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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分析与预测专辑第526期
来源:运城市经济信息中心 发表时间:2020-12-21 16:52

经济

中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的原因与建议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证券期货业网络安全事件报告与调查处理办法修订

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

管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强势人民币的重要支撑

要情文摘

政治局会议释放八大信号

国务院强调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十四五”时期法治社会建设有纲可依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趋于标准化与规范化

国务院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财政部要求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

内部报告

需求侧改革的重点和路径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开展强有力的反垄断工作

政策借鉴

北京市出台若干措施进一步促进社区商业发展

                            部分信息选自国家信息中心内部资料

网址gxfx@mx.cei.gov.cn

 

经济分析

中国南北差距明显拉大的原因与建议

1、我国区域发展新特征:南北差距明显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总体呈缩小态势,但2014年后区域差距有所扩大。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尤其是东北重工业基础良好、经济基础较好,1950年代苏联援助也主要集中在东北。1960年代基于国防安全考虑的“三线建设”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960-1977年人均GDP最高的东北与最低的西部的差距由3.06降至2.20。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部基于区位优势率先发展,大量人口从内地向东部集聚,1991年东部人均GDP超过东北居四大区域之首,其人均GDP与最低的西部的比值一度扩大至2003年的峰值2.61。2003年后,随着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地区向内地转移产业,各区域人均GDP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2014年后有所扩大。

从全国看,以反映各省人均GDP整体相对差异水平的变异系数看,31省人均GDP变异系数从1978年的0.966快速下降至1990年的谷值0.593,随后在东部率先发展的带动下爬升至2002年的峰值0.708,再回落到2014年的0.435,之后又攀升至2019年的0.472。分地区看,四大地区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发展趋势与全国较为一致,2014年达谷值后有所扩大。

当前区域差距的扩大主要在于南北差距,2012-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至29个百分点,但人口份额变化很小,导致该时期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97迅速增至1.30。从经济看,1978-2012年南北经济份额(以地区GDP合计为分母)分别从53.7%、46.3%变化至57.1%、42.9%,差距从7.5个百分点扩大至14.2个百分点;其中1995年南北经济份额差距一度达17.3个百分点。2013年起,南北经济总量差距迅速拉大,2019年经济份额分别为64.6%、35.4%,差距扩大至29.1个百分点。

从人口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是从中西部到东部的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地区,1978-2019年东部人口份额从34.0%增至38.6%;南北人口份额变化较小,1978-2019年南北人口份额分别从42.2%、57.8%变化至41.6%、58.4%,变化仅0.6个百分点。

从人均GDP看,我国北方人均GDP长期高于南方但逐渐缩小,1978-2012年南北人均GDP差距由0.85缩小至0.97。之后,南北人均差距迅速扩大至2019年的1.30。即使扣除东北地区,2012-2019年南北人均GDP差距仍从0.98扩大至1.24,表明东北的相对衰落只能部分解释南北人均差距扩大。

从10强省看,1978-2020年北方从5个降至仅剩山东、河南2个。1978-2019年,我国10强省经济份额从54.9%提升至61.3%。在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我国10强省中占据5席,其中东北占两席(辽宁、黑龙江)。之后,东南沿海省份迅速崛起,1984年浙江取代黑龙江进入前10。此后,北方的山东、辽宁、河南、河北长期位居前10。由于2010年后经济转型缓慢,辽宁、河北先后在2016、2018年跌出全国前10。目前北方在全国经济10强中仅剩山东、河南两省。其中,山东从1980年起一直位列前3,2007年开始持续位居第三,但与第二名江苏的差距从2007年的242亿元持续扩大2019年的2.9万亿元,而与第四名浙江的差距逐渐缩小至不到9000亿元。

从20强城市看,1978-2020年北方从11个降至5个,其中10强城市从6个降至仅剩北京1个。1978-2019年,我国20强城市经济份额从29.7%上升至34.5%。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在20强城市中占11个,其中东北6个。随着改革开放后深圳、无锡、宁波等东南沿海城市陆续崛起,1990年20强城市中北方减至9个,东北的长春、鞍山陆续掉队。2010年20强城市中北方降至8个,且有3城位居倒数,哈尔滨从1978年的第8名降至第20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以出口为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佛山、东莞等制造业城市崛起,哈尔滨、石家庄、大庆逐渐掉出20强。2010年,北方在20强城市中降至7个。2014年后,北方的唐山、大连、沈阳、烟台先后掉队。2017-2018年,北方在20强城市仅剩北京、天津、青岛、郑州4个,10强中仅剩北京、天津2个;2019年济南在合并莱芜后进入20强。2020年,南京取代天津进入10强,北方在10强城市中仅剩北京。

2、南北差距原因:从自然地理差异到市场发育差异

计划经济时期,资源富集等奠定北方重化工业优势,因而领先于南方。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依靠内循环,北方依托丰富的煤炭、石油、铁矿资源和苏联援助等逐渐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业型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货运为主的铁路建设更使得北方区位优势凸显,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超过北方。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工业基地,发展水平更是居前,辽宁GDP长期位居全国前三、一度位居第一。而南方资源相对匮乏,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东南沿海更处海防前线,重工业、大项目的布局较少。改革开放前,北方GDP占比长期在46%-49%之间,1960年更是一度高达49.9%,而南方人均GDP仅相当于北方的80%-90%。

改革开放后,南方依托便利的海运和长江内河航运优势、通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而逐渐崛起,而北方在重化工业需求拉动下通过要素和投资驱动仍保持了较长时期辉煌、但也造成市场化改革内生动力不足。1978年后,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但南北市场化改革进展差异明显。从自然地理角度,改革开放要求融入全球化体系,东南沿海较北方沿海具有更为便利的海运优势,并通过长江、珠江较易形成广阔市场和腹地。而黄河水量少河道浅,通航能力差,使得北方省份经济联系明显不如南方,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面临劣势。

