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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25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12-14 11:14

经济分析

我国消费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推进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计算

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

七部门联合发文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管理

盛松成:货币政策半年内无收紧必要

刘尚希:“群体性差距”制约着经济发展可持续性

2021年物价运行将回归经济基本面

要情文摘

多部门将发力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

国常会部署加快做好RCEP生效实施有关工作

四部门为企业降成本再加力

工业互联网采取安全生产行动

国家发改委出招促进煤炭保供稳价

财政部发布关于修改《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决定

内部报告

双循环的历史韵脚与投资机遇

全球变局推动美元长期走弱

政策借鉴

河南:真金白银为实体经济增实力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我国消费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分析

通过借鉴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标准的划分并结合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可将我国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2000年,我国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尚处于低收入国家范畴;第二阶段为2001-2009年,我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此时我国的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小于4000美元;第三阶段为2010-2019年,我国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并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此时我国的人均GDP大于4000美元,小于12000美元。在此过程中,我国消费结构实现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的转变,实物型消费占比逐渐降低,而服务型消费占比不断上升。居民消费水平持续提高,越来越重视产品和服务的品质。消费已重回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我国经济增长实现由投资推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逐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快速转变(1981-2000)

从消费总量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规模由1981年的3278.2亿元升至2000年的68661.13亿元,消费规模增长近20倍,年均增速达16.8%,占GDP的比重年均达62.7%,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63.2%,高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时期,经济增长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消费拉动型特征。

从消费水平看,居民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81年的456.8元提高至2000年的4998元,消费规模扩大近10倍,年均增速达13.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1981年的162.21元提高至2000年的1577.42元,消费规模扩大近9倍,年均增速达13.4%。耐用品消费结构出现较为明显的变化,1981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和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分别为6.3、0.2和0.6台,居民消费更多的是以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的“四大件”为主。而到2000年,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的拥有量大幅升至90.5、80.1和116.6台,以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为主的“新三件”消费基本实现普及。此时农村居民消费则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到2000年,农村居民的耐用品消费还以电风扇、黑白电视机、手表为主,农村居民对“新三件”的消费尚处于起步阶段。

从消费结构看,食品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1981年的56.7%降至2000年的39.4%,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则由59.9%降至49.1%。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生活水平的划分,如果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则处于贫困阶段;50%-60%为温饱阶段;40%-50%为小康阶段;30%-40%为富裕阶段;20%-30%为富足阶段;20%以下为极其富裕阶段。我国城镇居民已实现了由温饱阶段向小康阶段在想富裕阶段的转变,农村居民则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转变。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问题后逐渐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转变。其中,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由1993年的35.6%快速升至2000年的50.5%,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逐步占据城镇居民消费的主导地位。农村居民对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相对滞后,占总消费的比重由1993年的34.5%升至2000年的41.6%。根据投入产出表最终居民消费支出情况看,实物型消费是此时期消费的主要特征。其中,第二产业消费占主要地位,2000年第二产业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为47.7%,远高于第一产业的24.7%和第三产业的27.6%。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弱,逐渐由实物型消费向服务型费转变(2001-2009)

从消费总量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规模由2001年的68661.13亿元升至2009年的174538.63亿元,消费规模增长1.5倍之多,年均增速降至11.9%,慢于上一时期4.9个百分点。而受投资高速增长的影响,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由2001年的62.2%降至2009年的50.2%,下降12个百分点。在此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仅为48.5%,低于上一时期14.6个百分点,投资推动型是此时期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

从消费水平看,居民消费水平迈向新台阶。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01年的5309.01元升至2009年的12264.55元,消费规模扩大1.3倍,年均增速达10.5%,较上一时期下降3.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由2001年的1670.13元升至2009年的3660.68元,消费规模扩大近1.2倍,年均增速达9.9%,较上一时期下降3.5个百分点。耐用品消费结构持续升级,城镇居民在“新三件”消费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对空调、淋浴热水器、电脑、微波炉以及移动电话的消费,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空调、淋浴热水器、电脑、微波炉以及移动电话的拥有量分别由2001年的35.8、52、13.3、22.3和34台增加至2009年的106.84、83.39、65.74、57.18和181.04台。而此时期农村耐用品消费正进入“新三件”的变迁阶段,对电视机的消费由黑白电视向彩色电视转变,洗衣机和冰箱在农村加快普及,而摩托车则取代自行车成为农村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

从消费结构看,食品在居民消费中的比重延续下降态势。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2001年的38.2%降至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则由47.7%降至41%。居民对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需求进一步增加,城镇居民对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比重由2001年的51.7%升至2009年的53%,对交通通信的支出明显增多,交通通信占城镇居民消费的比重由2001年的9.3%升至2009年的13.7%,是支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对发展型和享受型的消费快速增长,占消费的比重由2001年的45.1%升至2009年的50.5%。从投入产出表最终居民消费支出情况看,服务型消费逐渐取代实物型消费成为推动消费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2007年第三产业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达47.5%,高于第二产业的41%和第一产业的11.5%。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再度上升,服务类已成为消费的主要领域(2010-2019)

从消费总量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规模由2010年的201581.38亿元升至2019年的551494.6亿元,消费规模扩大1.7倍,年均增速12.2%,与上一时期相比增速有所回升。消费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上升态势,由2010年的49.4%升至2019年的55.4%,上升6个百分点。而在投资增速放缓以及投资效率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增长动力发生显著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59.2%,较上一时期大幅上升10.7个百分点,同时也明显高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增长实现由投资推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

从消费水平看,我国消费进入新阶段,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已增加至21559元,2013-2019年的年均增速达6.4%。耐用品消费不断向高端化、个性化发展,汽车逐渐成为居民出行的常用代步工具,智能高清电视、智能手机、电脑、扫地机器人、净水器等耐用品越来越受到居民的青睐。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令居民在消费时更加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对绿色消费、时尚消费等品质消费的需求日益增长。

从消费结构看,食品在居民消费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其中,城镇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2010年的35.7%降至2019年的27.6%,城镇居民实现由富裕阶段向富足阶段转变。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由2010年的41.1%降至2019年的30%,农村居民实现由小康阶段向富裕阶段转变。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已成为消费的主要趋势,2019年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全国居民消费的比重升至65.6%,较2013年提高近5个百分点。以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大众餐饮、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健康养生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快速崛起,逐渐成为消费领域中的重要增长点。从投入产出表最终居民消费支出情况看,服务型消费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2017年第三产业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的比重已升至53.2%,而第二产业占比降至38.6%,第一产业占比则升至8.2%。

从消费方式看,受我国加大对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及互联网技术持续进步等因素影响,互联网的覆盖范围日益扩大、普及率不断提高,从而为网上购物提供有力的外部发展环境。近年来,网上购物呈高速增长态势,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由2015年的32424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85239.5亿元,消费规模扩大1.6倍,年均增速达26%,明显快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9.7%的增速。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2015年的10.8%大幅升至2019年的20.7%,网上购物逐渐成为居民的主要消费方式之一。                         (执笔:邬琼)

推进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计算

一、下行压力加大与经济增长预判的模糊

中期内下行压力加大:由于1999年到2005年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8.18‰下降到了5.89‰,受20年前人口增长影响后20年经济增长的规律(我们也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人口增长与20年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验证了此规律)影响,GDP增长率有从2018年的6.6%(这个数据包含统计将研发投入2.8%调入GDP的部分)下降到2025年3.12%的压力。

长期内有跨越不了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风险:由于人口增长率从2006年的5.28‰下降到了2015年的4.96‰,2026年到2035年,经济增长率可能在2.66%-2.42%之间。我们就此根据高收入人均GDP水平年平均增长率的历史数据,判断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措施扭转,那么2035年前中国进入不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可能是大概率事件。

然而,经济学界和政策研究界就其趋势,各有不同的看法,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认识和判断是不是靠谱,所出的招是不是可用,效果会如何,似乎都需要讨论。

从要素的投入产出看,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要素的投入和贡献。清华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所、国外伍晓鹰等学者,大多基于索洛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对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和未来的增长趋势进行了各自的研究,结果和说法不一。索洛模型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条件,而中国的经济运行国情和环境在许多方面都不满足这些要求,因此这些研究计算的结果误差很大,提出的建议和方案可能针对性不强,或者有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模型,它有一系列严格的假定:一个竞争性的市场,要素都要自由流动,要素都要通过市场交易配置,市场决定价格,要素都有价值表达,生产和供给自动创造消费和需求,不存在长期的生产过剩。这些模型的条件要求,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实际上也就是一系列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体制安排。但是,中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许多体制还在改革之中,还不满足索洛模型的要求。因而,学者们简单套用数据来分析中国的经济运行和增长,误差就会很大,给中央的政策建议也无法针对存在的问题。

二、能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资金要素投入和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增长潜能

1.减税降费:收入在政府支出和企业资本配置改善

按照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标准值,宏观税负率在GDP的18%-25%之间,体制转型国家在28%左右,中国目前宏观税费为36%左右。我们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宏观税费负担率应有水平放宽在了30%,偏差为GDP的6个百分点以上。用反实事法计算,2017年高税费负担的年产出损失为GDP的1.3%-1.5%。

如果按照标准值进行还原改革,那么需要减税5.5万亿-6万亿元。在一年中减少,可能性不大。可以分三年,期间每年获得的新增长潜能平均为0.45%。虽然释放增长潜能的时间短,动能也不大,但是如果不减税降费,企业就会大面积关停和减少。

2.资金国有和民营经济配置改善可能的增长潜能

资金要素目前还没有做到竞争中性分配,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国有银行对民营企业贷款,将法律上投资、创业和经营的有限责任,正在普遍地变成了企业家搭上全部家产和父债子还的无限追责。国有企业贷款成本低、资金使用效率差、净资产盈利水平不高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负债资金和权益资金在国有与民营企业之间的错配,其损失占2017年GDP的5.84%,资金供给错配造成的损失还是很大的。目前国有经济贷款、债券占总额的60%,一直到2035年我们将这一结构按照国有企业15%和民营经济75%配置变动逐步进行还原改革,2019年到2035年间这项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方案的不同,年平均为0.24%-0.3%。也可能是我们的计算需要改进,这一效果并不如一些经济学家们猜测的那样大。但是,如果国有企业不改革,将会对出口贡献大、吸纳就业多的民营企业,形成挤出态势。

