开放举措。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鲜明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的开放自信,充分彰显了以实际行动推进共同开放的大国担当,引发国际社会热烈反响。

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今天的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广阔的内需市场将继续激发源源不断的创新潜能。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努力,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对外贸易稳步增长,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中国扩大开放的步伐仍在加快。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始终是全球共同开放的重要推动者,始终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源,始终是各国拓展商机的活力大市场,始终是全球治理改革的积极贡献者。

“十四五”时期中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中国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也不会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发展开辟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增添动力。这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既从世界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发展更好惠及世界。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宣布了扩大开放的务实举措。中国将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引领作用,在数字经济、互联网等领域持续扩大开放,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将继续通过进博会等开放平台支持各国企业拓展中国商机,挖掘外贸增长潜力,为推动国际贸易增长、世界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将继续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以优质服务营造更好环境;愿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将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积极参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机制合作,将同相关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稳步推进这些举措落地见效,必将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增长机遇,更好实现共同发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动,带来更加进步和繁荣的中国和世界。面向未来,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前行、共克时艰,一起播撒合作的种子,共同收获发展的果实,让各国人民更加幸福,让世界更加美好!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国务院:确定加强财政民生支出保障的措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强财政民生支出保障的措施,增强惠民政策获得感和可持续性;部署结合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其他疾病预防,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疫情对低收入群众包括农民工、贫困户、灵活就业人员等的就业、收入、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大幅压减政府支出,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前三季度养老金和离退休金人均同比增长8.7%,社会救济和补助人均增长12.9%,在疫情冲击的特殊困难情况下,保住了基本民生,稳定了民心。下一步,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一是在预算安排上优先保障民生支出,对国家出台的统一民生政策做到应保尽保。落实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求,对教育、养老、医疗、低保和住房保障等民生事项,按支出责任予以足额保障。二是完善民生领域制度。建立民生资金直达的长效机制,确保资金精准直达受益对象。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基础上,结合实际探索建立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度,先行在教育、医保领域试点并逐步扩大范围。三是增强惠民政策获得感和可持续性。既要主动作为,加快补民生短板,又要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防止脱离实际、寅吃卯粮。严禁实施超出规划和财力的项目。四是加大监督力度,对民生政策落实不到位或不可持续的,要督促及时纠正。对截留挪用、套取民生资金的要严肃查处问责。五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将节省下来的资金重点用于民生特别是解决民生难事、加大困难群众兜底保障。

会议指出,爱国卫生运动对促进和保护人民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必须常抓不懈。冬季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时点,有关部门要推动做好相关工作,当前要把爱国卫生运动与冬季疫情防控、流感等其他流行病防治结合起来。一要做好冬季常态化疫情防控。保持勤洗手、室内通风、分餐公筷等好做法,根据防控需要落实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等要求。总结防控经验,科学研判疫情形势,完善防控聚集性疫情的应急预案,加强防疫物资保障,合理调配流调、检测、救治等防控力量,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同时,做好流感等多病共防。二要全面推进城乡环境卫生综合整治。聚焦农贸市场、小餐饮店、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场所和薄弱环节,持续抓好环境卫生管理,消除致病生物孳生环境。三要加强公共卫生设施和垃圾、污水等处理设施建设,严厉打击乱排污。完善医疗废物和污水处理。四要引导公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倡戒烟限酒、适量运动、合理膳食,开展健康知识科普,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高公众健康素养和全民健康水平,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央行:四方面深化金融业开放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第三届进博会举行的金融合作论坛上表示,扩大开放是中国经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开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实现高水平开放、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作出重要的努力。新形势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加快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而深化金融业开放要从四方面入手。

在谈到金融开放的成果时,陈雨露讲到,一方面,过去两年中国集中宣布了50余条金融业开放措施。取消了银行、证券、基金、人身险等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更多的外资机构正在有序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呈现百花齐放的新格局。今年前9个月,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超过7000亿元。近期,富时罗素宣布拟将中国国债纳入其世界国债指数,显示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人民币正在成为更好的国际储备货币。目前,人民币已是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和官方外汇储备货币,全球70多家央行将人民币纳入官方储备。截至6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的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超过7万亿元。随着中国金融服务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未来人民币将更好地为国际贸易和投融资合作服务。

陈雨露指出,新形势下,深化金融业开放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继续对标国际高水平,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市场化意味着金融业开放要顺应市场需求,尊重市场规律,营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竞争环境。法治化意味着要加强顶层设计,全面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并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国际化意味着开放程度和模式要向国际高水平看齐,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制度建设与国际惯例接轨。他强调,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更加注重金融风险防控,尽快补齐监管制度短板,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使监管能力和开放水平相适应。

二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人民币国际化一直是市场驱动、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陈雨露指出,新形势下,人民币国际化要进一步坚持市场主导,逐步解除政策限制、顺其自然。金融管理部门将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不断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措施,完善人民币跨境结算的基础设施,更好发挥货币互换的作用,加快境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人民币自2016年加入SDR货币篮子以来,已被正式赋予全球公共物品属性。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将增加储备货币这一全球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平衡和稳定。

三是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优化和稳定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陈雨露表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金融业开放不仅有利于自身竞争力和效率的提升,也有利于服务实体经济效能的提升。当前,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经济全球化面临挑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临深刻调整。金融业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紧贴企业生产经营需求,支持经济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助力世界经济尽快复苏。

四是继续加强“一带一路”沿线投融资合作。陈雨露指出,“我们将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坚持‘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完善开放、市场导向的投融资体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我们将发挥金融业开放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作用,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通过推动本币债券市场的发展,动员更多长期资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促进本币的使用降低汇率风险和期限错配,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融通支持。”

刘元春:中国面临五大挑战 要保持战略定力

“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主要挑战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个挑战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常态化地保持高质量的增长,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中美之间的博弈。如何克服目前这种不对称博弈所带来的冲击、如何能够全面突破来自美国的封锁和战略遏制,这在未来五年是一个核心关键点。在这个关键点上,第一是创新方面要有实质性突破,特别是要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全面突破。第二,要通过高水平开放来打造新的竞争平台,形成新的竞争力。

第三个挑战是我们在关键领域的一些改革,必须要全面实施、保证落地,真正激发各阶层微观主体的积极性,这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

第四个挑战是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还比较滞后,不平衡、不发达的问题在一些民生领域反映比较突出,安全网还不够牢靠。

第五个挑战就是分配攻坚战。要真正改善目前在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两极化现象,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和区域收入分配差距,使中等收入阶层能够明显扩大,从而激发潜在的消费能力。

“十四五”期间有哪些“难啃的骨头”不能再拖了?

刘元春:在这次公报里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被放在了最核心的位置。总书记在2013年时就曾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关键在于政府的改革,也就是说,必须要通过构建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数字政府,让政府的定位和管理职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第二个核心点是要素市场改革。其实,近几年的改革计划,尤其是今年4月份出台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都已经将要素市场改革作为重中之重,因为我们的产品市场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但是要素市场改革还没有完全破题。我认为,以上两个方面是最核心的两项改革。深化再分配改革,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全会提出要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扩大内需为什么是战略基点?接下来在扩大内需方面如何发力?