从制度演化角度,改革开放初期南方珠三角地区利用毗邻港澳优势等,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广东经济总量在1980年代末开始跃居第一;该时期江苏、浙江也快速发展。1990年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标志,长三角和长江流域明显带动。在北方,尽管东北地区因强大的计划经济惯性、沉重的计划经济包袱和资源逐渐枯竭等在1990年代开始衰落、大量国企倒闭,但大规模铁公基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业需求巨大,使得北方经济仍保持了较长时间辉煌,特别是山东、天津、河北、山西等地区;山东经济总量在2004、2006年两次超过江苏位居全国第二,山西煤老板风光全国。

南北市场发育差异在2008年末“四万亿”投资后凸显,南方较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产业,而北方逐渐乏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两年“四万亿”投资使得北方经济再延续了短暂辉煌。但之后,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一度进入漫长熊市;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老路难以为继,波切需要转向创新驱动。2015年末,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20年,中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南方,东南地区因日益发育的市场机制快速出清过剩产能,大力腾笼换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南方内陆省份依托长江等承接沿海产业,近年贵州、云南、西藏、江西等省份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在北方,因市场机制改革滞后,营商环境相对较差,新经济新动能培育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

从经济普查等情况看,南北差距拉大的情况可能发生更早,但被北方较多的数据注水掩盖。2014年,中央巡视组发现东北地区经济数据注水严重;在“挤水分”之后,2016年辽宁名义GDP较2015年缩水22.4%。2018年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后,全国GDP比初步核算数增加2.1%;其中,南方16省有14省上调、2省下调,北方15省有12省下调、3省上调。下调超过10%的有天津、吉林、黑龙江、山东,均为北方省份,分别为-29.0%、-25.3%、-21.5%、-12.8%。山东调整幅度超过甘肃省2019年GDP(8718亿元),天津调整幅度超过海南GDP(5309亿元)。部分地区GDP的大幅调整,虽然有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但更与挤掉多年累积的GDP“水分”有关。

3、建议:北方加大市场化改革,全国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们认为,解决南北差距既要针对北方短板加快市场化改革,还要从全国层面基于市场规律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一方面,北方要大力向南方学习,加快深化产权、要素等市场化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并加快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以优化营商环境。北方地区应大力向东南沿海地区学习,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深化产权改革、要素改革、国企改革等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给市场发育创造条件。进一步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打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培育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消解民企发展面临的歧视性限制和隐性障碍。

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区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打破地区行政分割、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加快都市圈城市群建设,在集聚中促进平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绝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一是进一步打破地区行政分割,全面破除要素流动障碍,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商品市场发育较为充分,商品和服务价格97%以上由市场定价,但仍存在地区分割问题;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新型要素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影响了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要树立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思想,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促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自由流动,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对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企业间公平竞争和劳动力自由流动具有重要意义,要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提高统筹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二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土地是各项要素中市场化改革最为滞后的领域,潜力极大。从城乡角度看,应加快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进而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与土地供应挂钩,对人口增长的地区加大建设用地供应,对人口减少的地区要减少土地供应。目前的“人地挂钩”指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与城镇建设用地供应量挂钩(2016年《关于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的实施意见》),作用有限。

从地区角度看,应通过市场机制优化城镇用地指标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空间配置。中国补充耕地潜力主要在西部、东北地区,而需求主要在东部;人口、资本、技术等各种要素基本可以跨省流动,但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土地要素配置目前仍主要局限在省域乃至市域内部。2018年3月,国务院发布《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开始允许在中央统筹下的小规模跨省换地;但规定由中央统一下达调剂任务,统一确定调剂价格标准,统一资金收取和支出,本质仍是计划配置。

三是充分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加快贯彻落实城市群都市圈战略。因共享效应、匹配效应、学习效应因等,大多数产业发展需要集聚,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更明显,人随产业走,人口自然向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城市群集聚,向经济更发达、收入水平更高、更能提供就业机会的地区流动和集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过去几十年,关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城镇、区域均衡发展”的计划经济思想长期占据主导,初衷是为了避免其他国家走过的城市化弯路,比如欧美的大城市病、拉美的贫民窟等问题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理想,关起门来想好像也很合理,但实践中却严重脱离实际,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在广泛呼吁下,近年来中国区域空间发展战略逐渐明确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培育都市圈为突破口,以城市群为主体,以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

过去中国城市化发展很快,城市治理能力未能跟上,导致不少城市、即便是小城市也面临大城市病,但除少数超大城市外的核心区域外,多数大城市的承载能力均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从理论上看,当城市从集聚经济转向集聚不经济时,产业和人口将自动外溢,使得城市单体规模面临上限;不过,城市承载力随着城市治理能力上升而提高,这意味着城市最优规模呈现动态变化。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超大城市的核心区域人口已趋于饱和。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土地面积分别为668、664平方公里,与首尔市、东京都区的606、622平方公里非常接近,这意味着人口密度具有较好的可比性。2015年北京五环内、上海外环内人口密度分别为15774人/平方公里、17056人/平方公里,而首尔市为15527人/平方公里(高峰曾达17500人/平方公里)、东京都区为14797人/平方公里。

四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确保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在转移支付方面,根据地区间财力差异状况,通过转移支付将常住人口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特别是要对森林草原湿地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足够转移支付。在生态补偿方面,要按照区际公平、权责对等原则,鼓励区际开展资金、产业、人才等多种补偿,加快建立健全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作者: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任泽平)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

纲要共由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主要阐述法治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总体目标;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主要从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加强权利保护、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等五个方面明确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提出了具体举措;第七部分是加强组织保障,主要就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健全责任落实和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引导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

纲要提出,到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形成符合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证券期货业网络安全事件报告与调查处理办法修订