(二)劳动力配置改善可能获得的新增潜能

人口迁移、劳动力要素流动和配置,受到了户籍、教育及医疗不均、城镇居住成本高且困难、农村土地不能退出等干扰,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同样发展阶段时的城市化水平及农业就业劳动力比率比较,发生了较大的偏差。我们计算2017年其造成的产出损失为55569亿元,为当年GDP的7.0%。

如果进行对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等上述有关市场经济条件还原的体制改革,那么未来带来的新经济增长潜能,2019—2025年平均为0.46%,2026—2030年平均为0.20%,2031—2035年平均为0.002%,并且从最后一年开始转为负值。这一计算结果,出乎我们预料之外,因为有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以为这一改革会给未来带来年平均1%-2%的增长潜能。其不一的深层次原因,一是未来由于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将劳动力配置改善的增长潜能抵消很大;二是人口和劳动力配置还原改革,是一个逐年释放的过程,不可能短短的数年内改革到位。虽然增长潜能不大,但若不进行改革,没有劳动力配置改善获得的增长潜能支撑,那么增长下行的压力会更大。

至此,我们分析发现未来不容乐观:累积估算减税降费、迁移户籍、新市民教育和医疗、城镇住房、农村土地退出,国有企业等三大体制改革,其释放的增长潜能,加上20年前人口影响和20年后的经济增长速度基数,并没有使中国2035年前进入高收入国家门槛的概率显著地加大。

(三)土地配置体制改革的增长潜能最大

由于对土地进行交易管制,土地的稀缺性、外部经济溢值性、投入积累性和非折旧性等经济特征,或者价值不能表达,或者表达不完全和不充分。

在不让某类土地交易时,农村土地要素的所有者或者实际占有使用者,不能通过交易实现其财产性收入。农村的一二三产业几乎都要以地为基础而发展。然而,农村土地只是生活和生产资料,社会和信贷资金不能进入,农民不能以地为资本进行创业,也失去了其创业收入。

如果每年城乡仅以0.5%的土地交易,但由于不让交易,或者不能够交易,城乡损失的交易收入为31170亿元,为2017年GDP的3.88%。假定改革开放以来至2017年,现有农村已经有10%的土地资产投入资本,城镇一些可交易利用率不高的土地资本化率可以为1%,但是因为体制所限而没有,其以地为本创业,或者再资本投入方面的产出损失为48840亿元,为GDP的6.15%。

如果对城乡土地按照要素由市场交易决定其配置、有价值表达、能够资本化,2019至2035年间,其改革释放的年平均增长潜能,低方案为近1.4%,高方案为2.3%,而且增长潜能为动态递增。

城乡土地体制改革获得的增长潜能,按低、高不同方案,分别为上述三方面改革获得增长总潜能的71.49%和78.98%。这给中国在2035年前,通过改革支撑和保持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深化城乡土地体制改革,会拓展货币流入新流域,降低各方面负债率,形成更多良性资产,稳定货币金融体系,提振国民经济长期的利好预期。目前城乡存量土地,由于交易被管制,不能资本化,资金要素与土地要素不能优化组合,货币无法流入农村和农业,也不能流入城镇一些可交易划拨低价但闲置的土地。从现在货币投放看,工业由于有支付能力消费需求不足,过剩而投入不进去;城镇房地产因行政寡头垄断市场、行政限购限价,没有开征房地产税,一放则涨,货币大量地流入,形成泡沫;地方政府和一些企业因过去的负债率太高,借新还旧,资金体系自己循环,创造了利息泡沫GDP。

三、居民收入:生产与消费循环和平衡的极端重要性

索洛全要素生产函数模型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条件是:市场可以通过要素投入和退出,通过不断地出清,实际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如果生产过剩,那么必然是衰退,增长速度趋于下行。

然而,我们从三个大的方面干扰了居民收入的正常增长。由于计划生育时间太长和力度太大,经济主力人口收缩,应有而没有的人口最保守估计2.8亿,其中没有的劳动年龄人口造成的居民收入损失2017年为72658亿元,占GDP的9.15%;由于户籍等体制的阻碍,市民化的城市人口应当为97305.6万人,应有而没有的居民收入为79629亿元,为当年GDP的10.03%;因限制农村土地交易和以地为本创业而损失的居民收入为56853亿元,占当年GDP的7.16%。

现在一些机构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居民收入占GDP比例近61%,这显然误差太大,不可信。按照2017年统计公报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总人口,2017年居民总收入只占GDP的43.65%,这与我们同样发展水平国家居民收入一般占GDP的60%,偏差16个百分点。如果没有对人口增长、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农民土地财产和创业收入三个方面的干预和扭曲,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应当在68.94%,即使不考虑人口因素,后两项还原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也应该在60.14%。

从2017年国民收入的部门结构看,居民、企业和政府各自比为44﹕20﹕36。国民收入部门结构和GDP部门结构大体一致。其中,收入分配中政府、金融行业分配过多;生产结构中资本装备、基础设施(交通、城市建设等)内容过多。

我们按照上述损失的居民收入,以出法计算和还原2017年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72658亿元〔干预人口增长损失〕×70.54%(全部居民收入消费率)+{79629亿元(妨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损失)+56853亿元(农民土地财产收入和以地为本创业收入损失)}×81.55%(农村居民收入消费率)=162554亿元。2017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人口总数,消费规模只占GDP的30%,比同样发展水平国家一般50%的比例低了20个百分点。

通过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以及土地要素配置等体制的改革,较快地提高居民的收入,进而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即还原一定发展水平上市场经济中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占GDP的合理比例。至2035年,将居民收入占GDP比例逐年还原提高到65%,居民消费占GDP比例逐步还原提高到50%。

目前农业就业比例27%左右,与同样发展阶段国家12%左右的比例相差了15个百分点;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之差为1︰4.14,农村居民、城镇非户籍居民、城镇户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差为1︰1.83︰3.06,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和拥有财富之差更大,我们估计为1︰12和1︰18。在这样的数据格局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正处于人口迁移、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人口和劳动力流动的压力差很大。

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的农村居民5.7亿人,24600元的城镇非户籍居民(大部分是从农村进城的农民工和小工商业者)2.3亿人,这8亿人中低收入人口占到总人口的57.6%。从这些数据看,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没有完成,还有至少10余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推进市民化的城市化、提高居民收入,那么结构上政府收入增长要慢于GDP增长,居民收入增长要快于GDP增长1.8%,2019—2035年间,居民收入应当翻一番半。在此期间,计算的低和高两种方案的GDP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97%和5.99%,而同期居民收入低和高方案,年均分别应当增长7.14%和8.17%,才能分别将居民收入还原到占65%和50%的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分配方面,还是坚持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那么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比例过低的偏差永远也扭转不了,产能过剩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未来17年,后有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发展模式,转移剩余便宜劳动力与引进制造业结合,通过向欧美,包括中国大量出口产品,谋求自己的经济发展;前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促回和重振制造业,并谋求向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出口制成品。这样中国原来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国际市场环境,遇到了来自于双向的激烈竞争和挤压。

因此,扩大国内消费需求,2019—2035年间居民消费规模低方案从31.17万亿元扩大到100.41万亿元,高方案从31.43万亿元扩大到118.40万亿元,这样可能逐步从根本上平衡产能过剩,改变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局面,并且消化一部分关税降低后国外扩大的产品进口,保证未来17年中有一个宽松的国内消费需求环境和条件,实现国民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我们对照市场经济的标准,考虑GDP在政府与企业支出和资本间分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土地要素配置方式、资金要素国有与民营间的供给等方面进行体制改革,并实施市民化的城市化和延长工业化的战略,观察其带来的新增长潜能,居民收入和消费改善带来市场需求环境的变化,从而估计2019—2035年改革能够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趋势。按低方案,我们可2029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按高方案,可以在2025年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作者:东北财经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周天勇)

央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

近日,为完善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框架,建立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与识别机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系统重要性银行评估办法》。

《评估办法》明确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方法、评估范围、评估流程和工作分工,从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和复杂性四个维度确立了我国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评估指标体系。系统重要性银行最终名单经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确定后,由人民银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

《评估办法》发布后,人民银行将会同银保监会制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要求,拟从附加资本、杠杆率、大额风险暴露、公司治理、恢复处置计划、信息披露和数据报送等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提出监管要求,还将建立早期纠正机制,推动系统重要性银行降低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建立健全资本内在约束机制,提升银行抵御风险和吸收损失的能力,提高自救能力,防范“大而不能倒”风险。

在制定和实施附加监管要求时,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充分考虑宏观经济形势、银行资本补充需求和服务实体经济等因素,合理安排出台时机。针对不同组别和类型的系统重要性银行,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将根据经营特点和系统性风险表现分类施策,匹配差异化的附加监管实施方案,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安排,确保政策影响中性,稳妥有序实施。

七部门联合发文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管理

近期,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审计署、国务院扶贫办、银保监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工作目标,到2023年,所有直接兑付到人到户的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以下简称补贴)资金原则上均实现通过“一卡通”方式发放。

《指导意见》指出,到2023年,清理整合补贴政策和资金、规范代发金融机构、搭建集中统一发放平台、加强公开公示等工作基本完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监管格局基本建成,实现“一张清单管制度”、“一个平台管发放”,补贴政策更加科学,资金绩效明显提高。

《指导意见》要求,规范补贴资金发放流程。各省份要堵塞漏洞,制定涵盖补贴资金申报、审核、发放、公开公示等环节的操作规范,实现管理规章制度化、程序流程规范化、操作权限明确化。通过事前现场抽查审核、事中随机抽查、事后专项核查、大数据辅助核对等,强化对补贴资金的审核和监管。实行补贴资金兑付限时办理,明确具体时限要求,切实提高补贴资金结算进度。必要时可聘请符合条件的第三方参与部分环节工作。

《指导意见》强调,持续加强监管。国务院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合工作机制,持续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检查。各省级政府要把推进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地方各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管理,加大监管力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补贴发放中存在的问题。加强与各类监督的贯通协调,有效形成监管合力,确保补贴政策落地见效。

盛松成:货币政策半年内无收紧必要

2020年伊始,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引导利率下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运用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等,共涉及9万亿元资金供应,并由此带动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远超去年增速,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恢复。前三季度GDP累计增速由负转正,全年GDP同比增长有望2.5%左右。