刘元春:扩大内需战略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它同时也是我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需要推出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内需与供给之间形成高水平动态平衡,这是实现国内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更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

只有扩大内需、激发消费潜能,才能够真正使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发展迈上新台阶,我们才可能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来形成战略竞争力。只有超大规模市场上一个新台阶,我们的分工体系才能进一步深化,我们在国际上的谈判力和国际竞争格局才会有所改变,我们也才能利用这个超大市场来孕育创新和改革。

那么,如何有效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这需要进行一些基础性的改革和体制机制的调整。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战略,与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有本质性的差别。我们所说的战略,要深入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深度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两方面:第一,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来解决消费潜力的问题;第二,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激发新的消费领域,从而拓展消费空间,弥补高端消费的流失。最后,就是要通过所有制的改革深化,来扩大投资的空间。

收入分配改革,尤其是扩大再分配,是提振内需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着力点。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元春:我们在公报中看到了2035的远景目标,明确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距离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差距较大,这也意味着我们未来需要的增长动能,其规模、速度都不小,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远景目标还提到,中等收入群体要显著扩大。中等收入全体的扩大就必须要依靠再分配的调整。再分配改革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初次分配的改革,就是要改变目前个人工资收入、企业利润、政府税收这三者之间的比例格局。目前,城镇职工工资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2%左右,这个比例太低,居民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还没超过50%。这种穷居民、富企业、强政府的格局,对于下一步提升消费潜能是非常不利的,必须要改变这种格局,而这就需要在工资形成机制、利润分配机制和税收体系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再分配体系的改革。首先是不同收入阶层的改革,必须对高收入阶层、对资本利得进行征税,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第二,要完善整个社会福利体系,使更多低收入阶层能够享受到有效的、充足的社会保障。在这方面又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要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体系的覆盖性,二是要全面加强其全国统筹性。实际上,由于地区差异、部门差异,再分配工具有些时候反而成了一个不公平的源头。再分配体系中,还要对税收工具进行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在财产税等方面做大文章。要从目前的流转税向财产税、所得税进行转移,并且所得税递进的层级要有所提升。

可以看到,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超级工程,是触动深层次利益结构的改革。一般来说,如果能够在一个快速增长过程中进行这类改革,其带来的冲击或压力会相对缓和。所以说,如果我们要实现2035年的远景目标,现在就要在战略上进行全面设计。现代财税金融体制要注重收支匹配。

全会提出“要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现代财税金融体制有哪些特征?应如何建立?

刘元春:第一,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制应注重“收”与“支”相匹配的问题。尤其是,我们应在税基方面做出一些重大的调整和改革,来适应未来纳税人的支出需求、支出结构的变化,使财税金融体制真正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有效需求的提升。

第二,财税金融体制之中,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有必要进行更深层次的调整。比如,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应有更好的匹配性,在中央集中管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激发出基层的积极性。

第三,财政政策本身,应利用好财税体系,很好地发挥“内在稳定器”的功效,在市场中发挥其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这方面也对我们的财政功能提出了要求,要从一些传统定位更多地向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来转型,构建出一个现代公共财政制度。

“十四五”期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如何实现更好协调?

刘元春:目前来看,我们的货币政策有必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更深层次地推进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十四五”时期的货币政策应更注重整个体系的科学化、完善化。

但是还需注意,货币政策本身所面临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十四五”期间,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比较大的压力,比如债务率过高带来的压力,再比如经济“脱实向虚”风险带来的压力。

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这就表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战略还需进一步的实施、推进、落地,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明确性、渗透性亟需进一步提升,尤其应该在工具创新这方面继续发力。

展望“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我们所需实施的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应该会非常之多。由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更好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我们依然应该坚持以项目为主体、以财政政策为主导、以货币政策为配合的方式,确保资金流向更为准确,更进一步体现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适配性定位。

关于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以提高财政资金效能的讨论较多,您对建立常态化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有何看法?

刘元春:事实上,财政政策也好,货币政策也好,其精确性、直达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应该是多方面的,有时我们不能过于依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行政性举措,不能完全以此向中小微企业进行渗透。从根本上来看,第一,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尤其应注重完善信号传递,使各类市场主体对市场的信号有更为精确、更为灵敏的认识。第二,资金的准确流向还有赖于科技赋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能够帮助减少资金匹配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有助于帮助解决中小微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抵押品缺失方面以及很多其他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科技赋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金融工具和财政工具的创新,也有赖于市场体系的多方面完善,应该根据整个市场的风险变化来进行创新。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在货币直达工具、财政直达工具等方面已经进行了很多很好的创新,在普惠金融领域实现了飞速的发展。应该说,在直达工具方面,我们已经做到了世界最好了。

全会提到“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您如何看待当前宏观经济可能存在的“脱实向虚”风险?

刘元春:全会提出“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在于,很多国家在克服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过程中,都出现了资产泡沫化、产业空心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实力不仅没有得到提升,反而走向弱化,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第二,总览当前的国际环境,各国货币政策、财政货币极度宽松,多个国家采取零利率、负利率政策,整个经济脱实相虚的风险非常之大。特别是美国,应该说其脱实向虚的压力已经出现。我国尤需避免在高债务、低利率、低增长的阶段出现经济脱实向虚的可能。

第三,务必要注意到,实体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发展,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的一个核心。此次公报提出“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是近几年中国金融战略和产业发展战略的一个核心基点,是一以贯之的。

全会提出,“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也是公报中反复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完善国家创新体系还需要破除哪些体制机制障碍?如何避免中央一出战略,各地就盲目上马引进高新项目的现象?

刘元春:创新是最为关键的,但与此同时,创新也是最为资源紧缺的。由此,“十四五”规划里面,创新成为第一个关键战略举措。

第一,“十四五”期间我们亟需突破关键技术、核心技术方面的瓶颈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过去这些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的障碍没有得到突破,部分原因是我们在创新过程之中的问题导向性还不是很明确,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利用这种国家创新体系来重点突破。

第二,我们在基础创新领域的研发投入太少。与美国相比,我国对于基础创新领域的投入比重足足少了十多个百分点。因此,想要在基础创新领域要实现一些关键性的突破,还需要利用国家创新体系,加大研发投入。

第三,创新是一个链条,而不是单一环节,这就需要我们在基础理论、技术创新、人才团队还有技术转化应用等多个环节,针对不同机制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而不是一刀切地在某个方面推行某种制度,我们需要对此有一个重点的认识。

目前国家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核心战略,确实很多地方出现了一拥而上的现象,比如科技园区、高新技术园区遍地开花。我们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环节、不同区域的创新基础、创新层级来进行相应布局。在这个方面,可能国家应出台新的战略规划,而不能笼而统之。

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气候问题做出重大承诺,即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广为关注。作为“十四五”时期的一个重要内容,公报也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应该在发展零碳经济、绿色经济方面采取哪些行动?金融体系如何更好支持绿色发展?