近日,证监会对2012年发布的《证券期货业信息安全事件报告与调查处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证券期货业网络安全事件报告与调查处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修订后的办法将网络安全事件责任主体限定为提供证券期货相关服务的机构。网络安全责任主体进一步明确为:承担证券期货市场公共职能的机构、承担证券期货行业信息技术公共基础设施运营的机构等证券期货市场核心机构及其承担上述公共职能的下属机构,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提供证券期货相关服务的下属机构、证券期货服务机构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与此同时,修订后的办法规定将证券期货服务机构明确为证券期货业网络安全保障责任主体,网络安全事件相关证券期货服务机构存在人为责任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可以要求其提交说明材料,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采取监督管理措施。

此外,修订后的办法提出了统一的网络安全事件分级方法、完善了网络安全事件报告流程、对网络安全事件处罚更加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期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

会议认为,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挑战和重大困难,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付出艰苦努力,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心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经过5年奋斗,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大台阶,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会议强调,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但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环境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要强化机遇意识、风险意识,科学部署,狠抓落实,牢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会议指出,明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确保“十四五”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会议要求,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要整体推进改革开放,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夯实农业基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要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系统评估和总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抓好各种存量风险化解和增量风险防范。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讲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高专业化水平,努力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行家里手。岁末年初,要把困难群众生活安置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前对“两节”相关工作作出安排。要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要做好“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管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强势人民币的重要支撑

强势美元政策的由来

谈及强势人民币就不得不说强势美元政策。强势美元政策因比尔•克林顿政府第二任财长罗伯特•爱德华•鲁宾的名言“强势美元符合美国的利益”而广为流传。

克林顿政府是以1985至1994年的弱势美元开局的。疲软的美元对促进出口、抑制进口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弱势美元推高进口价格、推升通胀,压缩了货币宽松的空间。更重要的是,美元继续贬值可能危及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美元不断贬值还损害了美国金融业的信心,造成金融市场动荡。

1995年初,出任美国财长的鲁宾采取措施扭转美元颓势,美元开启了长达六年半的升势,为克林顿政府良好的宏观经济表现发挥了重要作用。强势美元压低了通胀,为货币宽松赢得了空间。同时,强势美元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弥补了美国经常账户逆差。

尽管强势美元政策起始于美元指数由弱转强,但其后不管美国经济形势和美元指数走势如何,美国财政部支持强势美元的表述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2001年至2011年是上轮美元汇率贬值的大周期。2007年初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时任财长亨利•保尔森于同年7月间依然坚称:“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但其价值应该由开放竞争的市场来决定并且符合经济基本面。”当次贷危机演变成2008年底全球金融海啸后,其继任者蒂莫西•盖特纳2009年11月间表示:“我相信强势美元对于美国、对于美国经济的健康来说十分重要。”此外,当国际上指责美国搞竞争性贬值时,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辩称,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为了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美元贬值是结果而非货币政策目标,而美国好了,世界也就好了。

可见,强势美元政策并非是追求美元汇率只涨不跌的政策,而是坚持经济强货币强、美国好世界好。

其实,汇率的强弱并不能决定该货币的国际接受和认可程度。如2013年起,日本实施财政货币刺激加结构性改革的“三支箭”,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贬值。但由于“安倍经济学”提振了日本经济,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日元比重2013年底至2019年底提高2个百分点。相反,受累于主权债务危机,欧元区深陷经济停滞,伴随欧元对美元汇率贬值,全球外汇储备资产中的欧元比重同期也回落3.6个百分点。

借鉴强势美元政策的经验,我国打造强势人民币的经济基础和政策条件也正在逐步趋于成熟。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强势人民币的重要支撑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其中,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主动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应对外部环境逆风逆水变化的重大战略决策。

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增强我国经济内外均衡协调发展的韧性。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历史。尤其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主动顺应内外部环境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经济增长动力已经变得更为多元,外贸依存度大幅降低,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明显增强。

今年,我国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实现了经济如期复苏、增长好于预期。正是已经初步培育起来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令我们今年有了“不能在境外游就在境内游,不能在海外买就在国内买”的底气。同时,全产业链供应链的复工复产,不仅保障了国内物资供应,还满足了海外进口需求,内外需共同发力,助推疫后中国经济修复。

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助于培育我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以“两头在外”的方式参与国际大分工,积极迎接世界制造业转移,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但也造成品牌、技术和销售受制于人。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快速成长,国内大循环的条件和基础日益完善。同时,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扩大内需不是搞内循环、自循环,而是开放的双循环,通过释放巨大而持久的动能,推动全球经济稳步复苏和增长。

国内消费需求和供应链韧性十足,令中国成为全球资本和境外厂家的避风港。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负增长,但我国吸引外资流入累计增速已经转正。许多外国商品销售在其本土和全球负增长,但在中国市场却是逆势扩张。按照“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的要求,我国将逐步塑造“世界工厂+世界市场”的新定位。

构建新发展格局还有助于夯实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十九大提出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就要在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就要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解决“卡脖子”问题。就要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拉长长板、补齐短板,维护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就要深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提高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降低对外部融资的过度依赖和货币错配风险。就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用顺畅联通的国内国际循环,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

打造强势人民币地位的其他政策条件也在逐步具备

1.对内平衡优先原则逐渐明确。

作为大型开放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通常要首先考虑国内增长、就业和物价稳定情况。这些年,我们不仅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干的。

如2018年,我国遭遇国内经济下行和对外经贸摩擦。在人民币汇率承压的情况下,我国央行迎着美联储四次加息并缩表,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的压力,四次降准,引导市场利率走低。到年底,中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差由年初的近百个基点降至三十四个基点。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我国率先暴发,人民币汇率由升转跌。我国央行又领先全球央行进入疫情应对模式,积极运用数量和价格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走低,有效支持了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2.货币政策依然处于正常状态。