宏观政策取向已由“稳增长”转变为“稳增长与防风险并重”,此时,是否应该收紧货币政策?我的看法是,当前远未达到收紧货币政策的条件,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至少在明年上半年之前,都不应收紧货币政策。

首先,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稳定经济增长。我国经济恢复基础依旧薄弱,投资不及预期,消费仍有待恢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4.7%,低于2019年全年的57.8%。1-10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仅-5.3%,远低于疫情前水平。企业生产尚在恢复过程中,尤其需要降低投融资成本,而收紧货币政策将提高利率。其次,收紧货币政策也不利于防范风险。前一段时间,永煤、华晨等国企信用债暴雷,同时市场预期货币政策将进一步收紧,由此引发市场恐慌,金融市场利率大幅波动。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微观企业风险越大,越不应该收紧宏观政策,尤其是目前我国财政政策潜力已不大。理论界几乎公认的典型案例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经济大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在危机初期不仅没有实行宽松政策,反而收紧货币;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与美联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密不可分。当微观主体面临偿债风险时,收紧宏观政策可能会成为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风险的化解只能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对症下药,而不能操之过急,不然反而可能使风险扩散。再次,目前主要国家采取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我国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当前国内外利差较大,中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在3.3%左右,美国则为0.8%左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几乎扩张了一倍,而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基本保持稳定。如果我国收紧货币政策,会使人民币汇率加速升值,大量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入,造成输入性通货膨胀,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的实施。最后,只有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收紧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处于低通胀、资产泡沫可控的状态。CPI已下降至0.5%,核心CPI连续四个月仅为0.5%,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为4.2%,是近19个月来的历史低位,远未达到收紧货币政策的条件。

一、当前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货币政策并没有大放水。发达经济体普遍降息至零利率或负利率,美联储、欧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比例分别高达本国GDP的15%、17%、14%和20%。美联储总资产已经从2019年9月的3.7万亿美元扩展至当前的7万亿美元以上。而目前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及其与我国GDP之比均与2019年底水平差不多。

我国货币政策已逐渐回归常态化。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信贷增速均保持稳中有降的态势;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速虽持续上升,但其主要来自于政府债券的发行。目前,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比我国GDP增速高出不少。但是,由于疫情冲击,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是经济恢复的前提。明年我国GDP增速会大幅提高,根据IMF预测,2020年中国GDP增速可能在9%左右。那么10%左右的广义货币增速并不高,与明年的经济增速相匹配。

目前我国金融市场利率基本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国债利率甚至高于去年底。截至11月30日,10年期国债利率超过3.3%,存款类金融机构7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DR007)为2.3049%,银行间7天质押式回购加权利率(R007)达2.4761%。近期,央行打破常规开展中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及逆回购操作,表明了央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政策意图。

二、目前收紧货币政策不利于稳增长和防风险

疫情后我国经济平稳恢复,货币政策的确无需大水漫灌,但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稳定经济增长,同时防范金融风险,所以不宜收紧货币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基础依旧薄弱。首先,第三产业增长尚未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其次,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4.7%,低于2019年全年的57.8%。企业生产和投资积极性较低,1-10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增速仅-5.3%。第三,失业率仍处于高位,10月份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为历史较高水平。第四,疫情对民营企业冲击更大。小型制造业企业二三季度景气度大幅低于大中型制造业企业。

由费雪方程(MV=PT)可知,如果货币供给M增加,而物价P未明显上涨,在交易量T不变或下降的情况下,意味着货币流通速度V下降。此时如果货币供应量再减少,则必然引起产出T下降。相比于正常情况,疫情造成了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联系不甚紧密,金融部门提供较为充足的流动性,但实体经济减少了交易活动,生产和消费都无法达到正常水平,由此造成货币流通速度下降。

目前收紧货币政策不利于防范化解银行信贷风险。在疫情冲击尚未消退时收紧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利率将快速上行,企业借贷难度和融资成本提高,不利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并降低企业中长期投资意愿。当下不少企业仍然需要借助银行贷款维持生存。货币政策收紧将使银行收缩信贷,增加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结果使银行贷款不良率提高。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4万亿元,较上季末增加987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96%,较上季末微升0.02个百分点。此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今年将加大对不良贷款处置力度,全年预计处置3.4万亿元不良贷款(而去年为2.3万亿元)。今年前三季度,银行业共处置不良贷款1.73万亿元(同比增加3414亿元)。据此推算,四季度银行业可能需要处置1.67万亿元不良资产。

利率上行往往伴随信用利差走阔,民营企业受到冲击更大。2013年,因担忧通胀上行,央行量价工具齐出,收紧货币政策,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同时上行。2013年12月,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007)较2013年年初上行218BP,同期央企、地方国企、民企信用利差分别变化-1.06BP、28.09BP、39.22BP,民营企业利率上行更多。2016年底,因担心资金空转、资产价格泡沫,我国开启金融去杠杆。2018年4月,7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007)较前期低点(2016年10月)上行105BP,同期央企、地方国企、民企信用利差分别上行25.37BP、56.29BP、60.24BP,民企利率上行幅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2018年4月至12月,央企和地方国企信用利差分别小幅上行7BP、2.1BP,而民企信用利差大幅上行109.4BP。由此可见,利率上行往往伴随着信用利差走阔,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

财政政策潜力有限,货币政策应予以适当配合和支持。为应对疫情,我国今年政府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同时实行减税降费。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1万亿元,同比下降6.4%。近期华晨、永煤等地方国企债券违约,直接原因来自于企业自身经营状况,但从深层次看,也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紧张,企业再融资难度增加,借新还旧的老路难以为继。当前,财政潜力已有限,需要货币政策予以配合。

全球货币宽松的环境下,若我国过快收紧货币政策,会造成大量短期投机性资金涌入,推高人民币汇率,削弱出口企业竞争力,也可能引起输入性通胀和资产泡沫,扰乱我国货币政策施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从6月初的7.13迅速升值至11月的6.57,升值幅度高达7.85%。截至今年9月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人民币债券、股票规模分别达到2.98万亿、2.75万亿,同比增长分别为36.4%、55.55%,增速明显快于往年。中国经济恢复较快,而西方主要国家经济仍深陷泥潭。

三、当前宏观环境为“经济恢复增长+低通胀+资产泡沫水平可控”组合,尚未达到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的条件

央行货币政策起到逆周期调节作用,因此收紧货币政策往往是基于经济过热的预期,主要表现为物价呈现快速上涨趋势,或者资产价格过快上涨、明显泡沫化。

我国当前通胀仍处低位,且继续呈下降趋势,实体经济并未出现过热迹象。10月份,我国CPI已下降至0.5%,核心CPI连续四个月增长仅为0.5%,PPI增速连续两个月仅为-2.1%。

非标资产继续压缩,房地产价格总体平稳。2020年1-10月社融中新增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分别减少3364亿元和5012亿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并不明显。2020年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为4.2%,是近19个月来的历史低位。分不同城市看,一线城市同比涨幅长期低于二三线城市,增幅持续稳定在5%以下已长达38个月之久,而二三线城市增速也已持续下降19个月,目前处在4%左右的近期低位。

从国际经验来看,当经济遭受严重危机时,不宜收紧货币政策,反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走出困境。如前文所述,典型的案例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国错误应对大萧条的教训和其成功处理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

国外疫情还在泛滥,当前我国经济恢复基础尚且薄弱,预计一段时间内都难以真正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所以,综合考虑国内外经济金融各方面情况,几乎没有任何理由收紧货币政策,而应该继续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适度。

刘尚希:“群体性差距”制约着经济发展可持续性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个维度

把握五中全会精神,要从新的“四个全面”入手。新的“四个全面”的含义,从字面上看,只是改了一个“全面”,即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际上是有整体变化的:“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其目标发生了变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另外“三个全面”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手段也自然会有变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核心关键词就是现代化,这可从三个理论维度出发去理解:第一,物质维度;第二,制度维度;第三,人的维度。

实现现代化,是我们国家一直追求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是追求现代化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周总理提出“现代化”的概念,那个时候的“四个现代化”,指的是物质的现代化,在物质生产力不发达,经济短缺,民穷国弱的这种情况下,物质的现代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是首要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物质的现代化跟国外的差距不断地缩小。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我们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实力大大增强了,所以物质的现代化应当说完成实现了一个阶段性的任务目标。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这点来看,物质现代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我国的现代化与发达国家相比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现代化维度的变化以及现代化核心的阶段性调整转变,从一个维度转向多维度,现代化的核心从物转向人。我国发展到了新阶段,还沿着原有的物质现代化发展的逻辑、发展的轨道是不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制度现代化,也就是治理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制度的现代化做了更加完整的部署,通过制度的现代化来促进物质的现代化。现在更加强调人的现代化,反复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这里面就包含人的现代化。

中国发展的新逻辑:效率与公平融合

三个维度,从纵向历史来看,可能预示着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它们是一个继承和叠加的关系。推进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的同时,现在转向了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五中全会的一些新提法,比如,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民生福祉、生态文明等等,实质上都是围绕人的发展来考虑问题的。中国发展到这个新阶段面临的动力问题是创新的问题,把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改革创新”,把“开放”浓缩到“改革”当中,单独提出“创新”与改革放在一起来表述。而创新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涉及人的能力提升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以国民的健康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的提升为基础。只有全体国民素质和能力全面提升,才能有创新的广泛社会基础,才能提升发展的动力,提高效率;才能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才有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没有全体国民能力的普遍提升,贫富差距要缩小也是非常困难的。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发展应当形成一个效率与公平融合的新逻辑。过去的发展是物质的发展,通过物质的发展实现人的发展,再落到物质的发展,把物质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现在发展的逻辑似乎有了变化,人的发展再到物质的发展,再到人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物质的发展是一个手段,是一个中介。以物质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时候,人的发展就成了一个中介,就成了一个手段。过去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的时候,人的作用更多是当做生产要素来看待,那个时候,更多的是把劳动力、消费当做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手段或途径来看待。在这种情况下,人没有被视为核心地位。在短缺的情况下,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短缺问题,现在到物质层面不再短缺的新阶段以后,转向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大逻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中国发展进入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新阶段

中国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一个大的意义上的新阶段,是一个大时间跨度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我的理解是中国发展的下半程。而之前的发展都可以归为上半程,小一点说,改革开放40多年,是中国发展的上半程。扩大一点说,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70多年,也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上半程。再进一步可以延伸到近代,都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上半程,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目标。