刘元春:首先,要把零碳经济作为我们未来绿色发展美好生活的一个战略支点,换言之,要把零碳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放到战略高度。

其次,零碳经济、绿色经济的战略应该是一个远期战略。总书记做出重大承诺,中国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也说明了碳中和的实现绝非一蹴而就。绿色发展的理念一定要与我国的其他重要发展理念、发展举措相互配合,而不能单向而行。

再次,零碳经济、绿色经济等绿色复苏的目标,都需要我们进行战略性的思维转变,一些中短期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也要随着变化,具体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上一定要出现新的创新。

如何看待“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金融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如何未雨绸缪应对国际新形势?

刘元春:首先,国际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深刻变化,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将出现全面上扬的结构性变化。

在未来五年,这种变化将会改变目前大国博弈的不对称格局,未来五年可能是大国博弈激化的一个窗口期。所以说,未来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可能会更为强烈。所以,此次公报也反复谈到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问题。

第二,大家会看到,后疫情时期,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将加剧,国际格局将更为复杂。此外,国际治理体系正处于加速解构过程,且解构之后又难以在短期之内得到恢复。因此,国际治理能力正处于加速耗散的过程当中。展望未来,多边主义的力量可能有所削减,而区域主义或将持续上扬。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面前,各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地缘政治问题等一系列传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正在恶化。因此,我们未来可能也会看到世界的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还将持续,而得不到缓解。所以我感觉,未来五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加速重构期,是世界经济动荡的一个关键期。在这个时候,中国更要保持战略定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作为我们的战略新基点。

黄奇帆:要素市场也要防高杠杆、防无照经营

金融防风险,持牌经营是前提,严格监管是关键,负面清单是基石,三者是有机整体,不可割裂,要在理念上、行动上贯穿到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生命周期的全过程。

持牌经营就是企业出生时就既要有工商登记,更要有金融业务许可;严格监管就是对金融企业在事中事后经营中的行为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数的基础就是要有负面清单,负面清单之内的绝不准做,负面清单之外的行为即使在持牌经营条件下也要受到严格监管,并且还要适应金融创新和监管形势的需要,及时更新、深化负面清单。具体工作中,应该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对持牌金融机构要有负面清单“约法三章”

这些年,负面清单管理一般是在放宽准入的语境中使用的,它的内在含义是除了负面清单规定的不许可事项外,什么都可以干。工商企业在负面清单管理下,法无禁止即许可、放开搞活、放开准入、先照后证。但是,由于金融企业存在专业性、杠杆性、信用性、风险性,必须有专业监管机构予以持牌许可,才能持牌经营,无牌经营就是非法经营,就可能产生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金融业务风险、理财和代销业务风险、互联网金融与信息科技风险等诸多风险。

目前,我国有银行、证券、保险、第三方理财、信托、保理、小贷、消费金融公司等牌照。有了这些牌照,就确定了这些持牌经营机构的正面清单,它的功能、市场定位、业务领域,就都清楚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还要对这些持牌金融机构设立负面清单,让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按正面清单发挥功能,按负面清单约束自己。

在发展各类金融机构过程中,按照防风险的底线要求,设定必要的边界条件,规范各种业务要求,有的放矢发挥牌照功能,各类金融机构发展才能总体比较健康。比如,对小贷公司发展,至少有“六个不准”:一是不准非法集资和吸收公众存款,主要是用自己的资本金最多在1∶2的杠杆比范围内去放贷;二是不准发放利率超过司法部门规定上限的贷款;三是不准抽逃注册资金;四是不准违规跨经营区域发放贷款;五是不准超范围超比例投资;六是不准突破单户贷款比例。再如,对融资担保机构要求,至少也有“五个不得”:一是不得为产能过剩和国家调控行业的企业提供担保;二是不得为资质较差,不具备相应资金实力或有不良经营记录的房地产企业提供担保;三是不得为非合规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的企业提供担保;四是不得为高利息贷款提供担保;五是为单个被担保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融资担保责任余额不得超过监管规定上限。又如,发展私募基金,应该要求其资金来源遵循不搞高息揽储、不搞乱集资、不搞明股实债、不搞信托融资等通道业务“四个不搞”;在资金投向上,遵循不炒二手房、不炒外汇、不炒股票、不放高利贷“四个不投”。

金融创新中严密防范多种金融产品和工具叠加产生风险

一般来说,金融创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因经济发展需要、围绕实体经济的问题导向而出现的业务模式创新,比如近几年因互联网发展而出现并纳入监管部门牌照管理的第三方支付、网信银行、消费金融等业务模式。这些创新在中国被称为创新,但在世界上仍是传统常规业务。二是因技术进步、金融科技发展而形成的服务方式创新,比如手机上大量使用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方式创新。这类创新会提高效率,基本上与杠杆无关,是可以管住的。三是为追求利润、提高杠杆而进行的金融产品创新。在金融监管中,最需要防范的就是金融产品创新这一方面,因为金融产品创新往往是通过多种金融产品和工具叠加,抬高杠杆,以获取丰厚利润的代名词。金融创新中真正要防范的是信用失真风险,防范杠杆率过高。

什么叫金融产品创新?

与中国古代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十八般兵器类似,我国形成了银行、债券、保险、小贷、保理、担保,以及私募股权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基金等十七八个金融品种、业务、牌照。这一类有国家正规牌照、常规性业务牌照的公司,包括银、证、保主流金融系统和非银行金融系统的共有十七八种,都有常规的信用、杠杆、风险管控的制度安排。但是金融创新并不仅是常规运用金融企业、金融通道业务,而是要把信托的资金、保险的资金跟银行的资金、私募基金的资金、资本市场的资金等各种通道连接组合起来。这种组合的载体是银行理财业务、表外业务或者是资管业务。资管业务通过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合,有的是两三种金融牌照的业务组合在一起,有的是五六种组合在一起。

大体上有六种工具能够将这些组合连接起来。第一种是高息揽存,即提供较高的利息、回报,来吸收各种短期资金。没有高息揽存,没有较高回报,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拆借资金等各方面的融资都不会存在,P2P也是利用高息手段来吸纳社会资金。第二种是刚性兑付。较高的利息加上虚拟的刚性信用,就可以让散户和中小企业放宽心地拿出资金,资金就会源源不断地注入。刚性兑付也可能通过协议实现,比如承诺将获得的利润首先分给投资者等优先劣后的概念。第三种是资金池。资金池的好处是,可以让长长短短、前前后后各种路数的钱都流入池中,但其实际上就像一个庞氏骗局,通过混同运作、募短投长、借新还旧来不断滚动。第四种是资金错配。因为资金可能都是半年、一年、两年的短期理财资金,而资金的出口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期限的长期化投资,即使这些投资都有收回也有利润,时间一长也必然导致资金流错配。第五种是多通道叠加。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租赁、小贷等拥有金融牌照的金融机构,可作为通道。所谓“金融创新”,是把银、证、保等金融资金通过信托作为一个通道,转到了某个企业,这个企业得到的资金来自某家金融机构,但资金的真正来源可能是其他金融机构,这种通道能够多个叠加,导致资金的来源性质完全改变。通道可能把债权变成股权,就可能产生底数不清的资金流。这种资金往外走的时候,每过一个通道,就可以叠加一部分杠杆。第六种是嵌套。一般而言,嵌套也是合理的,也是一种智慧,但是如果把三五个金融产品嵌套在一起、导致底数不清,将会产生巨大的金融风险。此外,通道叠加以后还可以嵌套。各种类型的资金混在一起嵌套使用时,会形成抽屉协议,表述为优先级和劣后级两种资金。如果三四个抽屉相互叠加导致底数不清,必将导致金融乱象的出现。但这个乱象是千千万万的金融机构里面的一些人昏头昏脑做起来的,哪个单位里的人都可能通过这样的业务形成杠杆和业务。这些人“雁过拔毛”,获得了利润、税收、收入,但金融乱象也就此产生。