自去年底以来,央行就多次指出,要尽可能长时间实施正常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的、向上倾斜的收益率曲线,为经济主体提供正向激励。即便在疫情应对之时,仍然不忘保持政策定力,把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既不让市场缺钱,也不让市场的钱溢出来。与主要经济体一地鸡毛的零利率负利率、无限量宽相比,我国目前不论政策性利率、法定存款准备率和央行资产负债表都还有一定调整空间。

正如央行行长易纲撰文指出的,未来几年,还能够继续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亮点和市场所羡慕的地方。这总体上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强人民币资产的全球竞争力。截至今年10月,境外投资者已连续23个月通过银行间债券市场增持人民币债券,即便3月份全球金融大动荡时也不例外。

3.汇率机制灵活性进一步增强。

自2017年止跌回升以来,人民币汇率步入了双向波动的新常态。其后,无论汇率升贬值,央行都基本退出了外汇市场常态干预,信守了汇率政策和监管政策中性。近年来,除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和逆周期因子等宏观审慎措施外,再未实施新的资本外汇管制措施,反而稳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这次“十四五”规划中对于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只字未提,并不意味着汇率市场化改革的停滞。相反,增加汇率弹性,更好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已是大势所趋。这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对行政管制手段的依赖,也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综上,未来强势人民币也将遵循经济强货币强、中国好世界好的政策逻辑。至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的波动,不是影响海外人民币资产配置策略的关键。

要情文摘

政治局会议释放八大信号

按惯例,在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都会召开相关的会议,讨论部署明年的经济工作。今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11日在北京召开,为2021年经济工作定准了方向。

【问题】今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挑战和重大困难,我们保持战略定力,交出的答卷是人民满意的,也是世界瞩目的。这其中最令人兴奋的是,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三大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在“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了新的大台阶。站在“十三五”与“十四五”的交界点,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明年的中国经济怎么走?

【对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明年经济发展释放了八大信号。

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11日的会议指出:“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的大背景下,这样的成就的确是来之不易。

二是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已经明显消退,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回到常态运行轨道,成为学界争相讨论的话题。对于这个重大命题,此次政治局会议强调,我国经济运行逐步恢复常态。这是2020年来首次在政治局会议层面出现这一表述。

三是再次同提“六稳”“六保”。会议提出,要坚持系统观念,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这也是继7月30日会议后,政治局会议层面再次同时出现“六稳”和“六保”表述。

四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都提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目标。在刚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明确提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五是首提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此次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是政治局会议层面首次出现类似表述。从近期政策信号看,“强化反垄断”已开始稳步推进。今年初,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公布了《〈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首次增设互联网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依据的规定。

六是强调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此次政治局会议提及了房地产有关内容,这是2017年以来,在当年年末召开的分析研究下一年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出现“房地产”关键词。会议指出,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尽管未强调要‘房住不炒’,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一表述不变,不代表调控力度放松。

七是“生态环境”关键词时隔两年再现。本次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这是时隔两年后,在当年年末召开的分析研究下一年经济工作的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出现“生态环境”这一关键词。

八是详细部署岁末年初工作。对于岁末年初工作,此次政治局会议作出一系列部署,要求把困难群众生活安置好,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前对“两节”相关工作作出安排。要毫不放松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确保疫情不出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要做好“十四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

国务院强调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4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提高为企便民服务效率和水平。

【问题】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是反映问题建议、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推动解决政务服务问题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在为企为民排忧解难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对策】下一步,要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针对目前政务服务热线号码多、群众办事多头找等问题,推动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优化。对涉及企业和群众的非紧急政务服务热线,压实地方特别是市县责任,地方设立的政务服务热线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热线,号码能归并的尽量归并,尽可能使用一个号码,方便群众记忆和使用,体现一个窗口服务。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指导支持地方热线优化工作。

会议要求,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不仅要方便群众拨打,更要优化流程和资源配置,强化技术支撑,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紧密衔接,健全接诉即办和督办问责机制,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处置和办理,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快、分得更准、办得更实。

会议决定,从2021年1月1日起,对动产和权利担保在全国实行统一登记。原由市场监管总局承担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抵押登记和人民银行承担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以及存款单质押、融资租赁、保理等登记,改由人民银行统一承担,提供基于互联网的7×24小时全天候服务。此前已作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的,不需要重新登记,有关部门要妥善做好存量信息数据移交等衔接工作。对新登记的,由当事人通过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自主办理,并对登记内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登记机构不对登记内容进行实质审查。实行统一登记,有助于金融机构全面掌握企业动产和相关权利信息,提升给企业担保融资的意愿。

会议通过《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修订草案)》,完善企业名称基本规范,建立企业名称自主申报制度,规定申请人可自行选取符合规定的名称,并应承诺对名称侵权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放管并重,规定登记机关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对不符合规定的名称不予登记或纠正,对名称产生争议的可依法起诉或由登记机关调解或裁决。

“十四五”时期法治社会建设有纲可依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将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发挥十分重要作用。

政策背景:法治社会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相互促进,全社会法治观念不断增强,法治社会建设全面深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作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对法治社会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作出了新部署。

政策目标:纲要提出,到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形成符合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政策内容:纲要共由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总体要求,主要阐述法治社会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原则和总体目标;第二部分至第六部分,主要从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加强权利保护、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依法治理网络空间等五个方面明确了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重点内容,提出了具体举措;第七部分是加强组织保障,主要就强化组织领导、加强统筹协调、健全责任落实和考核评价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和舆论引导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

政策点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清醒看到,与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相比,法治社会建设还存在差距。因此,迫切需要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通过制定和实施纲要,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纲要的出台,对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趋于标准化与规范化

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成立专家团队,联合研究制定了《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

政策背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平战结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体系,切实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部署,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发展条件,紧紧抓住我国公共卫生发展的需求,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研究制定了《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标准与规范(试行)》。