现在真正开始了中国发展的下半程,这个下半程应当追求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这个新阶段的现代化包含了物质现代化、制度(治理)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从整体看,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的内容很多都是涉及人的发展问题,比如创新的问题、民生福祉的问题、社会文明程度的问题,这些定性的指标都是关于人的问题。以人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意味着现有的体制改革、政策制定,要换一个参照系来重新审视,一切都以人的发展、人的现代化来考虑,更强调人的主体性,而不只是当做经济发展的要素对待。

城乡分治体制严重束缚人的平等发展

当前正在开启中国发展的下半程,就是以构建新发展格局起步。新发展格局中核心的问题,不是物的问题,而就是人的问题。从物质的层面和经济的角度来看,人的问题,就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否被异化的问题。从社会的层面看,人的问题是涉及社会的基本权利平等的问题。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若从社会改革的角度来看,怎么实现人与人之间基本权利平等是核心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思考。城乡一体发展,其前提条件就是城乡居民的基本社会权利平等。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解决。从1949年以来形成的以两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城乡分治,其基本框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城乡分治体制导致了经济的二元结构、社会的二元结构。经济的二元结构在工业化、市场化的推动下,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了,农民有了打工的自由。但是社会的二元结构没有完全解决,人作为社会主体,家庭的自由迁徙,到城市里落户,到其他地方落户,实际上还是有诸多限制。这由此衍生出群体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要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缩小分配差距,否则,以国内市场为基础的内循环难以畅通、壮大。而分配差距中最大的问题是群体性的差距。从高中低收入分组的角度来研究分配差距,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的,掩盖了群体性差距及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们国家现代化建设现在面临的最核心、最基础的社会问题,就是群体性的差距问题。这也是一个宏观问题,从根本上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从分配来看,群体性的差距有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也包括消费差距。其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是群体性的能力鸿沟,就是群体性权利的不平等导致起点的不公平、机会的不公平而累积形成的。比如,农民工这个群体现在近3亿人,他们被给予的公平机会、公平待遇在城乡分治体制下是不足的。农民、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能力不足,由此导致的群体性能力鸿沟,是城乡分治束缚了人平等发展的一个后果。若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要缩小分配差距是非常困难的。分配差距若不能缩小,要扩大内需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群体性差距”妨碍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这是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的。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努力、人人共享的社会发展模式,共同富裕的前提就是要人人努力,而人人努力还有一个更大的前提叫“人人参与”,人人参与就意味着机会要公平、起点要公平。个人之间的能力总是有差距,无法消除,永远存在,通过个人努力可以改变这种差距;但倘若这种能力的鸿沟是一种群体性的现象,就不是个人努力能解决的问题。个人再怎么努力,若生下来就是农民,就会遇到不平等待遇。过去农村中大多数的人,只能通过考学、参军改变现状。现在通过打工能也够改变,但在城中打工的农民,即使是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只要“农民”这个身份未变,却享受不到同城待遇,这个问题至今无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会在社会中形成一个群体的能力普遍偏低的现象。群体性的能力低下,不能为社会创造更高的价值,只能是群体性的低收入,所以整个群体就称为低收入群体。我国现在大概有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这6亿人大多数就是农民,他们生下来就被贴上了“农民”这个社会身份的标签。要想农民的收入获得增加,一个前提是能力要提升,这就必须改变基于所有制的城乡二元体制。

2003年,在财政上有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当时喊出来一个口号——“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农村”,这是对原有财政模式的重大突破。因为财政长期来不是全国人民的财政,只是“城市财政”、“全民所有制财政”,对农民、农村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不在财政的视野之内。此后,公共服务向农村倾斜,不再把农民、农村当做是财政份外的事情。这个时候的财政才开始变成了全国的财政、全体老百姓的财政、就变成了人民的财政。财政上虽有所改变,但是这种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户籍制度有所调整,但是依然在教育、养老等方面,还是有权利的差别。

政协前不久讨论的租购同权的问题,也是与之相关联的问题。当公共服务不能被国民平等地享受的时候,推进区域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大打折扣。即使进了城,却因为身份问题,还是无法去享受平等的待遇。经济的不平等和社会身份的不平等之间,一旦形成相互关联,形成一种循环,甚至相互强化的时候,要想缓解群体性的分配差距,要走向共同富裕,就非常非常困难。

所以,我觉得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回到以人为本的逻辑上来。发展是依靠所有的人,不是依靠少数的人才,应逐渐去解决群体性不平等的问题。现在经济改革的任务没有完成,而社会改革相比经济改革更加滞后,其体制、机制、框架,和实行计划体制时相比没有发生质变。经济视角的改革、发展固然重要,但若社会的不平等跟经济的不平等问题不能有效缓解,结合起来甚至相互强化,造成的经济后果、社会后果难以预料。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也就是发展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是以人为核心的发展观。只有人本的发展逻辑为主导,而不是让物本的发展逻辑为主导,这样才能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行市场经济,无疑是让资本在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让资本“说了算”。但是从整个社会来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尝试要限制资本“说了算”的范围,不能让其蔓延到整个社会,以此解决共同富裕这个世界历史性难题,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探索、创新和对之提出的挑战。历史上无产阶级的形成,源于工业化条件下资本逻辑主导造成的人的异化,人被物质资本广泛支配,结果社会两极分化。社会贫富差距的日渐扩大,对我们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警醒,应将发展的逻辑和焦点真正拉回到人本上来。唯有回归人本的发展逻辑,让物本的发展逻辑处于从属地位,才能改变中国当下面临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唯有通过以社会化为导向的社会改革来推动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达到两者协调、相互促进的效果,才能从大的宏观格局上为内循环的畅通创造条件,才能构建新发展格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

2021年物价运行将回归经济基本面

2020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之下走出“V”型态势,投资、消费、进出口等数据近期持续回升。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影响,1-10月PPI持续徘徊在负增长区间;5月随国内经济复苏同比增速触底反弹,但反弹速率受成本传导约束。受前年猪肉价格上升的翘尾因素影响,年初以来CPI“高开低走”,核心CPI则不断回落,反映居民消费需求存在一定压力。受食品和油价的影响,2020年的CPI和PPI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经济基本面。

疫情等因素导致价格走势分化

疫情导致的停工停产造成全球供应链断裂,订单量下滑、库存成本上升双侧挤压工业部门购销利差,迫使企业压价促销以补充流动性,市场价格走低。行业景气度低迷带来居民部门就业压力增加、可支配收入减少,消费需求整体走弱。但各行业受冲击程度和复苏趋势分化明显。生活必需品、食品、医疗等需求维持高位,租房、交通、衣着销售承压,对应食品项CPI、食品工业PPI等指标高位调整,1-10月累计同比分别为13.2%、3.64%,居住项CPI、纺织业PPI等显著走低,1-10月累计同比分别为-0.36%、-5.02%。国际油价下跌影响传导至石油天然气开采、燃料加工、化工制造等行业,后者价格持续低迷,1-10月累计同比分别为-26.3%、-14.17%、-6.73%;但黑色、有色金属采掘业PPI则在国际矿石价格上涨刺激下走高,其冶炼及加工业行业也在国内房产、基建投资的带动下稳步复苏,黑色金属冶炼加工行业同比于9月翻正,有色则于7月回正后维持稳定增速,10月累计同比已接近去年同期。

从居民消费端来看,食品及消费品价格下行趋势明显,服务价格波动幅度相对较小。疫情以来消费品价格调整幅度较大,同比涨幅自年初回落了7.1个百分点。居住项同比自2009年以来首次落入负区间,租赁房房租价格同比出现历史低位。受国际油价下跌及疫情期间交通管控措施的影响,交通和通信CPI同比跌幅最大,前10个月累计下滑3.5%,其中交通工具用燃料累计下滑13.3%。疫情导致了普遍的消费“上线”,而电商平台所提供的平行比价便利也提升了消费者价格敏感度,加大商品竞价压力。2020年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上升,前三季度约25%的消费品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同比增长4.8%,其中服装及生活用品网上销售额累计同比至9月已分别恢复至3.3%、16.8%,自2月出现拐点以来分别回升了21.4%和9.3%。在网络零售增速及需求复苏的拉动下,衣着及生活用品CPI亦已触底企稳。线上消费为农产品产销对接、零售企业去库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政府补贴及电商支持力度的加大使线上销售量增价稳,销售额平稳回升。服务业韧性较好,CPI同比波动区间仅为1.6个百分点。细分项中,生活、教育、医疗服务价格涨幅维持相对高位,通信及邮递服务价格落入负区间;旅游项由于防疫措施逐渐放开自8月起价格较快恢复,10月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食品项受猪肉价格下行带动同比显著回落,较2月峰值已下降12.7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价格下降138个百分点,10月同比已为负值。鲜菜、鲜果价格波动大致符合季节性规律,粮油价格波动幅度总体相对平缓。整体而言食品项供需不存在显著缺口,四季度起基数效应、成本传递及可能存在的突发性因素将成为影响价格走势的关键。

从工业生产端看,上、中游行业受到经济骤降带来的冲击更为严重,后续伴随逆周期调控和经济“V”型反弹企稳回升。采掘工业PPI同比最低于5月录得-14.8%,多为4月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的滞后体现,如WTI原油4月同比降幅达73.9%。因原油位于多条产业链上游,价格波动会顺延传导至中下游的燃料加工、化工等众多行业,在权重及波动率方面均成为拖累PPI持续低迷的重要因素。后续随着油价逐渐回温,输入性通缩风险得以逐步缓解。黑色及有色金属价格亦呈现“V”型复苏,在国际矿石价格上涨和国内基建、汽车、家电等行业景气度回升的双重作用下,金属加工业PPI回升态势明显。

猪肉价格逐渐回归常态,CPI结构性改善

2020年初翘尾因素对CPI的拉动较大,而新涨价因素则逐渐走弱,甚至出现负增长,说明价格同比高企大部分受到了去年猪肉价格快速拔高的翘尾影响,但疫情冲击带来的需求不足仍有体现。随着经济复苏带来需求逐步释放,猪肉价格在供给回升及基数效应的双重作用下同比回落,消费价格将在新的供需平衡间取得结构性改善。