为了取得高额效益,“金融产品创新”往往采用上述六种工具加大杠杆。比如把各种各样通过高息揽储、刚性兑付过来的钱,通过私募基金的通道加杠杆。以20亿元资金为例进行计算:给私募基金1%的过道费之后,私募基金就会用这20亿元跟银行进行组合,银行一看私募基金拿了20亿元,往往会再贷出40亿元,这就变成了1∶3的杠杆;如果原来的20亿资金本身就有90%的杠杆,这就形成了27倍的杠杆,在此基础上如果再用银行贷款投资股市或融资融券,60亿元就可能变成90亿元。最终形成的90亿元规模与原始资金的2亿元相比,放大了数十倍。

归纳近年来中国金融乱象中所谓金融创新的工具可知,上述六种工具可以组合成万花筒。也就是说,将十八种兵器视为横坐标,上述六种工具视为纵坐标,可以形成中国金融乱象中各种可测的或不可测的、被大家发现的和没被发现的风险。

总之,孤立地看金融产品创新,每个环节都在考虑一种信用底数,没有信用底数则无法实现合作。包括抽屉协议,也是由于某一环节信用不足而制造了一个强制信用,优先级的钱先还,劣后级的钱后还,这都是为了保底信用而进行的防风险措施。每个环节一定又会把风险、信用和杠杆扯在一起,但是一旦三五个环节中都涉及三五种信用、三五种杠杆和三五种风险相互拉扯,就一定会造成信用底数不清、杠杆级数猛增、风险系数几何放大的严重后果,进而形成金融乱象。

要素市场也要防高杠杆、防无照经营

要素市场具有特殊的金融属性和风险属性,直接关系到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一段时期以来,国内要素市场过多过滥,往往一个城市的交易所就超过整个美国。交易所不是杂货铺,泛滥发展,就会自掉身价。必须把好入口关,严格市场准入。

对要素交易市场的金融风险防范,也必须明确“负面清单”,划定底线和红线,概括起来至少应该包括“5个严格、16个不得”。

一是严格展业规范管理,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设立分支机构或违规设立经营网点;不得违规发展会员、经纪商、代理商、居间商等展业机构;不得违反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违规发展投资者(客户)。

二是严格资本金审慎管理,不得未经批准擅自转让或变更股权,不得抽逃挪用资本金或违规从事高风险投资,不得以交易所名义违规对外(包括股东)提供担保、股权质押等。

三是严格业务范围管理,不得未经批准擅自新增或变更交易品种和业务种类,不得开设网络借贷中介公司(P2P)或开展相关业务,不得高息揽储、无固定对象乱集资或违规建立资金池,不得开展期货交易等高杠杆业务。

四是严格交易秩序管理,不得代客交易、代客理财或违规使用他人账户进行交易;不得进行虚假宣传或诱骗投资者(客户)参与交易;不得操纵市场价格,妨碍市场公正;不得虚设交易账户或虚拟资金进行虚假交易;不得侵占、挪用投资者和客户资金或其他资产。

五是严格信息报送管理,不得向监管部门报送虚假报表、资料或故意隐瞒重大风险事件。这些规定,也是全国众多交易场所清理整顿的基本要求。

坚决遏制社会性非法集资

目前,隐匿于民间的各种非法金融活动并未绝迹,既有传统的、原始的庞氏骗局那一套,也有结合互联网搞违规乱集资活动。这些无牌无照、小杂散的非法金融组织,其活动方式隐蔽性强、传染性高、突发性猛、危害性大,事后的处置过程往往又极其复杂。尽管政府部门采取严格管制、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措施,但潜在风险和隐患仍在积累,主要包括:一是高息揽储、乱集资,二是民间“老鼠会”、传销组织,三是民间典当行、地下钱庄、高利贷公司。

2015年,全国非法集资案件风险加速暴露,新发案数量、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同比分别上升71%、57%、120%,为历年最高峰值。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P2P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房地产、私募基金等仍是非法集资重灾区,民办教育、地方交易所、保险等领域涉嫌非法集资问题逐步显现。据不完全统计,投资理财类非法集资案件占全部新发案件总数的30%以上。

非法金融活动,上当受骗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打击的关键依靠力量也应该是人民群众。要实现打早、打小、打苗头,关键是建立非法集资举报奖励制度,发动群众力量,强化正面激励,加大奖励力度,鼓励广大群众自动自发、广泛参与,只要是举报查实的,要一次性地给予合适奖励,“花小钱办难事”,能避免事后治乱动辄几千万元甚至几亿元的损失。

要情文摘

中央将强化财政民生支出保障措施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加强财政民生支出保障,增强惠民政策获得感和可持续性。

【问题】今年以来,疫情对低收入群众包括农民工、贫困户、灵活就业人员等的就业、收入、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大幅压减政府支出,加大基本民生保障,前三季度养老金和离退休金人均同比增长8.7%,社会救济和补助人均增长12.9%,在疫情冲击的特殊困难情况下,保住了基本民生,稳定了民心。下一步,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逐步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对策】一是在预算安排上优先保障民生支出,对国家出台的统一民生政策做到应保尽保。落实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要求,对教育、养老、医疗、低保和住房保障等民生事项,按支出责任予以足额保障。

二是完善民生领域制度。建立民生资金直达的长效机制,确保资金精准直达受益对象。在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清单基础上,结合实际探索建立民生支出清单管理制度,先行在教育、医保领域试点并逐步扩大范围。

三是增强惠民政策获得感和可持续性。既要主动作为,加快补民生短板,又要确保民生支出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财力状况相匹配,防止脱离实际、寅吃卯粮。严禁实施超出规划和财力的项目。

四是加大监督力度,对民生政策落实不到位或不可持续的,要督促及时纠正。对截留挪用、套取民生资金的要严肃查处问责。

五是坚持政府过紧日子,坚决压减一般性支出,将节省下来的资金重点用于民生特别是解决民生难事、加大困难群众兜底保障。

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将加速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优化发展环境,充分发挥国务院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整体推进外贸创新发展。

【问题】在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必须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稳定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深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国际市场布局、国内区域布局、经营主体、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等“五个优化”和外贸转型升级基地、贸易促进平台、国际营销体系等“三项建设”,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实现对外贸易创新发展。