政策目的:文件针对目前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现状,着眼未来5-10年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应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建设要求。一是明确了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建设内容和要求。二是要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开展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支撑国家和地方卫生健康委的管理与决策。三是促进医防融合,健全重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机构对新发传染病的预警、预测、治疗和康复能力。四是鼓励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根据自身情况,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应用融合,探索创新发展模式。

政策内容:文件稿明确了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级及以上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其他公共卫生机构等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和管理业务,业务范围覆盖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和应用的主要业务服务和管理要求,包括管理服务业务、信息技术业务等2个部分,其中一级指标21项、二级指标125项、三级指标421项,全面规范了我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和要求。

政策点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公共卫生各类矛盾和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要根据社会发展需求,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新发展理念,强调公共卫生信息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文件专门设立网络安全管理和新兴技术应用两个部分,探索应用发展创新模式,同时强化网络信息安全,提出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与公共卫生领域的融合应用发展的内容,充分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更好发挥支撑作用,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国务院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近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外商投资法的施行。为了贯彻实施外商投资法,国务院对与外商投资法不符的行政法规进行了清理,决定对2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废止1部行政法规。

修改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根据外商投资法实施后不再对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实行审批的实际情况,修改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5部行政法规中有关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审批的内容。二是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关于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规定,对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条例等6部行政法规中与《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不符的条款进行修改。三是外商投资法施行后,对外商投资企业不再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进行分类,其组织机构、组织形式等统一适用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的规定。据此对旅行社条例等13部行政法规中涉及外商投资企业分类的条款作了相应修改。四是对涉及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事项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等4部行政法规的个别条款一并作了修改,取消有关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

废止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统一适用外商投资法、合伙企业法以及有关商事登记的法律、行政法规,不再需要保留单独的管理办法。

财政部要求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

近日,为进一步引导国有金融机构回归本业,规范各层级子公司管理,财政部官网披露《关于国有金融机构聚焦主业、压缩层级等相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国有金融机构明确对所属各级子公司管理范围,不符合规定的国有金融机构应于三个月内制定整改落实方案。

具体来看,国有金融机构对所属各级子公司在出资方面,资金来源应当为真实自有资金。国有金融机构及其所属各级子公司之间不得进行虚假注资、循环注资,一般不得通过股权质押进行融资。除财务投资外,各级子公司不得反向持有母公司股权,各级子公司之间不得交叉持股。

《通知》要求,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明晰发展战略,按照突出主业、做精专业、内部分业的要求,审慎有序开展金融综合经营。除国家政策另有规定及金融投资运营公司外,国有金融机构境内控股或实际控制的持有同类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同级子公司原则上只能为一家,实质开展经营业务的法人层级原则上不得超过三级。

国有金融机构应当按照“有放有收”的原则,推动各级子公司完善授权经营体系,严格执行授权管理制度。同时,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对控股和实际控制的各级子公司进行穿透管理,子公司应就重大事项加强与母公司、股权董事的沟通,避免决策程序倒逼。

此外,《通知》强调,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在内部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对所属子公司之间的交叉任职、同业往来、信息共享、运营后台、共享营业设施等进行合理隔离,有效防控风险。同时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关联交易报告制度,国有金融机构应当严格管理内部融资、担保等事项,防止资金无效空转,避免滋生虚假交易。

《通知》还提到,严禁国有机构出售出借名号和挂名经营,及时更新各级子公司名单。对于开展境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等事项,国有金融机构应当围绕主责主业,对标境内子公司管理标准以加强风险管控。

内部报告

需求侧改革的重点和路径

每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承上启下,总结经济工作成绩,部署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工作。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明年又是新一个五年的开始,这次会议所部署工作的时间跨度自然也会长一些,有不少新提法。本文主要聚焦在“需求侧改革”上。需求侧管理、加大逆周期调节这些提法,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在政治局会议层面上,提“注重需求侧改革”,应该是首次。

那具体怎么开展需求侧改革呢?我们认为,肯定是会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战略的,需求侧改革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调节总需求了,只是着力点和之前不一样,从投资转向了消费。

促消费,本质上和共同富裕的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才是不断消费的源泉。首当其冲要做的就是坚持“房住不炒”,不能再让房价上涨来扩大贫富差距了,一部分人坐拥房产升值,而更多的人要凑房贷和还贷款,这样的组合是很难形成大规模消费市场的。

对资本的监管也会加强,防止资本无节制做大。资本无节制做大,除了通过上市实现资产增值、继续扩大贫富差距外,还在于资本做大后,借助所投资的机构,触角伸得太长、太多。

一些靠互联网起家的科技企业,利用它们的渠道优势,不断投资和拓展新业务。很多业务其实是很传统的,只不过披上了互联网的外壳,来跟很多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抢市场。它们的无节制做大,利益只能惠及少数人,让更多的人来承担成本。为了保障更多人的利益和促进消费,需要有更严格的反垄断措施,并强化大型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

此外,扩大内需还得降低社会租金。这个租金是广义概念,除了土地租金外,还包括中间商赚差价的部分,也就是流通环节的租金。要降低流通环节的租金,除了降物流费用这些之外,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业务创新来实现,比如带货直播,直接联结企业和买家。

总而言之促进消费,既要扩大中等收入人群规模,也要挤泡沫、压租金,降低生产和消费的成本。前者重点是解决好收入分配环节的问题,尤其是资产价格泡沫导致的两极分化,后者需要压降土地租和流通环节的租金,但同时得注意技术租与挤泡沫之间的平衡。

除了扩大消费外,还应该继续推动新基建建设。过去围绕着土地抵押融资而建设的老基建项目,在降低实体企业投入成本、打造全国统一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释放了正外部性。