猪肉价格同比对于CPI的影响已经并将进一步由正转负。受去年同期价格基数陡然走高的影响,猪肉价格同比降幅明显,但绝对价格进一步回落仍存在一定压力。一是生猪存栏量绝对值仍位于相对低位,全国生猪存栏量较正常年份已恢复80%,预期出栏量恢复至往年平均水平仍需1-2个季度。二是仔猪价格及饲料成本攀升,前三季度仔猪价格平均环比增速近4%,生猪饲料价格则突破历史高位,双重压力下自年初起外购生猪养殖毛利率从50%下滑至5.78%,猪粮比从20%上下回落至12%,虽然距正常年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空间,但对生猪养殖规模扩张的刺激力度可能边际递减。三是四季度为猪肉消费旺季,同时也是动物疾病多发易发时期,消费量增长和非洲猪瘟疫情是可能导致未来几个月猪肉供需关系收紧,对猪肉价格有一定支撑作用。预期未来1-2个季度内猪肉批发价格会在供给缺口持续收窄的支持下呈现平缓下行趋势;2021年下半年猪肉批发价格可能在20-30元/kg区间内波动。考虑到2020年较高基数的影响,猪肉同比价格会对CPI形成明显的负向拉动作用。

食品项其他类目价格维持相对平衡。生猪生产恢复小幅推升玉米、大豆等主要饲用原料价格。叠加去库存及收储制度改革影响,玉米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但仍处于恢复性上涨的合理区间,玉米市场供应总体有保障,后期价格将逐步趋稳。各主要口岸进口大豆现货价小幅提升,豆粕出厂价格随之上涨;国产大豆价格则随8月新季大豆上市高位回落。未来一个阶段国际、国内市场大豆供给整体偏松。国际市场上疫情对需求的冲击大于供给,油价低迷打压生物质燃料需求;四季度国产大豆迎来集中上市期,且今年产量有望继续恢复,加之国储大豆拍卖加量,国产大豆供需偏松。明年饲用需求恢复速率将小于供给增速,大豆价格大概率走出下行态势。

水稻、小麦等自给自足产品则脱离国际趋势,在国内生产稳中向好的支持下价格总体保持稳定。鲜菜、鲜果价格走势大致与季节性规律相符;禽蛋价格目前处于相对低位,养殖利润率走低促使库存下降,未来可能面临价格恢复性回调。

消费及服务需求的释放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CPI走势的重要因素。释放需求的核心一方面在于居民就业情况的改善,另一方面在于文娱旅游等相关行业开放程度的提升。房屋租赁市场低迷反应就业行情下滑,低收入群体需求反弹受就业市场修复速率制约。而文娱旅游行业的防疫管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关消费,9月以来电影、旅游行业逐步放开后价格显著上涨印证了消费潜力。未来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有序改善,就业及消费将相继回升至常态,核心CPI同比将呈现低基数水平下的稳步回升。

未来1-2个季度,在翘尾因素影响减弱、猪肉价格同比快速下行、核心CPI恢复尚未起色、国际油价维持低位等多重作用下,CPI同比有可能落入负区间。后续CPI则将在全球经济复苏、国内需求进一步回升共同发力的带动下逐渐回升至正值水平,可能会在1.5%-2.5%区间波动。

需求复苏和低基数效应拉动PPI趋势回升

从全球经济运行的态势分析,疫情对于全球经济整体影响正在逐渐减弱。未来一段时间,全球经济生产、贸易及投资增速上升将会成为PPI回升的推动力。根据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平均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速的变动情况,2020年出口增速于5月触底后强势反弹;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新订单指标于7月起高出荣枯线并持续上升;IMF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将萎缩4.4%,而2021年将实现5.2%的正增长。各项数据显示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的大方向正在逐步明确,短期、区域性的疫情反复影响程度有限。

美元指数作为能够体现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和大宗商品价格等多重因素影响结果的指标,与国内PPI存在领先约6个月的负相关关系。美元指数自2020年4月以来持续6个月走弱,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相对升值,将为接下来2个季度内PPI上行提供支撑。美元流动性保持充裕有利于刺激全球投资增速,拉动国际市场对大宗商品的需求。

M1作为企业活期存款,表现企业现金流状态,也是企业需求变化的重要体现,与PPI走势具有相似的周期性,且领先PPI约三至四个季度。2019年M1同比多数在3%-4%之间小幅震荡,2020年初起开启上升态势,10月已达9.1%;对应2020年持续低迷,PPI大概率将在2021年上半年出现较高增速。

从结构性上分析,原油、黑色金属、有色金属三类对PPI影响权重最大的大宗商品需求缺口正在逐步修复。在减产协议和需求复苏的作用下国际原油供需关系紧张程度难以改观,国际原油绝对价格涨幅将大概率趋于平缓。据OPEC测算全球石油需求增速将于2020年四季度后递减,波罗的海原油运输指数仍保持低位震荡,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期末库存虽自7月起逐渐降低,但同比仍位于相对高位。2020年四季度油价难以出现明显回升,而受2020年上半年低基数影响,2021年上半年石油价格同比涨幅可能会在30%以上,成为PPI快速回正的重要推手。

黑色金属及有色金属主要需求来源于基建、房产及制造业投资。2020年三季度以来随着基建及房地产投资项目施工推进加快,工程机械同比销量均大幅上涨,其中挖掘机、叉车及压路机同比销量涨幅已达到50%上下,预示着螺纹钢等产品订单量有进一步增长空间。电网投资累计同比已自2020年2月的-43.5%稳步回正,超出2019年全年水平,新增220千伏及以上线路长度累计同比及变电设备容量累计同比均实现大幅回升,铜的需求量强势增长。随着铁矿石及铜矿进口价格的不断攀升,输入型通胀压力也将会传导至终端市场。螺纹钢市场价同比降幅已从4月低位的-13.74%缩窄至-1.0%上下;考虑高基数影响,四季度大致与去年同期水平齐平,但2021年初同比高增长几率较大。全国铜均价同比涨幅已近10%,沪铜期货价格亦维持上升通道。黑色及有色金属在新的供需动态平衡中逐渐摆脱通缩困境形势较为明朗。

综合考量,2020年四季度PPI同比大概率仍将于-2.0%至0的区间缓慢修复,而在2021年上半年可能走出较为明朗的上涨趋势,预计将于在2、3月间恢复正增长,上半年最高可能增至3%上下。2021年下半年随基数效应修正,同比涨幅可能有所收缩,届时新的涨价因素是否能够对冲2020年全年负增长的翘尾影响,值得进一步观察。

展望2021年,随着经济逐步进入趋势性的运行轨道,物价运行大概率的走势是CPI下行后走稳,全年控制在3%以内应无悬念,而PPI则逐步上行。物价整体水平将会回归经济基本面,保持温和上涨的格局,给货币政策的灵活运作提供了充裕空间。

             (作者: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 连平)

要情文摘

多部门将发力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

近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表示将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从稳定扩大汽车消费、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提振餐饮消费、扩大农村消费等方面发力,进一步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更大程度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问题】汽车、家电、餐饮等大宗消费、重点消费,是消费市场的顶梁柱,是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领域。农村消费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14.7%,发展潜力巨大。但新冠肺炎疫情对消费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宗消费、重点消费首当其冲,农村消费也受到较大影响。近几个月,随着中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消费市场呈现稳步复苏态势。10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较上月加快1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1-10月同比下降5.9%,降幅比上半年收窄5.5个百分点。

【对策】在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方面,将鼓励各地调整优化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投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将鼓励地方出台更多真金白银的优惠政策,联合相关部门编制汽车下乡活动计划及进一步推动农村汽车的消费升级,同时深入实施公共领域车辆电动化行动计划,启动全面电动化试点城市的申报,会同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奖补支持政策,以公共领域电动化有效带动私人消费。

在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方面,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对淘汰旧家电家具并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环保家具给予补贴。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支持生产流通企业、电商平台开展废旧家电家具回收,鼓励发展“互联网+废旧物资回收”等新模式,促进家电家具更新换代。

在提振餐饮消费方面,相关部门将进一步鼓励餐饮企业丰富提升菜品,创新线上线下经营模式。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开展餐饮促消费活动,支持以市场化方式推介优质特色餐饮,提升市场人气,提振消费信心。

在扩大农村消费方面,将进一步提升电商进农村,进一步扩大覆盖面,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重点加强到村物流站点建设,降低农村物流成本。加强县域乡镇商贸设施建设,支持建设立足乡村、贴近农民的生活消费服务综合体,提升农村商品和服务供给品质。

国常会部署加快做好RCEP生效实施有关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有关工作,维护自由贸易,拓展合作共赢新空间。

【问题】RCEP是全球参与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贸协定。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以2030年为测算年份,RCEP有望该年带动成员国出口净增加5190亿美元,该年成员国国民收入净增加1860亿美元。李克强说,近日在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上正式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于成员国共同应对国际环境不确定性、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增进相关国家人民福祉,对于促进我国高水平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世界经济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要积极推动协定落地生效,实现协定各成员国的互利共赢。“这方面有大量紧迫的工作要做。”总理说,“有关部门要压实责任,对照协定明确任务分工和时限,尽早完成协定生效实施的国内相关工作。”

【对策】一是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加快完成国内核准程序,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移动等领域开放,推进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救济、电子商务、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实行更高标准规则。二是针对协定实施后区域内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量整体上将达90%等,要在关税减让、海关程序简化、原产地规则技术准备、产品标准统一和互认等方面,抓紧拿出实施协定的措施,对快运、易腐等货物争取实现6小时内放行。协定中服务贸易总体开放承诺显著高于成员国间现有自贸协定水平,要按照我国对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养老服务、专业设计、建筑等诸多服务部门作出的新开放承诺,逐一落实开放措施。落实投资负面清单承诺,清单之外不得新增外商投资限制。兑现首次在自贸协定中作出的知识产权全面保护承诺,将著作权、商标、地理标志、专利、遗传资源等全部纳入保护范围。落实电子认证和签名、在线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跨境电子方式信息传输等条款。三是抓紧梳理完善与协定实施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协定规定的约束性义务执行到位,确保国内行政措施和程序合规。四是面向地方、商协会和企业加强协定实施宣介培训,使各方面尤其是广大企业熟悉和掌握协定规则,全面认识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开放与竞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努力在市场竞争中拓展合作发展空间。