【对策】《意见》从九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

一是创新开拓方式,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坚定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商签更多高标准自贸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推进贸易畅通工作机制建设,利用新技术新渠道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二是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国内区域布局。提高东部地区贸易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贸易占比,扩大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创新区域间外贸合作机制。

三是加强分类指导,优化经营主体。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增强中小企业贸易竞争力,提升协同发展水平,主动服务企业。

四是创新要素投入,优化商品结构。保护和发展产业链供应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优化进口结构。

五是创新发展模式,优化贸易方式。做强一般贸易,提升加工贸易,发展其他贸易,促进内外贸一体化。

六是创新运营方式,推进国家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依托各类产业集聚区,做大做强主导产业链,完善配套支撑产业链,健全组织管理,建设公共服务平台。

七是创新服务模式,推进贸易促进平台建设。办好进博会、广交会等一批综合展会,培育若干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国际展会。培育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

八是创新服务渠道,推进国际营销体系建设。加快建立国际营销体系,完善营销和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国际营销公共平台建设,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九是创新业态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推进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建设。积极推进二手车出口,加快发展新兴服务贸易,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

扩内需促消费需多方发力

为进一步扩内需、促消费,推动经济供需循环畅通,10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13个部门印发《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案》)。

政策背景: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扩大内需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人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需要,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新需求,着力夯实内需特别是消费提质升级的基础。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巨大挑战,在供给端稳步推进复工复产的同时,需求端受疫情影响持续受到抑制,呈现出需求恢复慢于供给、消费恢复慢于投资的态势,企业营收和利润指标恢复受到拖累,畅通经济循环面临诸多挑战。

政策目标: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各项安排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有效促进消费,推动经济供需循环畅通,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着力以扩内需、促消费的务实举措,为需求潜力“松绑”。

政策内容:《工作方案》制定了四部分、十九条扩内需促消费的务实举措。第一部分重点是推动线下服务消费加速“触网”,充分释放线上经济潜力。通过完善“互联网+”医保支付政策、丰富线上体育智能赛事供给、拓展互联网教育服务产品类型等方式,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力。第二部分重点是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基础上,开辟服务消费新模式,推动线下服务加快适应疫情常态化防控要求,加快经营方式和业态创新,推动服务消费创新线下经营方式和业态,激活居民消费意愿。第三部分重点是实施促进实物消费政策,畅通供需更高水平良性循环。支持城镇老旧小区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加装电梯等自住住房改造个人支付部分,加速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允许有条件的地方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公共停车场或立体停车库,缓解停车难问题。第四部分重点是更好运用内外要素和资源,加大对制造业企业支持力度。要进一步降低5G基站运行成本,加快推进5G网络基站建设;进一步扩大“同线同标同质”实施范围,促进出口企业的优质产品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开拓局面;鼓励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和信用贷款,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支持力度。

政策影响:一是提升供给动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高质量供给适应引领创造新需求,提升供给质量和灵活性,满足人民群众对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消费的需求。二是增强创新动力。结合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线上消费,要最大限度通过“线上”赋能,推动线下消费加速“触网”,努力培育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释放消费潜力。三是加大改革动力。要松绑消费不合理限制,力争“不花钱能见效”或“少花钱多见效”。由于各方新增资金支持难度较大,因此要着力提高现有资金的使用效率,真正做到把“好钢用在刀刃上”。

政策建议:各地应该出台具体实施工作方案,抓好《方案》落实工作,着力打通经济循环各环节堵点,充分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关键性作用,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证照分离”改革有新招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意见》),以持续深入推进简政放权,优化服务。

政策背景:2019年5月,国务院决定,在天津等13个省(直辖市)和公安部等5个国务院部门开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2015年以来,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等地对部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并逐步向全国复制推广。这些改革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效,对减少证明事项、简化行政审批、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依法保障和服务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需要进一步推出相关改革。

政策内容:在各级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下统称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给付等依申请的行政事项(以下简称行政事项)要求提供证明材料时实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在行政机关办理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时实行告知承诺制,以行政机关清楚告知、企业和群众诚信守诺为重点,推动形成标准公开、规则公平、预期明确、各负其责、信用监管的治理模式,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

政策目标: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针对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依申请办理的行政事项,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告知承诺制,创新政府服务和管理的理念、方式,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政策点评:以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为导向,聚焦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堵点”、“痛点”,有利于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办证多、办事难等问题;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领域和事项为重点,优化办事流程,完善便民服务措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政策建议:加强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信用体系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等工作的衔接,充分发挥叠加效应,形成协同推进的体制机制。结合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各部门行政管理工作实际,稳妥有序推进改革。坚持分级分类,精准确定实行告知承诺制的事项范围,因地制宜,因类施策,分步推进,动态调整。落实放管结合、并重的要求,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有效监督承诺履行情况,实现过程可控、风险可控,维护企业和群众合法权益。

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任务明确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以下简称《分工方案》),对下一阶段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作出部署。

《分工方案》明确了五个方面25项重点任务。一是把实施好宏观政策和深化“放管服”改革结合起来,提高宏观政策实施的时效性和精准性。将财政资金直达机制实施中的好做法制度化,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更加便利、更加优惠,督促金融机构优化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操作程序。稳定和扩大就业,破除影响就业特别是新就业形态的各种不合理限制,简化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手续。二是放要放出活力、放出创造力。分类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编制公布中央层面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大幅精简各类重复审批,清理不必要的审批。简化优化汽车生产准入管理措施。深化“证照分离”改革,广泛推行告知承诺制。提升企业注销便利度,扩大简易注销范围。三是管要管出公平、管出质量。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互联网+监管”、跨部门协同监管等有效做法,加快完善各领域监管标准体系。守好安全和质量底线,对疫苗、药品、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领域实行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的严格监管。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领域,加快推出惩罚性赔偿和巨额罚款等制度。探索开展“沙盒监管”、触发式监管等包容审慎监管试点,进一步推进“互联网+”行动。四是服要服出便利、服出实惠。在更大范围实现“一网通办”,允许企业和群众自主选择线上或线下办理方式,并加强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引导和服务。优化水电气暖网等公用事业和公证、医疗等领域服务。推动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大力推行“一件事一次办”。进一步简化社保参保、转移接续等手续,建立困难群众主动发现机制。五是调动好各方面积极性,形成推动改革的工作合力。提高改革协同性,下放审批监管事项时要同步下沉相关专业人员和技术力量。支持地方探索创新,设立一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先行先试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对企业诉求“接诉即办”。发挥法治引领和保障作用,保障各项改革依法有序推进。

《分工方案》强调,各地区要完善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机制,一体化推进相关领域改革,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抓好改革任务落地。各部门要结合各自职责,加强协同配合,形成改革合力。国务院办公厅要发挥对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牵头抓总作用,强化统筹协调、业务指导和督促落实,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内部报告

雷达:“双循环”新格局的核心是经济制度的完善和对外开放的深化

一、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发展纵向角度理解“双循环”格局的政策含义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双循环”这一全面表述可以看出,中国的决策层是依据世界经济趋势性发展规律,对国内的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的战略进行调整,形成内外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国民经济发展新格局。