但老基建的问题在于,之前扩张得太快了,尤其是在四万亿刺激之后,就开始出现了很明显的过剩。当时为了托底经济,很多项目是超前建设的,有的甚至是比原先规划建设的时间早十几年。为了能有项目上马,很多边远地区也都修了公路桥梁。这导致老基建项目的边际投资回报率快速下降,产生的外部性也越来越弱。老基建过剩后,能赚钱的项目也越来越少。如果一个基建项目不赚钱,社会资本是不愿意参与的,最终只能由地方政府来买单,这其中又存在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导致地方债务不断堆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专项债一直没能拉动基建投资。使用专项债来投资基建项目,要求项目产生的现金流能够覆盖本息。项目现金流造假的问题普遍存在,但即使这样,还是没有足够多的项目,来对接专项债。给了地方额度,但就是很多没法用到基建上,只能不断扩大专项债资金的可用范围,基建投资也起不来。已经到了有钱没项目的地步了,确实没有必要再大搞老基建,性价比太低。不光拉动经济的效果有限,反而还会导致地方债务进一步累积,诱发金融风险,遗患无穷。

所以,未来应该发力新基建。和老基建一样,新基建也是利用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提高它的正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基建是面向未来的,更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也更显著。

在新基建领域追加投入,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新技术反过来又将赋能传统产业,提升经济的整体效率。比如5G基站建设,它是5G技术推广以及5G背后的应用市场不可或缺的前期投入基础。再比如,通过提高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网络的建设密度,有助于释放新能源汽车的消费需求。

目前新基建尚属于新兴事物,这也是它被冠以“新”字的原因。它和传统基建投资相比规模还很小,剩余空间相当广阔。在老基建供给相对过剩,同时又有经济结构转型需求的当下,发力新基建兼具短期稳增长和长期潜在增长动能培育的双重功能。

做好需求侧改革,不能只从需求方面发力,也得从供给上行动。很多时候,供给是先于需求出现的,典型的如刚刚上市的泡泡玛特,它的品牌使命中有“创造潮流,传递美好”,上市当日股价大涨,都快千亿市值了。

这次会议提出的“供给创造需求”,就是这个意思。但供给创新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依赖于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活动前期都是需要资金投入的,得让企业觉得后面能赚回来才行。

科技创新首先要有市场规模作为基础。市场规模越大,能够让单位产品所需的创新成本被摊薄得越低,企业也更有动力通过科技创新来抢占市场份额。这也是为什么全球化之后,全球创新步伐会加快的原因。

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创新能力也得到提升。哈佛大学增长实验室的研究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性指数(可以作为衡量产品技术含量的指标),从2000年的全球第39名,上升到2018年的第18名。所以,后面肯定会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和竞争优势,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反哺国内创新。

前面提到的扩大内需,对于促进科技创新也很关键。必须要做好收入分配工作,严格落实“房住不炒”,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方式,来构建超大的国内市场规模。科技创新还得解决融资端的问题,核心是要发展资本市场。科创活动的融资,要和直接融资相匹配,所以要全面推广注册制,让那些创新型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上拿到钱,然后砸钱做创新,避免严苛的上市条件让创新型企业错失融资机遇,进而错过了未来的创新。但资本市场支持创新企业,不是让它们乱圈钱的。要推动法制化建设,确定好游戏规则,在规则确定之后,就要大力打击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行为,免得市场上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和投机风盛行的现象。

科技创新也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很多时候,科技创新是个长期活,让企业创新,得让它们对未来有个良性的预期,这需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时,能够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试问朝令夕改,变来变去,谁敢去创新呢?

制定保障的前提是,界定好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明晰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加强产权保护,约束政府对产权的干预,支持企业家心无旁骛,以恒心办恒业,逐步建立起高标准的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营商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也能够推动科技创新。过去几年不少中国互联网企业崛起,除了中国庞大的人口优势外,也跟前期的基建投资有关,这些企业搭上了便车,享受到了基建带来的外部性。

比如短视频APP,显然离不开中国4G和5G通讯网络的普及。而诸多电商平台,除了网络基础设施普及外,还跟发达的物流体系,以及纵伸到基层的公路网络有关。如果物流很慢,买个东西都得等很久,网购和去实体店买相比,优势就得大打折扣了。以5G、城际高速铁路等为代表的新基建设施,也会为一些新技术、新行业的出现提供科技创新环境。

除科技创新外,组织效率变革,也能够提高供给水平,让供给更好创造需求。一是推动国企和科研院所改革,提高市场化水平,把长期受困于收入和付出不成正比的很多人的创新动力释放出来。二是逐步放松很多行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准入门槛,让市场力量进去,来提高供给效率。

(作者:李奇霖,红塔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开展强有力的反垄断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1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1年经济工作,会上要求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这是自《反垄断法》生效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明确表示强化反垄断。此前不久,11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亦提到“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

近一个半月,中央接连出台反垄断政策及多次反垄断表态,互联网巨头的股价也数次波动,这或预示着互联网反垄断强监管时代已经到来。国门之外,反垄断风暴也正席卷全球。谷歌、亚马逊、Facebook……打击互联网巨头垄断已成各司法辖区执法者共有的“默契”。多位专家表示,加强反垄断,也成为我国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甚至可以被视为吹响了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创业的号角,让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更加合规,竞争力更强。

结合此次中央政治局放出的信号,在不久的未来,或许有更多领域都将开展强有力的反垄断工作,也将涉及更大范围的行业。当然,对企业而言,这是挑战,更是机遇。

首提强化反垄断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1日的会议指出,面对严峻挑战和重大困难,我国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的答卷,我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对于2021年重点工作,会议透露了包含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内的多项内容。“这是自我国《反垄断法》生效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明确表示强化反垄断。”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资深反垄断律师邓志松表示,这显示出反垄断这一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工具引起了高层重视。他进一步解释,过去12年,我国反垄断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不可否认地也在很多领域留下了空白,例如互联网平台经济就是其中一个代表。

如果说上个月征求意见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表明了执法机构对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的重视,那么此次中央则放出了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更高层次、更多领域地全面、深入展开反垄断的信号。这意味着,我国高层已经认识到,以金融为代表的一些领域的垄断现象已经对我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产生了影响,亟需发挥《反垄断法》的作用予以纠正。