四部门为企业降成本再加力

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人民银行4部门近期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7方面23项措施,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政策背景: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冲击,为助力企业渡过难关,降成本成为政策实施重要发力点。今年企业面临经营成本高和受疫情影响营业收入下降的双重压力,发展更加困难,降成本对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尤为重要。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各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经营困难,有力促进了全面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为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降成本重点任务,帮助企业妥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渡过难关,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部际联席会议2020年将重点组织落实好7个方面23项任务。

政策内容:《通知》将“落实好既定减税降费政策”列于首位,明确规定将减免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免征公共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旅游娱乐、文化体育等服务增值税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今年年底。落实相关收费基金减免政策。降低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整体上实现企业宽带和专线平均资费降低15%。坚决整治涉企违规收费,严查各类涉企乱收费行为,建立完善乱收费投诉举报查处机制,加大整治力度。

《通知》要求强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畅通金融和实体经济传导渠道。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注重发挥定向工具作用。延长中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至明年3月底,对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应延尽延,对其他困难企业贷款协商延期。完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融资工具。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贷款利率下行。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效率。

《通知》要求持续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放宽市场准入和经营限制,放宽市场准入试点,持续破除市场准入隐性壁垒。优化政府服务业务流程,全面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推进“互联网+监管”。降低政策遵从成本。

《通知》要求努力降低企业用工和房租负担。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免征中小微企业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单位缴费部分至年底。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落实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实施援企稳岗返还政策。缓解房屋租金压力。减免国有房产租金,鼓励各类业主减免或缓收房租。

《通知》还要求继续降低用能用地成本。继续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除高耗能行业用户外的现执行一般工商业、大工业电价的电力用户到户电价5%至年底。完善科学合理用能管理。合理增加供应降低用地成本。

《通知》还要求推进物流降本增效。降低物流税费成本。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积极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提高物流运行效率。《通知》最后要求激励企业内部挖潜。引导企业创新管理挖潜增效。

政策点评:从近几个月的实践来看,减税降费政策有效对冲了疫情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压力,帮助市场主体加速复苏。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新增减税降费累计超2万亿元,达20924亿元。其中,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13659亿元。从更长远看,还将有助于实体企业轻装前行,充分释放投资潜力、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减税降费不仅规模增加,效率也提升了。今年新增2万亿元财政资金通过“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达机制,新增资金预算指标7天就能下达基层。在落实落细各项降成本任务中,政策针对性进一步增强,确保各项纾困措施直接惠及市场主体;在帮助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方面,国有企业发挥了龙头带动作用,积极主动减免房租、降低企业用能、用地及融资成本。

政策建议:企业希望好政策更可持续,因此考虑疫情结束后有些政策作为长期性政策存在。另外,需要进一步落实落细有关政策,还需要加强跨部门跨地区会商协作机制。此外,应建立完善乱收费投诉举报查处机制,及时回应企业合理诉求,对违规征税收费进行严肃追责问责。

工业互联网采取安全生产行动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行动计划(2021-2023年)》。

政策背景:“安全生产”是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工业互联网”和“安全生产”,今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针对安全生产事故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层层压实责任,狠抓整改落实,强化风险防控,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6月30日,中央深改委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充分利用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高重点行业安全生产水平。

政策内容:《行动计划》围绕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打造新型能力、深化融合应用、构建支撑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重点任务。

第一,建设“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新型基础设施。通过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支撑安全生产全过程、全要素、全产业链的连接和融合,提升安全生产管理能力。为保障工业互联网与安全生产融合发展落地推广,需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作为主要载体,具体包含“两个平台、一个中心”。两个平台是指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监管平台和数据支撑平台。一个中心指的是“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行业分中心。

第二,打造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生产新型能力。依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安全生产快速感知、实时监测、超前预警、应急处置、系统评估等五大新型能力,推动安全生产全过程中风险可感知、可分析、可预测、可管控。

第三,深化工业互联网和安全生产的融合应用。通过深入实施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生产、仓储、物流、环境等各环节各方面的管理模式升级,促进跨企业、跨部门、跨层级的生产管理协同联动,提升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管控水平。

第四,构建“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支撑体系。为推动工业互联网和安全生产深度融合,提高推广应用效率,需构建坚持协同部署、聚焦本质安全、完善标准体系、培育解决方案、强化综合保障等五位一体的全面支撑体系,培育工业互联网和安全生产协同创新模式。

政策点评:在工业4.0中,没有安全,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工业信息安全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我国工业健康发展的命脉。推进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健全网络安全技术监测体系、应急处置机制,确保工业领域安全平稳可靠运行成为当下工作的重点。该计划的出台为中国工业生产起到保驾护航作用。《行动计划》提出到2023年底,工业互联网与安全生产协同推进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工业企业本质安全水平明显增强。一批重点行业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监管平台建成运行,“工业互联网+安全生产”快速感知、实时监测、超前预警、联动处置、系统评估等新型能力体系基本形成,数字化管理、网络化协同、智能化管控水平明显提升,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支撑和服务体系,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模式。

国家发改委出招促进煤炭保供稳价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行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指出,执行“基准价+浮动价”价格机制。供需双方能够就中长期合同价格达成一致意见的,按双方商定意见执行。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按照“基准价+浮动价”原则确定。

《通知》指出,不断完善煤炭中长期合同制度。一是进一步明确煤炭中长期合同范围,二是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三是执行“基准价+浮动价”价格机制。供需双方能够就中长期合同价格达成一致意见的,按双方商定意见执行。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应按照“基准价+浮动价”原则确定。

《通知》明确,基准价方面,下水煤合同基准价首先由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一致的按2020年度水平执行;铁路直达煤合同基准价要由下水煤基准价格扣除运杂费后的坑口平均价格和供需双方2020年月度平均成交价格,按各占50%权重综合确定。浮动价方面,下水煤合同与铁路直达煤合同的浮动价,均可结合环渤海煤炭价格指数、CCTD秦皇岛港煤炭价格指数、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综合确定。区域内合同价格应参照上年度价格协商确定,鼓励供需双方参照有关价格指数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通知》指出,早签、多签、签实、签长煤炭中长期合同。一是及早完成年度合同签订工作。供需双方要本着长期合作、互惠共赢的原则,主动沟通,加强对接,力争在2020年12月底前基本完成双方合同签订工作。铁路运输企业要提前做好运力配置计划,保证在2021年1月底前完成产运需三方合同签订工作,对在上述期限内仍未完成合同签订的,原则上不再保留运力。供需双方在合同谈判期间,要确保煤炭市场供应平稳有序,不得影响正常发电供热和居民生活用煤需求。

二是进一步提高中长期合同签订比例。规模以上煤炭企业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自有资源量的80%以上,2019年以来核增产能煤矿核增部分签订比例应达到90%以上。规模以上电力企业签订的中长期合同数量应达到年度煤炭使用量的75%,使用进口煤的电厂,国内煤炭使用量的80%要签订中长期合同。规模以上煤炭和电力企业2021年签订的供需双方、产运需三方中长期合同数量均应不少于上年。

三是中长期合同要有量有价真实有效。煤炭中长期合同的数量、质量、价格机制、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基本要素应规范齐全。合同要真实有效,严禁以抢占铁路运力等为目的签订虚假合同,一经发现,记入企业信用记录,并对其在下一年度中长期合同签订中实施限制。鼓励使用合同示范文本,支持在全国煤炭交易中心平台签订电子商务合同。

四是鼓励签订3年及以上的中长期合同。鼓励供需双方建立长期稳定战略合作关系,签订3-5年有明确价格机制的中长期合同,规模以上企业的3年及以上合同签订量原则上不低于年度中长期合同总量的30%。此前已签订尚未到期的中长期合同应继续执行。

《通知》还提到,强化煤炭中长期合同履约监管,健全煤炭中长期合同保障机制。

财政部发布关于修改《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决定

近日,为进一步强化财政票据管理,财政部印发《财政部关于修改《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对《办法》主要作了以下修改:一是增加财政电子票据管理内容,明确财政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并对管理流程进行规范。二是根据财政电子票据管理改革实践,取消非税收入专用票据和定额票据。三是明确财政票据的统一管理,确定财政票据实行全国统一的式样、编码规则和电子票据数据标准。四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精神。删除了证明事项、防伪专用品和收取票据工本费等内容,增加了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领用单位办理领用证、领用票据提供便利的内容。五是根据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法律责任条款。

为使财政电子票据的管理有法可依,《决定》增加了财政电子票据的有关内容,并对电子票据使用管理全流程进行了规范。一是明确电子票据的法律地位,规定“财政电子票据和纸质票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财会监督、审计监督等的重要依据”。各有关单位(如医保部门、商业保险单位)可以将财政电子票据作为报销入账和电子归档的合法凭证。二是明确电子票据特征和数据标准等内容,要求各级财政部门按照统一的财政电子票据数据标准,生成、传输、存储和查验财政电子票据,并通过有关票据公共服务平台提供财政电子票据真伪查验服务。三是规范电子票据开具及传输有关要求,财政票据使用单位应当确保电子票据及其元数据自形成起完整无缺、来源可靠,未被非法更改,传输过程中发生的形式变化不得影响财政电子票据内容的真实、完整。四是明确电子票据的归档管理,要求财政票据使用单位和付款单位准确、完整、有效接收和读取财政电子票据,并按照会计信息化和会计档案等有关管理要求归档入账。

为落实“放管服”改革有关精神,按照改革优化财政票据管理流程、更新管理理念、提高服务质量、减少重复提供资料、减轻用票单位工作负担等原则,《决定》作了以下修改:一是取消证明事项,不再要求首次申领财政票据的单位提交政府批复文件、资质许可文件等证明材料,申领人仅需“按要求提供与票据种类相关的可核验信息,并对提供信息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同时,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法律责任中增加了“提供虚假信息骗取和冒领财政票据”的违法情形。二是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要求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申领单位提供便利,一次性告知领用财政票据的相关程序、材料、要求及依据等内容。三是建立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删除财政票据防伪专用品有关内容。四是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有关要求,删除收取财政票据工本费有关内容,财政票据由原有的“领购”改为“领用”,并对《财政票据领用证》具体要素进行了更新。