自“双循环”新格局的战略思路提出以来,经济学界已经至少从两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其一是对“双循环”所涉及的国内国际循环内容进行细化,并以此来论证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模式实现的可行性以及对今后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二是从“双循环”新格局重大现实意义的角度,强调“以内促外”格局替代传统“以外促外”和“以外促内”的发展模式既是立足对世界格局变化的判断,也是对中国经济的全新定位,以此说明:“双循环”思路是中国发展战略的“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认为,对“双循环”新格局的深刻理解,还可以从战后世界经济历史发展的纵向角度来研究,结合理论界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视角判断,来认识“双循环”在学理层面的合理性和现实层面的可行性,这有利于避免我们在认识上对“双循环”思想的误读和政策执行上的失措与摇摆。

二、“双循环”是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必然结果

从二战之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1945年起修复国际经济运行秩序的尝试已经开始,但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真正繁荣却是在1960年代之后才开始。1970年代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不仅使欧洲经济出现了复兴,也使日本和东亚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越来越多外围国家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来。

国际经济领域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对当时美国国内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刺激为主要手段的增长模式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在贸易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以往封闭条件下的需求刺激政策会通过贸易渠道漏出,刺激了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却降低了本国的投资乘数;与此同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资本外流,从而影响国内投资水平。因此,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两个渠道产生了溢出效应,国内需求政策的乘数效应明显下降。国际经济的自由化发展,对美国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体系产生了明显的冲击。这一现象导致了美国的经济学出现了两个变化:在国内层面,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对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进行再度 “革命”,认为大量资源运用于政府的经济干预违反了市场效率原则,不可能长期维持美国经济增长;在国际层面,新凯恩斯主义者则通过在封闭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加入净出口项来解释开放条件下一国国民收入决定和经济增长的因素。这就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放宏观经济学产生的现实背景,根据开放宏观经济学的解释,传统的国民收入恒等式中的投资(I)减储蓄(S)项和政府支出(G)减税收(T),可以称为是国民收入的国内吸收部分,而净出口项称为是国民经济的外部吸收部分,这两个部分共同构成了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的主要内容。如果我们将国民收入恒等式的两个部分对应地通过国民收入循环图来表示的话,那么从漏出口到注入口就形成了两个循环过程,而这两个循环最终都会流入一国国民经济的总循环过程中。实际上,“双循环”的概念是基于一国国民经济的外部环境变化而提出的,凡是参与世界经济的国民经济体,“双循环”都是其国民经济运行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方发达国家历史经验对理解 “双循环”新格局思想是有意义的。首先,“双循环”概念的提出是国际体系和国内制度体系之间的冲突所致。上个世纪70年代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程度已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而美国国内依然实行管制的凯恩斯主义,国际领域自由主义的现实冲击了美国国内的凯恩斯政策体系之后,美国的国内体制开始改弦移易轴,转向了放松管制的新古典经济主义。此外,在国际层面美国也尝试了两项努力,其一是放弃了美国和黄金挂钩的体系,并在国际范围内推行浮动汇率制度;其二是建立“七国集团”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用以弥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缺乏反周期性危机的功能,这是因为在贸易、金融自由化之后,世界经济参与国之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国别间的经济波动日趋同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越来越国际化,反周期性危机越来越成为主要发达国家的共同任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双循环”格局的出现,是以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制度调整为主要内容,以“内”为主,还是以“外”为主的主要区别由一国在世界经济的地位而决定。从这一点出发,“双循环”概念中并不存在“封闭”和“开放”之争,理解问题的核心应该放在以“内”为主和两个循环的相互促进方面。其次,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通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形成“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格局。

在开放的宏观经济学中,通常抽象地将国家区分为大国和小国:对小国而言,外部平衡项(或净出口项)是外生的,即小国不可能通过国内政策的调整影响进出口项,国民收入恒等式的均衡依赖于国内吸收部分对外部吸收部分的调整,这就造成了外围国家“双循环”只能是以“外”促“内”的格局,而不可能相反。另外,“双循环”之间的内外关系也不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在很多情况下外围国家的内外部关系是相互约束和制衡的。最为明显地是开放宏观模型中的“不可能三角”,即开放条件下资本流动、固定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项制度安排不能同时成立,尽管从抽象意义上讲,“不可能三角”并不区分大国和小国,而在现实的选择上“不可能三角”对外围国家的约束远远大于对中心国家的约束。外围国家参与世界经济的前提是要解决经济发展的“两缺口”(即资本缺口和外汇缺口)约束,,对外资的FDI流入有着天然的依赖性,因此资本流动是必选项;而在余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的选项中,如果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净出口项,那么与中心国家的汇率保持稳定就是必要的选项,这就意味着外围国家要参与国际循环,国内循环中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对中心国家而言,1970年代后进行的国内国际制度调整,特别是美元和黄金脱钩之后,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的“结构性”权力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被加强了。中心国家并不担心汇率变动的风险,在“不可能三角”的选项中很容易选择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两个循环的相互促进对中心国家而言才是有可能实现的。由此可见,中国提出的以内为主的“双循环”互相促进,实际上是要突破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性歧视,及其对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约束。最后,以内为主的“双循环”互相促进,意味着一国的国内吸收部分能够影响国外吸收部分。如何影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影响的渠道主要在于中心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能够对全球的分工格局产生影响,另外中心国家对于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由此可见,目前中国提出以内为主的“双循环”相互促进,并不是根据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因素而提出政策性调整,而是根据世界经济趋势性发展因素变化而进行的战略性调整。这种新格局思想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完善和开放深化的指导性思想,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外部的结构性依赖的发展和增长模式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三、“失衡”增长模式的极限和以内循环为主的尝试

实际上,我们所经历的全球化增长是一种经济失衡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最明显地反映在1990年代以美国新经济为起点的历史中。这种增长模式到2008年为止已经达到了极限,无论是贸易的顺差方还是逆差方都开始进行调整,再平衡成为了世界经济或全球经济调整的方向。以今天视角回看当年的再平衡,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再平衡调整的目的并不是要消除失衡,而是要对失衡的规模和程度进行控制。全球经济是不可能在平衡贸易中实现增长的,因为贸易交换是建立在各国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如果全球实现贸易平衡,那么国际货币的职能就只有支付、流通、价值尺度等职能,即在平衡贸易中货币只能充当中介的“面纱”,作为国际货币美元的资本职能无法实现,美元的金融优势荡然无存。同时,如果美元的资本职能实现不了,国际资本的流动就会受阻,这对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和实现比较优势也是不利的。因此,自上个世界70年代以来,“失衡”增长便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一种常态。