除此之外,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明确要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以及“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说明国家将在打破自然垄断、打击行政垄断,以及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等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反垄断工作。

互联网迎强监管

自2008年《反垄断法》生效以来,尚未有大型互联网企业因为垄断问题遭到监管部门的处罚。“过去12年里,我国互联网行业涌现出大量应依据《反垄断法》事前申报,但未申报的并购案以及组建合营企业案。”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刘旭表示,这些经营者集中,事实上超脱了反垄断审查的约束。如此,让那些自身体量大的头部企业,获得了大量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控制权或者共同控制权,并通过它们的上市获得巨额投资回报。

如果无序扩张,将带来什么影响?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互联网平台具有非常强的一个双边市场特征,容易形成较高的市场集中度,可以视为一定程度上的自然垄断。当前的互联网巨头,业务边界越来越广,蔓延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各条线上,一定程度上对竞争有阻碍作用,同时在数据安全方面,也存在着很大隐患。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互联网巨头的核心资产,具有强大的竞争力,这也对中小企业而言,形成了不对称的竞争。互联网行业在不断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向传统行业渗透。由此,随着头部企业的用户数量越来越多,话语权加重,在资本市场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这也让外界日益担心,一些扩张步伐迈得太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会不会“大而不倒”以致难以监管。

多位专家表示,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出台与执法行动,意味着中国互联网反垄断强监管时代的到来。今年11月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央网信办和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联合召开规范线上经济秩序行政指导会,包括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京东、字节跳动、快手、滴滴、微博、拼多多、美团、饿了么等27家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出席会议。4天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对不公平价格行为、限定交易、大数据杀熟、不合理搭售等情况进行了明确界定。11月30日,在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举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公平竞争审查等工作被提出。

《征求意见稿》对于互联网领域,特别是互联网平台有关竞争与反垄断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体现了监管机构改变过往“包容审慎”的态度,在互联网领域开展“科学有效”反垄断监管并着力维护广大平台消费者利益的决心,大型互联网公司在实施上述情形所涉及的行为时,受到执法机关调查甚至处罚的风险将显著提高。加强反垄断执法,实际上也是为了能够让巨头们受到市场竞争的约束,避免市场的手继续失灵,迫使‘政府的手’不得不骤然收紧。

巨头股价波动

强监管政策影响之下,资本市场也作出做应。《征求意见稿》11月10日发布后,当日,阿里巴巴、京东、美团、腾讯、百度的股价均呈现下跌趋势。其中,美团股价的跌幅最大,达10.50%。次日,阿里巴巴、美团、腾讯、三家企业股价继续下降,美团股价两日跌幅超过20%。百度股价波动相对较小,京东和拼多多的股价在11日呈现反弹趋势,其中,拼多多此后两日受第三季报提振,股价有大幅度上涨。类似情况在上述11月30日提到反垄断的会议之后再次出现。阿里巴巴、京东、美团、腾讯、百度的股价再次集体在当日呈现下跌趋势,美团股价跌幅仍为最大,达7.05%,阿里巴巴股价下跌3.04%,这两家企业的股价都在此后几日持续下跌。其它几他企业的股价则陆续有所回弹。上述企业在各自的行业都占据着相当的市场份额,呈现出一定的领导地位。在这两个涉及反垄断政策的时点上,互联网巨头股价的普遍下跌,可以看出资本市场对此做出了反应。

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2021年将强化反垄断工作。截至当日收盘,拼多多跌幅4.28%,收盘价147.74美元/股,上述其它企业尚未出现下跌。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巴巴盘后股价一度跌超2.5个百分点,而后回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示,股价下降,有公众情绪反应的一面,也预示有野蛮生长红利将要结束的一面,如果不遵守规则,形成垄断,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竞争效率下降,监管连日来的一系列举措将使享受了垄断红利这类企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它们的调整也需要一定的过程。

互联网巨头受到影响的另一面,则是对中小企业未来的发展带来的利好作用。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一系列政策规范了具有强大市场力量的平台的行为,增强了中小企业在大型平台面前的谈判力,保护中小企业免于大型平台反竞争行为的损害。同时,《征求意见稿》还引入了“必需设施”等理论,这可能会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多进入细分市场,更有效地参与竞争的机遇,共享互联网经济发展成果。

与国际接轨

在我国近日加强反垄断的同时,反垄断风暴也正席卷全球。今年10月20日,美国司法部对谷歌发起最大规模反垄断诉讼,这是2000年微软案以来全球最重大的反垄断案件。11月5日,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宣布,将在2021年初对数字平台进行反垄断执法;11月10日,欧盟认定亚马逊违反反垄断法,滥用“大数据”为自营产品牟利;本周,Facebook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各州检察院提起反垄断诉讼,或将面临拆分。

事实上,全球的反垄断实践早已起步。最早从北美开始,再到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以欧盟的反垄断执法机构为例,从2010年开始调查谷歌各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2017年才开出第一张罚单,随后在2018年、2019年又接连对其他违法行为作出处罚。连续三年对谷歌进行反垄断处罚,累计金额超过600亿元。从9年的执法跨度来看,这也意味着,对于互联网行业的反垄断执法需要一个摸索并逐渐加深认知的过程,例如如何开展定性分析、如何举证、如何设计整改方案等。应当说,随着互联网平台发展壮大,影响力逐渐及于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新型垄断行为不断出现,打击互联网巨头垄断已经是各司法辖区执法者共有的‘默契’。

在全球化竞争中,加强反垄断,不仅是我国建立开放经济体的需要,同样也是与国际接轨的需要,让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更加合规,竞争力更强。政府接连释放反垄断的信号,实际上也是吹响了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创业的号角,激励它们更多去海外市场拓展。