内部报告

双循环的历史韵脚与投资机遇

双循环是大变局中开新局的必然选择、双循环带来需求侧内需倍增、双循环带来供给侧的价值重塑、双循环将巩固人民币资产的相对优势。

双循环是适应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变化并进一步的激发自身发展潜力的必然的选择。新冠疫情作用下,整个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变化,打个比方,新冠疫情的短期影响就像按下了世界的暂停键,之前正在高飞的全球经济增长在今年经历着断崖式的下跌,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已经降到了负的4.4%,这是过去一百年来最暗淡的。

整个全球经济在新冠疫情影响下,一系列重要的转变正在快速的发生,最重要的一点是过去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受益外部环境出现了系统性的变化,当前全球经济增长40年行之有效的黄金增长范式,以生产要素不断投入、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全球化的推进三个关键支撑点的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范式已经面临终结,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需要通过进一步发现自身的潜力、开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谋求未来更加长远的发展。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背景下,双循环是我们适应外部变化主动的选择。双循环是进一步激发再出发潜力必然的主动选择。另一个观点是,这个主动选择是适应经济发展规律的理性的选择。

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拿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历史做了非常长时间序列上的研究,得出非常重要的结论,在类似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上,类似于中国体量的经济大国,面临中国现在所处的类似时代背景下,面临自身发展一系列的类似的制度的同时,双循环都是符合自身发展需要、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理性的选择,这是符合应该发展规律的。

整个历史的韵脚来看,美国在中国类似的发展阶段也开启了双循环,中国在目前的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启了双循环也是适应于整个全球经济发展趋势,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理性选择。

从美国经验来看,双循环将会带来整个经济体无论需求侧、供给侧、资金链的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双循环会给中国的需求侧、供给侧、全球对中国的资本投入带来怎样的系统性的变化?

整个需求侧角度而言,伴随双循环模式的确立,中国在未来的15年将会经历一轮内需倍增的长期发展过程,对比中国和所有的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在整个内需的发展上存在着大量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内需发展不充分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不平衡,整个投资消费的比例相对全球而言是偏低的,服务消费的比例相对于消费整体也是偏低的,启动内需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很大潜力可以挖掘,用两种方法,包括增速的递推和收入比例法测算未来内需发展的潜力,两种测算结果是一致的,伴随十四五规划确立的对国民收入的未来增长、伴随双循环对内需潜力的激发、伴随双循环过程中中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革,在未来15年会看到一个顺其自然的中国内需倍增的格局,在其中孕育一系列的产业性、行业性的发展机会,新型城镇化、收入分配改革、数字经济崛起会共同催生个性化细分市场发育,全球疫情演进会带来服务需求的回流。

双循环将会带来中国经济未来15年的需求倍增!

供给侧,中国经济双循环模式确立中也会进入到价值链重塑关键的过程,双循环是由内而外的逻辑,为什么是这样的逻辑呢?可以从供应链和价值链重塑上找到根本的原因,当前全球价值链是包含三个环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加工制造,越往上经济附加值越高,过去40年利用中国经济人口的红利,实现中国制造领域的长期的健康发展,我们是以制造领域达到非常不错的发展状况进入到了全球价值链,是以环入链的过程,但是这也必然面临两种风险:一是会被别人锁定低端、二是别人从产业链的高端上断开的时候我们会面临很大的风险。中国重要的企业过去两年经历了一些国际上的挑战都是这两种风险的挑战。

十四五期间直到2035年,希望从研发到加工制造,每个环节上都谋求整个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只有每个价值链环节中都有中国的存在,只有实现未来以链入链的格局,才能从根本上应对之前以环入链带来的风险,这是为什么要先完善自己内部的大循环再来推动更高格局的对外开放的原因。由内而外会带来价值链的重塑、提升中国整个价值链中的存在感。伴随中国双循环模式的确立,以及需求侧、供给侧将会看到必然的变化,双循环将巩固人民币资产相对优势,我们从各种数据看到全球资本正在不断增持人民币资产的趋势。人民币资产具有两种非常重要的关键的特点,一是中国系统相关性相对比较低,现在和未来整个全球的格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换句话说,整个全球的经济金融风险未来的黑天鹅风险非常大,整个中国人民币资产的特点使得我们的资产具有更加稳健的投资属性,另一方面,整个中国经济双循环的过程中将会迎来产业链的重塑、会迎来行业结构一系列的系统性的优化调整,伴随这样的过程,整个中国经济将会体现出民生、金融、科技领域不断迸发出新的机会,也会给人民币资产带来高额的超额的边际回报。

双循环过程中,伴随中国经济需求侧和供给侧一系列重要的变化发生,相信双循环将进一步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未来,高质量发展是中国资本市场未来长周期繁荣的基石,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更加正确的经济学的表述是,股市从来就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它只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双循环基础的夯实也会使中国资本市场迎来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将吸引更多的外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                        (作者: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变局推动美元长期走弱

2020年以来,美元指数经历了一轮暴跌到飙升,再二次下跌的震荡运行过程。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和美国大选的进行,各界对美元指数的关注与日俱增。对于美元的中长期走势,市场观点大致分为两派。悲观的观点认为,美元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波大幅度的贬值,甚至有人判断2021年美元指数将暴跌35%。较为乐观的观点则认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在短期内无法根本撼动,美元指数可能还将阶段性坚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似乎都认为美元确实有趋势性走弱的压力。综合多方面因素分析,在全球大变局之下,未来美元很有可能进入一个较大幅度的持续贬值时期。

一、美国经济全球重要性下降的美元效应

观察美元指数的全景走势,可以发现正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全球重要性,赋予了美元“关键国际货币”(key currency)的光环。美元相对强势又反哺了美国经济增长,由此形成了相互加强的循环效应,但美国经济变化是主导因素,引领着美元指数亦步亦趋地变化;而美元指数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经济变化的反映。尽管美国经济的全球占比和美元指数时有波动,例如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后,前者最高达到33.92%,最低21.16%,后者最高曾达164.72,最低71.31。但有一个趋势却是比较明确的,即随着美国经济的全球重要性不断下降,美元指数也成趋势性下行。美元的避险功能在全球面临不确定性时可能支撑美元指数的阶段性上行,但却无法改变其整体运行趋势。美国经济全球重要性降低的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全球化给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机会,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自身经济疲软,美国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由此形成了全球经济格局变化。新冠疫情给美国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而深刻的冲击,未来一个时期美国经济很可能进入持续低速和深度调整的时期。美国经济全球重要性的趋势性下降,美元的光环也将随之进一步褪色,这是判断未来一个时期美元指数弱势的重要宏观经济背景。

二、六大因素推动美元持续贬值

从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量化宽松和零利率货币政策实施、美国财政债台高筑、贸易赤字陡增、美元国际货币地位下降和美元货币估值偏离实际水平等因素来看,尽管短期内可能还有全球避险情绪上升等因素支持美元短暂坚挺的理由存在,但美元出现一轮大幅度贬值的可能性正在增大。

疫情冲击下美国经济大幅负增长。尽管美国公布三季度环比折年率增长33.1%,但实际上,美国三季度同比下降2.8%,1-3季度累计同比下降3.8%,可以说是深度衰退。特别是疫情点燃了美国经济运行的内在固有矛盾,从而削弱美国经济基础。近年来,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85,攀升至50年来新高,最富有的10%家庭占有美国全部家庭净资产的近75%;1989年至2018年,最底层50%的家庭财富净增长基本为零。当前美国经济最大的矛盾是精英阶层采取各种手段谋求利益最大化和平民阶层面对上升通道越来越窄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是引发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其他衍生矛盾的根源。疫情爆发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疫情冲击后,在量化宽松政策和CARES救济法案的刺激下,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都有所获益,而约占人口总数51%的中产阶级却没有得到实质性救助,这使得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在结构性上越来越严重。而欧洲应对疫情的态度较美国要积极得多。尽管进入10月后欧美疫情进入了二次爆发阶段,但以欧美对待疫情态度的截然不同,不难判断疫情后欧洲经济恢复要好于美国。由于欧元在美元指数中的占比超过50%,欧洲经济形势强于美国可能带来欧元相对强势,会对美元产生压力。

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正在吞噬美元的内在价值。3月疫情冲击后,美联储迅速做出反应,推出更大规模量化宽松。数据显示,自宣布不设额度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两个月内已扩张2万多亿美元,总体规模逼近7万亿美元大关。同时美联储也将联邦基金利率由1.6%左右快速下调至零附近,并于9月暗示零利率可能要维持两到三年时间。鉴于上文所述,美国经济可能长期偏弱,美联储货币政策可能长期保持十分宽松的状态。这必将导致美元币值长期被削弱。面对疫情冲击,虽然欧央行也进行了新一轮的量化宽松,但因为早在2016年欧央行已经执行了零利率政策并维持到当前,利率水平已经降无可降。美联储货币相对宽松超过欧央行将会增加美元贬值压力。

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美国国债规模飙升,使得投资者越来越质疑美国的偿债能力,由此引发对美元信心的进一步动摇。2019年末,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累计额已达到14.6万亿美元,占同年美国GDP的68.22%。截止2020年9月,美国联邦政府当年财政赤字已累计至2.7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202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赤字将飙升至3.1万亿美元,约占GDP的比重为15.2%,创1945年以来新高。2019年末,美国国债未偿余额为22.7万亿美元,约占同期GDP的106.02%。截止到9月,未偿余额扩张至26.9万亿美元,幅度为近五年来的总和,2021年可能占GDP比重达到130%。按照30万亿美元平均10年期国债估算,扣除军事医疗等支出之后,未来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将无法归还利息,严重时返还本金都有困难。而观察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这一指标可以发现,2020年至今,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规模增速是在不断下降的,个别月份甚至为负,而占比出现了明显下跌,由30.1%下降至26.3%。这一数字可能反应了全球投资者对美元资产偏好程度的下降。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的联邦财政就成为支撑美元信用的重要因素,不断恶化的联邦财政状况必将持续削弱美元的信用基础。

贸易赤字快速扩张导致美元贬值压力增大。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经常项下常年维持逆差,资本项下维持顺差,使得美元完成经常项下逆差输出、资本项下顺差流入的国际循环。全球贸易之所以接受这一循环,关键在于相信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然而近年来美国经济全球重要性的趋势性下降已成为共识,导致了“霸主光环”在慢慢褪色。新冠疫情下全球贸易骤降,但美国经常项逆差却大幅增加,二季度美国经常项逆差达1705.4亿美元,同比逆差扩大33.56%,三四季度这一状况将持续。面对如此大规模的逆差,再考虑到前述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债比例的下降,不难想象美元的经常项下逆差输出、资本项下顺差流入的国际循环未来会越来越不通畅。当下全球对于美国的贸易需求和投资需求都在快速下降,从而会削弱美元的全球需求。