2008年危机之后,美国首先提出了再平衡或再工业化,美国的这种调整有三点原因。第一,消费一直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在过去30年中支撑美国大众消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财富效应,即1990年代NASDAQ股市繁荣和2000年代的房地产次级债的财富效应,而2008年至今似乎没有新的金融工具能够替代上述两种工具的财富效应。此外,自70年代之后,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大。因此,美国经济增长只能依赖于再工业化。第二,新经济以来的全球失衡,主要对应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顺差。面对发展中国家全体崛起的现象,美国出于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差异的考虑,将经济安全纳入到全球战略的角度进行考虑,这就提出了通过再平衡改变美国对新兴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关系和结构。第三,出于对美元地位的考虑,美国的逆差必须有所控制,否则“失衡”规模的无限扩大必然导致美元地位的下降,并最终退出国际货币体系。作为中心国家的美国在2008年的再平衡和再工业化的调整,导致了外围新兴国家对应的再平衡过程,这是明显的大国国内循环调整对国际外部循环的影响。在以往的“失衡”增长模式中,外围国家的供给结构主要针对中心国家的需求结构,中心国家的再工业化导致对外部需求的依赖减少,与此对应外围国家的供给结构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中国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了以去产能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当然,在2008年的危机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以再平衡为主要内容的内循环调整也存在着内生愿望:(1)失衡规模在2008年前后已经达到极限,美国的对华逆差在2007年已经达到7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对美出口无论从贸易创造还是贸易转移两方面看,都很难再有突破。(2)全球的制造业向某些国家的过度集中必然导致这些国家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在2006年,这种增长的瓶颈已经出现。(3)在以外促内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外围国家在除了对中心国家的外部需求依赖之外,还存在着产业和技术依赖,即外围国家担心本国的产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并影响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再平衡的内生性愿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围国家在国内政策上也进行了调整和尝试,其中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在2008年之后,中国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明显提高,2014年,中国服务业占比已经达到了48%,而同期新加坡、韩国、墨西哥、墨西哥、南非,泰国等新兴国家的服务业占比也在明显提高。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2008年之后的这种再平衡调整,具有明显的以外促内的特征点,外围国家是以制造业遇到了全球经济衰退困难为背景的产业结构被动调整。从国别的角度看,这种服务业的发展并不符合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禀赋和比较优势。在2008年至2016年这段时期中,外围国家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维持住新世纪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这清楚地表明,在现有的世界经济的格局中外围国家服务贸易的增长是替代不了中心国家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

其二,外围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加快了研发投入的力度,力争通过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来摆脱在产业结构上对中心国家的依赖,这种努力在新兴国家的国内层面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由于最初建立的宗旨并没有预见到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更没有预见到群体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国家国内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并不遵循“华森顿共识”所提供的方案。因此,面对新兴经济体高科技行业快速发展的现实,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心国家以意识形态的差异为借口,用“国家安全”的概念替代了以往国际竞争市场的“效率”原则,与新兴经济大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冲突和纷争日趋激烈。

其三,由于2008年之后全球贸易增长减速,新兴经济体为了维持贸易利得都采取了延长本国产业链的策略。从国别经济的角度看,这种策略无疑是应对全球最终消费品需求下降的一种有效经济手段。但是,对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全球网络生产而言,这种国别的内循环并不会产生内外部循环相互促进的结果,相反在2008年之后新兴经济体国内产业链的延长造成了新兴经济体之间产业内贸易规模的下降,拖累了国际贸易复苏的步伐。

从2008年以来的经验来看,尽管新兴经济有内生的再平衡愿望,但是由于新兴国家的再平衡过程仍然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进行的,这种再平衡的调整并没有摆脱美国再平衡调整的框架,最终必然显现出小国开放模型的特征,也就是以外促内的内循环模式,即内循环的调整是以外循环的世界格局为背景的。

四、“双循环”新格局与世界经济趋势性变化

尽管“双循环”新格局战略思路是在2020年提出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战略思路并不是针对2020年世界经济所出现的严峻问题和短期因素,而是在总结2008年以来新兴经济体以外促内的再平衡经验总结基础上提出的关乎到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整体构想。因此,它是“十四五”规划甚至更长时期中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2008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再平衡的实践过程看,影响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相互促进的主要原因是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制约,而国际经济秩序目前所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其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就在不断地进行制度体系调整,但是就目前作用来看,它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进一步的制度调整也已经失去了方向和潜力,包括中心国家美国在内的主要世界经济的参与体已经着手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框架之外,尝试用区域性的和双边性的制度安排来替代全球、多边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其中既包括重新签订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也包括欧盟自“容克计划”以来的脱离美国在平衡框架的尝试,以及中国参与的RECP,在这里,无论中心还是外围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采取行动,来防范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失灵的风险。在这样世界经济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梳理清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经济秩序究竟在制度安排上出现了哪些不适合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缺陷?从目前世界经济的混乱局面和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要缺陷在于:(1)全球化带来的世界经济参与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要求反危机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使命,而在最初的国际经济体系中并没有赋予国际经济的三大组织反危机的职能。这一缺陷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一直是由“七国集团”和后来的“二十国集团”来承担的。(2)全球化之后所出现的全球外部性问题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也缺乏相应的处理机制,其弥补手段主要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协商机制,即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气候协定》的谈判过程。(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出现,使外围发展中国家也能通过价值链底端的分工环节,参与涉及军事等敏感性行业的高技术产品生产,使全球化过程中市场竞争的效率原则与民族国家经济安全的政治要求之间产生了冲突,而在解决这一冲突时,中心国家通常使用国内法律,与国际经济秩序无任何关联。(4)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初期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战后经济恢复的角度入手来构建制度的,因此发展问题始终没有很好地被纳入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度框架中。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已经超越了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初设想,这使得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在处理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利益纷争中缺乏有效的手段和规则,这一点从WTO最新一轮谈判长期陷入僵局的现实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其二,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的第二方面问题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美国政策行为的变化,美国已经从一个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者、维护者演变成了脱离现行制度规制的积极尝试者。我们知道,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美国主导创立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全球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的变革中,美国也是积极推动者。而新世纪以来,从小布什政府选择用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手段来处理国际事务开始,每当世界经济面临危机和困难时,美国首先挥舞的是保护主义的大旗,这种保护主义已经从贸易延伸到生产,并具体化到高科技领域,保护的手段也从关税发展到财政的税收和补贴手段,再到直接的行政干预。美国不断升级的逆全球化调整同样反映在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上,特朗普政府的“退群”也在不断地升级,最初退出TPP,反映了美国对建立更高水准的全球贸易体系缺乏信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表明美国在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面前毫无作为;在联合国下属组织中的“退群”, 表明美国已经不在乎它在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任何国际形象。最为令人担忧的是,面对疫情冲击的全球经济衰退,特朗普政府也置“二十国集团”的反危机职能而不顾,任由疫情的蔓延和经济的下滑,美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的分裂,已经成为了影响国际经济组织发挥应有作用的主要障碍之一。

因此,理解“双循环”的思路,首先应该是在面临日趋严峻和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通过以内循环为主来规避中心国家政策试错风险,以及国际经济秩序在协调功能上的失灵给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外生冲击。这种冲击,不同于以往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冲击,很可能是长期的趋势性变化。以内循环为主,必须是以国内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准来规划我们的产业结构。与2008年相比,我们的服务业占比提升就不是简单地应对外部需求下降,弥补制造业出口下降,而是应该在制造业发展基础上衍生出的对服务业需求。同样的思路,由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在协调中心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大国之间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中缺乏协调机制和处理原则,因此,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摩擦和竞争就不是一个短期现象。防范技术“脱钩”和突破“卡脖子”技术就不能简单地不惜成本地搞针对性的技术突破,而是要以内循环为主的建立高效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政府的投入主要应该集中于原创基础学科,高科技的产品开发则应该通过市场的竞争,选择出有市场需求潜力的产品。