反垄断任重道远

针对近几年互联网行业频发的各种乱象,部分行业监管层面已采取一定措施。例如,对企业进行事后约谈,针对相关法律风险提出告诫,要求企业在食品药品安全、交通安全、未成年人保护、用户信息安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加强合规管理。但这些主管部门的监管存在滞后性,而且囿于执法资源瓶颈、处罚力度有限,只能规范部分个案行为,这难以让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重新受到市场竞争的有效约束。正如《征求意见稿》所言,反垄断执法应当转变过去在一些领域相对宽松的态度,与其他行业一视同仁地开展公平竞争监管。

对于强化反垄断的建议,我国应当加速《反垄断法》的修订进程,从法律层面对实践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回应,改进此前反垄断法在威慑力等方面的缺憾。主管部门、执法机构以及司法机关也应进一步完善反垄断配套规范体系,明确执法方向,强化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对政府行为的公平竞争审查,规制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提高执法透明度,是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执法的前提。”刘旭认为,大量的互联网行业是上市公司,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及时披露相关信息。例如,根据举报摸排、核实案源线索、正式立案调查、现场突击检查、召开听证会、就整改措施征求意见等,都应及时披露。如此,便于被调查企业及时向资本市场说明反垄断风险和个案进度,从而借助资本市场的压力促使相关企业配合调查、依法申辩。同时,应当扩大当前的反垄断执法队伍,提高效能,并且动员县市层级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能积极排查本地传统行业和互联网行业反垄断案件的案源线索,协助上级进行调查,避免因互联网行业强化反垄断执法,弱化了传统行业的反垄断执法。

具体而言,应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提升自身产品质量与服务,赢得更好的声誉和用户,也可以积极投资国家大力引导和鼓励的产业,例如新基建、“银发经济”等。

23省份反垄断工作座谈会召开,研究部署“十四五”反垄断工作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12月10日,部分省份反垄断工作座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23个省(区、市)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并进行了交流发言。此次会议总结了反垄断工作取得的成绩,并研究部署“十四五”时期的反垄断工作。

会议提到,“十四五”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新发展格局为立足点,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奋力开创反垄断工作新局面。

如何开创反垄断工作新局面?会议强调:一是要在执法办案上下功夫,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二是要在法治建设上下功夫,着力促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三是要在改革创新上下功夫,着力强化竞争政策实施。四是要在协同高效上下功夫,着力提升反垄断工作效能。

公平竞争制度是否完善、反垄断工作是否执行到位,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议题。中共中央11月3日发布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下称“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努力实现的主要目标包括“公平竞争制度更加健全”。

那么哪些行业垄断需要打破呢?“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到,“为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用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邓志松向记者表示:“这些需要打破垄断的行业通常是关乎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在过去,这些行业通常只能由国企经营,而此次从中央层面宣布改革,则释放出了国家鼓励能源、铁路等行业市场的主体多元化和适度竞争的信号,目的便在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供给侧的服务质量。”对于破除妨碍竞争的体制机制障碍,“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将“健全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

政策借鉴

北京市出台若干措施进一步促进社区商业发展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有关决策部署,深化“放管服”改革,鼓励商业模式创新,推动社区商业发展,进一步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更好地满足市民多样化、便利化生活需求,北京市商务局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社区商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若干措施》提出,一是完善品牌连锁生活性服务业企业“一区一照”证照办理流程,扩大试点企业名录,推进连锁便利店试行“一市一照”。支持相关条件成熟、有意愿的区积极探索推进营业执照与食品经营许可证“证照同办”和食品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试点,进一步优化市场营商环境。二是试点开展品牌连锁便利店“一业一证”。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区域对品牌连锁便利店试行食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多证合一”,统一颁发“行业综合许可证”。三是鼓励发展社区便民商业新模式,探索设立移动餐饮售卖车、智能厢式便利设施、蔬菜直通车等非固定网点,弥补空间不足带来的社区商业短板。四是推进落实“总部纳税、跨区分配”政策,继续做好“法人纳统、跨区分数”工作,更好地服务商贸流通连锁直营企业跨区经营。五是推进行政许可、日常监管、执法检查的标准统一,营造公平公正市场监管环境。

在鼓励融合发展方面,《若干措施》明确,一是鼓励连锁超市在社区新建直营门店,扩大连锁规模,支持超市企业创新转型,对电子价签、智能货架、自助收银等卖场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鼓励连锁超市开展农超对接,提升超市生鲜农产品冷藏冷链运输、安全检验检测水平,切实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二是鼓励电商、快递企业与超市、便利店、社区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等合作开展末端共同配送服务,支持共同配送网点信息化配套设施建设,提升末端配送集约化水平。三是鼓励发展“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支持集在线交易、信息查询、服务推荐、消费评价及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活服务类平台建设。四是完善便民商业服务配套设施,对照街区商业生态配置标准,补齐社区商业设施短板。各区要在符合相关经营及权属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商业用房、腾退空间、废置自行车棚、空置场地等空间资源,设立快递末端配送营业网点、智能快件箱、社区便民店等便民网点。各区政府要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便民商业建设管理措施,对周边市民确有消费需求,但因各种历史原因无法提供房产证的商业用房、腾退空间等,由区政府或其授权的属地街乡政府出具同意意见,市场监管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

在培育区域特色方面,《若干措施》要求,一是在符合市区建设规划及户外广告管理要求的前提下,支持餐饮、便利店等企业自主设置具有企业个性特征、商业特色的牌匾标识。二是积极引导市级特色消费街区提升品质,突出街区在商业、产业、旅游、文化、建筑等方面特色,加强宣传推广,按照动态评估机制,定期组织第三方、专家学者、消费者、媒体进行全面评估,更新名单。三是支持特色小店发展,鼓励各区发展体现地方传统文化、城市商业风貌和独特风情,在市民中享有较高知名度和口碑的零售、餐饮等生活服务业特色小店,着力打造具有国际都市特点、北京文化特色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的“小店经济”。