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下降将抑制全球美元需求增长。二战结束后到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之前,美元是“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位居核心地位的国际货币。然而随着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美元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国际货币地位下沉,美元指数也随着全球对美元信用的质疑形成了一轮长时间的下跌。进入21世纪初期,美国爆发互联网泡沫,经济快速下滑,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再次下降,之后再经历欧元诞生、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国际化开启,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不断重塑。从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份额来看美元的国际地位,可见其地位的衰弱。2001年6月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份额为72.7%,达到历史最高;随后一路下跌至2011年6月的60.47%,而相应的欧元份额则由16.97%增长至26.74%。2016年以来,由于特朗普政府不得人心的内政外交政策,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开启了新一轮的下降之路。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份额由2016年初的65.74%一路下降至2020年二季度的61.26%。从长期趋势来看,美元国际地位的下降必然影响各国央行、金融机构、投资者和交易者持有美元的积极性,使美元汇率承压。

美元币值的高估状态可能在疫情冲击下走向回归。近日,一种观点认为,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简称REER)在5月至8月时期虽然已经下跌了4.3%,但只是扭转了部分2月到4月间近7%的升幅,美元仍然是全世界最被高估的主要货币,其实际有效汇率仍比2011年7月的低点高34%。支撑美元币值高估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美元是最重要国际货币;美元资产在全球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时的避险功能,后者又以前者为基础。美元实际有效汇率是衡量贸易、竞争力、通胀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指数,其走势与美国经济密切相关。将实际有效汇率与美国GDP全球占比做比较可以发现,2011年之前,实际有效汇率与美国GDP全球占比基本一致,其最高峰值都出现在2001年,2007-2008年次贷危机时也同步、幅度相近地下跌。但2011年之后,两者走势出现了较大分化,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较快,从93.76快速攀升至2017年初的118.72,涨幅近26.6%,而同期美国GDP全球占比只提高了约3%。之后两者走势进一步背离,实际有效汇率进一步上升,而美国GDP全球占比却小幅下跌。显然,实际有效汇率这一轮的上升背离了经济基本面,存在着相当大程度的高估。这一高估的主要原因很有可能是全球经济在面对较多不确定性时的迷惘反应。随着疫情、美国大选等不确定性的逐渐淡去,原本为逃避风险而选择美元资产的需求就有可能出现反转,美元高估的形态就可能出现相应的回归。

综合判断,未来一个时期美元趋势性贬值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根据我们的测算,当前美元的真实内在价值更接近2014年二季度时的水平,美元指数可能由当前的93附近持续下滑至80左右,降幅达到14%左右,与美国经济的全球重要性基本上相适应。

三、制约美元持续大幅贬值的因素依然存在

美国大选结束后,美国经济政策将重点转向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从而可能支撑美元走势。当前,美国正在经历由疫情带来的公共卫生健康危机、情绪对抗的种族矛盾危机和党派之间恶斗的政治危机,这三重危机使得美国成为现阶段世界经济最大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一最大不确定可能在美国大选结束后得到改变。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当选,美国执政党的首要任务都将从政治选举转换至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必然会出台一系列有力度的宏观调控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由此可能形成阶段性的对美元指数有利的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存在,全球避险需求仍将保持阶段性扩张态势。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已经确定无疑。发达经济体饱受疫情冲击,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可能因疫情而爆发新一轮的危机。法国等欧盟国家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爆发矛盾冲突,加剧了地域紧张局势。全球资本往往以美元资产为安全资产,而以新兴市场国家资产为风险资产,当不确定性大幅上升时,资本必然从风险资产中退出,进入安全资产,由此会产生较大的对美元的阶段性避险需求。

欧盟经济可能在疫情二次冲击下再度陷入困境,从而相应推升美元指数。进入10月,欧美疫情二次爆发。相对而言欧盟因为前期疫情防控得力而后放松管控,导致二次疫情爆发烈度更大、范围更广,各项数据不断刷新峰值,这使得刚刚得以喘息的欧盟经济再次受到猛烈冲击。而美国方面,因为疫情从未得到较好控制,二次爆发的冲击程度相对低于欧洲。虽然两者经济增长都遇到困难,但现阶段欧盟经济受影响程度可能更大,这就有可能出现欧元贬值推动美元升值的阶段性状况。

美国经常项下的赤字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改善。2020年初中美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承诺在2017年基数之上,于2020-2021年扩大自美采购和进口制成品、农产品、能源产品和服务不少于2000亿美元。其中,2020年扩大进口目标为767亿美元。从目前的完成情况来看,农产品项下中国已完成今年目标71%,制成品、能源和服务方面还相差较大,未来几个月中国可能加大对美国的进口力度,幅度可能在单月百亿美元规模左右,这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美国出口。同时,全球诸多经济体原本为净出口国,但疫情制约了其出口能力同时又扩大了进口需求,短期内很有可能加大对美国商品的采购。综合来看,这两项因素应该会对美元指数有所支撑。

四、关注美元趋势性贬值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未来美元趋势性贬值可能对人民币汇率、进出口贸易、跨境资本流动和人民币国际化产生重要影响。未来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双向波动、总体趋升的态势将使中国经济的外循环呈现出新的特征,需要相关国际经济政策做好前瞻性和针对性的战略安排。

美元指数趋势性走弱对人民币汇率有反向升值推动作用。观察近年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走势,可以发现两者高度相关,在几个比较大的波动时期,两者波峰波谷相互几乎重合(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数字变大表示贬值)。而从理论和逻辑推论,美元指数为因,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果,美元趋势性贬值必然对人民币形成趋势性的升值压力。而中国经济增长较快、国际收支双顺差和货币政策稳健下中美较大利差存在都将推动人民币走强。从中国的发展利益出发,未来有必要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加汇率弹性和波幅,避免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的趋势性升值,努力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美元贬值不仅直接推动人民币升值,也会间接影响全球主要货币兑人民币的汇率,从而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疫情冲击下,中国贸易规模不降反升,一部分原因得益于2019年人民币一定幅度的贬值。有必要回顾过去的经验。2005年中至2008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18%,出口增速由2005年8月的33.2%高位下降至2008年2月的最低水平6.34%;2010年中至2014年中,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大约10%,出口则由2010年中接近40%的增速一路下滑至最低2012年1月的-0.55%。当前的出口表现好于预期,部分是受益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出口能力大幅下滑而转移过来的替代效应,待到疫情稳定,这一效应可能不再。替代效应减弱结合人民币升值,就可能对2021年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未来出口需要加大力度改善结构,稳步向中高端的产业链推进,努力成为真正的出口强国。

美元趋势性贬值可能诱发跨境资本大规模趋势性流入中国。由前文所述,当下美元资产被全球的部分投资者认为是安全资产,但安全资产的范围可能正在扩大为兼具安全性和收益性的人民币资产,这就有可能引发资本从美元资产中流出转而进入人民币资产。目前,中美利差约230个BP,这必将加大人民币资产对资本的吸引力。资本加大流入又会给中国的资本市场、货币政策等带来一系列衍生反应。未来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需要做好内外平衡,有效管理好资本流动,减缓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压力。

美元趋势性贬值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发展窗口期。利率水平较高和币值上升的货币通常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未来人民币可能长期会作为资产货币而扩大在国际上的使用。而美元趋势性贬值背后反映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格局的调整。疫情后中国进入快速恢复增长,中国进出口贸易在疫情中的表现强劲,未来资本可能持续扩大量流入,都给人民币提升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环境,未来需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性机遇。

(作者:连平,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政策借鉴

河南:真金白银为实体经济增实力

河南省近期连续出台多个文件,设立并规范使用“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以有效缓解小微企业、“三农”等普惠领域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近年来,河南省围绕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加强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等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畅通金融服务毛细血管、引导更多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为进一步发挥全省融资担保机构支小支农作用,河南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日前联合印发《省级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政策实施方案》和《河南省省级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了省级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以下简称“资金池”),明确中原再担保集团为资金池受托管理人。在此基础上,中原再担保集团结合实际运作需要,制定出台了《河南省省级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管理实施细则》。

“资金池”主要用于建立省级再担保机构业务代偿补偿机制,对省级再担保机构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的担保业务代偿进行补偿,提高省级再担保机构风险承受能力,增强其对市县融资担保机构的再担保增信能力,带动全省融资担保体系积极服务小微企业、“三农”等市场主体融资。

根据相关规定,对符合代偿补偿条件的再担保业务,“资金池”按照省级再担保机构实际承担代偿责任的50%对省级再担保机构予以补偿;对与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的符合代偿补偿条件的直接担保业务,“资金池”按照担保项目实际风险责任的20%对省级再担保机构予以补偿。同时,明确再担保机构(含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合作银行承担的风险责任分别不低于40%、20%,通过完善风险分担机制,调动各方合作积极性,增强银行贷款投放意愿。

“资金池”政策是支持市场主体、纾困惠企和助力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河南省财政落实‘六稳’‘六保’工作的有力抓手,河南省财政厅表示,鼓励市县财政同步设立融资担保代偿补偿资金池,有效实现上下联动,切实发挥资金池杠杆放大功能。

“资金池”首期规模2亿元,预计可带动中小企业融资规模200亿元,将有力引导全省融资担保机构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支持全省实体经济发展。此外,财政部授权国家融资担保基金管理的3亿元中央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代偿补偿专项资金,也将由中原再担保集团和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共同管理。

今年1—10月,中原再担保集团纳入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备案入库再担保业务新增7653笔,较2019年全年增加6290笔;新增再担保业务规模49.31亿元,较2019年全年增加15.57亿元,有力促进了小微企业融资规模提升,带动全省10.6万人就业。截至目前,中原再担保集团累计向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备案入库再担保业务9164笔、87亿元。

中原再担保集团负责人表示,将在充分发挥“资金池”政策效用基础上,引导市县融资担保机构聚焦支农支小主业、坚持保本微利运营,凝聚全省融资担保体系合力,撬动各类金融资源投向小微、“三农”等普惠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