其次,“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必须是立足长远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动。从过去百年的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全球、多边、合作、开放是人类发展的趋势所向,而区域、单边、霸凌、脱钩只是世界格局变动过程的政策试错行为,我们在避免试错政策溢出风险的同时,必须坚持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因此,以国内循环为主,并不是脱离世界经济的循环体系,而是通过国内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完善来提升中国在全球的综合实力,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中尚未解决的外部性问题以及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更加有效的支撑。

最后,“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就世界意义而言,必须是国内体制高质量的完善。未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变革,必须将发展问题纳入到全球发展的总体框架,而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中的话语权,既取决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总量占比,也取决于新兴发展中国家国内制度的先进程度。正因为如此,在世界格局大变动的复杂局势下,中国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必须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即在产业链上有带动,在战略选择和制度调整上有引领。

面向2035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向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长期挑战,应对复杂国际环境,“十四五”时期筑牢产业安全体系、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聚焦重点领域的产业共性技术、产业瓶颈技术、前沿跨领域技术等,构建新兴产业创新发展体系,实现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到2035年,我国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实现根本性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抓住科技爆发与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着眼前沿领域、颠覆性技术进行全方位布局,产业主体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梳理六大产业发展方向,聚焦IC、AI、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打造先进技术体系,引领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在产业核心技术突破层面与世界同步,构建多类别、宽覆盖、有机联络的新兴产业集群。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十四五”时期,在云计算、AI、大数据、智能联网汽车、工业互联网等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引领产业中高端发展,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销售收入为35万亿元,信息消费规模为9.5万亿元;建成具有较强核心竞争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综合发展体系,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融合程度显著加深,对实体经济的拉动效应显著提升;产业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在部分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发展方向为:物联网、通信设备、智能联网汽车(车联网)、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IC、操作系统与工业软件、智能制造核心信息设备。

面向2035年的重点发展方向为: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网络技术、信息安全、半导体、新型显示、电子元器件、云计算、边缘计算、操作系统与软件、AI、大数据。

    二、生物产业

    “十四五”时期,在新药创制领域,形成并壮大从科研到成药的全产业链能力,奠定持续产生新药物和新疗法的基础。围绕构建创新药物研发技术体系的能力目标,以精准药物设计为核心,综合现代生物学、信息技术和材料科学,建立原创新药发现体系;加强基因治疗、细胞治疗、免疫治疗、代谢调控等技术的深度研发与通用化应用。重视出原创新药、出引领技术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尽快推动我国从医药生产大国转为医药创新强国。

    “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发展方向为:疾病预防、早期诊断、治疗技术与药物、康复及再造、中医药,能源生物炼制、化工与材料生物制造、生物反应器及装备技术。

    到2035年,力争成为世界生物科学技术中心和生物产业创新高地,多个领域涌现出重大原创性的科学成果、国际顶尖的科学大师,成为生物技术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地。

    三、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应对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大飞机、海洋工程、民生领域重大装备的能力提升和对高档制造装备的亟需,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汇集各类创新资源开展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前沿布局和应用示范。

   (1)航空装备领域,重点发展大型运输机、大型客机、军用无人机等制式装备,兼顾小型、低成本的通用航空装备。

   (2)航天装备领域,统筹空间系统和地面系统建设,构建卫星遥感、通信广播和导航定位功能有机结合的一体化系统。

   (3)海洋装备领域,提升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应对海洋油气开发和高技术船舶的工程亟需,前瞻布局新型海洋资源开发装备,完善海洋环境立体观测装备与技术体系。

    四、新材料产业

    瞄准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新材料产业系统建设创新体系,推行大规模绿色制造使役和循环利用,保障国民经济、国家安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需求,实现由材料大国向材料强国的重大转变。

   “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发展方向为: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先进金属材料、高分子及复合材料、高性能稀土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材料、信息功能材料、高端生物医用材料、前沿新材料与材料基因工程。

    面向2035年的重点发展目标为:电子信息材料创新体系完善,支撑新能源大规模利用与节能环保产业发展;无机非金属材料产业由大变强,金属材料工程技术达到国际领先,碳纤维材料技术体系与产品系列符合军民需求;以可再生组织器官的生物医用材料为主体的现代生物医用材料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稀土材料及制备的核心专利群取得有效突破。

   五、绿色低碳产业

   1.能源新技术产业

   立足能源发展规律、能源国情现状、能源新技术发展趋势,在“十四五”时期及面向2035年的发展阶段,聚焦能源资源清洁高效利用、碳约束下的能源安全、能源新技术及关联产业有效支撑经济增长等突出问题,重点发展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产业、非常规天然气产业、综合能源服务产业、核能产业、风电产业、太阳能光电产业、生物质能产业、地热产业。

    2.节能环保产业

    “十四五”时期,突出提高环境质量这一节能环保产业的核心需求,加强大气、水、土壤的污染防治,倚重和发挥科技创新在源头削减、过程控制和循环利用等污染防治全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突破主要污染要素、主要污染点源、主要生态破坏类型、污染物监测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形成促进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取得根本好转的环境工程科技体系。

面向2035年,产业发展重点在于突破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固体废物资源化等关键技术,实现普遍性应用并取得良好的环境质量收益。

    3.新能源汽车产业

    “十四五”时期,加强核心技术创新,推进基础设施规模化建设、市场化发展,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形成自主、完整的产业链。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年销量达到700万辆,保有量超过2000万辆;燃料电池汽车推广规模累计达到5万辆。面向2035年,全面实现产业商业化与高质量发展,汽车技术的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取得重大进展,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汽车占汽车总销量的70%以上,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及产业全面成熟,进入规模化应用阶段。

    六、数字创意产业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及相关产业的融合应用,为数字创意产业带来新机遇、形成新模式。通过10~15年的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将在以下5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创新设计体系、数字内容生产体系、数字内容传播体系、泛信息消费体系、泛沟通交互体系。

   “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发展方向为:超高清产业、VR/AR产业、数字内容生产和创新设计软件,数字文化内容创作、智能内容生产平台、文化资源转换,制造业创新设计、服务业创新设计、人居环境创新设计。

    面向2035年的重点发展方向为:万物互联的无障碍信息获取、1Gbps级速率的数字内容有线/无线端传播、数字内容精准分发,具有真实体验的视音频内容、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混合体验、全息影像和沉浸式体验,无障碍创意创新协同、无障碍想法设计传递、无障碍设计生产联动,定制化的数字内容消费、内容生产智能化与个性化定制,世界先进水平的制造业创新设计、服务业创新设计、人居环境创新设计。           (海派宏略:王海南 王礼恒 周志成 王崑声 崔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